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这样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君主制、贵族制和大量特殊的团体特权之上。或者说，在1789年之前，法国社会便一贯如此，直到这场惊人的革命宣扬了人类和公民的权利，并着手在公民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竟能产生如此彻底的平等主义革命，这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题。当然，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主义特征显然极大地受到了启蒙运动中理性和自然权利话语的影响。但这提出了一个先决问题：为什么纵观整个18世纪，这些话语在一个建立在贵族、特权、扶植和遵从这些等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中引发了极大的共鸣？为什么当法国的君主制政府在1786年和1789年之间陷入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时，选择以公民平等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政治模式，且不仅在第三等级的代表眼中，还在相当一部分贵族和教士眼中，都成为一种可接受甚至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18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削弱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社会等级的力量，并将资产阶级带到了一个更富裕、更自信的地位。启蒙运动是这个正在崛起的阶级的利益的理想化表达，当君主制的政治危机发生时，资产阶级夺取了权力，并根据他们哲学发言人既定的原则重建了国家。简而言之，这就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和阿贝尔·索布尔（Albert Soboul）关于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理论。

　　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解释已经被历史学界彻底动摇了。最重要的是，事实证明，找到1789年夺权的一系列“革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所指出的，当勒费弗尔在确定他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时，他提到了米拉波伯爵、拉法耶特侯爵和西耶斯教士。 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真正参与革命的人很少是商人或手工业者；大多数都是律师或较低级别的国家或市政官员，绝非想象中的资本企业家。尽管商业和工业财富在18世纪的确逐步积累了，但是商人和制造商的财富一般来说仍然远远少于上层贵族。在法国，贵族们仍然保留着财政以及社会地位和政治方面的优势。许多极其富有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财富来购买进入贵族阶层的方式，他们选择加入贵族阶层而不是推翻这种贵族制度。 此外，人们早已明白，许多贵族、教士和王室官员，既作为生产者，也作为消费者，都是启蒙思想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因此，很难将启蒙运动定性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运动。简而言之，把法国大革命建立的公民平等解释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胜利的产物，已经不再合理。

　　自从这种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不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后，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试图通过相关知识和政治过程中的某种结合来解释公民平等在革命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关于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为阐明包括公民平等思想在内的一些关键的革命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贡献良多。除了少数例外，这些研究只是简单假设革命的经济原因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否定答案。但是这样的假设看上去令人疑窦丛生。毕竟，我们知道法国的经济在18世纪发展得很好，特别是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我们不能认为几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对法国人理解其社会和政治形势的方式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在革命前的几十年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文体的蓬勃发展表明，法国人对经济问题非常关注。在1750年至1789年间，法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书籍比小说还多——而这正是小说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出现的时段。

　　最近关于法国政治经济学话语的学术研究表明，作家们对经济发展，特别是蓬勃发展的大西洋贸易和新兴城市消费模式如何改变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尤为关注。一些政治经济学家首先担心的是，传统的贵族和君主制结构注定了法国在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世界海洋经济贸易中会输给其更多的“共和制”对手，即荷兰和英国。同时，某些政治经济学家也担心，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品的追捧正在使贵族女性化，并削弱其传统的军事美德——尽管其他人赞扬了商业和奢侈品生产的影响，因为其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并且能够滋养和完善法国人的礼仪。政治经济学派中组织最完善、理论最系统的重农主义学家首先关注到了农业，他们认为这是经济生产力的唯一真正来源。他们也是自由市场的狂热倡导者，赞成废除行会管制、垄断和谷物市场的限制。但无论他们的具体理论或观点如何，18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显然认为，蓬勃发展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如果同时代的人很清楚经济变迁的后果，那么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认为可以忽视这些变化，这就很不合理。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把革命前的法国所经历的经济发展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18世纪的人称法国——以及西欧和大西洋世界的其他地方——所进行的经济变革为“商业变革”。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商业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的确是一种商业资本主义。但它之所以配得上“资本主义”这个名号，是因为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生命力来自广泛和不断累积的商品生产，以便在市场上销售。这种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分析的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尽管我们所说的“工业”活动在18世纪的法国肯定会持续增加，但绝大部分的这种工业生产都带有强烈的商业特征。除了极少数例外，工业品都是在小作坊或工人的住所里手工生产的。事实上，纺织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产业，也是发展最快的、18世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产业之一。大多数纺织业生产实际上发生在农村，在那里，贫穷的农村居民，其中一些是兼职的农民，在家里纺纱织布。尽管纺织品生产者通常相当贫穷，并被向他们供应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商人严重剥削，但他们实际上不是雇佣工人。反之，在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中，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是商业性的，在形式上受到货物买卖的制约，并由信贷来调节，而不是由工资合同来调节。18世纪，在机械化工厂普及之前，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商业”似乎是批量生产和买卖货物的同义词。

　　回到文章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否使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和自然权利的话语变得合理？或者是否鼓励了为政者从公民平等的角度重新塑造法国这个国家？我将提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论述实际上依赖于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勒费弗尔或索布尔在20世纪中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同。他们的理解似乎基本上是来自《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而不是来自《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似乎完全忽略了法兰克福学派或卢卡奇的著作提出的论述。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基于特定财产形式和阶级关系的生产模式，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是以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为中介的。他们对革命的因果论证是，资本主义发展催生了一个越来越富裕、强大和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革命中从贵族统治阶级手中夺取了权力。因此，历史研究清楚地表明，一旦找不到假定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资产阶级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就无法有逻辑地反驳那些完全否认资本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的学者。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主要来自《资本论》，特别是来自第1卷中题为“商品”的第一章。在这里，我受到莫伊舍·波斯顿（Moishe Postone）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重新解释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终极动力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而是商品形态的传播。波斯顿认为，商品形态的普遍化产生了一种独有的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形式，这样的社会关系形式首先受到市场中等价物的交换规律的支配。我认为，18世纪法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抽象意义上社会关系形式的蓬勃发展，而日常生活中这种抽象意义上的经验增加，有助于使得公民平等的概念在18世纪80年代变得既容易理解又引人注目。这一论点假定了一种与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非常不同的因果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机制，而是通过一个更为渐进和分散的社会和文化进程来影响革命的。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形成抽象社会关系的趋势来自交换的货币规律。每种商品——无论是一匹布、一块面包、一首数字化录制的歌曲，或是一小时的劳动——都具有内在的、不可衡量的、感性的品质，这些品质被赋予了 “使用价值”。但在市场上，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而出现，作为抽象意义上的等价物，商品以它们可以交换的货币数量来衡量价值，而且根据马克思所述，最终以它们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们的价值。因此，商品既有具体的方面（使用价值），也有抽象的方面（交换价值），因为这件商品是定量的，所以它总是可以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相匹配。当然，商品交换是生产或销售商品的人与购买和最终使用商品的人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但这是一种淡化的和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根据马克思所述，在其最深层次上，这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对于另一种必要劳动的交换，但这种劳动通常体现在市场上买卖的具体产品上。因此，根据定义，资本主义的兴盛意味着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扩展，即以货币等价物、可量化规律和日渐摒弃等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

　　尽管法国在18世纪经历了大家公认的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级获胜的时期。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际、殖民地和国内贸易中；在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中）被更准确地定义为发生在诸如君主制国家、王室法庭、延续已久的三等级制度（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杂乱无章的各种特权管辖区、乡村地区、共同组建的自治市和行会、不同省份、教会等已有的体制结构的夹缝之中生存的制度。在18世纪的社会中，出身优越仍然比资藉豪富或功成名就还要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对位高权重者言听计从或是寻求资助，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等级社会典型的社会机制。

　　然而，在这个精密的由等级制度构建而成的脉络机制的夹缝中，商业资本主义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通常情况下，它要么绕过行会规定，要么抓住行会这个机遇，使其规定有利于最富有和最有企业家精神的雇主，才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变为可能。许多新兴制造业建立于农村地区，因为行会的规定不在此施行，而且那里的劳动力便宜易得，新兴制造业也在很多免于行会控制的特权地带建立。新的消费品，如马车、漆制鼻烟壶、假发、花饰丝绸锦缎、五颜六色的印度棉布、梳妆台和写字台、钟表、陶器、手表、咖啡壶、风扇、雨伞等，找到了不断扩大的市场。新兴的零售商店因此蓬勃发展。书籍贸易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阅读书籍。许多农民把他们的努力方向转向为大城市提供经济作物，特别是巴黎。国家的财政事务越来越依赖于富有的金融家和巴黎的股票市场。在以上这些和其他的许多方面，法国男女的日常生活，虽然仍然被特权、等级制度、恩庇和尊崇所支配，但与新兴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18世纪，资本主义并没有公然表示自己是现有社会秩序的替代者，而是渗透且影响了旧制度的社会关系，并在夹缝中求生存。

　　借用雷蒙·威廉斯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种无处不在但又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种“情感结构”，这是一种强大的但又难以定义的经验压力，这样的压力低速、缓慢地将一种对新兴社会力量的认识带入到人们的意识中，并让人们认识到一些建构社会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说阐明了这种新兴的情感结构。当然，这种微妙的、渐进的，但又普遍存在的、力量强大的历史进程是难以把握和描述的。但我相信，为了正确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有必要对夹缝中生存的资本主义的抽象历史进行分析。

　　法国大革命的抽象性

　　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声称，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不仅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些特定事件发生的关键，同时也是推动其整体进程的关键。对他们来说，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的路途曲折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有时会得到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帮助。我意在解释的是，为什么在革命初期，相当一部分平民、教士和贵族都认为公民平等制度是解决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危机的恰当方法。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解释1790年或1791年后革命斗争的进程。在我看来，这些斗争至少是由宗教、派别、军事和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以及阶级冲突所驱动的。我也同意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看法，如弗朗索瓦·弗雷（Fran?ois Furet）的观点，即革命的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内部动力和分歧。

　　我的假设是，资本主义抽象意义上的逻辑观念在法国旧制度的君主制、贵族制和行会制社会的夹缝中稳步发展，为解决旧制度国家的危机提供了有效的心理框架，并使这个解决方法大体被法国政治阶层和广大民众所接受。1786年至1789年间，这场危机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崩溃，三级会议因此召开，并由第三等级的代表夺取了权力——第三等级的代表在1789年夏天将其代表团体更名为国民议会，神职人员和贵族集团的盟友很快便参与其中。这个革命性的立法机构产生了一个新的宪法秩序，并随之产生了一种相当抽象的公民制度。从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事件是1789年8月4日法国封建制度废除的那个夜晚，当时的代表废除了旧制度下界定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各种特权，使得男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我特意使用了“男人”这个词，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男性的特权并没有被废除）。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公民的司法权利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得到了界定，并在1791年宪法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一个人与他人的司法关系从此不再由特定的等级和特权决定，而是在普遍、抽象的法律范畴上来决定。新兴的法国公民权制度是抽象的，即一个人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是抽象的。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声誉、教育和财富方面的实际差异基本上没有被触及。实际上，公民们被期望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社会联系中提取出他们的政治和司法关系，以形成一种类似于卢梭式的公共意志。

　　从1789年和1790年作出的两项重大制宪决策中也可以看出国民议会的意志的抽象程度。首先是国家行政机制的重组，它用“省”取代了过去的外省，在划分边界时使省与省之间在面积和人口的数量上尽可能相等；这些省以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命名，而不是用传统的省名来称呼，它们受相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的管理。其次，是教士公民组织，它将教会人士重新定义为国家的公职人员，如法官、行政人员、警察或关税巡察官，并改变了教区的边界，使其与新的省份的边界重合。这两项宪法法令——后者最终对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不稳定影响——清楚地表明了革命早期阶段抽象的理性议程。正是这种抽象的意志，在革命的早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我认为它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在这里，大多数革命史家可能会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认为我的论点是多余的，诸如国家的领土重组和教士公民组织这样抽象的行政改革应该被理解为旧制度时期法国既已存在的集权和同质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我当然不否认这种趋势在1789年之前就存在已久，也不否认旧制度的集权理想与法国革命颁布法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连续性。我所质疑的是托克维尔的设想，即这些集权的倾向是不言自明的，当旧制度君主制开始行政集权时，“这样的情形只是屈服于每个政府的本能欲望，也就是将所有权力的缰绳集中到自己手中”。我认为，发生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法国的那种抽象化的集权，并不是各地所有的政府都特有的某种本能欲望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其处在一个代价巨大的国际冲突的时代，其赌注是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和殖民扩张，有着从人口中提取巨额资金的特殊需要。我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证明，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正在进行的特定的中央集权本身就是由不间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构建的。

　　体验抽象：时尚、商业娱乐和18世纪巴黎公共散步场所的转变

　　从经验上证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抽象效应的现实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抽象化的具象历史（a concrete history of social abstraction）——这当然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我的目的是证明，这在实际上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化影响是高度分散的，它影响了以某种方式受到商品交换传播的影响的所有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影响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尽管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同，方式各异。我的研究策略是挑选出某些18世纪的社会生活领域或脉络，在这些层面上，社会关系可以被证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进程影响下，这样的社会关系向一个抽象的方向改变了。在这篇文章中，我研究了18世纪巴黎的一个休闲活动的关键领域：公共散步场所。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我将尝试证明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散步本身并不是一种商业活动，但它在18世纪的转变与城市中两个最具活力的经济产业紧密相关：时尚产业和商业休闲产业。散步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抽象化影响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对生产领域的分析，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生产领域正被工厂工业的蓬勃发展所改变。他对资本主义的控诉集中在工业资本下被剥削和异化的劳动状况，工业资本使工人的情感活动从属于机器生产的节奏和模式。但是，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性影响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那么他对资本主义消费制度的论述便相对较少。在18世纪的法国，劳动管制当然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加强，但很少被彻底改变。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抽象影响可能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更为突出。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表明，18世纪是法国和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消费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异国商品，如印度的棉布、中国和日本的瓷器、糖、茶、咖啡、巧克力和烟草，在欧洲和美洲寻到了巨大的市场。对遗产清单的多项研究表明，18世纪以来，在大西洋两岸的城市和乡村地区，人们死后留下的衣物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有明显的增加。即使是巴黎的“小人物”也积累了大量的流行商品，如钟表、书籍、装饰用的雕塑、金表、咖啡餐具、陶器、雨伞、手杖、假发、扇子和鼻烟壶——这些物品似乎首先是为了构建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些物品的唾手可得和大规模流行表明，即使是普通人也在参与新的消费形式。这样的消费形式让他们的公共角色从其既定的社会地位中抽身，从而使日常生活更加摒弃了阶级的桎梏，更易被自己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的资本主义化发展能够产生新形式的社会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它只偶有发生。

　　了解巴黎散步场所的历史，有助于把握围绕时尚产业和商业休闲活动发展起来的新兴消费制度的抽象化影响。正是在17世纪末，法国在欧洲时尚产业中独占鳌头，并将这样的地位延续至今。经济史学家通常对农业、机械、铁路或煤炭和钢铁等产业的关注远远多于对时尚产业的关注。事实上，直到最近，即使是对纺织业的研究——毕竟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也更多地关注于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革新，而不是推动布料服装需求的服装设计和市场营销。我把时尚定义为经常更新换代的设计变更，这样的一种时尚通过捕捉消费者的内心幻想和地位焦虑来创造利润，事实上，至少从17世纪后期开始，它就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将这样的动力维系至今。资本主义机械生产技术的最终出现通常以18世纪70年代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到来为标志。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时尚体系的最终出现可以以里昂的丝绸制造商在18世纪初决定每年对其布匹的设计进行系统的改变为标志。这样故意设计成不耐使用的生产模式实际上比工业革命早几十年就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法国在时尚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路易十四的惊为天人的凡尔赛宫计划的产物。它捕捉了全欧洲国王和贵族的想象力，并使得各地的权贵竞相效仿。凡尔赛宫廷里的时髦风潮成为欧洲普遍的时尚标准。这对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丰厚的利润，他们在18世纪擅长生产各种奢侈品：丝绸、服装、鞋子、家具、葡萄酒、假发、珠宝、马车、挂毯、镜子、钟表和各种家用装饰品。然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并不是凡尔赛宫，而是巴黎，因为在巴黎有大量的生产者、商人和富裕的消费者，可以开辟并维持一个风头正劲的时尚产业。宫廷贵族们首选在巴黎购买华丽的服饰。事实上，不久之后，宫廷时尚和城市时尚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前者甚至被廷臣们认为是呆板乏味和繁文缛节的代名词，后者则更加丰富多彩，变化多样，充满乐趣，而且轻松活跃。当然，这种多变性是时尚产业盈利的秘诀，因为时尚的快速变化意味着对最新款式的需求的不断增加。

　　巴黎也是一个展示时尚的伟大中心——既是在晚宴、舞会和沙龙等私人空间，又是在公共场合。正是在这里，时尚与散步场所相遇了。在17和18世纪，生活富裕的巴黎人并不像今天这样在城市的街道上漫步。因为街道普遍都过度拥挤、狭窄、未铺设路面，也没有人行道，中央有一条水沟，作为周围居民倒垃圾的下水道。在雨天，街道几乎无法通行。更糟糕的是，马车以危险的速度在街上行驶，泥土溅到行人身上，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体面的人都尽可能避免在街上行走。但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各种各样的场地都可以用来散步，至少对有身份的人来说是这样。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后林荫大道（Cours-la-Reine）和杜伊勒里宫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皇后林荫大道一开始是在亨利四世的遗孀、路易十三的母亲和摄政者玛丽·德·美第奇的提议下于1628年建成的。这是一个沿着塞纳河的狭长花园，就在杜伊勒里宫花园的西边。长度不到2000米，宽度只有38米，由铁栅栏围起来，门口有王室卫兵把守，它很快就成了巴黎最负盛名的驾驶马车漫游的场所——在马车上可以遍观风景以及彰显自己的地位。虽然当王室不在巴黎的居住地时，驾驶豪华马车和穿着得体服饰的资产阶级可以进入这一散步场所，但这基本上是一个仅供贵族散步的场所。在17世纪末，一位来访的英国人估计，皇后林荫大道可以同时容纳六七百辆马车。皇后林荫大道这一散步场所十分注重阶级礼节。根据讽刺作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的说法，“每个人都在彼此面前走过：马车、马匹、仆从、盾徽，没有什么能逃过步行者的眼睛 ”。

　　杜伊勒里宫花园中的漫步与时尚

　　杜伊勒里宫花园是步行参观而不是乘坐马车参观的地方，最初是作为杜伊勒里宫的私人花园，在16世纪建造的；17世纪时，凡尔赛宫花园的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tre）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自17世纪中叶以来，只要国王不在巴黎居住，它就会向一部分的巴黎市民开放——在路易十四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因为他不喜欢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居民。当路易永远放弃杜伊勒里宫，在凡尔赛建立他的宫廷时（大约在1680年），宫殿附属的花园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社交的重要场所。

　　杜伊勒里宫花园是了解礼仪和时尚的理想场所。约阿希姆·克里斯托夫·内梅兹（Joachim-Christophe Nemeitz）是为国外游客编写巴黎指南的作者，他在1727年写到，外国人一定要去花园逛逛。“在杜伊勒里宫的散步场所里，人们有绝佳的机会与这个城市的美丽世界（beau monde）建立联系”。当夏日结束时，天气开始变得凉爽，“各种年龄、性别和阶级的人都很多，有时很难在人群中穿行，尤其是在中央的小径上。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最精心挑选的服饰，最时兴的时髦物件；在那里，人们可以嬉笑闲聊，严肃交谈，或是自娱自乐……在那里，人们可以遇到最伟大的人物，甚至是王室的王子和公主……人们可以极其近身地从他们身边路过，以便更好地看到他们”。

　　如果我们相信讽刺作家路易斯-安托万·卡拉乔利（Louis-Antoine Caraccioli）在1768年写的《批判、诗意的简明辞典》（Critical, Picturesque, and Sententious Dictionary）中写下的这一点片段，那么杜伊勒里宫花园展示最新时髦物件的作用仍持续到18世纪晚期：“在那里，克洛丽斯（Cloris）炫耀着她那件别人从未见过的挺括的新衣服，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也是在那里，优雅的法弗列特（Farfolet）（卡拉乔利在他的轶事中为人物冠上了奇怪的名字）穿着玫瑰色的塔夫绸套装，外套上缀着金色的丝线，手里拿着长柄眼镜，在别人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打量着自己，并为自己与神圣的克洛丽斯分享节日的胜利而鼓掌。人们拥挤不堪，相互推搡，以待看一眼这两个人。”

　　如这一场景所示，散步场所是展示自己新买的东西和了解最新款式的主要场合。在散步场所上，衣着光鲜的散步者成了城市里绸布商、男女装裁缝（更不用说为法弗列特提供长柄眼镜的眼镜商了）的行走的广告，从而激起了人们消费的热情，并为时尚产业提供了动力。正如这段轶事所表明的那样，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散步场所和时尚产业是相互促进的。

　　因此，对于任何出身平庸，但衣着得体、能够进入花园的人来说，在花园里漫步也是一堂关于品味和修养的课程。公开展现的高雅、有品味的礼仪可以让这样的人学到很多能让他们举止优雅的内容——事实上，就是让他们自诩上流人士，学会如何附庸风雅，至少是在这个摒弃了阶级差异的空间里学会这样的技能。这里有散步场所的另一个小插曲，这是由政治经济学家米拉波侯爵在1756年写的，比卡拉乔利的作品早12年。米拉波说：“在巴黎，每个人都成了先生（Monsieur）。星期天，一个穿着黑色丝绸西装、戴着精致假发的人向我走来，当我忙着向他致意时，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鞍匠或铁匠的助手。”他的轶事清晰地说明：到了18世纪50年代，上流社会的习惯和关于时尚的知识已经普及，一个贵族出身的散步者已不再能确定他看到或与他交谈的人是谁了。

　　如果我们相信另一位城市漫步者查尔斯·德·佩松内尔（Charles de Peyssonnel）在1785年发表的文字，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到18世纪80年代似乎更加严重了。有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决定乘渡船跨越塞纳河，在码头上一个破烂不堪的摊位上遇到了一个坐在柜台后面的人，他戴着一顶极其时髦的假发，穿着一套华丽的珍珠灰西装，上面镶嵌着繁复的金边。他是官方的收税员，因为船夫每载一名乘客过河，就必须缴纳两便士的税。佩松内尔和他的朋友对这个“试图用豪华和优雅的装束来提升他低贱职位”的人大肆嘲笑。但这一事件激起了佩松内尔对那个时代巴黎普遍存在的社会阶级和衣着服饰不匹配的现象的反思。他指出，有身份的人已经放弃了穿戴饰有贵金属的衣服，因为像收税员这样的底层阶级的人已经开始穿这样的衣服了。相反，他们试图通过得体的举止而不是选择奢侈面料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并使用不那么浮夸的装饰，例如丝绸刺绣和毛皮。“他们使用金银”，他尖锐地指出，“只是用于缝制他们仆人的衣服。”与此同时，精心打扮的低级教士们穿着紫红色和紫罗兰色的优雅圣衣在街上行走，其中一些圣衣上还缀有金扣和穗带。佩松内尔表示，不久之后，人们仅通过帽饰就可以区分教士和俗界的绅士了。正经的女人穿得像优雅的妓女，而妓女则穿得很朴素，像正经的女人。佩松内尔说，穿着便装进城的风潮“掩盖了所有情况；人们不再可能通过外表认出任何人的身份。国家的上层阶级在街上走动时，穿得像最底层的公民。人们以为自己是在和一个律师的书记员打交道，而那是我们国家的某个王子；人们避开了一个似乎是士兵招募者的人，而他却是我们的一个伟大法官。”

　　可以肯定的是，佩松内尔是个讽刺作家，所以他无疑夸大了穿衣风格与社会等级不相符的程度。同样，米拉波也可能编造了他遇到鞍匠助手的经历，作为他反对奢侈品的大规模论战中的一个立场——因为他相信这样的故事能说服他的读者，从而证明故事的真实性。此外，还有一位既不是讽刺作家也不是论战参与者的观察者提供的宝贵的佐证——她就是阿尔萨斯州的中产阶级贵族多伯基希夫人（Madame d’Oberkirch），她在回忆录中留下了关于她到访巴黎的宝贵见闻。1784年，在佩松内尔的作品出版的前一年，她记录了在杜伊勒里宫花园的一次散步经历，她注意到时尚的另一个变化，这样的变化掩盖了等级之间的区别。在法国，贵族们拥有携带武器的特权，但他们已经不再这样做了：“绅士们开始不携带武器出行，只有在穿着正式的情况下才会佩剑。低等贵族很快就开始模仿他们；时尚的作用比地位的作用更大。如果下达命令停止佩剑，没有人会同意。一些年轻的崇尚英国的人（一个模仿英式风格的时髦法国人）料想到了这样的风气；他的朋友们也效仿他这样做，不携带武器的行为因此蔚然成风……因此，法国贵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就这样被弃如敝履!时尚往往会制造蠢事。”

　　多伯基希夫人也证实了佩松内尔对游荡在花园里的妓女的描述：“据说杜伊勒里宫花园里有几个被包养的女人。她们比我想象的更难在第一时间被认出身份，因为她们穿着得体，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

　　虽然早在17世纪70年代就有人抱怨富裕的资产阶级女性，甚至是一些商店的女店员，穿着贵族小姐一样的衣服，但当时服饰和等级之间的联系比18世纪后期要紧密得多。在这里可以看出，一如内梅兹在18世纪20年代写的那样，如果外国游客能买到用金色穗带装饰的衣服，他们就不难参加凡尔赛宫的宫廷仪式。有了这样一套衣服“就可以冒充军官，而在法国，军官在任何地方都十分受尊重和欢迎”。在此，内梅兹引用了17世纪末贝勒加尔神父（abbé Bellegard）的一段文字，内容如下：“一套镶有黄金的衣服为人们打开了通向某些地方的大门，而这些地方，对那些穿着不那么优雅的人来说，是完全取道无门的。因为功绩不会刻在额头上。一个外表光鲜的愚人能目中无人地从一个学识渊博但除了丰富的知识外一无所有的人旁边径直走过。”这个写于17世纪90年代，用以愚弄凡尔赛宫的瑞士卫队的建议，在18世纪20年代的内梅兹看来仍然有效。在18世纪80年代，这样的建议大概是不值一提的，因为这时的服饰经常给出错误或含糊的提示。在这方面，18世纪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变化。17世纪中期，人们通常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服饰来确定其职业或等级——贵族女士戴头饰，平民戴方巾，律师穿黑袍，鞍匠助手穿皮制围裙，而贵族则穿着镶嵌金线的丝绸华服。但到了18世纪后期，一个人的服装不再是一条值得信赖的线索；因为人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遇到的是谁。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再深信金边服饰或褴褛罩袍在标志不同的社会地位方面的传统意义。相反，18世纪末巴黎各阶层的男女都不再觉得按照旧有规范着装是必须的，甚至不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巴黎人似乎在18世纪晚期已经达成了服饰上的匿名。

　　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关键点是，时尚帝国在18世纪期间逐步下沉到社会金字塔的底端。在1700年，时尚只被非常少数的富人所关注，其中大部分是贵族。但在18世纪期间，所有阶层的人都开始寻求更多时兴的服装和配饰。丹尼尔·罗什将1700年和1789年去世的巴黎人留下的财产进行了比较，发现各阶层的人拥有的服装数量都急剧增加，在这89年里，每个阶级的人的服装都增加了大约三倍（他研究了贵族、职业人士、工匠和商店店主、仆从以及工薪阶层的财产）。在这些异常丰富的服装中，用丝绸这种极尽奢侈的纺织品制作的服装的比例在各阶层人口中也有所上升。用色彩鲜艳、时髦的印花棉布（法国人称之为“印度印花棉”，因为这种面料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制成的服装在所有阶层中都急剧增加。这些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在18世纪，仆从和工人的工资几乎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18世纪80年代末期普通的巴黎居民便毅然决定将日常的微薄收入花费更多用来购买时髦的服装。不仅时髦的服装是如此，各种时尚配饰也是如此：18世纪末的工匠、仆从和工薪阶层往往拥有金表和金链、雨伞、扇子、手杖以及时髦的假发和帽子。很明显，巴黎的“小人物”既然如此，那便更不用说资产阶级了，他们对上流社会的公众形象的行头非常重视。通过穿着时髦的衣服和佩戴时髦的饰物，他们自诩是一个更奢华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原则上，这样的上流社会对所有能够证明自己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人开放。

　　随着时尚在社会结构中的向下渗透，它的规则和习惯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因此也就不那么有局限性。随着时尚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市场的扩大，在宫廷中框定时尚的细枝末节的规则便显得过于严苛、束缚人性且令人不适了。多伯基希夫人再次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她在应邀参加宫廷戏剧表演时写道：“我必须要梳理好自己的头发，穿上隆重的衣服去凡尔赛宫……因为这种方式穿衣服要花很长时间，从巴黎到凡尔赛宫的路上非常劳累，这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裙子和裙边褶皱变成一块皱巴巴的破布。”如果说凡尔赛宫的时尚规则森严，服装也始终让人不适的话，那么更加多样的巴黎市场则为实验性的、轻松舒适和个体性的积极尝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法弗列特的长柄眼镜和玫瑰色套装就是最好的例子。

　　首都巴黎变化无常的时尚潮流，是一种将充满冒险精神或雄心勃勃的消费者与聪明的商人和制造商联系起来的动力，后者希望通过提供新奇的商品来增加利润。一些新兴产品与宫廷对厚重的丝绸锦缎和大量使用金银线和装饰品的喜好截然不同，那些是更轻、更亮的绸缎，或印度印花布，或是通常用这些材料制成的罩袍，或是18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白色平纹长裙都是如此，当时卢梭和更“自然 ”的生活方式成为潮流，女王本人也扮演着奶厂女工的角色。48 由于富有贵族的衣服通过成为赠礼向下流通到仆从手中，并通过广泛的二手服装市场流通到资产阶级和工匠手中，仆从或商店店主在休假的时候可能会穿上比贵族阶层更传统的华服。因此，佩松内尔谈到了这样的现象——地位低下但衣着光鲜的渡船收税员和穿着破烂罩衫外出散步的法官。

　　新潮的服装在二手市场上确实很普遍，那里有许多以低廉价格出售二手服装的旧货商人。阿梅代·多佩（Amédée Doppet） 是巴黎旅游指南的作者，警告外省人和外国人，旧货商人很可能会欺骗他们，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些二手旧货对外来者的价值：“一个穷鬼从外省来到巴黎，穿着厚重的羊毛衫。他住在村子里时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但在巴黎时这样的衣服却让他看起来像个老爷爷。因此，他跑到旧货商人那里，旧货商人那里陈列着各种颜色的晨礼服，上面有新潮的纽扣……他在价格上讨价还价，支付的价格是旧货商人要价的四分之一。”然而，多佩提醒说：“在这些商店里，买家总是被剥削的一方。”但对于那些了解自己的风格和熟悉讨价还价的惯例的人来说，价格可能是合理公平的；毕竟，巴黎的二手市场非常广阔，并拥有众多的卖家。富裕的男女觉得有必要不断购买新衣服，以跟上最新的时尚潮流，他们通过将自己的老式旧衣卖给旧货商人来为自己的即将新购入的衣服提供资金，然后再将这些衣服卖给不那么富裕的巴黎人——不仅是多佩所描述的那些倒霉的外省人，还有成千上万的有权有势的巴黎人，他们希望看起来很时髦（比如米拉波所写的马鞍匠助手）。提升自己外表的可能性也不仅限于廉价购买二手衣服。多佩指出，当时也有马车可供出租：“任何希望成为绅士的人都可以租赁马车，但是每天或每月的租金都很高。除了马匹，他还可以租借奴仆，这些奴仆可以根据他的喜好进行打扮。” 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可能会发现，为了给大权在握或腰缠万贯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在租借的马车和奴仆上花钱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新的商业发展形式是如何加强同时也破坏了占主导地位的等级制度和庇护制度的。

　　让穿着和地位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一个重要后果是，18世纪后期在杜伊勒里宫的散步者群体，在社会身份上比在1700年更加多样化。在18世纪，限制衣着光鲜的人进入杜伊勒里宫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完成社会面上的排他性，而是促进了大规模的社会融合，因为那些社会等级较低的人——当然是在资源丰富的商人，包括旧货商人的鼓励下——模仿他们的上层阶级，热情地加入了巴黎时髦的散步者行列。从导游指南中对旅行者的建议来看，曾经严格的杜伊勒里宫要遵守的等级礼仪在18世纪内得到了极大的放松，这也使得尚未跻身精英阶层的人更加容易进入其中。

　　此外，杜伊勒里宫虽然仍时常被誉为最完美的散步场所，但事实上它受欢迎的程度已经相对下降。尤其是输给了社会上更不受限、更自由的空间：它输给了香榭丽舍大街，紧邻杜伊勒里宫花园西边的这个阴凉、更轻松友好的、社会面上不受限制的散步场所，除此之外，杜伊勒里宫更是输给了所谓的“林荫大道”（the boulevards）。

　　林荫大道的兴起

　　林荫大道是建在城市北部边缘16世纪城墙的土质遗迹上的宽阔大道。林荫大道呈弧形延伸，东起圣安托万门（今天的巴士底广场），西至杜伊勒里宫花园的终端（现在的马德莱娜广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散步场所，长约4公里——比皇后林荫大道长一倍。1670年至1690年间，这些大道上种植了一排排的树木。1704年至1762年期间，原有的林荫大道被城市南部边缘的林荫大道扩大了一倍，延伸到当时更广阔的农村地区。 直到18世纪，北方的林荫大道仍然比南方的林荫大道更加广泛地投入使用，而且发展得更为商业化。林荫大道与城市的街道脉络相联系，并对所有阶层无差别开放。这些林荫大道足够宽阔，分别为车辆提供了车道、为行人提供了人行道，到了18世纪初，它们成为精英阶层的乘车出行者和各阶层的散步者最喜欢的地方——正如它结合了皇后林荫大道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的优势一样。

　　在杜伊勒里宫花园里，只允许少数卖饮料和糕点的人从事商业活动，而北部的林荫大道则很快被各类商业创业者所占领。到了18世纪中叶，林荫大道两旁都是新潮的咖啡馆，在树丛中摆放着桌子。这种商业发展在圣殿附近的林荫大道周围尤为兴盛（圣殿骑士团的旧址位于城市本土的东北边缘），那里的林荫大道十分宽阔。正如1787年的巴黎旅游指南所说的那样：“圣殿大道汇集了最多的公共设施和娱乐方式：它的周围……是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咖啡馆，在那里你肯定能吃到各类茶点。这些咖啡馆——每家都让人羡慕不已，它们为顾客提供音乐……糕点、食物、赌博和娱乐的游戏，一切休闲活动在那里都有迹可循。” 咖啡馆配备着优雅的深色桌子、音乐娱乐，有着欢快的氛围，茶点种类繁多——包括咖啡和酒精饮料以及糕点和甜品。相比之下，杜伊勒里宫花园就显得十分单调和乏味，更不用说皇后林荫大道了。在林荫大道上，富有的贵族可以把愉悦的乘车观景、散步和在咖啡馆里休息这几项活动结合起来。同时，更多的普通巴黎人可以从他们所住的街区步行到林荫大道，享受散步场所的乐趣，在咖啡馆里吃点东西，并欣赏精彩的娱乐表演。

　　当然，咖啡馆是18世纪在巴黎开展的新兴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第一批巴黎咖啡馆似乎是在17世纪末建立的；到了18世纪中期，它们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景观了。高档咖啡馆以镜面墙、水晶吊灯和大理石桌作装饰，但多数咖啡馆则要简朴得多。咖啡馆首先一定是销售咖啡为主，虽然咖啡最初是富人才会喝的饮料，但很快便成为巴黎各阶层人民的必需品。18世纪后期，在家中或在咖啡馆里喝一杯欧蕾咖啡（café au lait），已经成为巴黎工人和工匠的普遍早餐。但是，咖啡馆的业主是咖啡馆经营者公会的成员，咖啡馆内也会提供诸如柠檬水等甜味饮料、酒精饮料（葡萄酒除外，因其销售被其他公会垄断）、热巧克力、糕点、饼干和其他小点心。

　　咖啡馆促进了普遍的、日常的公民平等——只要有钱、愿意，无论是谁都可以坐在餐桌前享用茶点。但巴黎咖啡馆也因成为公共交流和辩论的场所而变得声名狼藉，这样激烈的辩论甚至会发生在一对素不相识的顾客之间。卡拉乔利（Caraccioli）在他的讽刺辞典中写到，咖啡馆是“那些希望见面的人的聚会场所，是闲谈言语的聚集点，是新闻交汇的地方”，他认为，他创造的人物之一“曼齐尔”（Manzir）整天都泡在咖啡馆度日，以“两块糕点作为他的晚餐和夜宵”，并在那里“评判最新的戏剧作品”，或是“把作家划为三六九等”。在咖啡馆里，客人们通常会大声朗读报纸，记诵诗歌，传述最新的八卦见闻，或对文化议题发表见解，比如分析最近的书籍、戏剧表演或歌剧的优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是18世纪新兴的公共领域的主要场所。当然，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不知名的客人之间的热烈交流和争论是常态。但也有许多咖啡馆，包括那些位于林荫大道上的咖啡馆，虽然平凡无奇，但一般来说，餐桌之间也没有太多慷慨陈词，在那里，娱乐和消遣是首要的。当天气好的时候，或者当咖啡馆老板鼓励流浪音乐家为顾客演奏时，情况尤其如此：顾客主要是为了消遣而坐在树下的桌子旁。到了18世纪后期，咖啡馆已经发展为一种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的文化和商业模式。

　　“风头一时无两”的树下咖啡馆远不只是林荫大道上唯一的商业景点。到18世纪中期，圣殿大道已经吸引了真正的商业场所蜂拥建立。多伯基希夫人是一位充满求知欲的城市探险家，也是一位大胆的购物者，她将圣殿大道命名为“美丽大道”，因为这里有戏剧表演、蜡像馆、绘画展区和新潮商店，包括由马丁小姐（Mademoiselle Martin）经营的时装店，在那里出售欧洲最抢手的胭脂。 但圣殿大道首先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众娱乐中心。18世纪的一些巴黎指南对这些娱乐场所进行了详细描述——提供了关于巴黎社会生活的各种丰富信息。这里有各种戏剧团体：前巴黎剧院（Ambigu Comique），儿童演员在那里表演童话剧；联合剧团（Théatre des Associés），提供精简版本的悲剧剧目，如拉辛（Racine）的《费德尔》（Phèdre）和伏尔泰的《扎伊尔》（Za?re），票价为六苏（sous）；欢乐剧院，专门演出低级喜剧，欢乐喜剧剧院也是如此；还有走钢索的舞者剧院，它的特色是走钢丝、翻跟头、跳舞和玩杂技，但也有滑稽短剧的演出，一本指南的作者称之为“杂乱无章的对话，既不能称为喜剧，也不能称为闹剧”。除了室内的演出外，这些剧团还在街道旁的小型室外舞台上做简单的滑稽表演（被称为parades），以吸引顾客。除了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剧团之外，还有魔术师、科学实验、异国动物展览馆、两个蜡像馆、杂技演员、机械自动装置的展区、赌场，当然还有在咖啡馆外表演的音乐家们的一席之地。在圣殿郊区街（boulevard in the faubourg du Temple）的另一边，有一个花园凉亭，训练有素的马匹在那里跳小步舞或进行模拟决斗——旁边还有走钢丝和大力士表演。在圣马丁大道上，就在圣殿大道的西边，有一个仿照伦敦同名的“Wuxhall”而建立的建筑，里面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和舞池。简而言之，在林荫大道上可以享受到人们能想象得到的各种娱乐方式。

　　这些景点，加上为数众多的优雅马车从大道上驶过，社会上各种类型、不同等级的漫步者来来往往，使得林荫大道成为18世纪后半叶巴黎各阶层人士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初，即使是富人和出身良好的精英阶层，也基本上放弃了上层人士能够进入但需要严格遵守礼仪规矩的皇后大道步行区。北部林荫大道的长度接近4公里，使马车驾驶员在转弯前能比在皇后大道多走一倍的距离。但更重要的是，林荫大道上有很多有趣的地方能让人停留——观看戏剧表演、参与科学实验或马术表演，或是在树下的咖啡馆坐坐。根据一本旅游指南所说，“周日和周四下午，是巴黎最漂亮的女士们的约会地点；两列长长的马车，一辆比一辆豪华，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所有的一切都美妙极了”。加布里埃尔·德·圣-奥宾（Gabriel de Saint-Aubin）的一幅画，如图1所示，完美地展示了林荫大道上的精英阶层们：衣着华丽的年轻男女在树下漫步，或在咖啡馆里共坐一桌。但是，幸福的富人们并不是画中唯一的人物：在画的最左边，一个弯腰驼背、衣衫褴褛的老人伸出帽子，希望得到施舍，且在画面的后方，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女性街头艺人腋下夹着一把手风琴一样的乐器，还有一个戴着小帽的妇女将一个孩子抱在胸前。

　　这与皇后大道，甚至与杜伊勒里宫花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里，普通的巴黎人只有在穿戴得体的情况下才能小心翼翼地尝试进入，但在林荫大道上却可以看到各个阶级的人，从流浪儿、学徒、女裁缝到伯爵和公爵夫人。这一点在圣-奥宾的另一幅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图2所示。在这幅画的中央，一对年轻夫妇匆匆穿过林荫道上繁忙的马车道，也许是要去左边树下的咖啡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高举托盘的服务生，一群衣着光鲜的人坐在左前方的桌子旁，其他人则坐在后面更远的桌子旁。同样，一个男人在画面的最左边伸出他的帽子乞讨。但是，图1中的画面平静、精致而奢华——如果不是那个窘迫的乞丐形象——这几乎是一个私人贵族花园的场景，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图2中的画面就是林荫大道。我们看到两排马车，还有马夫和车夫副手；一个流浪儿在右边的马车后面跑着，也许是想搭便车；一只小狗沿着车道边缘跑着；一排后退的建筑界定了画面的左边边界。在这里，画面便不再平静，一切都是喧嚣和躁动的，无论是穿过车道的夫妇还是坐在桌子旁的人，都不似图1中的人物那样穿戴优雅。这幅画完美地捕捉到了林荫大道上内在的社会阶层的混杂情况。

　　林荫大道上的散步场所聚集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群，散步的，乘坐马车的，商业摊点上恣意地寻欢作乐的。这种社会景象无疑使林荫大道比皇后大道——或者说，比杜伊勒里宫花园更有生机。正如多伯基希夫人所说的那样，圣殿大道“有一种欢愉，一种让人愉悦的活力。我们为这些露天表演驻足。”特别是在皇后大道，人们只看到其他贵族的马车骑手和他们的队伍，而且在那里这些人不能下车喝酒或散步，这就显得相当乏善可陈。巴黎的贵族们更喜欢林荫大道上不同阶级混杂的步行散步场所的多样性和活力，其商业的娱乐活动也使杜伊勒里宫相对正式的属性显得苍白和呆板。事实上，一些富有的贵族在大革命前的最后十年里十分想要在林荫大道旁建造豪华旅馆，这显示了他们对林荫大道的偏爱。在这里，多伯基希夫人的描述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1784年，她应孔戴公爵夫人（Princesse de Condé）之邀到访了巴黎，孔戴公爵夫人是法国有合法继承权的血亲亲王的被冷落的妻子，她在早些时候的旅行中与多伯基希夫人结识。 多伯基希夫人到访巴黎这一天的行程包括：在一家出售精美画扇的精品店购物；逛逛罗斯·贝尔坦（Rose Bertin）的商店，贝尔坦是巴黎最著名的时尚女性饰品的供应商；休息并享用晚餐；然后在巴黎罗亚尔宫（Palais-Royal）看了一场童话剧表演，她们还去了林荫大道上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剧院：“那天晚上，我们被一些醉醺醺的士兵逗乐了，他们坚称一个女孩是个酒瓶，并坚持要摘下她的帽子。公爵夫人非常喜欢这样的节庆活动；她缠着我说要去‘Porcheron’（这是林荫大道以北的一个更平民化的地方），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害怕被人认出，然后引起孔戴家族的不满。”正如这段小插曲所表明，贵族们，甚至是王室成员，都被林荫大道展示出的多样性、生动性、不可预测性和持续性的欢乐所吸引。

　　巴黎罗亚尔宫

　　到1784年，巴黎罗亚尔宫（Palais Royal）一直是多伯基希夫人和孔戴公爵夫人共同出行的倒数第二站，它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开始可以与林荫大道的人气相媲美了。罗亚尔宫是孔戴家族旁枝奥尔良公爵的官邸，位于巴黎中心附近，就在卢浮宫的北边。宫殿内有一个大花园，面积约为杜伊勒里宫花园的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向公众开放，供人们游玩。花园边上的建筑里有许多著名的咖啡馆和商店。1781年，新任奥尔良公爵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却缺乏资金，于是他决定在花园外缘建造套间，建筑底层由大约80家商店组成。这些商店的建立得益于一个有顶拱廊，拱廊沿着整个花园的边缘建成，在晚上采光十分明亮。这些套间和商店的租金是为了给公爵提供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商店很快就被租了出去，当1784年再次向公众开放时，整修后的花园便成为一个非常新潮和受欢迎的散步场所。

　　与林荫大道一样，罗亚尔宫的散步场所也因令人目眩神迷的商业产品而名气大增。林荫大道上的一个剧团搬到了罗亚尔宫的拱廊下，两个新剧团也开始营业—— 一个叫中国皮影戏剧团（Ombres Chinoises），演出皮影戏；另一个叫喜剧小人物（Petites Comédiens），演出歌剧，由幕后歌手演唱，儿童演员在台上表演童话剧。1784年多伯基希夫人和波旁公爵夫人访问的就是后者的剧团。商店提供科学实验的活动，林荫大道上的一家蜡像馆在罗亚尔宫也开设了分店。新的咖啡馆相继涌现，与建立已久的咖啡馆并驾齐驱。大型浴场提供蒸汽浴、升降式淋浴、冷热水循环浴等。鉴于罗亚尔宫位于市中心和西部的时尚街区之间的有利位置，这里也有出售各种奢侈品的商店。最后，罗亚尔宫吸引了书商和各种印刷品的卖家，因为这里可以自由出售在其他地方可能被禁止的文本。罗亚尔宫，作为一个亲王的财产，禁止巴黎警察当局进入，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

　　翻修后的罗亚尔宫在18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ebastien Mercier）写到，王宫“在全球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那里什么都能找到。把一个20岁、收入为5000里弗（livre）的年轻人（放在皇宫里），他将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仙境。”梅西耶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既被宫廷美丽、鲜活和奢华的景象所吸引，又对此种奢华滋养的恶习持批评态度。他说：“它是，绚丽的殿堂，其闪耀的恶习甚至驱逐了虚无的幽灵。”宫殿确实因其中散步的妓女而闻名，也因其中渴望进行交易的金融家而闻名。据梅西耶说，“投机商，和漂亮的妓女一样，每天去花园三次，只谈论金钱和做出卖灵魂的事……他们在咖啡馆里开设了银行业务。” 但是，各种地位和阶层的人都被罗亚尔宫的众多商店、咖啡馆，以及观看千变万化游行演出的纯粹乐趣所吸引。在卡拉乔利的《印度人书信》（Lettres d’un Indien）中，主人公扎托尔（Zator）是一位来访的印度贵族，他对宫殿的评价是：“没有什么比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更令人愉快的了；人们在享用茶点的同时，还能享受到观赏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东西罗列眼前的欢愉。”白天，王宫充满了购物者、外国游客、散步者和咖啡馆的顾客，入夜后，宫殿则变得尤其热闹，这时，商店和咖啡馆仍在营业，拱廊和花园被数百盏灯笼照亮，这样灯火通明的景象能持续到夜里11点，“人们在广阔的河畔广场上享受着晚间的空气，这时的宫殿呈现出一种夜间露天舞会的景象”。

　　罗亚尔宫的散步场所结合了杜伊勒里宫花园的散步场所和林荫大道的某些特点。和杜伊勒里宫花园一样，罗亚尔宫毗邻城市的富人区，它当然也是一个时尚中心—— 一个吸引外国人或外省人的地方，他们急于看到时尚的巴黎人身上展示的最新的礼服、西装、帽子、假发、珠宝和饰品。但罗亚尔宫也是对整个城市开放的，没有瑞士卫队控制通道，它便吸引了各个阶层的散步者——尽管几乎可以肯定罗亚尔宫中出现的真正的穷人比在林荫大道上的要少。但它也和林荫大道一样，将令人轻松愉悦的散步活动和商业景点结合在一起。这里没有动物园或马术表演，但这里有很多咖啡馆和廉价的剧院。罗亚尔宫还设有书店，可以买到最新的报纸和小册子，还有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以“新闻家”而著称，他们传播最近发生的丑闻，并讨论政治新闻——顾客可以在那里随时开展辩论和讨论。罗亚尔宫将哈贝马斯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与永不停歇的购物和公开展览之类的商业公共领域结合起来。

　　对于一篇关于讨论法国大革命社会文化起源的文章来说，罗亚尔宫似乎也是一个易于研究的目标。1789年夏天，当新闻审查制度被取消、三级会议召开时，罗亚尔宫的咖啡馆和书摊成为新闻汇聚的中心点以及关注着当时骇人听闻的政治消息的人们的聚集场所。费里埃（Ferrières）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由于“倾听和了解一切的好奇心，与他人交流的需要，不断有人群被吸引到宫殿去……一个人出现在那里并提出了他认为必须是三级会议召开目的的宪法；另一个人根据符合当时情况的文本进行了慷慨激昂的陈词；第三个人抨击了大臣、贵族和牧师们；而第四个人则趴在桌上，讨论着关于投票的重大问题……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听众。”

　　阿瑟·扬（Arthur Young），这位因讨论农业议题而著名的英国作家，1789年夏天在巴黎也记述了类似的场景。他在1789年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罗亚尔宫的咖啡屋呈现出了……奇特而惊人的场景；不仅室内人流如潮，其他满怀期待的人们都拥在门口和窗户边，倾听着……某些演说家的论调，这些演说家坐在椅子上或坐在桌边，慷慨激昂地劝说着他的每一位听众。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对每一种异常强烈或狂热的反对现政府的情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样掌声雷动的场面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罗亚尔宫特有的法律地位使其不受警察当局的骚扰，人们很容易在书店里就买到小册子，它处于巴黎市中心地段，各个阶级的散步者都可以进入，由此催生了在咖啡馆讨论政治新闻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罗亚尔宫成为巴黎在1789年这个转折性的夏季发展革命政治的关键枢纽。

　　但从本文论证的角度来看，罗亚尔宫在巴黎革命中的政治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那么重要。诚然，罗亚尔宫如果不是一个著名的供所有人出入的公共集会场所，它就不可能发挥这种功能。然而，在1789年的春天和夏天，它并不是发表政治言论的唯一公共场所。卡拉乔利虚构的扎托尔，对那一年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改革很感兴趣，他讽刺地报道了在以往都很平静的杜伊勒里宫花园发生的政治骚乱：“一个人抨击着这个世纪，抨击着巴黎，抨击着宫廷贵族，也抨击着他自己，怒火冲天……虽然每个人都拍手叫好，但几乎都没有听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穿过人群，听到人们在说现在的欧洲，缺乏普遍的共识，所以必须要重建欧洲……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剧情，这些事情娱乐了无所事事的人，并吸引有政治倾向的人的注意。”

　　人们怀疑，在这场席卷各处的政治热潮中，在巴黎，人们在任何地方聚集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无论是在林荫大道上，在新桥（Pont-Neuf）上，在市场上，或是在全城繁忙的街角处。只是在1789年夏天，拥有众多优势的罗亚尔宫成为巴黎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的核心政治枢纽。

　　公共空间中的公民平等

　　我对不断发展的巴黎散步场所的政治影响很感兴趣，这些影响比1789年春夏之交在罗亚尔宫和巴黎其他地方突然爆发的政治演说和政治社交更微妙、更普遍、更持久也更深刻。18世纪巴黎散步场所的演变对我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普遍的社会交互形式——它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的但真实存在的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时尚帝国”不断扩大的影响，使我们很难辨别那些占据公共空间的人的确切社会地位，即使在受条条框框约束的杜伊勒里宫花园，也很难分辨。在这个意义上，散步场所，这个时代举行主要公共活动之一的场所，越来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这个社会——每个人都默认了那些真实身份不确定，但在花园这个有限范围内被视为抽象意义上平等的人的存在。在林荫大道和罗亚尔宫，不同的摒弃阶级差异的共处模式得到了发展，那里散步场所的空间里没有围栏，因此向所有人开放。散步场所的商业化休闲活动激增，实际上是以各个社会阶层不加区分的混合为前提的，这对于聚集看戏的观众、咖啡馆里的顾客和足够规模的购物者，并使这些空间中获得商业利润的人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在这些空间中不加区别的社会阶层的混合，产生了一种蕴含生机、绝无仅有的结合，使得这些地方无论对精英阶层还是对普通人来说，都更加有吸引力。

　　简而言之，巴黎人开始习惯于在不彰显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共享公共空间。坐在林荫大道树下桌子旁的高傲贵族，可能与一群身着华服的工匠师傅或律师文员相隔一桌之距。当然，前者可能是乘坐华丽的漆质马车来的，而后者则不得不从市中心拥挤的街区走到这里来。从这一点来说，他们远非平等，他们对此种平等也并非抱有幻想。但是，作为咖啡馆的顾客——听着漫步的民谣歌手唱歌，看着表演者在邻近的户外舞台上表演，或者仅仅是欣赏穿着各色服装的同行漫步者走在街上，他们——心照不宣——并不关心坐在邻桌的人的确切社会身份，只要所有人都能买到得体且随处可见的商品：体面的套装和裙装，以及时兴的假发、帽子、手杖和雨伞就行了。事实上，无论对于工匠还是贵族来说，主要因为暂时搁置了这种彰显身份和繁文缛节的礼节，实现了他们在商业范畴的细致划分，才使得林荫大道和罗亚尔宫变得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在这个社会阶层混杂的商业空间里，已经建立了一种事实上的公民平等，为了享受少数娱乐活动，将个人从他们的日常社会角色中抽离出来，使他们成为一个不论身份阶级的公共空间的共同参与者——只要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咖啡馆的消费，只要一个人穿着总体上比较时髦的装束，并且能够掌握基本的礼貌用语和礼仪。当然，这是一种高度具体的公民平等，并不意味着任何普遍意义上财富或个人荣誉的平等。但是，暂时搁置了等级区别和这种对共同占有一个公共空间的共识，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可能发生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有限的城市公共娱乐空间，时尚产业和新兴商业娱乐形式的——区域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共同将巴黎的散步场所变成了一种体验性的具体场所，并与哲学家们提出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概念相关联。这样一来，巴黎的散步者和消费者的日常娱乐体验中的公民平等，可以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几年，让人们为了追求国家法律意义上更普遍的公民平等的冒险一试做了潜移默化的准备。

　　社会抽象假说与法国革命史

　　我的论述当然不是想说，从巴黎散步场所中千变万化的公民平等实践本身就能产生法国大革命中正式通过的普遍的公民平等。巴黎散步场所的历史只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创造社会活动的区域的，在这些区域中，基于身份和等级的地位区别越来越多地被不强调身份等级、基于商业的间接形式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对散步场所历史的这一重构，旨在作为社会抽象化的具体历史的一个范例，而这正是建立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合理联系所需要的内容。巴黎散步场所的例子除了说明我总体论述的合理性之外，并无其他作用。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研究，来阐述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催生了越来越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引导那时的人们用更抽象和公民平等主义的术语来思考社会生活的。目前，资本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这种假定的联系只是一种假设和研究设想，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然而，以前的研究，包括概念性和经验性的观念，也许能够使这一假设具有合理性。在这方面作出系统性论述的是哈贝马斯的开山之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这本书本身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 哈贝马斯的研究对象不是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而是18世纪在法国和西欧其他地方崛起的一种特殊的制度话语模式的出现——哈贝马斯称之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定义是，所有拥有理性的参与者都有权利被倾听，权威性不是来自演说者或写作者的社会身份，而是来自论证的质量。在我看来，哈贝马斯正在构思和叙述一种制度形式的兴起，这种形式推崇一种形式上的匿名性和抽象性，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一直在论证这样的特性。哈贝马斯的书既是一部理论著作，也是在勾勒现代化起源过程中一个关键制度领域起源和变化的历史图鉴。他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一个独特的制度综合体的理论研究，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和广泛的应用。但是他经验性的历史主张并不是基于广泛的原始资料的研究，因此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 我在这里讨论他的观点，不是为了确认我所提出的假设的经验性，而是为了表明我的理论研究是延续着一个清晰可辨、颠扑不破的理论谱系提出的。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依赖于最初由城市商业资本家开发的机构而存在——包括长途邮件服务、报业、商业出版业和咖啡馆。他还指出，公共领域的社会模式正是被商品交换的实践塑造的。他认为公共领域参与者特有的自主判断意识来自商品所有权和交易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受制于符合经济合理运作的普适性法律，所以市场参与者才被视作身处市场当中。”市场交换的经验不仅给了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一种不受外界权威影响的自主意识，而且也赋予了他们之间的平等意识，无论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正如市场交换涉及贸易商之间的平等，他们的不同商品在市场上纯粹作为交换价值而交付，所以例如咖啡馆、沙龙或德国人聚会之地等公共领域的机会场所的活动“保留了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性，完全没有预设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而是做到了完全无视社会地位”。在这些地方，适用着“‘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平等”原则，在此基础上，“更为掷地有声的论述的威力可以维护自身以反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哈贝马斯似乎在暗示，市场上的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被带到了公共领域的基本规范中。

　　哈贝马斯还认为，特有的市场干预维持了这种包容万象的行为准则，这样的准则正是公共领域的特点。实际上，这些干预方式确立了所谓“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的一员的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将文化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并以这种方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也开始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也确立了公众原则上的包容性。无论公众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如何排斥他人，人们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自己、成为一个小团体；因为人们总是能感受并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由所有个体的人组成的更具包容性的公众之中，这些人……作为读者、听众和观众而存在，这些人可以通过市场听到人们讨论的内容。这些被讨论的问题不仅让人们‘普遍’地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且人们也‘普遍’更容易参与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去。”

　　我们可以说，对哈贝马斯来说，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的，这不仅仅是指其参与者主要来自资产阶级，更深层的意义是，在其组织内部发生互动的前提来自商业交换的经历。换句话说，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以资产阶级形式构成，并且让资产阶级参与。哈贝马斯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资本主义起源的评论—— 一个在18世纪欧洲社会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公民平等领域——似乎指向了一种思考方式，即法国大革命初期确立的公民平等是如何追溯到市场交换中所体现的社会结构中去的。

　　哈贝马斯对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哈贝马斯的著作在刚有英文和法文译本之初，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就迅速采用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但是，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普遍接受了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把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和他对公共领域的经济基础的讨论抛在了脑后，或是认为这两个方面的讨论并不重要。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都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或政治文化现象。他们很少在“公共领域”这个名词前加上“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也很少认真思考哈贝马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公共领域形态之间的联系。跳脱这一规则的“局外人”是科林·琼斯（Colin Jones），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文章，一语中的地为其冠上标题《购买巨链：医疗广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琼斯的文章是至关重要的经验性研究，我认为它使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公民平等的起源假说更加可信。这篇文章基于法国大革命前的公共领域中一个广泛传播的媒体内容，做了透彻的了解和原创性的解读：那就是18世纪下半叶在全国各地城市突然兴起的“布告”（Affiches）。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领域的商业特征可以不经哈贝马斯解释理论的分析而被揭开，因为这些文本显然是商业性报纸。据琼斯称，在巴黎以及法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外省城市都有的布告，有大约两万名订阅者，他认为这意味着会有大约5万到10万名读者。因此，报纸是一种有着潜在影响力的出版形式。这些小报纸很少超过8页，其中大部分刊登的内容都是广告——土地和房屋、各类商品以及各种服务的广告。求职者和招聘者都在布告上刊登广告。还有一些文化活动的公告，如音乐会、戏剧表演、书籍出版和公开讲座的信息；还有讣告、粮价表、航船时刻表、乐透中奖号码公告、当地学会的会议记录、失物招领公告、诗歌以及急讯；最后，有时还刊登关于当地历史、科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文章。 但这些遍及各处的新闻报纸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商业。正如《里昂布告》（Affiches de Lyon）在向读者征集稿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热烈欢迎与贸易、实用性相关的所有来稿”。

　　琼斯认为布告的内容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社会的真实声音。尽管这些报纸遵循了某些社会等级的规定——例如，高等职位被列在更普通的职位之前，领主领地被列在简陋的乡村农场或城市住宅之前——但这些规定基于一个包容性的原则。无论谁想买卖东西，或者只是想向读者群体传递时事或有用信息，都被要求提供副本。正如琼斯所说，这些报纸所代表的 “庞大的消费链”是“横向发展的：以人类的社会性和交换为基础，它创造出了一个开放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组织，并支撑着一个商业社会”。 琼斯认为，布告的文化和经济功能“围绕着消费者，假定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主体，并预设了财富和品位等级，与出身和特权无关……那些订阅布告的人正是在创造一个基于消费的世界，而不是在创造团体地位”。 从我自己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布告阐明并积极促进了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不具名的公民平等感，这种意识在一个依然维系着等级制度的城市社会夹缝中茁壮成长。

　　布告严格规避着政治影响的干扰，1787年后情况有所改变，那时它才从严格的审查制度中解脱，而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使得政治问题难以避免。然而，琼斯认为这些政治问题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布告从创刊伊始，就“充满了开放和透明的启蒙思想价值观”。人们实际上将商业视为启蒙运动的内在特征，他们的目标是 “激发一种见贤思齐的美德，并投身于商业、艺术和文学带来的幸福中”。他们保证了一种“启蒙的互惠交往”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以及商品的交流与贸易。布告提供了一个平台，鼓励公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匿名进行自由交流。因此，在18世纪，布告既呈现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又帮助传播了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法国外省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的普及，是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布告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不断抽象的市场文化结构，在实践中与启蒙价值联系，并传达给更广大的公众群体。琼斯认为，布告让我们掌握了一些1789年后，公民在革命发生前的印刷产业所构建的市场中被塑造的过程。

　　哈贝马斯和琼斯的论点，再加上我关于巴黎公共散步场所的讨论，对那些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联系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表明，现在是时候将经济生活的规律和影响，重新纳入历史研究中，乃至纳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张南茜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