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学文化”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关键概念，自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它一直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关键概念来讨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主要作用，是用类型学方法对出土材料进行时空安排，将杂乱无章的物质文化整理得井然有序。但是，它因孤立和静态方式处理考古材料的特点，妨碍了考古学家从动态和人类行为角度重建历史的努力。目前，我国科技考古的超前和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滞后，使得科技手段与文化分析难以契合，在历史重建的许多关键问题上力不从心。因此，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需要从理论方法上加以更新，赋予考古学文化以功能、系统和过程的新内涵，以便深入了解物质文化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而探索古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对社会发展的动因做出理论的阐释。当代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时间上纵贯古今、空间上覆盖全球的世界性学科，中国考古学只有放到世界背景中才能体现它的民族性。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  范式变化  概念发展  世界性  民族性 

　　作者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上海200433）。 

　　“考古学文化”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将考古材料组织起来，对史前期和原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进行历史重建的主要依据。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考古学文化研讨会”上，考古学文化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关键概念来讨论。在当下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考古学文化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重建上古史的主要工具和信息来源。 

　　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单位，学者通过概念将研究对象转变为可观察之物。概念也是对事物的准确称呼，是理解的开始。科学思维和理论也是通过概念而不断发展的。而且，概念不仅仅是提供一种定义，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判定某研究实体的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堪比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布鲁斯·G.特里格在讨论库恩的范式时，同意将其看作一种公认的科学实践标准，包括法则、理论、应用和方法，并认为它不只是科学理论，而且构成了科学界文化的一种信仰系统。他列举了汤姆森、蒙特柳斯、柴尔德和宾福德等杰出考古学家在发现考古材料传统阐释中的明显缺陷时，创建了新的范式，显著改变了考古研究的方向。  

　　“考古学文化”概念是澳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20世纪初完善和确立的，以他《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为代表，并被誉为史前考古学发展的新起点。这一概念在引入中国后，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而在国际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内在的局限性有了长足的认识，理论方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国考古学用考古学文化来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无可厚非，但是也应充分了解这一概念在国际学界实际应用上的变化，以及与科学考古学范式变化同步的发展。 

　　本文将简单回顾考古学文化概念产生和引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这一概念在中外学术实践上的异同，以及范式变迁和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发展，并对我国考古学当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学界同仁在提倡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同时，充分认识到科学理论方法超越国家、超越民族和超越传统的本质。 

      一、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回顾

　　《欧洲文明的曙光》最大的发明，就是柴尔德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借助器物类型学对考古材料进行时空安排，为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并很快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方法。这一概念随着科学考古学的西学东渐而进入中国，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欧洲，“文化”这一术语的使用有着很长的历史，各国的用法也各不相同。从它字面的含义来描写人类的活动与性质，到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专门术语，经历了一段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与当时的社会与科学发展背景密切相关。“文化”一词，最早被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来指称心智的培养，17世纪被用来指称一批人群特殊的生活方式。法国人将文化等同于文明，而在德国是指部落、农人及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1871年，英国民族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为文化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作为社会成员中个人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综合体”。在欧洲各国的考古学实践中，很早就用文化概念把时空上形式相似的考古材料组织起来，将它们看作古代族群的遗存。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认为，物质文化的异同可以等同于族群的异同，并能用考古学材料将德国人的历史追溯到中石器时代。他用文化和文化区来组织考古材料，将文化区对应诸如德国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等印欧语族群。由于科西纳将进步文化归因于人种的优越性，所以他的文化概念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偏见。他还声称，在发现有德国人器物的地方，就可以宣布其为德国领土。科西纳因其沙文主义的立场，使得他的史前史解释在讲德语的国家以外没有什么影响。真正将考古学文化分析变成科学范式的是柴尔德。在1925年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中，柴尔德采纳科西纳的考古学文化基本概念，但是摒弃了这一概念的种族主义内涵，把蒙特柳斯的类型学年表和莫尔蒂耶史前技术传播的观念结合到一起，创造出考古学证据阐释的一种新方法，建立起与之前进化考古学有别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虽然，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率先采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组织考古材料以重建欧洲史前史，但是一直到1929年的《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中，他才为这个术语提供了明确的定义（即“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并将中欧的所有考古学文化以一种时空镶嵌方式安排，用一张图表来显示。 

　　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时，学者们主要关注发掘方法以及对材料的初步处理，如采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类和分期的操作，主要以借鉴滕固翻译蒙特柳斯类型学方法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一书为代表。国内较早介绍柴尔德的著作，是由周进楷翻译的《工具发展小史》和《远古文化史》（即《人类创造了自身》）两本通俗著作，而非其代表性论著，因此国内同仁对他创建的考古学新范式的要义并不十分清楚。一直到1959年开始整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考古材料时，我国学界才开始重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和具体操作问题。在一篇专论中，夏鼐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社会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技术、艺术、教育方面和精神生活及其他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他认为这种文化定义是指一般用语中的概念，需要与考古学中特定意义的文化相区别。考古学文化的特定含义，是指某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研究的一群东西的总称。这群东西共存于同一文化层或墓葬中，表示它们是同一时代遗留下来的，是同一社会的产品和共同传统。夏鼐进而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三个特点：（1）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不是孤立的某种东西；（2）共出的这群类型最好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该文化的内涵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安志敏撰写的“考古学文化”条目根据夏鼐的观点，给考古学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并认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除了解决时代和分期外，还要研究它的内容、特征、分布范围、起源、发展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 

　　根据夏鼐和安志敏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陈述，可以看出其基本原理来自柴尔德。虽然夏鼐在其专论中引用了柴尔德对文化特征的一些看法，但是两位学者似乎都不清楚他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中对考古学文化概念所下的定义，以及他为中欧考古学文化构建的时空镶嵌模型（图1）。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秉琦声称，经过60年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这就是考古学区系文化类型。他将这种框架称为“条块说”或“板块说”，其中“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这个区系类型框架是根据我国六大地理区域新石器和原史时期的六千多处遗址和数十种文化的分布和特点定义的。虽然区系文化类型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独创和特色，但看来与柴尔德的文化时空镶嵌模型相似。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六大区系文化类型是一种宏观的地理分区，时间上也似乎前后一脉相承，没有分支类型的镶嵌建模（图2）。因此，苏秉琦的文化区系类型其实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一种领悟和发挥，很难被看作中国考古学的发明和独创。这种领悟就如特里格所言，是一种思想刺激传播的结果，即考古学文化概念是作为一种原理、而不是与其具体的操作方法一起从欧洲引入中国的。苏秉琦区系文化类型与柴尔德文化镶嵌模型的相似性，是由于类型学的两项目的和功能所决定的，其一就是用器物类型的变化来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其二就是从物质文化的相似性来确定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关系。于是，考古学文化成为构建史前物质文化时空分布和历时发展的一个有用工具。 

　　夏鼐1959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的主旨，是讨论如何根据出土材料来定义和命名考古学文化。2004年举行的“考古学文化研讨会”仍立足于夏鼐为考古学文化所下的定义，围绕他提出的命名三要素，讨论如何了解文化的内涵、考古学文化在对应族属和古代政体的不确定性、历史时期应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难度等问题。其实，正如会上有学者提出，考古学文化并不是万能的，需要进行改造和丰富。由此可见，在我国大多数考古学者看来，考古学文化概念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合理性，对其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和具体操作上，从未深究这个概念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对待考古学文化概念相对刻板的态度，反映了中外理论方法上的差异。 

      二、中外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比较

　　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基本上是一种主观判断的经验性操作，并无某种定性和定量的统计学标准，比如夏鼐对“良渚文化”和“夏文化”的命名。他在为“良渚文化”命名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和依据，在论及夏文化时，他的定义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他根据不同器物类型探讨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和地理分布，由于考古学材料在时空分布上的复杂性以及将物质文化与文献历史比对时的不确定性，在具体的操作和阐释上常常引发争议。比如，夏文化曾经被命名为各种文化，如洛达庙类型文化、东干沟文化、早商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二里头东下冯类型文化等。还有学者提出，夏文化不是指夏代的文化，而是指一种族团乃至“国族”的文化。这些不同观点，反映了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随意性和在特征上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在没有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对史前材料如良渚文化的命名相对比较简单。但进入历史时期，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证据，用二重证据法来重建诸如夏商文化时会出现很大的困扰和麻烦。 

　　柴尔德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为重复发生类型的集合体，它们应该是被同时使用的，其重复的共存关系表明了被一个社会所使用。他说：“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产；它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共同生活机构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这群人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某‘人群’，于是考古学家就能够将一种文化对应于该人群。如果用族群来形容这群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史前考古学完全有望建立起一部欧洲的民族史。” 

　　在具体操作上，他提出了定义考古学文化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1）并非所有类型都会在该文化的所有组合中重复出现，但是任何类型必须在两个以上代表性遗址中出现，才有资格成为一个“文化”；（2）显示人类重要行为的类型，会在一片区域的不同器物组合中出现，并跨越很长的时间。这种器物在人类生计上十分重要，但是对于区分不同的文化显然没有用处，比如欧洲和西亚的石磨盘；（3）B文化的某典型器物会出现在A文化里，但是十分稀少，这并不影响两种文化的区分，而是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某种关系，如交换或贸易。因此，考古学文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统计学有关，考古学文化不应根据几种典型器物来定义。在文化分析中，柴尔德提出了分类的三个维度：（1）功能的归组，即器物或物品是干什么用的；（2）构建年代学序列；（3）器物共存关系的分布学研究。 

　　柴尔德指出，当考古学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确定之后，就要给它“穿戴上人类的装束”。首先，从时间上它应该表现出发展和演变，它会移动，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在器物类型成分和分布上的变化，而只有类型本身的变化才能被看作文化的变迁。文化分布上的变化应该反映了人口的迁移、扩展、移民、殖民或征服。这种人类对自然的垦殖会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表现出来，它们通常会围绕一个主要中心做连续的分布。在类型表现上，年代较晚者应该比早期者分布更广。如果某人群移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其文化就变成了特殊环境的适应者，无法指望在不同的环境里仍表现出相同的类型组合。反过来，处于相同环境条件里的各种文化会表现出相当多的共性。因此，文化变迁的结果有可能是趋异，也可能是趋同。  

　　柴尔德还指出，在对考古学文化做了时空界定，并将所有遗存进行罗列之后，希望能对文化所对应的社会和人群有所了解。由于文化是通过社会而非生物学途径传承的，所以同一文化的拥有者未必表现出相同的体质人类学类型。它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当苏美尔分裂为多个相互敌对的独立城邦时，考古学家只能分辨出一个苏美尔文化。于是，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学上的对应者只能由“人群”这样一个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词汇来指代。在其他文章里，柴尔德也强调，将考古学文化与所知的族群和语言群相对应是一个推测性和十分危险的做法。虽然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文化各自代表了一种社会，许多类型的共存表现了某个社会的认同，但是单凭考古材料，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个社会的族属、国家、等级和职业等问题，它们只是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历史剧的演员”。  

　　在美国，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发展与欧洲有着十分不同的背景和术语系统。在欧洲，考古学文化概念是在日益关注族群身份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欧洲考古学家重视考古材料的多样性，以求深入了解欧洲各民族及其历史的发展。而美国考古学家认为印第安人的技术变化不大，考古材料缺乏历史的深度，使得他们持一种文化的平面观，即比较重视考古记录的地理分布而非年代差异或历时文化变迁。对小规模变迁的兴趣，使得美国考古学家采用地层学和器物排列法来研究美国的考古材料，并一直延续到1960年。 

　　基于中西部的工作经验，美国考古学家威廉·麦克恩于1939年提出一种等级梯度的“中西部分类法”。这种方法采用式样标准对器物分类，代表某遗址单一栖居时段的器物组合被称为“组”（component），拥有相同器物的“组”被归入“点”（focus），具有相同主要特征的“点”被归入“面”（aspect），而共有较为一般特征的“面”被归入“段”（phase），而共有少数普遍特征的“段”被归入“型”（pattern）。各级分类单位采用各种文化特征的罗列来定义，并不考虑它们的功能。美国考古学家没有采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术语，因为他们认为“文化”一词可以指太多的东西。尽管如此，中西部分类法系统运用文化特征来对考古材料进行分类，其中的“点”和“面”相当于旧大陆的考古学文化单位。后来，中西部分类法较高的分类单位被废弃，文化特征被视为一种时空镶嵌的表现，文化和器物类型缓慢的历时变化被视为传统，它们在地理上的扩散形成文化区，并能与民族学的文化区相对应。用这种方法构建的美国东部史前史酷似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里所展现的欧洲史前史。 

　　中国学者通常以一种不言自明的态度来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用它指称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各种考古材料，并没有在意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局限性以及针对不同时期材料所要注意的问题。柴尔德在提出考古学文化概念后，就意识到其中存在的缺陷，认为这个概念是过时政治史的一种翻版，而历史学家正欲弃之而提倡社会史和经济史。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他开始关注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影响，设法从冶金术来研究欧洲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化。特别在他去世前写的“告别辞”中，柴尔德呼吁，在完善了考古学文化时空分布之后，对于考古材料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最终的历史阐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会对人类历史作出很大贡献，也将提升考古学的地位。 

　　鉴于类型学方法的局限性，学界逐渐认识到，分类和考古学文化只是一种处理材料的工具，以便将物质文化令人棘手的多样性缩小到便于掌控的范围之内。在分类或归类的过程中，学者会略去许多看似无关和难以处理的材料和差异，以便集中在一些可以归组的共性和显著特征上，使得研究的材料与考古学文化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貌似相近的关系。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指出，考古学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材料非正常分布的产物，这些材料既受制于其内在的局限性比如没有保存下来，也受制于我们研究手段和水平的局限性。所以，这种通过分类得出的共性和历史关系很可能是一种与历史真相有别的人为“错觉”。虽然存在这样的局限，但是考古学文化还是为考古学家奠定了必要的研究基础，将庞杂的考古材料整理得井然有序，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从功能论与过程论角度来研究史前文化合乎逻辑的开端。

      三、文化的功能论与过程论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被有些历史学者批评为“自言自语”，学界同仁也有“透物见人”的强烈诉求。20世纪中叶，考古学研究因只关注年代学和形态描述而受到批评，并以哈佛大学学生沃尔特·泰勒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为代表。泰勒批评考古学家没有从一种功能观来研究考古材料，漠视考古材料非物质方面的内容，专注于用一个古老的“物质文化”线团来编织无穷的分类学图案。他认为，考古遗存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本身，因此应该了解物质文化背后的行为和成因。泰勒的文化观超越了以器物为中心的文化历史学框架，将其看作一个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以及意识形态过程的活的系统。 

　　文化功能论来自社会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等人类学家都强调，人类的行为最好从社会系统的关系来了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将社会视为不同功能部分组成的有机系统，其结构就像生物体的器官一样彼此关联。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柴尔德在建立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时，也十分强调文化的功能观，他将功能定为考古学分类的三个基础之一。他认为，不能将考古材料当碎陶烂瓦的集合体来看待，而应该将文化作为功能上相关的组成部分来了解。了解这些器物关联的模式，就能赋予考古材料组合以鲜活的生命意义，与之相关的文化名称就会获得一种历史的含义。  

　　大概在同一时期，欧美许多考古学家也从功能论角度来分析和了解考古学文化。比如，英国考古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就提出，考古材料必须从功能观的角度来予以观察，以研究人类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并力求了解文化的这些不同方面是如何作为功能系统而运转的。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则呼吁，考古学家不应专注于器物的形制分析，而要努力从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克拉克和斯图尔特的著作使欧美考古学家认识到生态学方法的重要性，促使考古学家采用科技手段和多学科交叉来探究社会文化的适应与演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1948—1955年以探索西亚农业起源为目的的伊拉克扎尔莫项目，以及理查德·麦克尼什1960—1969年以探索中美洲农业起源为目的的墨西哥特化坎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多学科专家参与的探索，开启了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人类历史上重要经济和社会转变的先河。 

　　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则以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为代表。威利的聚落考古方法受到了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启发，斯图尔特向他建议，史前先民的活动不会停留在一个地点，所以不应只关注个别遗址，而是要从人类栖居活动的网络形态来提炼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信息，以了解人们是如何适应他们的环境，并将自己组织起来的。在维鲁河谷的田野调查中，威利感到聚落形态的变迁要比其他物质文化更加直接反映了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威利团队根据航照，在维鲁河谷挑选了315处遗址，区分了生活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工事和墓地四种功能类型，根据陶片的相对断代，将这些遗址分置于维鲁河谷八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根据居址的功能分类和数量统计，威利便能够追溯维鲁河谷人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与秘鲁沿海其他河谷和社会的互动，为重建维鲁河谷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副较为清晰的图像。因此，聚落形态研究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 

　　聚落考古解决了文化历史考古学透物见人的难题，突破器物分类这个瓶颈去研究社会关系，并能在文化同质性很强的情况下去研究文化演变。为此，特里格将聚落形态研究定义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20世纪60和70年代以降，聚落形态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这一方法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方法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汇点。1960年以来，生态聚落考古成为过程考古学倡导的主要方法，即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研究社会文化的变迁。 

　　20世纪中叶考古学的发展也与技术方法的极大进步相伴。学者们意识到，无论是调查、发掘、记录还是保护处理，各个方面必须做出计划。考古研究开始从重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的分类转向对所有考古现象的研究。于是，考古学越来越依赖自然科学专家对物质遗存及相关发现进行研究。比如，岩石分析需要依赖地质学家，青铜分析要找冶金专家，动植物研究要请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孢粉学家，年代学问题要求助于断代专家，生态环境问题要请教土壤学家。科技考古的迅猛发展最早体现在断代领域，1949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的放射性碳断代方法将考古学家从类型学断代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得考古学家能够考虑更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问题。当下，科技考古正是我国考古学方兴未艾的一个领域。 

　　考古学范式的这种变化以“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为特点。人类学化就是力求透物见人，而科学化则以多学科交叉和历史重建为标志。然而，以学科交叉为特点的科技考古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它们被用来从不同的物质材料中提炼各种信息和证据，本身并不意味着是对过去的一种科学重建。科学研究和历史重建还包括采用实证或推理程序来解决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单凭考古材料本身以及相关信息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根据不同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进行重构。于是，这里就涉及理论与方法的问题。英国考古学家马修·约翰逊说，事实和现象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与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这些事实和现象转化为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长期以来，理论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没有什么地位。虽然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对理论有所重视，但是它在大部分田野工作和材料阐释中基本上是缺位的。所以，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重建古史，就必须对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

      四、历史重建的思考与期望

　　戴维·克拉克说，每个考古学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某种概念体系，将自己固定在某种理论思维的立场上，为自己规定了某种范式，应用某种方法论，接受某种解释模型，并追求某种目的，同时会公开和缄默地排斥其他的理论。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中，考古学文化概念基本上是物质文化或一批相同特征与器物的集合体，而其操作的方法是分类和类型学研究。所以，这一范式的研究就是通过研究物质文化的式样关系以及代表性器物来记录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历时发展。在材料的解释上，则将考古学文化看作一批或多批人群的物质遗存。 

　　在具体操作中，物质文化是被作为静态和孤立的特征来对待的。不同的器物好似被放入彼此无关的鸽子笼里，然后进行排列和比较。所以，考古学文化被比喻为一种将器物按不同标准归类的混装口袋。这种范式对于分辨史前文化的历时变化和地理分布是有效的，但是在重建历史和解释文化变迁上就显得无能为力。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指出，物质文化是多义的，它的意义因时而变，取决于它特定的社会历史、特定社会参与者的立场，以及它所直接应用的社会背景。而且，物质文化不只是含义累加的仓储，它在社会实践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物质文化的共性不管是相同文化的适应还是共同习俗的产物，它们未必代表过去自我意识族群分布的范围和边界。对于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特里格也指出，考古学文化无法以任何一种机械方式与诸如部落、游群或民族这样的社会群体相对应。其原因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材料不充分，而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未必与社会或政治组织相一致。 

　　特里格还指出了考古学文化概念在史前研究中的局限性。首先，考古学文化概念比较适合研究流动性比较小的小型同质性社会，比如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而在爱斯基摩这类流动狩猎群或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中，不同群体之间接触频繁，考古学家无法发现界限分明的文化，而只能看到广泛分布的基本工具组合和不同风格彼此交织的情况。其次，考古学文化概念不适合研究复杂社会。比如在国家社会里，社会和经济差异会在社会内部和社群之间产生异质性，使得考古学文化概念在研究史前学家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上变得毫无价值。后者在我国夏文化的讨论中非常突出。这表明，以器物类型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分析对于解决国家起源的问题是一个无效的方法和判断依据。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考古学文化概念内在的局限性，更新和完善这个概念的定义和内涵，以便能够用它来处理各种复杂的材料，超越年代学和分布学的范畴，上升到重建历史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层次。 

　　更新和完善考古学文化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将文化静态和分门别类的描述转向动态和过程的探索，二是从文化时空关系研究上升到科学的历史重建。 

　　动态探索就是透物见人，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物质文化来了解文化的功能。考古遗存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在原来的活体社会系统中分别是在经济、技术、宗教、政治或社会组织中发挥作用的，它们的特点和组成是人类对各种生态、社会和文化因素广泛适应的结果。各种社会文化应对这些复杂因素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所以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可辨的风格。考古遗存只是古代社会留存至今的可以触及部分，造就这些遗存的动力已经消失。所以，考古学家必须从这些可触及的物质文化，去探究和重现产生这些物质遗存的人类行为和社会背景。发掘出土的文物不只反映了制造它的技术，还反映了这件文物使用的社会价值。所以，考古学家研究的这些物质遗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制造和使用它们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映，它们之间必定存在功能上的联系，需要我们去探究。 

　　二是要让静态的物质文化活起来，就应该将它们放到活的有机系统中去思考和分析，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比如，狩猎采集群的物质遗存是用来开拓其环境里的动植物资源的，石器工具组合与共生的动植物遗存就是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互动的反映，而文化系统的特点与变化有望从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变化找到原因。在比较复杂的社会里，不同物质文化分别可以归入技术、经济、社会、贸易和信仰等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相对独立，但又是整个文化系统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个文化系统在运转的同时，又与环境系统和其他文化发生互动。这种系统的动态关系造就了个别文化的特点，而各子系统以正负反馈而运转，其中某个子系统发生的变化会触发整个文化系统的变迁。 

　　三是将静态和孤立的文化遗存放到它们原来动态的历时过程中去分析，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它们在活体社会中的作用，还能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考古学对文化过程的研究，目的是要分辨与文化变迁方向和性质有关的各种因素。 

　　我国考古学的历史重建需要更新和完善当下的理论和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与历史阐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考古研究，各自采用的理论方法也差异很大。田野工作和材料整理由一套发掘和鉴定技能所组成，考古学文化便是这种归纳法操作和总结的经验性产物。材料的解释和历史重建则是要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说明文化的变迁，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的因果关系探索，需要用逻辑实证论的演绎法去进行探究和检验。这项操作需要提出假设或建模，有一批概念和分析的变量，还有与民族志和历史证据类比的参照。假设对于探索性研究至关重要，它是决定研究方向以及确定应当采集哪些材料的必要前提。没有这种假设的导向，考古学家采集的材料对于解决特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需要强调的是，从材料的整理和描述转向历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亟须正视和努力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一方面，这种较高层次的解释在我国学界被认为主观性太强，不值得提倡。而且物质文化的成因往往有不同的可能性，使得这种历史解释要比大家想象和承认得更加困难，于是常以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来加以回避。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专业训练只注重田野发掘和材料的初步整理，并没有阐释层面的科学训练，使得考古学的进展长期停留在材料积累上，在历史重建上乏善可陈。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从材料整理上升到阐释的层面，历史的重建就无从谈起。 

　　考古学的阐释和历史重建需要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有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有目的地采集和分析的材料。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大致涵盖了何人、何物、何时、何地、如何及为何等六大类问题。前四类问题属于归纳或实证的范畴，而后两类问题则是对材料的阐释。由于考古材料种类的多样性以及问题的特殊性，使得考古研究成为不同领域的专攻。这特别反映在科技考古和学科交叉领域的蓬勃发展上。目前，我国的科技考古还没有与考古学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大部分考古学家仍然将考古遗存作为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处理，没有从功能论、系统论和过程论来了解文化的成因与变迁。这样，科技分析的成果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太大的用处，只能将它们看作对文化特征的补充而已。另一方面，如果科技专家没有为破解特定历史难题提供证据的意识，那就只能根据自己的分析结果就事论事，无法为历史的整体重建添砖加瓦。当下科技考古积累的材料越来越多，如果考古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仍不科学，那么历史重建仍然是难以企及的目标。 

　　考古研究解决的问题从年代学到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再到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历史重建则是整合所有材料和信息的阐释问题。这种重建需要一定的社会科学背景和理论素养，既要有对具体树木的微观了解，也要有对整片森林的宏观视野。所以，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也应该思考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王立新提出史学研究三个有意义的问题也适合考古学的历史重建：（1）应该是阐释性和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问题。这就是为历史现象的成因和意义提供解释；（2）关注不同历史现象或进程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现象的来龙去脉。这种联系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3）要超越常规智慧探究历史现象和过程背后的深层动力，而不是简单的史实重建或对历史的经验性解释。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供历史的细节，而是揭示深层次的动力——那些在历史过程中长期起作用的、重复出现的因素。发现和阐释这种动力是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根据这样的要求，无论是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家，还是以科技分析为专攻的考古学家，都应该深思自己的研究取向和问题意识。以往考古学分类或科技分析大体关注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具体问题，现在迫切需要转到较为宏观和深层次的社会演变问题上来。

      结语

　　考古学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中产生的，它被用来和历史上的特定族群相对应，是现代人群渴望寻根，将自己的历史上溯到某个想象源头的途径。这个概念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一起传入中国，与当时处于古史辨大潮中的学界希冀以地下之材料来重建上古史的期盼不谋而合。于是，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和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和时空安置来追溯史前期和上古时期民族形成与融合的历史过程。 

　　纵观考古学史，该学科以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为特点。在欧美，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推测期、分类—描述期、分类—历史学期和解释期四个阶段。俞伟超将其简化为萌芽期、传统期和解释期的三阶段划分，并认为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已经达到欧美考古学第三阶段的水平，但是具体工作还是走在第二阶段的路上。其实，考古学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代表了这门学科范式的变化。库恩指出，范式的变化会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而且，范式的变化也导致科学所探讨问题的转移。它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使得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改变。然而，就考古学史的发展来看，这种范式的变化并不表现为新对旧的完全取代，而是以一种累进为特点。比如，过程考古学的阐释必须建立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工作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考古学文化时空分布有了详细了解之后，才能着手对文化变迁进行解释的工作。这意味着，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工作仍然是考古学阐释和历史重建的基础和必要前提。不过，这种工作必须根据新问题和新要求来进行更复杂和更高层次的分析，不可能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分类与描述的机械操作。 

　　尽管考古学范式的转变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重叠性，但是不同范式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有了目的与性质上的区别。旧范式习用的概念和方法在解决新问题时往往不再有效，考古学文化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文化历史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从时空上来安排考古材料。这是一种直觉和经验性的操作，在材料的归纳和梳理上是有效的，但是要用它来解决其他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面对历史重建的要求，考古学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也必须加以完善和更新，赋予它功能、系统和过程的内涵，以便将静态和孤立的类型分析，转向人类行为的动态和整合性探究。在这样的层次上，考古学研究也不可能再是考古学家单打独斗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学科交叉的团队来分析林林总总的各种自然与文化遗存，为解决关键问题提供信息。但是，材料和信息最后的整合和阐释工作仍然需要考古学家来承担。这种整合和阐释就是历史的重建，这需要考古学家不仅有把握各种材料和证据的能力，也要有把材料转变为历史叙事的综合能力。 

　　在我国考古学经历了百年发展之际，许多学者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设想。他们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与世界各国有别，于是把材料的特殊性和研究目标的民族性延伸到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似乎具有民族特色而与国际有别的理论方法，才能被普遍认可，才能引领世界。我们应该清楚，考古学的发展在时间上是积累性的，在空间上是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那些我们自认为是传统特色的方法最初也是借鉴自西方的，而有些闭门造车的所谓创新和突破也很难达到国际水准。与考古材料不同，理论方法一般都是普世的，尽管它们在具体运用中会植入个人立场和偏好。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指出，过程考古学的问题取向和对清晰、量化的程序要求导致了田野研究的新发展。它们的广泛应用已经首次创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一门在地理上覆盖全球、在时间上贯通古今的考古学。 

　　有学者指出，所谓特色学术与学术多元化不是同一概念，特色学术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中国的学术问题只能由本土产生的特色理论去解决，更不应成为一种排他的封闭系统。还有学者指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不是搞一套别人看不懂、有悖世界学术潮流的体系，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建设，而是学习世界学术，融入世界学术，贡献世界学术，从而彰显自己实力的过程。 

　　考古学理论方法超越国界和传统的事实，在柴尔德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是在借鉴了德国考古学家科西纳的文化概念和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的类型学和传播论的基础上构建的。1935年，柴尔德访问苏联，对苏联考古学家用物质文化来重建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印象深刻，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潜在价值。他开始赋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塑造历史中同样重要的作用，比如除了强调剩余产品的积累会引发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形成外，他还认为刻板的宗教信仰会抑制甚至阻碍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他还强调，器物除了它们的功能外，也必须被看作人类思想和观念的产物。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使他提出了一些对考古学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超前了当时大部分考古学家的思维。柴尔德在建立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后通过不断反思和探索，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应该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榜样。 

　　本文从考古学史的角度讨论了学科范式变化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发展。在这个概念最为流行的时期，考古学大抵被看作一门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的学科，并没有指望它能够提供文物本身以外的信息。但是，二战后几十年的历史进步和科技发展导致了学科环境和内容的急剧变化。新方法的涌现更新了考古学家的耳目，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以前一无所知的信息，从而能够探究过去无法企及的问题，使得考古学探索更上一层楼。目前，科技考古在我国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操作，而且从业者的规模也日趋庞大，但是考古学文化作为研究的关键概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造成了研究方法超前而理论滞后的严重脱节，导致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之间鸡同鸭讲，材料阐释和历史重建乏善可陈。这是因为，在借鉴国际学界的进步和成果时，技术和方法比较实用，一般会毫无困难地被普遍采纳。但是，理论则像是选择党派和教会，意味隶属于某个群体，往往会受到排斥。但是，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一个紧密结合和相互依存的整体，三者之间任何的不协调都会影响到最终目标的实现。希望学界同仁能够更新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内涵和研究，使它能够真正成为重构国史的关键概念。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