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实践中解决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的发掘和研究，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准备过程作出总体探索，再现这一复杂丰富的思想历史进程。　　

　　一、从文献中重新发现历史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必须借助历史之遗存来接近“过去”本身，追溯和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文献不是历史本身，但文献作为历史的载体，是“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是对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的历史记录。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隐没于文献中的丰富历史信息及意义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从中重新发现历史的轨迹。就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来说，也有一个从文献中重新发现这段历史，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源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目前仍存在“看不到”“看不全”和“看不真”的问题。“看不到”指许多藏于各地的中文文本未被发现、整理和公开；或已发现线索，但由于收藏地管理规则的限制等原因，并不对研究者开放。“看不全”指已整理出版的文献数量只是思想史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文献数量的冰山一角。由于年代久远、获取渠道有限等原因，很多研究者并未看到早期文献的底本，已出版的资料选集多是仅节选了底本中与早期传播相关的部分章节和内容，而对底本的全貌并无呈现。研究者管中窥豹，无法了解作者的整体思路和中心思想，往往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偏离作者的思想意旨。“看不真”是指研究者依据二手文献，或者因知识背景、理解能力等原因，未能理解原文的字句和真意，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甚至以讹传讹的论断和观点，许多基本问题长期无法纠正。例如，上海广学会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些研究者由于未见原本，误将此书看作介绍西方民法学的著作。实际上，该书译自英国人柯卡普（Thomas Kirkup）所著的《社会主义史》（A History of Socialism）,“民法”是对“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的文言意译。该书对社会主义的源流演变、代表人物、学说观点和发展趋势等作了详细介绍，为当时中国人了解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运动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一个长时段内发生的，需要从长时段的视野去把握。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提出：“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如果我们把视野往前延伸，早期传播的起点至少可以回溯到1871年。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4月20日，由英商新闻出版机构“字林洋行”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即以“法国民变”为标题，首次报道了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的消息。4月22日，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文报纸《中国教会新报》也报道了巴黎公社的进展。从这时起至20世纪20年代初年的半个世纪，有相当数量的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献从欧洲、日本、美国等地传入中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献整理是对文献收集的扩展和历史认识的深化。以译名为例，早期传播文献多是翻译而来的译本，由于当时并无统一的翻译规范，各家译者依己见翻译，文本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事件、机构等的译名因而也是千姿百态，有的是音译名，有的是意译名，不同著作对同一人名或地名等的翻译往往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人名或地名等的翻译有时也是不一致的。比如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一书，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五本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书中译为“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马露科斯之主义”）这一名词也第一次传入中国。该书对马克思的译名有四种：“马陆科斯”“加陆马陆科斯”“马陆加斯”“马露科斯”；恩格斯的译名则有三种：“野契陆斯”“意契陆斯”“野科陆斯”。而日本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的《社会问题》（1903年）一书则将马克思译为“麻克士”；对“资本论”的译名有两种：“搭士哈皮达鲁”“资本论”；对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斐迪南·拉萨尔的译名则有三种：“辣色来”“富亚得南拉塞”“拉沙尔”。这给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很大障碍。文本的作者、译者、出版者、发行者、原作和译本之间的差别等，都是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前提性信息，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是一座富矿，对其挖掘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早期传播的历史研究能否走向思想史的深处。

　　一是中国外交官、知识分子在日记、新闻、报道或游记等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生平事迹、思想和革命行动的报道，以及对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形的记录。如张德彝《随使法国记》（1873年）、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1904年）、瞿秋白《饿乡纪程》（亦名《新俄国游记——从中国到俄国的记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等。

　　二是经典著作的译本。在1921年之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以节译本形式出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8月）是目前可见的《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而《宣言》节译本在1908年已有出版。是年1月和3月，《天义》 第15卷和第16—19卷（合刊），分别发表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作的序言和《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今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宣言》的部分内容，其后也在《新世界》《每周评论》《新青年》《国民》等刊物上以章节摘译形式发表。其他一些重要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在1921年之前也是以节译本形式出版。

　　三是介绍、阐释和研究类著作。这包括两方面，其一，国外学者和政治家的相关著作的中译本。举其要者，如《广长舌》（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1912年再次印刷出版时更名为《社会主义广长舌》）、《社会问题》（大原祥一著，高种译，东京：闽学会，1903年）、《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社会党》（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社会主义概评》（岛田三郎著，作新社图书局译，上海：作新社图书局，1903年）、《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社译，东京：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社会经济学》（金井延著，陈家瓒译，上海：群益书社，1908年）、《马克思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社会主义史》（克卡朴著，李季译，上海：新青年社，1920年）、《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等。此类文本承载了外国人对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理解和思考，也反映了热心译介的中国学人对域外研究的关注和汲取。其二，国内学者和政治家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如《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君武，《译书汇编》1903年2月15日第2卷第11号）、《中国之社会主义》（梁启超，《新民丛报》1904年2月14日第46—48号）、《经济学》（李佐庭编辑，上海：丙午社，1912年）、《唯物史观的解释》（云陔，《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纪念号、10月19日第20号）、《马克思学说》（顾兆熊，《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号）、《社会主义平议》（谭荔恒、刘铸伯，香港：华商总会报社，1919年）、《社会主义与中国》（冯自由，香港：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劭振青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社会主义总论》（邝摩汉，北京：又新日报社，1920年）、《社会主义讨论集》（陈独秀编，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等。此类著作是中国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

　　四是各种中文报刊杂志所刊载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献。晚清至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的传播，国内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办。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潮的一部分也通过各种报刊得到传播。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热门报刊外，有许多报刊还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资料还未得到整理。例如，《晨报副刊》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李大钊、王光祈、彭一湖、陈独秀、费觉天、陈溥贤、梁乔山、张澜、陈光焘、冯品毅、瞿秋白、张競生、张国焘、范鸿劼、高君宇、霍侣白、郭邵虞、施存统、郭沫若、孙伏园、武止戈、贺其颖、邱咸等在此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宣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如，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1919年1月1日创刊，1921年5月终刊）刊载了《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Henry C. Emery著，周炳林译，第2卷第1号）、《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周炳林，第2卷第2号，1920年6月1日）、《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W. Paschal Larkin著，常乃惪译，第2卷第2、3号，1920年6月1日，1920年10月1日）、《马克思资本论自叙》（费觉天译，第2卷第3号，1920年10月1日）、《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陈国榘，第2卷第4号，1921年5月1日）等多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此外，1912年至1919年间创刊的《社会世界》《新世界》《太平洋》《曙光》《新社会》《闽星》等杂志也刊载了大量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文章。

　　五是相关在华外文文献。一方面，来华西方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如《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字林西报》从其前身《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1850年创刊起，至1951年3月停刊，历时一个世纪，最高发行量曾至单日7800余份，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该报刊载了很多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信息，是中国知识界获取新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早期传播研究的重要史料。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文献机构从国外引进的外文（主要是英文）原版文献。例如，仅在1919年和192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购进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以及马克思、列宁传记15种；书名明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15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当时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图书15种；关于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22种，共计67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提到的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三本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社会主义史》，英文版本都在北京大学所采购的西文图书之列。其他大多数未译成中文的原版书籍，也应是当时懂外文的大学知识分子获取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从范式中重构历史

　　关于文献与历史的关系，翦伯赞认为，“史料之于史学，正象砖瓦之于房子，布帛之于衣服”，但不能说“砖瓦即房子，布帛即衣服”，“从史料到史学，正象从砖瓦到房子，从布帛到衣服一样，中间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的劳动过程”。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也认为，历史存在“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两个层面，“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或者在想象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因而，“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在这意义上说，历史是以判断的形式对存储于文献中的事件的陈述。在文献的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分析判断蕴藏于文献中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何种时间顺序和因果联系，并形成接近历史原貌的整体叙事。这就涉及研究范式的问题，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同的分析模型和框架，对于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的陈述和解释也是不同的，所构建的历史画面往往是整个历史阶段的某个侧面。托物陈喻，每一种范式可以构建出立方体的一个侧面，而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立方体，就要运用多重范式综合分析和研究才能完成。换言之，研究者需要创造性地对反映历史发展的各种侧面进行综合，从范式中重构历史，形成贴近历史原貌的立体的历史图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生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环境中，是一个涉及多层次、多维度、多面向的立体的传播过程，单线条和粗放式的研究范式远不能充分展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研究者需要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不同范式呈现早期传播史的不同侧面，重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图景，还原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网络中的历史坐标，揭示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中的重要一支。一方面，大凡新事物、新观念的传入都以新名词的出现和新概念的使用为依托和开端。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创制、传播、调适和定型的过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文语境中被认识、接受和消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文化保守向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伊始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成为磅礴大潮中的主流。从这两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既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由名词而概念，由概念而观念，最终为中国人所逐渐接受的，又需要从宏观视角考察它是如何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逐渐由域外文化转变为中国文化的。

　　第一，概念史视角中的传播史。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基本概念”储存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验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中的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逐步确立的过程，译者对域外文献翻译的过程也是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语汇中寻找对等词的过程。这些经过重构、形塑、调适和诠释的新术语和新概念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语义载体，为新思想在中国的引介奠定了思想基础，拓展和形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图景。以概念为基本单位和研究视角，对相关概念的语义内涵、历史嬗变和逻辑演进进行知识性考古和追索，有助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微观过程。

　　概念是观念的组成单位和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体系的反映形式和语义载体。那么，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从始自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西、日之间的文化互动展开探索。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成为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 许多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现代汉译基本概念来自日本。日本学者在将欧洲新知译为日语时，借用了许多汉字和古汉语复合词，创制了部分新词，赋予其以新的含义，而在中国学者翻译日本和欧美新知识时，这些蕴含新语义的词汇被重新引入现代汉语，成为介绍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术语。这类词被称为“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现代汉语中的中—日借贷词”或“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这类词语有数百个，如固定资本、使用价值、资本、阶级、地主、封建、革命、主义、物质、客观、唯心、偶然、真理等。在这些词的基础上，现代汉语中还吸收不少“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资本社会、共产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原始共产社会等。这些译词经过中国译者的比较和选择，在与其他译词的竞争中胜出，逐渐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构成马克思主义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的词语只有与本土社会和政治经验结合起来，具有明确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在传播中得到认可，才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有效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属于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的术语被译介为汉语。新传入和产生的术语，经过赋义、竞争、调适、修正等过程后，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勾连，语义逐渐演变和丰富，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基本概念。

　　以“阶级”一词为例，阶级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汉语中的基本语义是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的品位与等级、阶段或段落，原是用于区分等级、类别，特别指官位俸禄的等级和社会伦理制度。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阶级”首先是与经济状况相联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将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否占有和占有多少等）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概念能否与本土经验相结合，能否在理论领域被运用，是概念能否形成解释意义的标志。中国知识分子运用“阶级”概念和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认识。如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谈到“阶级”时，认为“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出，阶级是有阶级自觉意识的社会集团：不同的阶级“立于不相容的地位……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内涵丰富且具有延展意义的概念通常会形成意义丰富的概念群。“阶级”这一概念后来又陆续衍生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众多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使“阶级”一词及其意义指向中国的社会革命实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成为现代中国政治观念体系中的基本概念。

　　第二，传播学视野中的传播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知识内容，引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这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传播”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近几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跨文化交流的范式和方法，主要有“理论旅行”理论、跨语际实践理论等。美国学者萨义德所提出的“理论旅行”理论认为，各种观念和理论通过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或大规模的挪用等形式在人与人、境遇与境遇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文化与智识通常就是由这种观念的流通所滋养和维系的。由于涉及不同源点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当观念或理论在不同时空和民族文化间移植、传递、流通和交流时，情况会变得非常复杂。某种观念或理论在不同时空中“旅行”时可能会发生变异或遭遇抵抗，被吸收或融合，说服力也可能增强或减弱。刘禾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理论，认为翻译是将“客方语言”转化为“主方语言”过程中的创作行为。“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跨语际的实践过程”。

　　以“理论旅行”理论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要考察，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境遇中“旅行”的步骤和特点：一是要考察理论“源点”的情况，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二是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旅行”历程中，经历了何种横向距离，穿过了何种形形色色的语境压力；三是需要研究一系列接受条件以及各种抵抗条件，这一系列条件在面对移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时，如何使之可能引进或者得到容忍；四是研究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空环境里它的新用途、新位置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改变。也就是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从域外的思想文化转换为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异与抵抗，因时空换位和文化境遇变迁的原因，理论和思想的原有内涵是否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生这种演变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是什么。

　　从跨语际实践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从域外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译者根据自己对中外文化的理解进行移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与想象融入译本中，经过翻译后的文本不再仅是原文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译者的诉求和期待。具体来说，清末民初的译者往往秉持“文以载道”的理念，结合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把“自己所赞赏的思想主张和种种‘主义’，落实相关文本，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以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著作《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2—6期）、《自由血》（金一编译，上海：镜今书局，1904年）、《经济学大意》（津村秀松著，彭耕译，上海：群益书社，1915年）等文本的翻译为例，译者并未完全遵循日文原书翻译，而是结合原书内容，在译文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如对原书的基本术语、重要观点作普及性解释，或对原书观点进行扩展和深化，或用原书观点分析中国问题，或借助原文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传播”特性，必然涉及传播语境、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传播特征和传播机理等问题的认识。这里以传播语境、传播主体、传播路径为例略作分析。

　　从传播语境来看，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回应了中国的时代问题，为彻底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以及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形势（如政治局势、经济状况、文化和教育水平等）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同时期国外社会形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的重要原因。其次，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西方新思潮的一部分传入中国的，是在与各种新思潮的碰撞、交流和交锋中逐渐被中国人所认识、鉴别、选择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潮之间，如与自由主义、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之间，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即使同为社会主义思潮，也有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之分别。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互动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等重大问题的重要因素。

　　就传播主体来说，现有研究的焦点往往在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少数人物身上，而对于数量庞大的译者和著者群体则缺乏应有的研究。前者固然是早期传播主体中的核心，但并非全部。早期传播的热潮并非仅是由少数几位主要人物所掀起和推动的，而是整个传播群体所合力铸就的。早期传播的群体是一个数量庞大、成分复杂、倾向多元、前后接续的队伍。这一群体与之后的传播者有很大不同，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大多并不深入研究或信仰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谈不上实践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群体信息和总体特征至今仍未得到关注。从传播动机上看，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心插花”者，即与前一阶段的传播者相似，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介绍于国人，思想上并非信仰马克思主义，如部分维新志士（梁启超等）和部分国民党人（孙中山、宋教仁、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等）。一类是“有心栽柳”者，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等）。尽管动机和目的不同，但上述两类传播群体，却殊途同归地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就传播路径来说，马克思主义从日本、欧洲、美国和苏联向中国传播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上述地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有关。例如，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与作为重要思想和理论源头之一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曾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这些都表明，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源流关系和传播路径（西欧—日本—中国；美国—日本—中国；西欧—中国；西欧—美国—中国；西欧—苏联—中国；苏联—中国）对中国人所阅读、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就需要采取多种语言文本对照的方式进行研究，比较不同地域的翻译者、阐释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解释和理解的共性和差异性，理解不同渠道的文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和“互文性”， 理解文本在翻译和转呈过程中的旨趣变异和涵义嬗变。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和学科的萌蘖

　　话语是思想的表达方式和思想组成的基本元素，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性。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在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具有频繁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话语概念来表述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特点。如《大同学》的译者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又如，李提摩太在译述《百年一觉》时将空想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称为“大同之世”。中国学者也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来阐释社会主义理论。例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墨子所主张的经济组织方式和对财产的看法等来解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严复说：“庄周吾意即孟子所谓杨朱，其论道终极，皆为我而任物。此在今世政治哲学，谓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Socialism。” 梁启超说：“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两千年前的墨子正同”。蔡元培则在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中，以儒家的大同理想阐释社会主义学说：“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

　　这种融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学说的思考方式和语言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和后来的中国化进程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只是译为汉语的过程，而是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话语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具备中国话语体系的“外衣”，而且具备了融合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思考方式的复合“身躯”，成为真正“入籍”中国的具有强大亲和力的本土文化的一分子。

　　马克思主义是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同时传入中国的，一开始就渗透和融合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例如，1903年作新社翻译出版的《最新经济学》一书是一本系统论述经济学的著作，在该书8万余字的篇幅中，有15处论述探讨了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如文中提到：“社会主义者，指共产主义以外之社会主义也。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一种，而主张共有财产之制而已。社会主义仅言土地及资本可为共有，其他享财产皆许其为私有者也。……此派之有名者，法国有山席孟、富理哀、普东、路意布兰等。德国有罗拕柏芝、嘉玛古士（即卡尔·马克思）、法黎德里拉撤等。”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也逐步建立并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术烙印。例如，1906年由清朝留日学生编撰、湖北法政编辑社出版的《法政丛编》共计19种，包括了《法学通论》《西洋史》《政治学》《经济学》等各学科著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渗透其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轫，中国近代“新兴社会科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由此逐步生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知识界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1919年，杨匏安即指出唯物史观之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意义：“自马克斯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之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 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并作出开拓性探索。在历史学领域，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一些学者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理依据和重要方法。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思想出现于各种著作中，极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在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阐发了社会学的性质、本质、结构、起源、发展和家族、国家、阶级、社会意识、社会运动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萌发。在政治学领域，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社会形势和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初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阶级、政党和革命理论，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结构，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端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法学领域，20世纪初，从日、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开始向国内引介西方法学界流行的法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萌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轫也表现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高校课程的组成部分，这为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学科依托。从1920年10月开始，北京大学就在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等系开设和正式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主要有“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等，学生学期考试成绩计入总学分，主讲人有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李大钊还专门编写了《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著作和讲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1923年6月，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主动要求在政治学系课程体系的选修课中添加“社会主义史”的课程，理由是“社会主义日渐膨胀，学政治者应研究其究竟，考察其得失，俾对于国家一切政策中参酌施行，故于第四年选科中添设此课”。政治学系顺应学生的要求，将“社会主义史”列为学生选修课之一。此外，在李大钊等人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些院系还举办了“工人的国际运动”“劳农政府”“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各国之社会党”“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等主题的学术讲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大学的普及，受众逐步扩展于更多青年学生群体，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化、系统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由此发端并逐步展开。

　　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是观察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面思想的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种主义、思潮涌入中国，给正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中国带来猛烈冲击。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众多思想的一翼，逐渐在思想交锋中为中国知识界之先进分子所认知、传播和接受，从不自觉逐渐上升到理论自觉，从涓涓细流不断汇聚而成思想主流，进而成为后来发生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先导。客观而真实地理解这一段历史，需要深入研究当时知识界留下的大量文献，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准备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中，揭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进和发展的历史图景，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层面深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此外，翔实可靠的文本可以为理性批判各种错误论点提供更丰富的历史事实。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客观地呈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中国人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有助于说明近代中国人民如何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执着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本清源，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借助丰富多样的文献载体实现的。由于各种原因，在1920年8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其他重要著作只有部分节译本在中国出版，彼时中国人获取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仍主要来自日本或欧美知识界的阐释和研究性著作的中译本，如幸德秋水、福井准造、村井知至、布哈林、柯卡普、爱德华·贝拉米等人论著的中译本。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触的也大多是这些文本，正是通过这些文本，他们初识马克思并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些阐释性文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文献载体。其与经典作家的译本一起，共同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程阶段的历史记录和文献见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源头。

　　在宏富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新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新视窗，提供了重构这段历史的新的思维和方法。早期传播以马克思主义概念为载体，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谱系，这是中国人学习、消化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域外文化进入中国，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地域和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碰撞、融合，其理论和思想内涵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为“摆渡人”的译者发挥了中介作用，他们往往将个人的理解和期待落实于文本，因而，经过阐释与再造的译本既承载了原作者的见解，也融入了中国译者的诉求，变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载体；审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国内外社会形势的互动中传入的，是在与各种新思潮的竞争中逐渐胜出并立于潮头的，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也是广大传播者群体合力铸就的结果。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是一个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重构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和学科发轫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传播者特别是中国译者的创造性译介实践，为形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作出了贡献，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逐渐萌发，也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源头，决定了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