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是继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1世纪的第三次国际重大危机。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医疗资源被挤兑，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治理面临极大挑战。新冠疫情不仅考验着国家的内部治理能力，也考验着现行国际秩序应对危机的治理效力。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旧的国际秩序已经面临内部危机，这次新冠疫情将加速国际秩序的变革趋势。尤其是，新冠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互相叠加，使我们有必要理解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内涵

　　在社会科学中，“秩序”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秩序的客观作用，是把社会粘合在一起，避免其分崩离析和退回到混沌或战争的状态。同样，国际秩序的作用在于使各国按照一定规则行事。中国学者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关注国际秩序的概念、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和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国际秩序”的内涵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简要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观点认为，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即国际秩序是国际格局的表现形式。丁斗认为，有什么样的国际格局，就会存在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是被动形成的，不可以主动建立。徐秀军同样认为，国际秩序的塑造、维持、转型与权力结构密切相连；国际秩序高度有序的存在，意味着稳定、制度化的权力分配结构状态。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每一次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本质上说，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的本质依旧是实力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必然是国际行为体权势再分配的过程。

　　第二类观点认为，国际秩序是规则的总和，包括国际行为体公认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等等。秩序反映着一种“确立和维持规则”的期待，国际秩序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和规范体系。诚如劳伦斯·芬克尔斯坦（Lawrence Finkelstein）所言，国际秩序是管理国际社会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成员的多领域具体事务的广泛制度框架。

　　第三类观点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和价值总和，特别是其所坚持的标准和依据。韩志立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沟通理论，认为在比较平衡的力量分配条件下，国际秩序的内容不再仅仅是霸权国的私有知识，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共有知识。孙吉胜考察了后建构主义当中语言在建构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认为语言会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影响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秩序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被欧美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政治观所主导。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将以上三类情况作了不同的结合。门洪华认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梁守德也认为，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实力是关键，利益协调和制度建立同等重要。赵可金则指出，对于秩序而言，其本质问题是由谁来制定规则，制定何种规则，用什么理念制定规则，因此国际秩序包括三层内涵：权力结构、制度体系和观念体系。

　　上述不同的看法，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阐述了国际秩序的内涵。第一类观点从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出发，强调规则的内容由制定者决定，即国际秩序是国际格局的表现形式；第二类观点从国际秩序的内容出发，指出由哪些要素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内容；第三类观点将国际秩序抽象化，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行为体奉行的价值和观念的总和。

　　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和机制的总和。第一，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不等同于国际秩序，即权力格局是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量，不是国际秩序的内容，权力格局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第二，国际秩序一经建立，就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行方式，国际机制具有制度惯性；第三，从本体论角度看，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客观存在的，且受到国际共有价值的影响，但不同的价值观念转变成国际秩序则需要有一个竞争和淘汰的过程，哪怕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也只是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国际秩序。在研究“国际秩序”的内涵时，有必要把国际秩序的内容和影响因素区分开来，国际格局和价值观念应该看作国际秩序的影响变量，国际规则、规范和机制的综合才是国际秩序的内容。

　　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路径

　　分析国际秩序是什么，需要从国际秩序的内容即规则和机制入手，而分析国际秩序是否发生变化，还需考察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国际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下文分析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将从三个角度入手，即规则的制定者、规则的内容和影响规则的价值观念。

　　新冠疫情加速了中国成为国际秩序塑造者的趋势

　　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规则历来由强者制定。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往往由大战催生，在大国的主导下正式确立。国际社会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轮廓主要奠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核心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新冠疫情的发生，大大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向质变的临界点推进，其中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

　　第一，疫情之下的中国，经济相对收益高于美国。在主要国际行为体中，受损失相对较小的国家，客观上是相对获益者。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下的主导性大国更为在意与正在崛起的国家之间相比的相对收益。因此，分析中美两国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实力对比变化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中国是最早受到新冠疫情猛烈冲击的国家，但中国采取了有力的防控措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阻止了病毒的蔓延，将经济损失降低到最小。从经济损失的角度来看，美国在新冠疫情中遭受的经济损失大于中国。吴殿廷以世界各国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数，把2019年GDP增长率作为2020年的理想增长率，由此可以推算出2020年各国GDP应该达到的理想规模，而实际规模与此估计值之间的差别就是该国经济的总损失。通过数据统计，对各国在新冠疫情时期遭受的损失排序，可以发现美国是世界上遭受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美国的人均损失也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经济虽然遭受重创，但仍保持正向增长，2020年GDP 增速为2.6%，是全世界较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向增长的国家，难能可贵。

　　从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来看，受疫情影响的这段时间，中国始终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20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2021年是25%，仍然保持全球第一贡献率。相反，同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落后于中国，2020年甚至以22.1%的贡献率降幅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当然，对于这种相对获益的优势，也不应过度夸张，新冠疫情本质上是一种短期性质的冲击，可以说给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但不能否认目前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规模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仍然强于中国的实力对比结构。中美实力对比的影响，更多取决于疫情后经济恢复期双方的表现。

　　第二，中国的软实力得到相对提升，美国国际战略信誉下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国是以最快速度控制住其蔓延并恢复经济的国家，能够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凸显其治理模式的先进性。从死亡人数和疫情规模来看，美国遭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除了自身抗击新冠疫情不及时的情况，美国还把新冠疫情发生的责任不断推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在国际抗疫合作上产生了负面作用，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危机中，美国领导力的下降还体现在与盟国的关系当中，即使是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这样一些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也未能从美国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反观中国，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但迅速及时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同时高度重视国际抗疫合作，向世界多个国家输送疫苗，呼吁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卫生健康秩序的“中国方案”。无战争时代下，大国获取权力的方式主要依靠争取更多中小国家的支持。疫情发生后，一些中小国家向美国及其主导的国家集团寻求帮助遭拒后，转而向中国寻求帮助，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中国治理疫情的成功经验和奉献精神，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国家中心原则得到加强，国际组织效用受到挑战

　　西方价值观和多边主义机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的两大支柱，新冠疫情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内容造成了巨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中心主义原则得到加强。当今国际秩序的产生是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世纪体系的崩溃密切相关。现代国际秩序建立在主权国家理念的基础之上，以保护国家利益为核心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逐渐模糊，国家的部分权能向国际组织转移，国际社会的制度化合作不断推进，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危机往往会极大激发国家主义的回归，因为在危机面前，国家是应对危机、解决问题最直接、最高效的行为体。新冠疫情是一场国际性乃至全球性重大危机，它重新确立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疫情暴发之初，全世界并没有团结起来互相合作，各国采取严厉隔离措施各自解决内部问题，优先保障本国需求。仅2020年，全球各国便出台了70项出口管制措施，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措施推出，80个国家颁布出口管制措施，近40个国家全面禁止出口相关物品。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的首要政治责任，在最危急关头，国家成为公民最后的避难所。

　　第二，国际规范内容扩充，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融合、重构。现行国际秩序主要是国家之间处理事务的一系列制度规则，这些秩序规则约束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行为体，对公民和法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缺乏约束力。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规范的社会化趋势，国家内部的规范与国际规范不断融合、重构，国际规范的内容产出者不再局限于国家。国际社会无法回避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国内社会也成为国际秩序规则的塑造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粹主义在疫情之下对国际体系的冲击。受疫情影响，国际体系内的多元政治有进一步向极端政治演化的趋势。一些中间派的地位和空间受到极端派的挤压。因疫情而形成了某种政治优势，使得民族主义借助政府工具将自身影响力扩大到国际社会。此外，部分政客利用反智主义制造国际对立，类似“口罩的金属条是5G的天线”“新冠疫情将在11月美国大选后直接消失”等反智主义言论层出不穷。

　　第三，国际组织效用受到严重挑战。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欧盟在组织和帮助成员国抗击疫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导致其国际影响力下降。各国领导人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无法按照欧盟的诸多框架行事。法、德这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团结，但都各自推出政策，确保口罩等防疫物资留在本国。欧盟甚至没有回应意大利等国的救助要求，不少成员国各自为政，进一步加剧了“再国家化”的倾向，这严重削弱了其联盟体系的基础。美国一向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是选择性利用和重视。这次疫情期间，美国曾一度取消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甚至在2020年7月7日提前一年发出退出该组织的正式意向通知，使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效用受到严重挑战。美国等西方大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它们对国际机制的漠视，严重冲击了国际规则和问题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使得多边机构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式微，非西方思想显示巨大活力

　　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念演化成公认的国际规则，需要一定的时间。观念结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国际秩序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金融危机、非西方群体性崛起等问题使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挑战。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体系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弊端作了详细论述。西方价值观念在观念结构中的地位在下降。新冠疫情暴发以后，不同国家不同治理模式在应对危机时的优势、弱点，被直接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不同制度背后蕴含的思想价值在不断检验自身的效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思想显现出巨大活力。

　　首先，疫情暴发后，传统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强化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新国家主义”重新受到重视。中国强有力的资源配置能力展现出巨大优势，迅速保障了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与西方部分国家的“群体免疫”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疫情应对中体现出价值优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2020年3月，习近平在G20特别峰会上呼吁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战胜疫情，表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2020年5月，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明确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创造性合作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赏。最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卫生领域的积极实践。凡是社会问题，无不发生于社会共生关系之中，化解社会问题之道，必须从社会共生关系之中求得。新冠疫情更加证明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共生性需要。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杰出表现，更凸显了这一理念的巨大优势和实践能力。

　　中国的应对方案

　　新冠疫情大背景下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改革趋势，使得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对此，中国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促进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继续推进多边主义并加大对国际组织的投入力度，为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第一，在“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着力加强实力建设，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一度成为全世界较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向增长的国家。后疫情时期，中国应按照既定方针，以发展为核心，持续推进开放型经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共同繁荣。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实力是中国保护自身利益和参与国际活动的根本保障。

　　第二，顺应国际秩序变革趋势，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多边合作和制度化进程。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当中与多国进行友好协商，是深化多边战略合作的最佳时机。高水平的战略信任往往在特殊背景下形成，并通过经受较为残酷的现实考验而得到强化。对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显示了中国对国际体系多边合作和制度化的认同，坚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民主化，将不断推动国际秩序变革适应新时代秩序转型的需求。

　　第三，贡献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暴发以后，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外交，主张加强国际抗疫合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包括生命至上的人类价值观、卫健结合的综合安全观和守望相助的共同利益观三个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新时代国家处理彼此关系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新冠疫情更加证明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共生性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靠路径。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