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有能源危机，其核心是天然气价格暴涨，影响到欧洲和亚洲的买家。有粮食危机，这是由世界各地粮食价格的高通胀造成的，食品价格的高通胀给数亿人带来了痛苦和困境。有经济危机的威胁，因为世界三大经济活动中心同时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美国是因为美联储为对抗通货膨胀而迅速加息，欧洲是因为能源短缺和高通胀，中国是因为面临疫情和房地产市场收缩的双重影响。随着强势美元和美联储加息给几乎整个世界带来压力，同时新兴市场的债务险情日益加剧，金融危机的阴影挥之不去。最后，若隐若现地，气候危机面临划时代挑战。为了应对这段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时期，亚当·图兹（Adam Tooze）等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多重危机”的概念，即多个压力领域相互作用且相互纠缠，给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带来重大挑战。

　　在这些压力的多重来源中，有两个尤其突出，占据了新闻头条，其后果和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特别重大。它们是全球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新事物，与我们的人新世（Anthropocene）时代有关。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来自自然的冲击，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日益加深的侵入和重塑。这种病毒利用全球化所造成的深层相互联系，迅速传播并影响到整个地球。后者更为传统，是一场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重大冲突。尽管这是一场欧洲危机，对冲突双方和邻国影响最大，但由于大国的参与以及它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紧张，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蔓延到了全球。尽管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性质不同，但它们的发生环环相扣。它们的共同影响，正在加快国际秩序向真正的多极化转变。

　　本文旨在分析这一转型，以及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两场危机表明，西方大国凭借其依然相当强大的国力所能产生的影响具有重大局限。不仅如此，这两场危机由于促使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还进一步增强了主要非西方国家的力量，从而带来了上述多极秩序的兴起。本文的结构如下。我将以20世纪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和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提出的观点为基础，首先讨论国际危机在一般博弈——表明谁在国际体系中掌握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在促进国际政治变化方面——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我将讨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暴露出了目前全球什么样的权力等级结构，认为这两场危机证明了西方大国在经济、技术、金融和军事实力上继续领先，与此同时，中国独自上升到了它们的行列；但在当今世界，非西方国家增强了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使自己的外交和经济伙伴多样化，西方大国的影响力也受到了限制。本文接下来的一部分，强调了因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而加速发展的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地缘政治的重组，形成了大国的对立，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大多数国家都渴望置身对抗之外。第二个趋势是世界经济管理范式的转变，从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提高国际供应链的效率，转向重视经济安全，以防范技术泄露和对所谓供应链的破坏。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变化的结果都赋予不结盟的国家以权力，并带来一种多极秩序，其特点是管理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安排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具有动态性。本文最后反思了这种多极秩序对国际社会集体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意味着什么，因为像流行病或气候变化一类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在眉睫。

　　危机与国际关系的变化

　　任何关于国际关系中危机的讨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重大的国际战争以及国家间是如何走上战争之路的，如E.H.卡尔、汉斯·摩根索或罗伯特·吉尔平等经典现实主义学者所采用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本文中得到了部分反映，乌克兰危机及其后果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新冠疫情的影响——提醒我们，并非所有国际危机都涉及武装冲突。历史上，经济危机和流行病一类的自然灾害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其影响往往非常深远。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全球化和人类活动重塑地球生态系统为特征的“人新世”时代，这一点或许更加属实。如果采用一个包括所有这些类型的事件的广义定义，那么，就可以将国际危机描述为一种中断国际关系正常进程、需要所有有关国家的决策者采取例外措施加以应对的紧急状况。

　　在本文中，我将聚焦于此类国际危机的两个特点。第一，它们揭示了谁在国际体系中真正拥有代理权和决策权。第二，它们可能释放出改变国际关系正常格局或者说改变国际秩序的力量。在阐明危机局面的启示性方面做得最多的作者，可能是德国政治和法律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令他终生羞愧的是，他是纳粹的同情者）。其《政治神学》的著名开篇声称，“主权者即是就例外状况做出决定的人”。他所指的“例外状况”，是一种危机状况——通常是战争或严重的内乱——在这种状况下，一国法律制度的正常规定不再适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重建秩序和稳定。因此，施米特认为，被赋予国家主权的个人或群体，有权决定何时必须中止国内法律秩序，并决定何时必须采取特殊的政治措施以应对特殊状况。在该书正文中，他进一步将例外等同于神学思维中的奇迹，即一个揭示神的存在的事件，对宗教信徒来说，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真实”本质。根据这个类比，只有在例外状况下，人们才能观察到谁在一个国家内部真正掌权，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影响当下的事态以恢复常态。

　　施米特对主权的理解与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民主权受到宪法秩序的推崇和制约，人们在这两种主权之间的对立上花了许多笔墨。然而，我们不需要参与这种争论，就可以认识到施米特对危机状况的启迪性本质的分析的洞察力——关系到国家和国家权威的“真正”本质。施米特在例外状况和奇迹之间的类比，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危机通常表明了国际社会中谁掌握着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可以如何动用和不能如何动用。下一节，我将讨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个案。

　　在此之前，必须指出国际危机的第二个特点，即它们可能促使国际秩序中酝酿已久的变化突然降临。彼得·卡岑斯坦和露西娅·塞伯特（Lucia Seybert）提出的“控制权”和“可变权”（protean power）之间的区别，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框架。控制权是国家领导人塑造其环境并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是一种国家试图加以运用来控制危机状况，以保持或重新确立其对事件发展进程实施掌控的权力。然而，卡岑斯坦和塞伯特还指出，突发状况和不稳定状况本身也会产生“可变权”，或“对不确定性的即兴和创新反应的效果”。当决策者对危机作出反应时，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带来他们自己未必预期将会发生的政治制度变化。这些后果和变化可能会赋予“政治事业家”权力，以在没有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不可能采用的方式推广革新思想，推进其优先事项。反过来看，这些后果和变化往往使与那些被认为助长或加剧危机的政策有关的政治行为体失去合法性。最终的结果是改变权力的平衡，使天平向新方法的倡导者倾斜，尽管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变革，尤其是激进的制度变革。此外，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在没有任何警告信号的情况下“意外”出现。相反，种子通常在危机之前就已种下，政治事业家提出的想法已经成为政策辩论和公众意识的一部分。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危机往往会加快变革进程或使其突然降临，而不是从无到有地产生变革。或者，用卡岑斯坦和塞伯特的话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危机释放出的可变权在一段时间前就已经积蓄起来了。因此，危机是刺激创新的动力，可以使已经“四处漂浮”但尚未得到充分接受或以具体政策的形式成型的想法得到实现和实施。在下文中，我将重点讨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后果，阐明这两场危机如何揭示目前国际社会的掌权者是谁，是谁促使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变化。

　　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大国的韧性和局限

　　在进入这一论证的核心之前，需要简单描述本文所使用的“国际秩序”是如何理解的。我遵循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将秩序从广义上定义为“维护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基本或首要目标的活动模式”。因此，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化，意味着将重点放在国家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以及国际活动的常规模式和国际制度的运作所产生的相应变化。正如英国学派的学者和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国际社会中最强大的国家在管理国际秩序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国之间的关系对国际秩序的形态具有巨大影响。

　　如前所述，危机状况发生时，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一个社会中谁掌握权力，以及权力如何被使用。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两个事件综合在一起，很好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全球权力等级体系的复杂现实。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金融和技术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其居于优势的实力今非昔比。

　　首先以新冠疫情为例。疫情表明，尽管人们常说“西方衰落，其他国家崛起”，但真正称得上跻身西方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达到全球经济制高点的，只有中国。西方国家能够动用大量公共资源应对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冲击，而新兴国家因担心债务负担而遭受金融市场的压力，这凸显出这些国家通过政府项目支持经济活动的可处置空间很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展示了惊人的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能力，相对迅速地重启正常经济活动，控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

　　在疫苗开发方面同样如此，在欧洲大陆的帮助下，能够设法很迅速地生产和制造最有效和最具创新性疫苗的是英美的公司，而在西方以外，只有中国能够生产足够有效的疫苗以广泛分发。俄罗斯的“斯普特尼克”（Sputnik）疫苗因普遍受到怀疑和生产问题受到困扰，在国内外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印度试图将自己确立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疫苗制造商，但在实现其雄心时面对重大挑战。世界其他国家被迫排队等候，因为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直至自己国家人口的疫苗接种程度达到足够高水平时为止。中国成为全球大部分人口的主要疫苗供应国，但中国无法单独应对如此大规模的需求。即使在疫苗生产真正增加并能满足大部分全球需求之后，在全球南方许多国家，疫苗分配和分发的后勤工作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因此，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尽管许多新兴市场多年来增长迅速，但从经济资源来看，西方和东亚的老牌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现在中国也名列其中。新冠疫情还突出表明，作为国家实力的源泉，科学技术日益重要。高效新型疫苗（美国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生产的mRN疫苗）的迅速研制，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显示了美国作为创新和尖端科学研究中心的持续实力。中国自己的疫苗研发也表明，它在技术上仍然落后一些，但正在迅速迎头赶上。这两个国家都能够将提供疫苗的承诺作为外交手段。美国和中国现在强调，他们决心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导者，以便在日益加剧的战略对垒中压过对方。其他重要的行为体，如欧盟、英国、日本和印度，也对重振（或者就印度来说，是建立）其国内技术基地的必要性表现出了新的紧迫感。不管来自哪里，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也都非常需要技术进步。因此，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国家实力的关键因素，决定着各个国家如何在大国竞争的“传统”地缘政治和“人新世”的新挑战中扬帆起航。新冠疫情使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而易见。

　　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乌克兰危机，它给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教训是，尽管技术实力在“人新世”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指标相当重要，但老式的军事实力仍然必不可少。在这方面，这场战争让俄罗斯的弱点凸显，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诉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实力。俄罗斯无法很好地利用其庞大资源，暴露出了其军事指挥、情报收集、体制结构、基础“无形因素”等方面的深层弱点，而所有这些决定了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军队和硬件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地面上的重大损失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并极大降低了它的威望，即其军事力量的光环及其在其他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影响。尽管俄罗斯仍持有大量重要资产——占据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世界上最广袤领土、支撑其经济韧性的大量自然资源储备、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但是，乌克兰危机暴露出了其号称坐居全球权力等级体系上层的主张是多么脆弱不堪。

　　另一方面，一如疫情在经济领域一样，这场冲突也彰显了西方大国在军事领域的持续实力。西方大国的援助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并证明了它们的武器系统在战场上相当有效。为了应对这场冲突，欧洲国家誓言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并加强北约联盟内部的合作与协调（北约增加了芬兰为新成员）。尽管西方所做的承诺将实现多少仍有待观察，但这将进一步维持西方已经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也暴露出西方的一些重大弱点。由于数十年来经费不足，许多欧洲国家在武装力量上人员不足，装备短缺，这意味着可以送往乌克兰的武器系统和弹药库存有限。过去几十年来，欧洲大陆的国防工业基础也在萎缩，仍然分散化，效率低下。美国当然不会遭受军事资金不足的困扰，并且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但战争也凸显了其国防工业的挣扎。在经历了几波并购后，美国目前的国防工业过于集中，难以跟上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步伐，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其他供应链问题，也无法应对增产要求。

　　乌克兰危机也证实了来自新冠疫情的教训，即西方技术力量仍然保持优势，并进一步突出了本文还未触及的经济实力的另一个方面，即金融权力。在技术领域，首先，美国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器等西方武器已经展示了其对俄罗斯投入战场的几乎所有武器的优势，而一旦俄罗斯最尖端弹药的库存耗尽，就不得不求助于低精度导弹和低技术含量的伊朗无人机。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限制也提醒人们，俄罗斯——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先进材料和知识的依赖程度有多高，这将给俄罗斯的未来国家权力带来严重后果。这些限制是对俄罗斯几轮经济制裁的一部分，其中意义最重大的是试图通过孤立俄罗斯中央银行和禁止其银行使用环球快速支付系统（SWIFT），实际上切断了莫斯科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这对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影响是直接而剧烈的，凸显了美元和跨大西洋金融网络在全球货币和资本流动中仍然保持主导地位。西方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制裁引发了许多关于美元主导地位弱化的讨论，但事实上，证据表明变化方向恰恰相反。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就已经十分明显，当时美联储的决策一如既往地决定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环境，而且，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美国的领导下密切配合以稳定金融市场。2022年，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此时的俄罗斯发现，一旦被美元体系隔断，它几乎别无选择，其主要替代选择（离岸美元市场和欧元）与美国市场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21世纪初那个位居全球经济核心的同一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令人兴奋的有关多元化的谈论，也丝毫无助于阻止美元走强或美联储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因此，乌克兰危机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依旧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技术和金融权力。然而，这种力量并没有转化为对国际社会其他地区的富有意义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和给予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没有说服克里姆林宫放弃。可能的原因是，这场危机也证明了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作为国家实力之手段的潜力。该国切断了对欧洲的大部分天然气供应，从而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痛苦，同时为自己的许多自然资源找到了替代买家，因此避免了政府财政储备的急剧减少。普京似乎相信，能源冲击最终会让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遭到挫败，尽管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危机所揭示的西方影响力的另一局限，让普京对这一判断充满信心。也就是说，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拒绝加入美国和欧洲阵营，向俄罗斯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其放弃针对乌克兰的计划。尽管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因违反西方制裁而遭到报复，但这些国家表示，这场冲突是一个欧洲问题，应该由欧洲国家和美国去应对，而且鉴于欧美国家自己的帝国主义和侵略历史，它们不应当指望会获得支持，反倒是应该更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制裁对世界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即使是通常被华盛顿视为重要合作伙伴的主要国家，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印度，也拒绝了与莫斯科断绝关系的呼吁，其理由五花八门：从依赖俄罗斯军售到当下地缘政治目标一致，再到廉价能源供应和利润丰厚商业机会的诱惑。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大国实力影响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之间的差异。两个事件说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在经济、技术、金融和军事领域仍继续居主导地位，但也显示出它们在试图利用这一力量为一项重要政策目标（即惩罚俄罗斯并迫使其撤军）获得国际支持时所面临的困境。因此，来自这两场危机的教训似乎是，虽说西方仍然强大，但自冷战后头20年无与伦比的西方霸权时代以来，这种力量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背景以及凭此力量可以实现的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一时期的错误和失败，以及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给了拉丁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的主要行为体以手段和意愿来伸张其自主性，并无视或拒绝来自西方资本的压力。

　　论及西方的失败因素，首先必须提及的是美国在2000年代的傲慢自恃，最明显的表现是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灾难性入侵，这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威望。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欧洲和北美经济的负面影响，它助长了对不稳定的金融业的危险依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鸿沟，最终导致公众强烈反对全球化。这引发了有争议的政治事件（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并使西方国家作为伙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下降。西方国家不愿在疫情期间分享疫苗，也不愿承诺为全球南方适应气候变化的艰巨任务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这只会加剧其吸引力下降的趋势。

　　新自由主义还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我们所讨论的西方失败的第二类因素——其方式是推动了一场教条而鲁莽的全球经济自由化浪潮，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一系列创伤性金融危机和冲击，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东亚。作为回应，受影响国家曾经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积累外汇储备到使用本国货币进行主权借贷变得正常化，再到发展相互支持的区域网络，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的金融韧性和抵御外来压力的能力。然而，这只是加强非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的一个经济因素。重中之重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处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中心，这一奇迹见证了东亚地区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另一个核心，可与西欧和北美经济相抗衡。随着世界各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以及对拉丁美洲、非洲、中东、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那些幸运国家的商品和能源储备需求增加等其他趋势，中国和东亚的崛起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不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格局，为全球南方的所有国家提供了谋求发展所需的新选择和新合作伙伴。这些国家越来越不依赖西方，越来越能够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经济财富或国家实力方面大大赶上了西方（自2010年代初以来，除东亚和印度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的增长已经停滞或逆转），而是因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更复杂、更具活力的全球环境，这种环境对西方大国塑造这种环境的企图更具抵抗力。

　　回到我们在本文开头引用的卡尔·施米特关于危机和奇迹之间的类比，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表明，西方主要国家，首先是美国，仍可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行为体，但它们的声誉已不复从前；中国现在已加入强国行列，能够发挥抗衡作用；世界本身的形态在过去20年中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限制了西方国家发挥其“神圣”权力的能力。过去三年发生的事件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现实。然而，不仅如此，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本身也促进了向多极国际秩序的转变。

　　新冠病毒、乌克兰危机和多极秩序的到来

　　正如我在上文所讨论的，危机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它们也往往释放出千变万化的力量——也就是说，改变政治制度的创新潜力——这种潜力在之前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但在应对正常秩序的破坏所带来的不确定和变化无常的情况下，它没有达到临界值。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也不例外。我在下面将强调这两场危机加快并具体形成国际秩序运行中的两个重大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大国关系结构重新配置为准集团，它们彼此日益敌对，而内部的凝聚则越来越紧密。这导致与准集团的关系定位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其他成员的关键外交政策问题。

　　多极世界中的集团对峙　

　　在2020年之前的几年，国际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这也许可以追溯到2016年，因为特朗普执政时期华盛顿转向公开对抗，引发了一场有关“新冷战”的激烈讨论。在过去的15年中，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显著加剧，尤其是在2007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而在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

　　当时，对于这种新的集团对峙，人们就已经作出大量预测，但过去三年的事件使其变得更为明朗。在美国，新冠疫情的传播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巩固了关于需要对抗中国的政治共识。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由于总统因对“强有力领导人”的钦佩而自身具有的相对鸽派本能、他对人权问题的不感兴趣（这些问题激发了美国其他政治机构的活力），以及他想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渴望，都对在他手下工作、更加鹰派的官员起到了制约作用。不过，在特朗普因应对疫情的拙劣反应而受到批评时，他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指责北京组织了一次“掩盖”，使得病毒得以在世界各地传播。高层态度的转变为政府内部的鹰派人士提供了机会，将他们所支持的政策向前推进，从对大电信公司华为的更严格限制，到对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的制裁，再到决定驱逐在美国领土上工作的中国记者和外交官。与此同时，新冠与中国的联系强化了美国公众舆论的急剧转变，并使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成为美国政坛不同派别罕见的共识领域。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总统大选变成了一场关于哪位候选人可以听起来“对中国更强硬”的较量，这确保了获胜的乔·拜登不会否定前任的强硬政策。

　　更广泛地说，对新冠疫情的回应并没有成为中美为造福人类进行合作的重要契机，反而成了相互竞争的叙事对象，突出了各自政治模式的相对优劣。在美国以及英国，对中国作为疫情源头角色的批评，与对有效疫苗的迅速开发及其在国内外广泛分派的赞扬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民主国家仍然不负所望的证据。另一方面，在中国，在西方国家面临大规模感染和高死亡率的情况下，政府在遏制第一波疫情并保持极低传播水平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功，被视为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证明。通过这种方式，这场疫情为那些试图将世界政治架构定性为政治制度之战的人提供了服务，并巩固了中美两国处在无法架起桥梁的鸿沟两边的感知。

　　在欧洲，与其说是新冠疫情，倒不如说是乌克兰危机，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它巩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是地缘政治对手，而非合作伙伴。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与中国接触的好处持怀疑态度，并对中俄之间的关系特别敏感（因为俄罗斯给它们的威胁感越来越强烈），它们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具分量。如此一来，乌克兰危机便有助于增强欧洲大陆鹰派势力的力量，使其更接近美国对待中国的立场。不言而喻，俄乌冲突对俄罗斯本身也带来了类似的趋同效应。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多年的紧张关系已转化为公开的敌对，使外交关系陷入长期冻结期。乌克兰危机使北约联盟重新聚焦于东欧防务，并揭示了其对美欧安全架构仍旧高度依赖。这场危机也被认为是一场民主的乌克兰为了西方理想而对抗威权主义威胁的战争。于是，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它也被用来推动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今的全球政治是不同政治制度所代表的集团之间的对抗舞台。

　　同样，在分歧的另一边，欧洲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以及对乌克兰的广泛物质支持，也证实了普京的信念，即他的国家正在与西方进行殊死博斗，而当前的冲突只是其具体表现。因此，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们导致了对立集团的靠拢。双方相互间充满怀疑，甚至充满公开的敌意。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全球政治中的核心作用，这将为整个国际社会重塑国际关系的常规格局。我已经在上文讨论了潜在的两个集团内部发生的趋同，这种趋同可能会加速。在西方阵营，由于英国脱欧后双边贸易规则的争议，欧盟和英国在经济领域中存在持续不断的摩擦，而由于拜登政府通过的基础设施、气候和技术法案中的保护主义条款，欧盟和美国之间也存在摩擦。欧洲国家本身之间的紧张和分歧，也是在这个面临重大挑战、多元化的大陆上国际政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尽管如此，通过最近建立的几个机制，如欧盟—美国有关中国的对话、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围绕着中国问题，在所有领域的跨大西洋协调合作正在加快步伐。2022年6月，北约还首次将中国指定为对西方“安全、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的共同“挑战”。同一份声明将俄罗斯描述为“对盟国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大和直接威胁”，同时认定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抗这一威胁将是盟国的核心使命。欧盟，尤其是法国，几年来一直在谈论加强欧洲大陆的“战略自主”，一些人将其解释为希望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并加强欧盟作为独立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能力。这种解释，一如既往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欧洲领导人一再强调，跨大西洋关系仍然至关重要，并认为战略自主是补充和加强与美国的共同行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取代它。随着北约因乌克兰危机而重新焕发活力，欧盟的首要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即加强其防御能力，并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部而非外部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虽然集团内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集团之间的关系却渐行渐远。乌克兰危机已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大部分关系。双方之间的贸易急剧减少，欧洲国家正在作出积极努力，尽可能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在外交上，除了与联合国相关的渠道以及后台渠道之外，不存在很快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前景，更不用说任何安全对话了。西方集团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完全破裂的可能性更小。这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下文将讨论这一点），但在外交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和欧洲都坚持认为，尽管摩擦不断加剧，但它们仍然希望维护稳定和非对抗性的关系，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时将彼此视为重要合作伙伴。中美关系更具争议性。美国强调，它寻求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合作，而中国坚持建立“健全和稳定”关系的必要性。然而，美国官员倾向于将中国仅仅描述为一个竞争对手，并在寻找新的对抗方式上表现得比寻找新的合作途径更为积极主动。另一方面，北京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改变其总体敌对的态度，撤销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和技术出口限制等措施，才能在共同利益领域实现稳定与合作。台湾问题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指责美国破坏现状，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而华盛顿几乎没有改变方针的意愿。即使世界避免像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冲突这样的灾难性事件（这种冲突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两场危机的规模将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两国似乎仍将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只为偶尔进行旨在防止全面崩溃的高层对话留出余地。尽管欧洲国家更希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稍微稳定一点，自己与中国的整体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一些，但正如上文所述，它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向美国靠拢。因此，考虑到跨大西洋的协调合作日益增多，欧洲很可能会被其盟友推向更多的对抗。

　　这一现实既为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创造了机遇，也给它们造成了两难困境。其中一些国家出于选择或必要，已完全与一个或另一个集团结盟。日本与欧洲一样，尽管与中国之间存在重要的紧张因素，却仍倾向于与中国保持稳定和健康的关系，但它依旧承诺支持并努力维护其盟友美国在东亚和世界各地的主导地位。它还跟随七国集团（G7）其他成员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努力减少从西伯利亚的能源进口。澳大利亚——西方国家在太平洋上的前哨，也采取了类似态度。位于地球同一边的两个较小的美国盟友新西兰和韩国也追随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继续致力于保持与美国的纽带关系，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然而，它们在完全与美国立场保持一致上仍然更加谨慎。相反，白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都因为其本国的内部问题（以及后两者的核开发计划）成为西方制裁和敌视的对象，它们在联合国的投票中表示支持俄罗斯，并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和与中国的关系。

　　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想加入其中的任何一方。我们已经在上文讨论了它们如何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施压的运动，这表明西方影响力的局限。在乌克兰危机之前，随着疫情导致中美对抗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对被要求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作出选择”表示不安，转而强调他们希望与这两个大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立场，是被一些人称之为新形式的不结盟的典型代表，令人联想起冷战。集团之外的大多数国家都乐于在对峙中置身事外，与任何同其利益一致的国家缔结伙伴关系，并与所有愿意分享先进技术、提供援助或投资以及在安全和防务领域进行合作的大国开展务实合作。不结盟会带来风险——成为破坏性大国竞争的战场，由于被一方认为与另一方走得太近而受到审查，或者不得不以牺牲与另一个集团的连通性为代价，采用某一集团的某些技术或商业标准。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利用大国之间的一系列相互较量来获得有利的合作条件，通过将自己确立为中立之地，使集团可以在此相互谈判或做生意，从而获得商业机会和影响力，或者利用竞争来提高自己所拥有的任何自然资源的价值。集团以外的那些受益于大型经济体、丰富自然资源以及拥有如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战略位置的主要国家，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它们吸引了集团的关注和青睐，使之竞相争夺它们的支持，同时利用自身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来维护其地区影响力，甚至以牺牲集团的利益为代价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却几乎少有可能遭到有意义的强烈抵制。

　　因此，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这两场危机改变了大国之间关系格局的形态，并因此改变了国际秩序的运行。集团内部的经济、安全和政治互动正变得越来越密切，而外部的互动却在减少。与此同时，其他主要国家的力量得到了提升，因为它们受到了关注，获得了重新定向的投资，并成了中间人和合作伙伴。因此，国际社会的新划分并没有带来一个让人联想到冷战的新的两极时代，反而似乎证实并加速了出现一个多极世界的趋势，在这样的多极世界上，国际政治更具流动性和复杂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保持持久的领导地位。诚然，就国家力量而言，西方集团集体上仍占有显著优势，但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这种优势不允许它规定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条件。于是，大国在这一新格局中的角色，并非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心方向来促进国际秩序，而更有可能是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联盟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联盟致力于塑造国际秩序以及从贸易、能源和自然资源市场到气候变化、发展援助、技术标准和网络空间等各种实践活动。其结果，与冷战刚结束后不久由美国主导的秩序相比，这种多极秩序将是一个显得不那么一致和稳定的秩序，但又是一个更具活力和多层次的秩序，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安排与体制在此共存，有时是令人不安地共存。

　　从自由贸易到经济安全　　

　　这种新兴的多极秩序与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单极秩序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指导它的经济范式不同。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将通过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实现经济全球化作为其核心目标，相信自由贸易和经济相互依存将为世界带来和平，并引导其他国家走向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追求国际供应链的效率，相信自由市场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源和投资的最佳方式，将成为这种全球化运动的指导原则。它为世界各地数十亿人提供了发展机会，并赋予了许多新兴经济体以力量——中国是其中的第一个——但在西方国家中，其绝大多数利益都被精英阶层所攫取，他们很少将利益重新分配给其他人口。全球化也未能带来所承诺的围绕自由治理而实现的趋同，未能使国际关系和平化。结果是，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了对自由贸易和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对，政策制定者对经济相互依存益处的幻想走向破灭。这些事态的发展，发生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并在2010年代持续了一段时间。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及的是，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由于担心双边贸易只会给中国提供资源和技术来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出现了与中国“脱钩”的早期言论。

　　然而，2020—2022年的事件，再次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两场危机带来的第二个转型是经济上的。疫情让西方决策者和商业领袖意识到，在如医疗设备等关键必需品方面对少数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以及以牺牲抵御冲击的韧性为代价而一门心思追求供应链的效率和成本节约，都会带来脆弱性。占据许多国际供应链中心的中国，是此类担忧的主要靶子。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2020年也是美国对华对抗政策的所有限制全面登场的一年，其中主要的努力是减少技术转让和减缓中国的技术发展。拜登政府加倍增大了这些努力的力度。作为回应，中国领导层推动了“双循环”战略，即国内投资和消费优先，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起辅助作用，并强调国家需要在科学技术方面自力更生。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大国对依赖他国的担忧。在西方，这场危机凸显了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潜在地缘政治对手的依赖问题，同时也使得密集经济交流将保证和平共处的概念失去可信性。在西方集团之外，它进一步证明了在关键技术上依赖西方以及在国际经济交流上普遍依赖美元体系所面临的危险。

　　2022年4月，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雄辩地阐述了这些观点变化的最终结果。她指出了全球贸易的三个转变，这些转变共同标志着脱离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推动的全球化模式的一个转折点。第一个转变，是通过努力创造冗余并使与私营企业发展业务关系的国家数量增多，重新强调供应链的韧性，而非强调其效率。第二个转变，是对“经济安全”的新关注，而不是关注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依赖。世界上所有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都已开始制定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对其供应链、先进技术和国内基础设施的控制，确保能源和原材料的获取，优先与被认为友好可靠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并在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建设本国国内的能力。最后一个转变，是加强区域贸易流动，即使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流动在减少，这是因为，各国都在其周边地区寻求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而在全球层面上已经不再能够获得这些利益。

　　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促成了这些正在远离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力量的联合。然而，这种势力确实面临着巨大抵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为果断地朝着新方向前进的国家是美国，它是此前的全球化模式的最大推动者。开创这一趋势的是特朗普政府，但拜登政府全盘继承了这一趋势。它设法在国会通过了几项法案，旨在重建该国的工业基础，并通过各种“购买美国货”的激励措施，诱使企业迁回美国生产，或者至少将其转向北美邻国。它已经转而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国际组织视为敌对关系。它还大力倡导“受信任国家”供应链的“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等概念，在限制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往来方面比其他西方国家走得更远。然而，它的盟友似乎不愿意紧随其后并完全放弃旧的范式。上文已经提到了欧洲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抱怨。更广泛地说，欧盟领导人强调，即使他们寻求实施改革以加强经济安全，他们仍致力于全球化。其中包括保持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开放性，一些知名人士强调，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和限定经济安全风险，并不意味着“脱钩”或结束经济接触。

　　当涉及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等先进技术产品时，美国在没有确保其盟友愿意跟随的情况下便一马当先。对欧洲而言是如此，欧洲的官员对华盛顿咄咄逼人的举动表示不安；对东亚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也是如此，华盛顿曾试图动员这些经济体参与其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倡议”。该倡议遭到了盟友的怀疑，它们不喜欢限制对中国出口关键商品的想法，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利润丰厚的市场。这或许并不奇怪，因为与美国不同，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并没有失去对基础广泛的贸易自由化的兴趣，最近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形式缔结了两个大规模的贸易协定。中国还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但已经申请加入。在一定程度上，这增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的分量，即尽管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安全并将“内循环”置于特殊地位，但仍然致力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尽管从单纯关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驱动的效率转向关注韧性和经济安全是确定的，而且过去三年的事件已经使这一转变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完全放弃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美国渴望翻过这一页。考虑到美国迄今仍居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并考虑到向上述地缘政治竞争和集团内部凝聚力推进的趋势，盟友们将不得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的政策转变。其他国家也将不得不适应。尤其是中国，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友岸外包”政策驱动和出口限制的影响，其技术的发展会受到延宕，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联系也会被打断。俄罗斯的经济前景看起来还要更加糟糕。然而，美国也面临着被孤立的风险，以及将国际贸易流推离美国本土而走向更开放的替代性选择。其结果很可能会既削弱美国，也削弱中国，并促使其他国家有能力驾驭经济开放和经济安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潮流。对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来说，这项任务尤其需要拿捏得当，但对于那些设法将自己打造为中国和西方的“可靠”贸易伙伴与供应商，或凭借自身国内经济和制造能力吸引投资的不结盟国家来说，将带来新的机遇。东南亚、中亚和印度似乎已经开始从这些机遇中受益。

　　因此，国际经济秩序似乎将朝着与国际总体秩序相似的方向发展，正远离受美国的偏好强烈影响的规则所支配的全球开放经济体系，但不会收缩为令人联想起冷战的内部紧密抱团而双方之间又联系甚少的集团，尽管西方与中国（以及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更准确地说，新的经济架构的特点，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多样的贸易和商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由一套重叠的区域或跨区域贸易和投资体制及双边协议加以管理。美国、中国和欧洲仍将是全球经济的三大核心，但它们对其他较小的经济活动枢纽的重要性可能会相对减弱，而原本会从一个核心流向另一个核心的贸易与投资，有一部分将会转移到这些枢纽。在这里，同样，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净效应，有可能促成多极国际秩序的兴起。

　　结 语

　　本文进行了两点论证。第一，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表明，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尽管它们仍然比国际社会的几乎任何其他成员都强大得多。第二，这两场危机加速了国际政治的变化，国际政治领域正在兴起一种多极国际秩序。从经济上看，国际供应链维持着全球经济的三大核心——美国、欧洲和中国，由于对经济安全和国际供应链韧性的担忧，推动全球化的贸易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动力正在某种程度上黯然退场。其结果是向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主要国家赋权，这些国家将尽力避免结盟，或被完全纳入他国的经济轨道。这些国家得益于大国力量制衡，得益于国际经济流从核心之间的相互交换中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结果，这些国家随时准备成为塑造国际关系规则和规范的关键角色。正在由此兴起的国际秩序是真正的多极秩序，由于牵涉到众多强大的行为体，以及摩擦不断加剧，这种多极秩序不太稳定，但也更具活力，因为不同的联盟有潜力形成和实施有时相互重叠的体制，这些体制有可能管控区域或全球层面的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从网络空间到能源流动，从医疗卫生合作到贸易融资。

　　如果说这种多极秩序为巴西、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国家提供了新机会，之后可能还会为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提供新机会来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影响力、构建新的伙伴关系并制定国际规则，那么，这种多极秩序同时也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正如本文导言中所指出的，除了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之外，还存在几种引起紧张的压力和造成不稳定的根源，它们构成了“人新世”的“多重危机”（polycrisis），其中最迫在眉睫和危及生存的莫过于气候变化。新冠疫情表明，由于大国对抗而瘫痪的联合国机构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现：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多边努力的时代，却很难协调应对危机或促成国际团结。不幸的是，西方、中国和俄罗斯似乎不太可能短期内在国际组织中建立某种形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尽管这与欧洲和中国的主张事与愿违。因此，国际政治组织面临艰巨任务。它们必须努力建立联盟，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哪怕现有全球多边论坛的效果越来越差。它们必须说服老牌大国承担起作为国际社会中最强大国家的责任，并共同为全球公共产品（如针对脆弱国家的金融安全网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支持机制）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仍然只能梦想达到发达经济体公民享有的生活水平的人口——在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中找到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未来就落在它们的肩上。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