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内容，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直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是新形势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人才支撑。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教育合作不仅培养了大批“一带一路”紧缺人才，而且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科教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近5年科技类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情况和数据分析，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国来华博士留学生的定向访谈，探讨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在“一带一路”科教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的作用。

　　科技实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以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各国共识。当今国际竞争实质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能否在科技发展上取得优势、增强综合国力，将最终决定一国的国际地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人才发展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为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为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

　　为了发展科技，新中国成立初始即建立中国科学院，以调集国内优秀科学家和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相结合的方式来建设人才队伍。1956年，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同年制定了首个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该规划的实施，产生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国家凝聚和培养了大批一流科学家。随后，1962年、1978年中国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85年根据新形势发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系列文件。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次年又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科教兴国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进入21世纪，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面临形势，党和政府正式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文件，为今后的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了明确、完善的指引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积极把握时代趋势，抓住变革机遇，推出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重大举措。2012年，《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出台，通过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和科技创新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支撑作用，科技发展路线由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进一步跨越。一以贯之的制度政策，不仅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为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相较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则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时有掣肘。例如，作为亚洲大国和新兴国家的巴基斯坦，在独立之初即意识到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写入国家教育政策。然而，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国家整体知识发展水平限制，以及作为新生国家面临的各种国内外政治、经济等迫切问题，科技教育政策无法得到完全实施。1972—1998年，巴基斯坦国内外政治局势多变，教育政策更是无法持续、稳定实施，科技教育发展缓慢。直到1998年，该国政治环境得到改善，科技教育才开始真正得到重视并发展起来。

　　宏观统筹、合理布局的科技发展规划为科技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性指导

　　中国一以贯之的科技发展政策，在实施上将宏观统筹、合理布局和有序分工相结合，总体可以概括为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紧抓关键核心技术、前瞻安全性领域。

　　1986年，国家科委决定把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第二个层次是高新技术开发与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基础研究。通过一系列重大计划，将各个层次的科技工作予以实施，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基础研究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1992年，又开始实施攀登计划，大力支持有重大科学价值或应用前景的关键项目。

　　21世纪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世纪，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向各个领域渗透，正深刻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生产组织和经营模式，推动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就要求，战略上做好前瞻性谋划，明确战略方向和路径选择，统筹确定近中远期重大科技任务部署；战术上坚持求真务实，充分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和发展基础，找准重点关键，制定针对性策略，强化优势长板，狠抓基础短板，一体化推进部署。对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体制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尽快打通关键领域技术的堵点和断点，努力实现技术体系自主可控；对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领域，加快前瞻性、战略性部署，努力在重大战略领域建立科技优势，为未来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战略性技术储备。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基础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跟踪、追赶，到加入“头班车”，开始并行发展。

　　与此相适应，为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中国政府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支持，扩大科研自主权，加大研发投入。例如，作为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从成立之时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机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机构之一，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排名中常年位居榜首，这些年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更是得到长足发展（见图1）。中国科学院也给研究人员和学生很大的研究自由和支持力度：研究课题广泛，科研活动丰富，科研基金充足，鼓励前沿、核心技术领域的专研。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于2019年8月启动了“一生一芯”计划，本科生全程参与处理器芯片从设计到生产、运行的全过程。在参与过程中，老师给予方向性指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学习探索、动手研究。2020年6月，5位2016级计算机学院本科生发布了他们自己设计、制造的芯片。

　　持续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基础设施（设备）建设为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基本保障

　　要促进国家的科研与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开展研究，需要国家持续的巨额投入。富裕国家之所以有能力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并能保证在总的体量和综合实力方面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其持续的经费支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大的困难是财政预算有限，在教育及科研领域无法保障大量投入，导致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创新能力薄弱。

　　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投入是衡量一国科技活动规模与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近几十年，中国加大了科研投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研投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从1981—2016年统计数据看，科研投入直线上升。在过去10年，全球研发总投入显著增长，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且投入强度逐年快速攀升。与此同时，科研格局也在发生重大转变，虽然美国仍居世界首位，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见图2）。基础研究经费、应用研究经费等也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见图3）。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中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2020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24393.1亿元，较上年增长10.2%，投入强度为2.4%，提升幅度创11年新高，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目前，中国科研投入已位居全球第二，其中研发投入76.63%来自企业，已形成稳定多元投入机制，成为全世界科研主力军。“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从过去的5%左右提高至8%以上。这有力保障了科技人才培养的基础条件。

　　在巴基斯坦，科研经费投入有限和无专门管理机构是科技人才培养的两大突出难题。自建国以来，其教育领域的预算始终没超过2.5%，可想而知针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如前所述，一些高校甚至不能为纳米技术领域的研究生提供完整配套的实验设备。相比之下，中国科研机构或大学则研究经费充足，实验室设备齐全。因此，巴基斯坦的普雷斯顿大学（Preston University, Islamabad, Pakistan）及其下属的纳米科学技术学院（Preston Institute of Nano Science & Technology - PINSAT)与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签订了双级别的合作协议，申请到奖学金的巴基斯坦学生被保送到中国进行硕士、博士学位的学习。

　　孟加拉国科研领域的投入也面临类似的困难。据孟加拉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年度报告，2019年全国共125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在科研活动上的总支出为153亿塔卡（约1800万美元），占大学总支出的1%。这直接导致孟加拉国在2020年全球知识指数（Global Knowledge Index）中表现不佳，在知识基础设施方面排名靠后（总共138个国家中位居第112）。在研究、开放和创新方面，孟加拉国得分偏低（16.4分/100分），大学预科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总体研究环境等指标也不高（40分/100分）。孟加拉国在科研方面总体落后，财政拮据导致科研预算少是首要原因。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不得不重视，如缺乏好的政策，信息不公开，研究人员经费不足、效率不高，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围，等等。

　　印度尼西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印尼政府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是该国科研资金的主要来源。2021年印尼创新研发经费仅为20亿美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0.18%，更有甚者，印尼的研发经费主要用于各部委的行政管理。印尼政府通过制定研究战略计划引导研究方向，在推动科学研究方面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印尼的科研方向整体偏于应用型，重经济产出。例如，棕榈树研究等研究项目在高校老师中最受欢迎，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该领域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从短期看，棕榈树方面的研究马上能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对国家中长期发展和整体综合国力的提升贡献有限。相比之下，一些更基础性的工程却进展缓慢。如印尼国家天文台的建设很早就被列入规划并于2018年开始建设，但一直以来进展缓慢，且面临不少挑战。由于科研经费有限，好的研究机构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印尼有一个超大型研究机构——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BRIN），它虽涵盖诸多科学研究领域，但受限于科研经费不足，仅仅主要关注能源领域。同样，由于科研经费多来自政府，研究人员在进行课题选择时客观受限较多，缺乏自由度。

　　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教合作互学互鉴

　　一直以来，中国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前瞻性布局，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储备，并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给予持续、稳定保障。得益于此，中国科教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中国科教优势凸显吸引沿线国家科技人才来华留学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科研水平得到不断提升。据上海软科202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共有157所大学上榜，其中72所入围全球500强。在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上榜数量为97所，居世界第四，其中有10所跻身世界前200名。在这两个排名体系中，中国大学总体数量和位次较上一年均有上升，体现了中国大学快速提升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这些大学和机构师资力量雄厚、人才储备充足、研究硬件设施优良、学术氛围浓厚。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水平世界领先。在前沿研究的活跃度和表现力两个方面，11个关键领域中中国排名第一的占了7个，即农业、植物和动物科学；生态与环境科学；临床医学；化学与材料科学；数学；信息科学；以及经济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基因科学、生物科学与物理领域，排名第二；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排名第八。在科学出版物成果方面，中国首次超过美国，位列第一。在2021年最新自然指数排名中，中国高校整体表现强劲，有10所大学进入全球高校前50位。据《自然》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年轻大学》2021增刊，在按2020年文章份额排名的全球年轻大学（建校时间在50年及以下）50强中，中国大学占23所，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包揽前两名。类似这样的排名还可以列出很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科研人员水平高、科研目标明确、高质量科研产出增长快。

　　在科技创新方面，全球创新指数是衡量各国创新的风向标。据2021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国排名较上年上升两名位居第12，且连续9年稳步上升，目前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此外，GII过去三年间中国排名显示，中国的创新产出（排名第7）优于创新投入（排名第25）。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的重要因素。

　　由于教育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提供诸多类别的来华留学奖学金，中国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高层次科研人才出国留学的首选目的地。

　　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提供的来华留学奖学金类别丰富

　　2016年9月8日，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印发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指出，“世界经济和创新格局的深度调整，需要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合作。”

　　中国实施“丝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推进沿线国家的研修访学活动，鼓励沿线国家高等学校在语言、交通运输、建筑、医学、能源、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生物科学、海洋科学、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领域联合培养学生，推动联盟内或校际间教育资源共享。为来华留学生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提供了诸多类别的奖学金，包括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和其他奖学金等超过240种，涵盖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及某些特定科目。这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多元科技合作，为国外优秀青年提供更多来华学习渠道，推动中国更加合理布局来华留学生的培养。

　　例如，2016年以来，中国扩大政府奖学金资助规模，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地方政府奖学金，有序推进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及丝路合作机制建设，为沿线国家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

　　中国还积极与有关国际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如，中国科学院每年国际交流规模超过3万人次，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科教机构签署了200多份院级国际合作协议和1000多份所一级合作协议。自201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通过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奖学金（CAS-TWAS）、发展中国家访问学者资助计划、发展中国家科技培训班等方式，至2017年，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培养科研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约1800人；针对沿线国家（地区）重大共性科技需求和挑战，牵头启动了20多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每年为沿线国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500名。此外，还设立了5个“CAS—TWAS卓越中心”，并陆续启动9个海外科教合作基地建设，围绕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领域，联合相关国家的科技力量，共同开展合作研究、战略咨询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沿线国家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困难重重

　　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这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遇。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限制，其科技人才培养的学科布局及科研条件短板明显。

　　如前所述，巴基斯坦的科技教育自1998年才开始真正得到重视并发展起来，然而，其科技教育始终处于精英教育和实用教育阶段，优先发展与主要产业部门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工程学科，科学和技术领域人才短缺。有学者通过对巴基斯坦的学位型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该国高等科技教育以基础科学学科教育为主，专业科技教育领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且主要领域仅为医学、工程、信息科学、农业、纺织、核科学等。以纳米技术领域的科技人才培养为例，由于该国总体科研水平不发达，研究经费存在巨大缺口，在给学生提供科研基金方面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纳米技术相对属于较新的科研领域，很多大学无法配齐学习所需的全部设备，学生需要提前把研究样品交给老师进行测试或实验，并提前预定使用机器的时段。由于实验所需的机器数量不多，且如果损坏，维修费十分昂贵（往往需要聘请国外工程师前来修理）。因此，大学里的研究活动常常被延迟，要么等候使用机器的时间过长，要么由于资金不足导致机器得不到及时维修。此外，能够教授新技术的师资力量也非常有限，特别是优秀人才十分稀缺。相比之下，中国化学领域的科研能力在自然指数中独领风骚（见图4），这使我国在纳米催化及其他纳米技术方面有着显著优势，纳米技术领域也因此得到快速发展。

　　在埃塞俄比亚，攻读基础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并不容易，研究经费是最大难点。由于缺乏重视，基础研究的经费缺口很大，学校和科研机构在支持、鼓励学生进行原创性研究上往往力不从心。首先，申请奖学金困难重重。其次，基础性研究课题不多，大多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课题。地理学领域的流域建模（watershed modeling）课题偏资源密集型，需要大量的空间数据、卫星图像、数字工作站（实验室），以及经验丰富的导师和优秀的研究团队、高质量的同类研究成果和平台，政策、资金等支持都至关重要。如果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研究，则会困难重重，即使勉而为之，也会大大影响研究的预期成果。最后，学术环境不够友善，导师和团队的支持尤为重要。如果学生对某个研究主题感兴趣且雄心勃勃，但学校或研究机构并不支持此类研究（此种问题在埃塞俄比亚时有发生），学生会更容易气馁甚至放弃，此时导师的适当引导和不断鼓励显得尤为重要。基础研究为科学技术发展奠定扎实基础，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持续投入。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持和投入正是吸引埃塞俄比亚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原因。博士留学生不仅能够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其研究工作，而且大多数毕业时还发表了研究论文，这不仅有助于留学生个人在专业和学术发展方面取得成绩，同时可以促进留学生用自己所学为其母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作出贡献，进一步推动其母国高校的教研工作。

　　来华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近20年，来华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学科分布更趋合理，生源结构不断优化，学历生人数有所上升，2018年为258122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44%，比2017年增加6.86%；硕博生共85062人，比2017年增加12.28%。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提质增效方面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2017年，共有5.86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占总数的11.97%，其中学历生5.16万人，占获得奖学金学生总数的88.02%，硕博研究生合计4.08万人，占获得奖学金学生总数的69.57%，比2016年增加了20.06%，正在向高层次、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近年来华学生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和重要留学生来源地，囊括了亚洲几乎所有国家以及欧洲近半数国家。2019年来华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54.1%，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中，除了美日韩三国，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推动了国际人才交流和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加强和改进了中国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互利共赢。

　　培养高科技人才，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

　　民间交往、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有助于增进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是交流的重要推动力。如上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囊括了亚洲几乎所有国家以及欧洲近半数国家，是近年来华留学生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和重要留学生来源地。

　　来华留学生培养有助于沿线国家科教发展

　　科技的重要性，对沿线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的科技援助规模，加大对相关沿线国家的援助力度，特别是帮助培养高科技人才和优秀科学家，有助于沿线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历史经历、国家发展需求等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近几十年来，中国在教育和科研创新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相互合作中优势更加突出。一方面，中国拥有大量知名大学和顶级科研机构，科研水平一流，而且研究人员可以广泛、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提供更多具有借鉴性的经验，来华留学生可以在来中国学习期间更好地学习发展方面的一手经验。

　　中国教育中心网站上有一句话：“在中国留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中国视角；国际学生融合了中国与本国知识后，在今后探寻职业机会时将更占优势。”正是这个建议，促使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5年间在各个领域学习中国并从中受益，其高层官员和国家决策者一直强调要借鉴和学习中国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以期有助于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减贫工作的有效开展。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制定农业、教育、技术转让、交通和能源等不同部门的政策框架时都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榜样，制定了“增长与转型规划”（GTP），在第二个五年规划期提出了至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景。这些年，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乃至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GDP年均增长10%。当今世界形势日趋复杂和严峻，要想在西方国家当前的地缘政治压力下站稳脚跟，唯有稳住阵脚，充分、合理整合好当地资源，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促进民心相通

　　科教合作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沿线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促进各国在合作中增进理解与互信，通过鼓励留学生来华学习，帮助沿线国家培养高科技人才，对开展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增强沿线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与信任，有着积极意义。作为沿线各国建立教育共同体、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中国更应积极行动。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科技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这些高科技人才不仅把在中国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在对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来华留学生采访中，笔者发现，受访者均表示对中国有了更客观、深入的认知。这种认知是全方位的，包括日常生活、实验室的学习和中国文化课的学习。例如，在中国亲身体验高铁，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同学们还专门找来了中国全国高铁网地图，密密麻麻、纵横交错，仿佛是某个国际大都市的地铁图。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要想富先修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含义，切身感受到了“基建”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会搭建平台，帮助更多国家和地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又如，在课堂上讨论“丝绸之路”时，一位同学说，在他的概念里，“丝绸之路”就是“和平”的另一种说法——古代丝绸之路畅通时，不同地区和文明之间有着商品、文化和宗教交流，而当丝绸之路受阻、交流中断时，往往是战争年代。如今也是这样，“一带一路”带来的是畅通，是交流，是发展。一开始，有同学对古代丝绸之路感到陌生，问为什么叫“‘丝绸’之路”，即使一些同学知道“丝绸之路”，也是一知半解，更多限于与本国的一两个个案或合作。现在，这个词变得更立体了，古人的坚持、勇敢和智慧，自古以来文明间的交流，和平与发展，共融互通……所有这些概念也不再抽象。再如，在与周围中国人的日常接触中，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勤劳朴实和热情好客。在课堂上，学习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的历史，让学生理解了为什么即使到现在中国社会对毒品始终是“零容忍”的态度，清晰阐释了“民族复兴”的含义，为什么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接受采访时，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学生动情地说到，中国特色是建立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国家总体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国情，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独行快，众行远。加强高科技人才培养是共建“一带一路”科教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在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互信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唇齿相依，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架设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桥梁，特别是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进而扩大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筑牢地区和平基础，将更有效地推进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促进了相关国家融入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致 谢

　　衷心感谢本文撰写中接受访谈的以下留学生：Saud UZ Zafar，本科毕业于巴基斯坦普雷斯顿大学及其下属的纳米科学技术学院（Preston Institute of Nano Science & Technology-PINSAT)，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硕转博在读研究生。Moges Kidane Biru，本硕毕业于埃塞俄比亚地理与环境研究院（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Ethiopia），现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Singgih Prana Putra，本科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廖内大学（Riau University, Indonesia），硕士毕业于万隆理工学院（ITB），现为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在读博士研究生。Md Habibur Rahman，本硕毕业于孟加拉国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Bangladesh），现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