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学术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清华简目前已出版10辑整理报告。其中所收入文献，绝大多数是失传两千多年的珍本秘籍。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篇目，有助于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揭示西周史事真相，推动西周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其中的诸多记载，不仅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中许多争论已久的疑难问题，同时为西周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崭新机遇。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利用清华简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深化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清华简  西周史  古典学 

　　作者刘国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2008年7月15日，经校友捐赠，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清华简总数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经碳14测定，清华简的抄写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5年，属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相当于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时代。由于久埋地下，清华简躲过了秦代的焚书之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经过编排，清华简总共约有70篇文献，全部都是古书，而且多数是经、史一类珍本佚籍，以及与思想史、文学史、科技史相关的篇目，学术价值可谓空前。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在2008年10月召开的清华简鉴定会议上，与会专家即已指出：“（清华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十多年来，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在多方面推动了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海内外文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命训》《厚父》《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诸多篇目，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西周史的研究，离不开传世文献、考古学、出土文献（包括西周甲骨、青铜器与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以及理论探索等多条途径的共同努力，其中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更是认识和解读西周历史的主要依据。不过，由于相关的传世或出土文献古奥艰涩，理解起来有很大困难；同时，对于这些文献的真伪、年代和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学者们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清华简诸篇的抄写时代是战国中期，这就为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即这些文献均不会晚于这一时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写作时代也属同一时期，战国中期只是清华简诸篇写作时代的下限，其中的多篇文献，比如《封许之命》《皇门》《祭公》《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厚父》《摄命》《四告》等，都应是从西周时期的原始档案传抄而来，保留了西周文献的原来面貌；另外的一些篇目，如《程寤》《保训》《耆夜》《金縢》《命训》等，虽然有可能经过了东周时期人们的改写，但显然也是根据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编写而成，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清华简中的一些篇目，如《皇门》《祭公》《金縢》等，都有传世本可供比较，从而为解读和研究这些周代文献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文献学角度看，清华简的这些篇目主要有以下作用。 

　　（二）确认传世文献的真伪、性质及学术价值 

　　还以《逸周书》为例，《逸周书》是一部有关周代历史文化的文献汇编，内容珍贵重要。然而，由于该书被认为是孔子删《书》之余，故在历史上一直不太受学者重视，其流传过程不够清晰，文本的错讹脱佚现象也十分严重。虽然晋代孔晁曾为之作注，但此后一千多年间，该书基本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甚至被冠以“伪书”之名。直到清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经过卢文弨、王念孙、朱右曾等学者的校订整理，本书才大致可读；但是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已公布的清华简诸篇中，属于《逸周书》的篇目有《命训》《程寤》《皇门》和《祭公》4篇，可谓是《逸周书》篇目的空前发现。这些篇目的重新面世，不仅校正了传世本中的诸多问题，也使《逸周书》一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了确认。研究西周历史，再不能忽视和弃用《逸周书》中的这些重要篇目。 

　　与此同时，清华简也使过去有关《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争论有了直接证据。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进献给朝廷的《尚书》中，《古文尚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引起了后人的长期讨论。清华简中有多篇可对应《古文尚书》的篇目，比如，清华简《尹诰》即《古书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即《古文尚书》中的《说命》，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足以证明东晋时期出现的《古文尚书》确实应该是出于后人的伪造。而属于西周时期文献的清华简《摄命》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书》中的《冏命》篇，而这二者之间的内容也是没有丝毫关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东晋以来传流于世的《古文尚书》不会是先秦《尚书》的原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作。《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相关诸篇的真伪讨论，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 

　　已经公布的清华简诸篇，内容和体裁极其丰富，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其中的《封许之命》是西周初年分封许国的文献，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初分邦建国的档案资料，了解分封文件的格式与内容；《摄命》是周王册封伯摄的原始文献，亦让我们看到西周册命文献的原貌，从中可获知金文中的册命内容仅为册命文献的节录；《四告》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四人分别向神灵或先贤的祷告之辞，不仅为以往所未见，更可借此一窥周人的信仰与观念。这些文献的重新发现，不仅使我们对周代文献的认识大为丰富，而且改变了我们对于一些传世周代文献的已有认识。比如关于西周初年卫国的分封情况，由于《尚书》中有《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献的存在，一般认为材料是最为齐备的，《尚书序》即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分封的具体细节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记叙，并说是“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即把《康诰》等同于分封的文献。现在看来，在分封康叔的过程中，其实最为原始的、类似于《封许之命》的分封文件并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这一分封文件应该是详细记录了分封康叔时的封畛土略、以及赏赐民众和物品的具体内容。至于《康诰》诸篇，则应该是对即将赴任的康叔所做的告诫，不能与分封的原始文献相等同，对《康诰》篇的这种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变化。 

　　清华简《厚父》篇的问世，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尚书》的《洪范》篇。周武王灭商后，一直致力于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因此才有“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而形成的《洪范》之篇。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访箕子，本来是要咨询商朝亡国的原因，其目的与《厚父》的主题显然是一致的；只是由于箕子作为一个亡国之人，不忍心谈论故国兴灭这个敏感问题，最后双方只好避实言虚，讨论起“天地之大法”。对此《史记·周本纪》曾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如果箕子当时像厚父那样很配合周武王的问询，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洪范》就不是现在这个面貌了。  

　　（三）关注经学文献的重新编写和整理问题 

　　清华简本《金縢》与传世本《金縢》的异同非常耐人寻味。竹简本《金縢》原有自己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尚书》中的“金縢”之名完全不同；在具体内容方面，二者虽然除了一些异文之外，内容基本相同，但其中存在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竹简本《金縢》没有传世本中涉及占卜的两段文字。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的看法不一。其实，前一段文字中，周公向三王祷告，然后进行占卜；后面的另一段文字中，周成王因为看到了周公的祷告之辞，了解到天降灾异的缘由，因而制止了占卜行为。这两段文字的上下文衔接自然，与周初的观念和行为相吻合，非常契合当时的形势，应是其固有的内容。简文中没有这两段文字，应该是由于后人对原有文本的删节和改写。那么，竹简本为什么要对《金縢》篇做这样的加工处理呢？其实，竹简本的篇名已经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提示。竹简本的篇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已经标明这是一篇属于“志”的文献。对于“志”，我们并不陌生，《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时，太子之傅士亹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给士亹提了系统的建议，其中就有“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韦昭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我们曾经指出，竹简本《金縢》在标题中特意突出了“周武王”的称呼，与《书序》所称“武王”并不相同，很值得注意，这是一个很有楚国特色的称谓，其目的是为了与“楚武王”相区别，《金縢》篇的改名和内容的删减，很可能就是出于楚人之手，将之改编为一篇“志”也就是进行历史教育的读本。因此，竹简本的形成应该是在春秋时楚国称王之后，其定本显然要晚于传世本《金縢》，是对传世本所做的改编。这一做法使我们体会到，即使是像《尚书》这样涉及大经大法的经典文献，也是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对其文本进行编辑加工的；同理，孔子在编选百篇《尚书》时，也不排除对其内容可能做过部分整理修订工作，就如同他作《春秋》时，对鲁国的史书做了一些修订一样。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先秦时代，与百篇《尚书》相类似的文献其实是非常多的，孔子虽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编了一百篇的《尚书》，但是未被收入的文献肯定更为丰富。其中一些篇目，后来被作为“孔子删《书》之余”而收录在《逸周书》里面，但是还有大量相关文献则在历史演变中归于湮灭。清华简的发现使学者们认识到，后来被称作《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在当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认就是《书》，另外，在《尚书》《逸周书》的这些篇目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类似文献。

　　籍田制度是周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周宣王时“不籍千亩”，曾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其具体内容，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据清华简《系年》可知，周武王时即已建立“帝籍”制度，名之曰“千亩”，用以祭祀上帝天神。这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关于“帝籍”与祭祀上帝有关的说法，而且第一次揭示了西周时期的“帝籍”和“千亩”的由来，从“千亩”产生的源头上揭示了“籍田”的性质，即它的确是周王室为生产“上帝之粢盛”而专门开辟的祭祀田地。《系年》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西周时期籍田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分封和册命制度。西周时期采用封邦建国的国策，分封了众多诸侯国；而对于官员的任命，也往往需要举行仪式，封官授职。清华简《封许之命》是一件原始的封建文献，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西周分封制度的诸多细节。另外，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提到郑桓公受命就封时只带“车七乘、徒卅人”，其力量之弱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联系到《史记·齐世家》所载齐太公就国时曾夜宿旅店，后来为防范莱人前来争夺封地而夜衣而行，及时阻止了莱人的行为。从《齐太公世家》所述情况看，齐太公当年就封时，所带的随从似乎也不会太多。看来周代分封时“授民授疆土”，更多的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对诸侯统治权的一个确认，具体的发展则有待于受封者的个人努力。在册命研究方面，清华简《摄命》则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件册命文献，这对于册命制度的研究无疑会有很好的推动。 

　　三公制度也是西周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周穆王时期的三公人选，确认了当时三公制度的存在，从而为研究西周的三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早在1981年，李学勤先生就曾根据当时的各种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指出，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间和发展程度的估计显然是偏低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2013年，裘锡圭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的重建》一文中，也指出要立足于各种新出土文献，同时结合其他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做好古典学的重建工作。两位先生的论述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简帛等新出土文献对于先秦典籍、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从本文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的篇目，已经对西周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其中诸多记载，不仅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中许多争论已久的疑难问题，同时又为西周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崭新机遇。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这已成为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利用清华简来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当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已过大半，但尚未整理出来的清华简篇目还有不少，预计还需要编成6辑左右的整理报告。整理工作目前仍在紧张持续进行之中，相信还有更多有关的新材料面世，成为西周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同时，除了清华简，有关西周史的各种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而与西周史有关的甲骨、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也在不断发现，西周史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史的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发展，取得更好成绩。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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