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后世。培根、尼德姆（Marchamont Nedham）、哈林顿，以及诺代（Gabriel Naudé）、卢梭等人，将他视为思想先驱。这类人是少数。大部分思想家不仅选择与马基雅维利的立场保持距离，而且尽一切可能加以诋毁。孟德斯鸠比较特殊，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因为，他很少表露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甚至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尽管在思想上深受其影响，并把他的著作列为自己的“必读的原作之一”。因此，有必要理清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渊源。孟德斯鸠的手稿、藏书情况等材料得以公开，共和主义研究恢复了马基雅维利的名声，这些情况都为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不少便利。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联系。文章的主题内容围绕孟德斯鸠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即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层面。文章认为，这一思想层面是孟德斯鸠社会与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在他的大部分思想文本中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理解这些文本，提供合理的且有逻辑的线索，并展现了其著书立说的现实旨趣。本文首先从思想语境和历史语境两个不同层次分析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其次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商业社会理论三个角度，剖析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对话。这三个角度，既是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发生思想碰撞的主要层面，也是孟德斯鸠构建其政治社会理论的主要维度，此外，这三个角度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代表了孟德斯鸠眼中一个符合理性的、不再由权欲支配的现代世界的基本面貌。

　　反马基雅维利主义 

　　思想语境提供了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基本元素。历史语境可以看作借用这些思想元素对路易十四的统治提出了具体的批评。对于理解孟德斯鸠的思想而言，其与历史语境的关系更为紧密。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于1532年正式出版，但在此之前，就通过手稿形式广为流传。随着作品的流传，传遍欧洲的不仅仅是他的名声，也不仅仅是“马基雅维利式的”（Machiavellian）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这些新词汇，还激起了不少批评者和反对者。这些批评最初集中在意大利境内，以多明我会、耶稣会士的宗教人士为主要代表。这些人反驳马基雅维利，基本采取两种途径，首先攻击马基雅维利提供的是不虔诚和不道德的教导，比如16世纪后半叶最为著名的反对者、教会史家波奇奥（Tommaso Bozio）在《君主美德》中把马基雅维利描述为像希腊神话中女巫喀耳刻一样，能用药剂把人变成野兽。第二类批评方式是重新强调基督教美德或是君主的德行，如耶稣会士博泰罗在《国家理性》中坚持把正义作为基本美德的地位，试图证明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性与道德理性不能分离。

　　16世纪中叶，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传入法国，上述两种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很快引致法国人的共鸣。波奇奥的书在法国境内多次重印。雨格诺派信徒让蒂耶成为最著名的代言人。他在1578年出版的《论治理好王国或其他公国并维持良好和平的手段》中，认为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会让人沾染“蔑视上帝、背信弃义、鸡奸、暴政、残忍、掠夺、外国高利贷和其他可憎的恶习”。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迅速兴起并保持了强大生命力，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样，都认为这颠覆了基督教君主制的传统，败坏了君主德性。此外，法国的宗教战争，尤其是圣巴托洛缪屠杀（1572）更激化了这一倾向，因为当时人认为，屠杀之所以会发生，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毒害分不开。更何况，主政的美第奇家族既是意大利人，又信奉这位佛罗伦萨秘书。这更加剧了当时人对马基雅维利以及被法国老贵族们讥讽为“意大利党”那群统治集团的厌恶。抨击马基雅维利，也就是抨击摄政的美第奇。推动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法国境内传播的最后一个原因与社会有关，意大利人善于经商，美第奇家族同金融家往来密切。这种重利主义同法国社会的价值观不太兼容。更何况，法国确有大量有产者经商致富，通过卖官鬻爵，成为贵族。在不少立场较为保守的人文主义者看来，这种情况无疑是对传统秩序的威胁。

　　在法国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主义表现为背离德性、只在乎目的、不考虑手段。这一看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在《百科全书》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种可憎的政治，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即暴虐对待的手段，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阐发了相关原则”。1798年，吉罗代在他主编的九卷本《马基雅维利全集》的前言中，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说：“在所有语言中，马基雅维利这个词都会让人想起，或者说表达了一种最精明、最邪恶的政客所做的迂回、恶毒的行为。大部分人说起马基雅维利这个词，就像一种语言中的其他言辞一样，即便他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个词何时产生，但他也知道这个词指的是暴君。”伏尔泰把马基雅维利说成是“聪明的怪物”“罪恶的医生”。

　　在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下，一个需要特别留意的现象是法语单词“权谋”（politique）与“马基雅维利主义”逐渐成了同义词，可以互换使用。1611年英国出版的《英法语言辞典》中把“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解释为“精心的权谋，狡猾的骗局。”这种使用方式在17世纪至18世纪各版《法兰西学院辞典》中都有体现。《百科全书》关于“权谋”词条解释得更全面，该词条指出，除了政治科学、治国之术外，“权谋”一词还有另一层含义，即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阐发的“有关权谋的原则”，以“权谋之名掩盖了君主的不忠之举”。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用法，是因为孟德斯鸠在他的不同文本中，经常会用“权谋”代指马基雅维利主义。

　　以上是对法国语境中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的简要分析。这一思想传统为孟德斯鸠在论述马基雅维利思想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与话语要素，但是它并不能说明孟德斯鸠为何反对马基雅维利的现实目的。为此，需要分析历史语境。

　　历史语境与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征战与扩张有关。大约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卷入了欧陆争霸，持续三十余年，非但未能实现建立“大一统君主国”的夙愿，反而侵蚀了历经多年方才确立的民族自信，还给法国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人口锐减，18世纪初法国人口比一个世纪前减少了200多万。战争的另一影响是巨额财政赤字。1715年，法国税收收入仅6900万里弗，但是常规财政支出为1.46亿里弗，总债务则高达12亿里弗。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极端的苦难中。当时正在法国游历的英国索尔兹伯里主教比尔内写道：“从巴黎到里昂的路上，如此悲惨的景象让我震惊。到处是破旧的小屋，褴褛的衣衫，一张张憔悴的脸。”

　　不满情绪甚嚣尘上。有不少人认为，路易十四好大喜功，信奉国家理性，这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分不开。帕丁是17世纪后半叶著名的医生兼文人，他认为法国国王一味对外扩张，是因为听从了马基雅维利和蓬波纳齐 （Pietro Pomponazzi）的“奇怪准则”，政治“不再是统治的技艺，而是骗人的技艺”。索林是雨格诺派，因《南特敕令》撤销而被迫出逃。他在《关于圣经中各种文本的布道》中，不仅公然否定王权神圣性，而且不加掩饰地批评路易十四的专制行径。他认为，法王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把“基督教信徒”和“政客”混为一体，他说，“在这一切背后，乃是来自那位邪恶的佛罗伦萨人给出的可憎原则，他把以下邪恶的教义教给了政治。”

　　1695年出版的一份小册子更加明显地表露了这层关系。这份匿名小册子题为《路易十四的〈古兰经〉、马扎然的〈政治遗嘱〉》，封面标明“译自意大利语”，出版地为“罗马”，这些设计乃混淆视听，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证明小册子与意大利的关系。作者是桑德拉斯，他是一位极为多产的文人和时事评论家，两次进过巴士底狱，影响遍及欧洲。德国史家迈内克认为，桑德拉斯对路易十四的宗教不宽容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的悲剧性结果，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的预言。《路易十四的〈古兰经〉、马扎然的〈政治遗嘱〉》以问答形式，虚构了马扎然和他的学生路易十四之间的对话。以其中一场对话为例：

　　M：我的孩子，您相信谁？

　　L：我相信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秘书和公民。

　　M：这位马基雅维利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L：他是政治之父，是教会君主如何妥善统治之技艺的人。

　　M：很好，我的孩子，那么君主首先应该知道做什么呢？

　　接下来，路易十四在马扎然的提问下，历数他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学到的教义，内容涉及君主品行、宗教信仰、军事等各个方面。最后，马扎然问道：“那君主应该以何人为榜样？”路易十四答：“君主应当模仿博尔贾，他是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之子。”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看来，路易十四是一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他推行的扩张主义和君主专制，把君主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公益之上，背弃了君主德性，这都是受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蛊惑。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评贯穿了法国启蒙运动。可以认为，启蒙时代是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哲人敌视绝对主义，也敌视征服精神，渴望一种能脱离肮脏的内阁阴谋的政治道德，他们也蔑视军队的等级精神，因而谴责那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在给君主的建议中所传达的一系列冷酷无情的不道德行为。孟德斯鸠即为其中一员，不过，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像某些文人那样对路易十四的统治进行口诛笔伐，也不满足于像费讷隆那样重新提倡德性。孟德斯鸠认为，遏制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更有效的措施，是发现君主统治不可颠覆的秩序。

　　历史哲学 

　　“普遍精神”是孟德斯鸠著述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论法的精神》第19章的中心内容。一般认为，“普遍精神”是黑格尔阐述世界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并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不过，这种理解忽视了孟德斯鸠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事实上，孟德斯鸠借助“普遍精神”，所要阐发的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结构理论，而是一种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立场密切相关的历史哲学思想。上述关联清晰地体现在孟德斯鸠论述“普遍精神”的第一个文本《论谋略》。

　　《论谋略》创作于1725年前后，原为孟德斯鸠提交波尔多科学院的论文《论义务》（Traité des devoirs）的最后两章，《论谋略》一直以手稿形式留存，直至1892年才为世人所知。全文共41段，夹叙夹议，核心内容是通过评述15位政治家的生平经历，证明马基雅维利式政治谋略的无效或者无用。而“普遍精神”——在该文本中称之为“普遍灵魂”——则通过谋略的无效性得以展现。

　　孟德斯鸠列举了三类例子，证明谋略的无效。第一类例子证明谋略往往不能奏效。他特别提到了几位“最伟大的权谋家”，如路易十一、米兰公爵斯福扎。他认为，即便像路易十一这样心思缜密的人，也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后因一个“再难弥补的错误”（DP，514），失去了勃艮第公国。第二类例子证明，某些成功纯属偶然，与谋略无关。比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崛起，穆罕默德击败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等。孟德斯鸠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既无法预计，更不可谋划，所以，即便希拉克略、黎塞留这样老道的政治家对这类事情也无能为力。第三类例子证明，谋略非但不能奏效，反而会事与愿违。比如英王亨利八世为了强化王权进行宗教改革，结果却导致了“王座有名无实，查理一世被带上了断头台”（DP，512）。

　　《论谋略》证明，“计划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而“发生的都是未曾被预见到的重大事件”（DP，511）。之所以如此，孟德斯鸠认为，历史或取决于偶然性，即“产生于十分独特的途径”，或者源于必然性，即“难以察觉、十分遥远、因而难以预见的原因”（DP，511）。《论权谋》随后把这种历史观上升为一种对社会支配性力量的抽象认识，从而摆脱了对偶然性的依赖，倾向于必然性的解释：“一切社会不过都是各类精神的聚合，都会形成某种共同性格。这种普遍的灵魂有一种思考的方式，而这种思考方式，乃是无限原因之关联的结果，乃是接连数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不断结合的结果。由此，这种基调是给定的，是既有，起支配作用的只有这种基调，一切统治者、官员乃至民众，他们做事与思考的方式，要么与这种基调对立，要么顺从之总是与这种基调相协调，这种基调始终居于支配地位，直到完全被摧毁（DP，515）。”在这段引文中，孟德斯鸠以拟人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普遍灵魂，其支配性表现为主观意图难以抗拒的“因果秩序”。一旦进入某种因果秩序，结局难以更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王查理一世的权力必然遭到削弱，因为他行使权力的方式，如果“没有以某种方式冲撞他的臣民，也会以别的方式冲撞他的臣民”（DP，515）。

　　《论权谋》试图把这种历史哲学与反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哲学结合起来。这个文本正是一场与马基雅维利的对话，只是以十分隐秘的方式展开。不过，文本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有助于解密这场隐秘对话。“权谋”一词常指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是最显著的线索。另外，《论权谋》中提及的大多例子，都是精心挑选，言有所指，以所举两个悲剧性政治家为例。米兰公爵是《君主论》极力推崇的完全依靠自身能力，无需仰仗命运的新君主的典型。路易十一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孟德斯鸠以他为例，因为在近代早期法国人眼中，这是一位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马蒂厄在《法国君主路易十一的历史》中，将他描绘成“能永远地，而且随时随地知道如何躲避、如何躲闪，如何把狐狸的皮与狮子的皮缝合在一起”。绝对君权理论家诺代在《关于政变的政治思考》中，称赞路易十一“特殊的、更为艰难的、艰苦的、困难的”审慎，即在必要时候不惜采取背离德性的举动，很显然，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审慎。孟德斯鸠则有意把上述两位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处理为悲剧性的人物：米兰公爵因善使权谋而身陷囹圄，路易十一因无法弥补的错误失去了勃艮第公国。第三处证据是审慎与命运的关系。在《君主论》中，审慎表现为既能审时度势又能灵活应变的能力，与力量等品质共同构成新君主得以能够应对新环境、克服风险与不确定性，最终征服命运女神的美德。《论权谋》的立场恰好相反，“审慎能成功情况很少”，“命运是多么专横（Pensée 20）。综上分析，表现为“普遍灵魂”的历史基调是作为一种牵制政治家谋略或个人意图的必然性力量得以出现。只要历史基调没有被摧毁，那么人只能顺从，不可能与之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告诫政治家摆脱马基雅维利主义，因为“学习权谋之术毫无价值”（DP，511）。

　　《罗马盛衰原因论》（以下简称《盛衰》）可以视为关于“普遍灵魂”的经验分析。孟德斯鸠通过叙述，而不是理论阐释，揭示了“普遍灵魂”如何对历史发展构成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制约作用。全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理解，即关于罗马崛起（第1—7章）和罗马衰败（第9—16章）。在罗马崛起部分，孟德斯鸠围绕复数的“罗马人”概念展开论述，不涉及任何一位执政官、军官等。这一叙述策略似乎透露了这样一层意思，即罗马的崛起是罗马人或罗马民族的集体成绩，与个人无关。这可以通过以下几点予以证明。首先，孟德斯鸠认为，多种原因决定了罗马的崛起，包括：罗马缺乏商业，只能靠征战；执政官每年轮换，所以必须要有政绩和军功，以图连任；元老院倾向战争，因为这有利于转移人民的怨气；人民喜好战争，因为既能分配战利品，也能让他们愉悦（CR，1）。所以，罗马必然永远在打仗，而在孟德斯鸠看来，一直处于战争中的民族，只能有两个结果：要么灭亡，要么征服其他民族。这就是一种普遍灵魂，由此导致：罗马一旦战败，取胜的欲望更强，罗马一旦取胜，也不屑于同战败者缔结和约，因此，罗马必然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CR，1）。其次，《盛衰》关于罗马征服的分析，也说明了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甚至由败转胜，都是普遍精神所致。在孟德斯鸠看来，正是因为制度的力量，罗马才得以摆脱坎尼会战后的绝境（CR，4）。他甚至假设，即便汉尼拔没有任何策略失误，也不可能攻占罗马，因为迦太基的制度远逊于罗马。在普遍灵魂的支配下，孟德斯鸠认为，罗马甚至不需要考虑外交谋略，因为他们只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就是分而治之”（CR，6）。通过这种略显夸张的假设和判断，孟德斯鸠有力地证明，罗马的崛起和征服世界靠普遍精神而不是政治家。

　　在罗马衰败部分，孟德斯鸠改换了叙述策略。每一章都围绕一位或数位皇帝展开，意在表露这样一种意图：一旦罗马开始腐化，任何人都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哪怕这些人在性格、谋略、政治立场等方面截然相反。以第11章涉及的苏拉、庞培和凯撒为例。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征服外国的同时内战不断的分裂的罗马。三人的性格和政治态度不同，苏拉有一种“基于原则的英雄主义”，庞培会掩饰自己的权力欲，凯撒则选择“径直走向目标”（CR，11）。三人在不同程度上恢复政治秩序，但是他们的作为却一再败坏罗马的局势，尽管并非他们主观所愿。苏拉提高元老院权威，庞培则废除了对民众权利构成限制的一切法律，结果导致权力和荣耀融合，“对一个公民的过度偏爱”，其结果要么“导致民众的嫉妒，要么获得民众的无限拥戴”（CR，11）。此外，苏拉想要恢复军队秩序，决定把土地分给士兵，结果军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共和国。这些改变，都构成了凯撒独揽大权的前提。孟德斯鸠说道：“共和国注定要垮台了，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和谁把它搞垮而已”，如果“凯撒和庞培像加图那样想”，那么“注定要把共和国推向悬崖的就会是另一只手”（CR，11）。凯撒揽权，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与他个人的“好运”无关，因此，即便刺杀凯撒，消灭僣政，“共和国根本无法死而复生”，“暴君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因为导致共和国倾覆的那些原因依然存在”（CR，12）。

　　在《盛衰》第18章，孟德斯鸠把他在《论权谋》中提到的普遍灵魂，借由罗马盛衰的经验分析，进一步上升为一种更抽象的历史哲学。他认为，有两类原因，即个别原因和普遍原因，都会影响历史发展，不同在于，普遍原因起着支配性作用，而个别原因唯有服从于普遍原因，或作为普遍原因的具体表现时，才会影响历史。如果从事后反观，某一事件若影响了历史，那么它的出现和存在必然不是作为偶然性，而是作为“基于事物本性、因而才会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EL，X—13）。对孟德斯鸠来说，由普遍精神支配的历史，不是伟人意志的战场，当然他没有否认人的影响，但是人的意志，就像偶然事件一样，唯有表现为因果关系链上的一环，表现为普遍原因制约下的个别原因，才能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看到罗马军纪彻底败坏后，重振军纪不行，因为“好皇帝总是死在军人之手”，不重振也不行，因为“坏皇帝则死于密谋或元老院的决定”（CR，16）。孟德斯鸠关于历史理性规律的分析，主要借助历史叙述而不是哲学分析，因此概念内涵并不十分清晰，普遍精神与其他历史因素的关系也欠缺分析。他阐述“普遍精神”，主要目的不是提出一种完整的历史哲学，更不是像孔多塞撰写《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那样，厘清精神史的发展阶段。孟德斯鸠的主要意图在于结合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分析，提升普遍精神的作用，缩减个人意图得以发挥作用的范围，使得历史发展摆脱政治家的权术或权谋，从而达到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目的：历史不再是伟人的战场，而是因果关系得以表现的舞台，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与生存于其中的人的意志无关。

　　政治哲学 

　　孟德斯鸠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第二种策略，表现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核心内容是：尽可能凸显古典共和国和现代君主国在各方面的区别，使之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典范，从而将以罗马为代表的共和历史及其价值锁定在过去。孟德斯鸠借由两种方式，完成上述政治哲学的阐释。第一，通过历史叙述，否定罗马历史的典范意义和参照价值。第二，通过政治制度分析，凸显共和制和君主制在政体性质、政体原则、政体时空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阐释从不同角度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发生碰撞。

　　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孟德斯鸠为什么要否认罗马共和的价值。这与17世纪法国的思想背景有关。文艺复兴以降，西欧存在两种共和思想体系，其一表现在反抗暴君或暴政，其二表现在借鉴古罗马美德，将君主塑造为具备无私的爱国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美德，包括坚韧，崇尚公意。17世纪法国体现了后一种共和主义，借由古典教育，深入人心。高乃依、拉辛的戏剧既展现古典精神，也是颂扬作为古典共和化身的路易十四。当然，这种共和主义和征战与扩张密不可分，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一背景下，借由否定罗马价值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意在传递这样一层核心思想：对罗马的效仿与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的灾难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必须彻底摆脱对古代罗马的迷恋。

　　历史叙述集中在《盛衰》一书，通过三个方面，驳斥马基雅维利的叙述，并证明共和罗马既不具备模仿的价值，也没有被模仿的可能。首先，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盛赞罗马的伟大（grandeur），他探究的问题之一是什么原因能使共和国“达到了罗马那样的崇高”“最终达到至高无上的崇高。”但是，在《盛衰》中，grandeur一词指的不是伟大，而是疆域辽阔。《盛衰》有意把罗马刻画为一架冷酷的战争机器，罗马的一切，包括制度、文化、罗马人的性格等，都是为战争服务：“罗马人自认为生来就是打仗的民族，他们把打仗视为唯一的技艺”（CR，2）。全书只谈罗马征伐，只字不提罗马在法律、文学、建筑等方面的成就。在孟德斯鸠眼里，就连伟大的罗马城也只不过是储备战争物资的仓库，与“当今的克里米亚城市”类似（CR，1）。《盛衰》的引文也有意避开法国学者的著述，不引任何出自罗马共和派的文献。事实上，在孟德斯鸠看来，就连罗马的征服战争都不值得吹嘘，因为“罗马人征服的都是一些本身就很弱小的国家，它们既缺乏军事技艺，也没有自保的勇气和审慎。”可见，《盛衰》有意解构罗马作为共和典范的神话。

　　其次，马基雅维利秉持“历史乃是生活之师”的人文主义史学传统，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可为政治家借鉴的经验。他认为，罗马的伟大有因可循，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治家的品质，罗马的伟大便源于政治家的美德与环境提供的契机之间的结合。那么，罗马史给政治家提供的教义是：“若像罗马人那样行事，具备罗马人那样的德行，则他们的命运，必与罗马人相同。”孟德斯鸠则不认为罗马可以提供政治经验，原因有两点。第一，罗马“难成其为历史中的典范，而且就表面而言也从来不是。”第二，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崛起非政治家所为，而是“需要有大量的外部因素促成”（Spicilège 422）。《盛衰》把那些被马基雅维利以及其他共和主义者所颂扬的美德，都归因于环境。以美德为例，稍加说明。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孟德斯鸠认为罗马士兵因贫困而保持美德，未曾腐化。但是，他认为这不是罗马人想要这么做，而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不懂得围城战，打完一场战争，便会撤回罗马，因此征服并不带来领土扩张。但是，韦伊战役导致了“某种革命性的变革”（CR，1），因为罗马人学会了新的作战技巧，疆域不断扩张，也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军人美德的丧失由此开始。外部因素维系了罗马士兵的美德，这意味着，罗马经验非但不具有借鉴意义，而且也丝毫不特殊，并且与罗马人的本性无关。

　　最后，马基雅维利认为，锻造罗马伟大的主要原因是共和精神，共和精神“给城邦带来伟大的，不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是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他试图把共和经验传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让他们也同样以公益为重，勇敢坚忍。与马基雅维利的看法相反，孟德斯鸠认为，罗马只有在王政时期才得以安享太平（CR，1），一旦确立共和国，则因为荣耀和权力的结合，欲望无所节制，便从根本上导致了难以扭转的腐化与衰败（CR，XI）。这首先表现在，罗马覆亡的根本原因是疆域扩大，而疆域扩大又是难以遏制的征服与荣耀的结果，这意味着，促成罗马征服世界的共和美德同样导致罗马的衰败（CR，9）。而且，罗马人素来好战，毫无人道可言，娱乐进一步加剧了残忍，共和时期的这种普遍精神孕育了帝制时代的暴戾，所不同的仅仅是暴戾在共和国时用于对付敌人，帝制时期用来对付同胞（CR，15）。同时，帝制时期的绝对权威也根植于共和下权力不受限。因此，根据《盛衰》的叙述，罗马的兴盛和衰败实际上是共和美德无节制发展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已，并不构成根本转折。

　　从《论法的精神》的一段文字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孟德斯鸠在《盛衰》中所强调的疆域扩大与政体兴衰的关系，绝不只是重复波里比乌斯的政体循环论，而是有具体明确的指涉。孟德斯鸠暗讽路易十四，未能建成“大一统君主国”未必是坏事，因为“上天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好处。它不使他打胜仗，而使他打败仗，用败仗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上天给他的恩赐是，不使他成为欧洲唯一的君主，而使他成为众君主中最强的君主”（EL，IX—7）。不成功反而是好事，因为征服和统一就意味着重蹈罗马的覆辙。

　　《论法的精神》承袭了《盛衰》的立场，所不同的是，《论法的精神》从政体分析的理论视角，而不是历史叙述的角度，进一步否认了以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共和的价值。这一视角集中体现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分。

　　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政体原则上，共和制的原则是美德，美德就是爱共和国、爱平等和节俭（EL，V—3）。这意味着，共和制下的公民必须时刻意识到公利高于私利。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荣耀所关涉的不是王国的公益，而是个人私利，即“索求优待和高名显爵”（EL，III—7）。孟德斯鸠特意用两节篇幅，证明美德不能作为君主制的原则，因为君主制下“人民很难有美德”（EL，III—5、6），又说野心对君主制有利，但对共和制有害（EL，III—7）。可见，在孟德斯鸠看来，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政体原则不存在任何兼容的可能性。既然政体原则有别，立法又必须符合政体原则，那就意味着君主制和共和制在教育、立法、刑法繁简、奢侈节俭等方面，也截然有别，毫无共性。

　　此外，两种政体还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这便是疆域。孟德斯鸠认为，“幅员小”是共和政体的“独有特质”，“幅员适中”则是君主政体的“独有特质”（EL，VIII—16，17）。疆域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差异，还对政体具有规范性价值，因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把疆域看成一个导致政体腐化的因素进行讨论。君主政体的幅员如果过小，就会沦为专制，或变成共和国，幅员太大，则会难以辖制作为制度中间力量的贵族，也可能沦为专制政体。同样，共和国的幅员太大，美德难以维持。可见，疆域与政体本性存在关联：“疆域扩大或缩小，国家都会改变它的精神（EL，VIII—20）。这种关联性也表现在历史中：罗马因疆域太大而走向衰败。西班牙则是因疆域太大，由君主制腐化为专制的典型（EL，VIII—18）。

　　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差异还表现在时间上。《论法的精神》透露了这样一层含义，严格意义上尚武且遵循美德的共和国只存在于古代，比如斯巴达与罗马。现代世界尽管有共和国，但不是古代那种崇尚美德与平等的共和国，而是经商共和国，比如威尼斯与荷兰（EL，XX—5，XX—5，XXI—21）。英国尽管是“隐藏在君主政体表面之下的共和国”（EL，V—19），但与罗马的差异更大。相反，孟德斯鸠认为，他所界定的君主制，即以荣耀为政体原则，肯定野心，鼓励出人头地，且权力服从宽和原则（EL，III—10，V—5），是一种新生事物，只属于现代世界。所以，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代政治家对君主制的理解都不正确（EL，XI—9，10）。

　　通过上文提到的历史经验叙述和政体理论分析，孟德斯鸠试图把以罗马为代表、尚武且追求荣耀的共和国，塑造为一种只应停留在过去、不应复活的历史记忆。正如政治史家施克莱所指出的那样，对孟德斯鸠而言，罗马只能作为历史研究和政治比较的对象，不应作为效仿的典范。在他看来，无论是称霸一时的西班牙，还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它们的经历都证明了，恢复这种历史记忆将会导致何种灾难。孟德斯鸠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归咎于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认为，向现代君主灌输那种属于古典时代的，追求荣耀、否定私利、鼓吹军功的共和主义的，正是马基雅维利的狂热。这位佛罗伦萨秘书“满脑子都是他的偶像瓦伦蒂诺瓦公爵”（EL，XXIX—19）。孟德斯鸠把这种“狂热”安放在“专制政体的原则”一节中加以分析。这段只保留在《论法的精神》的手稿里，没有出现在正式印本的文字里，孟德斯鸠明确指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狂热表现为混淆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政体原则差异，将那些原本应当留在古典共和的维持“伟大的原则”挪用到现代君主国。这十分危险。因为向君主灌输荣耀，会让他们变得妄自尊大，失去审慎，开疆拓土，结果君主权力与疆域之间的比例失调，君主制沦为专制（EL，X—2，9）。孟德斯鸠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君主制与共和制有别，古典的共和精神不适用于现代君主制，并且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方式，把君主国限制在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的疆域中，同他对路易十四时代的反思有密切关系。昔日的法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因为一旦路易十四最后确立了称霸欧洲的“大一统君主国”，“对于欧洲、他昔日的臣民以及他本人和家庭，都将是致命的灾难”（EL，IX—7）。

　　商业社会理论 

　　孟德斯鸠表达反对马基雅维利的立场，不仅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还表现在他通过剖析现代欧洲社会的特征，所阐述的商业社会的理论中。49通过对商业社会下国家权力的分析，孟德斯鸠证明，鼓吹政治权谋、军事征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孟德斯鸠很早就意识到现代欧洲的特殊性。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多次强调，支配世界的是利益与金钱，偃武修文不会使国家民族孱弱，并断言主宰了海洋的英国和荷兰有朝一日会主宰世界（LP，87—89，103，136）。在《论谋略》和《盛衰》中，他都提到，随着邮政、汇票、印刷术的出现，要想计谋不泄露，越来越难（CR，21）。孟德斯鸠把现代欧洲的独特性归因于“商业精神”，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独特的精神特质，支配查理曼时代的是“僧侣精神”，此后占支配地位的是骑士精神和征服精神，“而支配今天的是商业精神”（Pensée 810）。在《论欧洲大一统君主国》（1734）中，孟德斯鸠把古今世界的差异与作为政治典范的罗马结合起来，考察了现代世界中军事征服与政治支配的可能性。

　　《论欧洲大一统君主国》开宗明义地问道：“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现今欧洲，能否有一个民族像罗马那样，实现对其他民族持久的优势？”孟德斯鸠随即予以断然否定，他说：“这从道义上来说不可能。”《论欧洲大一统君主国》随后从五个角度予以证明：第一，“新的战争发现”令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力量趋于均衡；第二，万民法（ius gentium）的改变；第三，欧洲的地理状况决定欧洲很难被统一；第四，近代历史，尤其是查理五世以来的历史证明，能得以延续的政权往往是权力有限的君主制；第五，欧洲的商业与经济状况决定了普世君主制不合时宜。这五个方面中，关于战争技术、万民法以及商业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因孟德斯鸠更为重视这些内容，并在其他文本中有过更深入全面的讨论，而且同本文分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关系更为紧密。为了便于理解这层联系，下文先从马基雅维利谈起。

　　孟德斯鸠并不否认马基雅维利的判断，但是持与之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以马基雅维利的观察为基础，解构以罗马为代表的古典世界的现实性。孟德斯鸠认为，万民法的进步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也使战争变得不那么残酷，但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因为不仅更为人道，更有利于被征服民族。他认为，真正的强国会遵守万民法，只有弱国才会耍阴谋诡计（Pensée 1814）。

　　孟德斯鸠关于战争与财富关系方面的讨论更为充分，通过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承袭与批判，形成了他对商业财富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理论阐述的重要内容。马基雅维利推崇贫困，认为贫困有利于保持美德和自由，而且具备美德的军队永远优于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军。他认为，这是罗马强大的根本原因。通过战争，罗马征服了世界，并获得了世界的财富。所以，马基雅维利认为，“战争的筋骨”不是金钱，而是有美德的精兵良将。马基雅维利试图把他从古典时代得到的教益，告诉那些业已被金钱和财富腐化的佛罗伦萨统治者，重新确立融合了美德和力量的统治。孟德斯鸠的看法与他相反。他同意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技艺》中对古今世界差异的判断，也认为罗马的战争是“把世界的财富带回罗马”，但是，在现代世界，不仅“开战的民族必然会耗尽一切”，而且很容易会让被侵略国富裕起来，因为“当某位君主进军敌国，他同时也为这个敌国送去了他的一部分财富，以便军队能够生存下去；他使他开始征服的国家富裕起来，而且往往使它处于将他赶出去的状态。”但是，他并不惋惜这样的变化，而是十分肯定地接受了财富和战争的根本改变。他认为，统治者从现代战争中除了获得“无用的荣冠”，必定一无所获。财富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决定因素，“现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不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力。”所以，贫困的国家纵然有美德，也不可能抵抗富足的国家。

　　孟德斯鸠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的财富主要是货币、股票等虚拟财富，而不是真金白银。他得出这一看法，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这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通过信贷，调动了大量的资金，投入战争，这令法国人大为震惊：“在上一场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国，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信用和商业，它将这两个优势投入与我们的战争中，雇佣了尽可能多的士兵。国内是和平的，但是缺少一个防御的城市来自卫，这个国家创造了虚拟的财富，来对付我们，平静地观看她的雇佣军，失去这些雇佣军，也无怨无悔”（Pensée 645）。其次，荷兰的崛起向世人证明了商业的力量，认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18世纪上半叶，梅隆在《商业政治论》中表达了类似的判断：自发现新世界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荷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欧洲的政治利益便成了商业利益。

　　正因为“支配今天的是商业精神” （Pensée 810），所以，商业财富是现代国家权力的基础。于是，孟德斯鸠开始思考商业财富的性质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现今欧洲承担了整个世界的商业与航运；结果，一个国家实力增强还是削弱，取决于它在贸易和航运中所占据的比重是大还是小。”他意识到，与土地等不动产不同，商业财富有其独特属性，这将决定性地改变国家权力的性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孟德斯鸠指出，如今欧洲的商业突出地表现为远洋贸易，距离更广，范围更大（Pensée 568，1804）。这种贸易的特点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受“不计其数的偶然性”影响。相应地，一国的实力也充满变数，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国在国外取得胜利，而国内状况却溃败”，而“全盛期可能是衰败的开始”，这也完全可能。

　　其次，商业财富是虚拟财富，有“内在的和物理性的恶”， 具体表现为：这种虚拟财富积累越多，不仅货币本身贬值越严重，而且会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手工业行业转移到别的国家，引起财富外流。这正是西班牙出现经济衰败进而损害国家权力的原因。孟德斯鸠在《论西班牙财富》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进而认为，正是由于商业财富这种周期变化的本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强权。

　　再者，商业活动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关系。战争激发的是敌对、仇恨与警惕，加剧各国军备竞赛，就像一种疾病，“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会传染”，“结果除了共同毁灭外，人们一无所获。”商业关系则不同，因为商业交换的本质是相互依赖，“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因此，通过经商，国与国之间也会形成类似商人之间的那种互信关系，欧洲将成为“一个国家，由不同部分构成的一个国家。”孟德斯鸠说道：“（欧洲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彼此以来，法国需要波兰与莫斯科的富足，正如吉耶讷需要布列塔尼，布列塔尼需要安茹一样”（Pensée 318）。这种信赖是商业关系的本质，并逐步败坏了强权的作用，因此西班牙人的商业优势由于其欺诈和失信，落败于实力远逊于它的荷兰（Pens ée 1759）。因此，在商业社会中，武力失去了效力，商业精神把国家联合起来，商业的本质效应就是和平（EL，XX—2）。

　　最后，商业社会的虚拟财富将对权力起到柔和的作用。这是《论法的精神》第21章阐发的重要观点。孟德斯鸠认为，财富有不动产、动产两种形式，与权力的关系根本不同。土地属于不动产，“专属于国家”，相对于权力而言，无处逃匿，是“可见财富”（EL，XX—23）。商业财富为动产，包括货币、票据、汇票、股票等，特点是“远在主权所触及范围之外”（Pensée 776），“归全世界所有”，是“不可见财富”（EL，XX—23）。最重要的不动产形式是汇票（Pensée 77）。通过汇票，财富便可以“汇到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都不留痕迹”，这保证了曾经饱受中世纪神权与世俗权力双重压迫的犹太商人和他们的商业，“得以在各地维持，并躲避暴力”（EL，XXI—20）。这意味着，在商业社会中，权力只有向商业财富屈服，顺从它的习性，才能征服它，如果单纯仰仗权势，以势压人，只会“吓跑”商业财富。

　　孟德斯鸠认为，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商业不仅影响了人和人的关系，也主导了国与国的往来。既然如此，那么商业财富的本质也必将重塑国家权力的本质以及国与国的关系。在这样的世界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再可行，因为欺诈和阴谋有违商业所需要的信赖，武力更有悖商业所需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商业社会将教会政治家：肆行威权，总是笨拙，相反，越是施行仁政，才能越繁荣，于是“人们开始医治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且一天比一天见效”（EL，XXI—20）。

　　余 论 

　　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注意到的是同一个现实，即一个已经渐渐远离了罗马式样的征服与扩张、人道精神取代了野蛮、商业财富逐步确立统治地位的新世界。但是，两人对这些新变化的态度和判断截然不同，以至于他们所勾勒的政治世界也根本有别。

　　马基雅维利对这些新变化表示惋惜，他认为佛罗伦萨的衰弱与无力正源于此，要改变现状，就要重振古典共和精神。因此，他更强调政治家本人的作为。在他所勾勒的理想的政治世界中，君主或政治家应当具备审慎、勇敢等美德，在必要的时候敢于做出背离德性的选择，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有能力从命运的主宰中“赢得对自己一半行动的掌控”，确立稳固的统治以及新的合法性。

　　孟德斯鸠的态度则不同，他认为法国政治惨败和社会积贫与对古典罗马及其表现为征战精神的荣耀的效仿有关，所以，改变现状，需要告别罗马，摆脱马基雅维利主义。为此，他不仅要否定罗马的典范意义，更要提升必然的意义，借此牵制政治家的意图与作为。为此，孟德斯鸠从多个层面创建了一个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世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个世界受制于不为人的理性所认识，更不为人主观意图所影响的普遍精神。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新世界被表现为必然关系的法所统治，政治处在由法所限定的规范性框架中。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获利的欲望牵制了为所欲为的欲望，权力必须向财富屈服。通过上述三个角度的阐述，孟德斯鸠不仅把马基雅维利颂扬的古典罗马及其价值锁在了过去，而且将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牢牢地束缚在基于事物本性的必然性中。

　　这是孟德斯鸠思想的语境意义。所谓语境意义，指的是他在阐释自己观念时的真实意图或直接意图。这不同于通常从后世的角度对某种思想的理解，可以把这种理解界定为思想的后观意义。后观意义和语境意义有可能会重合，因为思想家很有可能意识到他的思想中存在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但是更通常的情况是，由于远离了思想家的语境，后观意义会掩盖或遮蔽思想的语境意义。对孟德斯鸠思想的阐释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即便清楚孟德斯鸠政体分类对于新政治学科创立的意义，但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对君主制和共和制做如此区分。同样，我们即便清楚孟德斯鸠的政治地理学如何承袭并发展了博丹的理论，却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把疆域作为政体的规范要素。

　　本文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通过追溯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对话，找回其思想的语境意义。语境意义的复原不仅有助于解释孟德斯鸠通过写作所意欲沟通和交流的意义，而且还能发现贯穿他写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背后的线索，并提供一种有结构的、合逻辑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