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唯物论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中国考古学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进行社会历史重建，首先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也接触过柴尔德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向中国考古学界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嬗变，开启实事求是的社会历史重建之路，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考古学中国学派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强调“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考古实践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研创新和理论创新，侧重考古学文化、文化区和文化谱系研究，揭示中国文明及区域文化特色，阐释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独特道路。

　　关键词：历史唯物论 考古学理论 中国学派

　　作者余西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中国历史悠久，早期历史依托古老传说代代相传。近代以来，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的早期传说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古史体系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质疑与否定。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科学的实证方法重建历史过程的考古学逐步进入中国并为社会所接受。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外聘专家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河南渑池仰韶遗址，随后提出“仰韶文化”这一命名。按照学术界将该事件作为中国考古实践开端的一般看法，2021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从安特生开始，历史重建及其关键环节文明起源研究始终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课题。 大体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历史唯物论被介绍到中国，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潮。本文试图分析中国考古学者如何不断深入理解历史唯物论，将其运用到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重建，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

　　一、历史唯物论与五种社会形态说

　　历史唯物论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基石。19世纪中期，考古学刚刚起步，人类学尚在萌芽，欧洲学术界对早期社会的了解还非常模糊，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欧洲学术界已有的认识，将东方的亚洲社会作为早期社会的代表，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于1877年，提供了早期氏族社会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于1881年5月到1882年2月中旬研读了《古代社会》并详细摘录了摩尔根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附上了自己的评语和结论，还补充了其他书中的一些材料。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与摩尔根《古代社会》原著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调整了叙述的次序，把《古代社会》第二编的内容放在了第三编和第四编之后。也就是说，先讨论技术的变迁，然后讨论家族形态的变迁及财产观念的发展，把社会组织的变迁放在最后一部分，作为全书的落脚点。 这样的调整就是为了体现历史唯物论，即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他计划在此基础上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著作，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来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但马克思没有实现自己的写作计划，就在1883年逝世了。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遗愿，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上，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且加强了对政治组织由部落到国家的演变过程的论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强调其与《古代社会》之间的联系。但并不是像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拥抱摩尔根的进化论思想。 书中引用并讨论了《古代社会》涉及的美洲印第安人，特别是易洛魁人等，显然是在建构欧洲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1884年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说明他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讨论是着眼于对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的理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将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社会历史分为氏族社会、雅典国家、罗马国家和德意志国家这样几个阶段，论证了希腊社会经历过三个阶段：氏族、英雄时代（军事民主制）、国家，揭示了欧洲国家兴起的三种模式（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体现了历史唯物论思想。

　　俄国和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上述社会发展阶段的表述进行了许多探讨，其中以生产方式为线索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表述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1919年，列宁提出：“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1938年，斯大林对这个过程做了更为完整的概括，认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中国学术界的古史分期讨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研究成果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其中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有比较系统的理解，认为“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此后的中国学术界就中国的社会历史阶段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尤以“古史分期”为焦点。

　　考古学界也积极参与了社会形态的讨论，成果很多，难以尽述，其中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比较有代表性。俞伟超认为，我国的古代社会，在地理条件方面，正处在同其他文明古国难以发生直接接触的地位，她所经历的过程，应当能体现出人类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然也一定会有自身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必然是从属性的。马恩的古代社会理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就其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的部分内容来说，他们认为古代社会发展的逻辑过程是：在原始公社制和封建制之间，要经历家内奴隶制和劳动奴隶制两个阶段。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说，青铜时代的商代和西周，只能产生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家内奴隶制；春秋晚期以后逐渐普遍使用的铁器则可以产生劳动奴隶制；汉末魏晋以后普遍实施的轮作制和施肥，则是封建制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条件。商代和西周流行人祭、人殉，是把俘虏驱于生产的劳动价值尚未被真正认识到的家内奴隶制的特征；战国的人殉和人俑并存而有时用生产奴隶作殉人，反映了劳动奴隶制的初期性质，秦、汉时期普遍以人俑代替人殉，是劳动奴隶制充分发展的结果；东汉时期（尤其在晚期）新出现的依附农民俑，反映了类似罗马帝国的隶农身份的直接生产者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表示出奴隶制行将被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庞大的刑徒队伍是中国类型劳动奴隶制的显著特征。墓地的演化过程，反映出自商代至汉末的土地制度，是经历了从公社所有制到个体家庭的私有制及大土地所有制膨胀的过程，后者正是封建制度产生的前提之一。 这些表述虽然采用了五种社会形态的框架，但也注意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

　　二、柴尔德的“革命”说

　　考古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柴尔德的学术成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柴尔德出生在澳大利亚，职业生涯主要在英国度过，往往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权威，夏鼐也认为其为“英国的进步的考古学家”，所以对其学术观点有所介绍，对其理论取向有所采纳。

　　柴尔德在1925年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中采用了文化区概念，旨在建构不同区域的文化序列。在此基础上，1929年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如下定义：“我们发现一定类型的遗存——容器、工具、装饰品、埋葬礼制、房屋结构——经常出现在一起，这种特征有规律地联在一起的复合体，我们应名之为‘文化群’或就是‘文化’。这种复合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某个族（people）的物质表现。” 1959年，夏鼐把考古学文化定义介绍到中国考古学：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因为这一群东西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墓葬中，这表示它们是属于同一时代遗留下来的。因为它们的一起出现是经常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事实，这表示它们是属于同一社会的产品。这个社会因为有共同的传统，所以留下来这些考古学遗迹的共同体。如何判定考古学文化，夏鼐也引用了柴尔德的观点：一种文化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考古学文化概念界定了考古学研究对象，关于这个概念的探讨，对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及结构的研究，具有考古学理论的本体论性质。考古学文化是文化区域性、特殊性的体现，是将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中记载的族群连接起来的桥梁，是历史重建的可靠路径，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探索的基石。

　　柴尔德在1936年出版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中对他理解的历史唯物论有了更全面的表达：在推动人类进步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状况、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的应用。考古学家所研究的史前人类的工具演变，与生产力、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完全同步。考古学的成果被详细记载，形成文献，成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基础。实际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的变革。促成这种变革的主要因素正是唯物史观在理论上所阐明的那些因素。这种变革堪称史前史上的产业革命。 该书主要就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技术层面的变迁，以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识革命为线索，进行社会历史重建。1942年出版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则以三期说为基础构建全球性的文化进化过程，带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只是还保留了些许他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倾向。他提出，如果要借助于考古学和文献记载来探索人类社会进化的漫长过程，唯一明确的方向显然是利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探讨最进步的诸社会集团的谋生之道。通过该领域的研究，我们将有可能确认那些基本的、真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柴尔德早年著作的理论取向是他理解的历史唯物论，聚焦在用考古资料重建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过程。尽管涉及文化的不同层面，但技术和科学是其讨论的主线，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有明显的局限性。

　　夏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建构集中体现在其晚年发表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其中的理论取向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柴尔德理解的历史唯物论。他提出，商代殷墟文化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各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中国文明各个时代都有变化，每个时代具有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的共同特点。夏鼐在这里强调了中国文明的特色与特殊性。在讨论中国史前文化时，他进一步提到，从前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约前3300—前2250）是我们所知道的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较晚的一个变种。实则这里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个文化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演化序列各不相同。黄河中下游有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圈。他认为，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夏鼐对中国文明的特色及中国史前文化区域性的讨论，是中国考古学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形成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学术界对社会发展阶段性又提出许多方案。1962年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以进化观为基础，讨论了游群（band）、部落（tribe）和酋邦（chiefdom）三类原始社会组织，其中结合多个案例对游群作了进一步的分类与讨论。1975年，塞维斯发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一书，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塞维斯的研究吸收了历史唯物论的成果，以政治组织为线索建构社会发展过程，也反映了20世纪以后人类学在游群、部落、酋邦、王国等方面的新资料和新认识。塞维斯成为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新进化论是美国“新考古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前期介绍到中国学术界。90年代前期，有关新考古学的讨论在中国考古学界成为一个热点。此后中国考古学界虽然对新进化论不时有所回应，但终究没有成为主流，因为中国考古学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走向了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之路。

　　在学术界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81年苏秉琦对中国境内的文化区系提出总体性认识。他认为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并具体讨论了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等六个大的区块。 严文明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区系理论包含的文化变迁动因， 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区系作了更系统的概括。 张忠培在学术界大量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化谱系论作了理论上的升华。区系论以文化系统为基础，主要以共时性视角，揭示文化的时空框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而谱系论以文化结构为基础，主要以历时性视角，揭示文化内部结构所包含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更加动态的变迁过程。1991年，苏秉琦对文化谱系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 这个表述阐明了谱系理论对文化变迁机制的理解，说明了谱系论与区系论的内在联系，立足于考古学，但又超越考古学科，以谱系理论对中国文化变迁进行一般性的总结。

　　这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同时，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创新性地建构中国社会历史。1985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样的文明起源三历程说。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这个表述是对当时中国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是将历史唯物论成功运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标志性成果。1993年，苏秉琦又提出比较系统的认识：国史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同文明起源问题实质相似）。中国国家问题有两个要点：发展阶段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此后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对这些论点做了进一步阐述。从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国家形成及发展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理论，不难看出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希腊、罗马、德意志三阶段和雅典、罗马、德意志三模式之间的承继关系，是中国学者“写续篇”的再次努力。

　　苏秉琦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文明起源三历程时，特别强调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 学术界讨论文明起源，往往都是以若干先在的标准作为依据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这样就很容易落入是先有判断文明的标准还是先有文明这样的逻辑悖论中。苏秉琦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什么是文明，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就是在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总结文化变迁的阶段性，理解文明起源，概括出文明的特征，这就进入辩证逻辑的论证思路。苏秉琦的这些成果，尽可能从中国的具体考古材料出发进行总结和归纳，保留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核心内容。由此开启了立足中国考古实际，从中国考古资料出发，揭示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国文明的阶段性及文明起源不同模式，提供了实事求是地构建中国社会历史的成功范例。

　　1986年，林沄讨论了中国早期国家形式，认为邑先于国出现，国是在已经存在众多的邑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国这种地域性组织必然包含有邑，而且以包含有邑为其必须具备的特点，所以东周时代的人往往把国称为邑。国不可能是由单独的邑演进而成的，而应该是分别起源于一个个“邑群”。每个邑群的中心大邑成为都，而其他的邑则成为该邑的鄙。邑群之分化为一个都和众多的鄙，是和邑的社会职能分化相联系的。即一个邑群中多数的邑向单纯的农业居民点发展，而社会分工中产生的非农业人口（例如祭司、行政管理人员、武士、专业手工者、商人等）则向中心大邑集中，而由四周的鄙为之提供以粮食为主的生活资料。通过自然衍殖或者武力吞并，一个都鄙群构成的国发展成为多个都鄙群构成的国。从理论上说，国的产生是以社会成员分化为阶级和复杂的阶层为前提的。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国与国的联合体，不可能不带有等级观念的色彩，使联合体中国与国之间，也像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一样，产生不同程度的臣属关系。但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不管有怎样的不平等，也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内关系。以诸侯制为代表的国家联合体，不仅在形式上无法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大国，而且在实质上是和中央集权大国背道而驰的。 “对于中国国家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历史，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既要从世界各地的共同规律来考虑问题，又要充分研究中国本身的特点”，强调了区域文化特色。这个研究成果从文字和文献资料出发，落脚到对政治组织的形式、结构和变迁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强调了社会分工等在政治组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历史唯物论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

　　1995年，张忠培提出良渚文化年代上限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可称之为方国。此后作者又对良渚文化墓地表述的社会性质作了进一步阐述，将良渚文化的墓葬分为六个级别，其中第一等级者是生前既掌握神权又控制军权，死后既以玉钺又以玉琮随葬的人物，即掌握政权的神王，是良渚文化社会君临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良渚文化社会，神权最高，军权居次，军权却是这个社会统治权力的基础。良渚文化社会政权的性质是神王国家，也可称之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1997年，严文明对中国文明发展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五帝时代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一时还很难说得清楚。所以先不要去硬套（酋邦的说法），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的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制度，乃是一种保持氏族制残余的宗法制度。各诸侯国高度自治，以下各级亦然，当时的官吏既是贵族，又是宗亲，盘根错节，且多为世袭。农村的邑聚往往以族来分，还保留着氏族公社的某些特点。鉴于商周的最高统治者都称为王，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家可称为王国。到战国时代，一些国家酝酿着深刻的变革。到秦代实行郡县制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则是中国国家制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为帝国阶段。严文明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关于中国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学界基于历史唯物论对中国社会历史重建又提出大量新的见解，补充、丰富、深化和完善了前面的认识，恕不赘述。

　　在历史唯物论指导下，中国考古学界开展田野考古的探索，取得重要考古发现，丰富了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不断深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总结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完善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推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目前，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早期文明的性质和中国文明的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对不同时期的生业和技术、意识和社会组织等层面的文化内涵有了深入的认知。不同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学科呈现出勃勃生机。

　　四、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本质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史中，研究者对很多不同的理论进行过探索，其中历史唯物论是探索中的主线，但对这条主线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苏秉琦说，怎么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学科结合起来？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终明确起来，是1975年听到胡绳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报告之后。胡绳在报告中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中国学派（包括各个学科）的问题。苏秉琦说，从那时起他对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问题认识明确了，也具体化了。就是说，应该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1983年，俞伟超、张忠培论证了中国学派的特点。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我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感情，有着重要的作用。由这样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目的性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学研究，正是新中国所特有的；何况其研究对象，又是世界上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独特的、包含着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并各有其完整发展系列的考古学遗存。

　　今天再来审视这段话，我们发现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表述。坚持历史唯物论，不是要按照普遍的进化规律来解释所有的文化，而是强调从考古实践、考古发现、考古材料出发，归纳不同地区具体的文化历史过程；不是要构建一个普适的社会进化模式，而是重建不同地区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因而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并不是强调恪守某些具体概念、具体观点或者具体结论，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强调“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具体考古实践和具体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和理论创新。

　　历史唯物论的考古学研究，并非将考古学研究限定于文化的物质层面、技术层面，把考古学变成物质文化史，而是强调考古学研究的实践性，强调从技术层面、从生业的角度，从生产方式上来理解和阐释社会组织的变迁。不生搬硬套经典著作的概念和结论，而是透物见人，根据考古发现的具体材料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实事求是地判断其社会性质。历史唯物论之所以为中国考古学界所接受，在于其所包含的社会历史重建思想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传统相契合，在于其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与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相契合。归根结底，中国学术界需要回答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色，如何安顿我们的传统文化？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