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1953年被取消的社会学等学科也按照邓小平同志“需要赶快补课”的建议得以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历程回顾中国社会当代进步的独特视角。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对40位社会学家口述历史的收集与分析，提出了将“个人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的主张，并由此呈现了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了社会学人的个人生涯，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实践。其实，通过“回溯个人生涯（biography）与历史以及这两者在某一社会中的镶嵌交织”来锻造社会学想象力，并由此理解人与时代的互嵌互构关系还有一条路径，那就是反过来考察研究者如何投身历史之中，回应时代挑战，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某一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这一路径不仅能够揭示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的依赖关系，而且能够表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或社会转型对提升包括社会科学创新和主体性确立在内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

一、社会变迁、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

　　与此同时，这场伟大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快速迈进。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充分改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个人机遇和生命历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可以说，任何个人、任何群体或任何一代人在这些年中的经历或变化，都可以成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程的写实性注脚。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H.Elder）在研究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影响时提出，那些因为重大危机和变化而产生的全民共有的集体经历，具备了从总体上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历史的解释力度。由此，埃尔德将“生命历程”解释为“一种由社会界定的并带有同龄标志的事件和角色模式，它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倘若如此，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里，中国人民因历史转折和民族振兴而产生的共享性集体经历，同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社会变革的意义和性质。为此我们能够相信：“一旦形色各异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始素材来使用，历史就会被赋予一种崭新的维度”。 

　　基于上述认识，201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我们开启了对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期能从学者们的生命历程及交织其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一方面追溯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大变革时代的影响与形塑；另一方面，借助他们的集体记忆从一个侧面记录与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及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历程。大体上，这40位社会学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境外兵团”的5位学者；第二类包括30位内地社会学家，除少数几位“文革”前或“文革”中上大学的以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在1977—1980年间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年考入大学的；第三类的5位学者大学前后的经历与大多数第二类学者相似，不同的是他们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后在美国获得教职，但却一直以各种“反哺”方式参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遗憾的是，因为岁月的流逝，当年受中央委托领衔主持社会学重建的费孝通，以及参与重建的吴文藻、雷洁琼、林耀华、王康、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及来自台湾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等已先后离世，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学生或同事叙述了解其生命历程与学术实践。与此相似的还有在最初的重建过程中，来中国内地帮助重建社会学的海外学人，包括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杨庆堃，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 Blau）、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赫伯特·海曼（Hebert Hyman），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罗马尼亚社会学家米哈伊洛·波波维奇（Mihajlo Popovic）等人。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不仅使得重建伊始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很快对接国际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不同国家与民众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 

　　在上述40位社会学人中，除了第一类在港台地区长大的5位学者，以及第二类中的苏驼、沙莲香和苏国勋，余下32位学者在青少年时代都有十分近似的生命历程和个人体验。他们在以不甚正规的方式完成中学教育后，除了更年轻的几位一毕业就幸运地遇上恢复高考，其余绝大多数都径直走向社会：有4位当工人、2位当兵、2位当中小学教师，其余近20位则在全国各地下乡或回乡务农。考虑到“上山下乡”一度曾是改革开放前年轻一代的主要职业选择，上述学者即使没有下乡，也因父母务农或当时频繁开展的“学农”活动，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我们可以称其为“知青”社会学家。同费孝通、杨庆堃等1949年前便投身社会学的第一代学人，以及1949—1979年间从港台地区去欧美留学、1979年后帮助大陆社会学重建的金耀基、林南、李沛良、杨中芳、叶启政等第二代学人相比，在时间序列上作为第三代学人的“知青”社会学家，虽然因“文革”的爆发耽误了继续受教育的时机，但一般都对包括农村及工厂在内的基层社会有着广泛了解。 

　　就本项研究而言，我们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之际，采集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料，是因为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口述史料还原这一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进而还原这些鲜活的个体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交融与互构。口述史的方法虽正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接得益于1948年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尝试和英国社会史学派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努力，但事实上早于内文斯近百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使用过口述材料。此外，“在他们更为直接的政治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的同时，也常常实质性地使用来自他们无以计数的通信者和访问者的书面和口头报告”。随后，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研究者，如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贫困研究、勒·普莱（Le Play）在欧洲工人阶级研究中，也都娴熟地使用了访谈及口述资料。当然，对社会学家来说，对口述史料的重视与对由此体现的集体记忆的关注相关，而这与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尤其是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倡导联系密切。 

　　哈布瓦赫证实，飘逝的过去之所以能够重返人们的记忆，与他们对这一历史的谈论休戚相关。但这种谈论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不仅要在经历了共同历史事件并因此具有共同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情感表现的同代人中才能顺利进行，而且在谈论中呈现的集体记忆从根本上说是依据当下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构的。这意味着，一方面，口述史及“口头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事件本身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这种“重建过去的意向在每个时代，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其重建有赖于在群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的过往历史中形成的集体记忆的框架。 

　　正因如此，罗伯特·贝拉等人认为，“可以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称为‘记忆共同体’……为了不忘记过去，一个共同体就必须不断地诉说自己的故事，诉说它的构成性叙事；在诉说过程中，它们提供了许多体现和印证共同体意义的典范性的男男女女。这些关于集体历史和典范个体的故事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则是一个记忆共同体的核心所在”。具体到本文重点论述的社会学重建后的“知青”社会学家或第三代学人，在过往的40年中，他们也常常谈起自己的老师和学科、自己的职业生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命运转折和生命轨迹、决定自己命运的人与事，以及因参与其间而获得意义感和集体认同的那些重要历史事件。许多人都会将学科重建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和时间节点视为自己生命历程的某种表征。当然，能够想象的是，基于生命时长的限制和人生体验丰满度的考量，社会学重建40年以及将来的第50年，都会是他们叙述欲望最强烈的时点，中国社会也恰在这个时段发生了迈向现代化的重大转变。 

二、从底层体验到学科训练

　　1.从丰富的底层体验获得职业意义 

　　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而言，其职业意义一开始就与底层体验或与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休戚相关。不仅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一直致力于在“巴黎工人”中寻觅“知音”，他们“构成了（他的）听众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致力于教育和唤醒无产阶级，将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与历史命运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1892年芝加哥大学建立社会学系时，首先关注的议题也来自因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移民、贫困和劳工等一系列底层社会问题。20世纪初社会学进入中国后不久，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与陶孟和就携手开展了北平人力车夫调查（1914）；随后出现了堪与美国春田（Spring Field）调查相媲美，涉及历史、地理、人口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的北京调查（1918）。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留学欧美的第一代社会学人陆续回国，一系列有关城乡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研究也相继推开。这场全新的社会学知识变革除了提倡思想启蒙外，也体现出“目光向下，关注平民生活，以‘到民间去’的口号为标志”的特征。而恰在此时，来燕京大学授课的罗伯特·帕克通过将费孝通等人带到贫民窟、杂耍人聚集的天桥，更是使他们“懂得了只有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才能发现真理”。 

　　如果说大多出身于士绅阶层家庭的第一代社会学家的底层经验，除幼时懵懂的乡村体验外，主要来自投身社会学研究后为改造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进行的社会调查和田野实践——费孝通主持的“魁阁”研究和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调查即使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也没有中断；那么1979年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的底层生活经验，则来自他们青少年时期便投身其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或做工、当兵的经历。1966年后，因高考取消，大多数年轻人都未能完整地接受正规的中学教育，更不要说大学教育。他们在高中毕业后或未曾毕业就奔赴各地农村、或插队落户或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极少数人留在城市。第三代社会学人的大多数也不例外，但在参加劳动锻炼、“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同时，却意外获得了后来对其职业生涯有所助益的对“中国农村的基层生活现实”的理解（边燕杰，993），以及与普通民众的共情能力。许多亲历者说，“农村的大多数农活我都干过”（王思斌，735；李强，368；马戎，504），迄今“手上的茧子还在”（边燕杰，991）。其实，即便是当工人，也大多做过基建挖掘、翻砂或扛大包等苦活累活（邴正，178；赵鼎新，1049；谢立中，765）；在军队的或上了雪域高原（张静，847）、或在消防队冒着生命危险救火（李培林，332）。即使几位因当时年岁较小而未工作的社会学人，也大多自小就跟着父母开始干农活（邱泽奇，559）。 

　　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招待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号召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经风雨，见世面”。1968年后，当1000多万知识青年从相对舒适的城市和单纯的学校来到贫穷的农村及同样艰苦的工厂和兵营时，他们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同时，也见了世面：对中国的国情及民众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并迅速成熟起来。在访问中许多人都说：“有快乐的童年，没有经历（青）少年阶段，直接成年”（谢寿光，791），他们中有许多人下乡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党团支部书记、大小队长。改革开放后，翻砂工赵鼎新考进复旦大学，接着考进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再后来去加拿大先后拿下生物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曾与以研究时间性擅长的同事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调侃：“你的年龄就是你的生理年龄，而我已经500岁了！”（赵鼎新，1048）确实，他从5岁跟随父母从上海到银川“支内”，到“文革”期间当翻砂工，再到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出国留学、执教海外，进而回国参与社会学重建……这一代社会学人在几十年中，以浓缩的方式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使他们的人生体验极其丰满。如果比较的话，大概只有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的暴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后一代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能够与其相媲美。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历了底层生活的艰难，也以各自的方式书写、反映了各自国家的民众生活与时代变革。 

　　2.土洋结合与多元杂糅的学术训练 

　　与他们丰富的底层社会经历相比，“知青”社会学人所受的学术训练堪称土洋结合、多元杂糅。土洋结合，是指他们最初的学术训练常常来自生活实践、日常阅读和社会学重建后各种不同形式的短训班、专业速成班，但后期则越来越正规，从在国内大学接受研究生训练、海外访学直至在海外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多元杂糅，则是指他们知识来源的多样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庞杂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直至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在其成长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那些中断学业甚至长达5—10年的学人来说，自然是巨大的人生代价，但命运的挑战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他们后来形成社会学想象力提供了某种机缘。比如，当年生产队长曾将珍藏多年的土改时的地契偷偷给边燕杰看，使他理解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就“断定农村改革会成功”（边燕杰，991）。再比如，周雪光也说，“在农村和乡镇政府做田野，基层干部和农民说的很多事情我一听都能明白”（周雪光，1127）；而关信平则笃信：“做多少次调查都不如（在农村）待过的两年”（关信平，228），这多少说明“具有最令人难忘影响的事件和变化都发生在同代人的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有意思的是，这一代人丰富的人生体验后来竟对他们美国老师的课堂教学形成过巨大压力。以中国研究擅长的魏昂德（Andrew Walder）就曾坦言，20多年前他在斯坦福教中国学生的中国社会相关课程时忐忑不安。为什么？坐在台下那帮中国学生，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讲一段中国，就足以让他下不了台（邱泽奇，589）。 

　　当然，单有体验及因相似体验形成的共情，还不足以产生抽象反思和理论提升的能力。社会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解释者，还与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不过，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第三代学人的学术训练却异常庞杂。他们既受益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接踵而至的“文化热”和“西学热”中，也都接触甚至迷恋过各种西方理论思潮。不过，他们最早的思考能力或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却基本上是在下乡或做工时通过阅读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所提倡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获得的。这一代学人中的多数都有在田间地头或轰鸣的车间苦读对年纪青涩的他们而言近乎天书的马列原著的经历。除了暗底下流行的“文革”前的小说或“手抄本”及各类“皮书”（内部读本）（沈原，629）外，可读的书不多，有《鲁迅全集》（李培林，330），也有反映农村合作化的《虹南作战史》（周雪光，1116）。还有许多人因阅读过父母配发的理论书籍，担任了农村“政治夜校”校长（边燕杰，992）、参加过“工人理论”小组（李路路，306）或辅导过工人阅读《毛泽东选集》（刘林平，417）。对理论的兴趣不仅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参加高考时选择哲学、经济学或国际政治专业，而且影响到其后的学术实践。 

　　社会学重建后，这一代人趁改革开放大势，以不同的方式先后进入这个刚刚恢复的专业。从各种专业进入社会学，除了一些偶然的机遇外，多数人都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直面真实社会”（蔡禾，206），解决城乡社会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进一步，“以专业领域为背景”，实现对在基层社会获得的“经验事实”的学术或理论转化能力（边燕杰，1014）。按照费孝通擘画出的“五脏六腑”之蓝图（包智明，152），中国社会学会等机构在杨庆堃等海外学人的帮助下，举办了一系列短训班和专业班，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1983年连续四年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三地举办的四届讲习班（李沛良，48—49；雷洪，286），以及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专业（修）班（苏驼，716）。讲习班时间短、人员背景不一，而专业班不但时长一年，且除旁听生外，正式学员是来自教育部直属高校四年级的43位77级本科生，这批人及后来南开大学的几届研究生，无论出国还是留在国内，大多都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因此为南开大学赢得了社会学重建之“黄埔军校”的美誉。 

　　南开大学在这43人毕业后，率先举办了连续几年内都异常火爆的研究生班。很快，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杨庆堃及李沛良等人在中山大学（蔡禾，207）开展了研究生教育。在国内的学科训练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批青年学人也在前辈的推荐下考入海外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课堂教学和攻读学位之外，包括导师的言传身教、学子或学术共同体间的互动以及课后的阅读都进一步推进了专业训练。比如，南开大学的学生会提及费孝通、布劳、林南、英格尔斯及富永健一的教诲（彭华民，536；宋林飞，655；张文宏，911）；87岁高龄的费孝通在邱泽奇1997年赴新加坡访学时，竟一字不错地抄写了三百余字的黄景仁《太白墓》相赠，以“应是鸿蒙借君手”做鼓励，希望弟子不负时代之托（邱泽奇，575）。能够娴熟地做定量研究的刘林平，其方法的训练完全来自与谢宇、梁在和边燕杰这些“捷足先登”的同龄人的交流（刘林平，435）；而国政系毕业生李强的社会学基础则源于读研时频繁“来往于人大和北图之间”（李强，371）的阅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完成了各自独特而多元的学术训练。 

三、改革开放：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1978年后，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在新时代里铺展之际，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最强音，而改革和开放也自然成为这一话语体系的表征双翼。这样的背景加上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性质，使其重建伊始便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其土壤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有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研究。为此，费孝通在第一届讲习班开场讲演中，就强调要建设“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苏国勋，691），并以其一贯提倡的实践性赋予其鲜明的“问题导向”（李培林，351；邱泽奇，589）。此后，因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腾飞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旧问题化解之时又不断有新问题浮现出来，为这门学科“提供了巨大的活动舞台，几乎有无数的课题要做”（李路路，301）。相比而言，即使发达国家的社会学，也“很少有像中国社会学这样这么广泛地参与各种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李培林，352）。如果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那么在随后40年里，社会学人的学术探索和话语实践，也以实现现代化为宗旨、沿改革和开放之两翼铺陈开来。 

　　首先，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一开始就集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转型实践之上。 

　　社会学甫一重建，费孝通就接续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倡导社会学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开展对我国的现代化能有所贡献的研究”。金耀基和李沛良等人以香港中文大学为枢纽，开始谋划、联络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于1983年举办了首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并在此后20年内连续召开八届。金耀基深信，社会学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在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上应有当仁不让的贡献”（金耀基，24）；并强调“每一个忠于中国的传统与将来的人都应该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行列中来”。在此背景下，在改革成为现代化推手的同时，开放则成了向发达国家学习的重要路径。反映在社会学研究中，与现代化相关的发展社会学成为重建之初最热门的领域。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十多年后便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与西方甚至苏东国家都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交织的“双螺旋”式变迁模式，旋即引起了社会学人的关注与阐释。人们注意到，就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除了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和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还有第三只手——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几乎浓缩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变革，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此后，有关社会转型的各种理论与经验研究蜂拥迭出，尤其是市场转型和包括中产阶层增长在内的阶层结构的转型，更是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热点议题。尤为重要的是，经过40多年的努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创造出“奇迹”的同时，作为“亲历者又是研究者”（邴正，194；边燕杰，1014）的中国社会学人也逐渐意识到，这一在发展理念、动力、优势与约束方面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或转型逻辑，应该也能够转变为理论资源，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基础。 

　　其次，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以城乡社会调查与研究为切入点，使得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几近成为一场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富民实践。 

　　1990年，费孝通在谈及自己一生的志向时，重申“志在富民”。他说自己之所以放弃学医，就是因为“自觉地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其一源于传统中国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二赖于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性质，其三归于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推动，费孝通的情怀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也十分自然地催生了后辈学人的学术信仰。正因为笃信“学术追求和富民情怀（应）是毕生志趣”（李培林，355），从巴黎归来的李培林才会遵陆学艺嘱，去山东陵县农村蹲点调查一年；多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做农民工研究的刘林平才会感叹：“出入会场，不如进入工厂”（刘林平，414）。纵观视之，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确实始终围绕着城乡社会的富民实践。 

　　几乎在社会学重建伊始，费孝通便沿着20世纪30年代在“江村”与花篮瑶的尝试，续写他一生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农村”，一篇是“民族”。在农村研究中，改革开放之初在山东陵县挂职、“实践的感觉特别好”（李培林，346）的陆学艺就通过为“包产到户”正名，参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鼓与呼。社会学重建之后，一批“知青”社会学人追随费孝通以“江村五十年变迁”为题开启了开弦弓村再调查（李友梅，390—391），并随后协同陆学艺组织了“百县（市）调查”和“百村调查”（谢寿光，804—806）。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农村人口的规模尤其是其后发生的大规模变迁，“三农”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基本主题，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议题也多有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集中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研究，叙述了“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转移模式；80年代中期起着眼于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强调乡镇企业加上集市贸易是小城镇发展的两大支柱；90年代中期起聚焦于“外出打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而及至今日，视野则紧随变迁甚至转向农民和农村对“数字社会”的特殊回应方式。与此同时，社会学人还将目光回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并对包括华西村在内的“典型村落”在转型背景下的“整合—分化—再整合”逻辑做出了生动的呈现。 

　　虽然中国社会学人的富民实践及学术话语，主要集中于乡土中国及其变迁，但也并未忽视城市及其工业社区。魏昂德所做的工厂研究就既令中国社会学人“很震撼”（蔡禾，214），也使他们产生疑问，并由疑问发现了潜藏在所有制背后的深层逻辑。几乎一开始，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转型或改制，还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都很快落入了研究的视野之中。1992年，在费孝通的指导下，邱泽奇的博士论文讨论甘肃白银市两家国营企业面临危机的改制及其出现的“寻租”问题（邱泽奇，573）；而乡镇企业研究也在费孝通和陆学艺两个团队里拉开序幕（李培林，347；刘世定，491）。随后，以城市社区及新兴的中产阶层为关注点的城市社会学也兴盛起来，中国城市独特的开发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市民的动迁体验成为新的研究主题。 

　　再次，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在完成阶段性的富民实践后，配合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开始着力研究现代国家的社会建设与运作机制。 

　　早在21世纪初，党和国家便以“和谐社会”为目标，开启了社会建设的伟大尝试。党的十八大和随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九届三中全会，都将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五大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加以推进，并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应着力建设社会治理体系。 

　　如果将“社会文明”建设划分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两大领域，那么在第一个领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社会工作等内容，原本就是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常规主题，多数学人都意识到“对社会只有批判没有贡献是不行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帮助增进社会的福祉”（林南，82）。近年来，社会学人的研究不仅述及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社会政策的实践与经验，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回应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而且就流动人口、市场经济与不平等、弱势群体、村民自治、城乡贫困与共同富裕等主题做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而就第二个领域而言，10多年前就有人认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家治理方式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变，很快也有人提出能否从中国历史过程中，寻找认识和解读国家治理的线索。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社会治理的研究讨论愈发繁盛，从基层网格化管理、社区治理、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到草原生态治理应有尽有，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一系列经验研究勃发的同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呈现出了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其背后起作用的社会治理模式、机制及全新格局可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并未忽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性塑造，亦因费孝通对“心态”研究的提倡而扩大了本身的研究疆域。 

　　有鉴于一直以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体两面，而自孙中山起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的“心理建设”就一直与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建设之蓝图，因此在重建之中社会心理学自然也会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当沙莲香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框架时，正逢英格尔斯在中国“走红”（彭华民，53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初期人们对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追求。自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系列与群体凝聚力、人际关系、公平感、幸福感与满意度、社会信任、国家认同、污名化与社会排斥、代际关系与文化反哺等议题有关的研究也铺陈开来。90年代初，杨国枢等港台地区学人与大陆合作举办的多期社会心理学讲习班（杨中芳，99；叶启政，136），不仅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观照，还带动了有关中国化的最初讨论。 

　　在研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领域，费孝通领先跨出了最有意义的一步。1992年，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提出，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这一主张提出后，不仅直接带动了社会心态领域的多项研究，而且进一步生发成费孝通本人拓展社会学研究传统界限的主张，即能否将外在的社会关系研究推入中国人擅长的“意会”与“心”的内蕴层面，“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局的时代，能够‘心有灵犀’，充分‘领悟’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随后我们看到，这种拓展也进一步促成了建构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共识，或者说由客观的社会转型实践和主观的文化自觉意识，共同孕育了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日渐清晰的摆脱理论依附、建构主体性的学术心态。

四、社会转型与文化自觉：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

　　1.社会学中国化与建立学术主体性的吁求 

　　对中国社会学人来说，知识生产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两大任务：其一，直面中国问题,使“舶来”的知识能够“洋为中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艰巨的是，如何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改造这门学科，使其反映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具备我们民族的精神特质再或体现我们的学术主体性。这两大任务其实就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面临的实践和理论的两大向度。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林林总总的现实问题时，实践的向度或“为中国所用”会被置于优先位置，那么历经几十年朝向现代化的快速变迁，关注的重点自然也会转向理论或学术的向度，考虑如何“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或如何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围绕上述议题，几代社会学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过学术的主体性问题。在第一代社会学人那里，源自西方的这个学科及其分析框架，“拿到中国来究竟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如何改造？”（邱泽奇，589）是一个共同的议题。尽管从一个文明古国最终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说，在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旧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中国化运动连带对学术主体性的追求尚力所不逮，但第一代社会学人确实力求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实现社会学知识的生产，“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就是一次摆脱西方模式的尝试”。对于以港台地区为主的第二代学人来说，因为过多地受到美国及西方的学术影响甚至现实钳制，他们急于“用本土的一些东西去验证（西方）已有的规律和结论”（林南，81）；不过，因孤悬“境外”而产生的民族认同焦虑，也促成了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社会科学的“移植”倾向予以主动的反思。最后，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一方面，作为接续传统和导入新知的“业师”，上述两代学人对主体性的吁求自然会影响到作为他们学生的“知青”社会学人；另一方面，4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学科本身的进步，却不仅使后者意识到不能仅限于“用中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再为人家做一个‘注脚’”（张文宏，928），而且中国传统及现代化的特色也使“西方的理论框架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社会”（李强，384），他们因此内生性地意识到最为重要也最富挑战性的是，如何通过本土资料发现新的东西，并反过来丰富“世界性的社会学”？ 

　　有鉴于今日中国已凭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十分自然的是，第三代学人不会简单满足于“为我所用”或“与世界接轨”（邱泽奇，589），而希望致力于将中国的“特殊性”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理论（周敏，1101），“使得域外也（才）可能读懂中国”（张静，859）。他们设想，应该从中国经验中去寻找和西方理论所不同的前提条件，然后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使它既能够涵盖中国的经验，也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刘世定，497）。这样的表述虽然不一定都必须倚重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概念，但确实彰显了建构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强烈愿望。 

　　2.社会转型：造就学术主体性的客观基础 

　　熟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包括马克思的理论在内，这些学科最初的知识体系都与18—19世纪欧洲历史上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休戚相关，而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因为在时代变迁与学术创见之间存在鲜明的对应关系，当代中国的这场关涉14亿人的世间罕见的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转型，才会被人们寄予产生理论的厚望。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事实也是如此，这场伟大的变革与实践，不仅如前所述围绕改革开放之两翼缔造了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且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具体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主体性的建构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虽然这场大变迁有其自身独特的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因此同样具有某种表征其正当性的普遍性；（2）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不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单纯变式或简单重演。正是基于这场伟大转型具有普遍和特殊的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在彰显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兼具与包括西方话语体系在内的其他文明对话的主体间性。 

　　具体到“知青”社会学人，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变迁全程，同时又受到相对严格的专业训练， 同一般人甚至前两代社会学家相比，他们对这场转型的意义可能更为敏感。在这方面，几位多年在美国任教却一直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学人感悟很深：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他们或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谢宇，1033）；或直言“我读社会学首先想为中国社会学做些事情”（赵鼎新，1060）。由此，他们也深信，“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会有伟大的思想。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伟大的思想的话，还能有伟大的时代吗？”（周雪光，1131）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到，这些对社会转型和理论创见之间的互构关系有如此深刻领悟的社会学人，40多年前曾是农民、工人和士兵时，就不由得会想起埃尔德的名言：“当我们对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惊诧时，就能看到变革时代留在我们生命中的烙印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魅力之源”。 

　　3.文化自觉：促成学术主体性的主观意识 

　　如果说改革开放为我们寻求社会学学科及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那么要真正实现这一建构，不能缺场的还有社会学人主观上的意识自觉。学术的主体意识，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学者或学术共同体，对自己在学术实践中的自我主导和能动地位的认知，对自己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研究者相互交流与借鉴关系的认知，对自己的学术活动负有通过本民族的转型实践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与精进作出贡献的认知。当然，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这一主体意识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现代化大业的步步推进而渐成的。明确代表这种主体意识的最恰当概念，当属费孝通在年轻时代便已朦胧体察但直到晚年才明确提出，并因“知青”学人的共鸣而流行开来的“文化自觉”。这位几乎完整经历20世纪变迁全程的老人，在人生暮年强调获取这种“自知之明”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反映到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可以表述为，如何将我们民族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的社会转型和文明选择，用能够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情的方式自主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学术主体性的诉求过程，文化自觉就是个人或群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反身诉求”或“反躬自省”，那么要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达成这一目的，显然不能缺少社会科学的训练。求助于这种训练，不单在使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分析社会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且在促成一个立足本土的学人能够通过对西方文化视角或“他人之眼”的把握，从自己生存其间的文化中抽身，将自己的文化多少置于客体的位置上“反观自照”。我们曾以费孝通的一生说明，这种训练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不无裨益。比如，李亦园就说，“‘差序格局’的想法，是（单）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这一中国理论的提出不能缺少对“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借鉴。 

　　除了接受学术训练外，文化自觉的养成还需要对自我、他人（他者）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性反思。具体说来：首先，它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存在，以及人们对差异合理性的承认。显然，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人的独特之处，并给予合理性的认可，不仅不会泯灭我们对自身特征的兴趣，有时反倒会升华为对本土文化的理解（翟学伟，832），因为接触异文化会提供“不同的参考框架”（周雪光，1129）。其次，它取决于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辩证理解。比如，费孝通用“我看人看我”表达过和库利的“镜中我”相似的观念，说明他人是自我之镜；而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明间的共处，他更是提出了以“美美与共”为核心的16字箴言。如果说“知青”社会学家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与费孝通的启迪不无关联，那么它也与改革开放缔造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机会有关，同样还有赖于中国社会在这40余年里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及日渐彰显的独特性。

余论：变革时代的知识建构与话语叙事

　　解释第一个问题，有必要回到“知青”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之中。显然，上述围绕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现代化为主轴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首先有赖于学术共同体具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理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晓“国情”；其次，这一学术共同体掌握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对源自西方世界的这套话语体系从何而来、有何特点，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有何种契合、又有何种违和了然于胸；最后，这一学术共同体在其生命历程尤其是学术实践中完整地经历甚至参与了自己民族的伟大转型。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讨论过往的社会学史，我们能够发现孙本文、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先贤，与涂尔干、韦伯和帕森斯等西方社会学大师之间的距离，并非在他们个人的智力水平和社会情怀，而在于在他们学术的盛年时属于中国人的变革还没有到来。借用兹纳涅茨基的话说，对作为现代性产儿的社会学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为费孝通们提供丰富的“揭示人类经验与思维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根源”。作为个体，费孝通堪称“智者”，但因为变革的迟滞和时代的“错误”，限制了他以及他那一代社会学家达到他们本该达到的更伟岸的高度。与费孝通等第一代学人和金耀基等境外第二代学人相比，尽管早年的经历造成了“知青”学人的某种先天不足（比如，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传统的了解就比不上自己的前辈），但置身于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中，却为他们思考变迁或转型的意义，以及洞悉我们民族的未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良机。 

　　因此，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对塑造“知青”社会学人的学术主体意识的意义，就有必要像米尔斯所说，将集体心态的讨论带入知识社会学之中。这种“带入”的路径有两条：其一，思考他们因独特的个人生涯而产生的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感的珍视，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群体甚至命运共同体而共有这段生涯，而“构成天才洞见基础的正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可能借此比肩自己前辈甚至强于他们后辈的历史馈赠。在这里，所谓独特的个人生涯，不仅包括了改革开放前“知青”社会学人因务农或做工、当兵而获得的底层生活体验，更包括了在改革开放中他们完整经历并投身其间的社会转型的全部历史。考虑到这40年构成了他们生命全程中最富有活力的主干，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体验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因、进程及特点，也因此更可能领悟中国文明未来的大体走向。如果说同早期的第一代学人比，他们有恰逢其时的时代之利，那么同境外的第二代学人比，他们则拥置身其间的空间之便。其二，如果“思想者和他选定的阅听人之间的内部对话模式能够形成一种心态结构……思想就能够得到逻辑验证” 的话，正如本文所述，作为思想者的“知青”学人因和他们早年就熟知的普通民众间的隔膜最小，这使他们能够“不把他的观察限制于自我对材料的直接感知，而是重构他正在密切研究的那些人的经验”。这种重构，不但使其较易站在研究的主位（emic）立场，以内部人的视角进入被研究者的世界，也使他们能够将民众从“研究的客体”自然翻转为“行动的主体”，并由此丰富文化自觉意识。 

　　围绕第二个问题，近来社会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有人提出，可以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发展出一种包括“中国知识”在内的“话语多元主义”；也有人提出尝试通过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还有人提出，可以从中国案例中提出新的一般性原理，建立起中外学术的比较性关联，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根据中美两国的执教经验，边燕杰则提出，应该在“议题设置”上下力气，因为说到底“议题设置的权力就是话语权”（边燕杰，1014）。 

　　通过引导“议题设置”体现话语权确实是一条简洁的学术路径，但议题设置应有时空边界及合适的切入性事件。具体说来，如果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视为当下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资源的话，那么它的时空边界则应是最近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而最为合适的切入性事件就是围绕改革开放发生的一系列涉及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伟大变革。再进一步，如果要“建立中外学术的比较性关联”，这些变革最适合在域外讨论并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是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但在中国却以部分或大体独特的模式发生的事件。比如，中国工业发展的“五马并进” 我们用“五马并进”方式，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独具特色的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化进程；再比如，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既受到推动又有所限制的阶层分化过程；还比如，前述由于突然间的开放带来的代际关系颠覆及“文化反哺”现象。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还直接与这样两个话题相关：其一，涉及社会学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显然，话语体系的不断提升与扩展，与从事话语建构的人数多寡、素质高低、时间长短休戚相关。其二，涉及不同代际间社会学人的学术传承。中国社会学重建已逾40年，当年挂帅的费孝通等第一代学人已经逝去，主要来自境外加盟“助力”的第二代学人也步入耄耋之年，即使是重建后的第三代“知青”学人，整体上也已年过花甲，尽管今天社会学不会再人为取缔，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更新和学术主体性的建构依旧面临艰巨的挑战。就现在正在逐步退出知识生产场域的“知青”学人来说，尽管有上述种种天时地利，但与前两代学人相比，因少时所受教育先天不足而对中国传统的相对陌生、大学时代的训练不甚正规，以及因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而产生的对经验事实的过度关注和对理论建构的相对轻视，都造成了他们的思维与研究局限。而新近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虽然受过更好的训练，许多人还受业于海外名校，但单就成就“知青”学人的底层体验及由此派生的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言，在他们那里却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弱项。一方面，他们“对基层生活的敏感度不够”（胡荣，271）；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使之可能缺乏共情能力，“不能从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谢宇，1034）。这一切都使得在社会学人共同体内部，代际间的交流与叙事同样变得空前紧迫与必要。 

　　上述紧迫与必要，并非限于应对社会学共同体内在的代际继替张力，而更在于如何通过对这种张力的缓释，或者说通过对“知青”一代的底层体验和“后知青”一辈的专业素质的互构共享，造就中国社会学的代际绵延能力。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在过往40余年中依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建构的话语叙事还比较粗糙，学术传播的能力也有待增强，尤其是尚未能使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获得充分彰显，那么，未来我们既需要使之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精细化，更需要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  刘翔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