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意蕴深厚的“解放”书写，但此前相关研究缺乏整体视野，未能充分揭示其独特意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书写可从解放主体、解放路径与解放范围程度三方面作综合分析：解放主体的差异产生了自我解放与被解放的分合，解放路径的不同表现为说理式解放与斗争式解放的交缠，解放范围程度的区别衍生出局部彻底解放与全面渐进解放的替嬗。解放观念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形塑，因此，普通作家与受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的作家在书写“解放”时呈现出不同特征：普通作家的解放观念表达，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下的“解放”书写，则使不同类型的解放观念交互作用、彼此融会，建立了“解放”书写的新形态。在建党百年之际，回望、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书写，启示我们应全面认识“解放”的理论话语与历史实践，辩证看待自由与责任、尊重传统与大胆革新的关系，努力发掘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解放”书写  中国共产党  解放观念

　　作者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  400715）。

　　“解放”作为一种极富感召力和建构力的观念，贯穿于现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解放观念不仅构成了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面向和思想流脉，而且作为一种具有统合性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不少现代作家就是解放思潮的助推者和引领者，也体现为现代文学作品容含了丰富复杂的解放观念，还体现为现代文学通过解放的方式寻求自身的嬗变。而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观念对现代文学中的“解放”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崭新的书写形态。

　　在“解放”这一概念下，聚集着诸如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家庭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等诸多类别，所有这些解放类别几乎都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密切关联。由此，从各种解放类别出发来研究现代文学，便成为学界的普遍选择，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成果主要从单一的解放类别出发来审视现代文学，缺乏整体观照的视野，存在明显的碎片化倾向。而且，学界对单个类别的解放观念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常截取某一时段的现象进行考察，缺乏历时性和整体性的梳理、比较与评析。尤其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解放观念的制造主体，几乎每种类型的解放观念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形塑，现代中国的各大解放思潮最终也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中得到汇集和升华，进而形成内蕴独特且影响深远的解放观念。现代中国诸种解放观念被中国共产党征用改造或发展完善的具体过程，无不映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演进风貌中，这是以往分散式、截段式的研究路径难以洞悉的。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以整体性的解放观念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观念作为论述重点，进而运用比较方法，厘清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及其影响下的作家创作之于中国现代文学“解放”书写的独特意义。受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的作家，主要指那些具备党员身份的文人，如茅盾、蒋光慈、郭沫若、夏衍、丁玲、田汉、周立波、柳青等；或当时虽无党员身份但却是党领导下的重要文化骨干，“左联”、延安、解放区作家是其中的三大群体。这些作家的“解放”书写承载了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的丰富意涵和重要经验。除此以外的作家，本文视为普通作家。将普通作家与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作家的解放观念、“解放”书写进行参照论述，可以呈现现代文学“解放”书写的整体风貌，也有助于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引导、丰富现代文学的解放观念和书写形态。

　　一、“解放”释义与“解放”书写的面向

　　“解放”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晚清时期，“解放”一词已零星出现于知识分子笔端。1919年前后，“解放”一词的使用频率突飞猛进，并出现了以“解放”命名的杂志，如《解放与改造》《解放画报》。之后，“解放”的使用频次有所回落，但言说解放、分析解放的文章依然蔚为可观。借助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可发现，从1871年到1949年，使用“解放”一词的文献共47931篇，使用“自由”“平等”“民主”这三个词的文献分别为502627篇、42444篇、74338篇。与这三个词的使用频次相比，“解放”的使用频次并不占明显优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解放”的角度来把握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是因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系列关键词，如革命、反帝、反封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解放”的范畴，它们或可被视为解放的路径、对象，或可看作解放后的应然状态，共同诠释了现代中国的解放之路。然而，对解放的认识，人们通常着眼于政治、社会层面，对其复杂内涵认识不够，缺乏宏观、整体的考察视野。

　　在现代中国的革命实践、思想演进和文学书写中，“解放”意为解除个体或群体遭受的种种压迫和束缚，使之获得自由发展、平等对待的可能。然而，由于解放主体和客体的多样性，解放方式和解放范围程度的差异及解放的目标指向（个人、性别、阶级、民族、国家等）和连带观念（自由、平等、独立、科学等）的丰富性，解放的表意便向整个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学叙事敞开，其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成为一个统合性的思想观念。

　　现代知识分子在谈论解放时，常把解放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近代中国最初时兴的观念为自由、平等，直到新文化运动后，解放的观念才大范围传播，正所谓“昔日自由今解放”。沈雁冰在《五四运动与青年们底思想》一文中也提到，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念是“自由”“平等”，而五四运动后，则流行的是“解放”“改造”。由于解放指向人对自由之境的渴望，因此，“五四”以后解放观念与自由观念便如影相随：“解放就是恢复自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常论及解放与自由的关系。陈独秀认为，“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毛泽东自20世纪20年代始，即把解放和自由看作革命目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6年，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指出，依托于工人阶级的国内阶级战争，才是“解放人类”，实现“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的途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矛盾论》等文中，反复强调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与解放。抗战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出发，主要从两个维度诠释了解放与自由的关系：一是提出新三民主义，强调“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兼顾了民族和人民的前途；二是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明确了党的斗争目标为“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解放与自由关系的理解，影响了文学中解放观念的构成及“解放”书写的风貌。

　　自由是主体获得解放后的一种应然状态，反过来，自由作为一种愿景，会预先对解放的操作性方案提出要求。首先，自由存在着外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差异。其中，经济物质等外在的压制束缚较好识别，从中解放出来较易获得共鸣，破除此类外在障碍的解放之举可以采取外部激励、引导乃至命令等方式。与之不同，精神文化层面的内部桎梏则不大容易被人发现，所以要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便显得困难重重，精神的解放只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而不是被动等待的方式。总之，面对精神的抑或实体的束缚压迫，主体追求的自由境界存在内外之别和虚实之分，相应的解放行为便具备了对内与对外、针对实体与面向虚设、借助外力与坚持自主的多重指向。大体来说，普通知识分子通常更看重解放对内、向虚的一面，当他们认识到民众的落后面貌时，便将自己看作解放民众精神的实施主体；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则是内外结合、虚实互补的，在面对民众的思想缺欠时，旗帜鲜明地强调“待解放者”主体自觉自动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多维度指向的解放逻辑上，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受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丰富的解放图景，留下了不少值得认真借鉴和深入讨论的“解放道路”与“解放书写”。

　　其次，主体对自由的追求，存在彻底与渐进、全面与局部的分别，这进一步规约了解放的操作路径和解放的范围程度。对有的人来说，解放是大胆摆脱一切外在束缚，追求无拘无束无挂碍的自由状态。在此情况下，求取解放的过程必然对武力的革命性举动青睐有加，解放的态度坚决彻底、激进。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解放的真谛主要是朝向内在和自我，它意味着破除自身思想的因袭和精神的拘囿，以求主体的良性发展。相应地，施行此类解放时，理性启发、思想引导是相关人士选择的主导方式，他们以长远、稳健的态度对待解放和自由的展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解放选择，主要作用于国人的思想精神内部，把个人从礼教、迷信、奴性等观念的禁锢之中拯救出来，可称之为启蒙式解放；后来的革命者采取的解放策略主要针对专制、殖民、侵略等外部压迫因素，以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可类比为革命式解放。不过，当我们仔细辨析那些深受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的作家的“解放”书写时，就会发现：武力斗争与思想引导这两种解放路径存在交错互渗的趋势，思想精神解放与经济社会解放几乎受到了同等对待。彻底与妥协、激进与平稳这两种本来判然两别的解放态度，实际上并非完全对立，二者的交互关系呈现出的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模式，而是革命式解放邀约启蒙式解放、启蒙式解放推动革命式解放的复杂形态。

　　此外，自由还有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分殊，与之相对应，解放便会形成群体解放与个体解放的差别。现代中国因长期处于屈辱状态，加之革命风潮的强势助推，因而群体自由常占据主导地位，群体解放也总是对个体解放进行监督和指引。五四文学重在个人的解放和自由，用沈雁冰（茅盾）的话说，就是“解放了伊，做个‘人’！”而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革命作家表现的，则重视群体的解放和自由。不过，在群体解放召唤群体自由的时代话语背后，个体解放引领的个体自由时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解放的具体操作实践的不同阶段，需要处理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抉择。从逻辑的先后来看，解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启解放，此时的重点是确立以谁作为解放的实施主体。如果把“待解放者”视作解放的实施主体，就需要“待解放者”能认识到自身被压迫、受束缚的遭遇，进而爆发出主动求解放的意愿和行动；反之，则是把他人当成解放开启时的实施主体，进而从外部对“待解放者”进行询唤、启发和教导。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放”书写在解放主体这一层面，大致经历了从理想化的自我解放，到现实性的被他人解放，再到20世纪40年代的自我与他人、革命者与民众之间互为解放主体的演化情形。

　　明确了解放的实施主体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落实解放，此时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决定以何种方式和路径展开解放的过程。一般而言，要么是以说理的方式，向压迫者讲述自身的悲惨遭遇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使对方认识到症结所在；要么是以革命手段，推翻压迫者长期以来的强势地位。在解放路径这一层面，五四文学的“解放”书写热衷于以说理启蒙的方式展开，左翼文学多强调革命斗争叙事，20世纪40年代党领导下的文学“解放”书写则注重说理和斗争密切配合。

　　实施解放行动后，又需要从范围和程度两个维度来规划、规约解放，由此就呈现出局部彻底解放与全面渐进解放之分。在解放的范围层面，五四文学的解放聚焦于思想，左翼文学关注阶级压迫和经济解放，而两者在解放程度上都主张彻底；与之相比，20世纪40年代党领导下的文学的“解放”书写则全面铺开，大大增加了解放的包容度，又能根据实情策略性地推动解放进程。解放的三个阶段面临的三组对应关系，即自我解放与被解放、说理式解放与斗争式解放、局部彻底解放与全面渐进解放，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解放”书写的主要差异，而在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下的作家对解放的书写，恰恰较为辩证地处理了每一阶段的每一组对应关系，因而彰显了自身的独特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解放指涉不同的对象，“解放谁”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解放对象的不断更新，中国现代文学先后形成了女性解放、个人解放、家庭解放、阶级解放、民族国家解放等解放类型的书写。解放对象的演进历史，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解放”书写的主要逻辑线索。现代中国的解放言说，最初聚焦的对象为女性。据笔者查阅的材料，第一篇冠名“解放”的文章，为1907年在《天义报》连载的《女子解放问题》。该文从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维度来使用“解放”一词。“五四”前后，在个人主义、反叛传统的时代声浪中，女性解放和个人（或个性）解放的言论尤为密集，成为当时中国解放“大家族”中的最强音。女性解放的最终指向是“叫妇女来做个‘人’”，即“肉体上的束缚和精神上的束缚”都获得解放的个人。由此，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与个人（或个性）解放就构成了彼此呼应、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文学中，光彩照人的“娜拉”便成为叛离家庭、求取解放的典型形象。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其端，庐隐的《海滨故人》、欧阳予倩的《泼妇》、茅盾的《创造》等作品紧随其后，都可以说是对“娜拉”的讴歌。而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在五四时期则更侧重对个性解放的书写。

　　无论女性解放还是个性解放，往往都把家族制度的压迫当作应破除的首要对象。因此，家庭解放也成为五四文学“解放”书写的重要一脉。从陈独秀1915年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口号后，家庭解放言说便充满了激进的判语。这些说法既是当时人们对家族制度贻害过重产生强烈反叛心理的流露，也是鲁迅所说的与其“开窗”受阻不如索性“拆屋顶”的策略性表态。正因此，现代作家在书写家庭解放时的矛盾、徘徊心态更值得我们关注。这种心态在鲁迅的杂文、小说的互文性写作中获得了深切表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经典杂文中，寄望于觉醒的父母能秉持利他、牺牲的态度，“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以便达到“平和而没有冲突”的良好效果。然而，鲁迅小说中的那些“父亲”依然坚守传统规矩，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到《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再到《长明灯》中的“疯子”，那些觉醒的子女，均深陷入理性想挣脱家庭的围困而情感又顾虑重重的两难境地。杂文鲁迅与小说鲁迅的参照，展现了既得“随顺长者”又要“解放幼者”的家庭解放难题。

　　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个人解放和家庭解放的观念接受和文学书写，就其实际而言属于知识青年的自我解放，且偏重于精神、欲望的解放。普通作家尽管明了经济对解放的根本作用，但在文学书写中还是侧重精神、欲望的解放，不断重复接受新观念、自由恋爱、反礼教、反家长权威的“解放”书写模式。没有获得现实社会支持的精神解放，其文学书写的价值在于唤醒、发现“人”，但作品中的自我解放者往往陷入梦醒后却无路可走的境地，新生的自我承受着更大的生的苦闷。像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呈现的就是追求解放的女性在精神、欲望上的苦闷。可以说，五四时期普通作家的“解放”书写，表现的不是解放后的自我飞扬，而是“解放的苦闷”，找到了反抗压迫的入口，而暂时未找到自由与解放的出口。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观念和实践既提供入口又提供出口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四”落潮之后的土地革命时期，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呼声愈发嘹亮。顺应这种变化，文学的“解放”书写也展现出新面影。女性解放、个人解放汇入社会解放和改造的时代潮流中，现代作家进而表达了对女性参加革命斗争的期许。蒋光慈的小说、茅盾的《蚀》三部曲等是对将女性解放纳入社会革命斗争的具体写照。家庭解放也在革命的号召下变得更为彻底。巴金的《家》就通过觉慧逃离家庭走向社会的进程，反映了封建大家庭在激流勇进的社会革新思潮中摇摇欲坠的情形。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等作品的解放态度更为决绝，赋予了家庭与革命判然两别、互不相容的色彩。与此同时，有关阶级解放的文学书写开始大量涌现。茅盾的《子夜》按照阶级分析观念书写中国的社会构成，在劳资冲突、民族资本家与买办的斗法中暗示了阶级和国家解放的路径和方向。夏衍的《包身工》从压迫的系统性叙述中昭示解放之路，系统性的压迫包括资本代理人对纺织女工的压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这造成了纺织女工的悲惨命运，而阶级解放和民族国家解放的主题隐含其中。土地革命时期的文学“解放”书写，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视野更为宏阔，开始摆脱五四文学沉湎于精神、欲望的解放而忽视社会斗争的缺陷。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两大观念先后统摄一切。受此影响，文学的“解放”书写又一次展现出转变的痕迹。接续已有的女性解放思路，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从阶级维度丰富了女性解放书写的内涵。以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为例，折聚英这个“过去的难民”“过去的童养媳”“过去的文盲”“过去只值两斗粗谷子的女人”，在党的引导和帮助下，成长为“学习的模范”“劳动的英雄”“抗日的战士”“妇女的先锋”。革命感召下的此类底层妇女，成了“最好的妇女彻底解放的榜样”，有力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文学女性解放书写的内涵拓展和强力导引。在抗战动员的语境中，家庭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前途紧密挂钩，文学叙事也“开始了‘家国同构’的重建”。面对战时的民族国家危机，知识分子倡导家庭解放主要是为了抗战的需要，因为“抗战就是把各个人由家庭里抽出来，编到社会国家里去”。值得辨析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也主张把个体从家庭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其家庭解放并不是从外部打碎旧家庭进而使个体走向群体；相反，而是更强调从思想上对个体进行开导，进而在内部重塑家庭面貌，取得内外共生的深层次解放效果，这在赵树理的《传家宝》、傅铎的《王秀鸾》等作品中都有充分体现。这是家庭解放复杂性的折射，也是特别需要留意的解放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阶级解放书写中，丁玲和赵树理的相关创作无疑最具代表性。以此二人的书写为中心，联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解放论述，参考前后不同作家的创作，可以洞察到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解放”书写，是如何辩证对待解放开展的阶段性和多维性的。

　　从解放对象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普通作家与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作家在解放观念的面向上是有区别的。这些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体化为对解放的主体、路径与范围程度的繁复表现，从中可洞悉“解放”书写的丰富性，尤其是发掘出中国共产党对“解放”书写的观念引导和模式开拓。

　　二、解放主体：自我解放与被解放的分合

　　解放观念落实为解放行动，首先需要确立由谁来实施解放，即解放的实施主体问题。外力的刺激、推动和帮助，带给受压迫者的解放属于被解放，他人是解放的实施主体；反之，受压迫者识别压迫处境，积极抗争的行为则是主动解放，自我是解放的实施主体。解放主体的不同连带出自我解放与被解放的区别。中国现代文学对这两种解放的书写，经历了由分到合的过程，形成了三个阶段。五四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是解放观念的传布者，但他们深感外来的解放思路不能让民众真正领会和认同，于是便热切呼唤民众勿待他人来解放自己，而要努力做到自我解放。自我解放的期许落到实处，既会面临传统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性的妨害，也会遭遇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批驳，其反响往往因此比较冷淡。五四时期自我解放的理想化吁求收效不大，而后的激切革命解放思想汹涌而来，缓慢的自我解放便更受冷落。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方针，知识分子与民众得以紧密交汇，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意识到革命者与普通民众彼此隔膜的问题，于是在书写解放运动时，他们便极为注重让革命者解放民众与民众自我解放相配合。此时，需要解放的就不只是普通民众，革命者与知识分子也必须在解放浪潮中接受洗礼，因此，革命工作者与普通民众之间交互担起了解放主体的角色。

　　五四知识分子是各种解放观念的热烈鼓吹者，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对宣教式的解放路径表示不满，期待知识青年在态度和行动上主动寻求解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李大钊就曾大力倡导“自己解放自己”。陈独秀指出：“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李大钊更斩钉截铁表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在五四文学中，多有关于自我主动解放的书写。郭沫若的诗歌《天狗》《凤凰涅槃》无疑是表现自我大解放的篇章。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伤逝》和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的知识青年，在保守势力和世俗偏见的压抑、围困中，寻求自我意志和生命解放，他们的挣扎、颓废甚至绝望亦是对自我解放的悲壮注脚。

　　五四时期的主动解放属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尽管在观念言说和文学书写上多把“大众”“平民”视为解放的主体，但实际上更多是一种理念虚设。可以说，自我主动解放的呼声虽然动听，却多少带有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因为普通民众可能已对各种压迫习以为常，很难自动识别压迫的存在，遑论产生解放的要求进而奋起抗争。因此，当一位读者给《解放画报》去信，声明“解放，要自己解放自己，他人是爱莫能助”时，编辑在回信中说：“因为有许多人受礼教，制度，习惯，风俗，捆绑已久，他们自己简直不觉得是束缚，你不替他‘解’，他怎么肯‘放’呢？”然而，由外力来解放他人是需要现实条件配合的，知识分子不顾实际情形想要解放“没有自立的能力”的柔弱者，有时恰恰事与愿违。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尽管将民众视为亟待解放的对象，但由于注意到解放的多重关联条件，并且注意激发民众自我解放的意识，因此取得了显著成效。

　　发动革命必然“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然而，由于普通民众身上存在诸多问题，要使农民全身心参与革命解放运动，就必须对其进行教育引导，“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换言之，革命解放需要正视民众身上存在的弱点，告别缥缈玄远的自动解放设想，对受压迫者进行教导，促使解放观念深入人心，进而产生群体性抗争举动。受此影响，革命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把革命领导者当作解放的实施主体，以之引导民众响应革命运动的“解放”书写模式。在巴金表现矿工悲惨命运的小说《萌芽》中，矿工们虽然打心眼里觉得世道不公，但为了生存，“只得装聋做哑，把坏人也当做好人来尊敬”。遭受冤屈毒打后，屈从甚至自杀成了不少工人的选择。矿工一面憎恨、一面屈从的状况，直到革命者文科员走到工人中间宣讲革命思想时才大为改观。文科员的帮助和教导促生了矿工的革命解放意识和行动，使革命的“萌芽”种子开始植入工人思想深处。在蒋光慈《田野的风》（即《咆哮了的土地》，出版时为了躲避检查，改为此名）中，安于被剥削处境的蒙昧乡民，同样是在张进德和李杰等革命者的指导下，才将“蒙蔽的障幕揭去了”，“开始照着别种样子看待世界，思想着他们眼前的事物”。

　　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提醒革命者领导农民群众时，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他指出，革命者不能发号命令，更不能越俎代庖，“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唯有如此，才能取得“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效果。这一提醒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倒是陈独秀提出的由知识分子引导民众的观点受到一些革命者青睐。陈独秀认为，“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其结果，有的变革者过于强调外力引导的必要性，把革命领导者视作解放运动独一无二的实施主体，相对漠视被压迫者自我解放的主体能动性。于是，从理想化的自我解放转变为更具现实可操作性的被解放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革命领导者和普通民众、解放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彼此隔膜甚至有些割裂的状况。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但现代作家仍然多为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左翼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革命者作为解放主体来解放他人的书写模式。丁玲20世纪30年代转型期的许多作品表现了革命者对解放的引导与掌控，《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美琳获取解放的方式是受到革命者若泉的感召，《一天》中的革命青年陆祥希望通过“文艺的体裁”启发工人觉悟，鼓舞他们的斗志。直到全面抗战爆发，许多作家在迁徙中被迫疏散到大后方的乡镇，从而真正走进农民、工人、士兵的生活中，“解放”书写开始真正贴近民众，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郭沫若的《金刚坡下》、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都触及了民众日常的精神、物质困境及由此萌生的抗争意识和解放诉求。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除了继续主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工作方针之外，更强调党员干部应该“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在教育群众之前，“首先要改造自己和向群众学习”。在干部引导群众与群众教育干部相结合的思路下，解放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开始抛弃主动与被动的两分关系，转而为交互作用、彼此融会、共同提升。由此，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以城市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工人为中心的“解放”书写，让位于以乡村的农民和革命者为中心的“解放”书写，自我解放与被解放也由分立走向了融合，革命领导者与普通群众呈现出互为解放主体的情形。

　　革命领导者与普通群众互为解放主体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延安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丁玲的长篇小说《桑干河上》便一改她前期创作中由他人领导解放的书写模式，积极探索普通民众与革命干部相互融会、相互解放的新路径。一方面，土改工作组的进入，开始打破暖水屯的沉闷状态，逐渐解决了民众“了解得太少，和顾忌太多”的问题，逐步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土改工作组的不少成员、暖水屯的许多村干部开始时各有各的缺陷，后来在深入群众运动的过程中，这些人都被群众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和巨大能量所感染，从而纠正了自身的不足。革命者的引导打消了农民的顾虑，这大致属于被解放的路径；农民醒悟后产生了强劲的革命浪潮，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自我解放形式。通过对这两种解放路径的交织书写，《桑干河上》深刻地展现了自我解放与被解放互补互促的过程。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同样表现了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相互作用、相互解放的过程。最初，以老孙头为主的进步工人，虽然甘于吃苦、没有私心，但他们还缺乏主宰机器的自信心，后来在上级的教导启发下，工人们才在阶级思想层面以主人翁自居，并爆发出革命智慧和雄心。与此同时，由第一次修机失败发展到第二次修机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工厂经理王永明等党的领导干部在民众的解放浪潮中受到教育、获得成长。经由这番交互影响与彼此解放的合力作用，小说揭示出所谓的“原动力”是“优秀的工人”与“民主政府的领导”相结合的道理。

　　自我解放与被解放的路径差异及其分合，也对解放言说的话语风格和宣传动员方式带来深刻影响。对久受压迫的普通民众而言，即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悲惨处境，但要奋不顾身、起而抗争，也还面临诸多障碍，其中之一便是缺乏强有力的话语理论支撑。因为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讲信修睦，贬抑争执，尊卑有序。要打破这种状况，民众需要一套全新的、权威的话语理论来激励和支撑，于是，革命道理的宣传便显得意义重大。康濯1949年创作的小说《黑石坡煤窑演义》便详细状写了老尹给大三等民众“解说要诉苦翻心抱团体的一些个道理”，正是这些“道理”使村民找到了斗争的理据。在康濯的另一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中，农村姑娘金凤正是从工作队员“我”讲解的“双十纲领”中，感知到中国共产党为民做主的光辉形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关心妇女、维护婚姻自主等政策条文，摆脱了“害臊劲”，勇敢地与“不务庄稼活”“胡闹坏女人”的未婚夫解除婚约，与进步青年拴柱订婚。

　　要使乡村民众无畏且顺利地追求解放，外力的帮助和指引不可或缺，革命理论话语则是外力的主要体现，由此形成的是被解放的路径。可是当革命者为民众提供话语引导和思想启发之后，如若再满口高深的理论话语，无视普通民众的欣赏喜好，就难免生出隔阂。《原动力》中的陈祖庭之所以不被工人拥护，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一说就长篇大论”。《桑干河上》中的文采喜欢通过开会枯燥地宣讲文件上的大道理，致使不少人心生抱怨。有鉴于此，中央宣传部发文严肃批评了群众宣传工作中存在的“语言文字的不生动和不通俗”，“方式方法的刻板化和不善于因时因地制宜”等缺点，提醒各地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要尽量利用“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才能“极力激起群众的感情”。

　　以群众容易理解并接受的形式，助推革命解放运动的展开，这其实就是将被解放的路径转化为民众自我主动解放的路径。当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工作队从“开大会”转变为组织群众“唠唠嗑”时，大家才敞开心扉，分享各自遭受的压榨经历。在柳青《土地的儿子》中，村民将李老三翻身解放的真实故事改编为戏剧进行演出，此类“在群众翻身基础上隶属于群众自己的，歌颂着群众自己的翻身，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文娱活动，除了具备感情宣泄的作用外，还最大程度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性，从而激发起民众主动要求进步：“旧社会活不成，新社会救咱们！”“共产党给咱们好日子过的！”“学习李老三，务正生产吧！”正因为宣传方式与动员群众的效果密切相关，所以，使用何种方式宣讲革命道理，就成为文学书写中评判不同干部工作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李有才板话》中的章工作员在发动农民时，采用的是开会讲道理的刻板方式，老杨同志来后，则通过快板歌谣充分了解到村里的实情和村民的真实想法。在实际发动群众过程中，老杨同志坚决摒弃了章工作员的工作模式，利用歌谣号召大家参加农会。《李有才板话》的解放斗争取得胜利，从宣传形式上看实乃“板话”的胜利，而“板话”正是民众自我解放的表征。

　　歌谣、小调、壁报、说书、戏曲表演等通俗易懂的文艺样式，因其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欣赏习性相契合，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作家笔端被频繁采用和精心打磨。当广大民众深深沉浸于这些文艺样式时，他们的内心世界被打开，进而主动响应解放征召并爆发出巨大的革命势能。与此同时，通俗化的语言、受群众欢迎的形式及身边真人真事的素材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不仅“打通”了群众的内心障碍，还携带着民众主动解放的热情，反过来对革命宣教者的认识进行修正和提升，有力“打通”了干部的经验认识。《桑干河上》中的刘教员开始办黑板报时，习惯用“之乎者也”的语言向民众解释党的政治道理，农民老吴对之表达了不满，并即兴编唱了一段朗朗上口的土改歌谣。刘教员在老吴的指点和表演的促动下，终于豁然开朗，懂得了“咱编黑板报是写给老百姓看呀”的道理，采纳老吴的建议，以通俗化的形式重新编写黑板报。“适应初起的庄稼人的生活方式”的宣教手法，使革命者与民众“双向打通”，带来了“双重解放”的良好效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人与革命作家在延安整风运动后关于阶级解放的叙述，既呈现出革命者“说服”“启发”群众的过程，还同时展现了群众“说服”“启发”革命者的过程，由此，干部由“自动”向“自觉”转变，群众则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最终产生了自我解放与被解放的共振互促的情形。

　　三、解放路径：说理式解放与斗争式解放的交缠

　　确立了解放实施的主体后，就进入了解放的具体展开过程，在此过程中会面对如何解放，即解放的路径问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采取何种方式实施解放，主要表现为说理式解放与斗争式解放的路径差异。说理式解放是指通过话语交流、思想宣传、观念引导的方式，让人们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被束缚、被压迫的境遇，从而谋求解放，或是在观念上已觉醒的人以话语交涉的方式向压迫者提出自由、平等和被公正对待的解放诉求；斗争式解放则是通过直接对抗、有力手段、革命行动以摆脱外在的束缚和压迫，包括群众自觉进行的斗争式解放和革命者领导的斗争式解放。

　　按理说，解放总是要反抗和推倒特定的压迫对象。换言之，解放天生带有某种斗争性。但晚清和五四时期兴起的女性、家庭、教育、个性等解放潮流，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说理式解放路径，并影响到文学的“解放”书写。鲁迅小说的“解放”书写，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故而多采取说理的方式，《狂人日记》诅咒“吃人”、劝转“吃人”及呼吁“救救孩子”，可以归入说理式解放的叙述类型。高歌的小说《生的旋律》采取的也是说理式的构思，在父亲的审问与“我”的驳诘中表达了关于家庭解放的主题。说理式解放的文学书写，在题材上偏重恋爱家庭、学校教育、礼教习俗方面，叙述的重心多落在人物的心理体验和思想冲突上，表达主旨立意多借用象征隐喻的修辞手法。

　　五四时期的说理式解放，规避了解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流血牺牲和暴力凌辱现象，可问题是说理式解放要么难以取得胜利，要么难以维持胜利。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家》，即表明了这个观念。小说以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故事的时代背景，大哥觉新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说理式解放的践行者。当觉新为觉民的婚事向祖父说理受到痛骂后，他便顺从了。与之不同，觉慧因散发传单受到祖父批评时，也曾与祖父讲过道理。但说理失败并未让觉慧屈服，反而使其意识到“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了解的”，由此萌生了叛离的因子。最后，觉慧以逃离大家庭的方式，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解放；觉新则唯唯诺诺在高家继续煎熬着。有感于说理式解放路径的虚妄，北京大学的学生费觉天曾提出，以血泪为表现的“力”应成为“自由的代价”。他认为，西方众多解放容易取得成功是因其具有“力”的庇护，而民国初年的解放极易失败正是由于缺乏“力”的庇护。言下之意，要想让解放取得实效，参与者须拥有强大的力量。对费觉天的观点稍作引申，便是说理式解放很难保证解放的成功和解放成果的延续，要想解放，斗争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是解放的实践派和行动派，相信“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因而，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即信奉的解放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其行动纲领即要求革命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嗣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强调“在文学的领域内，宣传苏维埃革命以及煽动与组织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斗争”。

　　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斗争的推崇相呼应，斗争式解放成了左翼作家笔下的革命者坚定执行的革命道路。例如，阳翰笙《归来》中的革命者，“只知道奔忙，只知道拼命，只知道苦斗，只知道不断的不断的向前努力！”蒋光慈《田野的风》里的农会成员，即便被解散被镇压，也勇毅地与敌人抗争，坚信“只有在残苦的斗争中才能夺得自己阶级的福利！”在左翼文艺思潮影响下，其他作家也形成了斗争式解放强过说理式解放的观念。巴金的小说《萌芽》就明确表达了对斗争式解放的赞许和对说理式解放的否定。小说一方面大力歌颂文科员带领下的工人坚决与工厂主斗争的行为，另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同情工人处境却主张和平改革的科员张温平。在小说结尾，文科员带领工人冲进了矿局，昂然迎接即将到来的镇压军队，“萌芽”的种子被倔强的革命者种下。张温平则带着妻子离开矿厂，宣告了自己信奉的说理式解放的失败。

　　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的作家以“说理”见长，如丁玲的小说《田家冲》叙述阶级解放时，把三小姐作为革命说理的主体，把田家冲的青年作为革命动员的对象，小说重点讲述的是阶级革命观念的启蒙、传播。有的作家则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激动人心的革命斗争场景，然而忽略了对说理式解放路径的认识和借用。讲述单一的斗争式解放故事的作品，其中的革命领导未能向群众详细说明革命的复杂面向，相关情节未能有效展示革命深入且彻底重塑群众思想的深意。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采取的解放路径及其影响下的革命作家的阶级解放书写，则看重说理式解放的意义，细致叙述了革命道理重塑民众思想的过程。这尤其体现在表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文学创作中。

　　减租减息运动及土改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行的最具代表性的阶级解放运动，两者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都特别强调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使斗争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路径。中国乡村的广大农民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尽管他们从情感上对现实处境感到不满，但又深受“命运”“良心”等传统观念束缚，“不懂得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要使革命解放成为群众自觉主动的行为，首先需要打破群众思想观念中的种种顾虑。周而复《山谷里的春天》就是以农民陈五儿转变落后思想，最终勇敢向地主斗争的过程为书写重心，阎争先等干部反复向陈五儿讲解革命道理的过程，则是陈五儿摆脱顺服心态、投身解放斗争运动的关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民众除了被种种传统观念禁锢外，还普遍存在“怕变天”的心态。新的“怕变天”心态和旧的“命运”“良心”等观念的束缚，共同妨害了农民对土改运动的参与。于是，消除农民对“变天”的担忧，成为阶级解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赵树理、康濯等作家都曾表现过农民在“怕变天”心态和其他落后观念的共同影响下，丧失革命反抗决心和毅力的场景。对此，丁玲在1952年出版的《桑干河上》的修改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借助农会主任张裕民之口评价说，关键是“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也以质问的语气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莫非还没翻心？还是封建大脑？”“翻身”的前提是“翻心”，要成功实现阶级解放，前提是通过说理的方式使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获得解放。“翻身”属于斗争式的解放行为，“翻心”则必须采取说理式解放路径，而算账和诉苦则是说理式解放两大行之有效的策略。

　　算账是为了“算还自己被剥削了的血汗”，其目的是让农民明确他们所受的剥削情况，相信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山谷里的春天》中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召开租户会时，白长成主动出击，向大家算起了农民被欺压的苦账。白长成的一席话活动了村民的心眼，“在大家心坎里勃起勇气来了”，成功激励村民说出了“明减暗不减”的真实情况。白长成的算账属于面对农民的说理，旨在唤醒农民的反抗意识。当直接面对地主时，白长成那种一对一的算账形式力量不够，于是便出现了《桑干河上》中的郭富贵等人与江世荣夫妻的集体算账场面。集体算账的形式把江世荣的罪恶集中起来、凸显出来，让农民更清晰地认识到地主剥削的残酷性。

　　算账之外，诉苦更是调动农民斗争意识的有效策略。在《暴风骤雨》中，地主韩凤岐被扣押后，小说便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农民诉说苦楚的场景。群体性的诉苦情绪促使民众爆发出勇毅坚定的斗争举动。类似的诉苦场景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里也多有表现。诉苦过程以“共鸣”的方式，浓墨重彩地展示和确认了农民的悲惨遭遇，进而最大程度调动了群众的抗争意识。对此，《桑干河上》中的宣传部长章品的概括极为贴切：“咱们如今就是叫大家多想想人家给咱们的苦处，多想想过去的封建社会是怎么的不合道理没有天理良心。”同时，诉苦不仅是情绪调动的策略，也是政治感召的仪式，它通过引导农民意识到自身的苦难来源于地主的压迫，最终唤醒农民的被剥削意识，启发受苦的群众获得阶级觉悟，“开始向‘阶级’认同转化”。

　　不论是启发教导民众，还是通过算账、诉苦等独特方式让民众识别压迫遭遇、获取革命意识，都证明斗争式解放之前的说理式解放绝不是一件可以马虎对待的小事。只有通过精心谋划的说理，消除民众的思想顾忌，才能使阶级解放观念真正被民众理解、认同和践行。正如《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言：只有当农民“为着自己的利益理直气壮直接行动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时，问题才能解决得彻底，群众才能提高一步”。而且，经由一系列的说理而获得解放的民众，最后不但会自觉自动地与压迫者作斗争，更会在思想深处来一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说理式解放促发了斗争式解放，斗争式解放进一步造就了思想世界的重构。这是传统思想观念被党的革命思想取代的过程，是传统乡村社会在革命的冲击下旧貌换新颜的过程，是刘少奇称之为“换了一个脑袋”的“新的启蒙运动”：“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

　　四、解放的范围程度：局部彻底解放与全面渐进解放的替嬗

　　在解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明确了具体展开路径，还需要定夺解放的范围和程度，于是有了局部彻底解放与全面渐进解放这两种情形。解放的范围有全面与局部之分。全面解放是指破除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束缚，消除人们在精神与物质上，或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承受的压迫和不平等；局部解放则是指解放观念和实践在精神与物质这二者中，或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这三者中，只取其一，单项突进，不及其他。解放的程度有彻底与渐进之别。彻底解放是指态度激进，追求速效，以完全解除束缚、消除压迫力量为目的的解放；渐进解放则是指根据现实状况逐步实施和策略性推进的解放。在现代中国的解放观念和解放实践展开过程中，局部解放往往显得彻底，全面解放反而多取渐进的方式，由此形成了“局部彻底”和“全面渐进”这两种主导的解放态势。

　　晚清的解放观念及其“解放”书写，不脱“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海上尘天影》等小说，基本上秉持“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的局部解放意旨。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家庭伦理观念，在晚清制约着解放的敞开维度。同时，在列强环伺、国势岌岌可危的局势下，以救亡为目的的解放观念，也表现出决绝的态度。五四时期亦多取局部彻底的解放。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国民的精神思想痼疾是妨碍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彻底反传统，将思想精神的解放定为主要目标，其他层面的解放则被有意无意忽视了。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解放不再以精神思想解放为主要目标，经济物质层面的解放凌驾于其他解放之上，相关文学作品聚焦于塑造不妥协、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彻底解放的思想观念气势恢宏、振奋人心，同样也有其局限性。之所以出现局部彻底解放的历史状况，是由于现代中国的发展采取历史因素（经济、政治、文化）单向/单项突进的方式，也就是局部突进的方式，结果使得后一历史阶段不得不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采取同样激进的“补偿式的新拓展”，从而造成了孔范今所说的“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文学的补偿式调整和发展”。这就规约了各个类型的解放也就是局部解放先后发生，并以强烈反拨前一阶段解放观念和文学书写的方式来推进。

　　从以器物科技、精神思想为主转到以经济物质为主，解放都指向局部性的压迫束缚。缺乏全局性的视野，极有可能使主体从一个桎梏中解脱出来，却陷入另一个桎梏之中。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深入理解民众的前提下广泛动员民众，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考虑到民众的生活习性、接受心理和国内的实际情形，并且注重整体解放的可能，然后有针对性、策略性地调整解放思路，使解放运动能以全面渐进的形式落地生根并铺展开来。以五四时期为例，当时人们的“改造”“解放”观念是有倾向和选择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主要从文化思想层面着眼，大力引入西方的各种现代观念来启发、教导国民，希望以外来思想解除国民精神深处因袭已久的传统思想。换句话说，思想精神层面的解放是五四时期各种解放的重中之重，唯有刷新、重塑国人的精神世界，才可能为其他解放开辟道路。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思想精神解放是一切解放的前提，为了全心全力开展思想精神解放，有必要舍弃和搁置其他层面的解放。受以思想精神解放为主的思路影响，五四文学的“解放”书写着重表现的几乎都是进步青年如何在先进思想的提示下感到不满，进而与代表封建传统思想的老一辈进行抗争。摆脱家族的拘囿，从思想上解脱出来，似乎就意味着一切。但摆脱、告别之后的故事则很少受到关注；被摆脱、被告别的对象怎样在解放浪潮中得救，也没进入作家视野。结果，解放只与“娜拉”们、“觉慧”们有关，与封建家长、守旧人物完全无涉；获得解放后的“娜拉”和“觉慧”们也仅仅携带着乐观却单薄的思想勇气阔步前行。五四时期的解放实质上属于局部性的解放。被解放的“娜拉”和“觉慧”参加革命队伍后，经济物质层面的解放又独领风骚，其他维度的解放则被冷落。解放话语为革命者独占，落后分子与阻碍革命者如何同时被解放话语照亮，那时的文学作品鲜有涉及。

　　与局部解放相伴而生的是彻底解放。从解放的范围来看，五四时期的解放属于局部解放；从解放的程度来看，五四时期的解放又属于彻底解放。由于民众的旧习惯根深蒂固，旧思想总是在不经意间“魂兮归来”，而且解放造成的新空气中往往还遗留掺杂着不少旧传统的因素，产生了不中不西、不新不旧、时中时西、时新时旧的矛盾现象。有鉴于此，梁启超表示，要想完全刷新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得造就一个彻底的大解放空气：“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在“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可发现由彻底解放观念主导的情形。比如，巴金《家》中的觉慧因为拥有了“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的彻底解放精神，才能“逃出那个在崩溃中的旧家庭，去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在革命进程中，彻底解放更是成了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选择。20世纪20年代末，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必须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彻底的肃清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进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成［全］摧毁”。之后，党领导下的“左联”在行动纲领中也作出指示：“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受彻底解放思路的影响，蒋光慈《田野的风》中的李杰在向农民宣讲革命时，表达了改变“这穷富的制度”的彻底解放思想，并且坚决与自己的家庭决裂。

　　解放的面向千头万绪，受具体情形规约，往往需要让某种解放“先走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局部解放的思路合情合理。但如何在社会改造、抗战动员等语境中，掌控和平衡局部解放与全面解放、彻底解放与渐进解放的关系，使解放在范围和程度上显得适当，也是党领导下的文艺进行“解放”书写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以家庭解放为例，20世纪40年代，党的解放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成功规避了只解放青年、无视老年，只解放个人、无视家庭价值的偏颇，适度且有效地解放个人和家庭，并促使其与革命斗争形成同生共振的关系。舍弃家庭尽管有助于个体无牵挂地响应革命征召，但实质上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佳方案应该是改造家庭，消除家庭负累，使整个家庭都支持个人的前进行为，甚至整个家庭共同投身革命。正是意识到彻底毁弃家庭、投身革命解放运动存在的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尽管也主张把个体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参与到革命斗争中，然而此时提倡的家庭解放已不是与家庭“脱域”的解放，而是“在家庭内”的解放。这种家庭解放是延安作家描写的重点。

　　在唱本《春英翻身》中，与长工陈木祥结婚后的春英，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启发下，报名参加了妇女会，积极学习新文化和新思想。不料，婆婆看见春英成天不着家，就怒斥她，丈夫也站在婆婆一方批评春英胡作胡行、违背“妇人规矩”。后来妇女会会长对春英家人讲了一番道理：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才让他们翻身解放、过上了好生活，获得解放后他们更应该积极参加革命，以便彻底驱除强暴，“消除痛苦过时光”。妇女会会长的话不仅扫除了春英丈夫和婆婆的旧思想，还促使春英丈夫和婆婆都踏进了革命队伍，“陈母心头多喜悦，亦跟妇女大翻身；木祥也去拿枪杆，当了民兵卫家乡”。同样，赵树理《传家宝》中的金桂对于婆婆的顽固阻挠，也不是简单地进行批判斗争或决然地抛弃家庭“出门远行”，而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渐渐纠正婆婆的封建思想。《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被确立为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和创作示范，除了因契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期许外，还在于其表现了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落后的人物在斗争的环境中也不能不起变化”，以及革命与家庭携手共进的新风貌。

　　《春英翻身》和《传家宝》的家庭解放是通过革命领导者或进步分子的训教开导实现的，而在小说《黑牡丹》里，家庭解放则表现为革命政治威力作用下旧家长主动检讨的方式。《黑牡丹》讲的同样是一个解放的儿媳遭到家人反对的故事。钱兰英仅仅因为在春节文娱大会上“出了风头”，不小心跌了一跤，就被公公视为有碍观瞻，遭到丈夫文玉的数落呵斥。深感委屈和愤怒的钱兰英叫嚷：“今天非讲理不行！”钱兰英说出来的“讲理”二字瞬间让公公想起了政府领导的种种反封建举动，想起了一系列像他自己这样的老人“被讲理”的场景，于是变得惶惑起来，准备主动到妇救会那里承认错误。丈夫也在妻子“讲理”的正义声浪中开始自我反思，并很快向钱兰英做了检讨，夫妻俩最终和好如初。无论是领导者和进步者亲自出面进行劝导，还是革命语境本身的刺激感染，中国共产党解放观念影响下的家庭解放书写都呈现出重塑家风，进而使家庭与革命携手共进的全面渐进式改造路径。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家庭解放不仅强调青年一代向进步思想靠拢，还让革命青年反过来感化、改造老一辈；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家庭解放不是以彻底、激进的方式拆解、分裂旧家庭，而是在渐进改造的思想指导下让家庭关系达到新的和谐、平衡。中国共产党的家庭解放达到的，正是在家庭内部感情融洽、在家庭外部工作积极的效果，融洽的家庭环境正是民众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保障，革命工作又反过来时时监督家庭、不断扩充家庭的和气，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祯祥”之景。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的家庭解放把“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让“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相互配合，既解放了青年一辈，也解放了老一辈；既解放了人，更解放了家庭本身。经由革命的塑造，家庭已非原来的家庭模样，重回家庭的人也不再是吕纬甫那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哀苦之人，而是将革命引入家庭，以革命的力量全面解放家庭，然后又把家庭成功纳入革命进程中的奋进之人。

　　与家庭解放相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成功推动的革命斗争运动，也不是求简、求快的彻底解放，而是根据具体时势采取的有步骤、次序的渐进解放思路。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国家危亡问题统摄一切，反抗侵略成为头等大事，于是中国共产党便积极降低革命的调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量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力争和平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加大对国民党、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力度，最终“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此时期革命作家的“解放”书写，配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工作，遵循中国共产党有步骤、次序的渐进解放思路而展开。

　　革命解放的关键是激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这就需要相信群众、鼓励群众，不给群众泼冷水。借用《暴风骤雨》中萧队长的话来形容便是：“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而党的革命解放思路又是渐进的而非激进的，当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提出一些超过政策限度的要求，民众的彻底解放诉求和党的策略性局部解放主张之间就难以协调。如何把发动群众运动与引导群众运动统一起来，怎样做到既尊重群众的斗争要求，又使之走上正轨，党的策略是“发扬群众的阶级意识，承认农民行动之合理，然后诱导群众自己向地主让步”。周而复表现减租减息运动的《山谷里的春天》，斗争了地主“坏豌豆”徐绍堂，但最后也给他留下了适当的土地，使地主及其家人也加入到生产劳动的行列。在《桑干河上》中，斗争了地主钱文贵后，农会查封没收了村里地主的财产，但还是给他们留下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家具、粮食和田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行的阶级解放运动绝不局限于经济地位层面，而是多种面向齐头并进的全面解放。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土地改革，阶级解放不仅要减轻、消除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升贫苦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而且还要解放民众精神思想内部的种种顾忌与落后性。《暴风骤雨》里第一次斗争韩老六失败后，工作队员深入农民中间，与他们谈往事、唠闲嗑，强化了民众的阶级观念，最终成功斗倒了韩老六。在评价这一胜利时，萧队长感兴趣的是通过斗争“由群众来把封建堡垒干净全部彻底的摧毁”。萧队长口中的“封建堡垒”既指以韩老六为代表的外部压迫势力，更指向民众思想层面的封建观念。前述以算账、诉苦为主要方法而使民众“翻心”的场景更是思想解放的绝佳写照。

　　总之，党领导的阶级解放不仅从经济层面为农民带来了变革，更在精神思想上造成了一场全新的“革命”。人们在此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土地、粮食与财产，“而是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等一整套新思想，新观念”。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解放，官民同心的革命图景得以树立起来。党领导下的文学以表现农民为重点的全方位的“解放”书写，呈现了受压迫者经济提升、地位翻转、思想重构及干部改造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解放观念及书写形态，规避了局部解放的不足，带来了全面解放的灿烂景致。

　　结语：中国现代文学“解放”书写的当下启示

　　解放观念是影响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想观念，甚至可以说，解放观念是现代中国的主导性观念，因为诸如自由、平等、民主、反帝、反封建等深刻影响和形塑现代中国历史的思想观念，无不受解放观念的影响和促发，并可纳入“解放”这一总体视角之下。因此，若要深入辨析、阐发这些观念的内涵，不妨从“解放”这一主导性观念和总体视角进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从“解放”这一主导性观念出发，总体呈现中国现代文学与解放观念的关联互动。从解放主体、解放路径与解放范围程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自我解放抑或被解放、说理式解放抑或斗争式解放、局部彻底解放抑或全面渐进解放的“解放”书写传统。普通作家的解放观念表达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解放”书写，则让每一组中的两种解放观念形态交互作用、彼此融会，建立了“解放”书写的新形态。

　　站在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回望和探索解放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联，在丰富我们对历史来路的认识之余，也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解放”书写提供了有益启示。

　　1.文学的“解放”书写可为自由的生长开辟领地，也应给责任的出场保留通道。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放”书写经常与自由相联结，现代作家之所以投入大量精力来思索解放、言说解放，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对自由发展的渴求。自由虽是现代作家称许和珍视的宝贵精神，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放”书写同时也屡屡提醒人们，求取自由需要解除束缚，不过这绝不是毫无顾忌冲破一切束缚和满足一己之私的借口。当五四时期以女性解放为代表的解放潮流出现滥用解放观念的不良现象时，冰心提出了以责任意识作为补救：“我们一面要求解放，一面要自己负责任；否则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解放运动的进行，要受累不浅了。”沈雁冰为女性解放助威时，也注意到Right的对面是Duty，在力争自由的权利之后，更得担负增进国家发展的责任：“既然享受了人的Right，便该尽人的Duty。人的Duty，不只是衣食住，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只是当兵纳税，做个所谓‘国民’；人的责任，一面要维持前代以及现代的文化，一面欲扩充他，增进他，传给将来。”女性解放如此，其他各种解放概莫能外。呼唤自由与强调责任，应该成为“解放”书写不可偏废的两个维度。

　　2.解放虽说要破除已有的禁锢，但尊重传统和民众习性却是解放顺利实现的基础，因此文学的“解放”书写应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思维保持警惕。

　　对于人类而言，传统的规则、思想、制度乃至文化艺术是后来者能感受到的压制性因素，所以解放往往以反叛传统的形式展开。具体到现代中国，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反叛，新文学对旧文学的反叛，个性解放对传统顺天安命和忠孝节悌思想的反叛，女性解放对传统两性关系的反叛，家庭解放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反叛，无不是打着反传统的旗号进行的。乍一看，解放与传统是一对天敌。可细究起来，最初为解放而发出的决绝的反传统呼喊，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策略性姿态，是想以“拆屋顶”的架势达到“开窗”的目的。其实，对传统的抨击有时并非抨击传统本身，而是对利用传统思想奴役民众的做法表达不满。例如，五四时期的“非孔”，主要不是针对孔子本身，而是针对被君主塑造为“专制政治之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即被当作帝王术的孔子思想。而且，“新命题从传统的命题中寻找出发点，它们包含着许多从传统中接受来的因素”。革命解放运动的顺利展开，需要让革命解放的观念播撒到广大民众心中，其言说方式就得适合普通民众的思维意识、生活习惯和话语趣味。因此，革命作家笔下便经常出现领导者虚心利用歌谣、快板、说书、戏曲等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形式和语言形式成功推进阶级解放的场景，通过维护家庭和睦关系来反哺革命解放运动更是延安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倾心描摹的重点。不仅新的解放观念的传播可以利用传统的文艺形式或民间文艺形式，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创构也可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养分和灵感，以便做到推陈出新。这也提醒我们，文学在书写和探究解放问题时，切忌把现代和传统视作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的交错中恰恰有着广阔的表述空间。

　　3.不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完全解放和一劳永逸的全面解放，关于解放的思考和书写也将永无停歇。

　　作为一种总的观念话语，解放包含许多具体类型，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所有解放类型齐头并进，最终汇聚成解放胜利的大合唱。然而，因现实语境的限制，各种解放类型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作出轻重缓急的区分，采取让某种解放“先走一步”的思路。而且，某一类解放的具体实施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渐进之旅，不可操之过急。无论整体的解放，还是单一类型的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完全解放思路都是不可取的。丁玲、赵树理等作家多次在作品中，让革命领导者想方设法告诫、劝说、引导广大民众懂得并遵循渐进解放的道理，由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实情的解放经验。“毕其功于一役”的完全解放设想并不可靠，一劳永逸的全面解放也是一种幻影。首先，解放的类型繁多，各个类型的解放有先有后。解放的类型有着历史规约性，“‘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解放的观念和实践既取决于束缚和压制的情形，也取决于解放者对这些压迫力的认知程度，而压迫力及对之的认知因时而变，这就推动了解放的不断展开，也使文学的“解放”书写不断更新。其次，旧的束缚消失了，往往又会产生新的桎梏。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围困。最后，解放涉及社会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各自的特点。各个群体的权力关系、身份体认和经济地位是相对的，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劣势的群体难免产生被束缚的体验和认知，由此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会生发出解放的诉求。凡此种种，都证明解放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漫漫征途。相应地，文学艺术对解放的思考、探究和书写，也将永无止境。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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