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与结合发展”最初是由托洛茨基提出的概念，它“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对反思帝国主义有所助益，还因为它是与进化论——即线性进步史观与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决裂的最重要尝试之一。根据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说法，它很可能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非均衡与结合发展论（UCD）是近20多年来欧洲（以英国一些大学为中心）出现的一个活跃学术研究流派，主要推动者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国际关系学教授贾斯丁·罗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

　　2021年3月，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颇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期刊《剑桥国际事务评论》（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表了一期主题为“UCD的新方向”的专刊。为了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剑桥国际事务评论》和欧洲国际研究协会（Europe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在2021年5月举办了两次网络讨论会，主题为“国际研究中的UCD及其背后”，目的是就UCD的强项和弱点征求相关学者的见解，以及对UCD倡导者关于“‘国际’（the international）对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具有根本意义”这一主张的看法和批评。下面，本文详细介绍这些会议的主要观点。

　　UCD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是否存在特殊的亲和性

　　贾斯丁·罗森博格在主旨发言中提到，25年前，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从托洛茨基提出的UCD概念找到启示并让其复活，到如今，有关研究的影响已经大为扩展，出现了100多篇相关论文和几部著作。2021年《剑桥国际事务评论》关于这个主题的专刊表明，该理论的活力在当今依然很强劲。与此同时，UCD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活跃领域。这种情况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UCD在国际关系学这个更大的领域中取得了什么样的地位？它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什么特殊贡献？从外部来看，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贡献？UCD可以从其他理论和研究进路当中学到什么，从而可以克服（或者说至少是认识到）其弱点，并在其优势的基础之上加以发展？

　　在转向“从外部看”的观点之前，罗森博格认为，先“从内部”考察这种理论和研究进路是有益的，因为从内部观点看，UCD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某种特殊的亲和性。这种特殊关系，可以总结如下：拥有一种也可以适用于国际关系学的总体社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是一回事，但拥有一种基本上关注“国际”本身并从这种关注点得出自己内在逻辑的社会理论，很大程度上又是另一回事。关于第二种情况，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理论存在？有时候，似乎现实主义理论可能是国际关系学拥有的唯一一种这样的理论，但即使是现实主义也会将自己限定在“权力—政治”这个维度，而不是对“国际”本身进行概念化。相比之下，UCD至少在四个层面上直接涉及“国际”：作为一个本体论前提；作为一种实证性的方法；作为一种解释理论；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学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地位的主张。罗森博格逐个考察了这些层面。

　　罗森博格指出，所有知识研究进路都是一种透镜，这些透镜让我们以特殊的方式看待世界。女性主义让我们看到性别维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和阶级的核心地位，现实主义集中关注权力政治，而UCD则将社会现实的特定多重性（multiplicity）和相互作用的特性置于人们关注的焦点。UCD从以不同速度、在不同地方但都是实时地平行发生（这就是非均衡性）的不同事物的角度描绘人类世界。这种同时性，意味着这些事物也会相互作用和相互结合，从而产生混合效应和非线性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新的社会形式还是独特的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本体论前提，UCD明确肯定这种互动多重性（interactive multiplicity）是社会领域本质上固有的特质。正如托洛茨基所说：“这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问题”，换言之，是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相互交错的问题。

　　因此，罗森博格认为，UCD提供了一种看待现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辩证的。然而，它也是一种与通向国际关系学主题的具体途径相对应的辩证观点。首先，从定义上说，国际关系学试图理解一个人类的领域，它由具有不同特点的多种社会形态构成，这些特点之间持续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的结局。因此，无论观察战争的起因、协定的谈判、国际规范的传播，还是观察国际体系的整个结构，研究内容本身对我们来说都表现为并非只有单一逻辑，而是具有多重性、互动性的过程逻辑。而且正是在这个层面上，UCD构成了一个本体论的前提，让我们尤其关注这种具体的过程逻辑。

　　其次，UCD不只提供了一个前提，它还提出一种实证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这一思想本身内含的术语系列来总结：非均衡性（unevenness），结合（combination），发展（development）。我们总是从“非均衡”入手，就是说，从具体说明某种给定情境中涉及的不同行为体、历史、能力、观点和社会力量入手。然后，我们观察这些不同的要素是如何相互结合的，从而得出新的因果逻辑。

　　再次，我们跟踪这些逻辑，弄清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们正在尝试理解的那些特定的发展过程或结果。当我们针对国际关系学中某个给定的情景将这一“三步走”系列步骤具体化时，我们就是在具体说明和跟踪这种情景的具体“国际”维度。罗森博格强调，这在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是非常有特色的方法。

　　最后，UCD不只一种用于分析随机确定的地方性情景的方法。UCD起源于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史理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理论）的修正。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性理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托洛茨基从其关于非均衡与结合的一般本体论当中，（除其他因果机制之外）还得出了两个因果机制——“外部必要性的鞭策”（whip of external necessity）和“历史落后性的特殊地位”（privilege of historic backwardness），使得UCD可以解释其他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的事物。这两种机制都是国际性的，不能简化：它们起因于资本的逻辑本身，但又起因于多种社会形态在其不同发展时间点上的共存。托洛茨基利用这两种机制，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实际历史轨迹为何与马克思预测的比较单线的历史轨迹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且，在最近的时期里，UCD又被人们用来为许多其他现象（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革命、资本主义的起源，甚至包括“国际”在史前时期的浮现，等等）提供不同的另类解释。因此，UCD不只是一种本体论前提和一种实证性方法，它还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通过将“国际”维度纳入现有的社会学观点来具体操作。

　　这又把我们带到了UCD以一种独特方式关注“国际”的第四个层面，即跨学科的层面。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曾写道，非均衡是“历史过程的最一般规律”。然而，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可能说非均衡是一个千篇一律地适用于所有历史的实证主义覆盖律，这会与“非均衡”这种思想本身存在矛盾。因此，他所指的必定是：从总体上看，人类的社会存在永远不会是一致的、均质的。人类社会总是由众多不同的实例构成。社会形态的这种共存，一直是这些形态如何建构、如何演化的一个关键内容。这是“最普遍的规律”，不仅因为它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且因为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思想、语言、音乐、烹饪……所有这些，都不是发生在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多个社会这一大背景之外，因此它们都有着一个“国际”的维度。

　　这一点对国际关系学为何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可以说，从理论上将人类世界的“国际”这一特定维度置于人们关注的聚焦点，是一种知识上的难题，而正是这一难题，解释了国际关系理论为何曾经遭遇某些挫折。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曾问，为何“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者从理论方面塑造自己的学科时，曾有过异乎寻常的困难时期”？结果，学者们经常对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遭到失败表示失望：这门学科没完没了地从外部输入思想，却没有任何自己的伟大思想可以回馈。然而，如果说托洛茨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真正具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可以回馈：“国际”对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科目具有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被其他学科的“方法论民族主义”掩盖了。

　　罗森博格强调，从潜力方面看，UCD正是一种可以用来揭示这种重要意义的思想。而且，如果以这种方式使用，UCD将能够揭示国际关系学本身的总体性和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潜力，就像空间的、人种志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地理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具有的意义那样。

　　因此，如果问“为何UCD开始复活25年后，它在国际关系学中依然很强劲”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就在于，它在四个方面作出了贡献：UCD为我们提供一种本体论前提；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适合国际关系学学科问题的实证分析方法；它包含一种对“国际”本身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论概括；它向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了有关国际关系本身的重大信息。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提供所有这些，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理论以这种方式在这四个层面上与“国际”发生联系。

　　不过，罗森博格认为，这只是从内部观察的观点，而从内部观察总是带有某种特殊的短视性。那么，从外部看，也就是说从国际关系学中的其他观点（如历史社会学、现实主义、葛兰西思想、去殖民理论）看，UCD又会如何呢？这正是罗森博格希望这次会议与会者讨论的问题。

　　　UCD与全球历史社会学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塞·扎拉科尔在发言中认为，正如贾斯丁·罗森博格在2021年《剑桥国际事务评论》专刊“导言”中详细介绍的那样，UCD是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学领域历时最长久的突出贡献之一。在这次网络讨论会上，扎拉科尔受邀作为一个外部人士就这种理论和研究进路的强项和弱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她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全球历史社会学进行的思考。她引用美国学者朱利安·吴（Julian Go）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对“全球历史社会学”所作的界定：“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旨趣，这些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而且它们以多种不同的尺度规模结合在一起”。吴和劳森曾指出，“‘全球历史社会学’并不倡导任何一种特定的理论、纲领或宏大叙事”，并且是在“国际关系学”这一总的大名目之下讨论UCD。但是扎拉科尔认为，全球历史社会学对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当中的韦伯式研究方法总的来说比较友好，不过应当指出，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宽泛定义的韦伯式研究方法并不认为UCD属于其一派。换句话说，在UCD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当中，我们有可能对社会学当中那些持续时间最长的争论进行另一种结合。

　　因此，扎拉科尔认为，如果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观察UCD，就会有很多情况要作出评估。罗森博格提出的以下问题（这是UCD的出发点），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多种社会形态的共存，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本身的形态和政治的？”罗森博格曾指出，UCD通过“分析在任何给定时刻共存的‘非均衡地’发展的各个社会组成的国际格局，并跟踪它们的实时互动（或‘结合’）所产生的过程”来回答上述问题。这似乎与全球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要素（一种关联论，即relationalism）有着强烈的呼应。全球历史社会学也考察“从历史角度定位的民族、网络、机构和政体之间发生的多种多样的互动”。换言之，这两种理论和研究进路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的基础。

　　扎拉科尔指出，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相比，UCD是一个开放、具有弹性的研究领域，值得重视。在社会科学中，思想流派一旦出现，通常就会奉行两种生存策略当中的一种。一种策略是，有些流派变得排外和孤芳自赏，可能是希望在已经采用这种理论和研究进路的规范的追随者之间进行更深入的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话变得具有高度专业性，对于对这种论证可能感兴趣的外人来说变得难以跟随。另一种策略是向外延伸，与其他研究进路协作，目的是通过说服来赢得新的支持者。两种策略都有其劣势。奉行第一种策略的人可能发现，自己在核心圈子之外没有同情者，因此该流派可能会走到按其成员年龄划定某种“保质期”的情况。那些奉行第二种策略的流派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愿景会受到其他的研究进路影响，或者被归入其他研究进路。不过扎拉科尔认为，后一种策略会产生更丰富的成果，因为学术研究不能首先讲究自己归属哪个团体或规定使用某些概念，如果是那样，我们看到的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了。因此，扎拉科尔赞赏UCD的倡导者对于与其他理论和研究进路的对话秉持开放态度，这种开放性从《剑桥国际事务评论》举办的这次网络讨论会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扎拉科尔指出，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让UCD保持开放性：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传统上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主题。这一点从《剑桥国际事务评论》那一期专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该专刊包含了讨论全球生态危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论文，以及研究美国科幻小说家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火星三部曲”（Mars Trilogy）的论文。

　　尽管如此，扎拉科尔认为，她本人作为历史社会学学者，仍有一两块供自己采用UCD研究进路的“保留地”。首先，鉴于采用这种研究进路的很多学者远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其因果解释中并不总是严格援引“外部必要性的鞭策”和“历史落后性的特殊地位”这种“非均衡与结合发展”机制，因此扎拉科尔认为他们还不如径直走向全球历史社会学或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算了。当UCD变得更具雄心，并试图摆脱其较具唯物主义色彩的起点，它作为一种研究进路的独特之处就变得不是那么明显了。UCD理论和研究进路不应变得越来越孤芳自赏，越来越使用行话术语，像所有理论和研究进路一样，它需要在开放性与独特性之间见机行事。

　　其次，在扎拉科尔看来，由于任何熟悉UCD的人明显都应当知道的原因，UCD特别适合用于对“长时程”（longue durée）的分析。作为宏观历史研究方法的提倡者，扎拉科尔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长时程”研究方法如果不小心的话，特别容易垮塌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毕竟，将“社会”“外部性”“国际”这种范畴运用于遥远的地方和时代，会意味着什么？这些范畴并非脱离时间、在时间之外预先构造的，而是在时间之中出现和争论的。好消息是，这是属于所有信仰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可以参与的一种讨论。因此，“长时程”研究方法将UCD置于一个更宽广的研究日程之内，在UCD的热情支持者与首先将自己视为全球历史社会学工作者的人之间打开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合作空间。扎拉科尔表示，自己非常期待这两个方面的学者之间能展开对话。

　　现实主义与UCD的关系

　　从外部看来，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与采用UCD研究进路的人之间似乎总是在哲理上争吵不休，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流派实际上属于姊妹领域。有关这方面，埃克塞特大学国际安全课程高级讲师戴维·布拉格登（David Blagden）注意到，现实主义和UCD通常与国际关系学学术研究当中很不相同的思想脉络有关。例如，从在世界上举行的国际关系学学术活动来看，美国秉持现实主义的学者群体往往举办以深入思考美中军事平衡为主题的专家会议，而欧洲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者群体则往往参加“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扭曲性”的学术聚会，他们沉迷于一些粗糙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的学术老套路，两个群体之间很少进行“异花授粉”。布拉格登不禁问：有必要这样吗？这两种国际关系学思想传统是不是注定要保持为明显不同的领域，相互之间甚少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无法进行富有成果的协作？还是，它们也许可以作为毫无必要保持疏远的姊妹领域，从相互接纳和相互成就中获益？

　　布拉格登认为，可以寻求缩小这种知识鸿沟。在此过程中，可以尝试通过三种方式在UCD与现实主义之间架起桥梁。首先，可以确定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先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些相似特征。其次，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理论重点。再次，可以采用一种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布拉格登的结论是，现实主义与UCD这二者将永远不会成为完美和谐的“双胞胎”。如果将这种比喻继续扩展，它们虽然都是父母的孩子，但两个孩子将总是有着某种不同的“人生目标”，不过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可以从富有成果的合作中获益，为同样的问题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

　　　研究范式的相似之处：差异性发展当中的危险

　　布拉格登对UCD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主要解释性论证作了演示。他解释说，经济发展必然是在某种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且是受某种社会政治背景调节的。因此，发展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经济性的（也就是“结合性的”，即combined）。然而，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发展也必然是从不同的基础起步并且是以不同的速度推进的；因此，发展也是“非均衡的”。工业化的后来者要在面对来自最先进的发展型中心国家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之下成长和生存，就会面对托洛茨基所说的“外部必要性的鞭策”—— 一种模仿较先进中心国家的生产方式以求得生存的迫切必要性，以免谋求发展的落后者被这些领先者胁迫或摧毁（这是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者也熟悉的一种迫切必要性）。由于享有所谓的“后发优势”（从A直接进步到模仿而成的C，而不是经过中间阶段B缓慢和代价高昂的发展），这种后发者可以实现生产力的大步快速跃进，因此这也解释了国家间相对力量变化的原因。然而，在这种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会经历因可能动摇根本和加速发生的动荡而产生的混乱。混乱往往表现为国内的争斗，有可能产生对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要求和外部的好斗性。因此，“不平衡”和“结合”的发展，不仅会导致各国外部能力的变化差异，也会产生内部冲突倾向的差异。

　　从现实主义方面看，“静态”分极（“static” polarity）理论在解释特定权力分配状况（如两极体系“冷战”的冻结性平衡，或者说1990年后单一超级大国好斗的过分自信）之下的系统性条件方面，具有某种功用。但是，这种静态的“快照”式理论也有其本身不能令人满意的方面。首先，这是因为，权力和政治总是变动不居的（因此这种“快照”会很快过时）。其次，需要解释的最重要政治动态（如国际冲突的发生）本身可能就是权力变化的结果。毕竟，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逻辑依赖于已经展示的和（或）潜在的权力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任何国家也就没有必要害怕会有哪个国家今天积蓄其武力之后明天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者”。因此，在解释国家间冲突（国际政治中对人类福祉影响最大的负面结果）发生的原因方面最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理论，是那些解释政治单元的相对资源发生动态性变化的理论，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权力过渡”（power transitions）理论和戴尔·柯普兰（Dale Copeland）的“动态差速”（dynamic differentials）理论。

　　布拉格登指出，将以上概述结合在一起可以发现，UCD的关怀和论证与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关怀和论证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吉尔平本人也承认，在其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UCD是它的一个变种）之间存在共同的立场，二者都从国家之间权力的成长差异方面解释国际关系的动态（尽管对深层动机有不同的解释）。继而，两者都依靠“后发优势”论点来解释这种差速化的权力增长。正如吉尔平所说，“通过贸易、外来投资和技术的转移，财富和经济活动通常会趋于扩散……[以至于]新的中心会不时取代和超过原来的中心”。

　　不过，布拉格登强调，这种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更加深刻。UCD和现实主义都从各国相对能力的变动中作出推断，并且需要从这种相对变动中得出解释。UCD不仅为国家外部权力变动提供解释，而且也为国家内部冲突趋势提供解释，现实主义（甚至连狭隘的结构现实主义）也需要同样的解释。因为正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所说，如果所有国家的动机都只不过是迫切地需要生存下去，因此都是“安全寻求者”（security-seekers），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安全困境”（每个国家都知道所有其他国家并不是修正主义者，因此也就意味着它们都是无害的）。如此，即便是存在某种安全困境，那也必定最多就是存在某一国家因国内“贪婪”动机而变成修正主义者的可能性。而且，既然世界上各国之间显然存在不安全，那么这种以贪婪为驱动的好战性的概率明显也是人们一种现实的关注。因此，UCD具有为国家内部转向对外好战提供某种解释的潜力，加上其对国际均势变动的解释（两种解释都可以追溯到同样的深层原因，即非均衡和结合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它有可能对现实主义的解释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与此同时，现实主义解释各国相互害怕和敌意的能力，也使得它可以成为依据UCD对冲突作出的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

　　共同的优先考虑重点：偶然论不好，综合论就好吗

　　除了这些类似的关怀和可互补的论证之外，布拉格登认为，现实主义和UCD在理论取向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尤其是，作为一种解释进路，UCD拒绝社会建构主义的偶然论。例如，在内德·勒博（Ned Lebow）的建构主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需要多个独立因果链出现偶然、非线性的重合，导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中发生了一种观念转变。相比之下，在UCD看来，物质基础将这些看上去不同的因果关系线索绑在了一起。按照这种说法，英国的相对衰落，已经崛起的德国国内政治的好斗性，俄国发展的弱点和与此相关的国内政治脆弱性，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衰败所预示的巴尔干危机，这四个共同导致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深层原因：“非均衡”和“结合”的发展，以及因此产生的政治经济紧张。

　　布拉格登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论证，托洛茨基最初提出的UCD曾领先于时代。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所考察的不同范式之间的本体论组合而言，托洛茨基就国际行为的形成提出一种关于内外变量相互作用的综合理论，而这反映了当代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一直保持的雄心，尤其是他试图就外部体系性制约因素与决定国家行为的国内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性解释。简言之，以国际关系理论形式呈现的UCD和现实主义，由于有着共同的愿望而联合在一起，它们都想获得依据深层物质—结构性决定因素而对行为作出的解释，而不是诉诸对特定观念环境的较具偶然性的讲述。

　　二者结合的前景：UCD是现实主义的吗，还是现实主义需要UCD

　　布拉格登指出，鉴于存在这些实质内容关注点和哲理取向的相似性，人们自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主义与UCD是否可以且如何进行富有成果的协作？他认为，一种向前推进的方式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以解释政治实体之间的权力变动以及政治实体内部的分配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竞争）。与此同时，这些“外部”和“内部”效应之间综合起来共同作用，既引起了潜在进攻性能力的变动，也有了产生进攻性未来“意图”的可能性（所有人都处在一种缺乏可靠的落实和平保障的无政府体系之内）：这是对现实主义理论来说极其重要的“安全困境”论的支柱，而安全困境会产生国际冲突。因此，UCD可以对现实主义解释这些起不稳定作用的变动的必要性作出补充，现实主义的解释依赖于这种变动，而现实主义可以在解释为何这种变动可能会产生国家间冲突方面对UCD作出补充。而且，在以这种方式解释社群（communities）间的竞争压力方面，UCD和现实主义的这种融合也许可以给人们带来启发，看清相应情况下作为类似国家的实体的人类社群（以及相关的国际身份认同和制度建设）的建构（或建构失败）。因此，UCD有可能阐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要作出理论概括的“国际政治”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而现实主义也可以为人们观察政治社群（不论其如何形构）之间的冲突的原因提供洞见。不过，这只是两种范式进行建设性协作的一种可能模式。也许还有其他可能的合作研究进路，值得研究。

　　布拉格登总结说，现实主义和UCD将永远也不会成为同一种知识探索。正如吉尔平指出，尽管现实主义进路和马克思主义进路都联系国家间发展差异解释国际政治动态，但现实主义的关怀动机是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效应（并对这种权力斗争的起源提出各种不同的以微观为基础的讲述），而马克思主义的关怀动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激励的效应。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二者对理解物质—结构性基础及其发展当中的连续性或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后果有着同样的兴趣。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二者都提出了可以互补的宝贵见解。因此，承认这种互补性，为人们对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作出卓越的学术回答提供了可能性。

　　UCD与葛兰西式国际关系学

　　萨塞克斯大学另一位国际关系学教授凯文·格雷（Kevin Gray）讨论了UCD与葛兰西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探讨UCD对该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时，立即会遇到的难题是葛兰西学派内部有很多不同流派，它们之间差异巨大，甚至经常互相矛盾。这部分反映了葛兰西著作具有的论点分散性和缺乏系统特点。

　　例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倡导的新葛兰西学派“世界秩序”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某个特定的阶级如何在国家的环境下取得霸权地位，然后那个国家又是如何在确立霸权世界秩序当中发挥中心作用。然而，这种研究进路被批评者认为存在欧洲中心论和扩散论（diffusionism）观点，因此贬低了处在UCD分析进路核心的“社会间动态”。另一方面，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的“全球资本主义”流派则考察了霸权是如何并非由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民族国家机器来行使，而是通过跨国社会力量和基于全球体系而不是基于国家间体系的机构制度来行使，这种研究进路同样因其“本体论的平坦性”（ontological flatness）而受到质疑，被认为贬低了国际体系中的差异和非均衡性，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结构重组概念化为一个千篇一律的过程，并以同样的方式将所有国家整合进全球对话。

　　凯文·格雷指出，一种可能的矫正，是基斯·范德皮吉尔（Kees van der Pijl）提出的，他对“洛克式心脏地带”（Lockean Heartland）论与“霍布斯式竞争国家”（Hobbesian contender state）论作了区分，认为后者的特点是国家—社会形构（state-society configuration），其中国家发挥指令中心和社会发展发起者的作用，一个国家阶级（state class）通过控制国家机器和资源而获得对社会的指挥权。然而，这仍然是用某种二元论术语理解非均衡性，在把握所谓“落后性”及其政治应对的复杂性方面存在短板。其中包括图伊洛格鲁所说的“次级非均衡性”（secondary unevenness），即后发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多方向和因果上重要的相关关系。

　　相比之下，凯文·格雷认为，一种与UCD有着最明显相似之处的葛兰西学派理论，是吸取了葛兰西“被动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概念的理论。“被动革命”在国际不均衡的形势之下发生，在这种形势下，以全球规模发生的转型（或者说托洛茨基所说的“外部必要性的鞭策”）导致后发国家发生自上而下的革命，目的是促进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受限强迫性（constrained）过渡，或者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实现过渡（即，从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或者在不同资本积累体制之间的过渡）。因此，被动革命的特点是主导阶级（dominant class）方面非常依赖国家权力作为该阶级霸权受限或没有霸权的替代物。这些自上而下的受控性过渡，还包含通过“转型”这样的战略对自下而上发生的革命压力进行遏制。这些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将下层阶级领导层选择性增补进入统治集团，从而削弱其政治潜力并拆除其引信，不过也会有对下层提出的要求给予部分接受和满足的情况。

　　凯文·格雷指出，从葛兰西和托洛茨基都关注国际动态如何导致后发国家（它们与英、法等典范性实例不同）特定应对办法这方面看，我们可以看到二人有非常多的类似之处。两人试图回答的确切问题确实有着某种不同。托洛茨基试图解释革命为何发生在“落后的”俄国而不是先进工业化国家，葛兰西探索的则是俄国1917年革命是如何由于东西方两种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差异而不能适用于意大利的。因此，托洛茨基相信向资本主义过渡将通过群众起义运动来完成，而不是像葛兰西分析的那样通过发挥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完成。不过，两人都试图理解历史（发展）不会通过第二国际坚持的“系列阶段论”推进这一事实对政治实践的意义。这些相似之处，并不只是对他们写作时当下背景的反思。

　　凯文·格雷认为，虽然UCD与“被动革命论”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但两者都存在各自的弱点，有可能通过一方的弱点来克服另一方的弱点。两种理论都广泛使用历史类比作为理论总结的手段，但葛兰西著作中相对缺乏有关“国际”的明确概念。当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关键的引文，说明葛兰西对国家发展是如何处在更广泛的国际动态当中发生这一点的深切关注。但是，凯文·格雷认为，这些都是相当零散的评论，至于“被动革命论”所把握的那些基本上是（尽管并非全部是）由外而内的过程是否构成一种充分发展的“国际”理论，是可以质疑的。在这方面，UCD有可能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明确，有助于使“被动革命论”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不平衡扩展的关键时期（加上其在军事压力和革命运动方面的具体表现导致后发社会内部的反应）的理论意义更加丰满。反过来，葛兰西提供了把握以能动主体为中心（agent-centred）的研究进路所必需的概念范畴，在这种研究进路当中，“外部必要性的鞭策”被解释成以确立或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目的的特定战略。

　　不过凯文·格雷指出，强调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涉及托洛茨基概念和葛兰西概念的（跨）历史范围。对于将UCD确立为一种充分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集中在这种理论关于其跨历史普适性的主张，认为只有通过先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才能理解非均衡与结合发展。尽管由于全球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起，“国际”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已经增大，但似乎没有任何由因及果的理由可以说UCD不能给人们带来帮助，为人们观察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带来启发。确实，这种理论有其优势，它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的兴起。不过，关于UCD与被动革命论之间的互补性，也有人认为被动革命论虽然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只有用于资本主义时代才是适当的，凯文·格雷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此，被动革命论比较具有历史特殊性，明确强调在非均衡和结合发展条件下确立资本的政治统治过程中涉及的那种阶级能动性（class agency）。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兴起，非被动性的革命过渡变得越来越难以设想。这是由于，下层力量（subaltern forces）兴起这样的长期发展进程，导致后发社会的资产阶级寻求与现存体制相适应。此外，英国等“先发”国家的兴起，其作用既是榜样模式，也是竞争者，这也有助于说服其他地方的非资本家统治阶层相信，他们是被迫进行内部自我转型的。甚至外表上“社会主义的”革命最终也会看到强烈的被动革命动态，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被剥夺政治权利，并被归入国家领导的追赶型工业化工程。随着不平衡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继续深化，外部必要性的鞭策已经强化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的被动革命性转型。

　　凯文·格雷问：鉴于UCD与葛兰西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互补性，它们之间的相互对话，会打开什么样的新研究领域呢？一个可能富有成果的领域是意识形态领域，这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最具独创性和最重要贡献的领域。在UCD中，意识形态在讲述后发社会如何认识到自身的“落后性”和动员自身物质文化资源服务于追赶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方面隐约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在UCD当中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葛兰西学派理论可以有助于避免对意识形态形成过度功能主义的理解的危险，而是将思想视为围绕向资本主义过渡或在资本主义内部过渡的、以能动主体为中心的竞争的一个关键物质方面。这为人们考察“结合的过程”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部运作打开了空间，因为正如葛兰西所说，“特定意识形态……产生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较不发达国家传播，冲击着种种结合在当地的相互作用”。这种结合指向政治意识形态如何与现存形式的“常识”融合。

　　　学术学科之间是否存在不均衡性并且需要学科的结合：国际关系学、UCD与科际整合问题

　　利兹大学研究全球安全挑战的奥拉夫·科里（Olaf Corry）教授在评论中认为，国际关系学有可能与整个社会领域相关，而不是仅与国家背后的政治相关，从这方面提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课题，已经成为秉持以下认识的基本理由的一个关键方面：按照UCD，应当将“国际”理解为建立在众多不平衡社会共存基础上的社会领域的一个维度。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数（尽管不是所有）关注的范围则比较狭窄，只聚焦于这种多重性的政治后果，这实际上经常使得“国际政治”成了国际关系学实际内容的更准确名称。这些理论显示了（尽管还没有实现）国际关系学所具有的潜力，即它是一门既比现在范围更加宽广，又比现在的定义更明确的学科（UCD的论点就是这样）。

　　但是，科里问，国际关系学应当成为比一门学科更多的样子吗？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或者说他们发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更具吸引力。在有些人看来，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最好将国际关系学理解为这些学科提供的一个交叉路口。卡塔里娜·金瓦尔（Catarina Kinnvall）把握到了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有关国际关系学学科性的问题：“有时候，人们关注国际关系学的去中心化，承认可能有很多的国际关系学而不只是一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学的白人神话……呼吁要有学科的核心，因此要有学科的边界，这似乎是有问题的。”资金提供者和科研管理官僚平常也称赞或者要求进行科际整合。如果说UCD的目的是对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那么这一目的有问题吗？

　　科里指出，贾斯丁·罗森博格借用一个贸易比喻来证明给“国际”下一个比较宽广、比较正面的定义的合理性：由于国际关系学概念的狭窄和消极，从其他学科“进口”理论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而从国际关系学“出口”理论则仍很罕见。就连沃尔兹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之外实质上也无人知晓。而如果谁也不让学科保持账户“收支平衡”，一门“重商主义的”学科还是一个有意义和合理的目的吗？

　　科里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利用UCD的主要见解来确定“多重性”是所有社会过程的普遍问题，最终目的不是要升级某种“知识贸易战”。不如说，这是要让国际关系学能够有意识地进入尽可能广泛的科际关系和交流，并最终让其能够在避免对社会问题进行“内在论的”（internalist）分析（就是说，预先设定某种单一的社会空间，含蓄地将起因于多种不平衡实体共存的因果类型分析排除在外），或者说至少是对其进行补充。内在论（internalism）在社会学中很常见，在现代化理论等“方法论民族主义”理论中也存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它们的发展轨迹本质上不受相互之间的位置的影响。从宏观的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一些全球主义（globalist）观点，这些观点预先设定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空间或者地球空间。而正如UCD明确指出，“国际”增加了这种理论不可简化的决定关系，增加了社会领域的原因。其他学科没有特地固定在把握这个维度，而国际关系学则是这样，或者说，如果国际关系学要更充分地实现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潜力，它可以这样。

　　科里指出，虽然“科际整合”的号召虽然无处不在，但它显然是矛盾的：它需要有事先存在的“学科”这种东西本身，然后寻求超越这种东西。如果制定了一个科际研究项目的计划，而国际关系学又不存在，或者说它确实存在但又没有可以认识的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那为何要把国际关系学者包括进来呢？而且，科际整合通常与促进多元主义有关，但又可能对知识上的多样性构成危险。当然，过度铁板一块的学科可以通过将其他研究方法和视角纳入，从而变得更加多元。但是同样，被另外一种居主导地位的视角从学科上俘获，也总是一种风险。众多学科是共存的，有时候也确实结合在一起，但它们也是作为非常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实体结合的。极端情况下，“被侵入的学科除了提供数据集、问题领域或语境（经验的领域，[入侵的]理论范式运作的领域）之外，也提供不了什么别的东西”。

　　科里观察到，一些国际关系学研究有时就是这样对待史学的，将其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来源。但是更多的观察显示，国际关系学更通常的情况是成了“殖民地”，而不是“帝国侵略者”。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Rationalist IR）被来自经济学的行动者模型（actor models）所把持——经济学这样一个学科，其实践者却感觉“没有必要强制要求把他们的工具箱应用于从牙齿卫生到核战的所有事物”。长达几十年的关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争论，可以理解为一场围绕经济学“入侵”（理性行动的“经济人”模型和关于分极的寡头制理论被安插为“国际政治理论”）展开的斗争。可以说，国际关系学从来就没有从被强加这种基本立场的情况中得到很好的恢复。尽管沃尔兹本人有后实证主义的倾向（他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第一章对此有详细说明），但他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学居主导地位的社会行动理性主义模型中成为核心，尤其是在美国。

　　因此，科里指出，就像货物和服务贸易一样，从国际关系学输出（或者从其他地方输入到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取决于交换的条件以及从这种互动中得到什么样的结合。这一点甚至适用于科际整合的项目，因为这种项目往往建立在某个特定的理论传统之上，如理性主义或世界体系论，如果不加处理的话，这会使得“学科帝国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风险。

　　既然国际关系学如今正在批发性地输入概念和理论（至少是以最近的很多“转向”的形式输入），科里认为现在就值得考察一下国际关系学怎样才能在与其他知识接触的同时，坚持对特定国际分析法的把握。这种接触需要有工具和清晰性，以便把国际观点从国际关系学输出到其他学科和科际整合的环境，但也可能涉及将从其他知识实体输入的理论和概念“国际化”，不然的话就会与社会领域的国际维度不能有很好的协调。而如果对于“国际”是什么，都没有正面的观念，这两种做法都有可能很困难。

　　科里分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学已经将本体论的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s）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嫁接到了它所认为的“国际”分析对象，尽管人们对于“国际”需要什么并不清晰，“国际”分析对象更多的是根据习惯确定。如果国际关系学者希望从“科学技术研究”吸取知识来研究技术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生产”，那么他们可能需要对科学技术研究的词汇和理论进行调整，让其适应发生在多种社会共存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技术共同生产的后果。同样，受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启发的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创造性地采用来自人类学的“集聚”（assemblages）和“纠缠”（entanglements）等概念和来自地球系统科学的“引爆点”（tipping points，一译“临界点”）概念，但是，如果对这些要素不加修改地采用（或者甚至插入来取代“国际”），那么社会多重性的意义就会在随之而来的分析中消失不见。因此，人们发现“地球政治宣言”（Planet Politics manifesto）认为“国际”已经过时，而与“地球”（the Earth）与“星球”（the planetary）的纠缠具有“现实性”，它们应当决定世界政治分析的结构，并据此提议形成一门全新的国际关系学科。而科里认为，“星球”现实当然是与“国际”现实共存的，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像“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这样的概念，强调纠缠、网络化本体论（networked ontologies）、散布化能动性（dispersed agency），但是理想情况下，在因多个不平衡社会形态分离而被“碎片化”的社会领域的语境下，这些概念应当是可以把握的。因此，如米莉亚·库基（Milja Kurki）暗示的那样，“关联性”（relationality）并不是多重性的同义语，而是某种程度在数量上相反，它将世界塑造成“一个正在展开的关系‘麻团’”，每一个“物”和“我们”的位置都根本不同且相互交织。因此，“全球”是“国际”的糟糕替身，因为“全球”对“社会”这个维度的利用反而也是单数的。

　　在此，科里认为，UCD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能的“国际”演示，它大致描述了从社会空间的非统一性中产生的一个普遍问题，促进了更广泛的学科间对话，尽管UCD本身并没有具体说明非均衡性和结合所发生并造成影响的所有各种方式。像现实主义等中程（mid-range）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对多个社会不平衡共存的一些政治和军事后果作了理论总结，而关注殖民性的理论则强调了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结构化等级关系。然而，有了UCD，或者说至少是有了罗森博格作了抽象化总结的社会多重性概念，国际关系学的范围就包括了这些问题和更多的内容：它比国家之外的政治更广（因为所有社会过程都以某种方式从属于多重性），也更加鲜明不同。从这个起点出发，国际关系学不太可能被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压倒，而且可能有了其给社会领域的某个“特定”维度划定的界限，国际关系学也不太可能侵入和遮盖其他学科的独特视角。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也许可以更好地随时发挥作用，让人们对“国际”有更充分的理解，而不是令“国际”黯然失色。

　　科里总结说，如果向外延伸到其他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用输入的概念“取代”了其本身的视角，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被入侵”的学科，这样一门臃肿的国际关系学只是为其他学科提供种种议题和资料。尽管听起来矛盾，但如果国际关系学变成一门更自觉的学科，提出自己的问题，那么它将对科际整合类型的研究更有帮助。围绕“提出的问题到底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产生的对话和争论，不应当随UCD而结束。但UCD似乎确实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更具体，更具开放性：通过方法论多元主义调和UCD的矛盾性挑战

　　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卡姆兰·马丁（Kamran Matin）在评论中提到，奥利维亚·鲁塔兹布娃邀请UCD的倡导者反思UCD面对“白色性”指责时存在脆弱性。马丁通过两个步骤尝试对鲁塔兹布娃的请求作出回应。首先，马丁从米拉·萨巴拉特南认定为“白色的”科目定位（subject-positioning）主要机制的内在性认识论、无知认识论和无辜认识论三个方面评估了UCD的“白色性”。其次，马丁考察UCD本身的去殖民潜力：它可以为罗比·施利亚姆所说的“认知去殖民化”的三个关键手段“重新语境化、重新概念化和重新想象”作出多大贡献？马丁指出，这种分为两步的操作不仅表明，UCD不一定是“白色的”，而且甚至可能有助于去殖民理论让其方法论禁令和规范禁令比它目前所能走出的程度走得更远。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研究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的讲师菲力佩·安图尼斯·德奥利维拉（Felipe Antunes de Oliveira）指出，随着UCD扩展其范围和理论广度，两个似乎矛盾的挑战出现了。一方面，为了确立其在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UCD必须能够澄清其前提，并提出可以检验的命题。关于这一点，已经有比较接近该学科原有流派的学者提出不同主张，如艾塞·扎拉科尔、凯文·格雷和戴维·布拉格登等人。前提方面，它们必须具有与现实主义观点、自由主义观点和其他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学派、世界体系分析法、依附论）观点足够大的不同点，从而证明UCD的理论独特性。命题方面，它们的定义必须排除另类解释，可以进行经验验证。如果解决了这些难题，UCD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关于万物”的理论。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其颠覆性、反资本主义性和革命性，并且对当代后殖民、去殖民、反种族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学者有用，UCD必须坚定地拒绝任何类型的欧洲中心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显然意味着要将托洛茨基的一些过时语汇抛诸脑后，比如“落后性”、发展“阶段”、国家的“文化等级”等有沉重负担的概念。在更深的认识论的层次，这意味着对那些定义什么类型的话语可以算作合法的社会科学知识形式、由谁来书写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挑战。

　　德奥利维拉继续问：更具体和更科学，更具开放性和政治性，UCD能做到这两点吗？她认为，这场新出现的争论的贡献说明可以做到，只要它保持方法论上的多元性，拒绝让任何形式的UCD正统观念变得僵化。

　　德奥利维拉指出，尽管来自极其不同的观点，但两条批评思路实际上都指出了同样的缺陷：UCD在方法论上的开放性，或者说模糊性。这些批评不从根本上质疑UCD以社会多重性（或者说“非均衡性”）为基础的国际本体论，不质疑这种非均衡性导致不同形式的“结合”，也不否认这种情况产生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中的”国际现实。这些批评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具体说明非均衡与结合发展，不管是出于社会科学的目的，还是出于政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

　　德奥利维拉观察到，有时候人们将UCD呈现为替代各种“现时论”（presentism）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不同选择。但是，一种充分发展的UCD方法论还有待清晰陈述。在其为《历史社会学与世界历史》一书所写的篇章当中，罗森博格确实用了一两页的篇幅大致描述了分为三个步骤的UCD“分析方法”。他从“非均衡性概念”入手引入“国际维度”，观察“不同发展形式和不同发展时间性（temporalities）的更广泛交叉”。然后他建议，UCD学者应研究不同社会的具体特征和时间性如何通过历史过程具体地结合。最后，UCD学者被请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这种辩证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独特的结合发展动态？

　　德奥利维拉谈到，她在为《剑桥国际事务评论》专刊写的文章中认为，这种为“国际历史社会学”分析定制的方法论进路是有局限性的。问题不仅在于通过某种“否定同期性经验”（coevalness）的明确立场表达的欧洲中心论余留，还在于罗森博格建议的长时期性UCD历史社会学分析方法论遗漏了资本主义之间的（inter-capitalist）非均衡性和短期性的经济发展。因为在当代世界中，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与较富裕的西方社会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较贫穷社会可以说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是更少。考虑到二战后福利国家推动的劳动力部分去商品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最典型形式（以资本所有者与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卖出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为特点）如今在世界外围地区都可以看到。

　　这意味着，在很多UCD“国际历史社会学”研究中仍然居核心地位的“发展的时间性”概念本身，基本上已不适合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尽管这个概念试图把握“资本主义之间的”或“先进的”不平衡性。全球南方的社会关系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落后的”或“处在过去”：实际上，考虑到福利国家逐步受到侵蚀，从某些方面来看，全球外围地区也许可以宣布是所谓“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在21世纪的进程中，想象伦敦、纽约等全球北方的标志性城市变得越来越像新德里、上海、圣保罗等全球南方的标志性城市，要比想象后者变得越来越像前者更容易。不管怎样，从时间方面思考，不仅没有帮助，而且实际上会给人们误导。在德奥利维拉看来，对当代形式的UCD来说，重要的是非均衡性关乎的不是“发展的时间性”，而是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环境破坏程度和国家能力。她并不是说，她曾大致描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是适合其他广泛的UCD的“正确”方法论。相反，她的基本建议是，不同的UCD分析对象和分析风格需要有不同的方法论，根据不同类型的非均衡性进行调整。

　　德奥利维拉在这种论证的基础上加以扩展，指出，初看起来像是一种弱点的方法论开放性，也许正是UCD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优势之一。UCD的主题扩展，已经为方法论的具体化打开了不同的机会。继续前进，UCD的不同表达将不得不发展自己的方法论。新出现的随语境而定的方法论，应当从展开UCD的三个构成因素（非均衡性—结合—发展）入手。第一步也许是最关键的步骤，具体说明所要分析的是哪一种非均衡性。这有可能导致很不相同的研究风格，从对可测量形式的非均衡性进行非常形式化的分析，到对各个社会之间根深蒂固的社会、种族和性别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分析。第二步，是将UCD方法与简单的比较研究方法区分开的一步，即描绘这些形式的非均衡性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即“结合”）的。在此，UCD学者将不得不提出一套不断增多的操作概念语汇，以便能够把握更广大的UCD动态因背景而异的表现，如“外部必要性的鞭策”和“历史落后性的特殊地位”。第三步，是根据研究的时间框架进行校准后，对非均衡性和结合（即“发展”）的某个特定体系进行动态分析。

　　UCD与气候变化政治：是问题，是解决方案，还是两者兼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和重大策略研究中心（LSE IDEAS）副研究员卢克·库珀（Luke Cooper）在评论中指出，人们一度普遍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认为这种威胁从时间上说还很遥远的感觉。“既然全球变暖构成的危险并不是有形的、立即的或在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安东尼·吉登斯就用这种论证方式写道，“很多人将……不会做什么具体性质的事。就是等着，直到这些危险变得可见、尖锐，才会激起人们认真行动的意志，可是从定义上看，这已经太迟了”。这促使人们提出一种关于气候变化政治的常识性经典观点。这种观点似乎是符合逻辑和有说服力的。然而从那时以来，又有人说这种主张是错的，或者说至少是在解释采取有效行动的障碍时是“用望远镜观望”。

　　库珀指出，这些挑战从根本上说具有政治性，但令人吃惊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以下方面反应缓慢：承认气候变化（以及更广大范围的全部环境问题）是一个跨越不同范式都存在的知识问题，对所有的研究思路都有着潜在的意义。例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注意到了以下两种情况的鲜明对比：我们对气候变化只给予略微关注，而对地球面对的早期生存威胁——核战却极为关注。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罗森博格、扎拉科尔、科里和德奥利维拉在本次讨论会中触及的议题，即这门学科的理论碎片化倾向。然而，尽管将生态问题作为一个专业科目看待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在其他领域从事研究的人也需要反思自己存在的生态盲点。而且，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可能会导致科里强调的难题：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状况感到沮丧，促使人们将来自其他学科的“本体论承诺”嫁接到“国际性的分析对象”之上。

　　库珀认为，在这种背景下，UCD可以作出的“微妙妥协”（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开放性，但又仍然果断地集中关注“国际”）的状况，似乎很适合解决国际关系学的生态缺漏问题，也许可以对这门学科非常需要的“绿色化”发挥作用。库珀提出两条走上这个方向的可能途径：一是UCD如何才能解释清楚采取气候行动的障碍；二是环境问题的规范性政治如何反过来证明UCD需要接触意识形态。

　　UCD将地球生物圈概念化为一个具有互动多重性的巨大物质网。人类发展扎根于其中的环境条件本身就是非均衡性的一个来源，让构成地球各处的各个地方产生空间上的分化，塑造了这些地方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演化。然而，正如气候变化以毋容置疑的清晰性所显示，生物圈同时也是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因为，生态系统存在于共同依存和动态性的关系网之中，使得它们具有深深的非均衡和结合特性——而且这种特性让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具有某种“悲剧性”。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同样的急迫必要性去采取行动，甚至那些有着强烈动机的国家也可能选择将别的目标确定为优先考虑的重点。鉴于显然需要高度的协调，人类的非均衡和结合发展对于物种的可持续性来说就变成一个问题。

　　库珀问：对这种局面如何进行补救？这需要对意识形态在围绕历史目的和道德信念感来凝聚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概念化。确实，吉登斯设想中的更多谬误，就在于其对气候问题的过度理性化。似乎这个问题仅仅涉及对于自利的某种计算，其本身并不是如何找到也许能指导人类努力的道德概念的问题。确实，他认为气候变化不像战争，因为“没有可以辨识和建构的敌人”，相反，“危险显得抽象和难以把握”，这种重要看法当然发人深省。因为，在导致战争和暴力的论证的剧痛当中，在公众心目中像变戏法那样变出的“敌人”通常是幻想的，而且个人愿意在对抗这些想象的威胁中死去的意愿，是无法通过理性的自利来解释的。它需要一种关于社群和意识形态的观念讲述。

　　那么，UCD可以冒险采取什么样的进路来研究意识形态，可以在为气候议程服务当中加以把握的呢？库珀的见解是，也许在人类世界两种特点（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张力中，可以把握其贡献。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不同时间点产生、与外部世界处于特定相互关系的历史共同体，包含有赋予它们某种共同身份认同和目的的文化框架的建构。这些想象的时间性，需要对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观念进行反复（和竞争性）的建构。而且由于这一阐释领域是开放性的，因此有些社会（像当前处于政治迭代的澳大利亚）完全可能选择将化石燃料生产纳入其国家故事。但是，这些社会并不是预先注定要这样做，这些解释可能会（甚至必定会）受到该社群其他道德观念及其共同目标意识的挑战。因此，提出一种关于未来的特殊想象，对这些阐释的术语提出质疑，也许让我们可以将保护自然界（也许可以将本社群的“进步”）纳入其关于社群历史之所以“存在”的主观和内在的理解认识。

　　然而库珀指出，任何社群都不是密不透气地封闭着。每个社群都处于一系列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之下，不仅塑造着其经济再生产，而且塑造着其文化再生产。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这种“结合”特性的意识，可以支撑那种关于气候行动需要团结的世界性、团结需要在国际上不断扩大的讲述。这与传统自由主义关于相互依赖性的讲述是不同的，因为存在着人类世界的特殊性（即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将这种差异本质化，而UCD则可以作出相反的贡献：它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地方性定位在一个社会和生态总体性当中，这种总体性指向某种国际主义（通过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对文化差异和多样性保持敏感。这种理论转变的一个政治后果，在于有可能要重新提出社会间竞争的框架。尽管从历史来看地缘政治冲突（包括战争和战争威胁）是发展的动力（“外部必要性的鞭策”），但气候变化要求人们进行并形成新形式的“竞争”。对于寻求走在前面的社会而言，有效的生态政策将通过榜样来起到领导作用，迫使其他社会跟随，因为担心“落后于”其具有革新性的新愿景。

　　因此，库珀总结说，那种认为UCD太过狭隘，只是解释气候灾难的悲剧性（尽管它也讲述采取行动的障碍）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其物质形式还是观念形式，UCD都可能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

　　责任编辑：舒建军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