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二者，因为前者反思传统形而上学、批评观念论辩证法绝对、冷峻、僵化而对后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浪漫反讽以诗学来补充和改造传统哲学的立场给我们的启示是，辩证法不能只在哲学层面上理解，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跨学科视野内才能充分展现其魅力。但浪漫反讽及其随后的“创作”主要局限在人文领域，通过不断到未被现代性污染的“远方”唤醒、磨炼自我以及借由无限内在反思获得的“原我”来实施，同实践辩证法进一步拓宽到经济与社会视野、在生产关系的物化中看到进步和局限的二重性相比，而显得过于单纯和充满局限性。实践辩证法超越了仅仅在语言、逻辑、观念层面看待辩证结构，以及仅仅在人文、艺术领域从事批判和创作的传统；超越了浪漫派追求无限但容易陷入虚妄的“辩证法”，改造、提升了浪漫反讽的现代性批判及其政治实践追求。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不单依靠社会经济理性及其成就，也对文学艺术及其力主的生动性、感性、情感存在开放，达成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对于防范辩证法走向绝对和僵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关键词：浪漫反讽  实践辩证法  跨学科性

　　作者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济南250100）。

　　随着讲求“诗和远方”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形象近来的变化，“浪漫主义”正在受到新的关注和研究。对于在历史上与浪漫主义（德国早期浪漫派）打过交道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立场、观点，不如说是方法。道路与方向固然重要，但方法与策略同样关键。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和历史唯物主义各自方法论的核心，理应在探究两种理论的关系时受到重视。反讽被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视为浪漫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核心，它与辩证法的共同点也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在本文篇幅内，我们将探讨浪漫反讽同实践辩证法的关系。关于浪漫反讽，我们以弗·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和诺瓦利斯（Novalis,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berg）所论为主，而关于实践辩证法，我们以马克思所论为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在与强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相同意义上使用“实践辩证法”的，只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即我们认为这种基础、根据这种基础进行的理论建构以及辩证法理想的实现都离不开实践。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关系的这种探讨，由于马克思指出作为浪漫反讽源头的苏格拉底反讽“即一种辩证法的圈套，通过这个圈套，普通常识应该摆脱任何僵化……达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真理”，同时强调反讽“是弗·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并且批评与费希特内在论哲学密切相关的反讽，而更具探讨价值。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浪漫反讽给实践辩证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实践辩证法如何超越了浪漫反讽？通过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关系的探究，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早期浪漫派的理论推进与哲学超越？

　　一、浪漫反讽及其有限的辩证诉求

　　主要由弗·施勒格尔新创的“反讽”，几乎是最能体现早期浪漫派思想特征的概念。虽然诺瓦利斯、奥·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对此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地位。相比于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的反讽概念，浪漫反讽早已超越了修辞学和诗学的意义，在哲学与诗学统一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独特品格。从根本上说，浪漫反讽与辩证法虽然都起源于苏格拉底对话，因而对崇高、整全、无限的“至善”目标有共同的追求，但与辩证法着重于更多参与者及其活动规则、着重逻辑和理性的保障与功效不同，早期浪漫派在把反讽提升到哲学高度的同时，却把辩证法着重的规则、逻辑、理性视为通向生硬与僵化的东西。因而在坚持诗与哲学统一、坚持不同于辩证法自身规则的同时重视发展反讽的诗性方面，早期浪漫派重视恃才傲物的天才诗人之作用，视当下与特定为局限，贬抑碎片化与固化，蔑视尘世与功利，强调非概念性、丰富性、生成性、无限性，并对当下的既成存在和声称能凝拢起一切的那种传统哲学本体存在都予以嘲讽。浪漫反讽力欲打破桎梏，“俯视一切，无限地越过有限物的限制”，意味着上升到超越了片面性，以及反讽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自足完满，而是深知处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一个完整的传达既必要又不可实现的感觉”，以至于其中包含着悖论，甚至“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因而需要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要求。在这些方面，它都显得与辩证法有一些共同点和类似性。与苏格拉底反讽往往预示着早已达到某种深度思考只是深藏不露不同，对于追求无限完满的浪漫反讽来说，“只要是在没有进行完全系统化的哲学思辨的地方，就应该进行和要求反讽”。无止境的反讽仍充当通达无限的过渡中介，为了保持思维活力，使思维时刻处于一种向前推进的运动之中而不至于固化、僵化，需要不断否定自身，需要不断地创造。虽然这种永远都在生成的无限性容易陷入难以确定的可能性，从而出现自我高蹈但面临虚妄空无之深渊的尴尬境地，然而只要不过度诉诸哲学分析，致力于诗与哲学统一的浪漫反讽还是具有显明的特色与贡献。当弗·施勒格尔把反讽分为粗犷的反讽、精巧的或曰细腻的反讽、超级精巧的反讽、戏剧反讽以及反讽的反讽时，丰富多彩的形式更凸显了这一点。他提倡把反讽上升到与诗学统一的哲学高度，反讽的确获得了比以前更大、更有意义的讨论空间。

　　作为哲学形式同时散发着诗性光辉的反讽，就是浪漫主体深入未被污染的“远方”去体悟、感受、唤醒、刺激、磨炼自我，保持、恢复、重塑自我的个性与创造性，使自我推进和完善到未分裂、未被污染的原我（Ur-ich）水平，并立足于此，对正在失去整体统一性和崇高性，变得破碎、固化、日益物化与异化的现代性现实（包括自然和社会）作出批判，再通过浪漫诗的创作来改变、覆盖、替代被污染的当下现实而重建现实的统一性、有机性、生动性、灵性与神奇。浪漫反讽继承费希特对康德“自在之物”的拒斥，不满于费希特在自我与非我的关系中建构自我，径直通过自我内在的不断反思来无限达求原我，就像本雅明所说，“这个原本自我是绝对物，是无限充实的反思的总和。如已指出，反思的充实性是施雷格尔的反思概念与费希特的关键区别之所在。”但这种自我练就的过程其实并不排斥外在的刺激与唤醒；只是这个能刺激和唤醒反讽主体的外在必须是未被污染、未曾分裂的存在才行。只有这样的外部存在才能刺激、磨炼、唤醒、养育、促成反讽主体。这种“外在”只存在于未被污染的“远方”。从郊外的自然到传统文化的遗存，有太多的“远方”值得去感受、亲临和沐浴其中。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体有机联系的断裂以及本身的破碎和受损，浪漫反讽“自己的中心在自己心中”，因而致力于通过内在自我的打磨，通过内在力量的凝聚、生发和创造性释放来嘲讽批评对象，改造和替代嘲讽对象，把自我的苏醒、凝练、培育、重建以及释放视为关键中的关键。如果说费希特的自我是通过非我来获得界定，浪漫反讽的自我则是自己有意识地建构自身，通过无限充实的不断反思及无限的关联，这个自我得以不断完善并趋向绝对，成为原我。恰如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说，“哲学必须像诗歌那样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完成自我、落实自我”。作为反讽主体的自我永远在完善之中，也就是永远在不完善之中。从本质上说，自我是无关乎世界的，是内在的存在。

　　由此，浪漫反讽长期以来就被观念论辩证法批评为主观主义。这种评价很容易把浪漫反讽之方法、程序、手段的价值与效果遮蔽掉。黑格尔就批评浪漫反讽视“一切客观的自在自为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认定“这种信念的原则不值一文，而在这种最高标准中占支配地位的只是任性”，由此浪漫反讽被视为任性、主观、空洞；以至于，浪漫反讽被视为逃避现实，而不是改造和推进现实。加比托娃（Р.М.ГАБИТОВА）指出，以往的研究者们“由于继承了黑格尔评价浪漫主义哲学及反讽的传统，往往只注意到与苏格拉底反讽相比浪漫反讽具有极端主观主义”的一面，而忽视、遗忘了浪漫反讽的客观性及其具有的其他积极价值。长期以来，我们受观念论辩证法的影响，把观念论辩证法（主要是黑格尔理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批评以某种形式接受下来，甚至把理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对立等同于实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对立，把理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批评视为实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批评，却对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共同批评观念论辩证法抽象、形式主义、泛逻辑主义、容易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等不予重视。实际上，浪漫反讽与观念论辩证法都是实践辩证法曾经吸收和超越的对象，实践辩证法之于理念辩证法有批判超越，两者在批评浪漫反讽方面确有共同点；但实践辩证法之于浪漫反讽也有批判超越，两者在批评观念论辩证法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共同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反讽在两种意义上触及、延伸到了辩证法。一是对苏格拉底传统辩证法的继承与发扬。同属早期浪漫派成员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曾在古希腊传统辩证法的意义上力主对话和理解的辩证法。他把辩证法视为“引导谈话的艺术”，或相互理解的艺术，强调只有通过对话和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分享才能获得知识。而理解需要高度重视文本整体和创作者、理解者生活整体的作用；只有在文本整体和生活整体的基础上，理解才更可能具有效果。浪漫派成员对断片式写作的执着，把言语的意犹未尽留给无限的读者，意味着对话的无限展开，意味着呼唤对话、永远向对话敞开的坚强姿态。在这个意义上，浪漫派的对话辩证法已经触及了对话的无限开展，触及了创作者与理解者的现实生活整体，只是终究没有进展到经济社会层面的生活，没有把辩证法视为对包含社会经济层面甚至以此为基础的那种辩证结构的提炼和升华。

　　浪漫反讽触及的第二种辩证法是，它推崇无限，并且把这种推崇落实到对固化、狭隘、世俗当下的否定和对理想世界的激进创作之中。无论追求无限还是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与实践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具有一定联系，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如此。反讽之后往往紧接着就是诗学的创作，未分裂、未被污染、保持着整体性和崇高性的原我，通过自由创作（音乐、绘画、雕塑、小说、诗歌等）来改造提升当下，把这个反讽—创作的过程推至无限。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也有了某种“实践辩证法”，只不过其“实践”基本上就是艺术创作，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深度和广度，因而缺乏根基，极易走向虚幻，效果极为有限。

　　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用反讽的方式所处理的，只是那种类型的意识，而不是理念自身。反讽仅仅是用来反对人的一种谈话态度。除了用来对人以外，思想的本质运动却是一种辩证法。”显然，他把反讽仅定位在思维形式层面。当他谈到同事索尔格（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对弗·施勒格尔浪漫反讽的评价，把“思辨考察的运动脉搏”看作弗·施勒格尔观点中“真正辩证的一面”时，仍然在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双重维度上把浪漫反讽与辩证法对峙起来。黑格尔的意思是，费希特从绝对自我出发建构普遍性和客观性已经把主体的任性作为原则了，弗·施勒格尔还进一步撇开非我对自我的限制，撇开普遍性，径直在个体自我的无限反思完善中，在自我确信中追求最高存在，那只能更加主观。与马克思在哲学层面看待浪漫反讽不同，黑格尔并不认可弗·施勒格尔对浪漫反讽的哲学提升，甚至认为弗·施勒格尔对浪漫反讽的哲学识见还不如K.W.F.索尔格。

　　马克思显然在哲学层面看待浪漫反讽，虽然并不认同浪漫派哲学视野的效果和深度。他认为浪漫反讽的哲学基础是内在论，“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反讽”。反讽是内向性的，固守并遵从某种与经验现实对立的主观原则，这种主观原则既可以是哲学也可以是诗学的立场，它构成哲学或诗学的高傲、高蹈、高远。它不愿从迥然不同的经验现实中汲取肯定性力量，也不相信经验现实中存在着这种力量。马克思在这里已不再把反讽视为一种谈话方式，而是从哲学层面看待它。只是，浪漫反讽的哲学基础是内在论，还没有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来。真正把浪漫反讽从形式到内容、从主观性到客观性、从针对过去到针对未来推进，只有马克思才能做到。

　　二、跨学科视野的扩展及其辩证效果

　　实践辩证法之所以能超越内在论，告别传统形而上学，深入到历史辩证法之中，关键首先是拓宽了浪漫派的跨学科视野。的确，浪漫反讽贬斥破碎、分裂的整体性要求一种跨学科的视野，这是对实践辩证法产生积极启发的一点。浪漫派的跨学科诉求首先意味着哲学与诗学的统一。同晚期谢林主张从探究抽象、本质的否定哲学走向探究具体的肯定哲学一样，浪漫派也认为传统哲学过于追求抽象、本质，设置过多界限，只有诗才更喜爱大地和具体，更欲打破界限。弗·施勒格尔由此强调“只有凭借诗与哲学的结合，总汇性才能达到和谐”。在浪漫诗的眼里，一切的界限都是限制和困囿，都要打破。界限的打破就意味着于整全性追求上的突破，意味着向无限性的进一步靠近。浪漫派是要打破自然、艺术、社会与国家的界限，让它们都变成浪漫化的存在。艺术创造力与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都应协调一致，同步前进。如果自然和社会的生产力系指生产艺术作品的能力，而不只是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那它们无疑都隶属于艺术创造力。如拜泽尔所言，“浪漫诗的深广度，早期浪漫派的诗的概念必须在其普遍的哲学和历史背景中并在这一深广度上来理解”。

　　浪漫派从诗与哲学的统一，进一步走向与宗教的统一。在诺瓦利斯那里，甚至还要进一步走向与科学、工程学的统一。跨学科的视野是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共同的追求。浪漫反讽给予辩证法的一大启示在于，不能仅仅在哲学的框架内理解辩证法，而必须放在一种多学科的视域内才能更完整和本质地呈现自己，必须在一种跨学科的整合中才能运作和发展。仅仅在哲学层面上理解，会造成明显的遮蔽、遗漏和限制。超越传统哲学的视界，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内，从一种跨学科的整体性视野中思考，特别是不再排斥却要融合给予特殊性、个性、具体性以重要地位的诗学，是浪漫派改造传统哲学的跨学科视野尤为值得肯定之处。考虑到它远早于强调感性、现实的后观念论哲学，这一点尤为值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和重视。实践辩证法不能仅仅在哲学层面上理解，它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跨学科视野内才能得到充分地展现。浪漫反讽给予的这个重要启示，我们开发重视得还很不够。

　　不过，浪漫反讽的跨学科视野有一个明显缺陷，即对经济学、社会学的蔑视与拒斥，并且基本上局限于人文学科，即使像诺瓦利斯突破人文学科拓展到更大的科学范围，也依然否定排斥经济学与社会学。这种缺陷与遗漏反映了浪漫反讽初遇现代性的天真和不成熟。

　　对无限、整体、长远、真理的追求，是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共同的特征。随着知识的进步和扩展，随着社会各领域各种能力的增长，辩证过程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难题与漏洞不断增长。辩证法的目光需要高度紧盯这些变化，并随之进入更多的领域、层面和角落，去捕捉力图隐藏起来的问题和机会。而这必须去关注、整合其他学科。最初的辩证法基本上是在言语层次运作的，浪漫反讽及其触及的辩证法也多囿于这个层面。实践辩证法则进一步在社会合作的复杂结构中获得呈现，而这个结构的辩证性质需要倾注更多精力的研究才能发现。互相否定、自相矛盾的情况，不但在语言层面上存在着，更愈来愈在社会合作层面上呈现出来。随着现代性延展的推进，需要的跨学科视界日趋增大。遗憾的是，浪漫反讽看不上经济学和社会学，只愿在诗学、艺术、哲学、宗教这些人文知识中建构自身。

　　浪漫反讽之所以看不上经济学、社会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学在浪漫派眼里浅薄、狭窄，并且对人造成遮蔽和危害。马克思波恩大学的老师奥·施勒格尔指责启蒙与经济的结盟“使真正的善（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方面）臣服于功利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就是明显例证。二是现代经济的运作致力于埋没个性，塑造异化、物化的问题，浪漫派由此不愿滞留于经济社会的体制之中，总是希望从中超脱出来。它把生产关系及其合理化视为物化、异化和阻碍个人创造性的象征，把个人主义的原子化个人视为丧失（人与自然、人与人）有机性和崇高性的象征。他们希望保留共同体及其崇高的道德理想维度。反讽需要立足这种维度，供确保批判、反讽的根基与家园。哲学与诗和宗教一起维护无限和崇高。“诗只追寻无限，蔑视尘世的功利和文化，而这正是宗教中所包含的真正的对立。”虽然弗·施勒格尔肯定“每个人都有其经济学的本能，这种本能应该受到训练”，但经济学的狂热分子“他们除了需要之外什么也不理睬，除了功利之外对什么都没有乐趣。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一切就变得浅薄，沾染上手工业的味道，甚至连宗教、古人和诗也一样不能幸免”。在他的眼里，经济学没有宽阔的兴趣和视野，没有不计成本的诗性思维，只有精打细算、冷酷算计。这说明，浪漫派还没有受到现代性的洗礼。

　　对世俗、尘世的否定，显得浪漫反讽好高骛远、曲高和寡。这种否定使它游离于现代性的真实土壤。它批评辩证法可能被尘世和世俗纠缠住，但辩证法更有越来越充足的理由批评它的虚妄和不食人间烟火。

　　马克思的辩证法非常看重经济学、社会学，试图从经济活动中获得辩证的结构与力量，也相信经济合作、经济活动中蕴含或孕育着有助于自由与解放的辩证力量。用洛维特（Karl Löwith）的话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一种将经济的存在和意识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加以把握的表达”，是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分析和人的分析的整体结合。只有把经济学纳入进来，在对人的基本欲望、需要和经济运行发展的多学科分析中，才能找到理解现实的道路，而不是继续局限在被有意美化和简化的人文传统中自恃清高。在马克思看来，贬斥经济学，往往会道德主义地看待社会变迁，陷入狭隘、单纯、肤浅的朴素道德主义。在批评蒲鲁东“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的辩证法时，他严正地指出，“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从而导致“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来批评财富创造的立场了，认为经济学不能单纯地用道德的眼光予以否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否定，而是肯定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有了这种思想底蕴，他特别批评经济学的浪漫派对贫困、阶级对立漠不关心，却立足于道德、崇高来蔑视财富和财富创造者。可见，自命崇高、看不上经济生产、无视贫困问题是浪漫派的顽疾。这在其早期是一种无意识的天真，后来就成为拒斥进步的落后与顽固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离开经济生产，现代社会的运作是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只有在现代经济生产的复杂运作中，只有不断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才能给自由、全面发展等崇高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准备条件，开辟空间。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经济社会运行才是一个十足的辩证过程，只要积极介入，终能孕育出支撑崇高价值实现的基础与空间。

　　马克思坚信，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会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互动会逐渐孕育出一个辩证结构，这个结构能释放自由和解放的潜力，为自由和解放奠定越来越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所以，人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特定历史区间内的进步性。虽然现代化日益扩展，把更多的人纳入全球化体系之中，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人势必要通过统一置换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也就是置换为一种抽象的“物”才能在现代生产、交换、消费体系中展现自己。因而，物化不仅系指现代社会中人及其相互关系往往要通过物来表达和呈现，而且，为了促进效率和公平，这种社会关系之物的系统整合日益向着法制化、严格化、精确化、程序化、形式化乃至数字化、符号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社会向着这种方向的发展视为必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论也把它看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个社会形态，也就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并且在较长时期具有历史合理性。只有在发展实现自由个性的第三个社会形态下，才会逐渐丧失其合理性，被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所取代。只有通过囊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贴切地理解这个辩证结构和辩证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正是由于拒斥经济学、社会学的视野，现代社会合作和发展的辩证性、复杂性才无法进入浪漫反讽的视野，浪漫派无法理解之。浪漫派的跨学科视野存在天然的盲区，在这盲区内，浪漫派的现代性天空一片漆黑。

　　所以，从目标和立意来看，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已有本质区别，从方法、程序、策略上说，这种差别就会进一步放大。虽然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都高度关注整体性，但各自的动机和目标却不相同。浪漫反讽追求整体性是为了突破界限和限制，达求更大的视野，以发现存在于自然、社会和精神中的统一与崇高；实践辩证法对整体性的追求则不仅是为了发现和解决矛盾、问题，更是为了确立基础、希望和发现辩证过程与力量。对于浪漫反讽来说，局限于藩篱之中，就没有生命力，唤醒不了灵性自我。而对于实践辩证法来说，局限于藩篱之中，满足于特定区域的祥和，会看不到问题与矛盾。因此，实践辩证法需要关注更大范围的存在境况，需要盯住矛盾被推远的角落之处。

　　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以既继承又批判的态度，以经济学、社会学与哲学、诗学相结合的方式，在一个更大的跨学科视野内给早期浪漫派作了历史定位，并终结和超越了它。继承首先是对浪漫派没有解决的问题的继续求解，是以新的理论和方法所作的进一步提升；其次是对一些立场、观点的继承，如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等，但伴随这种继承的都是更为深入的进一步论证。

　　三、基础的超越：本体论与整体性

　　浪漫反讽虽抱有天真的理想，却确立不起坚实根基，只能在文本运思和艺术创作层面施展才能。恰如维尔纳·科尔施密特（Werner Kohlschmidt）所说，浪漫“反讽就是极端价值否定与非凡创造行为的综合体”。浪漫反讽展现的否定、创造、整体性基本是在自我内部的主观生发，它能对象化、客观化到艺术作品上，产生一定影响和效果，但终归非常有限。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浪漫反讽的主体“普遍具有上帝的一切特征”，被赋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力十足、能自足完满等特征，还不是现实的人。无论在自然本能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层面，反讽主体没有真正立足于现实的大地。与浪漫反讽把自己导向梦幻空无、缺乏现实根基不同，作为通往无限和完满的一种方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追求的绝对目标是确然的。珀格勒（Otto Pöggeler）曾针对1804年的黑格尔指出，“他发展出来一种思想，把一切有限物体以及人类知识和行动之个体形态与绝对者联系在一起，却并没有声明有一种科学之‘方法’，即目的论式的自我完成的有限和无限者之‘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与浪漫反讽在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上差异很大，但却共有一个目的，即通达绝对和无限，实现整体的圆满，完成最终的汇聚和融合。无论绝对目标是梦幻空无还是确然的完满，都是实践辩证法明确反对的。在马克思的眼里，脱离现实根基的绝对完满是旧形而上学造物，属于幻想范围的存在。旧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我们重视的只能是现实的当下以及以现实的当下为基础、与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想。任何以许久的未来、最后的圆满为理由对现实的剥夺都是虚妄的意识形态。实践辩证法追求的不是最终的圆满和汇聚，而是历史发展中当下现实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任何把辩证法跟绝对存在联系起来的企图，都违背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最终的理想目标只是一个原则、理论描绘的蓝图，其价值的重要程度远远不如当下的现实运动。当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运动，“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实践辩证法与无限永远是具体、科学的关系，不是抽象、诗化的关系。由此，实践辩证法同浪漫派的辩证法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得以区分开来。

　　反讽主体是个倾向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式主体，他靠自己的天才、不断步入“远方”的磨炼以及自我反思来获得无限动力，却无法获得现实的基础，无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由此导致他的无限追求陷入空无和虚妄。在观念论辩证法中就得以呈现的主奴辩证法，已衬托出浪漫反讽的单纯，对于纠正浪漫反讽的单纯与浪漫是一副良剂。

　　主奴辩证法意味着对满足欲望、需求的经济生产活动的高度肯定，因为奴隶就是靠劳动来赢得跟主人类似的肯定性品格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种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作过辩证分析。奴隶获得的肯定跟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密切相关，奴隶靠劳动赢得实在的肯定性品格。这种品格通过对主人价值的否定获得，是一种迂回的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性。恃才傲物的浪漫反讽是不信任这种迂回、变相的肯定性的，不屑于向它看不上的存在低头和妥协。从浪漫反讽的角度看，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把奴隶劳动抬高到跟哲学、诗、宗教和道德平起平坐的崇高地位，靠对否定主人对自己的否定来获得肯定，是价值颠倒。后来由尼采大加发挥的这个道理，把原本崇高的“肯定”跟否定此肯定得来的“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肯定”在层次上明确区分开来，认定后一种“肯定”是一种向世俗和功利投降的降低，是一种冒充的崇高，一种需要价值重估来还原真相的虚妄形而上学。

　　马克思高度肯定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的肯定，赞赏他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肯定“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进一步提升了主奴辩证法中的辩证法力量，在拒斥主奴辩证法的精神本体论基础之后，在自然和社会历史两个维度上合理拓展了辩证法，一方面通过给予自然足够重要的位置来化解、约束劳动本体论，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力、政治组织、思想观念诸层面的先进性连接，进一步提升劳动的功能力量，把劳动辩证法从传统形而上学和简单性、神秘性之中解放出来。与浪漫反讽的远方探幽、自我磨炼以及反思、自由创作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更致力于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变革实践中建构辩证的力量，在更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改造而不是局限于人文的精神力量中推进历史的辩证发展，并因此把“实践”从狭隘的艺术创作拓展提升为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由此，实践辩证法既避免了浪漫反讽的单纯与浪漫，也不再追求黑格尔辩证法那种绝对、完满的目标，从而告别了传统形而上学。

　　同时，马克思也批评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对劳动抽象、片面的肯定，批评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如阿瑟（Christopher J. Arthur）所说，在主奴辩证法方面马克思跟黑格尔的根本区别表现在，“马克思认为，只有改变生产方式，工人才能重新获得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而黑格尔认为，对工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劳动的教育意义即使是在剥削的生产关系中也是充分的，因为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他们的产品中”。黑格尔对劳动过分抽象和积极的强调，伴随着本体论式的注解，使得浪漫派的现代性批评显得并非全无道理。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里，浪漫派与黑格尔各持一端，需要对双方既各有所吸收也各有所批评。

　　浪漫反讽、黑格尔辩证法、实践辩证法虽都推崇整体性，但黑格尔的整体性是一种精神本体论的整体性，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精神本体之中；而且这种整体性是神秘的、存在于人之上和之外的。实践辩证法推崇的整体性与浪漫派推崇的整体性有一点类似，是一种既建立在自然又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整体性，而不是建立在一种绝对本体之上的整体性。它不会将自然和社会都归结为本体，不管这本体是精神还是劳动。它一方面会把整体性关联于自然，另一方面又把整体与创造着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因而这整体性既不存在于人之上也不存在于人之外，却存在于创造性实践之中。浪漫派虽然非常推崇立足于原我的艺术创作，并用这种创作来反对现代性的碎片化、固化生存，但他们推崇的诗首先是自然，然后才是人为的。如弗·施勒格尔所说，自然是一首诗，“这种诗才是原初的、真正的诗。若没有这种诗，肯定也就不会有言词组成的诗”。弗·施勒格尔尤其反对费希特把自然降格为“恒常静默、静止不动、缺乏一切变化、运动和生命，即死亡”的状态；反对费希特把自然贬斥为一种“死寂的感性世界或纯粹的反思沉积”，成为一种“无限发展的精神的纯粹约束和局限”，甚至成为“真正的非存在”。诺瓦利斯甚至还进一步批评施勒格尔兄弟不够重视自然，低估了自然对艺术的意义。浪漫派对“自然”的高度重视，与观念论哲学主流以自由贬抑自然的立场明显不同，却与实践辩证法殊为接近。在批评拉萨尔主义把劳动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明确了自然与劳动的整体性关系，超越了浪漫派主要在艺术层面肯定自然的局限。正如普殊同（Moishe Postone）指出的，用“劳动”或“实践”本体论替代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论，是把整体性视为完全由劳动所建构的、完全正面的存在，只是资本主义把它遮蔽和碎片化了，社会主义随后会把它实现出来。这种卢卡奇式的解释模式其实是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化。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把这种整体性归于单一本体，“马克思对整体性的批判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没有混合实然与应然；它没有以本体论的方式来处理整体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既未在本体论上肯定整体性的超历史存在，又未否认整体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的批判中，整体性具有历史特殊性，其展开的方式指向了其被废除的可能性”。那种借助于抽象的中介得以展开的整体性，那种可以归结为单一本体的辩证过程，并非实践辩证法，而是黑格尔观念论辩证法。它借助资本所建构的整体性，其结构、运作模式都是需要改造调整的，这种“整体性的废除带来了可能的、截然不同的、非整体性的社会管理形式及其对应的政治形式”。实践辩证法跟浪漫反讽一样拒斥观念论辩证法那种万物归一的本体论基础，及其衍生来的绝对性和僵化性；实践辩证法还会进一步超越浪漫反讽，拒斥绝对完满者，及其象征着的整体性和绝对必然性。它明白，“社会关系是由结构化的实践形式建构的，它获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状态，并使得人们服从于特定的准客观的强制”。这种强制只是暂时性的，而不具有也不应该具有永恒性。

　　与浪漫反讽简单拒斥这种必然性结构并认定它导致僵化结构、泯灭创造性不同，实践辩证法通过重释历史必然规律，视之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为实践主体留出足够的主体性作用空间；同时通过重释“实践”，视之为根植于社会经济基础、采取二重性形式、靠更合理的制度化社会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社会实践，而与反讽主体所主张的艺术创作活动区分开来。与反讽主体不同，实践主体不仅立足于自然基础，更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不但实施人文—艺术的创作实践，更着重实施经济—政治—社会的创造性实践。实践辩证法在与浪漫反讽一起警惕观念论辩证法之后，又吸收观念论辩证法的长处进一步走向新的高度，既超越了观念论辩证法的传统形而上学诉求，又超越了浪漫反讽的单纯和局限。

　　四、批判与提升：规则与结构及其实践调适与革新

　　浪漫反讽的出发点和关键是能接近极致的“原我”，特别是天才诗人。他富有灵性、不局限于任一职业，不断寻觅类似同伴，通过各种机缘把无限的创造力施展出来。实践辩证法却把自己的出发点确定为“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出发点至关重要。它既是一个自然存在，又是劳动或实践主体；作为存在它是一种生成，作为生成又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万物归一意义上的本体，而只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出发点。

　　由此，“现实的个人”比恃才傲物的浪漫诗人更依赖于规则、规律。在苏格拉底式的辩证中，辩证过程的顺利开展需要合理的规则、严格的步骤和要求颇高的表达方式进行约束，“由于思想进入辩证法维度中，就有可能把思想规律置于一个更缜密的尺度的区域中”。黑格尔的理念辩证法更为讲求中介以及诸中介环节构成的辩证系统；理念辩证法是一种“思想在自身之中把他和对象纳入”进来的，“在这种辩证法中，那种不可把握的扬弃中介着自身，并且就这样一边自己把自身释放成为自身，一边想把自身把握成对其自身的中介”。《资本论》所呈现的实践辩证法仍然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之路上一环套一环、由一系列中介构成的严格步骤、系统，凸显了辩证法的复杂性、系统性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完整性、无限性。

　　当弗·施勒格尔说诗“勿须约定，也不用规则，他们的谈话一般都会自行调整，使诗成为他们聚会的对象、起因和中心”时，浪漫反讽把冲破固化规则、以创作覆盖和提升当下现实的关键寄予浪漫主体的灵性、才气、全面性。实践辩证法却把希望寄予这个环环相扣、步骤严密、结构复杂并被实践主体调整变革着的过程；它欢迎更多生产活动者的参与，需要他们建构并适时调整合理有效的制度规则。无合理规则约束的个体合作就会像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分析的那样，在规模和时间扩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走向参与者们所追求东西的反面，而他们由此成为这种荒谬结果的塑造者和促动者。所以，为了防止此种自悖谬（即矛盾）的产生，就必须合理规范参与主体都必须遵循的规则，防止出现制度约束不了的层次、范围和漏洞来塑造自悖谬。辩证过程的复杂性、规模的日益扩展，特别是在现代性背景下向着全球性扩展所造成的结果，使得辩证过程的合理规则约束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从更大视野来看，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规则的僵化，不如说是合理规则及其创新的匮乏。随着现代性背景下外推能量的提升和手段的多样化，自悖谬的矛盾往往就诞生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这与仅靠天才个人就能完成的反讽—浪漫化不一样，它涉及更宏大的整体、时代和历史。

　　实践辩证法不是仅仅在思维领域看待对话、商谈，而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上看待辩证结构的形成和作用。这使得辩证法的规律、规则从思维进入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使得辩证法与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日益融为一体，超越反讽主体能够运用自如的文本和艺术领域。反讽主体不得不受制于辩证法的社会规则，不得不遭遇到这种规则及其背后的制度架构。不仅仅思维结构、思维规律，而且社会结构、社会规则体系、社会规律也成为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素，成为它必须高度重视、缜密处理的东西。辩证法不得不牵涉、考虑、处理众多复杂性、结构性、互动性的因素与力量，不得不确立并按照某些规则来行事，而无法仅仅由得个人主体去行事。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客观的逻辑、规律，客观力量是问题解决的基础，无论凭音乐、绘画、诗歌与艺术去做怎样的描绘，都无法改变。对此，伯林（Isaiah Berlin）说得对，“黑格尔的以及马克思的新理性主义，试图对浪漫主义不加约束的主观主义及其自我崇拜加以反拨，努力在无情的历史巨力之中，或是在人类精神的演化法则、抑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则之中，找出客观的标准”。

　　无疑，浪漫诗人也不是否定一切规则。只有浪漫诗的规则才能给浪漫诗人的才情留出足够发挥空间。在这里，浪漫诗人需要的是想象力，他“把具有创造力的自然这一原则定位于人，于人的‘内心’，于‘知性直觉’——这些术语似乎皆意指想象力”。正如恩斯特·贝勒尔（Ernst Behler）所指出的，“我们所踏入的诗歌的世界有其自身的法则、比例、关系和准则，它们意义非凡，超越了现实世界”。浪漫反讽寄予希望的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比传统辩证法的对话言语世界、比古典主义的艺术世界都率性和自由得多。这三种世界都给反讽主体设置了过多过重的固化规则，需要反讽主体在更多种的可能性、无法预料的诸多事件中完成多重跨越，根据不同的情境进行诸多的即兴作为，创造性地完成可以期待的目标。按照平卡德的看法，对于弗·施勒格尔来说，“真正自我立法的行动者必然能够自行设定所有规则，甚至包括用于设定规则的规则和那些设定这些规则的规则，即使他们也必须回应他们的周遭世界。”标准和规则只能在有利于个性、创造性的意义上被确定，绝不能成为约束个体的预先规则，虽然每个个体也都是有限的。当他说“诗的开端，就是中止合理思维着的理性的过程和法则，把我们自己重新置于想象力创造的美的迷惘以及人类自然原初的混沌之中”，就对诗性思维寄予了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这可能性是好的可能性，不好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没有固定规则、步骤、环节约束的反讽，可能富有灵性地跨越向前，也可能徒具形式地走过场。浪漫反讽的成就，几乎都取决于反讽主体的才情和灵感。反讽所触及的对话、理解辩证法和无限创作的辩证法，也是对具有想象力、领悟力的天才诗人开放的，无法普遍触及普通人。由于浪漫反讽否定严格规则与步骤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导致机械与僵化，还在于认定这种物化体系进一步导致神圣维度的消解，衍生出虚无主义的力量，才把希望寄予达至原我的远足、反思和想象力。

　　在浪漫反讽寄予想象力的地方，实践辩证法改换为生产力。“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浪漫反讽依靠天才人物才情，实践辩证法则寄希望于“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由他们驱动的历史在世代更替中不断发展，“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而天才也必须基于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来理解“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现代社会经济过程早已扩展为一种全球化的整体，由此，“辩证法在今天乃是一种世界现实，而且也许就是这种世界现实”，这是指，“劳动被思考为辩证过程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个辩证过程，现实的变易展开和完成它的现实性。”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劳动所蕴含的矛盾、复杂结构、过程及其意义，并把普适性、绝对性的“劳动”还原为历史性的。由此才产生出三种辩证互动：对象化的自反性建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特定形式之间的交互建构，以及“根植于其潜在的社会形式的二重性之中……既建构了社会实践又为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具有了动力性”的第三种互动。在二重性理论框架内，劳动虽没有传统本体论式的地位，但无论它通过抽象劳动系统的日益成熟和高效的规则对生产力的提升，还是不顾其他只顾牟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对更高更多有益价值的排挤与损害，使得具有更多更高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追求的实践被赋予了更为关键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实践辩证法已经全面超越了反讽及其有限的辩证诉求，把反讽置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内。

　　这个孕育实践辩证法的辩证历史过程的方向和性质已与浪漫反讽所倾心的那种根本不同。这个辩证过程不满于资本主义的平庸，也不满于浪漫派的调和与“复古”，继续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推进共产主义进步事业。诚然，早期浪漫派并非以前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文学和美学，而是包含着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综合理论，具有明显的政治关怀。按拜泽尔的看法，“浪漫派的核心理想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非文艺批评的和文学的。浪漫派对美学的热忱根本上由他们的伦理和政治理想所引导，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和政治理想优先于文学和文艺批评理想。这些理想是他们承担其文学和文艺批评的目的”；而“浪漫派根本的伦理理想是教化、自我实现、所有人的发展及个体力量合为一体；其基本的政治理想是社群，是在国家中追求善的生活。这些理想的共同点在于对统一性的渴望：试图联合所有个体的力量，并使个体与他者及自然和解”。显然，这个理想具有太多的古典气息及太多以传统人文排斥和否定经济、社会现代性的色彩。他们推崇德治、主张确保传统精神家园、维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爱，结果，“尽管他们不希望恢复旧社会秩序，但他们仍然将其中的大部分要素作为他们的模式”。即使不能一概而论说他们复古，但浪漫化是明显的。即使他们的方案“对现代经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观念上的，而不是实现路径上的，或者是反思性的，而非建构性的。把浪漫反讽放在美学以至于人文精神层面，更容易产生积极意义，而把它放到政治经济层面，问题不但变得复杂，而且可能走向负面和消极。

　　这样看来，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分别表示一种看待现代性的方式：实践辩证法在诉诸历史辩证过程的前提下对越来越复杂有效的规则制度体系及其社会主义变革、调整寄予希望，对资本主义日益抽象化的物化体系对人造成的压抑保持清醒的批判。而浪漫反讽则从原我出发对地方性文化被否定、个体被越来越严密的制度所规训、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体的被破坏、个体与共同体统一被破坏等现代性境况表达一种不满和浪漫化的拒斥。实践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紧密相连，与积极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不可分割；而早期浪漫派的浪漫反讽却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极力维护一种浪漫化理想，其意义更多地局限在美学—艺术—理论层面。

　　结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浪漫反讽一无是处。浪漫反讽对个性、全面发展的推崇，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个性与共同体之间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基本原则是被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的。浪漫反讽的另一个可取之处在于，辩证力量完全可以在一定范围、程度和意义上接受诗性力量的引入和灵活运用，可以在浪漫反讽及其有限的辩证诉求中找到得以借鉴和利用的力量。

　　浪漫反讽的灵活多样性对于防止和纠正辩证法可能走向的固化、僵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观念论辩证法的抽象性是马克思与浪漫派都明确予以批评和反对的。马克思也批评思辨哲学贬低经验具体、抬高抽象本质，甚至使抽象本质“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使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评“批判的批判”“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反对所有一切实际的经验”这种思辨哲学，而这与浪漫派批评观念论哲学过于抽象的原则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辨辩证法的奥秘就是把抽象出来的本质视为实体，进而“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实践辩证法向一切经验、感性的存在敞开胸怀，一定要调动经验实在的力量才能切入、触动辩证过程。只有在深入到感性经验层面的存在并且从此出发重新理解、重新建构辩证法的知性和理性结构才是合理的。贝多芬的音乐、德洛克洛瓦的绘画虽具有一定抽象性，但同时更具生动性，更能唤醒诸种沉睡的情感，调动起理念之外的更多力量。辩证法不必仅仅滞留于知性、理性层面，只对理性力量感兴趣；辩证法可以也应该适当合理地向意志、情感、经验力量开放。与之相关的各种手段、形式、力量，无疑可以纳入辩证过程，为辩证法所吸收。当浪漫主义作家声称贝多芬是真正的桎梏打破者、能唤醒无尽的渴望和想象，甚至“音乐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是最为浪漫的，甚至可以说音乐本质上是浪漫的”，这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浪漫反讽极为重视富有生动性、感性、情感的存在，批评观念论辩证法的单调、僵化、刻板，这应该受到实践辩证法的肯定和欢迎。

　　无疑，无论在视野、力度还是在可操作性、参与度、开放性等方面，实践辩证法都超越了反讽。实践辩证法的这种品格是建立在继承反讽的优点、规避其缺点的基础之上的。浪漫反讽的历练、启发，以及从正反两方面的提醒，都有助于辩证法完善和丰富自身。实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超越以某种继承、批判为前提。这种继承主要是对浪漫反讽意识到但没有获得真正求解的问题的继续求解，对虽然正确但缺乏深入论证的立场、观点的进一步推进，以及以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浪漫派已有所意识的那些问题和观点的推进和更好解决。这种继承，同时也是一种批判和超越。

　　由于这种超越，立足于实践辩证法而言，浪漫反讽缺少足够的社会互动而过于孤傲，过于依赖灵动的自我而缺乏可靠的客观手段和力量，以及方法匮乏、应用范围有限。浪漫反讽对独断主义、僵化的拒斥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往往陷入无休止的否定，达不到积极的建设性效果。“和古代怀疑主义者一样，反讽所表现出的像神明一般的肆无忌惮能作为一种反对所有独断主义和僵化思想的有效工具。但反讽也如同其古代的先驱那样，始终处在否定的结果中，终止于悖论中”，最后导向虚无。

　　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具有各自的风格和适用范围。在起源、目标和各自的主张等方面也有类似之处。作为一种教育人、塑造人、提升人的手段和方法，两者都要求立足高远超越现存，都意味着肯定性命题必伴随着另一个否定性命题，意味着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意味着相关的知识通过这种肯定与否定、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动和整合得以发展。作为哲学，两者都积极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拒绝万物归一的传统本体论，从而在主体与自然、实践的互动中确立自身。这些类似之处有些是以前后衔接、辩证法超越反讽的方式发生和保持的，有些则是因为共同的发生地和目标追求而来的。但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超越不是彻底否定和拒斥，而是各个层面的提升和改变。无论如何，两者具有诸多内在联系。

　　这种内在联系首先建立在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有一个共同对手（观念论辩证法）的基础上。恰如舒尔茨（Walter Schulz）所说，德国观念论哲学反思模式真正的本质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即只有它才能做到的、以符合理性的方式阐明了只能由其自身来说明的、处于‘绝对理念’和‘基于绝对理念而存在的存在者’之间的那种必然的思想关联的方法”。作为反思模式的结晶，这种辩证法内部由一系列的中介构成，内部规则严密、环节步骤顺序严格、系统密不透风、形式简洁完美，虽然强调内在的自我运动，但终归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层面，无法完全落实到现实的经验层面，不能很好地解决本质与实存的矛盾对辩证批评的根基进行合理重构，造成体系“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导致“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并因而对实践主体性造成颇大的压抑，为实践主体性开辟的作用空间非常有限。批评观念论辩证法的这种特质，开启实践创造性的巨大空间，是浪漫派与马克思都一致强调的重点。

　　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都对观念论辩证法持批评态度。虽然康德的理念辩证法是为了限制理性脱离经验基础的应用，把知性的使用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而黑格尔则是要基于理念的完整和完美来追求一种宏大的理想世界。不过他们都是把辩证法与理念的功用联系在一起。与此不同，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都致力于使辩证法回归现实世界，走向与具体存在的连接。浪漫反讽看到了观念论辩证法追求绝对、远离经验现实、不够生动具体的缺陷，与晚期谢林一起在观念论框架内致力于重视感性实存。只是由于浪漫反讽找不到切实的方法，最终还是诉诸诗性自我和无限远方而不够现实，让自己的经验基础空心化。

　　这就意味着，实践辩证法应该牢记浪漫反讽与观念论辩证法各自的缺陷，时刻提防它们，不断完善自身，做到历久弥新。如果说弗·施勒格尔虽批评抽象辩证法，但仍希望反讽与辩证法结合；他并不拒斥辩证法，只是希望辩证法给反讽做配合；那么，实践辩证法也可以在必要时让反讽来给自己做配合，而不必一概拒斥任何反讽。弗·施勒格尔和诺瓦利斯对观念论辩证法的如下批评对于实践辩证法始终是个有益的提醒：观念论辩证法过于死板、固化，过于依存于理念、概念、理性，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局限在理性的范围与力量之内，不如浪漫反讽生动、丰富、灵活，容易导致规则固化从而产生消极作用，容易在对经济、世俗性的肯定中因过度依赖它们而陷入平庸甚至低俗，容易跟传统形而上学一样排斥诗学、艺术及其关注的感性具体存在。实践辩证法可以与浪漫反讽共享对观念论辩证法的这种批评。

　　虽然超越了浪漫反讽，实践辩证法赞成浪漫反讽对观念论辩证法的如下批评，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第一，辩证法不能太死板、被动和僵化，不能只讲理念和逻辑，甚至陷入机械的模式和套路，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所说“执行助产婆的职能”的辩证法，以及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谈到的叶·瓦·德·德罗贝尔蒂责备辩证法用固定的模式处理事实，推导出“辩证”结论，从而“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实践辩证法应以各种可能形式关注生动、具体、经验，以至于完全可以跟情感和艺术贯通起来。第二，辩证法不能只是哲学，还需要向更多学科开放。仅仅在哲学层面理解实践辩证法会造成颇大的遮蔽，并可能使自身陷入抽象、死板和僵化。实践辩证法不但要使哲学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结合，也要跟诗学、文学艺术结合，改变传统哲学看不起诗学的积习，做到真正的跨学科，真正在跨学科之中实现更高水平的统一和融汇。第三，不能在关注、重视现实和世俗存在中陷入破碎和平庸，还必须时刻不能忘记把它导向崇高、理想、全面和远方。

　　作为两种应对现代性的方式和立场，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既有共同、相似之处，也有本质分歧。除了批判浪漫反讽的缺陷和不足，实践辩证法还应充分吸取浪漫反讽对观念论辩证法的批评而丰富完善自身，保持自身敏锐的感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而浪漫反讽因为面临各种缺陷与危险，只有通过实践辩证法的约束、限定、提升，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功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蒋净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