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1月，奥德省总检察长（procureur-général-syndic）巴斯图（Ryamond Bastoulh），对他所管理的部门庄重宣布：“各界人士都在抱怨农民那误入歧途的贪婪，他们整日清理森林与山边那些未开发的土地，丝毫意识不到这些土壤的生产力仅能维持一两年……这种有害的清理活动自封建制度被摧毁以来日益加速，因为乡下人以为公社成为了荒地的主人，之前的领主们如同失去司法权一样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他们只需要通知想要清理的土地所在之处的市政秘书即可，不必完成任何别的手续。”

　　他指出，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沙砾和石块被冲入溪流，堵塞河床，使得水流溢出到最好的土地上。路易十五的1766年和1770年法令允许对未开垦土地进行有限制的清理，这两道法令仍然有效，但它们明确禁止清理山边的土地。现在省政府决定，为了保护山边土地和牧人的利益，一切土地清理活动都应该被完全禁止。

　　但是，地方当局和接连几届革命议会都没能终止过度砍伐森林和占用荒地的行动。1669—1754年间，来自巴黎的公函频繁提醒市政机构注意保护森林，而且这类法令还在1791年得到了强化，尽管如此，非法伐木仍然未被阻碍。1790—1795年间，有45部法律和50部法令出台，都是关于森林的，但它们对非法砍树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到1795年，荒地清理和树木砍伐的迹象，尤其在南方，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重要事件。在一系列报告中，雅各宾农学家、前教区长库佩·德·瓦兹（Coupé de l’Oise）表示，法国南部现在已经和西班牙到近东一带的地中海沿岸一样光秃秃的了。他报告了纳和地区（Narbonnais）的情况，“这里曾被罗马人称作自己的省份，视为意大利本身，此时，它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只有荒山”：根据人们的记忆，大家知道气候已经改变了；葡萄和橄榄现在苦于霜冻，凋零于它们曾经繁盛之处，人们给出的理由是：山边与山顶曾经覆盖着木丛、灌木、绿色植物……贪婪的土地清理狂潮到来了；所有东西都被不经思索地砍掉；人们已经毁掉了在这片区域维持温度所需的物理条件。

　　因此，关于农民参与法国大革命的黑色传说得到了宣扬，尽管情况确实惨烈，但这种说法还是有些过度了。19世纪30年代早期，米什莱在介绍其名著《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时，中断了他对法国各区域的描述，展开了对米底地区环境破坏的尖锐抨击：“随着革命的进行，所有的障碍都倒下了；穷人们一起开始了破坏。他们手拿火把和铲子，爬上鹰巢，借绳索悬空，在峡谷中耕作。…… 同时，小牲畜无休止地繁殖，进入森林，伤害树木、灌木、嫩枝，吞噬希望。最重要的是山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牲畜……是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入侵的工具。”路易斯·巴德雷赞许地引用了米什莱对法国大革命的控诉，他在1983年写到，从旧制度的森林管理制度崩溃到拿破仑领导的新制度巩固这段时间完全是灾难性的：“森林为新思想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以一种可怜的状态进入19世纪。”

　　库佩·德·瓦兹、鲁吉耶·德·拉贝热里（Rougier de la Bergerie）和其他当代农学家和政治家的结论，为与法国森林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提。这种历史学的主导叙事一直以胜利主义的术语来表述：面对农民的掠劫，国家与有远见的个人的保卫行动取得了长远的胜利。让-皮埃尔·胡森关于森林历史的三分模型——1600年左右为数众多、1820年以前遭受威胁、此后的恢复——是对这种总体论述的简洁概括。“长期以来，人类对树木充满敌意，饥饿的困扰比对柴火的需求更强烈。在复辟时期之前，森林面积日益减小，质量越来越差，被过度开发，被用来放牧，遭到虐待”。根据这种说法，森林遭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789年时，森林环境陷入了最激烈的破坏期，这已经构成了危机状态。用胡森的话来说，“革命时期虽然激发了许多重新造林的项目，但这实际上是一个鼓励滥用的自由放任的时期。如果说大型山丘得以幸免，那么小树林、灌木丛和独立生长的树木则在这一时期急剧消失”。

　　西蒙·沙马用更生动的语言描述了1789年之前对法国森林资源的三方争夺：地方创业者，森林资源是他们的利润来源；无地的穷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通过暴力手段维护集体权利；以及王室代理人。他断言，1789年后，新的公民群体采取了报复行动。“成群的牛和成群的猪将珍贵的保护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饲料槽。……茂密的森林中出现了巨大的洞口，绝望的团伙用斧子和锄头拖走了一切可以拖走的东西，不管它们仍然翠绿，还是已经干枯”。用皮埃尔·格雷塞尔的话说，1789年的革命释放了 “对森林的冲击”；革命政府无法遏制 “这种无政府状态”。两卷本法国乡村历史的作者让-罗伯特、皮特同意沙马和格雷塞尔的观点。“森林……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经历了新的暴行。这是对生金蛋的鹅的屠杀。农民的虐待行为现在很少被镇压”。毫不奇怪，19世纪初重建的法国森林管理局的官员也对农民革命的这一黑色传说进行了渲染，即革命时期对自然环境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直到拿破仑和复辟时期的有效权威重新出现。到20世纪初，“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aise）甚至将大西洋鲑鱼种群的减少归咎于革命对狩猎特权的废除。

　　也存在一种不那么有力的对立说法，它试图更细致地描绘这种不受控制的掠夺的暗淡景象。首先，它坚持认为，革命前的森林砍伐是长期和渐进的，“木材危机”没有人们长期认为的那么严重；无论如何，以木材为燃料的工业和王室海军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至少与农民一样对森林资源的枯竭负有责任。例如，一艘拥有74门大炮的平均规模的海军舰艇需要2800棵百年橡树来建造，18世纪80年代建造了47艘这样的舰艇（以及37艘护卫舰）。正如科沃尔（Andrée Corvol）和萨林所述，早在1789年之前，由于人口和木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以及森林资源所有者更为商业化的态度，森林的管理和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当地对个人进入公有森林的控制——例如，在比利牛斯山中部，奥扎（Auzat）雇用了多达30名警卫——也同样捉襟见肘。其次，虽然1789年后森林可能因无节制的砍伐而承受了严重的压力，但在雪月十六法令第IX条（the law fo 16 niv?se An IX，1801年1月6日）重新实施更严格的立法时，森林并不至于“已被摧毁”。研究多菲内森林的历史学家称，“革命的言论以篡夺政权为借口，鼓励各种无耻行为”；同样，纪尧姆·德·贝尔蒂埃·德·索维尼（Guillaume de Bertier de Sauvigny）也指责法国大革命对森林的 “可怕掠夺”。然而，在多菲内省和整个法国，到1820年为止，损失的森林面积约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面积很大，但很难称之为 “掠夺”。换句话说，如果将革命时期的破坏性巨大的农民形象放入一种更长、更渐进的森林砍伐的叙述中，它就能被缓和。

　　然而，就像它试图反对的农民无政府主义的黑色传说一样，这种对环境破坏的更低调的评估，也假设了农村群众有着共同的破坏性心理。这两种观点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农民对国家、特权阶层和创业者的财产和权力的天生敌意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1789年之前和之后的环境恶化。此外，这两种观点都混淆了法国环境的历史和森林的历史：这也反映了大多数生态学家最基础的假设，林地的范围越大，环境质量就越好，这似乎是法国的一种“自然”的森林生态学。本文立足于一种更加广义的环境概念，尽管人们对那些很少有大片森林的地区的现代环境史知之甚少。

　　我们对人们关于农村环境的流行态度知之甚少。大多数森林环境的历史学家都依赖于各官僚机构——特别是负责自然资源以及镇压和惩罚那些被认为滥用自然资源的人的官僚机构的记录，他们倾向于呼应特定城市精英的假设和结论。相对较少的历史学家试图研究对环境的更广泛的态度，但也集中在了这些精英们身上。例如，莫尔内（Daniel Mornet）在1907年的经典研究中调查了各种各样的18世纪观察家，以及他们对与“自然”相关的意义的文学化使用，特别是在田园诗的意象中。近期关于 “自然”表征的文化史，特别是查尔顿（D.G. Charlton）和格林（Nicholas Green）的作品，也将重点放在精英的态度上。查尔顿和莫尔内一样，描绘了文学体验的变化，他发现，在18世纪，人们对山地风景明显缺乏兴趣，除非是将其作为激情的陪衬。与此相反，格林一直致力于了解19世纪初巴黎资产阶级的话语策略，他们想象乡村，并将其转化为围绕他们在法兰西岛的乡间别墅的“风景”。

　　对森林的社会建构性描述，以及对森林资源的占用，也是科沃尔的开创性工作的核心，她是法国森林历史小组（Groupe d’Histoire des Forêts Fran?aises）的主席，这个小组已经出版了一系列杰出的书。然而，她自己的工作在关注敌对的团体与机构之间的冲突历史方面特别具有创新性，对他们来说，森林是一种经济资源。虽然科沃尔清楚地意识到这类社区行动长远来看是有害的，但她对革命后的森林政策提出了更多批评，这些政策为国家和私人的开发提供方便，而将农村公社排除在森林之外。然而，她对森林历史的微妙重新解读，大部分是关于精英的占有和实践：在她的描述中，对这些战略提出异议的农村人口主要是在展开抵抗，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和利用森林。

　　那么，我们如何开始重现1789年民众对环境的态度？要了解农村的态度，也许没有比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更好的材料了，尽管作为农村平民观点的直接陈述，它们受限于某些重要因素，没有那么真实与透明。但这些制约因素都没有严重削弱陈情书陈述的丰富性，它们仍然丰富地表现了农村的不满情绪，展现出社会分化这一所有农村公社的共同特征。对其有用性的第一个制约是，许多农村教区的陈情书都受到陈情书范本的影响，这些范本通常来自附近的城镇。例如，纳博讷（Narbonne）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之间的许多教区陈情书都受到了可能来自前者的陈情书的影响。不过即便如此，教区大会几乎总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条款。例如，在莫城（Moux），陈情书转载了范本中的26条，但却突然以一种语法上不太正确但更有力的语气加入了自己的8条。教区大会通常会从范本中删除条款，但也会对其进行补充。在法国东部的阿蒙辖区（bailliage of Amont），许多教区重复着如下声明，要求 “过去30年中在弗朗什-孔泰省建立的所有锻造厂、熔炉和工厂以及那些业主个人没有足够大的森林为其提供每年6个月的动力的老厂被销毁”。然而，这种条款的普遍重复并非农民对陈情书范本的不假思索的默许，而是特别显示出这个问题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有时，陈情书是在教区长和领主或其代理人的直接压力或间接恐吓下写成的。在农村公社，经济依赖性强的人敏锐地意识到直言不讳地反对贵族特权的潜在代价。即使教区长和领主代理人的影响是良性的，它也可能使得陈情书不能透明地反映农民态度，例如，当教区长或当地资产阶级充当中间人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尽管在理论上，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纳税人都有资格参与陈情书的起草，但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否得到普遍同意，陈情书的编制都可能由少数富裕村民负责。但是，要确定地记录参与者人数是很难的。朗格多克的科比埃地区现存的12份第三等级陈情书（共125份）的结论是“识字的成员已经签名”，而那些签名的人（来自12个教区613个家庭的约165名男子，占总数的27%）告诉我们的是识字率，而不是参加集会的人数。参加会议的男子比能在最后文件上签字的人数多得多：实际参加这些教区会议的家庭比例从比扎内的28%到克鲁斯卡德的85%不等。

　　约翰—马科夫和吉尔伯特—夏皮罗对陈情书的巨著式分析的出现，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不满情绪的范围和发生率的最清晰的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在第三等级和贵族的陈情书之外的）748份教区陈情书的编码证实，最常见的教区投诉涉及税收豁免、总议会的结构和权力，以及间接税。然而，与控制和保护环境有关的一系列不满也很重要。在夏皮罗—马尔科夫频率表（频率范围在1—1088之间）中，关于公共土地、放牧权、森林的使用和所有权、土地清理、水土流失和洪水的抱怨，频率从154次到410次不等（这些都是农村教区关心的类似问题，如上层神职人员的收入、赌博、庄园主和对榨酒厂的垄断等）。他们的样本倾斜于法国北部和西部的陈情书，在那里，土地开垦和森林资源相关问题争议不那么大，但他们最终得到的相关问题出现频率仍然很高。

　　然而，正如马尔科夫和夏皮罗所指出的，频率分析几乎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不满的实质，在解说中，他们也相对较少提及森林、公地或一般的环境问题。早期的农民革命历史学家，如列费伏尔、索布尔和彼得·琼斯，关注的是农村革命的社会动力，而不是这些动力背后有何共同的环境因素，又引起了何种后果。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在公共教学部的主持下，出版了几千份教区陈情书，其中包括《法国革命经济史文件集》（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 édits sur l’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这使得环境解读成为可能。基于这些文件，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如下问题：农村人——特别是主导教区议会的男性农民地主——如何理解自然环境及其脆弱性？关于民众对环境的态度的证据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黑色传说”？

　　可以肯定的是，在陈情书中，有这样的例子：对农业的错误认识同时伴有对物质资源的工具化。米勒库尔（Mirecourt）辖区内比耶库尔的第三等级要求制定法律，禁止羊群与马匹一起放牧，因为马匹必须有“健康的饲料，不受绵羊和山羊口蹄疫的感染”。博桑库尔（特鲁瓦辖区）的陈情书则坚持“砍掉主干道上的各种树木，特别是核桃树、杨树和榆树，它们的树荫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该地区的其他公社抨击地主在农民的土地边界上种树，用树荫和树根毁坏他们的土地。同样，在圣洛讷克（Saint-Launeuc，雷恩县）、乐顺（Léthuin，奥尔良县）和维利耶（Villiers-en-Bois，尼奥特县），人们抱怨树木太多，庄稼因为被树木遮阴而无法生长。

　　然而，这样的抱怨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教区议会的陈情书关注的是保护资源，并将当地工业和领主的过度要求作为当地环境的敌人。特别是在法国东部，以木材为燃料的采掘业的扩散是农民愤怒的焦点，例如，阿蒙辖区的陈情书中被广泛转载的一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卡尔穆捷（Calmoutier）、尤西（Jussey）和其他人也对矿场的污水感到愤怒，“矿场的污水坑和排水管流入浇灌田地或牲畜饮用的河流”，导致牲畜生病和鱼类死亡。他们得到了格雷和维苏尔等城镇的第三等级以及阿蒙辖区的贵族的支持。紧挨着北面的米勒库尔辖区也有类似情况。贝通库尔的记录显示，这里的锻造厂、玻璃厂和其他烧木头的工厂以及制盐厂的需求，迫使农民烧掉他们的果树以换取木柴。

　　同样，在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周围，玻璃厂和砖厂的泛滥也引发了人们的愤慨。博利厄-阿戈讷（Beaulieuen-Argonne）附近的森林为18家这样的产业提供木材，其中6家位于 “离我们的教堂台阶只有一杆步枪的距离”。在梅斯附近的维克领地，阿尔特维勒抱怨说，“在德国洛林，有太多以木材为燃料的工厂”；在这里，就像在周围几十个村庄的陈情书中一样，迪厄泽、莫扬维克和萨林城堡的王家盐厂尤其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消耗大量木材来生产盐，而这些盐无论如何都比海盐贵。在巴伦维尔，由此产生的高价木材迫使穷人烧秸秆取暖和做饭。“由此产生了肥料的缺乏；而且，土壤没有被施肥，根本就没有产出”。在这一地区，陈情书几乎一致谴责农村工业的影响，以及森林所有者和王室行政人员在牺牲穷人利益的情况下为工业提供木材的共谋行为。盖贝斯特罗夫（Guébestroff）认为，正是这一点，迫使穷人通过非法砍伐树木来进一步降低森林的质量。布鲁维尔教区声称，“这些烧木头的工厂对森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这些森林大部分属于梅斯主教，其守卫几乎不遵守有关森林的法律”。这种态度在东部最常见，但也可针对任何被认为应对木材短缺和高价负责的私营产业。布尔日辖区的圣杜尔沙（Saint-Doulchard）抱怨说，自从在维尔松建造了一个锻造厂后，木材的价格翻了一番，而且数量越来越少：“20或30年后会到什么地步？梅洪森林里最好的木材被切成原木、木板和四分之一大小的木块，然后拖出去”，并卖给了一小群商人。在西部，如昂热（Angers）附近的尼伯德（Nyoiseau），当地的创业者迪厄齐（de Dieuzy）也因为他的砖厂而被认为应对木材短缺负责。

　　对所谓的贪婪的工业家的反感往往与反领主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当地的领主被指控放弃了他们的社区责任，以便为新工业提供木柴。事实上，在坎佩尔（Quimper）和特雷吉耶（Tréguier）周围，正是领主和大地主被指责为木材短缺的主要责任人。作为 “可回收地产”（domaine congéable）制度下的业主，树木属于他们，而不属于他们的长期租户，但他们忽略了重新种植的必要性。普梅里特-卡普（Peumérit-Cap）抱怨说：“我们的农村几乎是光秃秃的；森林明显在减少；领主和地主完全忽略了种植。”普洛泽韦（Plozévet）表达了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一个可怜的附庸，他不幸从一棵价值不高的树上砍下一尺木材，他非常需要这棵树来建造房屋、车或犁，但他的领主以一整棵树的价值而困扰和压迫他。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种树、砍树，但不能卖木材，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木材损失。米勒库尔辖区内的教区对围地充满敌意，认为围地需要花费大量的木材，对穷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同时也对领主的动物不受约束的放牧充满敌意。

　　贵族们对奢侈消费的喜好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多斯谢（Dosches）的第三等级（特鲁瓦辖区）评论：“穷人有理由感到震惊；他愤慨地看到富人的浪费行为，他们的火堆之多，消耗的木材之多，令人震惊。”在于万古（Juvaincourt），有人认为领主的奢侈品味是最糟糕的例子：除了厨房，还有“先生需要的五六个火炉，夫人的火炉也不少，孩子们的火炉（当然是每人一个），还有那些男女仆人的火炉。”当然，在他们看来，锻造厂主将木材的高价和短缺归因于当地公社的长期掠夺，甚至在朗威附近的赫塞朗日（Herserange），归因于整个社会对明火的“爱好”增加。在对1783年 “木材调查”的答复中，总督们也强调了对舒适的渴望的蔓延，并且很少指出工业是造成木材短缺的原因。

　　正如科沃尔根据她对勃艮第的研究而论证的那样，在整个18世纪，王室森林及其治安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其他地方，王室机构也被指控是集体资源退化的共犯。马恩河畔沙隆附近的许多公社相信，驻扎在该地区的水土局的王室官员表面上是为了确保可持续的树木砍伐，实际上是在保护新的玻璃厂和砖厂的“用益物权”。诚然，有些公社希望他们的牲畜能完全自由地进入森林。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各公社寻求在可持续的范围内使用森林，并敦促国王在库尔班会议结束后的五到七年内开放森林，包括他自己的森林，如文尼西（Vennecy，奥尔良辖区）、拉布埃西耶尔（La Bou?xière，雷恩辖区）和迪克斯蒙（Dixmont，森斯辖区）。48 梅斯辖区内的圣安娜地区的陈情书要求将属于教会和国王的领地出售，“或至少分小块出租；个人会很清楚如何保护他家附近的森林……”。福塞勒斯（Forcelles-sous-Gugney）说：“如果本省自己管理自己，就能更好地采取有效行动来保护这些森林。”

　　这种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坚持，通常并不等同于对居住在森林中的动物的同情。我们知道，对狩猎和捕鱼方面的领主特权的敌意，以及对鸽子笼和兔子窝的维护，是农村教区最常见的不满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动物群似乎也被理解为 “有用”或 “有害”：问题是谁有权捕杀动物和鱼，而不是有一些物种尽管是“野生”的，但仍需要保护。在夏皮罗和马尔科夫的748份教区陈情书中，约有66份表达了他们对 “破坏性动物”的关注。1789年8月的法令废除了狩猎垄断权，这将引发一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大屠杀，属于前特权阶级的鸟类也未能幸免。奥德省图尔尼桑（Tournissan）的牧师惊愕地询问，法律是否允许“强盗”打开鸽子笼，随意射杀鸽子，包括他的一只落在窗台上的鸽子。

　　在整个革命时期，行政人员和政治家，就像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仍然相信他们的农村选民对自然资源，特别是树木和灌木有一种本质上的剥削和短视的看法。然而，农村公社很清楚土地清理和水土流失之间的联系。从卡奥尔地区传来了类似的、但不是重复的抱怨，抱怨过去四十年来土壤肥力的下降。山坡上的开垦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洛特河沿岸最好的土地现在都被暴风雨冲进了水土流失造成的峡谷，甚至葡萄树也经常被冲走。正如塞戈斯（Ségos）教区所说，“水土流失已经夺走了我们一半的庄稼，未来也没有改善的希望，因为土壤已经完全从山上剥离，所以只有岩石和巨大的沟渠。”通常情况下，如在杜埃勒和塞萨克，对土地退化有详细描述而对其退化的原因只字不提：洛特河“已经占用了50多个街区，并且每次洪水都会继续冲走河岸”。在布济耶（Bouziès），牧民们对葡萄园的蔓延感到担忧，并担心“每天的清理活动都在剥夺土地所有者为各种羊群提供的饲料，并由此产生了纺织面料的短缺和高价格肉类”。但在其他地方，人们普遍抱怨水土流失对良好土壤的影响，这与早先的清理工作有明确的联系。在塞萨克，该公社描述了其贫瘠的土壤，“以前覆盖着树林，我们的祖先将其清除后只留下了一堆石头，因为土壤是如此的柔韧和沙化……我们最好的土地如此退化，它的产量几乎是播种量的两倍，最多只有三到四粒。”在蒙塔特（Le Montat），原因也很明显:“以前，农民有盈余，他用这些盈余来交税；但今天，随着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农作物也随着土壤的恶化而减少，不再有任何盈余。……过去有巨大的森林，那里养活了大量的羊群，这是土地肥沃的基础；这些森林大多被清除了，羊群少了很多，大多数土地逐渐不再肥沃，由于缺乏肥料，由于事物的本质，或是由于使我们的山脉和山谷变得荒芜、遭到蹂躏的暴风雨。”

　　圣锡尔克（Saint-Cirq-Lapopie）教区请求国王允许在居民中分配公共森林，以确保其得到适当的保护，条件是“禁止清除自己的那部分森林，否则将失去它，这块森林会被第一个告发他的人获得；因为如果山边的森林被清除，它们将很快遭受其他山坡的命运，侵蚀（沟壑）已使得那里只余岩石”。在圣马丁拉布瓦尔（Saint-Martin-Labouval），均分公共土地也被视为答案，这些被清理了的公共土地面临着被征用的危险：如果不加均分，土壤“就会被侵蚀掉；之后就只剩下石头了……这是我们在附近看到的事实。”

　　卢斯教区（比戈尔（Bigorre）省的司法辖区）表达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以前巴雷日的山脉从山顶到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有森林覆盖：今天它们几乎是光秃秃的。”但他们和其他人提出了各种原因：烧炭的破坏、软弱或无能的法官、没有补种的地主、他们的村民。陈情书中对资源的特殊看法始终反映着编纂者的观点，也反映了他们公社的观点。对始终存在的牧场使用权问题的态度，取决于与地主和邻村的关系，以及个人的畜群规模。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奥尔迪赞（Ordizan）和普扎克（Pouzac）敦促对森林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伐木后留下的森林太过稀疏，“这里有岩石和突兀的山脉，松树不能再生长，山毛榉也暴露在季节性的严寒之中……”各公社也意识到了改变河床的后果。在比戈尔省，塔尔布斯西南的巴里（Barry）和贝纳克（Bénac）村敦促总议会直接禁止从埃切斯（Echez）河床上移走沙子，无论这对暴风雨后修复房屋是多么必要。

　　解决办法最常见的是重新种植。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共同要求是将各种类型的未开垦土地重新种植成森林，这往往与划分荒地的建议相联系，要求留出部分区域作为新森林。科唐省的典型情况是维勒巴东提出的要求：“鉴于森林几乎枯竭，而且越来越少，上述土地的一部分应种植森林，即使是最著名的地主也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种植，特别是在那些未开垦的土地上。”事实上，在法国的这一地区，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一直宣称，地主缺乏远见，是造成木材短缺和高价格的真正原因。

　　主导起草第三等级陈情书的小镇资产阶级也呼吁制定计划，鼓励重新造林。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关闭“不必要的”锻造厂和其他以木炭为基础的工业，才能保证该地区一万五千个家庭的生存，这些家庭通过制作用于梳理羊毛的木梳子来增加收入。同样，昂热附近的昆塞和其他教区也要求大业主和领主在部分土地上重新植树；附近的圣巴泰勒米（Saint-Barthélemy）的陈情书坚持要求所有砍伐树木的人“按照英国人的谨慎做法”重新植树。这个司法区经常被重述的一项陈情书条款呼吁在领主和公社之间划分土地，但规定领主有义务将他们的那部分土地种植成森林。在其他地方，如福塞（布卢瓦辖区），人们认为解决木材短缺的办法在于将属于领主的“荒地”割让给公社，条件是为公社和领主（领主将提供护卫）的总体利益植树。在迪耶普附近，安格雷维尔（Angreville）和旺奇（Wanchy）等教区也要求理所当然地在砍树后重新栽树。类似的呼声在整个西部地区都能听到。在奇夫雷（Civray）的圣马丁的一本出色的陈情书中，作者专门挖苦到，“大规模农业的消耗性饥渴，就像胃口巨大的母马一样，破坏了森林”，我们吝啬的农学家鼓励开荒，“这将向我们证明，拉普兰人那挖在土里、用土覆盖的棚屋，是最崇高和最坚固的建筑，它的设计是基于鼹鼠的不朽作品，而非效仿海狸，因为木材对它们来说是必需的。”

　　这些批评的对象是路易十五的顾问和他鼓励开垦土地的法令。长期以来，农民黑色传说将环境恶化归咎于革命年代的“许可”；相反，对许多农村教区来说，他们在1789年看到的破坏是路易十五和他的顾问们造成的。图尔维利侯爵在1760年撰写的《关于土地清理的备忘录》（Mémoire sur les défrichemens）中建议鼓励开垦土地，这一点在1761年3月1日和8月16日的王室法令中得到了反映。1764年和1766年的王室法令为那些开垦了至少40年没有耕种的土地的人提供了财政优惠。最后，路易十五于1770年7月5日颁布法令，对已开垦并正式向当局报告的土地给予免除15年国家税收和什一税的优惠。然而，该法令规定，1669年的森林法仍然有效，禁止开垦林地、河岸和山坡。这部由科尔贝尔和他的工作人员研究了数十年的总法典到18世纪末一直有效。

　　在1750年后的几十年里，据估计，法国约有60万阿彭（一阿彭约为一英亩）土地被清理，约占土地总面积的3%。在朗格多克，特别是在卡尔卡松和纳博讷教区，这种开垦的范围是最广的。官方数字也没有考虑到非法开垦的土地或官员没有完成正式报告的公社（十二个教区中的一个）。这些开垦的后果导致卡尔卡松附近的蒙特劳尔（Montlaur）的牧民在他们的陈情书中抱怨说：“通过挖掘土地……使其成为可耕地，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几年后科比埃地区将不再有一棵橡树；制革厂和石灰窑对这些破坏贡献很大……，我们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个地区[羊]生产的羊毛与西班牙或英国的羊毛一样好。森林的毁坏使得这种产品不能再被生产出来了。”

　　科尼永是邻近的尼姆司法区的几十个公社之一，这些公社确认了路易鼓励开垦的生态影响，“这些开垦的土地使我们永远失去了本应生长的木材和为其他开垦的土地提供肥料的牲畜牧场；此外，这些开垦的土地位于山地和丘陵的斜坡上；暴雨带走了良好的土壤，只留下碎石”。在法国的其他省份，总议会的召开也为愤怒的牧民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单独指出清理牧场的影响。普利西（Polisy，特鲁瓦辖区）声称：“未开垦的土地被种植或退化，并被挖去土壤，以至于不再有放牧的可能……”再往东走，附近的谢西（Chessy）要求 “禁止以任何借口开垦属于公社的公有土地或其他荒地，并授权公社重新占有被侵占的土地，众所周知，缺乏牧场会减少喂养动物和为土壤提供肥料的可能性，没有肥料，土壤就会变得贫瘠”。

　　无论教区会议的出席率有多高，它们或许都是由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主导的，人们明确表示要特别关注农村治安的加强和规范，这种猜测因此似乎更为合理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穷人无视1669年的森林法，在山坡上非法砍伐树木和清除灌木，据许多教区议会称，这种做法是受到路易十五关于土地清理的法令的鼓励。那些在森林里犯错的人也不能幸免：米勒库尔辖区内的马坦库尔（Mattaincourt）第三等级提出的，只是众多惩罚中最严厉的一个，它建议“第一次犯错的人应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吃面包和喝水；第二次被判处铁颈圈之刑；第三次被判处绞刑。”纳博讷附近的波特尔（Portel）的陈情书要求立即赋予市政警察更强大的权力，以打击那些“不顾水土局的命令和市政委员会的法令，用镐头拔掉公共建筑中的灌木和草丛”的行为。

　　陈情书中反复提到路易十五的法令所允许的土地清理，这表明利益冲突使农村公社内部分裂，并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创业者以及领主和国王的代理人。从革命前的辩论开始，有关获得森林的问题和土地清理的可取性就成为农村公共讨论的中心。在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随着农村公社内部的利益冲突日益暴露，农村公社对抗领主和王家官员的团结出现了裂痕。1789—1793年农民革命的四大动力——反领主制、资源控制、生计问题和税收——根据地区和个别公社的具体结构，其力量各不相同。在法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对国民议会1789年8月在最终废除地主制问题上的推诿态度的反应，是对国民议会似乎不愿废除的那些做法的延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92—1793年最终废除领主制。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释放了具有破坏性的农民”这一黑色传说发展起来。

　　在许多地区，反领主主义与对限制进入王室和教会森林的敌意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对这些森林和前领主土地的广泛入侵。路易十六于1789年11月2日发布的关于保护森林的公告实际上遭到了忽视。12月11日，巴雷尔·德·维乌扎克（Barère de Vieuzac）向议会宣称，“森林的破坏在王国各地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些用于海军、建筑、工场、制造业和所有必要艺术的宝贵资源几乎被消灭了”。维乌扎克的夸张言论成功地使他提议的法令获得通过，将森林置于法律和公共当局的保护之下。然而，在承诺对科尔贝尔1669年的森林法进行彻底修订的同时，1790年，议会不得不再次对森林管理部门的紧急呼吁作出回应，警告森林入侵行为将受到 “最严厉的惩罚”。

　　针对来自法国许多地区的大量报告，国民议会在1791年2月22日的法令中试图解决空地的所有权问题，空地在法国其他地方被称为terres vaines et vagues, gastes, garrigues, landes, biens hermes, flégards 或 wareschaix。在这里，议会很难解决其根据私有制的普遍原则处理土地的政策与古代流行的多重使用权的假设之间的矛盾。立法明确规定，前领主不再有权利占有空地：除非领主能够证明其在1789年之前获得了土地，或者至少在40年前将其用于生产，或者“根据当时的法律、习俗、法规或地方惯例”，否则这些土地将成为公共财产。然而，即使前领主能够证明这种所有权是合理的，公共使用权——特别是放牧和木材——也应得到尊重。该立法不可避免地在什么是先前所有权的充分证明方面产生了进一步的混乱和争论。

　　这些边缘的、未开垦的土地——然而，它们维持着丰富的动植物——在革命集会的鼓励下，被农村的穷人夺取并开垦。毫无疑问，在革命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清理，这加剧了1760年释放的环境压力。更重要的是，国民议会对废除领主制的推诿，以及对“荒地”所有权的犹豫不决，释放了农村公社最贫困阶层的愤怒。这不仅是针对地主权力的残余，也是针对他们自己公社中较富裕的成员。此外，革命国家由于同时部分废除了领主制度和将教会财产国有化而使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它现在发现自己拥有了此前教士领主拥有的领主权中未被废除的部分，同时也是教会和王室森林的所有者。这种情况下，在1789年之前，获取资源通过的特权和教区自由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被革命的自由概念所替代。

　　国民议会的立法者陷入了以下两难境地，他们对私有财产神圣性的承诺、他们对农民对集体习俗的依恋力量的不安意识，以及他们对法国许多地方的环境破坏的惊恐。这种困惑在1791年9月下旬通过的两项期待已久的立法中表现得很明显。9月28日，议会投票通过了《农村法》（10月6日批准）。在这项“关于农村财产和习俗及其管理”的法令中，革命代表在国民议会的最后一项法案中，发表了他们关于农业个人主义的伟大声明。它规定，droit de parcours（允许牲畜穿过私人土地进入森林）和vaine pature（将牲畜送入私人休耕地）的集体习俗不能迫使羊的主人将其作为公共羊群的一部分，也不能阻止个人将其土地围起来供自己使用。然而，它也承认集体习俗的继续存在。第二天，在一项同样于10月6日批准的法令中，议会投票通过了期待已久的《森林法》。这基本上是对科尔贝尔1669年法典主要条款的重述，并进行了行政重组以配合新的部门。然而，议会坚持自1789年以来所阐明的原则，坚持私人拥有的森林完全由所有者支配，“就像他自己一样”。

　　然而，1789年后的土地清理范围如此之大，农民对环境本质上持贪婪态度的黑色传说迅速占据了上风。拿破仑时期的第一任奥德省长克劳德·德·巴兰特（Claude de Barante）在解释“大屠杀”时，将目光投向了1792年和1793年的精神，“投向了革命的习惯和错误的财产观念”。这种断言认定了革命掠夺的突发性，由此严重扭曲了整个18世纪环境退化的连续性。虽然毫无疑问，1789年的革命释放了人类对环境的巨大、长期的压力，但管理者和立法者在1799年或1815年所哀叹的被破坏的景观，并不仅仅是革命过度的结果。拉贝热里（Rougier de la Bergerie）在《第九年》中对法国大部分地区的环境恶化进行了抨击，他对大革命的影响表示遗憾：权威的崩溃、1793年关于分割公共土地的法律以及赋予森林所有者随意开发权的《农村法典》。然而，与巴兰特不同的是，他坚持认为，“在高地和米底地区”，最严重的退化，最初是由于君主在18世纪60年代鼓励土地清理，以及教会和领主希望看到土地开始生产农作物，从而获得什一税和收获税而引起的。

　　本文认为，法国大革命环境史的黑色传说立基于对“农民误入歧途的贪婪”的肯定，是错误的。农村公社对自然资源的枯竭有自己的认识和解释：1789年的陈情书显示，新的创业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木材，而领主和王室通过其代理人的不诚实和国家本身对造船的特权，成为这种滥用的同谋。由于对革命前领主和国家要求的不满情绪的积累，以及其自身的自由主义和环境控制的需要之间的内在矛盾，革命管理者最初没能阐明一个新的森林财产关系制度。正如杰拉德·布托德所言，“森林空间在大众意识形态中与旧制度的特权有关，被农村群众视为君主制暴政的具体代表”。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环境史不能简化为砍伐或保护树木的公顷数的资产负债表。“环境意识”往往是无视农民的森林生态观的同义词。虽然历届森林管理部门在19世纪末成功地将农民从林区赶走，但在一个世纪前，森林仍然是生活的、政治化的空间。此外，森林是特定农村公社整体生态的一部分：环境冲突和压力通常集中在荒地。

　　陈情书证据的最后一个含义是，它们迫使我们质疑关于西方环境主义起源的公认的历史学前提，最常见的是18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是莫尔内和查尔顿，他们认为18世纪下半叶是精英知识分子对“自然 ”情感的过渡时期，与我们通常认为与启蒙运动有关的对死亡、动物和家庭生活的态度的广泛变化以及超自然信仰的衰落和对荒野的不信任相融合。特别是，卢梭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西方环境意识的“创始人”，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对人类线性进步的批判，以及他在《新爱洛伊斯》中对山区风景的情感力量的欣赏。克拉伦斯·格拉肯认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决定性变化更适合在稍后的19世纪初进行，并强调了1797年，桥梁公路工程师让·安托万·法布尔对瓦尔省的森林砍伐和山洪的研究，以及亚历山大·苏雷尔在19世纪对其所做的延伸。

　　相比之下，理查德·格罗夫对18世纪科学家中的 “伊甸园 ”概念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将他们对环境的关注与对欧洲殖民地生态退化的认识联系起来。一小撮专业科学家带来了这种视角，例如毛里求斯的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像格拉肯（Glacken）一样，格罗夫很清楚，在有记载的历史中，环境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然而，就像根据森林管理部门的记录对法国森林进行的大量研究一样，格罗夫最后接受了他的信息提供者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法国农民和被殖民的人民一样，据说不得不等待他们受过教育的上级来阐述关于环境的基本真理。格罗夫指出，到了18世纪末，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普遍认为，砍伐高地的森林会减少降水，并且导致降水时表层土遭到的破坏更大。例如，在1793年6月关于公地划分的法律的辩论中，雅各宾派的法布尔·德·埃罗成功地请求豁免对森林进行此类划分，因为“粗心的利己主义”已经造成了损害。我们知道，种植在山坡上的森林可以保护山谷免受风暴的影响，通过分散和吸收雨水来防止山洪的肆虐，通过树叶的分解在下面形成堆肥来增加土壤。

　　在1789年的陈情书中提出要求的农民，不必等到这种智慧向下渗透，就能理解开垦“荒地”和山坡的后果。1789年之后的大范围砍伐树木和清理土地产生了一场关于清理土地的环境后果的辩论，其中蕴含的愤怒和智慧令人瞩目。西方环境主义的“起源”也不需要定位在18世纪末的高端文学和科学情感之中。这些起源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地方（法国现存的第一个森林法令可以追溯到13世纪）。对农村公社与其物质资源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陈情书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但这只是几百年来在农业实际操作中产生的理解的一种迟到的表达。

　　（本文注释内容略）

　　成沅一 张弛译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