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三节“在经济建设上”，有两段相互呼应的阐述，开头的一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结尾的一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这里面前后呼应的内容在反映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了发展质量的显著变化。这个重大成就来之不易，值得经济理论界深入研究和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条主线，就是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即对全局发展形成制约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或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些结构性问题的主要表现。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明确提出解决结构性问题是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和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布实现了，也无法得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这强调了“全面”的基本内涵就是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强调了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年来，党中央为突破经济发展结构性制约而不断探索和创新，在深入分析实践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及其深层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理念和战略思想，并运用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推动矛盾的解决和实践的发展，从而既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发展重大成就，又形成了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代表的重大发展理论成果。可以说，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全局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的主线。深入分析这个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过程，总结其中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于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的内容展开如下：首先，提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进入了一个过渡阶段，该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原因在于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其次，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留下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讨论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内在逻辑。随后，梳理分析近年来党中央为突破经济发展结构性制约而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和理论探索，这些探索不仅使中国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还创新性地丰富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最后是结论与展望。 

　　一、经济高速增长期及其结构性问题分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1979—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大国长达33年高速增长的奇迹。2012年，中国GDP增速降至7.9%，此后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2019年的GDP增速已下降至6%，标志着这一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束。 

　　（一）经济高速增长期后的过渡阶段和结构性问题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2009—2011年的经济增速没有回落。根据世界银行对收入阶段的数据分类，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的问题，经济理论界一直到2013年前后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速可以回到8%—9%，还有些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8%以上，但随着研究和讨论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宏观政策稳增长实践过程的不断检验，社会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了共识。在2013—2014年，党中央相继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阶段的重大判断，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标志着高速增长期结束的问题得到了最终确认，完成了从研究讨论到实践检验再到政策宣示的过程。确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实质上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有利于宏观上实施较适度而不过激的稳增长政策，还有利于把工作重点放到解决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上来。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过渡阶段。这里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考虑。（1）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走向尚不明确的阶段。从2011年开始的一段时间，经济理论界对于中国经济走向的分析判断差别很大，围绕经济增速的变化趋势进行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也难以判断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和特点，稳增长政策采取了逐季逐年抵制下行的方式，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经历了反复试错和调整的过程。直到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的判断得到确认并形成共识。（2）在各方面认识尚未统一的背景下，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处于换挡期。这一方面表明经济增长阶段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这个阶段的过渡性质。过渡阶段的基本性质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任务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3）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是事后确定的。根据经济理论界的研究讨论、党中央的基本判断，以及统计数据的结果反映，我国高速增长期结束的时间可定位在2012年。同时，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定调，从2021年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因此，以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为起点，以进入新发展阶段为终点，这个过渡阶段的时间就是2012—2020年。在这个阶段，剔除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2020年，2012—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7.1%，年度增速由2012年的7.9%逐步下降至2019年的6%，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但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4）这个阶段包含着跨越阶段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不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没有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而是继续完成此前确定的目标任务，但经济发展趋势和重点已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重点已发生转变，并正在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5）这个阶段具有向新发展阶段过渡的特点。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这个过渡阶段承接了高速增长阶段取得的发展成果和留下的结构性问题，但在性质上更接近于2021年开始的新发展阶段。作为向新发展阶段的过渡，虽然二者在持续时间、重大目标、主要任务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发展阶段的基本性质变化大体相同，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过渡阶段和新发展阶段的共同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过渡阶段概念，专指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间的一段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特殊时期，主要特点是结构性制约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将其概括为过渡阶段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这一时期反映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探索和突破过程。同时，新发展阶段的开始和过渡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过渡阶段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从理论逻辑看，过渡阶段兼有此前阶段和此后阶段的特点。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是这样，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亦是如此。新发展阶段与过渡阶段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始于2021年的新发展阶段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二者的主要联系是，新发展阶段的初期仍存在过渡阶段的问题，如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比较缓慢等，并可能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继续表现出来。 

　　何为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为了使分析更加聚焦，需要首先对结构性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1）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明显制约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结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结构问题。（2）这些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宏观结构和中观结构问题。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市场机制通常可以调节微观结构问题，但不能解决宏观和中观结构问题，或者说，市场解决这些结构问题的效率低、时间久，甚至存在逆向调节的市场缺陷。因此，解决这些宏观和中观结构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干预，包括实施引导性、指导性、调节性以至强制性的政策。（3）这些结构性问题主要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4）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发展观念、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理论上，结构问题还包括贸易结构、制度结构等，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线是宏观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因而将结构性问题聚焦到党中央明确指出的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上，以突出所处阶段的政策主线及其重点。 

　　从具体问题的分类看，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属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城乡发展关系、区域发展关系主要属于发展不协调问题，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主要属于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同时需要看到，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就会导致不可持续问题，而存在不可持续问题必然具有不平衡、不协调的原因。 

　　（二）经济高速增长留下结构性问题的原因剖析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产生宏观结构性问题的原因，有的学者从国际视角对结构问题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主要讨论了“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问题；有的学者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分析了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讨论了产业结构不平衡程度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增长与结构的关系，但回答以上问题还需进行更有针对性、更加深入的研究。显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看似与一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或特点有关，实则以一定的发展理论框架为支撑，并形成了发展战略选择的主要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或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 

　　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得益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增长如何起步或加速的理论需求时期，结构主义的兴起及其产生的理论影响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结构主义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影响是工业化理论以及支撑工业化的城市化理论。结构主义认为，以推进工业化实现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以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需求，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还包括了结构变化。强调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变或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正如一些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说：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过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从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开始。 

　　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的一些著名理论中，早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动”平衡增长理论，其中心内容是依据生产函数、市场需求和储蓄供给的三个“不可分性”，通过促进主要国民经济部门的大规模投资和平衡增长，推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但这种建立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难题基础上的平衡增长理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因资本积累及来源不足，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推动基础设施和轻工业部门同时发展。在这个背景下，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引致投资最大化”理论、“联系效应”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理论三个方面内容；主要发展思想和战略主张是，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产业之间不平衡的、有内在联系的演变过程，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关联度高的产业，充分发挥产业互补性和外部性以带动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快速发展。这个理论适应了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动机和目标，特别是得到辛格、金德尔伯格、罗斯托等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同、推广和发展，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后发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战略或政策。然而，大多数国家也逐步发现了这个理论的缺陷，主要是对某些部门（多数为工业部门）大量投入所推动的不平衡增长引起了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 

　　从实践上看，不平衡增长模式一般具有两个“高”和三个“倾斜”的特征。两个“高”就是高投入和高增长，三个“倾斜”是对某些产业发展（如制造业或房地产业）倾斜、对某些需求拉动（如投资或出口）倾斜、对某些投入推动（如劳动、资本或自然资源）倾斜。大国经济体与小国经济体相比，实施倾斜政策的空间可以较大、时间可以较长，而小国经济体则依靠某个方面的倾斜政策就能实现高投入和高增长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在东亚地区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但克鲁格曼很快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依靠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全要素增长率（TFP）的增长贡献很小，因而经济高增长势必受到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制约而不可持续。1997年多数东亚国家（地区）的高速增长期基本结束，一些国家由于出口和投资的高增长拉动了国内房地产市场大幅扩张，积累了大量的房价泡沫和金融泡沫，在国际做空资本的攻击下泡沫快速破裂，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其经济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克鲁格曼的观点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但东亚经济依靠某些倾斜政策和高投入而实现高增长的不平衡增长模式，确实是引致结构性问题并使经济高增长不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中国的情况看，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既符合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增长的一般趋势，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和问题，特别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而存在的资源性、体制性问题。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比较大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问题。党中央在高速增长期曾反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转变进展比较缓慢，究其根本是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二是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央层面提出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发展战略目标，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条件下发展热情高涨，出现了大上工业、大上投资的GDP竞赛，规模速度型的扩张战略超过了对发展质量的重视。三是大国区域结构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了以推动城市化支持工业化的发展策略，同时以东部沿海为重点推进对外开放，加剧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带来了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四是市场体系和体制机制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也是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市场分割比较严重，进而导致了结构性问题。下面重点分析引发结构性问题的几种主要动因。 

　　1.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高速增长方式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是“三高”增长方式的根本原因，而依靠高投入推动高增长又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难以得到足够重视，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由于科技创新水平较低、TFP增长缓慢，依靠高投入带动高需求、高投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也由此导致了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资源环境的问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能源资源和中间产品的投入比重较高，工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上升，基础设施的承载压力不断加大，生产过程自我循环的特征突出，产业结构在升级缓慢条件下陷入日益严重的失衡状态。对需求结构的影响是，高储蓄、高投资使消费率不断下降，扩大出口成为维持高投资率的主要方式，消费增长缓慢制约消费结构升级并相互影响，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需求结构失衡最终引致总需求不足。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三高”增长方式不断加剧重要能源资源紧缺，导致对国内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和对国外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引致污染较快增长和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 

　　2.资源结构、外部依赖与高速增长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利用比较优势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发挥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以及环境资源优势，引进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包括加工贸易在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此加快经济增长、提升发展水平、积累起飞资本。但这种以追求高速增长为目标的战略选择，也使国民经济走上不平衡发展的道路，经济发展重心或增长极放到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市场也引导资源向这些区域流动和聚集，因而区域发展差别很快出现了放大效应。这就导致了日益明显的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结构性问题。 

　　从区域发展差距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扩大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也先走一步，充当了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排头兵，进而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到了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实施区域总体战略时，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已形成较大的发展差距。从城乡发展差距看，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经历了由分离到融合的过程，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大城市日益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心，劳动力等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而这种城乡发展趋势与区域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即劳动力资源更多地从中西部农村向东部城市聚集，既促进了东部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中西部农村经济的相对衰落。从收入分配差距看，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最突出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与西部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具有内在联系，也有一些共同的导因，即劳动力资源从中西部农村向东部城市聚集，促进了东部城市经济高速增长，而劳动的收入分配份额明显低于资本及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 

　　3.体制机制障碍对结构性问题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体制机制的动态性、不健全、不完善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看，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超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虽然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体制转轨相对滞后也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既引发了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也带来了深化改革的压力和动力。这些体制机制障碍不仅加深了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还增加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难度，特别是政府部门之间的体制性分割、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格局、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制约着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市场机制的原因。钱纳里等发展经济学家曾对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研究假设做过比较分析，认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不能反映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笔者在20多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曾提出，结构主义的理论假设和经验分析更适应于市场机制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实践看，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功能较弱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结构性问题的体制机制原因。主要表现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区域市场运行相互制约；企业外部市场受到约束，使资源配置的调整滞后；市场的价格弹性较低，生产布局转变相对迟缓；要素市场存在分割状态，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面临阻碍。 

　　以上从实践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留下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那么从理论上看，这些结构问题及其原因与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过程是否受到或多大程度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政策理论虽然不同程度吸收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如早期的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性、不平衡增长等理论和后期的部门结构变化分析、行业TFP比较、资源再配置效应、国家政策适度干预等理论，但更为重要的是依靠自身在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过程中的实践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当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高速增长奇迹，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不断顺应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果。而在高速增长期结束、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应当也有必要为突破经济发展结构性制约进行不懈探索和创新。 

　　（三）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内在逻辑 

　　结构性问题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约经济增速的平稳转变，即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制约发展阶段的有效转变，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从经济发展理论看，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一般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也意味着工业化进入了后期阶段上半期，收入发展阶段和工业化阶段的演进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本动因。中国的发展进程也大体如此。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制约，既有其他经济体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有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深入分析。 

　　从中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制约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的趋势。结构主义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加速，很少研究结构性减速问题，而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正反面。既然工业比重及投资率的上升能带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与之对应的下降势必导致增长的结构性减速。当然，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原因。针对这一点，近年来国内有不少文献进行了有益探索。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是由于人口结构变迁、投资率随城市化提高而下降以及要素弹性逆转的三重冲击；还有学者将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和城乡收入结构五个经济结构指标合成为经济结构指数，实证分析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特点。然而，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结构性减速，且下行压力一直较大？笔者认为，从国际比较看，其中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速增长期留下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与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高于平均数，投资率大幅高于平均数，而第三产业比重和消费率则相应低得多，尤其是基尼系数的差别更大（见下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突出问题在于城乡差距，这个深层结构问题带来多方面制约，也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1978年为2.57∶1，2011年为2.90∶1，2019年为2.64∶1，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务收入，反映的是城市经济发展而不是农村经济发展。从更能反映城乡发展差距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看，国际比较中常用的二元对比系数取值在0—1之间，系数越接近0，显示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越高。根据学者测算，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而中国在1978—2019年期间的二元对比系数波动范围为0.15—0.24，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该系数波动下降，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才波动上升，2019年为0.23。这说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不但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使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制约了本国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阻碍了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影响了乡村消费增长的基础和能力，以及城市消费扩大的空间和后劲。 

　　其次，高速增长期后过快的结构变化增加减速压力。2010—2019年，中国在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前提下，第二产业比重由明显高于平均数快速下降到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制造业比重下降到比平均数低3.1个百分点，投资率大幅下降5.5个百分点，由此产生了过大的结构性减速压力（见上表）。根据笔者的有关研究，美、英、法、德、日、韩等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变化不大，制造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拉动GDP稳定增长，制造业TFP较快增长拉动整个经济TFP稳定增长。这说明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制造业对经济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率提高的贡献总体上仍高于其他产业部门。而中国在这段时期制造业增速大幅下降，工业增速已低于GDP增速，导致经济结构性减速压力过大，也对增长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增速持续下行与新旧动能转换缓慢有关。虽然高技术制造业一直保持相当高的增速，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制造以及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很快，但一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链运行受到技术制约或面临供给冲击；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与升级的进展比较缓慢，数字化改造的规模、比例和速度远远落后于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导致传统制造行业成为需求收缩冲击最大的部门，以及造成制造业增速下行的主要因素。同时，我国在高速增长期还留下了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使节能减排约束和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加上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制造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带来很大的减速压力。 

　　最后，经济增长阶段转变没有经历市场出清过程。从理论和实践看，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而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一般会经历一个经济波动和市场出清的过程，本质上是过剩产品和产能的结构性出清。如日本的高速增长期为1950—1973年，结束后的1974年经济增速下降1.2%；韩国的高速增长期为1963—1996年，结束后的1998年经济增速下降5.7%。经济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市场出清，使结构性问题得以消化或调整。但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年度负增长或很低增速，而是依靠宏观调控予以维持。以房地产市场波动为例，2015年我国为房地产“去库存”实施了放松调控、增加扶持的政策，引起新一轮购房需求扩张和房价大幅上涨，2016年前后全国多数城市房价上涨了一倍左右，结果是房地产泡沫继续积聚，并拉动钢铁、水泥、建材、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发展，随后又形成新的库存积压，使市场没有出清的结构性制约更加严重。 

　　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制约看，所有制约经济稳定增长的结构性问题都可能影响高质量发展，这里简要分析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制约。科技创新能力本身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又是导致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制约着由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求增速和投入增速同步下行是一种客观趋势，这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TFP增长率及其贡献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避免形成更强的结构性制约。二是区域发展差距的制约。一定的区域发展差异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产业梯度转移，但差距扩大或过大将阻碍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影响各类资源有效配置，导致全局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 

　　二、关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错综复杂，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通过持续深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逐步聚焦到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认识和创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一）深刻认识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研究分析经济形势过程中，日益深入地认识到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本质特点。在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性、周期性、总量性、结构性等影响因素中，结构性问题是主要矛盾，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障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2012年至201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指出，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与推进改革开放结合起来。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进一步把解决结构性问题与深化体制改革放到了一起，提出了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概念。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中，对我国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中的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关系、为什么要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有一段生动的对比性解释。他指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可以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短期内完全能够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我们有这个能力。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高消耗、高投入的模式对中国而言难以持续，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因此，我们强调坚持进行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转方式、调结构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这就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解决结构性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放到供给方面，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至此，我国对制约经济发展结构性问题的认识基本到位，对依靠深化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向基本明确。 

　　应当指出，关于结构性问题从深层次制约中长期发展的深刻认识，为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的过渡阶段和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打开了思路空间。不断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具有多方面的重大作用和效果：一是有利于真正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稳定较快增长；二是有利于经济有效运转和良性循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有利于减少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这为探索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党中央在深入联系实践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举措。这里重点分析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方面的核心内容和政策取向。这三大方面具有立足实践、凝聚理论并指导实践的重要特点，兼具很强的实践针对性、丰富的理论性内涵和较好的综合性效果，分别从引导推动发展理念深刻变革、高度聚焦深化改革重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三个角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对于突破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起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 

　　（二）解决结构性问题与提出新发展理念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发展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是不断解决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长期健康和优化的发展。新发展理念既是基于中国全局发展、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也是从全方位、深层次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结构性问题作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引致的突出问题，是旧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必然带来的问题，也是过渡阶段和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因而是新发展理念要引导和推动解决的关键问题。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构成和内在关系表明，引导和推动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是指引我国发展观念、发展路径、发展方式深刻变革的一条主线。这可以从每个新理念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着力点加以阐释。 

　　坚持创新发展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条件。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我国很多结构性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在于创新能力不强的影响。只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才能提升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改变产业结构失衡或不合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有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缓解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 

　　坚持协调发展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要义和内在要求。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既有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发展战略导向的客观原因，也有不平衡发展过程出现偏差、时间过长、超过限度而导致发展差距过度扩大的具体问题。必须以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促进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防止和调控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关系、城乡关系、收入分配关系、产业发展关系、投资消费关系等各种结构性关系在新的发展过程中趋于协调。 

　　坚持绿色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适应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迫切需求，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还为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引导推动解决结构性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一是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条件下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二是有利于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增强提高绿色GDP、绿色TFP的思维观念和行动取向；三是有利于绿色环保政策的加强和完善，使各地政府、企业和个人加快树立以绿色发展为目标、动力、路径的新观念，自觉把环保问题放到与发展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使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实际效果获得全面进步。 

　　坚持开放发展是适应世界趋势和利用国际条件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方法。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与对外开放有关，应当以新的开放方式来解决。例如，不能因为担心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继续扩大而阻止沿海地区进一步开放，而需要根据发展阶段变化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新的对外开放条件，同时支持沿海地区的成熟企业“走出去”投资发展。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问题也是这样，可以通过新的开放政策引导和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集聚。再如，我国制造业的低价竞争优势正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国际竞争格局迫使我们加快产业升级以扩大中高端市场。这是开放发展形成的压力，也是开放发展带来的作用。因此，坚持推进高水平开放有利于解决高速增长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 

　　坚持共享发展体现了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即在推进发展中解决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的指导思想。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一理念的提出，既客观地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相关的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也明确地指出了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基本方向、路径和方式。其基本方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主要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要推动以先富带后富的进程。其基本路径是，坚持共享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必须在推进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其基本方式是，积极推进发展中的共享过程，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有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及其背后的问题，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三）解决结构性问题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随后，在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成为一项新的重大政策安排。 

　　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或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部冲击引起的周期性问题与国内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对发展的影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二是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压力，已经持续实施几年的扩大总需求政策面临财政、金融等领域风险加大的制约，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越来越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三是结构性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机制的障碍或影响，仅依靠调结构的产业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和手段才能有效推进结构调整。 

　　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理论认识。一是深入分析供给侧存在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主要是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二是指出结构性问题是主要矛盾和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三是把结构性问题与体制机制影响联系起来。我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决议》在回顾我国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的形势时，也指出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这表明，结构性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相互联系，体制机制障碍是导致结构性问题的深层原因。 

　　第二，界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或最终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要任务或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TFP，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根本途径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同时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处理好若干辩证关系，包括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第三，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包括：（1）首先提出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第二年又增加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三项重点工作。（2）在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大力培育新动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3）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基础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4）强调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还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四）解决结构性问题与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与解决结构性问题是同一过程。《决议》指出，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这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已经融入了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解决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的主要内容，解决结构性问题已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从逻辑上看两者是同一个过程，具有内在联系，且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显然，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就不可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因为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必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解决结构性问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样，不推动高质量发展也不可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因为粗放式发展是产生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基本条件。 

　　其次，解决结构性问题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经历了一个由量的增加到质的提高的过程，形成了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质量需要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在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关系中，不平衡发展是引起不充分发展的一个动因，或者说，发展不平衡对更充分的发展形成了制约。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为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内在需求。从实践上看，解决结构性问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经济发展满足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转变简单追求速度规模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不断降低经济增长中的资源投入和劳动付出，同时不断增加优质的产品、服务和环境供给，这就构成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最后，推动高质量发展对解决结构性问题有持续促进作用。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创新驱动发展，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带来的影响，减少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能力，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压力。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创造重要的有利条件。高质量发展本身包含结构优化的内容，还能支持结构调整过程的推进。例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利于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而后者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此产生一种能放大、可持续的带动效应。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势必扩大质量型投资比重，同时降低数量型投资的比重，促进投资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并带动投资消费协调增长和需求结构改善。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解决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为主线，阐述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原因，概括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如何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长期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战略思想。这些理论成果和战略思想对于指导中国长期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更突出、更重要的效果是经历了过渡阶段中国发展实践的检验，推动了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别是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度过了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时期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各种深层矛盾交织影响的复杂阶段，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目标，站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更高发展平台上。 

　　把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重大创新理念和战略思想归结为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为核心和主线，是因为这些重大的创新理念和战略思想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根本性指导思想，都有一个基本的实践取向，即引导并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对突破结构性制约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新发展理念既是对中国全局发展、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也是从全方位、深层次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专门为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政策安排，是运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推进供给结构调整优化的长期性、根本性指导思想；解决结构性问题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具有持续促进作用，二者体现为同一个过程。同样，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是对处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协调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政策安排，也是对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长期性、根本性指导思想。这些理论成果和理论创新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深入的理论探索是为了解决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理论上的总结、概括和创新来源于对实践认识的升华，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实践，体现了理论探索和创新立足于实践又成功地指导实践并得到实践检验的辩证过程。正是在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代表的重大创新理念和战略思想的指导推动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重要举措及重点工作，使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得到明显增强。应当指出，这些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以突破结构性制约为主线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过渡阶段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还会继续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依然面临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三重压力的背后就是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这一重要论述就是强调要下大力气解决结构性问题，夯实发展基础，增强自身优势。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运用党中央在过渡阶段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发展战略思想来指导并推动解决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理论层面来看，未来需要重视三个方面。一是充分认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制约中，引起经济结构性减速的问题将从产业结构变动向需求结构变动、城乡发展差距扩展，即工业增速下行、投资增速下行、城市发展放缓之后，国内消费增长、乡村振兴发展能否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问题，不仅要下更大力气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还要坚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影响发展可持续性的结构矛盾，需要坚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不断改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二是为引导和推动解决结构性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与环境。解决宏观和中观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虽然主要依靠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结构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注重市场机制作用，从而为结构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要更多地采取改革的办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解决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同时，要注重调动地方政府解决中观结构问题特别是推动乡村振兴，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各地在发展经济中更好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发展，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引发或加深结构性问题。 

　　三是形成促进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内生机制。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应当通过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发挥好强化基本、扶贫济弱、优化环境等作用。应当加强财政政策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主体作用，提高结构性政策倾斜力度并形成常态化机制。中国特色的金融政策也应增强结构性功能，改变过度的市场化导向，形成有利于缓解而非加重结构性矛盾的合理机制。此外，还要通过稳定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将宏观调控政策重心更多地放到支持乡村振兴，加快后发地区、低收入群体等发展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上。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