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当代消费社会学成长轨迹回顾 

　　197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商学院研究学者弗朗塞思科·尼科西亚和罗伯特·迈耶（Nicosia and Mayer 1976）在《消费研究学报》发表了《迈向消费社会学》一文，呼吁以经济学和商科为主的学者关注消费行为的社会脉络与文化价值。为什么社会学家自己没有发出此呼吁呢？理由简单：直到当时，消费社会学作为建制化的分支学科迟迟没有成熟。1979年的《新版社会学词典》（Mitchell 1979）甚至没有收录“消费”词条。甚至到了1983年，《麦克米伦社会学百科全书学生版》也只有“消费者”（consumer）这个词条，其中的解释仍然只遵循经济学的供需关系（Mann 1983, p.65）。正如英国消费社会学家艾伦·瓦尔德回顾这一分支时矛盾地指出：物质的繁荣，尤其是20世纪初的物质繁荣，促进了社会学家关注消费（如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但时至 20世纪70年代，却仍只是由宏观经济学家以贫困与需求为导向研究消费（Warde 2014, 2015）。正如谷歌图书语料库（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消费社会学”（sociology of consumption）一词的词频变化所见，20世纪初至 20世纪70年代，消费社会学词频没有实质的增长。此后，该词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牛津简明社会学词典》也指出，这一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长迅速，格外多元（Marshall 1996, p.85）（见下图）。

　　不过，消费社会学走向成熟仍然任重道远。这一领域学者一方面尽量拓展资源，以跨学科的方式组建研究团队、建立网络和寻求发表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推动这一分支在社会学内部的建制化。以消费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生涯为例，可见一斑。他长期参与和主导成立于1999年的跨学科组织“消费研究网络”（Consumer Studies Research Network），并在两年后创办了《消费文化学报》（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他还于1996年首次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创办了“消费研究分论坛”，多年推动该学科接受这一分支。但是，直至2013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才成立“消费者与消费社会学”分会。不过，时至2021年，这一分会也只有213位成员，甚至不及较为冷门的“社会学与社会思想史”分会的272位成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社会学家只有213人，因为文化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分会成员也同样关注和参与消费研究。以消费者与消费社会学分会2021年现任委员来看（不计学生代表），8位委员有5位没有在自己的院系成员介绍网页中将“消费”列为自己的研究兴趣，而其他3位也多是将消费和不平等、文化、性别等兴趣并列给出。因此，作为相当晚近才得以建制化的社会学分支，消费社会学依然保持着跨学科或跨分支学科的合作传统。不妨再从工具书来看，目前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牛津消费研究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Consumption）和《劳特里奇消费研究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n Consumption），都不是以“消费社会学”为题的研究手册。但是，这两份研究手册的三位主编里，却有两位是社会学家（Wherry and Woodward 2019; Keller 2019）。

　　综合这段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消费社会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跨（分支）学科性；二是成熟晚。为此，当我们回顾这一领域发展的时候，应当考虑如何尊重这两点。因为消费社会学的跨（分支）学科特点，所以研究时既要充分参考多个社会学分支期刊，如《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也要参考跨学科的刊物，如《消费文化学报》。由于这一领域成熟较晚，所以经典与传统多是在回顾中“发明”出来的。不同社会学家往往给出不同的阶段划分和经典定位（例如，参见McCracken 1987; Lee 2000; Zukin and Maguire 2004; Arnould and Thompson 2005; Warde 2015; Keller 2019）。本文根据《劳特里奇消费研究手册》主编马吉特·凯勒（Keller 2019, pp.4-5）的说法，认为当代消费社会学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结构取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取向以及21世纪以来的实践与物质性转向。第一阶段，关注的是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范畴；第二阶段，关注的是消费活动的表达形式与文化动力；第三阶段，研究的则是消费社会学之前忽视了的消费品物质技术面向和日常生活实践面向。结合凯勒列举的各阶段名著，以及《牛津消费研究手册》对于日常生活实践面向的名著介绍，本文挑选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2015[1979]）（中括号表示该文献初版或中译本依据的外文版年份）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英国社会学家柯林·坎贝尔（Campbell 2018[1987]）的《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以及美国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2019[1979], 2018[1985], 2021[1994], 2009[2007]）的多部作品作为各阶段的代表作。由此，本文不仅兼顾各个研究阶段特色，也考虑到西方不同国家的脉络与传统。由于新兴的物质性面向在社会学界形成共识的经典著作传统，因此本文暂不考虑此面向。对于泽利泽的研究，虽然她的作品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具有先锋特点，突破较早，但其作品风格一以贯之，延续至今。此外，她的作品也是直到近年才得到消费、文化与经济社会学重新接受和肯定，因而列为第三波研究代表作（Wherry and Woodward 2019, pp.10-12）。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不仅介绍这三位社会学家及其代表作的情况，也会分别评述他们研究的后续批评与发展，最后尝试探讨他们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因此，下文会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前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三位学者及其引起的后续辩论。

　　我将布尔迪厄的研究概括为“品味区分”命题，意指消费品味是社会群体分层之间差异甚至厌恶的体现，将坎贝尔的观点称为“享乐欲望”命题，意指现代消费是为了追求享乐幻想的欲望感而非填补匮乏的满足感，将泽利泽的研究称为“亲密关系”命题，意指消费不仅是市场商品化行为，也在日常生活交叉至生命、家庭、性、儿童照护等亲密关系领域，因而也具有道德神圣化的逻辑。

　　同时，各个命题也遭到了反驳或延伸性支持。我既会指出品味区分命题在后续遭遇到的杂食性命题反驳——社会成员的消费品味是开放和平等的，不存在分层结构，也会再探讨布尔迪厄命题支持者如何再反驳或部分妥协。我还将延伸出坎贝尔的享乐主义命题所遭遇的类似反驳：社会成员的消费不仅是为了享乐，也为了需求的满足。在这一环节，我将分别呈现后续研究如何因应文明、阶层、心理、技术等不同研究层面与维度而提出或支持或反驳的经验数据和研究结论。相较前二者，亲密关系命题将更多以详述、澄清而非反驳、妥协的面貌呈现。我同样以泽利泽主导的四大领域为关注点，指出后续研究如何因时空情境与研究对象不同，进一步丰富了泽利泽的双重构想，甚至超越了她主导的领域，延伸到人与动物间亲密关系的消费研究。

　　在最后一部分，我将从两个角度尝试综合探讨上述三个领域的消费社会学研究：从横切面来看，三个命题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以及相互对话的可能性。从历时性来看，消费社会学发展并不是从理论框架到经验素材应用或验证的两阶段过程，而是以布尔迪厄、泽利泽和坎贝尔的范例性模型为基础的、理论与经验同步重建的过程。这意味着，当代消费社会学知识的增长，并不是光滑的单线积累，而是粗砺的多线重建。

　　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及其批判性发展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布尔迪厄在消费社会学领域以《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为代表，推动了“品味”（taste）的文化实践研究。正如《牛津消费研究手册》一书导言所说，品味已经成为该研究的主流核心概念（Wherry and Woodward 2019, p.6）。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世界是一个以消费品味或习性形成的区分性空间。这个空间划分出的不同社会阶层，可体现为人们所拥有的差异化消费品味，我称之为“品味区分”命题。

　　随着布尔迪厄的思想在英美社会学的拓展与传播（Sallaz and Zavisca 2007; Coulangeon and Duval 2014; Santoro, Gallelli and Grüning 2018, pp.21-67），这一命题也引来了反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杂食性”（omnivorousness）观点。该反驳方由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理查德·彼德森（Richard Peterson）发起，认为布尔迪厄相当于把社会阶层成员看成单一品味的势利者，但较高的社会阶层已经是杂食主义者，不仅消费属于该阶层的文化象征产品（如古典音乐），也消费被认为属于较低社会阶层的文化产品（如摇滚音乐）。双方阵营展开近30年的拉锯战，围绕文化消费（尤其是音乐）、食物消费两大领域，在《诗学》（Poetics）、《文化社会学》等多个期刊几番争论，但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胜败结局。在这样的僵持中，布尔迪厄式学者也在辩护的过程中吸纳和调和了杂食性观点。

　　以下，我先介绍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再陈述杂食性观点的对立性，最后指出布尔迪厄主义者的反驳与妥协。布尔迪厄的论证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布尔迪厄批评经济学对消费研究的问题，认为经济学只关注物品的有用性，因而不加区分地理解物品的价值。其结果就是，仿佛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个消费者”和“一个产品”（布尔迪厄2015[1979], pp.1, 29, 166, 344）。也许经济学能看到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但是他指出，“当相同的收入与迥然不同的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习性本身的有效性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布尔迪厄2015[1979], p.597）。也就是说，尽管多寡的经济资本可能导致不同的消费模式，但经济资本相同的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没有得到研究。为此，布尔迪厄（2015[1979], pp.595-596）才会谈到刚刚进入较高阶层的暴发户会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挥霍性消费是该阶层必要的生活方式。

　　第二，布尔迪厄的研究将消费的经济维度延伸到了文化维度。他认为，消费体现一种“品味”：体现出消费偏好，也体现出消费厌恶；既促进同类群体的集合，也导致对其他群体的区分和阻隔（布尔迪厄2015[1979], p.94）。正如“偏好”与“厌恶”的对照那样，这种区分逻辑不仅是水平的，也是等级性的，蕴含着神圣化的合法性逻辑（布尔迪厄2015[1979], pp.11, 53）。例如，巴黎或牛津的口音被认为更高一等，用于评判和贬低法国外省或英国其他地区的口音如何低人一等。由此，文化高低与经济多寡不仅仅是数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前者与后者具有合法、神圣/低等、通俗的区分。

　　第三，消费品味所体现的社会阶层区分，是基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三个维度。布尔迪厄的巧妙之处在于，社会阶层群体的区分不仅说明了人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总量，而且也体现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的构成关系，以及这两种资本的时间变化或社会轨迹。其中，资本构成是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相比，哪个多、哪个少；社会轨迹是指在社会流动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群体的资本构成或总量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与原生家庭及其阶层有所不同（布尔迪厄2015[1979], pp.182, 188, 190）。承接上段所说，较高的社会阶层将自身作为合法性文化，因而这个三维空间的高低区分便具有了评判性，让被统治阶层只得作为陪衬，既向上承认和追求高等的消费品味，但又由于阶层所限而使自己的消费品味只能处在边缘（布尔迪厄2015[1979], pp.1, 95, 393）。

　　第四，就消费社会学而言，布尔迪厄重点分析了文化消费（如图书、音乐）、食物消费以及外观（如衣服、运动）三个方面。在食物消费领域，从资本总量来看，较高社会阶层人群更会消费精致、清淡的食物，并且鄙视较低社会阶层人群以高热量和增肥的食物为主的饮食习惯（布尔迪厄2015[1979], p.294）；从资本构成来看，在较高社会阶层人群中，拥有较多文化资本但经济资本较少的群体（如教授）会重视异国风情的稀有食物，而较少文化资本的群体（如工商企业主）会重视浓重和丰盛的菜肴（布尔迪厄2015[1979], p.296）。在外观消费方面，运动方式也可以分为昂贵型（如高尔夫球）与便宜型（如跑步），并和社会阶层的资本总量分布相对应；同样，在较高社会阶层内部，经济资本较少的群体则不太可能选择高尔夫球等运动（布尔迪厄2015[1979], pp.338-341）。在文化消费方面，资本总量较多的群体更可能逛古董店和参加音乐会，而资本总量较少的群体的文化消费则限于通俗领域的纸牌游戏和公共舞会；在较高阶层群体内部，艺术生产者等作为文化资本较多但可能经济资本较少的分群体，更可能将消费投资放在严肃文学和艺术机构，而经济资本较多但文化资本较少的企业主等分群体，更可能只是阅读大众读物（布尔迪厄2015[1979], p.141）。从社会轨迹的角度来看，布尔迪厄没有逐个分析每个领域的每种社会阶层成员的生命历程变化，而是着力于研究暴发户群体和因教育成就而进入高阶群体的成员的第一代。在他看来，即使出身较低阶层的群体在后天达到了与出身较高阶层的群体一样的教育水平，后者在购买家具时也是更可能去古董店，因为该群体早就从上一辈继承了一部分，而这种消费可能对于出身较低阶层的群体来说比较陌生，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去专卖店或旧货场（布尔迪厄2015[1979], p.132）。反过来也是如此，刚进入较高阶层的暴发户对文化消费（如高昂的婚姻仪式、手表）的理解仍然只会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换算，他们还无法独立地看待这种消费对于该阶层的正当性和神圣性的意义（布尔迪厄2015[1979], pp.410，595）。

　　由此看来，布尔迪厄的消费社会学研究经由批评经济学的单一性，延伸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性，并指出了文化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的“合法、神圣与低等、通俗”的质性区分。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空间的三维属性：资本的总量、资本的构成以及资本的社会轨迹。围绕这三个方面体现的消费品味，布尔迪厄既作出社会阶层的高低之分，也指出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异质性，还分析了跨阶层流动时会具有的原生与后天影响。

　　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在最近30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最直白的理由在于，布尔迪厄的研究对象是处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法国，不宜将其观察结果概括到其他国家与时段（Lamont 1992, 2000），尤其是可能存在具有贵族传统的法国和没有贵族传统的美国之间的对立。理查德·彼得森及其同行反对社会阶层与文化品味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提出的“文化杂食性”观点，就是基于美国的当代场景下较高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例如音乐品味（Peterson 1992; Peterson and Simkus 1992; Peterson and Kern 1996; Rossman and Peterson 2015）。通过运用美国的公众艺术参与的多轮调查数据（1982年至今），彼得森等人认为阶层高的社会群体不再是“文化势利者”，因为他们也会消费通俗的文化产品，“对欣赏一切事物具有开放性”（Peterson and Kern 1996, p.904）。最有代表性的数据是来自他在1992年的开山性论文：在较高社会阶层群体中，只有约30%的人会偏好古典音乐，只有约6%的人会认为自己最喜欢歌剧，这意味着他们也会喜欢和消费乡村和摇滚等通俗音乐，品味更杂食多样（Peterson and Simkus 1992, p.158; Peterson 1992, p.250）。彼得森还进一步作出两项细化分析：美国民众的杂食性是有限度的，因为大多数人会只喜欢不超过5种类型的音乐，不会有无限或过多的偏好。同时，美国民众的杂食性水平历时变化上呈现倒U形，也就是说，在1982到1992年间杂食性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此后的数据显示为下降趋势（Rossman and Peterson 2015）。这样的趋势判断也被最新的一份研究用新数据再次证实（Ma 2021）。

　　彼得森的研究似乎让人觉得这不仅是美国与法国的差异，也是当代与20世纪60—70年代的区别。因此，也有学者回到历史当中寻找杂食性现象。有学者分析了19世纪初意大利的古典音乐乐谱销售纪录，指出消费古典音乐的原因更多的是取决于一个人过去的消费历史，而非他的社会阶层；并且，一个人消费数量越多，涉及的古典乐品类也越多（Nuccio, Guerzoni and Katz-Gerro 2018）。费什曼和里查多（Fishman and Lizardo 2013）也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较历史分析指出，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转型后就出现了音乐品味的杂食性倾向，但由于前者更强调共识性民主转型，后者更强调民主化的社会动员与参与，因而葡萄牙有更强的杂食性水平。

　　从历时变化来看，除了上述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消费品味方面，学者艾伦·瓦尔德也证实，即使在同样有贵族等级制度传统的英国，如今的食物消费也呈现杂食性特点。由于他在曼彻斯特大学带领的食物消费社会学团队保持连续性研究传统，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发现外出就餐消费的品味存在较高社会阶层偏好外国美食、较低社会阶层偏好本国族美食的区分，但是到了2015年则发现，已有50%以上的社会成员在过去12个月既外出吃英国传统美食，也会吃意大利菜，并且杂食性在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里更为明显（Warde and Martens 2000; Warde, Whilans and Paddock 2019）。这样的杂食性群体性特征往往具有典型性，在其他研究中也被证实（Chan 2010; Oncini and Triventi 2021）。

　　杂食主义消费品味，蕴含着开放、平等与包容的意涵，又是布尔迪厄研究的反命题，因而不管是从现实旨趣还是从学术旨趣来看都受到学界欢迎，并在荷兰（van Eijck 2001）、丹麦（ 2010）、智利（Torche 2007）等地都作了测量并得到证实。但是，布尔迪厄的支持者也站出来，从理论与数据多个方面提出再反驳或调和，声援品味区分命题。他们用不同国别和时期的数据来源直接提出反驳（Plessz and Gojard 2015; Flemmen, Jarness and Roselund 2018; and Holt 2010;尤其是Brisson and Bianchi 2017，对布尔迪厄《区分》著作所作的复制性验证），值得关注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如果更严格地运用布尔迪厄的概念框架，品味区分命题可以得到部分证实。如上所述，布尔迪厄不仅考虑了资本总量，也考虑资本构成和资本的社会轨迹。但是，杂食性研究在量化分析中倾向于只关注资本总量（以加权的方式根据收入测量经济资本，以教育水平测量文化资本），但忽视、资本构成和资本的社会轨迹。为此，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尔·阿特金森（Atkinson 2011, 2016, 2021）作为坚定的布尔迪厄主义者，多次批评这个现象。他在其生活史访谈研究中指出，早期家庭环境对形成古典音乐爱好至关重要，因为要么父母可能精通古典乐，家中也可以接触到乐器器具，要么即使父母不了解但也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此偏好。这种成长环境和教育投资需要家庭要么本身就属于精英阶层，要么处在向上流动，因此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形成的社会轨迹对形成品味区分至关重要（Atkinson 2011）。阿特金森（Atkinson 2016）还对英国的文学阅读消费数据作了量化分析，认为不仅要考虑资本总量，还应分析资本构成关系。他指出，尽管冒险类、体育类书籍可能同时受到上层和下层男性群体的欢迎，但此类上层男性群体更可能是经济资本较多而文化资本较少的类别。如果观察资本构成的另一面就会发现，文化资本较多、经济资本较少的上层群体会阅读不受下层群体关注、更具象征文化意义的书籍，如古典小说、艺术与诗歌书籍。

　　第二，从品味区分作为反面的厌恶而非正面偏好的角度来讲，弗里德曼和魁珀斯（Friedman and Kuipers 2013）认为，布尔迪厄命题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消费品味看似杂食性的背后也有品味区分的蕴涵。杂食性研究往往是对消费品味测量偏向的正向选择，而非负面厌恶项（Brisson 2019）。但是，正如雅尼斯和弗里德曼（Jarness and Friedman 2017）的访谈方法论反思所显示的那样，由于开放与平等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所以精英群体受访时通常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多元性，只有当谈及自己深层的厌恶情绪时，才会暴露他们的区分世界和合法、神圣品味的倾向。因此，弗里德曼和魁珀斯（Friedman and Kuipers 2013）研究了英国的喜剧消费品味分层，指出喜剧的幽默审美并非自然而然，而是涉及道德界限（如是否涉及边缘群体）和知识解码（如某些“梗”需要知识背景）。因此，因文化资本的高低差异，精英群体和一般民众的喜剧消费品种会发生分化：即使两者在统计上会有些许交叉，但前者会厌恶后者的某些欣赏偏好，如只是喜欢纯粹搞笑的段子，或者拿不该开玩笑的事物开玩笑（Friedman and Kuipers 2013; Friedman 2012）。这种观点在食物消费领域也得到证实。雅尔瓦克和哈齐尔（2021）研究了土耳其中产阶级的外出就餐生活方式，指出他们具有跨越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杂食性差异，因为土耳其的本地饮食偏油腻，而中产阶级风格注重健康和营养。但是即使如此，中产阶级会以“脉络的依赖性”为原则，只将本地饮食作为工作时匆忙的午餐，而在家庭聚会（尤其是带孩子就餐）和商务聚餐选择中则厌恶这一选项。有时候，这种厌恶的表现并不直接，而是以纳入但又区隔的方式确立起来的。阿康米诺蒂、汗和斯托尔（Accominotti, Khan and Storer 2018）在《美国社会学学报》的文章，研究了纽约爱乐乐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迁。随着美国在这段时间的工业化，新兴中产阶级也逐渐成为古典音乐的消费者。但是，他们参加该乐团活动时，从未在包厢（即音乐厅中最好的位置）中占据主要席次，而是被安排到大厅等普通位置。因此，这种消费可称为“区隔性纳入”（segregated inclusion）——看上去开放平等的杂食趋势，只是将这些较低阶层的新消费者纳入其中，继续证明自己仍然高人一等。

　　第三，当关注低层群体时，品味区分问题仍然突出。文化杂食主义研究更倾向于考察精英群体而非低层群体的杂食性，但支持布尔迪厄观点的学者则会更直接关注这类群体。在食物消费研究领域，包曼、查波和约翰斯顿（Baumann, Szabo and Johnston 2019）通过对加拿大105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254位成员的访谈，揭示了此类群体确实符合布尔迪厄所说的“必然的品味”——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话语所宣传的理想饮食是健康的、更适合追求的，但是受限于成本和易获得性，他们的消费欲望更多受到熟悉和可预测的食物类别的吸引，因此以本国传统饮食代替异国情调饮食，以注意食量代替注重审美，并且偏好工业连锁品牌食材而非定制零售食材。在这些对比中，后者正是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更为偏好的饮食消费。

　　最后，即使研究精英群体，杂食性消费也可能是高度选择性的区分结果。不少学者指出，杂食性而非傲慢、势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精英地位表达方式——只有精英才能通吃高雅与通俗文化，展示面对不同际遇时的包容与淡然，而普通民众则只能限制在通俗文化当中，体验着阶级关系上的被排斥感（Khan 2011; Coulangeon 2017）。例如，弗里德曼和里夫斯（Friedman and Reeves 2020）通过考察英国精英群体生活方式在近一百多年的变化，指出尽管20世纪的前二十年形成了以古典音乐为代表的高雅品味消费，但二战后的流行文化趋势也让精英们变得杂食化，同时听一些不符合精英合法定义的通俗音乐（如乡村、电子、摇滚等类型）。不过，弗里德曼和里夫斯（Friedman and Reeves 2020）进一步分析了这些精英经常听的通俗音乐在音乐评分网站上的认可度，发现它们通常会排在前25%，这意味着精英们即使广泛地听通俗音乐，但也会比一般民众更具精英取向。

　　综合以上讨论，作为消费社会学研究结构流派的代表，布尔迪厄提出的消费品味所蕴含的分层结构体现在经济与文化资本在数量、构成与轨迹方面的多维性，也体现高低等级之间的神圣或厌恶的价值评判面向。后续发展的“杂食性”命题尤其以开放与平等为基调挑战了这种分层结构构想，但由于在概念测量、研究焦点、深层意义揭示等方面的不足，也再次受到布尔迪厄命题支持者的反驳或调和。我对后续双方文献的定位作了总结（见表1）。

　　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与批判性发展 

　　相较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社会分层结构角度理解消费行为的文化范畴，英国社会学家柯林·坎贝尔对于文化意涵的关注则更为直接，直抵消费行为内部的享乐主义与幻想欲望。这个“享乐欲望”命题在其《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一书中一经提出，就在英国和美国社会学、市场营销、经济史、历史学等学科收到10余篇书评进行讨论与研究，引起巨大反响。通过考察18世纪英国的消费革命如何受到宗教、艺术等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确定了消费主义精神的现代模式——不是基于感官与物品匮乏下的需求满足，而是在欲望引导下出现既获得又幻灭的交织性。从理论对话上看，与布尔迪厄类似，坎贝尔的“自我幻象式享乐主义”（self-illusory hedonism）同样批评了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研究。但与布尔迪厄不同的是，他还进一步反驳了马克斯·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命题，认为当时的英国已从禁欲走向追求享乐。

　　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包括四步论证：

　　第一，在经验上，坎贝尔的解释对象是18世纪英国现代消费社会的形成。他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并非20世纪末期社会的新特征，而是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革命，而且是消费的革命（坎贝尔 2018[1987], p.5）。在这一时期，英国诞生了休闲主义的思潮与运动，流行时尚也开始出现。休闲与时尚尤其反映在小说阅读产业（坎贝尔 2018[1987], p.24）。伴随着歌德式小说的风行，现代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和时尚穿插在一起，形成了类似于当代社会的休闲消费浪漫化的特色。这样的浪漫与休闲消费，反映了当时的新兴消费力量——中产阶级的生活。借助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坎贝尔指出中产阶级的消费品往往不是必需品，而是玩具、钮扣、蕾丝等小玩意儿，以及流行小说、美容产品、服饰等时尚品（坎贝尔 2018[1987], p.22）。

　　第二，在理论上，坎贝尔的解释对象是作为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享乐欲望。基于上述历史经验考察，坎贝尔转向理论分析，进而指出这样的解释对象的不同特点：以18世纪英国社会为界线，消费主义精神的现代版本和传统版本有什么不同？坎贝尔指出，“现代精神”下的消费者是“有规律且永无止尽地产生想要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欲望”（坎贝尔 2018[1987], p.51）。这种欲望是以享乐或快乐为导向，与前现代消费观下的需求满足不同。如果说需求满足是以真实物品的匮乏为基础，致力于恢复感官需求的平衡，并且可以得到任何人的外在评估，那么享乐主义或快乐则是以体验的感觉为基础，需要环境中持续更新的刺激，旨在激发和吸收正向的反应（坎贝尔 2018 2016[1987], pp.34-36, 51-56）。前者反映在中古时代英国的消费观如何围绕从饥饿到饱腹的分析（坎贝尔 2018[1987], pp.57-60），后者的案例是“只逛街但不购物”的现代时尚消费体验（坎贝尔 2018[1987], p.78）。由此，坎贝尔认为欲求不满足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常态，因为快乐的来源并未成为真实的购买与拥有，而是产品的象征意象带来了想象式享乐，但一旦拥有并变成现实，又会产生幻灭感，从而再产生和追求进一步的欲望。正因为如此，坎贝尔才将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称作“自我幻象式享乐主义”，它是“欲望—获得—使用—幻灭—更新—欲望”的循环（坎贝尔 2018[1987], pp.10, 78, 178）。

　　第三，坎贝尔的解释逻辑，在于寻找为当时时尚消费的享乐欲望提供的正当理由——18世纪的艺术与宗教思潮推动的浪漫伦理（坎贝尔 2018[1987], p.27）。在宗教方面，17世纪加尔文教的“预选论”影响下的新教徒，为了确证自己是上帝选民，既要财富积累，又要禁欲消费，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伦理正当性支持（Weber 2001[1930]）。但是，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命题放在历史进程中看，坎贝尔认为，加尔文教之后的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从生产伦理正当性转向了消费的伦理正当性（坎贝尔 2018[1987], p.7）。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努力挣脱过于严格和封闭的加尔文教义，从悲观禁欲的恩典预定观发展为乐观的普遍慈爱观，要求教徒彰显内在的神性，而不是思虑、担忧自己的罪责（坎贝尔 2018[1987], pp.100，107，113）。那么，人们的道德理想不再是“我如何才能得到救赎”，而是“我如何才能彰显内在神性”。因此，新教徒的生活方式不再是禁欲和自我担忧，而是承认情绪欲望和自我肯定——生产，而不是消费，就可以在这时候登场。

　　当追求欲望与快乐的动机得到宗教的合理支持，这股文化浪潮便也得以席卷文学艺术等领域，形成了一股社会文化变迁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诗歌方面，坎贝尔特别引用颠覆古典主义美学、开拓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所言：“人要臻于至善，必须不时想象，而且要全盘投入，他人的痛苦与快乐都必须化为自身感受才行。趋于道德良善的利器就是想象力：诗歌则是依此达到目标”（引自坎贝尔 2018 [1987], p.162）。当时兴起的浪漫主义艺术，追求的是唯美主义（如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崇尚的是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如鄙视功利营生，倡导浪漫刺激），既承认个人自主又追求想象世界，既排斥现实情况又不断更新流行风尚，既不满于舒适现状又渴望新的欲望（坎贝尔 2018 [1987], pp.152-156）。这样的特点到了消费领域，才会形成上述第一点所说的小说流行阅读和休闲时尚的浪漫爱情化。

　　第四，结合理论与经验、解释对象与解释逻辑，坎贝尔指出经济学观点无法解释这种“现代消费主义精神”或英国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他批评说，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是基于三个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欲望是出于非历史的动机，消费的目的是感官满足最大化（坎贝尔 2018[1987], p.37）。这样的经济学解释无法理解购买了产品或服务之后为何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想要购买新的产品或服务，也将无法回答18世纪英国社会兴起的历史特殊性（坎贝尔 2018[1987], p.39）。

　　纵观坎贝尔的“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与浪漫伦理”研究，虽然关注点是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尤其是时尚消费领域，但其观点尖锐新奇，既让学界觉得颇有冲击力，又觉得切合现代社会之下消费者的境况。遗憾的是，坎贝尔本人并没有参与此论点的后续当代应用与再发展。尽管他也陆续撰写了一些消费社会学评论（Campbell 1991, 1997, 2003, 2005, 2018[1987], pp.1-49），但他的主要兴趣转向了重新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即他的主要对话对象），继续发展行动的动机与正当性理论（Campbell 1992, 1998, 2003, 2006, 2009）。这是遗憾，或许也是幸事。后续的消费社会学学者自由地诠释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并与之对话。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消费研究对文化逻辑的重视，坎贝尔提出的想象、欲望、享乐等概念也逐渐扩散。相较于同时期的类似研究来看，坎贝尔的研究是罕见的专著作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框架明确、材料细致的对话资源（可对比Holbrook and Hirschmann 1982）。尽管有些学者也陆续运用其他关于想象或享乐议题的思想家资源，但目前尚未引起同样的重视（Jenkins and Molesworth 2018）。与此同时，消费研究学者还频繁地将坎贝尔的作品纳入到“想象与欲望”议题的文献综述，起到了有效的引介与传播作用（Belk, Ger and Askegaard 2003; Jenkins and Molesworth 2018）。

　　不过，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在消费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遭遇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当代时尚消费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又岂能以此命题概括所有行业、地区甚至消费者的文化与动机？尤其是坎贝尔激进地建立了需求满足（前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与享乐欲望（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二分法，招来了诸多批评。坎贝尔的历史叙事、地区特点（即18世纪英国）也让以当代研究为核心的消费社会学家重新思考，在他们的田野或数据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享乐欲望或需求满足的后果。

　　参考这样的反思，本文从阶层、技术、历史和心理四个方面解释消费现象如何呈现出享乐欲望（后果1）或者如何兼顾享乐欲望和需求满足（后果2）。

　　第一，从社会阶层角度看，不同阶层群体会有不同的享乐欲望想象，导致其消费取向也可能将理性的需求满足纳入进来。特尔希-安娜（Terhi-Anna 2002）以芬兰的量化数据研究反驳了坎贝尔命题。她指出，坎贝尔的现代享乐主义将欲望变得过于一般化了，反而显得不合实际，需要分类讨论：一是有些消费品的欲望可能是跨阶层的、无止尽的（如更多的旅行、更大的房子以及一定的休闲时尚品）；二是随着人们的年龄增长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人们对休闲与时尚品类消费欲望会削弱；三是有些消费欲望只有随着收入增长才更有可能出现，比如艺术收藏品。美国学者罗宾·谢里弗和伊丽莎白·秦（Sheriff and Chin forthcoming）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发现了消费欲望的阶层制约性。她们认为，既然欲望常常和想象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可能让受访的大学生撰写自己梦境中关于消费片段的日志。通过分析这些日志，谢里弗和秦发现，消费的享乐欲望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中上层阶层背景和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都会梦到自己实现人生抱负和消费名牌衣物鞋饰绑在一起。但是，她们也发现，工人阶层家庭的学生表现了更多的选择性克制而非欲望的放纵，因为他们更容易认为部分消费品价格超出自己的预期和支付水平，因而即使使用起来也会产生不适感。

　　第二，从技术的角度看，消费欲望也具有当代互联网时代特点。德内格里-科诺特和莫尔斯沃思（Denegri-Knott and Molesworth 2013）根据对64位网络游戏爱好者和网络购物爱好者的访谈，批评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预设的个人主义精神忽视了当前消费场景中的技术镶嵌情况。他们进一步提出，消费欲望是人类与软件的混合体（human-software hybrids）。那么，坎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欲望幻象是如何在这个混合体中呈现的呢？德内格里-科诺特和莫尔斯沃思指出，如何找到想要的消费品，已经改由软件承担，但软件既会唤起消费者的欲望与想象，也要使得欲望变得更加有利于管理，这样反而让人们转向需求满足的实用目的。具体来看，不管是易贝网（www.ebay.com），还是在《魔兽世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的网络游戏），都已经通过建立匹配系统让消费者的欲望更加聚焦和有序化（比如游戏里推荐想要升级的装备、网购中推荐购买的物品）。同时，互联网常用的“愿望清单”功能，也激发了消费者提前想象与释放欲望，让人们能够随时保存和提醒自己的欲望。但是，两位学者也随即指出，这些技术化的功能让欲望消费中的情感成分被弱化，反而让这种消费成了一种项目或任务导向的活动。因此，受访者甚至表示，当“愿望清单”中“消费事项”变多时，他们甚至产生“厌烦”、“无聊”的逆反情绪，从而导致精简和管理化的过程，引起了对需求满足的反思（Denegri-Knott and Molesworth 2013）。

　　第三，也有学者从历史反思的视角，以跨区域、跨时段的方式尝试分析奥斯曼帝国和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波兰的情况，分析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体制对消费欲望产生的影响。卡拉贝巴和吉尔（Karababa and Ger 2011）探讨了享乐幻想的消费主义在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暑期是如何兴起的。他们指出，奥斯曼帝国在这一阶段发展出以男性参与为主的咖啡馆消费。与坎贝尔所说的一致，他们认为这种消费是追求个人选择、自主定义道德的享乐主义，因为咖啡馆处在四个话语圈之中：公众既将咖啡馆隐喻成天堂（享乐话语），也将消费咖啡作为促进健康、驱除悲伤的工具（健康话语），还将这种消费体验与当时强调在新奇事物中体现宗教意义的苏菲主义伊斯兰流派结合起来（新兴宗教话语）。这三者共同对抗正统伊斯兰教话语——只需以家庭、工作和宗教三大场所为主要活动地，通过赚取财富体现自己履行宗教义务（Karababa and Ger 2011）。为此，咖啡馆成了“越轨式享乐主义消费者”的集聚地，因为此处可以让这些消费者的欲望与逃离日常的现实生活、体现越界的快感结合在一起（Karababa and Ger 2011）。两位学者指出，这种不同宗教影响下的越轨体验正是16—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不同于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地方。毕竟，当时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艺术、宗教等合力）为现代消费欲望与幻想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人们无需超出宗教禁令。

　　不过，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但这些情况在理论上仍然支持坎贝尔的观点：拥护享乐欲望，而非需求满足。相较来看，当波兰学者扎勒夫斯卡和科贝尔-托卡斯卡（Zalewska and Cobel-Tokarska 2016）分析其祖国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历史情况时，则对坎贝尔的命题提出了反驳。他们研究了当今波兰的极简主义消费运动博客，指出这些博主的消费欲望经历了“正弦状”变化过程：儿童阶段在波兰的共产主义体制下，日常物品匮乏，消费欲望较低；而在青年阶段，又跟随父母大笔消费和囤积物品，体现了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消费繁荣；不过，到了他们长大成年、独立消费时，反而对过往家庭中的消费习惯形成了反思，认为不应有过度的消费欲望，建议保持极简主义。因此，这种类型的博客往往提供各种日常生活建议，从家庭衣物数量到空间组织的建议，旨在培养读者对消费品的理性评价和消费欲望的情绪控制力（Zalewska and Cobel-Tokarska 2016）。

　　第四，从心理角度完善坎贝尔命题。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复杂，因为既有研究尝试丰富享乐主义的内在心理逻辑，也有学者想兼顾需求满足的享乐欲望。这些学者都认为，坎贝尔侧重描述消费欲望从产生、幻灭到再生产的过程，以及背后的宏观历史变迁，这种消费欲望的循环可能有着复杂的心理动力。著名消费文化学者伊恩·伍德沃德（Woodward 2003, 2006）通过研究澳大利亚中产家庭的装修风格选择，探讨了消费欲望中被坎贝尔忽视的焦虑感。他认为，由于具有建筑形态的家有着双重意义——既是温暖舒适的避风港，又是被商品化包裹的社会地位象征，所以这种双重地位也会产生矛盾的后果。一方面，装修主人既追求自己的消费身份，又对此感到焦虑。受访者常常向伍德沃德（Woodward 2006）反映自己如何沉浸在欧美装修美学杂志的想象场景，描述自己既喜欢好看的装修又对自己可能选错装修材料、风格感到忧虑。伍德沃德（Woodward 2003）认为，可以将其关于装修主人的审美想象和欲望描述视为坎贝尔式研究的典范。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装修主人希望自己的家能够在情感与美学上去商品化，回归以个人舒适为导向的港湾。因为人们越挑起自己的消费欲望，装修审美越商品化，也就越有可能失去美学和家庭的本真性与自然性。由此，家庭装修的消费选择又会回到实事求是的需求满足（Woodward 2003）。

　　另一位著名消费文化学者拉塞尔·贝尔克（Russel Belk），则在与同事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通过在丹麦、美国和土耳其的跨文化多点民族志研究，探讨了欲望在消费中的普遍机制（Belk, Ger and Askegaard 2003）。他们的研究尤为注重与坎贝尔进行对话。通过对比自己的田野材料和坎贝尔的理论，他们指出坎贝尔的“享乐欲望”是一种不断更新、用后即弃的叙事。其中，幻灭带来的失望感，是消费者寻求新的享受对象的重要动力。但是，一些消费欲望并非“一次性的”，再享受的动力也并非都是基于失望感，因为消费对象是可以反复甚至重复体验、“回收再利用”的。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夜店爱好者每天都要去夜店消费，其欲望体验如同烟民与香烟的关系，在抽完一根烟之后带来的未必是失望或幻灭，而是在一定间隔后可以再次抽吸，重新体验其中的快感（Belk, Ger and Askegaard 2003）。

　　除了焦虑感、回收再体验的欲望动力，还有学者增加了“追求意外收获”的面向。巴尔迪和阿尔诺德（Bardhi and Arnould 2005）在研究二手物品商店消费爱好者群体时，指出这种行为看上去是以需求满足为导向、经济节约为目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此类爱好者群体也常常对“淘二手商品”乐此不疲，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消费目标，只是以类似“只逛街不购物”的享乐心态在消费二手物品，期待自己在淘货的时候不断发现意外收获，比如意外的低价或意外发现某个心仪的物品（Bardhi and Arnould 2005）。

　　总的来说，作为消费社会学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坎贝尔强调现代消费主义精神是享乐欲望，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议。这方面的消费社会学发展并不是单线的或平滑的。一方面，多数学者均认为享乐欲望和需求满足是混合状态，受到阶层背景、历史变迁、心理动力和技术工具的复杂影响。这些研究都没有像坎贝尔那样聚焦在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兴起，而是放到了20世纪以来的当代社会，而且多数运用的是定性研究，而非坎贝尔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专注于详述和延伸坎贝尔强调的享乐欲望的内在逻辑和解释力，包括运用到不同文明地区并补充了新的心理机制。笔者对这个命题的后续研究作了文献定位（见表2）。

　　泽利泽的亲密关系命题及其后续发展 

　　相较布尔迪厄从社会分层研究进入消费品味命题、坎贝尔从宗教与文化社会学进入消费欲望研究，泽利泽则是从经济社会学进入消费社会学领域。毕竟，谈到消费，很难不将之视为“经济”的一部分，正如传统观点建立了消费与生产、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对立和联系一样。不过，经济社会学长期关注的是产业、组织与经济行为，并尝试为它们的经济属性奠定社会脉络，因而更关注的是生产面向、而非消费领域（泽利泽 2019[1979], p.380）。例如，《经济社会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在1994年发行第一版时，并没有关于消费的专题（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直到2005年，该手册发行第二版的时候，才增加了“文化与消费”一章，而该章的作者正是泽利泽。她在文中也批评了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研究漠不关心（Zelizer 2005a, p.332）。在泽利泽的推动下，《牛津消费研究手册》2019年版出版时，该书第一主编已经是她的学生、同样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惠里（Frederick Wherry），后者也在导言中介绍了各章内容，其中泽利泽的研究被大加称赞和广为讨论。

　　泽利泽的经济社会学贡献，在于聚焦私人生活，理解货币、生产、定价、营销等原本被视为经济学的环节，将其放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之中，及其因人因时因地而产生的不同于经济学所预期的社会学现象。她发表的几本书，光是标题就可以看出这种特点——《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和《亲密关系的购买》。聚焦到消费社会学来看，泽利泽重点关注四大领域——人寿保险消费、家庭消费、儿童消费和性消费。在这些亲密关系中，消费活动不再是利益最大化与理性标准同质化的经济活动，而是经济与社会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交叉生活，与进入21世纪以来消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实践转向相呼应。下面，我们将介绍亲密关系命题，并讨论该命题的后续发展。

　　泽利泽的亲密关系命题，包括三大要素。一是焦点领域。虽然她研究的是消费这种经济活动，但焦点领域是亲密关系——这个领域的人际作用与道德属性直接影响人们对消费内容的理解（Zelizer 2012a）。二是解释对象。如上所述，尽管泽利泽研究的是消费，但所要解释的对象反而是经济学领域最核心的概念，如货币、定价和营销，等等。她想分析的是，当一种商品或服务涉及亲密关系时，货币如何为人们从社会方面加以使用、价格如何在文化影响下制定、营销如何提升道德说服力。三是理论逻辑。泽利泽并不是因为关注私人生活就抛弃非私人领域。当经济世界与社会世界交叉在一起，不仅会存在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效应，而且会反过来存在对商品或经济的神圣化与道德化效应（泽利泽2021[1994], p.19；2009[2005], pp.31-34）。两种效应的交叉或循环作用，使得人们无法再保持亲密关系是神圣的、封闭的原有想象，也无法再同意经济活动是同质的、单一的理解（Zelizer 1989; Velthuis 2005, pp.57-58; 泽利泽 2009[2005], pp.125, 184）。

　　围绕着亲密关系命题，泽利泽在四个领域作了出色的经验论证。首先，在人寿保险消费领域，她（泽利泽2019[1979], p.12）提出为什么人寿保险在美国经历了19世纪早期的缓慢发展和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她（泽利泽2019[1979], pp.12, 22, 43）指出，解释人寿保险在美国的变迁，常常是经济学的任务，关注的是居民购买力、精算知识等经济维度，“非经济变量如何影响人们接受人寿保险，从未得到认真的考察”，结果是忽视了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历史转折。为了加入非经济维度的解释，泽利泽（2019[1979], pp.51-58）先是通过比较指出海险和火险在美国发展较早，传播也较快，但当这些海险与火险公司以同样的方式拓展到人寿保险业务时，却频遭失败，因为后者是受到文化影响的，尤其是与死亡观念密不可分，而前两种保险却只是遵循商品化的成本、风险与效益逻辑。因此，保险公司不仅需要商品化逻辑拓展业务，也需要加入对死亡与生命的文化理解，学会“营销生命”，也就是利用道德说服的方式，将死亡事故与亲密关系责任联系起来，从而将人寿保险的收益理解为“神圣的货币”（泽利泽2019[1979], pp.75-77）。也就是说，人寿保险公司不是将生命商品化，而是将商品道德化，将对生命的保险打造为“好父母”的履责方式：不仅能够安慰逝者的亲人，也能够在劳动力缺席的情况下照顾好逝者的子女。由此，人寿保险变成了“道德的礼物”（泽利泽2019[1979], pp.88, 97）。历经数十年发展，当消费者接受了人寿保险的文化意义，商品化才能施展拳脚。因此，19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才能够更加转向人寿保险所具有的分红与投资功能（泽利泽2019[1979], p.143）。泽利泽（2019[1979], pp.168-173）将人寿保险的商品化与道德化效应结合起来，称为“双重性质”“钟摆效应”或“结构性矛盾”，因为它要同时满足市场经济与亲密关系两方看似对立的要求。

　　其次，在儿童消费领域，泽利泽（2018[1985], p.232）的聚焦点是解释为何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美国的儿童逐渐变成了“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社会角色。这一转变意味着儿童从劳动力市场退出，不再有童工，并且通过教育、消费、照护等方式成为家庭与社会中的神圣角色。由于聚焦在消费社会学，儿童成为不对称的经济角色——不像成人那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而是只作为消费者。泽利泽（2018[1985], p.76）考察了20世纪儿童治理的转变：在儿童立法过程中，建立了关爱与雇佣利益的对立，因为如果将儿童作为劳动力，为家庭做出有偿报酬，那么将意味着孩子得不到适当的爱。此外，从儿童意外死亡案件的赔偿来看，在此治理转变之前，赔偿金额很小，因为只按有价的劳动力衡量（如儿童长大成年可赚得的收入），但转变之后，赔偿金额陡增，因为要按照无价的情感作为赔偿标准（泽利泽2018[1985], ch.5）。在这个道德化的过程中，儿童被局限在家庭内部，不再有个人劳动收入，只能得到零花钱。不过，零花钱的意义也不再是工具性的生活补贴，而是具有教育性功用——换言之，儿童自己的消费意义只是为了让自己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合理的消费者，学会明智地考虑支出（泽利泽2018[1985], pp.104-106, 116-119）。不过，其《为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确实更多关注的是儿童的劳工身份。因此，她的后续作品更倾向于关注移民家庭和家庭生意中的儿童如何又充当了生产劳动者的角色（Zelizer 2002, 2012b）。至于儿童如何作为消费者以及父母如何为孩子消费，笔者将在下文进一步介绍这方面的后续研究。

　　再次，在家庭消费领域，泽利泽尤其关注家庭的内部关系与消费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她（泽利泽2009[2005], pp.175-176, 183）指出，我们往往将家庭理解为神圣与纯洁的领域，以致于要么忽视家庭也是个经济单位，要么即使关注了家庭消费，也忽视家庭内部关系与消费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扭转这种偏颇，她特别研究了家庭消费中女性的角色。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由于当时女性尚未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消费文化又已经发展，合理花钱消费和赚足够的钱变得同样重要，女性的收入只能来自男性的贴补，但其家庭角色开始转向“家庭的采购和预算专家”，因此她们不得不与男性在消费和贴补方面进行协商，而男性也处处担心女性会有不合理的消费（泽利泽2021[1994], pp.56-57, 71-72, 84-90, 107）。在“男性养家”的观念下，即使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金钱在家庭文化中仍不被定义为“工资”，而只是“补充收入”（泽利泽2021[1994], pp.105, 115）。同时，相较男性可以保留个人消费的收入，女性的个人收入更多的是用于家用整体支出，因此即使女性逐渐在收入方面与男性接近甚至超越，也可能因这种消费模式而抵消了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优势（泽利泽2021[1994], p.115）。正如泽利泽总结说，这种“男性养家”的观念延伸出的“家庭道德会计系统”，让家庭不再只是想象中的纯洁与神圣领域，而是同样融入了商品化与市场关系领域（泽利泽2021[1994], p.115）。

　　最后，在性消费领域，泽利泽关注的是如何在多种亲密关系形式中既区分又结合商业化的性工作关系。她指出，当恋爱伴侣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需要潜在地证明这种性关系方式（如接吻等亲密的身体接触）是不同于商业化性关系的（泽利泽2009[2005], pp.94, 99）。但是，如何从反方向看待商业化性关系中的亲密感情呢？在性消费过程中，浪漫关系也常常会发生，因为顾客也会通过为性工作者消费鲜花等物品建立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而性工作者也会为了区别建立此顾客和其他顾客的差异性，调节自己的身体接触方式甚至价格方案（泽利泽2009[2005], p.101）。

　　综合来看，当泽利泽将道德意义带入经济社会学，既重视商品化逻辑，也重视道德化逻辑，导致学者们在消费议题上写出了议题广泛的著作，甚至新兴的算法如何推动市场中的道德逻辑（Fourcade and Healy 2017; Kiviat 2019）、商业广告公司的道德感（Cohen and Dromi 2018）等方面的研究也以泽利泽的著作作为参考。下面，本文聚焦于她作出独特贡献的亲密关系领域，综述学界在上述四大领域的继承与推进。笔者将说明，围绕市场与道德的双重逻辑，各项后续研究不仅因不同历史文化情境而发展出更多的细节机制，而且往往将重点放在发展其中一方的逻辑。最后，我还将分析学者们如何将泽利泽的亲密领域拓展到人与宠物的关系。

　　第一，在人寿保险消费领域，泽利泽引入以家庭成员之间道德责任作为消费动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问题是，对于今日的福利国家，泽利泽的说法还有适用性吗？毕竟，在这种体制下，人寿保险的保险情况变得难以解释：如果已经具有完备的社会福利，人们还会消费保险吗？动机会有什么不同？

　　在这些问题上，福利国家芬兰和正从福利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英国值得观察分析。就泽利泽的双重逻辑来说，人寿保险既保持道德化效应，又强化了商品化效应。北欧的保险社会学专家勒汤涅恩和柳科（Lehtonen and Liukko 2010）的研究指出，芬兰的人寿保险产业并没有因福利制度完善而衰退，反而在二战后逆势上升，因为除了泽利泽所说的“家庭责任理由”之外，人寿保险产业又发展了三个方面的消费理由：强化个人工作价值理由，认为保险带来的是对损失的弥补；公民团结理由，以工会的集体投保的方式，建立互惠与团结精神；市场投资理由，保险的金融产品化，使得投保人不再只是规避风险，而是接受风险，促进储蓄和赚钱。第一点和第三点尤其重要，因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可能对形成人寿保险消费的亲密关系考虑产生抵消作用，但如果强化了个人损坏的赔偿价值和投资意义，投保人就会认为国家保障制度只有基础水平，还需要更多提升性的、量身定制的保险，促进对家庭成员直接和高额的经济利益回报（Lehtonen and Liukko 2010）。

　　与北欧的福利体制不同，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因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大大削弱。在转型的背景下，英国人寿保险消费中的商品化逻辑也被强化了。尤加特（Ugarte 2018）将泽利泽笔下的亲密关系意义称为“照料技术”：投保人将人寿保险理解为一种具有照料、关怀意义的“缺席经济”，实现跨越时间（如投保人的死亡情况下）的家庭成员照料。不过，尤加特指出，人寿保险还包含 “治理技术”：在新自由主义转型后，国家将市场价值观念也延伸到制度设计层面，希望把公民培养成政府公共物品的消费者或客户，让他们学会理性计算公共物品的得与失。其结果是，英国投保人在双重技术影响下，成为对死亡或意外风险特别敏感的“风险主体”，能够用经济思维计算他们在生命与家庭责任中的得与失，更容易接受和选择人寿保险。

　　第二，在儿童消费领域，泽利泽展现了儿童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如何被道德神圣化的过程——从有用的劳动力变成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消费者。后续的研究，对在这种背景下儿童如何作为消费主体以及父母如何以儿童为中心进行消费作了补充。

　　一方面，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贫困群体研究，都发现父母为子女消费具有亲密关系或道德化逻辑。布鲁斯达尔（Brusdal 2007）在对北欧国家中产阶层背景下的儿童消费进行的研究表明，父母常常愿意为子女挑选虽然昂贵但比较安全的产品，因为如果出现意外伤害，则说明他们是不负责任的父母。同样的，兰德尔斯（Randles 2021）对美国贫困阶层母亲的研究也表明，她们宁可节约自己的衣物支出，也要给襁褓之中的子女购买较贵的纸尿片，因为这些贫困母亲常遭到社区和制度的歧视，担心婴儿如若不清洁，自己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母亲。

　　另一方面，儿童消费的商品化逻辑一端也得到了专门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儿童社会学家丹尼尔·库克（Cook 2000, 2003, 2004, 2020）的研究。库克（Cook 2003）批评泽利泽的研究只看到儿童从生产领域退出并被限缩成为被动的道德神圣对象，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儿童在消费经济中的自主角色。为此，库克将泽利泽设置的商品化和神圣化钟摆重新摆回到另一端。他指出，同样是泽利泽考察的美国20世纪上半叶，儿童就已被市场营销人员视为知情、独立而非被动、从属的消费者（Cook 2003）。与此同时，不管是年龄分级式义务教育体制，还是儿童发展心理学，都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使得玩具、服装、教育产业等也相应得到了精细化发展，人们抓住了儿童这个消费群体（Cook 2003）。例如，在服装、玩具等方面，父母一方面既要担任哪种消费品适合的仲裁者角色，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儿童身上的个人性格和欲望。营销人员抓住这一亲子关系中的矛盾性，微妙地支持儿童的选择，将儿童培养成为消费主体，并相应地将消费品（如益智玩具）打造为培养儿童兴趣、体现父母爱意与社会地位的道德工具，让父母也支持儿童的消费选择（Cook 2003）。

　　第三，在家庭消费领域，学界尝试从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背景对比的角度拓展泽利泽的双重逻辑。从家庭背景对比角度看，霍涅恩（Hohnen 2007）通过研究丹麦和瑞典两个城市的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消费情况，评述了泽利泽的双重逻辑中的经济一端。在低收入家庭中，金钱的指定用途体现在有计划、循环的消费，确保在月初制定和执行家庭预算清单，避免陷入月底无钱支出的困境；为此，这类家庭会建立“控制性”消费策略，比如出门带的钱只够买清单上的物品，避免额外支出（Hohnen 2007）。中产阶级家庭的支出模式则不是循环模式，也不会建立严格的控制性策略，而是更包容冲动性消费。这不仅是收入差距带来的后果，也是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具有信贷保障，在月底储蓄较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消费借贷（Hohnen 2007）。作者还批评泽利泽没有重视电子货币的社会意义分化作用——霍涅恩发现，低收入家庭不愿意使用信用卡等电子货币，是因为此类货币更加不易监控，不容易直观地追踪收支，而中产阶级家庭则不认为这是个问题（Hohnen 2007）。

　　从家庭内部关系来看，奥尔康-库比卡（Olcon-Kubicka 2020）将夫妻关于家庭消费支出的微观互动类型化，同时丰富了经济/商品化逻辑和亲密关系/道德化逻辑。她认为，泽利泽的研究展现了家庭预算和支出的道德维度，关乎家庭成员理解哪些支出是“我的”“你的”“我们的”以及关于公平感的道德推理。通过研究波兰华沙的28个年轻中产阶级家庭，奥尔康-库比卡（Olcon-Kubicka 2020）提出两种家庭消费类型：平分金钱规则和联合金钱规则。非正式的同居关系伴侣和尚未育儿的夫妻多会选择前一种，做法是双方分别拥有个人银行账户（“你的钱”和“我的钱”），保持财务独立，平分支出。不过，奥尔康-库比卡也指出这一经济规则有着额外的道德考虑。一方面，夫妻双方对个别领域会设置联合预算，并确认哪些东西的消费是“我们的”，可以或不可以用此部分共同资金（如用于清洁用品）；另一方面，双方实际上并不是细到每一分一毫都采用平分方法，而是采取或多或少的模糊办法，避免产生精确计算带来的道德与情感尴尬。然而，这种平分规则也会遇到瓶颈，尤其是双方存在收入差距的时候，此时这样做反而导致对弱势一方缺乏关怀的道德困境（Olcon-Kubicka 2020）。对于关系长期的、育儿的伴侣，常常会选择联合金钱的家庭消费办法。在这里，公平感不再是平分的金额问题，而是共享、团结与互尽义务（“我们的”钱）。可以将这种方式视为对平分规则的反转：主要消费来自家庭联合的预算，但可能设置部分的独立区域来保障个人隐私或自主的消费（Olcon-Kubicka 2020）。不过，这种方式也意味着对双方形成了有纪律的消费，要指定哪些消费是必要、合理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因此，以上两种模式都包括着道德和经济双重逻辑，只是平分模式先考虑经济再考虑道德，而联合模式先考虑道德再考虑经济。

　　第四，在性消费领域，学界尽管也常常将泽利泽的研究与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 1983, 2003, 2012）关于私人关系的外包或情感劳动的研究、伯恩斯坦（Bernstein 2007）关于性消费中对于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寻求的研究联系到一起，但总体来说没有像人寿保险、儿童消费和家庭消费那样提出直接的批评。从性消费中经济因素的亲密关系化角度来看，格伦瓦尔、霍尔姆斯特伦和普兰亭（2020）通过对29名有过性服务消费经历的瑞典男性进行访谈，说明性消费不光是经济行为，也是“信任工作”（trust work）。这种信任工作是一种平衡：既需要在性爱之外发展出促进信任与理解的活动（如闲聊的重要性），也需要避免发展成为更亲密、长期的人际关系。一旦滑向后者，性消费将变得乏味和常规，失去了追求浪漫和兴奋的需求。一旦缺失前者，性消费中的快乐与满足感将会弱化，进一步被羞耻与内疚感所占据。卡蓬内罗和加里多（Carbonero and Garrido 2018）对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的陪伴女郎的研究也表明，此类性消费强调呈现真实性，寻求的是商品化之前的状态。因此，虽然是以报酬交换性关系的服务，但陪伴女郎却往往只是普通衣着形象，如同邻家女性。同时，尽管陪伴服务涉及性关系，但比一般的性工作者更能接受接吻这一行为，因为该行为与被视为真实关系的信号有关（Carbonero and Garrido 2018）。

　　第五，除了人寿保险、儿童、家庭、性消费领域，还有学者拓展了亲密关系消费的范围：人与宠物关系。通过参考泽利泽关于儿童的神圣化与商品化的逻辑，几位美国学者最近研究了美国社会关于狗的消费。斯托尔茨、范尼斯和布杰里（Stoltz, Van Ness and Bjerre 2020）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狗经历了从富裕阶层的奢侈品到普遍家庭情感成员的变化。同时，宠物市场也隐去狗的消费商品属性，将宣传方式从“购买”变为“领养”，强调其中的“快乐”与“家庭成员”意义。类似于以儿童为中心的消费的论述，三位学者发现以宠物为中心的消费也在蓬勃发展，例如购房决策中关于狗的需求（如房型与面积）、快速扩张的宠物保险以及多样的宠物礼物（Stoltz, Van Ness and Bjerre 2020）。这项研究强调其对泽利泽的研究作了回应，认为市场扩张并不一定只会带来负面的道德后果，也可能在金钱消费的作用下使得一些领域变得神圣化（如爱情的浪漫化、性交易的亲密化等）。几位作者将宠物狗也纳入这个讨论，是希望拓展亲密关系消费中的神圣化的范围。

　　总的来说，泽利泽认为，消费现象作为一种日常实践，是经济/商品化逻辑和亲密关系/道德化逻辑的交叉生活，反映了目前消费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围绕人寿保险、儿童、家庭和性消费四大领域，双重逻辑都有直接体现。从理论上看，后续研究往往以发展泽利泽的一端逻辑为主（奥尔康-库比卡的研究是个例外）。从经验上看，由于泽利泽原本的研究是以美国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社会为主，所以后续著作也因不同的时代、制度与地区呈现不同的经验特色，得出差异化结论（库克的研究是个例外）。值得关注的是，就研究领域来说，也有最新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围，延伸到人与宠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消费议题，突破了泽利泽以人际关系为主的讨论。笔者对有关亲密关系命题研究的后续发展作了整理（见表3）。

　　讨论与展望：当代消费社会学的趋势总结与命题沟通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消费社会学逐渐受到关注，并在社会学界得以建制化。当今学者回顾以往研究时，指出了该分支的三大代表性取向：关注消费行为代表的社会范畴的结构取向；消费深层蕴含的象征意义的文化转向；以及回到日常生活中交叉性和惯例性的实践取向。下面，我将从横切面角度总结这三个取向的代表性研究，说明其中的现有差异与可能性沟通，也从纵贯轴角度总结这些命题及其后续研究之间的知识增长逻辑。

　　对应上述三大取向的三大研究命题依次是：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以及泽利泽的亲密关系命题。布尔迪厄通过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社会，主要围绕文化艺术、外观身体和食物消费领域，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品味差异并不是单维的，而是依照人们所具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关系以及成长轨迹而不同。坎贝尔通过分析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因应宗教、艺术等文化思潮运动的发展而形成的过程，指出现代消费主义精神是享乐欲望，是“欲望—获得—使用—幻灭—更新—欲望”的循环，而非以实际匮乏为基础的需求满足。泽利泽主要通过研究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中人寿保险、儿童、家庭和性消费情况，指出经济/商品化逻辑虽然得到了强势发展，但离不开交叉到亲密关系领域的道德化逻辑，使得商品具有人际关系意义，打破了我们对于经济与亲密关系互为敌对世界的学院式偏见。三种取向及其代表性研究，可通过表4进行总结。

　　这三大命题都有着反对经济学关于消费行为研究的倾向。布尔迪厄发展出“文化资本”概念，是为了反对经济学只关注经济资本对消费品味影响的问题。坎贝尔明确划分了需求满足和欲望幻象，并追溯历史变迁，批评经济学的消费解释是基于超越历史的理性需求预设。泽利泽则直接将经济学的价格、营销等概念拉到了亲密关系领域，虽然承认商品化效应，但也发展了神圣化或道德化效应。

　　除了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三大流派也具有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回看上述后续发展的众多研究，不乏某一取向研究使用了其他取向重点概念的情况。比如，有学者从阶层分化角度（即布尔迪厄式视角）反驳坎贝尔的享乐欲望概念，认为其过于普遍（Terhi-Anna 2002）；也有学者在讨论布尔迪厄式品味区分时关注家庭情境（Atkinson 2011）。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将三个命题的结构、文化与实践面向贯通起来。值得期待的是，贯通后的消费社会学研究将具有完整性和层次感：消费者如何根据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差异，理解和选择不同的艺术或食物消费品，而不同的理解与选择的过程反映出不同的享乐主义欲望，而非普遍的需求满足。然而，当消费的理解与选择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又要同时兼顾自己亲密互动的对象及其关系，如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和亲子关系，再理解和重新挑选具有道德关怀意义的消费品。

　　除了横切面的比较与沟通，本文最后提出两个方面的历时反思：

　　一方面，当代消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不是从理论到经验的应用和验证，而是以范例模型为基础，理论与经验的同步发展。社会学研究可能给学界关于“两阶段模型”的印象——先有一些宏大和抽象理论，再后续发展经验上的验证（Sayer 2010[1984], p.35）。但是消费社会学具有强烈的范例模型（exemplar-based model）取向：不管是布尔迪厄还是坎贝尔、泽利泽，他们的研究都是理论对话和建构取向的经验研究。因此，尽管这些著作关注个别国家和时段，但后续研究能够从其中的理论意义角度，对比和延伸到它们的时空领域，重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对话。这种范例模型取向的知识增长，尤其体现在理查德·彼德森根据当代美国的艺术参与数据反驳布尔迪厄基于法国数据提出的品味区分命题，进而重建文化杂食性的范例模型。

　　一方面，当代消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不是光滑的单线积累，而是粗砺的多线重建。当我们看到布尔迪厄、坎贝尔的命题既受到强烈反驳也得到拥护者继续支持甚至还被重新吸纳和融合的时候，可以得知这个领域的知识并不是按照线性积累的逻辑发展。同样，泽利泽的研究具有商品化与道德化双重逻辑，而后续研究也主要是关注其中单个侧面。更不用说，后续的诸多研究并不一定是尊重三大命题的范例领域，如布尔迪厄的外观身体消费研究较少受到后续研究者关注，泽利泽的命题也被延伸到之前未被考虑过的人与宠物关系。因此，从知识增长的角度看，消费社会学还常常经历持续的重建（Kemp 2017），未来的前景尚未确定。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