作为显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获得长足发展，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丰硕成果。不过，文学编辑可能是个例外，它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究其因，恐怕主要有三：一是在传统文学史研究格局中，作家作品研究是主体，编辑从事的主要是幕后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二是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编辑主要做的是文字加工，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辅助性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易为人重视；三是在传统文学传播过程中，光环主要给了作家作品，媒体宣传很少会注意和认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文学编辑工作大量存在，且自成规模与体系。更重要的是，编辑在文学发展特别是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离开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既不完整，也不客观，更会颜色尽失。本文拟将文学编辑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看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其价值意义何在，有何规律性特征，特别是在新时代该怎样发挥文学编辑的功能作用，以便为文学发展、文化振兴、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编辑的流变与价值选择

　　对于“编辑”概念的理解，古今有别。在编辑出版史上，有一种观点，甲骨文出现后就有“编辑”，最早履行编辑职责的是卜筮官、史官、乐师。还有一种观点影响较大，认为有印刷术和出版业之后才有“编辑”。目前，多数研究中国古代编辑的著述，重点考察编订、纂修、注疏、校勘、辨伪、辑佚等相关工作，当时“编著合一”的现象较为普遍，编辑工作主要由作者完成。

　　近代以来，时代发展改变了“编辑”的定义，推动了编辑思想、编纂体例、编辑业务的演变和创新。报刊和新式图书出版机构在近代中国出现，催生了新的编辑角色、文化职业和编辑活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新型媒介机构兴起，不仅让出版物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也改变了知识、思想、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塑造了新的知识阶层及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编译所承担翻译、编纂、编辑、出版等职能，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编辑部的先驱，其运营方式与编辑理念为中国现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时代发展为编辑工作注入新内涵，选题设计、组织稿件、编创互动、宣传营销使编辑工作变得更复杂，也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编辑的主体性得到强化，编辑人员不同的价值观和实践原则外化为不同的媒体倾向与传播策略，进而塑造思想、文化、文学的格局与生态。

　　媒体是塑造中国新文学面貌的重要力量，推动了现代文学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作家的写作方式，影响了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与变迁。王富仁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吴福辉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时，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说起，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离不开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可见，报刊和新式图书出版机构拓展了文学传播空间，改变了文学阅读状况，为职业作家和文学编辑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编辑在幕后参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以文化理念与人文情怀凝聚编辑团队与作者队伍。《新青年》不仅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在编辑形式上也开风气之先，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编排，使文章清晰易读、层次分明。在编辑策略上，《新青年》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文化主张，主动设置议程，以专刊形式聚焦重大议题，开设“通信”专栏刊发编辑和读者往来信件，倾听读者意见，引导公众舆论。《新青年》是综合性思想文化刊物，文学所占篇幅有限，但它以破旧立新的气魄培育新文体，创造新风格，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在刊物上发表的诗歌，被认为“新诗第一次出现”。刊物开设的“随感录”栏目是“杂文”文体的孵化平台，随后不少报刊学习模仿，对现代说理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新青年》一度实行的轮流主编模式和编辑委员会制度，被一大批后起的文学报刊借鉴。现代编辑出版包含鲜明的文化创新与价值重构，在提高文化与文学传播有效性的同时，影响并重塑了国民的文化观念与精神生活。

　　不同媒介形态在编辑目标、编辑理念、文体定位上的差异，为文学发展带来丰富性和多样性。报纸副刊、文学期刊、文学图书在编辑周期、文体倾向、读者定位等方面各具特色。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和《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晨报副刊》的两位主编孙伏园、徐志摩在编辑风格、文学理念上明显不同。孙伏园在作家选择、文体结构和栏目设置上更加包容，他邀约和催促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经过更成了文学史上的佳话。徐志摩的编辑突出个人趣味，重点关注诗歌文体，将《晨报副刊》打造成“新月派”阵地。文学期刊能及时、立体呈现文学的最新进展，其优势在于培育新人、引领新风尚。图书出版更加综合，既可主动组稿，也能从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中选择出版资源，在文学传承体系中有重要地位。

　　文学编辑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家常因风格相近、身处同时代、具有共同地缘或学缘关系，被归入同一流派。现代时期，新媒介是孕育现代文学流派的重要平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等流派依托文学社团，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拥有多个文学阵地，并与其他社团或流派展开争鸣乃至论战。更多文学流派并没有自觉的主张，而是围绕某一刊物，经过一定的积累，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共同风格的文学集群。例如，因刊物名称得名的流派，包括“新青年派”“甲寅派”“学衡派”“礼拜六派”“语丝派”“论语派”“七月派”等。这表明文学编辑活动可吸引同道作家，起到凝聚队伍、形成风格、构建流派的作用。文学编辑对文学主张和理想的坚持，会形成稳定、可持续性的选稿标准，使作者群形成合力，在创作方法、审美倾向上自成一脉，促进文学流派的形成。成熟的文学流派与多样的文学风格是文学繁荣的标志，鲁迅、茅盾、林语堂等既是风格领袖，其文学声望和艺术道路具有示范作用；他们又是编辑大家，以独特的编辑实践回应时代关切，拓展作者群体，促进文学流派发展与艺术风格革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管理部门为提升编辑质量，建立并完善编辑制度，为编辑工作制定了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出版总署于1952年颁布《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对审稿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如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一切采用的书稿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特别重要的书稿须经专家审查和编委会讨论，并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为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设定发展目标、统筹规划发展布局，编辑出版的规划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并被纳入新中国历次五年规划。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建社后，每年都制定编辑出版工作计划。1958年，该社制定的五年规划以“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为编辑出版方针，包含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部分，列入规划的每套丛书都附有“编辑说明”和每本计划出版的图书的题目、作者与内容概述。关于“新创作”的选题标准，有这样的说明：“新创作选拔的目的，在于定期总结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和它所达到的高度，因之，选拔标准必须视创作界所达到的水平逐步提高；一般不宜太严格。但所选作品，客观上必然会起指导普及的作用；因之，必须善于在大量的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发现共产主义文学的幼芽，以显示我们文学发展的方向。”该社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新创作选拔本”和“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中，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老舍的《老舍剧作选》（选收《龙须沟》《茶馆》等4部剧作）等。以文学史眼光看，这些作品经得起考验，说明编辑规划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在新中国的文学制度框架中，文学编辑尤其是期刊编辑工作还得到中国作协的指导。中国作协于1956年、1980年先后举办两次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前一次关注的焦点是文学期刊如何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一次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出作品、出人才。新时期以来，《当代》《十月》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重镇，虽各有侧重，但相互呼应，共同推动现实主义文学多样化发展。《诗刊》1980年设置“青春诗会”栏目、《作家》《山花》《大家》《钟山》和《作家报》1995年联合设立“联网四重奏”栏目、《十月》1999年设立“小说新干线”栏目，以不同方式推介文学新人，推动了作者成长与文体发展。

　　网络媒介的快速崛起催生了媒介融合态势，为文学编辑带来新挑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榕树下、天涯社区“舞文弄墨”、起点中文网等文学网站，在摸索中建立网络文学编辑的秩序与规则。网络文学编辑处于匿名状态，他们在网络平台上与写手交流，偶与读者沟通，即便圈内人也对其知之甚少。在快速转换的媒介环境中，自媒体取消了编辑这一中间环节，文学编辑传统似乎难以为继。编辑工作对出版事业具有关键性作用和全局性影响。编辑人才是出版事业最直接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文学出版事业史可被理解成文学编辑的精神史与生命史。文学编辑的成果大都是集体协作的结晶，有些研究者在考察一本文学期刊或一个出版机构时，会特别留意其编辑理念和意图的呈现。主编或社长在编辑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普通编辑群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为文学出版事业出谋划策，通力合作完成出版流程，助推文学精品面世。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编辑把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读者的责任、对文化发展的使命熔铸在生命之中。像萧也牧、张羽、王仰晨、龙世辉、崔道怡、孙犁、王笠耘、章仲锷、谢泉铭、张贺琴、脚印等人，都在平凡的编辑岗位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凝聚和灌注了文学编辑的精神印记与思想理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发展的蓝图是由作家和编辑共同绘就的。

　　文学编辑有专职型和两栖型两类。专职编辑心无旁骛，其中不少人有写作才华，发表过作品，但为做好编辑，主动放弃自己的写作，以帮助作家写出优秀作品为职业理想。两栖型编辑是创作与编辑兼顾，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普遍现象。一大批作家都是著名编辑，从鲁迅、茅盾、郑振铎、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巴金、丁玲、冯雪峰，到赵树理、萧也牧、韦君宜、秦兆阳、孙犁、臧克家、何其芳、马烽、西戎、王蒙、冯德英、从维熙、陆文夫，可列出一长串闪亮的名字。“编创两栖”现象的起源，跟近现代的文学媒介发展密切相关，当时文学领域的出版社、杂志社规模较小，创办者不得不自编自写。在当代文学体制中，各级文联、作协系统的出版机构与文学期刊一直重视从作家中挖掘编辑人才，借以提升编辑队伍的专业素养和行业认可度。

　　作家型编辑在编辑和创作领域都留下了深刻印痕，有力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不少文学研究往往将编辑身份从作家身上剥离开来，将之视为可有可无的累赘，没有将文学编辑视为作家成长及文学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文学研究与编辑出版研究中，“编创双栖”现象很少被作为重要问题提出，进行综合考察的成果更少。事实上，不少编辑家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编辑实践是相得益彰的。以秦兆阳为例，他以评论家的洞见提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他的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和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都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表现出在克服困难过程中不断壮大的人民力量。这与他编辑、评论和创作的相互融通、共生共长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编辑以及文学编辑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是随着时代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而变动的。从历史进程看，编辑特别是文学编辑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得到高度重视，当然，编辑的分工也愈加明确细致，具有系统性、科学化、学科化特点。以往，我们普遍将文学成就归于作家，甚至锁定在独立和狭窄的文本上。其实，文学大厦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没有文学编辑参与、加工、引领的文学创作，不要说文学精品，就是普通作品的问世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学编辑本身具有的多重角色以及幕后工作性质，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它将作家、作品、世界、读者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具有深入研讨的巨大价值空间。

　　二、文学编辑要“编辑什么”

　　编辑并非被动地坐等稿件，也不局限于案头的加工优化，而是要对“编辑什么”有清晰的判断和主动的规划，对“不编什么”有明确的标准，这就需不断做出选择。选择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遴选作者、组织稿源都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编辑选择不仅影响作家队伍的构成，还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品质和风格。编辑谁的作品，编辑什么作品，在选择背后体现的正是编辑的价值标准。笔者认为，编辑是一门发现的艺术，在茫茫人海中发现好作者，在汗牛充栋的稿件中发现好作品，在众声喧哗中发现新的审美元素和新的思想火花，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

　　首先，要努力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发现和培养新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史上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所谓发现的艺术，就是不以一时得失作为判断依据，不以静止、固定的标准作为衡量尺度，而是注重发掘年轻作者的内在潜力。对于面向未来的文学编辑而言，“发现”是一种动态过程，他们善于从不完善、不成熟的创作中捕捉新动向和新变化。文学编辑对文学新人和文学新因素的发掘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叶圣陶在编辑《小说月报》时，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丁玲的《梦珂》，刊于《小说月报》重要位置；随后，又在头条位置陆续推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等作品，还把丁玲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推荐给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还将戴望舒的《诗六首》发表在《小说月报》，其中的《雨巷》为作者赢得“雨巷诗人”称号。

　　文学编辑以发现新人为乐，不仅促动年轻作家成长，也营造了一种良性氛围，构建了良好的文学生态。巴金感念叶圣陶的发现：“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他说，叶圣陶总在紧要关头关心自己，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基于此，巴金做编辑时也坚持从无名作者中发掘人才，从1935年11月至1949年6月，他主编的“文学丛刊”共出版10集，作者绝大多数为正在成长的文坛新锐，出版处女作多达36部，为当时文坛发掘了新生力量。其中，何其芳的《画梦录》、卞之琳的《鱼目集》、汪曾祺的《邂逅集》等，在当时都属于年轻作者的作品。

　　巴金的编辑品格影响了很多年轻编辑，使更多处于摸索阶段的文学新人得到帮助。从维熙复出文坛的首部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于《收获》1979年第2期，曾被退稿的《远去的白帆》经巴金亲审后发表于《收获》1982年第1期，这两部作品都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从维熙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时，把巴金的精神传递下去，从1985年11月到1997年3月，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共推出13辑64位作家的处女集，其中包括阿城、莫言、刘索拉、马原、徐星、洪峰、刘震云、池莉、格非、阿来、陈染、迟子建、吕新、北村等年轻作家。从商业角度看，“文学丛刊”和“文学新星丛书”的经济效益可能并不突出，但是从理想的文学事业角度来看，它们均彰显出文学编辑对新人新作的关注和扶持。

　　其次，发挥编辑主体性，通过策划组稿强化内容创新和引领作用。文学编辑不可被动等待，应当以主体性和创造性开展工作：制定详细的编辑计划，根据预定目标遴选合适作者，积极组织文本的写作，促进作品传播。编辑虽身居幕后，但在文学意义的建构与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茅盾执笔的《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编者勾勒出新的文学蓝图，“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热切呼唤“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以共同价值吸引作者，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林语堂1934年4月创办并主编《人间世》，刊物封面印有“小品文半月刊”字样，编者以推动小品文创作为明确目标。林语堂在选择作者方面采用多元化和包容性策略，作家唐弢、阿英、徐懋庸和历史学家简又文、文学翻译家李青崖、哲学家全增嘏等人都被接纳。都市文化发展催生了小品文的繁荣，参与创办并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林语堂顺应时势，在探索中拓展小品文文体及其艺术空间。

　　专题栏目、期刊专号的策划和丛书选题的设计有较大难度，是编辑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与单篇文章相比，期刊专号和专题栏目能明显提升内容的关注度，围绕一个中心主题，以集中推出的方式凸显重磅内容。《钟山》1982年第3期开办的“作家之窗”栏目，同时刊发入选作家的新作、创作谈，并邀请评论家撰文对入选作家进行评论。后来，这一栏目为杂志引来大量著名作家，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地位与影响力。该刊1989年第3期开设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采取创作与评论互动的形式，推动了新写实小说的繁荣与发展。与单行本相比，丛书最核心的价值不在出版规模，而是对内容广度与思想深度的追求，且具有连续出版空间，为后续编辑出版提供丰富的作者资源。20世纪90年代，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她们文学丛书”等大型文学丛书扩大了出版社知名度，提振了文学市场，同时彰显出编辑对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

　　成功的组稿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细节，为文学生产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活力。在宏观层面，组稿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1917年，陈独秀托钱玄同到绍兴会馆向正在抄古碑的鲁迅（周树人）约稿，促成了《狂人日记》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实行编辑包片制，使负责当代文学的编辑能及时掌握分管区域内作家的动态，约稿更有针对性。1973年隆冬，分管西北片的何启治到西安组稿，约请陈忠实写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直到1992年，何启治才收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为表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派高贤均和洪清波专程到西安取稿，陈忠实对两位编辑说：“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如今，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已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编辑向某位作家约稿，看似一般的工作流程，却能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学眼光、敏锐的艺术判断力和过人的胆识。特别是编辑发现那些默默无闻却很有潜力的作家，约请和帮助他们写出有分量的佳作，助推无名作者成名成家，这对于文学新人的成长功不可没。这些都要求编辑具备综合的素质和能力，在约稿之前做足功课，如了解和熟悉作者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与创作情况，能够整体把握文学发展态势，结合时代发展确定组稿内容和选题方向，敢于推出新颖独创的文学力作，等等。当然，编辑组稿也离不开人际交往的支撑，只有善于和作家打交道，沟通顺畅，才能取得信任并建立深厚友谊，使作家愿意将心血之作托付给编辑。作为文学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和文学发展的一种变量，组稿体现了编辑的主体性和独到功夫。这些因素参与了文学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史的内在构成与发展状态。

　　最后，卓越的文学编辑以深厚的人文情怀作为审美标尺，提升大众的审美格调，抵制庸俗趣味。负责任的编辑深知拒绝的重要性，在确定“编辑什么”时，必须明白“不编什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编辑以文学为信念，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凝聚艺术力量，用审美化育人心。鲁迅一直关心青年作家，他将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推荐给杂志和书店，结果处处受挫，1931年在给孙用的信中说：“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我现已筹定款项，决于本月由个人付印一千部。”他创办《莽原》扶持青年作家，既为改变缺乏活力的文坛状况，也为抵制编辑出版界唯利是图的风气。当然，编辑也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但应将赚钱与文学精神相结合。可贵的是，不少编辑倾注毕生心血，自觉承担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1931年，郑振铎等人主编的《编辑者》创刊，在“发刊词”中强调：出版从业者应担负重要责任，“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

　　要提高编辑质量，必须堵住人情稿，做到稿件面前一律平等，只认文不认人。如果编辑无法抵挡人情对选稿标准的干扰，就容易催生不良的文学生态。路遥和海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路遥担任《陕西文艺》和《延河》编辑时，经常给海波退稿。在写给海波的退稿信中，路遥不藏不掖，明确指出稿件的问题：“《芳芳》一稿看来内涵不深，有做作的地方，结局牵强，不好用。”路遥劝说海波“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收心务正，只有保持庄严的心境，才可能进入庄严的工作，也才可能取得成绩”。在路遥的督促与鼓励下，海波的创作不断进步。对编辑和作者而言，建立在共同文学理想基础上的情谊才能持久，才能有益于文学事业的发展。

　　文学编辑在选稿过程中，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自私的，也不是没有底线要求的，更不是没有根本原则的。它实际上对编辑特别是优秀编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新人的成长，文学新作的发表，文学潮流的生成和发展，文坛风气的维护，既需要文学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对文学理想的坚守，也需要成熟的文学制度的保障和广大读者的支持，还需要文学编辑的努力、推动和引导。文学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对文学价值的审美判断。坚持严格的价值标准，是编辑的文学理想、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的体现。文学编辑通过对作家作品的优选，形成导向作用，既影响文学创作的风尚、思潮与生态，又影响读者的时代感、社会感、审美趣味与艺术追求。因此，不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文学理论研究，都不应忽视文学编辑的巨大贡献。

　　三、文学编辑该“怎样编辑”

　　怎样编辑文学作品？怎样让好作品写得更好？这是文学编辑需考虑的重要问题。精益求精是编辑的使命。内容是传播的基础，高质量的编辑工作可提高文学品质，进而扩大作品的传播。编辑是职业读者，既要调动自己的文化积累与艺术素养衡量作品的优劣，还要站在目标读者角度对作品内涵与形式做综合判断。与普通读者不同，编辑在守住底线时，还要有包容心，不放纵自己的个人偏好，不排斥那些不符合自身趣味的佳作，接纳锐意探索又有不足的作品。同时，编辑也是一门创新的艺术。文学编辑以独有的创造力，帮助作者寻找贴切、有效的表达方式，让作品得到更好的艺术呈现。文学编辑该“怎样编辑”，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以创新举措开创新局面。创造性编辑活动敢于突破陈规，打破思维定式，摒弃习惯做法。编辑要推陈出新，必须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不能按部就班和随风起舞，还需对不断演变的文学走势做精准判断，敢于以前瞻性思维引领文学航向。1949年6月创刊的《长江文艺》，从第2卷第1期开始发起“长江文艺通讯员”工作。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将作者队伍建设与文学普及工作结合起来，拓展了编辑工作的视野与格局，加强了文学期刊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将杂志办成了一所对工农兵作者进行免费文学教育的学校。《长江文艺》是新中国文艺通讯员制度的奠基者，这一模式后来被文艺报刊广泛采用，对编辑制度建设和文学普及工作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在与时代的密切互动中，开创性的编辑实践以改革精神激活文学的潜力。编辑对文体发展趋势的敏锐判断与有力促进，能为文学文体的发展创造机遇。《十月》在1979年第1期设立“中篇小说”栏目，发表了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和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1981年第1期，该刊发表了4部中篇小说，“加强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中篇小说版面”。《收获》1979年1月复刊，在第2期设立“中篇小说”栏目，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7—1980）共评出15部获奖作品，《收获》《十月》分别有6部、5部作品获奖，两家刊物在这一文体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两家刊物作为主推中篇小说的领头羊，发表的优秀作品及时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并且引领后起的文学刊物，共同开创了新时期中篇小说百花竞秀、奇峰迭起的繁荣局面，大幅提升了中篇小说的文体地位与文化影响力，建构起新的文体格局。

　　其次，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学精品。在从稿件到成品的流程中，精细化编辑能大幅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在“红色经典”创作与出版过程中，编辑的深度介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红色经典”大都有鲜明的亲历性与自传性，作家写的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但有些作家学历不高，有些作家对创作规律比较隔膜，编辑以无私帮助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与创造能力。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在写《草原烽火》时，用蒙语构思、汉语写作，常词不达意。他不知道“凝视”一词，就用一百多字表达，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责编唐微风与作者面对面，逐字逐句改，将篇幅压掉近10万字。曲波对《林海雪原》修改了一次，感到力不从心，主动请出版社提供帮助，编辑龙世辉用三个月时间进行深度加工。梁斌写出《红旗谱》初稿后，油印了一部分，征求各方意见，反馈意见多是负面的。张羽等人知道此事后，专程拜访梁斌并带回稿件。张羽初审后认为，稿件有较好的基础，虽比较粗糙，却是“可以改好的”。张羽根据审读报告草拟了一封长信，提出详细修改意见。作者修改后，编辑吴小武又对全稿进行加工润色，与作者协商定稿。《红岩》的创作与编辑一波三折。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的《圣洁的血花》1950年出版。1956年，三位作者按重庆人民出版社的约稿要求，在《圣洁的血花》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结果，稿件达不到出版要求，成了废稿。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两度进京，与编辑张羽朝夕相处，在《禁锢的世界》基础上五易其稿，前后花了近一年修改定稿，这就是《红岩》。经过编辑呕心沥血打磨，这些作品不仅行文规范、表达流畅，且具有穿越时代的魅力。在将残稿、废稿打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文学编辑辛勤付出，他们是铸造文学经典的幕后英雄。

　　再次，为文学经典化铺平道路。文学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文学编辑是促成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力量。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新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学编辑史角度看，这套丛书的编辑并非简单、被动的加工，编者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探索具有创新性的编辑方法。赵家璧集结新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理论家，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就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做了扎实的史料整理与编纂工作，为后来的新文学史书写搭建了总体框架。这套新文学的作品集独创一格，将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郁达夫、郑振铎、朱自清、洪深、郑伯奇、阿英发动起来，请蔡元培撰写丛书总序，请这些大家回望自己亲历的新文学洪流，其编辑行为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鉴往知来，这套丛书保存了一段新文学家集体的文学记忆，是照亮新文学后续发展道路的精神光束，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价值参照。

　　改革开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1937—1949年、1949—1976年、1976—2000年四个阶段的系列丛书。续编者参照赵家璧制定的编选思路与编纂体系，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任各分卷主编，并根据时代发展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譬如增设“电影”“报告文学”“杂文”等分卷，将小说细化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丛书以代表性作品为线索，梳理新文学发展演进的脉络，对其文学成就进行阶段性总结，不同时段相互贯通，汇合成内在逻辑基本一致的整体性文学谱系。数代编辑传承有序，锲而不舍，披沙拣金，以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编纂实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反复筛选的过程。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人民文学》举办。而中国作家协会之所以创办《小说选刊》，就是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遴选初选篇目，茅盾在“发刊词”中强调：“为评奖活动之能经常化，有必要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作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1997年，首届鲁迅文学奖开评，评奖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直属的刊物承办，《小说选刊》负责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负责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负责报告文学奖，《诗刊》负责诗歌奖。文学奖是检验编辑质量的重要尺度，不少文学报刊与出版机构也设立了各种文学奖项，期望以评奖吸引优质稿源，提升编辑质量。在当代文学评奖史上，编辑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作家作品赢得重大奖项，可以提升自身信誉度，积累象征资本，在经典化过程中领先一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各种选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丛书，以及联合其他出版机构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都体现出一种优中选优的经典化意识与穿越历史的艺术眼光。

　　在经典化过程中，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是决定因素，但一代代编辑的共同努力不应被忽略。编辑以各自的方式丰富、发展了具有经典品格的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内涵。他们立足本职岗位，通过锤炼打磨作品、编选重要选本、促进作品传播等方式，促进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

　　最后，促进作家成长。编辑对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当作者松懈时，编辑加以鞭策，督促其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当作者自满时，编辑给以委婉提醒，督促其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编辑对作者潜力、才华的发掘与肯定，在作者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反复被退稿，后得到秦兆阳热情肯定。在秦兆阳的指导下，路遥进行修改，作品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说：“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并认为“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1981年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路遥约稿。编辑收到来稿《生活的乐章》（后改名《人生》）后，经过认真审阅，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重点指出“结尾较肤浅”，“加林一进村，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让给他，并且对他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感情”，“读过后感到很不自然”，主张“现实生活给予他这么重的惩罚，他应有所觉醒，有所认识”。路遥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专程到北京改稿，修改稿的结尾深刻有力，发人警醒，《人生》也奠定了作家的艺术地位。王维玲后来一直期望路遥创作《人生》下部，路遥在反复酝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构想。

　　文学编辑建构起一种独特的“过程美学”。文学编辑是寻找美、发现美、提炼美、欣赏美、传播美的审美过程。文学编辑的过程串联起文学创作与传播接受，成功的编辑过程是编辑和作者共同创造、相互激发的行旅。此外，编辑的贡献除了体现在出版的书刊或发表的作品上，还体现为对作者的陪伴与促进。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月兰》原名《最后四只鸡》，屡遭退稿，作者萌生完全放弃的打算。经编辑王朝垠的游说与力荐，小说最终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作者进京改稿时，就住在编辑家里，编辑给作者写了多封信，最长的写了满满十页纸，长达四千多字。文学编辑这一独特的“过程”既是“美”的，也是苦与乐并行的。编辑工作的辛苦在于，编辑需反复校阅审读稿件，提出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不断与作者沟通如何打磨稿件，其间来回往复、反复商讨、争辩说服，直至取得共识，很多时候也需亲自动手修改增删、加工优化。作者的废寝忘食、几易其稿往往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但编辑的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却常常深隐幕后而不被重视。不过，编辑也能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交友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因为参与加工、打造一篇篇作品，如同琢磨雕刻一件件艺术品，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性情和知识学养，从中获得艺术创造的兴奋和愉悦。与作者打交道，展开思想交流和艺术切磋，也是不断提升自我思想境界的人生乐事。无论对作者、读者还是社会，好的文学作品所带来的精神价值、文化意义和社会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长久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这给予编辑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也是促使其不断投入精力和付出心血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传统观念里，文学编辑常被视为缺乏独立价值，仅是一种依附性存在。在过程性视野中，编辑是文学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文学编辑建构并深化了创作、传播、接受之间的关联，为推动文学发展变化注入动力与活力。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曾被退稿，但《当代》杂志的编辑肯定小说“有新东西”，与作者商量修改方案。蒋子龙写《机电局长的一天》，“光是开头，编辑就逼我返工五次”。他形象地阐述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作家是锤头，编辑是锤把儿；作家是水泥柱，编辑是钢筋，光使劲不露面。编辑把自己的心血藏在别人的成绩里。”李国文对《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充满感激，他说：“编辑对于作者来说，也正是这样的摆渡人。他把你渡过了河以后，人们只知道你的作品和你的名字。但是没有摆渡人的努力，也许你永远站在河边踟蹰，而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

　　其实，要做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编辑，并非易事！除了一般要求，更有特殊条件，落实到具体编辑过程中，除了爱心、耐心、公心、奉献精神，还要有创新的能力水平，包容万有的胸襟，特别是高尚的审美境界与趣味。“怎样编辑”是文学编辑活动的核心环节之一，涉及做好文学编辑工作的理想境界与具体方法。创新编辑模式，打造文学精品，促进文学经典化和作家成长，这些创造性的编辑活动深度介入文学生产过程中，促进了文学创作、发表、传播、接受，具有无法取代的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中，编辑是文学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学编辑很多时候承担着设计师与组织者的角色。虽然编辑工作者常身居“幕后”，很少走上“前台”，但文学研究不能忽略编辑，否则就难以从整个文学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活动，也无法对文学创作、读者接受做出全面、客观的审美价值评判。

　　　四、文学编辑“为谁编辑”

　　无视读者的编辑肯定做不好编辑工作，但编辑不只是面对某个具体读者或某个阶层、区域的读者，而是为广大读者做事，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编辑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的思想境界、知识结构、业务水平都直接影响作品质量。成功的文学编辑工作，除了案头业务，更重要的是以文学为纽带，与作者、读者展开多向度对话，交流各自对真善美的体悟。巴金将文学编辑与出版工作视为“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种方式。在检视自己亲手编过的几百种图书时，他说：“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编辑是一门交流的艺术。文学编辑将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环节串联起来，用自己心血浇灌作者的花园，为读者带来思想的盛宴和美的享受，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首先，文学编辑工作是“为读者服务”的，与此同时，编辑也需“向读者学习”。一方面，好的编辑不能僵化保守，要勇于开拓，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满足新形势下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不能见风使舵，而应始终坚守独立人文品格。也就是说，为读者服务是为读者着想，真正关心读者，但绝不迎合读者。邹韬奋作为编辑界的楷模，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他主张：“我们对于读者的服务是要尽着最大限度的努力，是要竭思尽智，做到我们无法做得更好为止。”巴金以编辑身份写了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与许多读者成了朋友。他在编辑“文学丛刊”时，就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在为丛书撰写的广告词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成功的编辑实践可将读者塑造成作者，文学青年路易士、徐迟喜欢阅读《现代》杂志发表的诗歌，进而模仿施蛰存、戴望舒现代派风格的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编辑应向读者学习，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可从多方面为编辑提供精神养料。第一，读者可深度介入文学编辑活动，读者建议可帮编辑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精神境界。不少现当代文学报刊都开设读者荐稿栏目或其他信息交流通道，新时期初期的文学评奖都设置读者投票环节。《小说月报》1984年创办由读者投票确定获奖作品的“百花奖”，这种方式一直坚持了十五届，直到201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百花奖扩展为涵盖小说、散文文体的百花文学奖，评选方式改为读者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在现当代编辑出版史上，有很多热心读者给作者和编辑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使出版质量得到提高。孙犁1963年给一位高中生读者陈炜回信，感谢他指出《风云初记》重印本的问题，“高庆山是高四海之误”，并检讨“这次重印，这一部分我没得亲自校对，以前怎样错下来的，也不能详查了”。第二，读者的肯定和鼓励能给编辑动力和成就感。文学编辑家张守仁在编辑生涯中拆阅过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他为此撰文《我感谢读者》，说：“这些来信都是读者在激动心情下的诉说和宣泄。是这些宝贵的信件，滋润了我的心灵，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也督促我兢兢业业地把编辑工作做好”。第三，读者的独立见解激发编辑的思想火花。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常给读者回信，有些是解答问题，有些是与读者平等交流。读者谭国棠来信认为，《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茅盾回信从典型性格角度，肯定《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这封信及时肯定《阿Q正传》的价值。在给齐鲁侗的回信中，茅盾像跟朋友谈心一样娓娓道来，开篇认同读者对“准‘繁星’格的诗”的批评，进而针对分歧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主张“新诗当有格律”，否则就成了“白话写的旧体诗”。编辑与读者在平等交流中，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

　　其次，文学编辑是引导读者的文学教育工作。使读者在文学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改变气质与砥砺心志，是文学编辑工作的目的之一。高质量的文学编辑工作可弘扬优秀文化，引导读者树立正确价值观。张元济的《别商务印书馆同人》一诗写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以出版实践推进现代国民教育与开发民智，是张元济编辑工作的方向，也是现代优秀文学编辑共同的奋斗目标。鲁迅的《写在〈坟〉后面》对读者念念不忘，“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为此“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而鲁迅毕生的创作与编辑实践，其目标正是为了“对得起这样的青年”。

　　叶圣陶提出，其在开明书店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做的“就是老师们的工作”，目标是让读者“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因此，叶圣陶在文学编辑中既看重作品的文学性，也推崇思想性，通过出版好书提升读者的综合素质。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1月由夏丏尊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从1931年3月开始主持编辑工作，他邀请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林语堂、沈从文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为杂志写稿，这些名家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为中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知识与趣味，指导前途与答疑解惑。叶圣陶为杂志写了大量的《卷头言》《编辑后记》，与中学生平等交流，畅谈现实、思想、学术和生活，诚心实意和中学生交朋友。在编辑过程中，他注重发挥文学笔法的魅力，采用专栏与特辑的形式，妙趣横生地呈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知识。

　　文学编辑对稿件的选择和加工，应承担为文学教育把关的职责，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好的文学作品可温润人心与催人奋进。在价值观教育中，美好的文学阅读是学校和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文学作品以情动人，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感人，可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说教相比，文学作品在化育人心方面有独特优势，获得的效果也更好。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与作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生命对话，在共情中感悟理解，可加深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平凡的世界》的发表和出版经历坎坷，朴实笔法和慢节奏叙事曾被质疑，有评论家说“作品开头有些徐缓，其中有些章节读来有些沉闷、板滞”。因此，路遥对赏识这部书的文学编辑心怀感激：“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平凡的世界》问世的年代，创作界和编辑界都很看重形式创新的意义，力图满足读者追求新奇的需求。编辑对流行趣味的跟随，使文学形式的意义被放大，作品内在的价值倾向和思想内涵被轻视。在越来越多人试图“告别平凡”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倡导在平凡人生中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尽管越来越多作家操练花哨的形式游戏，但路遥坚持走自己的文学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平凡的世界》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纠偏作用。而从感染读者的角度看，这部作品也获得很大成功。《平凡的世界》对读者的引导和教育，一方面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意蕴，另一方面也与编辑对该书的认可与推介有关。可以说，文学编辑对优秀作品的筛选、加工、宣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引导读者功能的发挥。

　　最后，顺势而为，在多元互动中推动文学潮流发展，是文学编辑服务作者和读者的重要方式。编辑是沟通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设桥梁，也是文学与政治、商业、社会、文化之间的中介。文学编辑是联结文学内外的使者，将外部环境的要求、需求传导到文学创作环节，也借助文学生产对时代、现实做出回应，将文学内在的精神力量传达到社会各个层面。编辑建构了一种多向互动机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作者、读者进行有效沟通，协调各方关系，以便消除隔阂、增进理解、加强合作，推进文化建设。在从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过程中，文学编辑既要在编辑实践中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精神世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是推动作家不断提升的重要力量。作家、读者、编辑构成的“三边互动”，其实质是“文学与人”的多元对话关系。三者通过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合力塑造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文学编辑对文学潮流的推动与引领要水到渠成，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现实土壤，不能割裂文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人民文学》为主阵地的“百花文学”，小说、特写、诗歌、杂文、话剧等多种文体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当时《人民文学》封面百花争艳的系列图案，可视为“百花文学”的精神图像。以秦兆阳、李清泉为代表的文学编辑敏锐把握了奔涌的时代潮流，鼓励作家进行多姿多彩的书写，发掘新的文学魅力。崔道怡1977年向刘心武约稿，遗憾的是他写工人生活的《光荣》没能改好。但刘心武另写的《班主任》获得了崔道怡的高度肯定，认为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编辑流程中，作品传阅后引发不同意见，主持版面的副主编“把握不定”，最后主编张光年解除了一些编辑的顾虑，促成了小说及时问世，催开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朵报春花”。《上海文学》《作家》的编辑风格各有特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寻根文学的走向。《收获》1987—1989年连续编发新潮小说，推动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丰富与深化。

　　文学编辑必须尊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那些能扎下根的文学，才能不断生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在每一别立新宗的文学潮流背后，都能发现文学编辑的身影。他们以奉献和创造精神诠释编辑的内涵与价值。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笠耘为例，他与内蒙古小说家结下深厚情谊，他的长期努力使本来薄弱的内蒙古小说得到长足发展，“草原上的作家均把他称为内蒙古文学的‘保姆’”。他不厌其烦地让作家一遍遍修改，让作家在自我摸索中解悟。冯苓植的《阿力玛斯之歌》原稿有一个“雪崩”情节，作者非常得意，王笠耘却要他删掉，理由是内蒙古没发生过雪崩。王笠耘对内蒙古的文化和历史了如指掌，对内蒙古文学牵肠挂肚，对编辑工作的使命感已融入生命深处。在内蒙古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开渠引流的编辑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巨流。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在承接古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已建立起一种新传统。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是一条大河，文学编辑就是一个个摆渡者，他们不仅是创作、编辑、阅读的串联者，也承担推动文学创新和传承的使命，将创新和传承有机结合起来。在新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学编辑要充分利用新媒介的优长，对文学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发挥文学作品的“母本”优势，探索“跨界”与“破圈”的新路径，促进印刷媒介与新媒介有机融合。新时代的文学编辑要锐意进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建构新的文学形态，塑造更具活力的文学新格局。

　　如果说“编辑什么”是对编辑内容的筛选，“怎样编辑”是对编辑工作方式的选择，“为谁编辑”则强调的是编辑工作的服务对象问题。文学编辑只有置身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以优秀作品服务与引导读者，促进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沟通，推动文学潮流向前发展，才能充分践行自身承担的文化使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中，如果离开了编辑出版实践，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发表和传播、读者的阅读接受等环节都会受到根本性影响。文学编辑深度介入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在经典生成、潮流引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推动文学创新，以薪火相传的坚守传承历史文脉，以显在和隐在的方式全过程参与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中。

　　五、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意义及社会价值

　　如何看待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意义，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社会意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突破传统和不断发展的关键之一。

　　首先，文学编辑可成为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长期以来，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种越来越狭窄的认知误区，如形式批评将作品即文本视为唯一的文学存在，是一个独立系统，所有的意义都在其间；接受美学将读者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否认更多的因素介入。有人将文学理解得更宽泛一些，曾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说，这包括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事实上，这样的概括是有很大局限的，它忽略了许多因素的作用，其中就包括文学编辑的巨大作用。一部作品要经过构思写作、编辑出版和传播接受等复杂过程，编辑要给作品注入许多丰富内涵，这些都会使一位作家的作品获得远大于其本身的内涵与意义。表面看来，编辑好像是游离于作家、作品、读者以及世界之外的，其实却如盐入水般融进作家的创作，是须臾离不开的客观存在。优秀编辑是文学精品的发现者、组织者、策划者和培育者，为了让作家的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学编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不辞劳苦地反复提议、修改、打磨，成为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将文学编辑工作视为一种交流的艺术、发现的艺术、创造的艺术、完善的艺术，亦无不可。因此，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编辑是与作家、作品、世界、读者一样重要的要素，有时甚至比其他四要素更为重要，更具有丰富饱满的价值。比如，与读者相比，文学编辑是职业读者；与世界相比，文学编辑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牵引力、协调性；与作品相比，文学编辑是鲜活灵动的，可以修改、调整、润色；与作家相比，文学编辑可以进行引导、对话、批评、建议。总之，真正优秀的文学编辑要站得高、看得远、有思想、有判断力、执行力强，还要心胸开阔、认真负责、细腻、耐心、大公无私，希望作家作品变得更好，有益于国家发展和世道人心。

　　其次，文学编辑不仅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独特视野与方法。近年来，对于文学媒介与传播的研究逐渐升温，一些研究者也关注文学编辑工作的过程、功能与意义，但往往进行的是一种抽象分析，鲜活的编辑活动被符号化的媒体遮蔽。编辑是联通文学各板块的桥梁，要深入研究文学编辑，就不应进行孤立研究，把文学编辑从文学场域中分割出来，而应具有整体视野，考察文学编辑在文学生产流程中的功能与价值。应以文学编辑研究为重要线索，考察其制度变迁、思想发展、代际传承和历史贡献。应以重要作品的编辑为研究线索，考察作品的编创互动、版本变化、流传脉络。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文学编辑活动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编辑工作是文学史的见证，深度介入作品的创作修改和出版物的发行营销过程，将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环节串联起来，可谓功不可没。如果忽略编辑工作进行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不仅不能完整揭示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也会使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引入编辑视野，在创作、编辑、阅读的三边互动框架中，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评论都将变得更具现场感，也能更生动呈现文学发展的过程性与动态性。以文学编辑研究为方法，可深入发掘相关史料，突破一些盲点，加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动态研究，提升文学媒介、文学传播、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质量。在此基础上，不断开辟新领域，拓展新视野，更新学术观念、创新研究范式。从此意义上说，强化对文学编辑的研究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再次，通过对文学编辑的研究，可推动新时代编辑队伍的完善发展。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编辑起到了巨大作用，没有优秀编辑，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多经典作品。当前，文学编辑队伍虽然不断壮大，但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真正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编辑并不多，更不要说缺乏像秦兆阳那样的理论家型的编辑，当理论成为文学编辑的短板，文学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二是既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编辑的两栖式人才较少，直接影响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也很难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引领性和指导性。不要说达到鲁迅、巴金、林语堂的文学审美水平，就是像孙犁、汪曾祺、从维熙这样的编辑型作家也不多见。三是新媒介带来的文学生产制度的改变，导致不重视编辑和编辑工作。文学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网络文学使文学生产与传播越来越快捷，作家写得越来越快，作品篇幅越来越长，编辑功能被弱化，文学语言很多时候经不起推敲，编校质量问题频出，限制了作品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网络文学编辑的经纪人功能得到强化，而内容审核职责和文字编辑功夫则渐趋弱化。因此，在网络文学生产中，如何增强编辑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关乎网络文学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大局。而作家和编辑互动的弱化，则会影响创作的质量和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这对于网络文学长远发展极为不利。有人对此充满忧虑：“中国现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文学编辑传统眼看着有大面积丢失甚至丧失的危险。编辑的作用在弱化，现有编辑的职业态度、职业技能也在下跌。这或许是需要我们引起格外警觉的现实。”与文学编辑相关，整个编辑工作都不太受重视，编辑能力水平下降，这极不利于文化传播与文化软实力提升，也不利于现代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培育提高。

　　最后，编辑应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推动文学文化发展迈向新高峰。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习近平总书记既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殷切期望，那就是必须改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那么，何以会出现这一状况？以往，人们总是从作家角度来理解，这当然有道理，因为文学创作主体是作家，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文学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包括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当然还包括编辑在内的动态发展过程。没有优秀编辑特别是完善的编辑制度机制，只靠作家本人是没办法实现目标的。编辑在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的生成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即为明证。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文学名著都离不开编辑的积极参与、认真修改，最后才成为经典。这就为今后的优秀编辑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设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编辑队伍建设成长目标。这一任务在新时代变得尤其重要。文学编辑是如此，其他编辑也是如此，他们都肩负着促进文化发展、交流、传播的重大使命，不可对编辑及其工作有等而下之的误解。

　　文学编辑要准确把握文学流向，积极引导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风向标”作用。在打造文学精品和传世之作的过程中，应加强创作与编辑的深度互动，高质量的文学编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传世之作离不开慧眼识珠的编辑，优秀的文学编辑群体需要精雕细琢和以身作则，并带动作家坚守文学品质，激发作家的创造力，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新时代的文学编辑应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不负时代召唤与人民期待，推动当代文学繁荣发展。如果从文化自信、文明新形态建设层面来说，包括文学编辑在内的我国整个编辑队伍都应该立足高远、不负国家期待和勇于担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