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广泛的世界影响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在全球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时代议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与核心要义。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涉及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一般性的知识，而恰恰是要基于具有特殊性的经验实践来提炼具有一般性的知识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中国历史的纵深处和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挖掘中国何以如此不同的深层逻辑，形成描述和解释中国经验的本土知识。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挖掘中国经验蕴含的基础理论问题，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话，形成更具普遍性的一般知识。这两方面处于不同的知识抽象层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在自主性和原创性，需要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知识，即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本土问题，并为世界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实际上，自社会学引入中国以来，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就是历代中国社会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者立足中国经验，坚持调查研究与理论建构相结合，既借鉴吸收西方理论，又拒绝照抄照搬，提出了一系列关键议题与标识性概念，不仅尝试回答中国经验中的独特问题，而且致力于为全球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一般性知识，这些努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尝试以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的若干标识性概念和关键议题为例，展现中国社会学者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所作出的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展望。 

　　经济社会学作为尤为关注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核心关切是经济的演化与运作,包括微观的经济行为、中观的经济运行和宏观的经济模式等, 尤其聚焦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分析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社会现象的经济基础。经济社会学发轫于19世纪末的欧美学界,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古典经济社会学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新经济社会学两次高峰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低谷期。经此波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因此,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学术思想、理论流派、经典作品等都带有浓厚的西方社会学烙印。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虽然受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社会学复兴的影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缘起背景、研究传统、发展历程和研究发现。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引介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系,救亡图存、改良社会是彼时身处时局纷乱中的社会学者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初衷和使命。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社会学者围绕农村经济、工业化等议题开展社会调查,记录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催生了一批学术大家和诸多深具价值的学术思想。其中,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等都可以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学在缘起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早期的诸多研究表明,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传统。 

　　从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学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又迅速发展起来。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经济社会学者着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领域、关键特征和深层机理,围绕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开展了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和标识性概念。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学在资源配置、社会关系、产权界定、劳工群体、城镇化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理论构成了补充、挑战或超越，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探索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对西方资源配置理论的补充 

　　从亚当·斯密对市场调节的关注，到凯恩斯对国家干预的重视，西方经济学理论揭示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是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两个关键机制，并分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但中国社会学者认为，仅仅从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充分，因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都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转型会影响经济发展趋势和资源配置方向，这有别于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提供了理解现代化的新思路。李培林认为，西方的一些现代化理论普遍持有传统—现代的二元论观点，习惯将西方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代表，由此反推传统社会的特征，预设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泾渭分明。实际上，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分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完全决裂，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至少包括城乡和区域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和价值观结构等内容。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提出了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之外的第三种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机制。即社会结构转型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一经启动即会带来明显的利益和效果，形成一种巨大推力和无形压力，从而对经济发展趋势和资源配置方向带来深远影响；微观上，社会结构转型主要通过家庭经营、企业组织、非正式制度等基础性要素，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对市场的替代作用，不仅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且可以产生对创新和变革的驱动力量。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为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提供了清晰分析路径。第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经济体制转轨，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直接动因，二者的同步并行既极大促进了各种新要素的产生，也使各种新旧要素的摩擦和冲突相互交织。第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量是独特的，即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与巧妙结合。第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起点和路径是独特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既有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有乡村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呈现出双向运动的特点。 

　　总之，“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现代二元论观点，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为分析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从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两个方面看待资源配置机制的思路，明确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轨迹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而且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们深入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选择具有参考价值。 

　　二、“关系”理论对西方社会网络理论的推进 

　　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是西方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视角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格兰诺维特关于“找工作”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发现，弱关系比强关系在找工作中更有效，因为弱关系能提供异质性信息，他称其为“弱关系的强度”。而社会学者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表明：“弱关系假设”及相应命题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强关系的作用不容忽视；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并不局限于提供信息和资源；对“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网络层面，而需要深入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层面，这对比较中西文明的深层差异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提出“强关系假设”，对社会网络理论的“弱关系假设”构成了直接挑战。边燕杰发现，人们在求职中更经常的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工作；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都会被求职者用来获取掌管工作分配权的人物的帮助；间接关系是求职者通过中间人与最终帮助者建立的关系，中间人与双方都是强关系；使用间接关系而不是直接关系的求职者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工作；强关系比弱关系更可能成为求职者与最终帮助者之间的网络桥梁。“强关系假设”展现出中国社会中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维系人情和产生影响。 

　　中国社会学者不仅与西方社会网络理论直接对话，而且努力挖掘中国语境下的“关系”与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网络”之间的深层差异，揭示出“关系”与“社会资本”实际上对应着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基础。“关系”对应的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所对应的是个体本位的社会；“关系”具有多元属性，内含着行动者相互认可的规范和彼此之间的道德责任感；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选择具有突出的伦理特征；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网络结构，还植根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与家庭本位的观念基础。 

　　社会学者还明确提出“关系社会学”这一标识性概念，致力于推动关系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边燕杰看来，关系主义不同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国社会运作的重要特征；关系社会学既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也是“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思维方法论、研究方法论”。 

　　总之，“关系”理论挑战了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弱关系假设”，提出了“强关系假设”，突破了仅仅从信息传递角度来理解“关系”作用的分析思路，强调了“关系”带来的实质影响及其背后的熟、亲、信基础；突破了仅仅从“社会网络”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性视角，深入挖掘中西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基础，强调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涵和文化根源。“关系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进而理解不同文明的深层差异，是对西方社会网络理论的推进。 

　　三、“关系产权”“混合所有制”理论对西方产权理论的超越 

　　以科斯、诺思、阿尔钦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强调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产权界定的重要性，聚焦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产权界定的作用，强调清晰界定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即使巴泽尔等经济学家强调了产权难以完全界定清晰的事实和参与产权界定的多种力量，其理论也难以对中国的诸多产权现象提供直接解释。中国社会学者发现，诸多乡镇企业在看似产权不清的情况下依然实现快速发展，传统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上市、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大大增强了市场竞争力，由此提出“关系产权”“占有—经营—治理”“混合所有制”等标识性概念。 

　　1.关系产权：从外部社会环境来理解产权。西方产权理论强调“产权是一束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并由此分析产权清晰对经济行为的激励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周雪光提出“关系产权”概念，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认为组织的产权结构不一定是经济学家强调的独立权利，而是组织与外部其他组织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关系、谋求适应环境的结果。因此，产权模糊是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组织在让渡一部分产权给外部行动者时，可以获得更为丰富和持续的资源支持。 

　　2.占有、经营与治理：以更基础的概念刻画产权。刘世定认为，看似不清晰的产权在实际运行中并不模糊，往往在当事者中有着清晰界定，因此需要寻找比产权更基础的概念，才能对产权运作的实际状况做出恰当分析。他从“占有”概念出发，提出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分析框架，并据此对乡镇企业的占有形态及其社会界定机制进行刻画。在此基础上，渠敬东提出“占有、经营、治理”三重分析概念，认为乡镇企业是社会运行中多重因素和环节的交集点。周飞舟也强调，“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蕴含在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3.界定机制：产权的多重界定机制和动态界定过程。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强调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对产权界定的关键意义。刘世定提出产权存在多重社会界定机制,既包括法律认定、行政强制认定、官方意识形态认定等正式界定机制,也包括民间社会规范认定、特殊人际社会网络认定等非正式界定机制。折晓叶和陈婴婴的研究也表明,乡镇企业产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合约性产权,社区的社会关系性质决定资产聚集和分割渠道,具有维护社区产权秩序的作用,随着外部制度环境变化,这种产权处于“缔约—解约—再缔约”的动态界定中。因此，社会学视角下的产权关系,并非一些经济学理论设定的那种划分明确的稳定结构,而是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均衡过程。 

　　4.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西方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致命缺陷在于委托—代理问题，即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国有企业管理者难以最大限度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然而中国社会学者发现，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并不意味着国家持股一定低效，与传统国企不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产权多元化和公开上市带来的股东间的监督与制衡机制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大大降低，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更为重要。因此，应该把产权视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连续统（continuum），而不是对立的公有—私有两个类别。 

　　总之，“关系产权”理论突破了西方产权理论将产权清晰作为讨论起点的研究思路，将产权状态本身作为深入刻画的对象和亟待解释的因变量，明确提出了“产权是一束关系”的理论观点，从组织让渡部分产权以适应外部环境、谋求生存发展的角度解释了模糊产权的现象；“占有—经营—治理”理论通过寻找比产权概念更为基础的概念来描述和刻画实际的产权状态，超越了西方产权理论讨论产权模糊还是清晰的研究思路；“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了西方产权理论从“公有—私有”这种二分法来理解产权的分析思路，从产权连续谱的视角看待实际运行中的产权状态，揭示了混合所有制下良好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积极意义。 

　　四、中国特色劳工研究对西方劳工研究的推进 

　　中国社会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人群体和劳动过程问题，在马克思、布雷弗曼、布洛维等关于工人阶级、劳工群体和劳动过程的研究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不仅关注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再形成问题，而且揭示转型社会中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工研究。 

　　1.工人阶级再形成：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群体演变。中国社会学者为了描述和解释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群体演变，提出了“工人阶级再形成”概念。沈原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刚好处在两次大转型（波兰尼所言的第一次大转型和布洛维所言的第二次大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上，是全球化浪潮和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重要表征和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他揭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所呈现的独特起点、路径和效应。改革前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起点；改革后工人阶级再形成包括两个侧面和两种路径，即国有企业职工在国企改制背景下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老工人”，农民在城乡分割逐步打破后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工厂打工成为“新工人”；由此带来的阶级形成效应是，“新工人”和“老工人”的工人阶级意识、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和集体行动能力出现明显差异。 

　　2.农民工：城乡社会融合进程中的“新工人”。中国社会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工”概念，用以描述从农村流入城市务工的“新工人”，强调农民工群体有着丰富的社会属性。 

　　第一，从流动过程和机制来看，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属于“工人”，但其身份还属于“农民”，他们大多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有家可归”的乡土社会基础与家庭文化根基，发挥了社会保险的巨大作用。 

　　第二，从劳动过程来看，中国存在着连续谱式的“工厂政体”形态，既有“家父长制”也有“科层制”的组织方式和工作场景。根源在于，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不仅包括正式的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关系等因素。 

　　第三，从日常生活方式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交往圈子仍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因此形成了“浙江村”等独特产业基地和生活空间。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圈子、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等出现了新的变化。 

　　总之，“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理论，将中国劳工问题放在了全球化浪潮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双重背景下进行考察，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凸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不同于西方的起点、路径和效应。“农民工”的研究，突破了西方劳工理论局限于从生产和经济维度考察劳动过程的分析思路，将农民工这一“新工人”群体放置在城乡关系、乡土社会和家庭文化中来分析其更为丰富的社会属性，揭示了农民工独特的流动机制、劳动过程和生活方式。 

　　五、“中国城镇化模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突破 

　　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弗里德曼的二元区域结构理论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框架，这两种理论将城市和乡村假定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部门和区域空间，认为城市化是农业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不断集中资源和扩大空间并向乡村辐射拓展的过程。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表现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双向运动，包括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城镇化（1978—1994）、土地城镇化（1994—2012）和人口城镇化（2012年至今），整体上呈现出“接力式发展”的城镇化路径，这是对西方基于二元结构论的城市化理论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动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得益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也得益于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文化主体自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中国通过乡村工业化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道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乡镇企业工作，却依旧生活在乡村社区。作为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既有利于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促进农村的发展，也有利于缓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压力，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 

　　周飞舟的研究表明，在土地城镇化阶段，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他将这种模式概括为“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在这一城镇化模式中，增加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关键问题，由此带来了城乡关系的重要变化。政府主导与资本介入相结合，带来了“农民上楼”和“资本下乡”等一系列变化，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村庄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推进作用，呈现出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基于此，李强等提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存在七种类型。 

　　从工业城镇化阶段的“离土不离乡”到土地城镇化阶段的“离土又离乡”，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这个群体如何“落地”成为人口城镇化阶段国家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农民工的流动，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以家庭为考量、流动决策以家庭为单位；其流动方式随生命历程变化而变化，家庭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加强；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展现出“层级分流”“层级沉淀”的“落地”和“返乡”模式。 

　　总之，中国学者的城镇化研究突破了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二元结构理论。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城镇化的独特路径，强调城市化并不只有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城市不断向农村辐射拓展这一种路径，中国的城镇化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运动，呈现出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接力式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揭示了国家制度、乡土社会和家庭文化对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意义和作用机制，为大规模人口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却未带来社会失序提供了有力解释，以城乡融合视角突破了二元结构理论。 

　　六、“中国经济模式”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从重视市场作用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到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或结构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经历了关于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争论，也一直面临着如何更好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现象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同时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不过，即使重视政府作用，它也主要关注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共物品、基础设施等给予经济增长影响，较少关注政府内在的治理体制、激励机制，更少关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复杂制度安排。中国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模式的构成要素至少包括：行政发包制、锦标赛体制、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中国式政商关系与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等。 

　　1.行政发包制与锦标赛体制。中国学者概括出“行政发包制”与“锦标赛体制”两个概念来刻画中国特色的府际关系和治理模式。周黎安提出，自上而下的多层级政府之间是一种属地化的逐级行政发包体制，它既不同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也不同于纯粹的外包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形成独特的上下级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同时，他从横向府际关系角度提出“政治锦标赛”理论，并将纵向行政发包与横向晋升竞争结合起来，分析它们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激励效应。周飞舟将这种锦标赛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进行分析，提出“锦标赛体制”概念，认为这种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以高度集权和国家对重要社会资源的控制为条件，有利于推动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可能带来忽视长期经济效益等问题。 

　　2.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财政体制改革与地方发展模式。如果说锦标赛体制更多影响的是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力，那么财政体制则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动力。周飞舟认为，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制，这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呈现出“经营企业”的发展策略，这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重要制度根源；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迫切从预算外寻求生财之道，地方政府行为出现了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的转变。 

　　3.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与中国式政商关系。产业政策与政商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李国武发现，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创新体系，成功解决了高铁创新中的专用性技术投资激励问题和互补性技术能力供给问题，是中国高速列车产业创新成功的根源。各级政府通过兴建开发区、工业园区、高科技园区等方式，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周黎安提出“官场+市场”理论，用以描述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互动模式和经济增长机制。其他研究也表明，地方政府形塑了中国基层的市场活动环境和产业发展格局，由此形成一种类似增长联盟的中国式政商关系，这对构建市场体制、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 

　　4.金融化与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中国社会学者分析了中国独特的金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刘长喜等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国家在金融体系的权力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并通过财政金融化、外汇增长、土地金融化、利率双轨制等机制实现了国家能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呈现政府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国企资本化、银政分离制、分税制改革等都有利于中央政府投资能力的提高；地方政府则通过土地财政化和金融化等方式实现了投资能力的大幅提升。 

　　总之，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突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从一般层面讨论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研究范式，打开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黑箱”。行政发包制和锦标赛体制理论，从中国政府体系内部的纵向层级关系和横向竞争关系入手，揭示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激励制度；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机制；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中国式政商关系等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增长联盟中的关键角色；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金融体制在增强国家能力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汇集起来，展现了中国特色的“中央—地方—市场”关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系统化制度安排。 

　　七、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在总结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关键议题的基础上，我们试图提炼这些思考所共享的要素，揭示影响经济行为、经济运行和经济模式的非经济因素，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一）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的三种“元制度”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愈发自觉地梳理和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共性与差异问题，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制度、文化等要素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并基于这些独特要素形成观察分析中西方不同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宏观上，中国社会学者日益重视国家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由此围绕国家治理、官僚体制、政府行为等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分析方法，这是中国社会学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域，也是西方社会学研究较为薄弱的方面。微观上，中国社会学者回归到对“家”的关注，认为中国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性位置，家庭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有助于透视中西方社会的深层差异。同时，中国社会学者也努力为中国社会的“关系”正名，试图破除仅仅从工具性角度来理解“关系”的偏狭视角和方法，而将中国社会理解为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结构并附以行动伦理的关系社会。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认为，国家、家庭和“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三种基础性制度力量，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元制度”（meta institutions）。这三种“元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关键变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底层逻辑和现实根基。第一，中国的国家、家庭和“关系”都具有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历史文化的特征，其内涵与外延、结构与运行、实质与象征等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不同，构成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底色。第二，中国的国家、家庭和“关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制度逻辑被社会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既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切实影响着个体、群体和组织的行为，构成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载体和脚本。第三，国家、家庭和“关系”的搭配组合、彼此关联与相互影响，形塑着中国社会独特的组织方式、整合机制与精神气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资源动员和动力支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迸发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制度性力量的互补作用，从而形成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制度优势。 

　　三种“元制度”各有其核心制度逻辑。国家是指植根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当代中国官僚体制，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公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演进中，国家很少被视作基于社会契约，国家与社会也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彼此一体、相辅相成，国家被期待施行仁政、天下为公、顺应民心，百姓则向往国泰民安。一方面，官僚体制与民间社会之间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官僚体制与民间社会之间又呈现“舟”与“水”的互动关系。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百年屈辱历史记忆，使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国家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国家作为一种“元制度”，其核心的制度逻辑是通过强大的资源动员、整合与分配能力，主导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致力于化解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平衡难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好发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样的制度逻辑之下，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具有强烈的发展动力，始终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面临绩效合法性的压力。 

　　家庭是指作为社会细胞的核心家庭、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扩大化家庭（家族），以及形塑家庭成员关系的各种规则、规范和文化认知体系。在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家户制一直是乡土中国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既不同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庄园制传统，也不同于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村社制传统。”在传统社会，家庭不仅是生育和生活单位，更是重要的生产和经营单位，中国人常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济决策和组织生产活动。这种制度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依然延续，例如在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家庭经营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重要动力来源。总之，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元制度”，其核心制度逻辑在于家庭本位，即家庭是人生奋斗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代际之间呈现亲代抚育子代、子代又赡养亲代的“反馈模式”，家庭具有强烈的内生发展动力和代际之间的一体发展模式。 

　　“关系”是指以熟、亲、信为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形态及其背后的伦理规范，它不仅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的外推式、结构性、具体化的社会网络，更是一种关系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蕴含着家庭本位的文化理念和亲疏远近的行动伦理，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深层制度力量。传统的乡土社会因其人员流动性低、共享文化记忆等而构成稳定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亲属关系而生发、延伸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在人与人之间铺展开来，界定着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及其面对不同人的行为方式。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演进过程中，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的关系随着人口流动向更大范围拓展。“关系”作为一种“元制度”，其核心制度逻辑在于为每个人构建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化社会网络，并附以相应的行动伦理，不仅为个体通过社会互动来链接各种资源、寻求发展机会提供了可能，也成为人与人之间责任边界、心理期待、行为方式的一种界定机制和伦理基础。 

　　在三种“元制度”中，家庭对中华文明而言是更为深层的基础性概念，构成我们理解国家和“关系”的基础。正如费孝通所言，“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涵义极具伸缩性，小到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大到“天下可成一家”。整个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不同群体、区域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不同成员。由此，国家和家庭在认知上被连成一体。即国和家的构成原则是相通的，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一整套组织运行秩序，国家承载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公共责任。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并非纯粹的科层制，而是深受家文化和家族制的影响。近代以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组织方式，但家国一体的文化内核依旧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仅国家与家庭存在密切关联，“关系”本身也由家庭关系外推生成。与官僚体制相对应的民间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所连接的人所组成。而在诸多社会关系中，家庭关系是最为基础与核心的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身与西方有所不同，以个人为中心，由亲属关系逐步外推、扩展的关系，形成由己及人的差序格局，这是民间社会的基本构成原则。而且，同乡、同学、师生、同门等多种关系也被拟家庭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即使高度正式化的中国官僚体制，其内部官员之间也存在复杂多样的非正式关系，同时各级官员也因为亲疏远近的私人关系而与民间社会紧密连接。 

　　可见，国家、家庭、“关系”三种“元制度”在分析意义上并非平行，家庭处在更为内核与枢纽的位置，国家处在更为高阶与权威的位置，“关系”则处在相对附属和延展的位置。一方面，从家庭这种更具基础性的制度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独特互动方式，理解“关系”在中国社会为什么普遍、重要和具有渗透性。另一方面，从国家这种更具主导性的制度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无数分散的家庭和弥散的“关系”何以能够实现高度整合，理解中国近代以来从“一盘散沙”到“总体性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国家、家庭和“关系”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并存的，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既存在协同耦合的一面，也存在矛盾冲突的一面。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看到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整合能力；而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又可以看到家庭自下而上迸发出来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同时，这两个时期中，都可以看到“关系”对个人际遇、家庭发展、组织生存的重要作用。 

　　三种“元制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可概括为国家的主导性作用、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和“关系”的渗透性作用。国家的主导性作用更多体现在宏观、结构性的层面，即国家制定法律、政策等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通过直接或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开展经济治理，构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影响产权界定的规则、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经济行为的机会空间。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更多体现在文化性、精神性的层面，即“家”处于中华文明建构和维护的根基性地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伦理规范和文化信仰等在实际运行与演化中都深受“家”之制度逻辑的驱动和支撑。家庭本位影响着个体、群体、组织甚至国家行为的观念世界和信念来源，不仅为微观层面厂商、农民、劳工等千千万万奋斗者提供精神动力，而且为宏观层面家国一体的制度体系提供文化支撑。“关系”的渗透性作用更多体现在微观、运作性的层面，即由以血缘姻缘为纽带的家庭亲属关系向依地缘业缘维系的拟家庭关系延展，基于注重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建构个体行动的基本逻辑和伦理规范;它存在于各个领域，能够突破正式组织和制度的边界，构成真实世界中经济主体展开经济行为、寻求经济资源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机制。 

　　在三种“元制度”构成的制度土壤之上，现代经济的各种组织形式（市场、企业等）在中国社会的运行都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社会的组织存在不少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中国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但是中国社会却维持了长期稳定。究其根源，是因为市场深深嵌入由国家、家庭、“关系”所构成的多重制度网络之中，三种“元制度”构成了市场机制在中国运行的社会底座，国家的干预、家庭的支撑以及“关系”的绵延不仅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市场的活力释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社会的作用。基于此，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了市场的“政治—结构框架”等分析视角，对很多领域的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样，无论是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这些企业作为不同于市场的组织形式，在配置资源、开展生产、参与竞争、促进创新、提供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它们在实际运行中的产权状态、治理结构、劳动过程、政商关系、社会责任等，都展现出国家、家庭和“关系”的深深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与西方社会的经济组织往往“形同质异”。 

　　因此，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很难绕开中国社会的三种“元制度”。当市场、企业等现代经济组织形式与国家、家庭、“关系”三种“元制度”融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看到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从微观经济主体看，厂商、求职者等主体的行为深受三种“元制度”的影响；从中观经济运行看，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路径、城镇化的过程机制等与三种“元制度”息息相关；从宏观经济模式看，中央和地方的权责配置、政府的发展方式、经济的发展动力及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方式等，都与三种“元制度”紧密相连。总之，三种“元制度”对经济行为、经济运行和经济模式存在广泛影响和深度形塑，而且在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如社会分层、社会治理等）中也发挥着类似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层逻辑。 

　　（二）从底层逻辑反观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 

　　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可以看到，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深受三种“元制度”的形塑。宏观上，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启动力量，为社会结构转型释放了机会空间；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状态和趋势特征，也对国家的制度改革不断提出新要求，国家在市场效率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微观上，社会结构转型通过家庭经营的蓬勃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运作及农民工依托亲属网络的城乡流动等载体和机制来实现。换言之，社会结构转型并非无根之木和不受约束，也非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数量变化，它既源自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也依靠家庭、“关系”等自下而上的机制运行。 

　　在“关系社会学”理论中，也蕴含着国家、家庭和“关系”三种“元制度”要素。中国人的求职过程、企业经营等都深深依赖“关系”，“关系”可以突破不同行业、领域及体制内外之间的边界。从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亲属关系，到由此拓展而来的各种拟家庭关系，再到一般的朋友关系等，“关系”的强度逐渐递减，在个人求职和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和拟家庭关系是强关系的根基。同时，无论是在再分配体制还是转型体制中，国家都深深影响着关系网中的资源分布结构，决定“关系”运作的机会空间和可能边界，政府官员等也成为“关系”试图触达、依凭和影响的对象。 

　　在“关系产权”等理论中，不难发现国家、“关系”和家庭是理解产权之社会界定的核心因素。国家构成企业生存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外部环境，乡镇企业等对政府的排他性是软化的，乡镇企业为了更好生存通常愿意让渡一部分产权来获取政府的各种资源支持。同时，产权的实际运行深深嵌入“关系”中，乡镇企业经营者不仅与政府官员存在紧密关系，而且在业务拓展中需要运用各种关系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家庭更是产权运行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大邱庄的“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还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都显示出家族在企业产权界定和实际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在“工人阶级再形成”等理论中可以发现，宏观层面由国家开启的体制转型和设置的制度结构直接形塑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起点和路径，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特点及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使得工人阶级包括“老工人”和“新工人”两个部分，他们沿着不同的路径形成和发展，因而在生产、生活和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在微观层面，工人的生产、生活和观念又深受“关系”和家庭的影响，无论是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是其劳动过程与日常生活，都依托亲属朋友的关系而得以开展。对很多农民工而言，家庭是支撑其在外奋斗的精神动力，家乡是他们牵挂、参照、希望回归和有家可归的地方，这对于理解农民工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心态秩序、团结类型和阶级观念等至关重要。 

　　在“中国城镇化模式”的相关理论中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双向运动既离不开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蕴含着家庭和“关系”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工业城镇化阶段，乡村工业化既展现了家庭经营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在动员和整合资源方面迸发出的强劲活力，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在政策和资源方面的大力支持。在土地城镇化阶段，就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等城镇化推进模式而言，政府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制度支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确立的农村土地制度，特别是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是农民工群体既能“离土离乡”又始终“有家可归”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就土地城镇化的购房模式而言，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和代际关系是社会得以承受高昂房价的文化根源。在人口城镇化阶段，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体现了国家对城镇化道路的主导性，特别是对农民工群体和乡村未来发展的深层关切；而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分层沉淀”模式，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离乡—返乡”轨迹，都体现了家庭和“关系”对人的城镇化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经济模式”的相关理论中，国家的作用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中央政府在财政、金融、人事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配置结构，构成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框架，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形成了行政发包制、锦标赛体制、“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等，增强了国家能力。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架构下，“关系”和家庭也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围绕地区发展竞争，地方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和地方增长联盟，催生“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中国式政商关系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以乡村工业化为代表的早期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给予的机会空间，也离不开家庭和“关系”的力量，由此逐步形成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今天，在东南沿海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家族企业如何实现传承发展成为重要议题，这也表明家庭在中国经济模式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六个领域分别涉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微观（关系社会、关系产权）、中观（阶级再形成、城镇化模式）和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转型）层面，背后都能看到国家、家庭和“关系”这三种“元制度”的影响。不难发现，越是宏观、结构性层面，国家的主导作用越是凸显，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体制框架和机会空间；越是微观、运作性层面，家庭和“关系”的作用越是凸显，呈现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推己及人的延展性；越是中观、交叠性层面，越能够同时观察到国家、家庭和“关系”的交织影响，越可以看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和逻辑如何共同形塑着经济现象。 

　　上述六个领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侧面，它们虽然不是全部，但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深深嵌入国家、家庭和“关系”三种“元制度”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中，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起点、路径和样态；各个领域的现象汇聚起来，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深层社会基础。深入理解中国的国家、家庭和“关系”等“元制度”的内涵和作用，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何以不同，理解中国的个体、群体、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主体之间的连接机制与互动方式，进而从系统和整体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底层逻辑和现实根基。 

　　余论 

　　从这六个关键议题中，可以看到政府、企业、家庭、农民、劳工等多个主体的奋斗历程和行动逻辑，看到这些主体共同推动和演绎的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故事，以及共同勾勒出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图景。围绕这六个关键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都作出了重要理论创新。第一，从宏观层面看，“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行政发包制、锦标赛体制、“官场+市场”等概念和理论，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政府体制和社会结构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对理解中国多层级政府在转型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西方理论过于强调自由市场作用的观点形成了补充或挑战。这些概念和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力，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学对宏观经济社会现象的回应和驾驭能力，是对西方发展理论的突破和推进。第二，从中观层面来看，乡村工业化、工人阶级再形成、“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接力式发展”的城镇化模式等概念和理论，展现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独特演变路径和组织机制，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第三，从微观层面来看，关系产权、占有—经营—治理、混合所有制、关系社会学等概念和理论，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微观行动逻辑和深层运作机理，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全球社会学的一般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补充。 

　　社会学者基于中国经验在长期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形成的这些知识,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它们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相关理论概念的鲜明特点,又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照,对补充、推进或超越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现有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展现出中国社会学者为全球知识体系贡献一般知识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选择以这六个议题为线索进行梳理总结，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第一，在经济社会学的传统议题和前沿领域（国家、市场、企业、产权、劳工、职业、网络、产业、消费、货币、金融、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技术化、政商关系、发展模式、国际经济秩序等）中，本文选取的六个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已经成规模研究和集中讨论的议题。第二，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是一个“大经济社会学”的概念，因为中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受到政治、文化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度形塑，同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重要表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我国的经济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劳工社会学很难截然分开，这也是为什么本文的六大议题不仅关注企业、产权、社会网络等西方经济社会学关注的传统议题，也纳入了社会结构转型、城镇化、劳工研究、政府治理体制（如行政发包制、锦标赛体制）等议题的讨论。第三，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学者在这些领域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和创新性观点，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相对于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特色”和贡献。当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在其他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作出了不少贡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进行专门讨论。 

　　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创未来。我们认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若干重要现实议题，正在给中国经济社会学提出新的研究任务，同时也给社会学者基于中国经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以前述六个关键议题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为例，可以展望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探寻国家、家庭和“关系”三个底层逻辑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中的角色和作用。第一，从社会结构转型角度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仍在继续，很多新的因素也正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力量。例如，金融化和技术化的叠加融合趋势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一轮大转型，中国的平台经济、数字社会发展在全世界处于前列，有可能成长出新的超越和引领西方的经验和知识。这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国家如何面对这些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力量？如何在利用新力量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第二，从当代中国的产权实践来看，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产权实践变得越来越少，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的企业经营者转变为间接的金融投资者，以混合所有制为代表的中国式产权结构的特色越来越鲜明。因此，如何理解政府和市场在中国式产权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机制，以及这种产权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中国经济社会学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第三，从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来看，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主义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有着明显差异，这意味着两种文明的社会基础有很大不同。西方社会过度的个人主义已经带来了一系列困境，而中国社会基于家庭本位的关系主义，成为化解个人主义困境的一种可能方案。那么，新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本位和关系主义在发生什么变化，将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学未来不得不面对的基础问题。第四，从劳工研究来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平台经济的崛起，引发了劳动内容、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重大变化；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国有企业工人也出现了新特点，面临各种新的劳动体制和组织机制。国家将如何界定新技术背景下的劳动制度？家庭和“关系”在不同世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求职过程和城市融入中是否发挥着不同作用？这都是未来有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标识性概念的重要议题。第五，从城镇化模式来看，以土地财政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已经告一段落，新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存在何种特征？背后的推进过程和机制是什么？地方政府如何寻找新的生财之道？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将会出现什么新变化，家庭和“关系”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议题都需要中国经济社会学作出回应。第六，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复杂国际形势和激烈国际竞争，国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国家如何走向创新驱动，抢占芯片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一系列科技制高点？如何破解人口老龄化、环境约束强化等各种新的时代难题，力争引领第三波现代化发展浪潮？这都是中国社会学者亟待回答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也是未来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着力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  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