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 1934-2021），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中国道教正一派道士，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

　　施舟人先生早年于巴黎大学攻读中文，后于法国高等研究院跟随康德谟（Max Kaltenmark）教授和石泰安（Rolf A. Stein）教授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以《〈汉武帝内传〉研究》为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62年受聘为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后，前往台南开展田野调查，研究道教这一活着的传统，以道士为师，学习道教仪式，后来完成的《道体论》一书就是基于台南的田野调查和学道经验，结合扎实的学术研究写成的。1970年，施舟人先生回到法国，担任法国高等研究院中国宗教讲座教授。1975年牵头成立欧洲汉学学会，在次年的巴黎年会上发起“道藏研究项目”，获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此后，他积二十余年之功，带领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劳格文（John Lagerwey）等学者精研明代《道藏》，对其中1400余种道籍进行系统梳理，重新考证断代、撰写提要，2004年出版的《道藏通考》获得全美宗教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学术最高奖，成为当今道教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1990年开始，施舟人先生在北京发起并主持大型国际汉学项目“圣城北京计划”，对北京的近代寺庙、道观、祠堂等进行调查，为中国地方宗教研究提供了范式。2013年，他与夫人袁冰凌女士设立了“爱山”道教名山环境保护研究项目，从道教的角度研究“洞天福地”以及道教名山对多样性环境保护的作用。

　　施舟人先生作为法国汉学领域的第四代研究者，继承了法国学术的治学风格，其研究兼具文献和田野之长。他的研究领域涉及道教与地方社会、道教仪式、道教与民间信仰、近代道教发展等方面，代表作包括《道体论》（The Taoist Body）、《中国宗教》（La religion de la Chine: La tradition vivante）、《中国文化基因库》等。他与其他学者合作完成的《道藏通考》，是道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他曾主持由国家汉办组织的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翻译工作。先后获得儒莲汉学奖、法国荣誉骑士勋位、中国国家友谊奖。

　　2015年4月，施舟人先生应邀于北京大学开设讲座《追寻道的历程：欧洲汉学研究传统的回顾与展望》，笔者于京采访了施舟人先生。访谈围绕施先生的汉学研究之路以及法国汉学的发展情况展开，经施先生的夫人袁冰凌女士审定，刊发此采访稿，以为纪念。

　　通过经典阅读学习汉学

　　孙妙凝：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道教研究，请问您是如何与道教研究结缘的？

　　施舟人：这其实是比较偶然的。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喜欢美术，特别是中国美术。那时在整个欧洲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学中国美术史，那就是巴黎卢浮宫的艺术学校。我家境窘迫，一边工作一边在巴黎求学。我发现，欧洲人不懂中国的书法和山水画。如果买一本世界美术史的书，90%都是西方美术史的内容。我当时虽然年轻，也觉得很可惜。欧洲过去的绘画大部分是宗教作品，其他的题材不多。而中国画中有山、水、树木和动物。到17、18世纪之后，在中国画的影响下，欧洲有关动物的画作才越来越多。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中国有山水画，直到现在我还在思考、研究这个问题。此外，中国的哲学思想也非常丰富。像中国这样连绵几千年而异常璀璨的文化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就开始学习中文，想研究一下中国的思想史。

　　孙妙凝：您在巴黎高等研究院的老师康德谟先生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康德谟先生的老师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他既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学者，也是汉学家。作为非母语的研究者，您和您的老师们是如何接受汉学研究的训练的？

　　施舟人：无论是葛兰言先生，还是康德谟先生，都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阅读。康德谟是葛兰言最好的学生之一，当时，葛兰言要求康德谟把所有存世的先秦文献通读一遍，康德谟为此花了好几年功夫，打下了坚实的文献阅读基础。这种汉学训练的方法很好，我觉得比现在美国的教育方法好多了，你们都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觉得很不对。在我们当时的课上，老师不会说很多，主要是看没有标点的原始文献。我听了康德谟很多年的课，到差不多两三年以后才开始初步了解他在说什么。他曾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老子《道德经》的前三章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们考证，非常详细。不过，像目录、文字、训诂这样的学问，我们都是靠自己学。那个时候做古汉语要12年，没有这么长时间能懂得什么？我自己从18岁到27岁都在学习古汉语。

　　孙妙凝：您当时在康德谟先生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汉武帝内传》，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呢？

　　施舟人：因为康德谟看过这本书，觉得有意思，就让我做这一块。但是这本书有什么可以写，他自己也搞不清，因为当时这个材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新的。我自己看过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其中有上清经，后来我发现它跟《汉武帝内传》也有关系。于是我就一步一步梳理出书的年代、内容及主旨。

　　现在看来，我写的那本书当然也有很多错误，但是还是第一次在国外有人了解一部分中国文学史，《汉武帝内传》是中国比较早的一部文艺小说，是literary，而不是一部经典。在这本书成书的年代，中国的宗教史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道教原来是一种民间活动——天师道，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上层精英开始接受道教，比如王羲之等。知识精英根据汉代道教思想，把上清经的思想转化成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汉武帝内传》。这个故事的内容是，汉武帝由于不了解上清思想，修道不成，就被神灵惩罚，很有教益。

　　一开始我完全看不懂这本书，但是欧洲的汉学有一个优点是需要翻译。这就需要吃透文章的意思。我们慢慢地读文本、查字典，考虑如何翻译。这对理解文本很有帮助。

　　孙妙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您所在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可谓群星璀璨，比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等。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施舟人：葛兰言和伯希和、马伯乐都是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的学生。伯希和很有天分，他的佛学和梵文很好，也懂得蒙古文、巴利文。马伯乐在法兰西学院的课多是公开的。马伯乐第一次把涵芬楼的《道藏》从头到尾地看完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

　　葛兰言是一个很特别的学者，他是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他很有思想，不过现在很多作品还未翻译成中文。葛兰言的中文没那么好，所以他的教学方式就是和学生一起读原始文献，老师先逐句翻译，再让学生批评。葛兰言有时翻译错了，学生不敢指出。之后葛兰言就开始解释、分析，过了几分钟，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我的翻译就不对。于是他就重新思考，直至找到那个正确的意思，他很聪明，敢于进行自我批判。我的老师石泰安也是葛兰言的学生。石泰安是非常有天分的人，他有一本关于中国盆景的书（The World in Miniature）非常好。石泰安是犹太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生活不下去，就跑到法国做难民，听葛兰言的课。

　　孙妙凝：您觉得葛兰言的优点在哪里？

　　施舟人：葛兰言真的把一些中国文化的基础了解得很清楚。葛兰言曾经在《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一书中阐述中国古代模仿动物跳舞的问题。儒在古代就是跳舞的人，孔子原来就是专门做这个的。现在很多学者不清楚儒是从前的牺牲活动、仪式里跳舞的人。他们认为这不够严肃，这是一个大错误，他们不懂古代礼仪。

　　孙妙凝：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和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您的影响大吗？

　　施舟人：是。我能成为法国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与列维-斯特劳斯关系很大，他为此出了很多力。列维-斯特劳斯觉得我的田野研究有价值。

　　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仪式，然而仪式的内容、意义其实很难分析。列维-斯特劳斯懂神话，而且他也是葛兰言的学生，葛兰言长期致力于神话的研究。神话跟宗教有关系，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联系。所以这方面工作我是比较独立地进行的。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方法，以及他对神话的分析是很有价值的，对我的帮助很大。

　　在田野实践中认识“活”的道教

　　孙妙凝：对于道教研究，您的老师康德谟可能比较侧重于文本，但您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其实道教一方面是经典的、文本性的东西，一方面也存在于实践中，您认为两者是什么关系？

　　施舟人：我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道，是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去研究、发现过的另外的一种新的境界。我的运气是那个时候在中国台湾南部，发现一些明代的经典文本和从明代传下来的仪式。是明末台湾的明郑政权从闽南地区带来并流传下来的。郑成功曾获在福州登基的隆武帝赐姓，郑氏家族与明宫廷关系密切，其军中有随明室南逃的宫廷道士。仪式方面的东西，你把它放到一个地方，它不会改变，很难改变。很少有人真的了解仪式的内容及意义，但其程序一经拟定很难改变。在台湾有明朝非常古典的道教大法，一直存在。

　　孙妙凝：20世纪60年代，您曾居留台南，拜在道士门下学习道教科仪，为什么会做这种选择？学做道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施舟人：研究道教，你如果自己不学这个行业，就没法了解很多事情。中国人往往不说信不信道，实际上，没有信不信道的概念。中国人是知“道”，不是信道。

　　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会花很多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投入道教的科仪。人们对待仪式的态度非常认真，他们就怕我不严肃，做得不好。我认真做，就可以了。道士在社会里也是特殊的人，他们觉得外国人很好玩，而且我是一个小徒弟，不穿鞋子，打鼓、打锣，只要我做得好，他们就会认可我。他们很认真地、很实实在在地把我当做他们的徒弟，所以我做错事情，也是会挨骂、被批评的。但是我学得很不错，跟他们学了七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做那个仪式。所以为什么你们不去学呢？去跟乡下的那些团体，去跟法师学，他们都是活着的图书馆，他们认识的东西多极了。

　　孙妙凝：其实在很多研究者看来，研究道教并不需要真的学做一个道士。您认为需要吗？

　　施舟人：需要。你没有真的去做过，没有这个知识，就没办法做研究。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八年，八年以后，我的小孩已经大了，我必须回法国，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就帮助我，给了我一个位置。我就要继续研究科仪，但是其他人对这个没有兴趣，他们觉得仪式研究很无聊，很形式化。我还想要研究一些抄本，它们都是手抄存下来的，已经几十代了。研究那些抄本，需要先研究《道藏》，所以我就开始做《道藏》的研究。

　　道教文献整理是必须要做的事

　　孙妙凝：后来您就由此转入了文献研究？

　　施舟人：对，我得到了欧洲基金会的支持，开始做欧洲的道藏项目。这个项目由我主持，一共是二十多个人，而且我最重要的助理就是劳格文。我们做了六年，差不多做了一半，就没经费支持了。然后我就自己花了十几年，和傅飞岚、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等几位年轻学者把另外一半做出来了，这样才最终完成。我想这是基本的，必须做的事。

　　孙妙凝：当时就没有很好的文献整理是吗？

　　施舟人：都没有，因为道教就很缺乏文献整理，它的历史概念是不一样的。道藏经的书也没有作家的名字及成书年代，《太平经》《灵宝经》是什么年代的书都很模糊。而且道教的一部分书只有道士看，所以一般的目录学也没有用。当时，我们二十多个人，花了两年时间给道藏经编了一个索引。

　　孙妙凝：你们在国外编撰《道藏通考》的时候，有搜集文献的困难吗？

　　施舟人：没有，这些文献我们都有，我们的图书馆是很好的。从伯希和和葛兰言开始，学者大量地购置中国文献，他们很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

　　孙妙凝：您这个团队都是外国人吗？

　　施舟人：都是外国人。这也是一个培养学生的方法。后来任继愈也同意合作。我想，这样的合作也许可以培养新一代道教研究的学者。我们编了《道藏通考》，对道教的研究帮助很大。

　　孙妙凝：早在1970年，您就结束了台湾的田野调查，但直到1982年, 介绍台湾地区民间道教文化习俗的《道体论》一书才出版，为什么会相隔那么久？

　　施舟人：一方面我忙着做《道藏通考》，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考、沉淀的过程。我思考的是，应当从哪一个角度来写这个东西，如果只做记录或是写成旅行游记没有意思，需要上升到学术的、理论性的思考。我的出发点是道教的“一人之身，一国之象”。我们自己的修养和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人的身，一国的象，就是说人的身体跟社会是有关系的，我们对外面世界的看法也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有关。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把疾病和污染联系起来，并归因于政府，这种现象很普遍。事实上，把政治、社会和自己身体的健康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思想里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所以有一个social body和physical body的关系。西方学者之所以看我的这本书，也是因为有了新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种观点，就是报告文学了。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你们也可以自己做田野，提炼出新的理论。

　　孙妙凝：您曾经说过从《道藏》可以看出道教具有涵括性的特质，为什么这么说？

　　施舟人：《道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它传达了大多数先秦哲学家的思想。而且，它也是理解中国文学，比如唐诗、元曲、明代小说的一个关键。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观念。这种宗教融合的观念是在灵宝仪轨中呈现出来的。灵宝科仪是有涵括性的，它兼具佛教和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说，三教论是道教式的。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曾一度遭遇危机，《灵宝经》使得南方的道教传统、天师道与大乘佛教相适应。一种新的仪轨由此诞生，这就是灵宝斋。陆修静在收集、整理这些新文本的基础上编纂了《三洞经书目录》。此后道教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宗教，包含了神秘观念、寺院规范和大众信仰等各方面的宗教实践。有了灵宝斋科仪，道教的仪轨实践也最终确立了。基本上道士所举行的仪式都是灵宝仪轨。

　　总之，在此之前，道教作为神秘崇拜或寺院规范时曾一度是排外的。但此时它开始变得包容了。虽然修道者依然是与世隔绝的，但道众是很包容的，不是“道教信徒”，而是“同道”和“俗伴”。

　　道教实践对佛教的包容为后来的三教论奠定了基础。道教的“三教论”从不是一种综摄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不同信仰互相尊敬的态度。在现在的世界，宗教的涵括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包容和融通，现在世界上普遍面临的宗教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孙妙凝：您目前在做哪方面的研究工作？

　　施舟人：目前，我们获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支持，建立了“爱山基金会”（Aishan Foundation），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洞天福地”做进一步的保护和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对世界环境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都有着重要作用。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