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法国国庆日（7月14日）的电视转播中，可以看到每年进行的阅兵式，包括军人的分列行进、装备展示，以及特技飞行表演等项目。实际上，法国国庆阅兵式的历史并不长，直到一战后的1919年国庆胜利阅兵，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然而，军队与国家节日这种紧密的关系从何时形成？

　　在法国历史上，节日中、尤其是节日的游行中出现军事元素并不罕见，表现为武装行进、军服、军乐等。军事元素指向秩序，所以王家节日或者宗教节日中，出于对庄严氛围的需求，手持兵器的仪仗队很常见。在宗教节日中，神父也常邀请军人来丰富节日内容。到了旧制度时期，一些军事节日中就包括操演、队列行进等项目。这与后来法国革命中的节日形式已经很相似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构想、创造了不少节日，并付诸实施。这些节日庆典中少不了军事元素。甚至在革命中，政治家们设立了一些专门的军事节日。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节日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如1974年在克莱蒙费朗召开的“革命节日”研讨会。这一研讨会上的许多成果在次年的《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中出版。1976年，莫娜·奥祖夫的《革命节日》一书问世，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对革命节日的研究。作者不仅按照时间分期，讨论了革命伊始至督政府时期的各个节日，其主题还包括节日中对空间的改造、节日与时间划分的关系、作为教育工具的节日、节日与民众生活的关系等。此后，1979年出版的《巴黎的革命节日》使用一些当时人的记录，对一些节日的细节进行了描述，但篇幅不大，除了1790年的结盟节之外，其他节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后对该领域的研究少了很多。近年，香港中文大学的诺亚·舒斯特曼介绍了从旧制度开始的，教会与政府对节庆日期争夺的历史。法国的史学家们也深化了对1790年结盟节的研究。这些研究涵盖了革命节日的很多方面，但对节日中的军事元素却少有提及。

　　有研究者认为，法国革命节日中的军事元素，拉近了军队和民众的距离，使得军事社会与平民社会融合，公民与士兵两个身份更加合一，有助于形成“武装民族”（Nation in arms）。然而，在笔者看来，此种观点较多受到革命初期意识形态宣传影响，尤其是1793年全民征兵法令以及相关的政治话语，在19世纪造成了一种关于法国大革命“全民皆兵”的神话。然而，当我们聚焦在节日这一主题时，可以发现，革命节日从革命初期到督政府时期经历了系统化的过程：联欢性质的自发性节日被编排好的仪式所取代，而仪式的功用在于“教化”，革命节日从“融合性的节日”变成从上至下的“教育性的节日”；代表平民的国民卫队逐渐被边缘化，正规军的地位提高。尤其是督政府时期，节日中充斥着象征性的军事元素，政府试图在平民社会之上建立某种共和“天城”，其目的仍然是教化民众，让军队与社会相分离开来，这与带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兵民一体、“武装民族”有较大差别。

　　从各地的联欢节到巴黎的结盟节

　　1789年法国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危机。三级会议之后，在7月，出于对王家军队的恐惧，巴黎市政府决定在旧制度时期巴黎民兵（milice）的基础上成立一支武装力量。7月14日巴黎市民与国民卫队攻占巴士底狱成为大革命爆发的标志，国民卫队自然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符号。7月15日，拉法耶特成为巴黎国民卫队司令，20日，国民议会要求全法各地的市镇建立自己的国民卫队。鉴于这支部队在革命爆发时的功劳，1789年9月27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国民卫队旗帜的祝圣节庆活动。这是法国革命爆发以来的第一个军事节日。

　　巴黎国民卫队是一支城市资产阶级性质的民兵。除此之外，法国还有旧制度留下来的正规军，主要负责对外作战。二者相比起来，前者与平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后者则代表国家。

　　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没有统一的称呼。莫娜·奥祖夫将其统称为联欢节（fêtes fédératives）。在各地的活动中，国民卫队是主角。为了对付附近森林中的盗匪，国民卫队会与附近其他市镇的国民卫队或者正规军驻军缔结防卫协定。为了庆祝协定缔结举办的联欢节，自然充满了军事元素。在游行中，虽然也有妇女、老人甚至同业公会，但国民卫队和正规军的武装游行才是核心。各地的联欢节中，国民卫队与正规军的参与，确认了一个趋势，即节日中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提高了。鼓手、军乐队，以及军人组成的方阵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些联欢节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节庆最后通常由宴会和舞会收尾，民众和士兵在一起联欢，带有某种狂欢节的性质。

　　1790年7月14日，是攻打巴士底狱一周年纪念日。法国革命初期的领袖之一巴伊（Bailly）提议，在各地联欢节的基础上，在巴黎举行王国内所有国民卫队和正规军的大联盟活动。根据他的提议，议会决定在全法举办结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这是大革命以来的第一个节日。虽然很多“狂欢节”的节庆方案飞向了议会，但后者最终还是选择了非常保守的仪式：军事化的列队行进。巴黎国民卫队作为整个游行的领头和殿后，中间是各省代表和正规军代表。在这个节日中，巴黎国民卫队地位更高，各地正规军只是派一些代表来巴黎参与节日。但民众没有多少参与的机会，只设立了一个儿童队伍和一个老人队伍。在巴黎的结盟节中，这种军事游行形式的节日庆典，虽然比较无趣，但易于组织，也易于掌控，可以避免民众自发聚集。甚至后来一些自发性的节日也采取了军事游行这一庆祝模式，如1792年4月15日的老城堡节和与之针锋相对的1792年8月26日的西莫诺节。

　　巴黎之外的结盟节也体现了相似的程序：军人，无论是正规军的士兵还是国民卫队，排成队列前进，听爱国演讲，看神父们祝福他们的旗帜，并宣誓与彼此结盟，效忠于民族和国王。在一些地区，下层民众被排斥在节日之外。比如在蓬埃斯普里，最初的节日计划是个阅兵式，民众可以观看，但不能参与。鲁西永团的士兵宴会放在兵营广场上，民众一开始只能看，后来“甚至参与其中”。记述中的“甚至”一词可以说明问题。在昂热，节日庆典的核心是祖国祭坛，第一圈是军人，第二圈是当地显贵，最外一圈的民众观看第一、二圈的宣誓。

　　1790年的结盟节之后，一些政治家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试图为法国提供一套节庆体系。最著名的是米拉波，在1790年底到1791年初制定了一套包含9个节日的体系，其中有4个是军事节日，7月14日的结盟节则被他选为国庆日。但米拉波没有时间推动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在对结盟节的观察中，他注意到正规军与国民卫队的团结，这种团结让他产生对兵变的担忧。在他的节日体系中，除了结盟节允许军人和平民会聚一堂，在另外8个节日里，军队的社会影响应局限在一个武装节，另外的军事节日都只能在军营里进行。这样可以减少职业军人同民众的接触，确保现役军人的服从，避免社会上的思想对军队造成“污染”。

　　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革命初期自发性的节日逐渐被政府设计的、程序性的节日所取代，后者的代表就是军事节日结盟节。在庆典中，虽然代表民众的国民卫队地位仍然较高，但民众与军人的区分已经显现。革命领导者如米拉波认识到区分军人与平民的重要性，并在其节日体系中强调了这一点。

　　雅各宾派：对军事节日说不

　　1791年4月，米拉波去世。设计节日体系的任务落在了其他议员的肩上。但直到1793年6月26日，国民公会中的拉卡纳尔（Lakanal）才以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设计了节庆方案。在他关于公共教育的报告中，第53—70条设计了30个节日，但没有一个是军事节日。7月2日，另一位议员勒基尼奥（Lequinio）认为30个节日过于复杂，用7个节日代替。拉卡纳尔认为国家节日庆典应该包括军队的分列式。但他们的计划没有得到实施。

　　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在巴黎各区国民卫队的支持下，清洗了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不仅没有专门的军事节日，就连节日中的军事元素也少了不少，因为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的领袖很早就对军队干预社会、进而造成军事独裁有所警惕。早在1790年的第一次结盟节之后，左派报纸，如《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 就批评国民卫队也穿得像军人似的。更不要说“人民之友”马拉，在1790年底写道：“没有比把整个民族都变成士兵的计划更愚蠢的了。”罗伯斯庇尔在1790和1791年的讲话则显示出，与马拉的社论观点相反，他认为整个民族都应该通过国民卫队的方式来保卫国家，而不需要设立常备军，后者可能导致军人干政的“恺撒主义”（Césarisme）。所以他反对侵略战争，并反对国民卫队与正规军的二分法，也反对军队与民众的区隔。1792年4月，法国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尽管法军在瓦尔密和热马普战役中取胜，攻入今天的比利时境内，扭转了战争初期不利的局面，但将领杜穆里埃（Dumouriez）的叛变，使得罗伯斯庇尔对“恺撒主义”的担忧成为现实。在雅各宾派执政下的节日中，例如共和二年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的理性节，巴黎市府的队伍在没有任何武装队伍陪伴的情况下到了巴黎圣母院举行仪式。

　　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的国民公会上宣读了《关于有着共和原则的宗教与道德意见，以及国家节日的报告》，制定了雅各宾派的节日体系，共有5个节日，其中有4个是纪念革命中重大事件的，只有一个牧月20日（1794年6月）的“最高主宰节”是宗教性节日。关于这一节日，虽然罗伯斯庇尔的讲话中也希望最高主宰能保佑共和国的军队，但他演讲的重点在于保卫共和国，而非颂扬军队。宣告庆典结束的炮声，是为数不多的军事元素。总体来说，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国民公会避免在节日中有太多的军事元素，这些节日与军事节日也相去甚远。

　　从热月到督政府：节日军事化

　　然而，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僚的统治。热月党人需要重塑节日体系，来打造统治的合法性。对军队的依靠，不只体现在法军对外扩张，以战养战上，更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多的军事元素进入热月时期和督政府管理下的节日里。自结盟节后，军事节日也出现了。

　　共和三年葡月7日（1794年9月28日），剧作家玛里-约瑟夫·舍尼耶（Marie-Joseph Chénier）在国民公会提议庆祝“共和国的胜利，以及敌人从领土上完全撤离”。在他的报告中，只有国立音乐学校的学生为公共舞会演奏音乐。然而，这个胜利节意义却不局限于此。实际上，国民公会的辩论、各种报刊上的文章都强调这个节日的意义在于和罗伯斯庇尔派的节庆相区别开来。这就需要更多的军事元素以突出这一节日的意义。经过报纸上的讨论，舍尼耶在当月27日提出一个含有更多军事元素的版本，回应舆论的诉求。根据新的节日程序，巴黎各区都要派出国民卫队，与军队伤员、残疾士兵一起聚集在“联盟广场”，也就是战神广场。除了这些军人到场，“战神学校”的士官生们还要对战神广场上的一个堡垒模型发起演习进攻。最后，国民公会的主席把共和国军团的名字，以及它们所取得的胜利，都刻在“不朽神庙”里的金字塔上。与此同时，艺术家大卫也设计了一个方案。然而他的计划艺术活动比较多，不如舍尼耶制定的版本受欢迎。舍尼耶的计划试图把充满寓意的宗教仪式和军事符号相结合。不过至此正规军还没有被纳入节庆计划里，而只是通过把军团的名字刻下来，来显扬军队。

　　尽管热月后的第一个节日就充满了军事元素，但这一做法暂时没有成为惯例。与结盟节一样，这一军事节日并没有变成每年一次，进入节日体系中来。1795年，国民公会面对着不小的冲击。因为物价上涨，巴黎群众于芽月12日和牧月1—4日两次冲击国民公会。在镇压过程中，正规军发挥了很大作用，巴黎的治安主力逐渐从国民卫队变成了脱离巴黎市民的正规军。在共和三年宪法制订之后，共和四年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王党发起暴动，一些区的国民卫队甚至加入暴动一方。在“葡月将军”拿破仑·波拿巴的指挥下，正规军粉碎了王党暴动，保卫了共和国。在这一年，正规军的地位提升很快，而与巴黎民众联系密切的国民卫队则被边缘化，葡月暴动之后，甚至骑兵与炮兵部队被裁撤。

　　到了督政府期间，政治相对稳定，节日体系有时间付诸实施。在法国革命期间，不少政治家认为节日的功用在于教化民众。比如在1792年，议员拉波·圣太田写道：“国民教育需要马戏、体操、武器、公共游戏以及国民节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关于公民教育的法律中，节日体系的重点在于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这一体系包括7个节日，其中5个是道德性的：青年节（芽月10日）、夫妇节（花月10日）、感恩节（牧月10日）、农业节（获月10日）和老年节（果月10日）。此外，葡月1日用来纪念共和国的成立。革命政权时期推翻吉伦特派的5月31日节，被热月9日与10日的“自由节”所取代。共和四年雪月23日（1796年1月13日），法律加入了在公历1月21日纪念处死法国最后一个国王的节日，热月8日（7月26日），议会通过了恢复对获月26日（7月14日）和热月23日（8月10日）的纪念节。我们不难看到，这个体系并没有给军队留下什么空间。然而，法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尤其是意大利战场的胜利，使得军队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提高，促使督政府思考在节日体系中给军队留出位置，重演共和三年初的胜利节（fête de la Victoire）。共和四年花月7日（1796年4月26日），议员多贝梅尼勒提议在全国所有市镇和各个军团里庆祝胜利节，最终当年牧月10日感恩节的主题定为对胜利的感恩。虽然胜利节确定了，但其主角发生了变化。在共和三年葡月30日的版本里，巴黎各区的国民卫队是主角。但这次，国民卫队的任务限于在战神广场四周拉一条警戒带。驻扎在巴黎的内地军团（Armée de l’Intérieur）派出14支分队，代表当时法国的14个军团。每个分队打头的是伤兵。此前庆祝法国最后一个国王被处死的那天，战神广场上立了一个龛，用14面盾牌作为装饰。而在胜利节中，职业士兵组成的小分队这一形式代替了半年前抽象的符号。这些分队在庆典的时候进行队形操演。观众人数最多2000人，门票发放给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务员。这个安排体现出正规军地位的提高。国民卫队因为在1795年巴黎的暴乱中失去信任，在节庆中的地位下降。正规军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民卫队仪仗队的功能。而普通民众也被排除在节庆场地之外，节日庆典更像是一场表演，民众不许参与其中。这一安排延续了1790年各地结盟节的安排，以及后来米拉波的设想，即区分军人与平民。

　　然而，节日的“军事化”是有限度的，共和四年的其他节日并没有关于军队的寓意性表征。分列式和象征性的演习还在继续，但节日主题不一定和军事有关。但作为观众的军人、尤其是伤员，地位得到了提高。共和四年（1796）末的时候，元老院议员马尔博在讲话中赞扬伤兵“在创建并指引公共精神（esprit public）方面，是节日最好的装饰之一”。从此，在所有公共节日中都为受伤的军人设立了专座。

　　在共和五年，尽管在巴黎没有特别的军事节日，但督政府在军营中庆祝了不少节日。督政府还要求各地的地方政府与当地驻军一起举办节日庆祝活动。督政府的想法类似一种受控的、地区性的结盟节。然而，法国革命军事史专家让-保罗·贝尔托问道：“这些庆祝活动，是为了展现人民与军队的联合，抑或是向人民表明，在位的政府依靠军队的支持？”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政变回答了这个问题。面对1797年春天议会改选中王党获胜的局面，意识到共和国受到威胁的三名督政官，在奥什（Hoche）和波拿巴两位将军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将王党领袖送去了圭亚那流放。从此之后，军营中的公民节日进入了城市公共空间，出现在巴黎的大街上。

　　首先被注入军事元素的日子不是共和四年雾月体系里的道德性节日，或是和共和国历史有关的重大节期，而是旬日

　　（décadaire），即作为休息日的每十天的最后一天。督政府成立之后，在巴黎之外，旬日经常被忽略，老百姓倾向过礼拜天，而非旬日。果月政变之后，督政府使用了一些强力手段推行共和历，以取代老百姓传统的礼拜天。在旬日从市商业活动被禁止，如果有的地区没有过旬日和国家规定的节日，军队会介入。然而，军队的作用不仅是监察员，它也是演员，是节日程序中的一部分。在巴黎，阅兵（parade militaire）成为旬日的保留项目，共和历与军队被捆绑在一起。

　　“人们可以从阅兵式中看到骄傲，看到士兵高于平民的权力，以及他们排斥平民的傲慢”，一位共和六年在巴黎的德国旅行者观察到。阅兵“傲慢”的外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阅兵的目的即在于此：定期向巴黎人展示国家的力量。士兵们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列队行进，构成了一种展示权力的仪式。

　　共和六年葡月18日（1797年10月9日）巴黎驻军司令规定，阅兵式频率提高到在每旬的第五天和第十天（旬日）举行。在巴黎所有哨所的小分队，由穿戴整齐的军官率领，上午十一点半在卡鲁塞尔广场（Carrousel）集合。负责巴黎及周边的第17军区司令和巴黎卫戍司令都要出席，后者带领分列式队伍前进。之后，集合地点改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各个部队的乐手也参与进来。从雾月10日（10月31日）开始，阅兵频率降低为只在旬日举行，虽然减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频繁举行阅兵可能造成士兵疲惫。而且集合地点不再是香榭丽舍大街，而是更靠近市中心的马拉凯河堤（Quai Malaquai），因为巴黎卫戍司令部设在此处。各个小分队参与完阅兵后就回到各自看守的哨所。从共和六年热月25日（1798年8月12日）开始，阅兵频率又恢复到在每旬第五和第十日举行。

　　前文提到，在果月政变之后，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普及共和历，并禁止使用公历。除了禁止在礼拜天进行商业和民事活动外，政府还必须为新的旬日假引入新的文化概念。虽然有规律的阅兵式可能只是巴黎驻军为了震慑王党而临时起意，但这一措施符合政府的期待，在巴黎试点后随后推行到全国。共和六年芽月14日（1796年4月3日）的法令规定各地驻军以及国民卫队的阅兵只能在旬日、每旬第五日和国家规定的节日举行。这样，共和历所规定的节日内容丰富了，军队参与到对民众的教育中来，民众也适应了社会中军队的存在。

　　共和六年的葡月1日（1798年9月22日）是果月政变之后的第一个共和历新年。这一天督政府为三名受伤的老兵颁发了勋章，并陪同他们一同走到战神广场，在那里举行了队列操演和田径比赛。此外，督政府在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6年10月24日）的节日体系外创立了其他节日。比如在巴黎，奥什将军的葬礼非常隆重，充满了军事元素。这一葬礼成为为国捐躯的将军们葬礼的原型。之后的两年里，督政府为马索、杜邦和茹贝尔将军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只是这些尊崇军人的葬礼，纪念军事成就，是否会让民众渴望战争，进而为军队干预政治创造社会心态上的准备？

　　督政府创建这些新的节日，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收回“节庆的权力”。共和六年，意大利军团结束了对奥作战后，在波拿巴的指挥下，横穿法国，在英吉利海峡边集结，准备登陆。在这一行军过程中，地方行政官员持有不同态度。比如卢瓦雷省（Loiret）的政府为部队过境感到焦虑，而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政府却在共和六年雨月25日（1798年2月13日），在默伦（Melun）庆祝大陆和平，因为当时意大利军团的一个分队从此经过。军队代表在节庆中对居民发表了讲话。为了减少军队的影响、削弱波拿巴的威望，并增加自身的合法性，督政府不得不为节日庆祝活动指定一个“标准”。

　　共和六年牧月10日（1798年5月29日）的感恩节，尽管没有像共和四年的版本那样献给军人，但督政府的讲话里第一个赞美的还是军队，在战场上死去的英雄也得到高度赞扬。活着的人的功劳当然也得到称赞。但共和六年的其他道德性节日总体来说保持了其平民性，以农业节为例，军官和士兵只是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来，并没有很特殊的地位。与道德性节日相比，7月14日、8月10日和共和国国庆的庆祝活动中包含更多的军事活动，比如分列式。例如1798年7月14日（共和六年获月26日），17军区的正规军的队形操演就是仪式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发明的节日是对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的纪念。督政府需要一个节日来合法化使用军队保卫共和国这一举动，并昭告其反王党立场。共和六年果月2日（1798年8月19日），元老院批准了庆祝该节日的决议，根据该法律，陆海军将在所有市镇庆祝这一节日。这一节日充满了军事元素，不仅有寓意性的元素，队列操演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共和七年的这一节日里，寓意性元素得到了增强，一个年轻士兵把宪法放在祭坛上，这一仪式象征军队作为宪法保护者的身份。此前的胜利日是为了纪念法国军队对外的胜利；而这一节日则通过赋予军队“共和宪法的柱石”的身份，从文化方面为军队干预政治进行辩护。这无疑为军队接下来对国内政治的干预提供了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节庆中充满了军事元素，但政府要保持对这些庆祝活动的控制，限制聚集在巴黎的军官群体。在共和六年获月26日庆祝7月14日的时候，除17军区的军官外，任何其他军官都不准进入香榭里舍大街的节庆场地。精心策划的庆祝活动旨在教育平民社会，而不是真的让军人参与其中。

　　我们看到，节日的场地是严格限定的，没有允许的话，即使军人也不得进入。这样的话，普通观众只能看到军事游行的片段。使用热气球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当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在天空，空间的有限性就被克服了。比如共和六年热月10日（1798年7月28日）的节日中，就有一个热气球升空。一个多月之后，共和七年的国庆时，在战神广场的庆典中，一个热气球轰炸了一座要塞。主办方试图将科学与工业的成就进行军事应用。但共和七年的人民主权节时，政治家们似乎有些厌倦了公民节日中的军事活动，只有国民卫队的小分队参与了节庆。在议会里，17军区参谋部和议会卫队举行了一个小仪式。而在一年前，17军区还按照要求派出12支分队前往巴黎12个区政府进行联欢。然而，消退的热情被1799年春天以来法军的挫折重新点燃了，督政府采用了新的策略。庆典活动再一次军事化，这次的方式是动员国民卫队前往各个市镇，与行政官员一同庆祝。

　　自共和四年初，巴黎国民卫队分为36个旅。这次将国民卫队投入节庆，从道德性节日开始。共和七年芽月10日（1799年3月30日）的青年节上，每个旅提供26名军士和普通士兵，也就是一共使用了936人。花月10日（4月29日）的夫妻节上，投入了同样数量的国民卫队士兵。一个事件刺激了法国社会，节日的军事化气息更加高涨，反映在使用的国民卫队士兵数量翻番了。共和七年花月9日（1799年4月28日），法国外交官在拉施塔特帝国国会与神圣罗马帝国进行外交谈判期间，遭到了奥地利军人袭击，三人中有两人遇难。消息传回法国后，花月22日（5月11日）议会通过法律，每个市镇要在牧月15日（6月3日）为遇难的使节举行葬礼。在巴黎，这一年的仪式上，每个旅提供了50人，国民卫队共1800人参加。除了国民卫队，正规军也成为仪式的一部分。在上午10点，一个114人的步兵分队和35人的骑兵分队在巴黎各区政府门口集合，加上指挥分队的军士，12个区政府门口集合了1800人。这一天，1800名职业军人和1800名国民卫队队员守在巴黎四处，这个葬礼是名副其实的军事节日。

　　动员国民卫队的规模固定了下来。在获月10日的农业节和果月10日的老人节上，也都有1800名国民卫队队员参加。这期间的7月14日和8月10日节也使用了同样数量的国民卫队。农业节的尚武化并不只是督政府的一意孤行，而是建立在同仇敌忾的爱国心理之上的，这种心理延续了牧月15日纪念法国殉职外交官时的仇恨。比如在巴黎5区区政府，区主席在演讲结束时说：“愿他们颤抖吧！那些暴君、怪物，他们胆敢想要奴役伟大的民族！”并高呼，“向英国政府开战，死亡归于奥地利！复仇！”

　　除了动员国民卫队参加节庆，庆典中军事性的仪式也在发展，队列操演虽然必不可少，但仅有队列是不够的。在8月10日节上，组织者在战神广场上安排了一场模拟战斗。在共和三年葡月30日（1795年10月21日）的胜利节上也有一场类似的战斗，但那次扮演进攻方的是战神学校的士官生们。这次则是由正规军演习进攻。这项活动纯粹是象征性的，士兵们进攻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有王室特征的帐篷”。热月18日，负责军营等军事建筑的陆军部工程师督造了这个白色帐篷。这个帐篷平放在地上，只有节庆程序到了模拟战斗环节，帐篷才会立起来。

　　随着1799年茹尔当-戴勒布莱勒法的实行，各省征召的新兵组成补充营之后开赴前线。共和八年的葡月1日（1800年9月22日），巴黎所在的塞纳省的新兵与节日融合在一起。新兵们聚集在战神广场，17军区司令向他们发表讲话。根据时任陆军部长贝尔纳多特的说法，这一节日旨在“激发这些年轻保卫者的勇气”。在会场，给他们分发旗帜和武器。贝尔纳多特认为，这“将在巴黎人的灵魂中产生深刻的印象”。

　　通过公民节日和旬日的阅兵式，我们可以发现，督政府想要在共和国的首都建立一个在平民社会之上的“共和军事天城”。共和国的“教育者”们希望通过节日更新民众的道德，传播共和主义，向平民社会辐射纪律、团结等军事素质，这些军事素质是共和道德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传播，或者说教化，是自上而下单向的，因为军队、尤其是正规军，与平民的接触，受到严格控制。巴黎市民作为旁观者，相对被动地参与到庆祝活动中，其作用仅限于观众。政府一直试图减少职业军人与巴黎民众的接触，这种分隔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军事道德的传播，或说节日教化功能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卫队参与节庆活动也是督政府时期督政官之一拉维利埃-雷波思想的一种体现。他希望所有人都能积极参与到庆祝活动中来。根据他的想法，巴黎民众不应该只是观众，还应该是演员，所以这位政治家热心于安排合唱等节目。根据他的观点，巴黎人应该和士兵一起庆祝，而非像那些有组织的、程序化节日中，平民只是观众。然而有组织的节日是比较多的，比如共和四年的胜利节，观众人数定为2000人。为此，国民卫队更像是一种介于程序化节日与拉维利埃-雷波设想的融合型节日的调和。主要仪式庆典都在战神广场，但作为正规军的化身，国民卫队去12个区政府与民众一同庆祝。这样，军队与平民的区分也维持住了。所以伊恩·戈尔曼尼关于“军事化的节日通向‘武装民族’”这一结论似乎并不成立，从米拉波试图限制军人与平民接触，到督政府的节日程序，都更佐证了本文的解释。我们观察节日期间巴黎正规军与国民卫队的位置，不难发现，这些节日并不像议员罗兰设想的那样，“所有法国人把他们的仇恨与分歧放在祖国祭坛上”，成为融合性的节日。这些军事化的节日实际上是教育性节日，在平民社会之上建了一座照耀平民社会的共和之城。军队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被节日大大提高，这为接下来军人干政提供了社会心理准备。

　　共和八年雾月18—19日（1799年11月9—10日），在西耶斯为首的政客、军人、银行家等群体的支持下，波拿巴发动政变，推翻了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波拿巴担任第一执政。然而，他深知充满军事元素的节日的重要性。借着1800年初在意大利战场有利的战场形势，他把执政遇到的第一个7月14日，变成了一个军事节日。这一节日纪念的不再是攻占巴士底狱，而是1790年结盟节的十周年。这一节日被称为“协和与和解节”（Fête de la Concorde et de la Réconciliation），程序围绕着军队进行，军队彻底成为节日主角。以往，政要的讲话是节庆重点，这次被仪式所取代：在荣军院门口分发军旗；竖立起代表各省和国家的柱子，以纪念为共和国捐躯的军人。新仪式确认了新政权是由军队建立的；而民族内部的矛盾，需要在军旗下和解。不仅是拿破仑时代，在19世纪，除了第二共和国的短短三年，军队一直都是重大节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1880年，国庆日终于定在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中创立的军事节日，通过国庆日的军事庆典，深深刻在了法兰西民族记忆中。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