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世界著名社会学家，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67年就职于巴黎第十大学；1979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2003年后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卡斯特著作等身，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被译成20多种语言，他在网络社会学、信息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享誉世界。

　　作为涉猎宽广的学者，卡斯特的学术视野广博，在网络社会、全球化、发展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认同、信息和通信等领域都有卓越建树。他的诸多研究主题是在他所建构的“网络社会”这个学术话语体系下展开的，而渗透在这些研究主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权力关系及其多维度的表现。正如他本人所说：“尽管涉及的领域范围颇广，但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我研究的焦点和理论构建的核心：权力及其多维度的表现”（卡斯特 2019）。因此，网络社会和权力，可以视为卡斯特学术生涯中的两个重要聚焦点。

　　围绕这两个聚焦点，以网络社会及其相关主题的研究为纬，以权力研究为经，这一经一纬贯穿了卡斯特的主要学术生涯。本文的分析将围绕这一经一纬展开。具体言之，本文将主要以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和《传播力》为纬，以贯穿在这几部著作中的权力关系分析为经，构建对卡斯特网络社会与权力研究的框架。网络社会及其相关主题的研究，在本文中具体化为网络（信息化）经济、网络化社会、文化与认同、通信（传播）网络几个方面。权力研究虽然是卡斯特研究的焦点，但“在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专著中，我并未试图构建一种针对网络社会的权力理论”（卡斯特 2019），这项建构网络社会的权力理论的工作，是在《传播力》这部著作中最终完成的。

　　网络（信息化）经济与权力

　　网络经济

　　卡斯特将技术视为探究网络社会与网络经济的起点。他认为，技术并不决定社会，但技术代表了社会转型的能力，“技术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决定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技术（或缺少技术）却体现了社会自我转化的能力”（卡斯特 2003, 第8页）。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这个权力因素所影响，“要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谨记国家的角色，不论是拖延停顿、解除束缚，或是引领技术创新，都是整个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技术表现了一个社会通过社会制度——包括国家——驱使自身掌握技术优势的能力”（第16页）。他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渗透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所以它是分析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切入点。

　　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系统进入结构重新调整的过程，产生信息化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主义结构调整的重大历史结果，是信息化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的产生，“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可以很恰当地称为信息化资本主义”（卡斯特 2003, 第22页）。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中，“生产力与竞争力是信息化/全球经济的指挥性程序。生产力基本上来自创新，竞争力则来自于弹性”（第409页）。所以，公司、国家等都会追求生产关系的创新与弹性。在这种生产体系下，劳动的角色按照工作者的特征被精确地区分，主要区分是“无标签的一般劳动与可自我教育和设定（self-programmable） 的劳动两种。区分这两种劳动的关键品质在于教育，获取更高教育的能力，也就是吸收和活用知识与信息”（第409页）。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中，全球金融网络是真正的集体资本家，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就是全球金融网络（第411页）。

　　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主导经济模式是网络经济。这一时代的支配性功能和过程越来越以网络方式组织，“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卡斯特 2003, 第569页）。所以，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围绕资本、管理与信息的全球网络组织起来，其获取技术知识的能力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根源。

　　在网络经济中，资本具有全球性，劳动却是地方性、个体化的。卡斯特说，“信息主义的历史现实正是精确地利用网络的分散化力量，导致了资本的集中和全球化。劳动在操作层面瓦解，在组织上片断化，在存在上多样化，在集体行动上则被隔离”（卡斯特 2003, 第575页）。在网络经济中，网络企业组织需要网络工作者、弹性工作者、自雇者以及外包者等，“这些工作安排的不同排列组合，使得工作的合作形式去中心化，以及劳动力的个体化”（第409页）。

　　这种全球化与地方化、集中化与个体化的背离，使得资本与劳动存在于不同的时空：“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电脑化网络的即时与每日生活的时钟时间形成对比”（卡斯特 2003, 第575页）。生产的社会关系脱离了真实存在，“资本倾向于遁入纯粹循环的超空间之中，而劳动的集体存在则解体成为个人存在的无穷变化”（第576页）。劳动的集体存在被分散化的网络肢解后，劳动失去了集体认同，越来越个体化。

　　网络经济中的权力

　　在网络经济中，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网络相关的知识与技术能力。卡斯特指出，动态的全球经济“将全世界有价格或价值的人和活动联结在一起，但那些与支配利益者无关的人与地，它们与权力和财富的联结网络却被关闭了” （卡斯特 2003, 第1—2页）。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技术和信息是产生利润和取得市场占有率的决定性工具”（第573页），“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和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第403页）。在全球性的交换网络中，能真正发挥信息作用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成为权力的基础。

　　网络社会与权力

　　卡斯特认为，社会建立在由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调整、文化批判所重新定义的生产、权力与经验关系之上。他说，“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文化的批判三个历程汇聚在一起并历史性地重新定义生产、权力和经验关系，而社会则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卡斯特 2003, 第408页）。

　　网络社会的含义

　　网络社会的兴起

　　卡斯特将网络社会称为信息化社会，将网络社会的结构称为新社会结构，这个新社会结构与信息主义紧密相关。信息主义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最具决定性的历史因素，乃是（20世纪）80年代起进行的信息主义结构调整过程，它加速、引导和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卡斯特 2003, 第22页）。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因此卡斯特将这种社会称为“网络社会”，“我认为这个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第569页）。在网络社会中，网络的包含与排斥、网络间的关系成为社会中的支配性过程和功能。

　　网络社会的时间与空间

　　在网络社会，“社会、空间与时间的物质基础正在转化，并环绕着流动空间和无时间性的时间（timeless time）而组织起来”（卡斯特 2003, 第576页）。这个转化就是网络化的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性空间，网络时代“无时间性的时间”取代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第2页）。

　　网络社会的政治

　　全球网络的冲击和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改革，使得民族国家遭遇合法性危机。“由于没有抓住财富、权力和信息的全球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已经丧失了它的大部分主权”（卡斯特 2006, 第411页）。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打破了资本、劳动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摧毁了大部分社会安全网，也破坏了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公民社会制度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因脱离民众的生活和价值观而空壳化。“曾经围绕民主国家、围绕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已经基本上成了空壳，越来越无力与大多数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建立起联系”（第411—412页）。

　　工人运动的衰落

　　由于被金融和生产的国际化所撕裂，不能适应公司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作为社会团结和工人代表的主要力量的工人运动走向了全面衰落（卡斯特 2006, 第411页）。

　　社会运动与社会分裂

　　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运动在工业化国家遍地开花，秉持不同特殊价值观的社会运动陷社会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活跃的、在文化上自我界定的精英，以他们经验为基础建构他们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被剥夺了信息、资源与权力而感到不确定、不安的社会群体”围绕一些传统价值挖掘他们抵抗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战壕（卡斯特 2003, 第408页）。网络社会的社会运动围绕上帝、地域、种族或家庭等原初认同建构起来，对抗信息化与全球化的逻辑，形成防御性的社区或群体（第2页）。

　　因此，网络社会的社会动力“除了国家机器、全球网络和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外，还有围绕抗拒性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卡斯特 2006, 第413页），但是这些动力因素并未黏合在一起，而是彼此排斥、冲突。

　　网络社会的阶层关系与家庭

　　网络社会的社会排斥

　　在网络经济中，资本、劳动、信息与市场网络将世界各地的技术、价值等联系在一起，但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价值或利益的人和地域的网络却是关闭的，“结果造成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城市里的地区、区域，整个国家中许多不相干经济的区段（segments）产生，形成我所谓的‘第四世界’”（卡斯特 2003, 第404页）。大量劳工失去了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灵活就业者，社会风险发生率升高，形成社会排斥的下降螺旋，滑向“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第413页）。

　　网络经济中的阶层分裂

　　卡斯特将网络经济中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两大阶层：信息化生产者与一般劳工。他说，“包括一个十分大的经理人、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群体，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工作者’……而大部分其他的工作者可能都属于无标签的一般劳工”。无标签的一般劳工需要信息化生产者的保护，但他们的可替代性使得信息化生产者并不需要他们：“这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一种根本分裂，造成工业化社会阶级团结的遗风逐步烟消云散”（卡斯特 2003, 第413—414页）。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看，网络社会“所表现的特征是增加了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化的趋势，即社会层级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长了”（第412页）。卡斯特总结说，信息时代的根本社会分裂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这种分裂存在于信息化生产者与无标签一般劳工之间，这是劳动者内部的片断化；其二，社会排斥在社会内造成明显的区段，这些区段由被信息化社会抛弃的个体所构成；其三，全球网络市场逻辑与工作者的生活经验相分离（第415页）。

　　网络社会的家庭关系

　　在网络社会中，“经验关系的转化主要以父权家长制的危机为中心，对家庭、性别关系、性欲特质以及伴随的人格特质等作了根本上的重新定义”（卡斯特 2003, 第417页）。因信息化经济、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冲击，父权家长制权威受到挑战，个人的网络越来越替代核心家庭成为感情和物质支持的主要形式。父权制危机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个体化，家庭不再是避风港，“父权制面临的挑战、父权家庭面临的危机，打乱了世代之间传递符码的整齐序列，动摇了个人安全的基础，从而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卡斯特 2006, 第411页）。

　　网络社会的权力

　　网络社会的权力来源是网络中的开关机制。“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例如金融流动控制了影响政治过程的媒体帝国）是权力的特权工具。如此一来，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掌握者”（卡斯特 2003, 第571页）。因此，在网络之间进行操作的符码和开关机制，就成了塑造社会的一个基本权力来源。

　　网络社会主要的权力关系变化是民族国家权力的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危机。权力关系“主要的转化关乎民族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危机，以及政治民主化的相关危机”（卡斯特 2003, 第415页）。因为议会民主制以主权国家为基础，而网络社会中“主权边界的模糊导致人们自愿委任代表过程的不确定性。资本的全球化，权力机构/制度的多边化，以及权威分散化到区域与地方政府，造成权力的新几何形式，或许造成一种国家的新形式：网络国家”。在这种网络国家中，新的权力结构被网络的几何形式所支配，其中的权力关系经常是变动的、特殊的（第415页）。

　　在网络社会，权力散布在全球网络中，且在流失。“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如国家）、组织（资本主义企业）和符号的控制者（公司制媒体、教会）之手。它散布在财富、权力、信息与图像的全球网络中，在可变的几何学和非物质化的地理学系统中传播和嬗变”（卡斯特 2006, 第416页）。但权力并没有消失，在当前的存在形式下，权力只是在流失：“这种权力的运行在维护它本应该维护的利益方面越来越没有效果。国家能够开火，但是因为它的敌人的样貌、它的挑战者的行迹越来越模糊，国家只好随意地扫射，这使得有可能在扫射中伤到它自己”（第416页）。在一个信息社会中，政治系统中的权力已经虚位化了，它铭刻在文化的符号中，虽然真实，却变得无形（第416页）。

　　在这种情况下，以象征操弄的方式在媒体中上演的信息化政治“正好符合这个权力关系经常变动的世界”，策略性的政治游戏与个体化的领导能力代替了阶级的拥护者、意识形态的动员与党的控制（卡斯特 2003, 第415—416页）。

　　认同、文化与权力

　　网络社会的认同

　　认同的含义

　　卡斯特认为，“认同（identity）是人们的意义（meaning）和经验的来源”，认同尽管能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建构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卡斯特 2006, 第5页）。在观察认同的过程中，卡斯特重点关注集体的认同，而不是个人的认同。他指出，伴随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转型，“我们在过去25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提出了挑战”，这些集体认同表达包括各种意欲在根本的层面上改变人类关系的运动，如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运动；也包括意欲保卫神、民族、种族、家庭和地域等基础概念的运动（第2页）。建构认同所运用的材料，可能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集体记忆和个人幻觉、权力机器和宗教启示。一般来说，“谁建构了集体认同，以及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大致上便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于那些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第6页）。

　　认同的类型及其社会建构

　　根据建构认同的来源，可以将认同划分为三种类型：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以扩展和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卡斯特 2006, 第6页）。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第6页）。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是“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到手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第7页）。卡斯特认为，每一种认同在建构社会时都会导致一种独特的结果。合法性认同建构出公民社会，产生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被结构化、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第7页）。抗拒性认同导致共同体（community）的形成。抗拒性认同“往往以历史、地理或生物学所清楚界定的、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抗拒边界的认同为基础，建构出集体的、抗拒那些不如此就无法承受的压迫力量的认同”（第8页）。规划性认同产生了集体的行动者。这种认同的建构“是一种不同生活的规划，有可能是以被压迫者的认同为基础，但它会扩展到由这种规划性认同所延伸的社会转型”（第8—9页）。

　　网络社会中的认同

　　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里，人们倾向于围绕宗教、种族、地域、民族等“原始认同”（primary identity）重新编组。认同变成一些社会群体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人群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卡斯特 2003, 第3—4页）。然而，工具主义的全球网络以理性化的目标，策略性、选择性地接通或切断个体、群体、区域甚至国家，这就出现了抽象普遍的工具主义与有历史根源的排他性认同之间的根本分裂，“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第4页）；世界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在这种分裂与对立状况下，社会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社会的片断化愈加扩展，认同变得更为特殊，日渐难以分享”（第4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网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方和全球的系统分裂为基础的，“也是以权力与经验在不同时空架构中的分离为基础的”。因此，卡斯特提出，“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则需要对认同重新定义，这种认同应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完全独立于支配性的制度与组织的网络逻辑”（卡斯特 2006, 第10页）。在这种情境下，公民社会将走向萎缩和分裂，“因为在全球网络中制造权力的逻辑，与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合作和表达的逻辑之间，不再有连续性”。 于是，大部分的社会行动在碎片化的防卫性认同下被组织起来，形成彼此隔阂的防御性的共同体（第10页）。

　　网络社会中的主体建构不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是共同体抗拒的延伸。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规划性认同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必定产生于共同体抗拒。这就是网络社会中认同政治的首要的、全新的、实际的含义”（卡斯特 2006, 第10页）。基于共同体抗拒的认同的兴起，宣告了共有认同的解体。卡斯特说：“共有认同的解体，和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体系的社会的解体一样，也许正是我们时代的现实状况”（第412页）。

　　各种抗拒性认同拒绝被全球化浪潮和激进个人主义潮流所冲垮，“它们围绕神、民族、家庭等传统价值来构筑其共同体，并且用种族的图腾和地域的防线来确保其营地的封闭性”。但抗拒性认同并不限于传统价值，它们也能通过社会运动来建构（卡斯特 2006, 第412页）。抗拒性认同对网络社会的支配性模式提出挑战，并试图另立门户，“这些认同置身于网络社会的组织原则之外。对抗技术崇拜、流动权力与市场逻辑……支配性的全球网络的优势逻辑是如此具有渗透性，以及如此具有穿透性，以至于离开其支配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离开这些网络，以及在一个全然不同的价值和信念的基础上重建意义”（第420页）。但是，这些抗拒性认同除了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和价值抗争外，从不与国家沟通，他们之间也很少彼此沟通（第413页）。

　　在此情境下，卡斯特寄希望于规划性认同，认为规划性认同有可能重建公民社会，因为规划性认同的“目的是转变整个社会，使之与共同体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种价值观对资本、权力和信息的全球流动所要求的利益优先性是极力抗拒的”（卡斯特 2006, 第414页）。卡斯特认为，这种认同也许能重建新的公民社会，并最终重建新的国家。新的规划性认同源于抗拒性认同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并非所有的抗拒性认同都能演变成规划性认同，“它也许停留在防御性的共同体就不动了。要不然，它就会变成一个利益团体，陷入一般化的交易逻辑，即网络社会的支配性逻辑”（第413—414页）。因此，卡斯特也觉得这是一种长征，“欲借文化社会运动重建社会制度，并将技术置于人们的需要与欲望的控制下，似乎是一种长征，需要由基于抵抗性认同而营造的共同体，朝向这些共同体酝酿的价值观所催生的新的计划性认同为高度的长征”（第421—422页）。

　　网络社会的文化和意义

　　网络社会的社会转化过程深刻影响了文化。文化抽离了社会环境，成了符码、超文本。文化表现“抽离了历史和地理，变成主要由电子传播网络中介与观众以多样化的符码和价值互动，而最终汇集于数字化的视听超文本之中”（卡斯特 2003, 第576页）。这些符码和超文本在网络中被生产、制造，“并非人民、地域与活动消失了，而是它们的结构性意义消失了，淹没在后设网络看不见的逻辑之中，在此，价值被生产，文化符码被创造，而权力被决定”（第577页）。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文化仅指涉文化”的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信息是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分，“网络之间的信息和意义流动构成了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线索”（卡斯特 2003, 第578页）。这是一种“真实虚拟的文化，围绕着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视听宇宙被建构起来，渗透到每一处精神表征和沟通传播中，以电子超文本整合文化的丰富性”（第2页）。

　　卡斯特从文化属性的角度理解意义建构。他将意义定义为“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目的的象征性认可”。对于大多数社会行动者来说，“网络社会中的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原初认同，就是构造了他者的认同”（卡斯特 2006, 第6页）。

　　网络社会的文化与权力

　　卡斯特分析了在网络社会的支配性逻辑和共同体的抗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所形塑的新社会结构中，权力的存在状态。这是一种以文化符码为基础的权力。他认为，“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这种权力的部位是人们的心灵”（卡斯特 2006, 第416页）。这种权力是围绕社会的文化符码展开争夺的能力。因此，这种基于信息符码、超文本和心灵的权力既是可以辨认的，又是扩散的、变动不居的，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但抓不住它，“对于那些围绕着灵活的、另类的网络的权力而动员起来的心灵来说，强大而顽固的统治机器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胜利可能是短暂的，因为信息流动的狂烈骚乱将会使符码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第416页）。而认同在这种权力争夺中的重要性显现出来，“认同把权力锚定在社会结构的某些环节，并由此构筑起自己的攻防阵地，以便在争夺那些构建起行为和新制度的文化符码的信息大战中赢得主动”（第416页）。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权力战斗是文化的战斗。媒体成为权力战斗的主要战场和战斗工具，但“媒体本身不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所具有的强制行为能力，存在于信息交换和象征操弄的网络中，经由图像、发言人与知识的扩音器，与社会行动者、机构/制度和文化的运动等发生关系”（卡斯特 2003, 第416页）。他认为，网络社会中不再有稳定的权力精英，“而是出自权力的精英，也就是说，精英形成于他们通常简短的权力任期之中”（第416—417页）。

　　传播（通信）网络与权力

　　传播网络

　　大众自传播这种新的传播形式给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影响了网络时代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网络。

　　因传播过程中的接入点及多样性倍增，大众自传播给传播主体带来了很大的自主性。但是，这种自主空间“由世界各地的传媒企业和网络运营商的日益集中与联合而造成，但也由其控制并因此而受到削弱”（卡斯特 2018, 第109页）。不过，传播商业网络也并不能做到完全控制传播主体，全球多媒体商业网络（包括政府媒体）“整合了传播网络、传播平台和传播通道，同时构建了将资本、政治和文化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网络。然而，这并不等于对传播实践单方面的垂直控制”（第109页）。这是因为，全球数字传播体系“并非基于某种主导文化自上而下的传播。同时，基于具体的业务、权力和文化配置，这种传播体系是多样的、灵活的，并在内容上保持开放性”（第109—110页）。大众自传播的这种权力关系，给创造性受众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创造性受众会把各种信息和代码与自己的代码和传播目的相结合。

　　大众自传播这一新传播领域成了人们的主要信息源，并成为构建人们意义的关键。由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动，“因此传播意义通过框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而成为社会权力的源泉”（卡斯特 2018, 第110页）。正因为如此，一些政治广告和政治运动常常将具体的图像与特定的经验联系起来，“以激活或抑制可能使指定政治主体得到支持的隐喻”（第124页）。

　　媒体与人们的关系，包括议程设置、预示和框架这三个主要过程。议程设置是指“有信息来源（例如特定媒体机构）对一个特殊问题特定相关性的安排或对一组信息的设置，期望受众与信源强调的信息内容和格式保持一致”（卡斯特 2018, 第127页）。预示的观点认为，“对特定事件的报道可以影响人们对其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因此，一个问题报道越频繁，人们就越有可能吸收报道中与该问题相关的信息来形成他们的评价”（第128页）。框架是“‘选择和突出事件或问题的某些方面，并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推动一个特定的解释、评估或解决方案’的过程”（第128页）。

　　卡斯特认为，人们的心灵机制具有选择的能力，所以媒体框架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对于人们来说，“与揭示社会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媒体影响人类心灵的机制同样重要的是，也需要强调心灵具有对不同来源的可选框架进行反应的能力，或者拒绝接收不符合自身思维方式的新闻”（卡斯特 2018, 第134页）。

　　与心灵类似，卡斯特认为情绪和感觉也是影响传播权力的一种因素。“如果情绪和感觉最终决定政治和权力形成的一般方式，构建意义，进而决定行动，以确定合理的而不是理性的行动，那情况又会如何？”（卡斯特 2018, 第155页）。

　　传播权力

　　在《传播力》一书中，卡斯特分析“为何、如何以及由谁通过传播过程的管理来建构和行使权力关系，以及这些权力关系如何通过影响公众思想以及旨在进行社会变革的社会行为主体来进行变革”（卡斯特 2018, 第3页）。

　　在传播网络中，权力依赖于对传播的控制。卡斯特说，“权力要基于对传播和信息的控制，无论是国家和媒体公司等宏观权力还是各种组织等的微观权力，皆是如此”（卡斯特 2018, 第2页）。权力不仅仅依靠传播，传播也不仅仅意味着权力，“但权力依赖于对传播的控制，因为反权力需要的是对这种控制的突破”（第3页）。

　　传播权力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卡斯特说，大众传播的潜力源于权力关系的塑造和管理，这种权力关系植根于媒体商业和国家政治，“可以说，传播权力正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的核心”（卡斯特 2018, 第2—3页）。

　　权力关系在网络社会的组织和技术环境中已被改变。卡斯特认为，“这源于迅速崛起的全球数字通信网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符号处理系统”（卡斯特 2018, 第3页）。因此，他提出要从社会传播的形式和过程入手理解权力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应知道“在权力建构以及数字通信网的传输/格式化过程中，消息是由谁发出，又如何被处理”，还必须了解“如何在大脑网络中处理它们。正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传播和意义网络与大脑中的传播和意义网络之间的具体连接形式中，权力机制才得以最终确定”（第3—4页）。

　　网络社会中权力和传播之间的关系，除了受上述结构性因素影响，还受人类心灵的影响。卡斯特将分析视角“从结构转移到能动性上。如果权力通过信息传播对人类的心灵产生作用，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解人的心灵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以及这种处理如何转化到政治领域”（卡斯特 2018, 第5页）。卡斯特将心灵视为权力生成和运行的基础，“在人的思想中构建意义，是权力得以通过大众传播和大众自传播而在全球和本地的多媒体网络中运行的基础”（第327页）。

　　在传播网络中，权力属于传播网络及其企业主。但是，自媒体提升了受众对信息的生产能力，“挑战着大企业对传播的控制权，并且有可能改变传播领域中的权力关系”（卡斯特 2018, 第331页）。

　　传播网络也深刻影响了政治权力。卡斯特认为，传播网络对于政治权力的建构而言至关重要。他说，“网络权力依靠嵌入政治制度的各种‘程序’来执行，对象则是公民和政治活动家们”；而“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正是建立在结成网络的权力之上”（卡斯特 2018, 第332页）。政治网络的网络建构权，是指“在政治领域中决定规则和政策的权力”，政治家通过在政治竞争中获胜和赢得民众支持或顺从来获取政治“制网权”（第332页）。

　　权力的网络理论

　　权力的一般理论

　　权力是社会最根本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的组成取决于一系列价值观与机制的构建，而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什么应当被制度化，都由权力关系来决定”（卡斯特 2018, 第8页）。

　　权力是一种关系能力。关系能力表明“权力的本质不是某种属性，而是关系”。权力“使得某个社会行为体，以符合其意志、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非对称地影响其他社会行为体的决定”。权力运作“或是基于胁迫，或是基于对社会行为体用以指导自身行为的话语进行的意义建构”（卡斯特 2018, 第8页）。但是，“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统治方式的框定和限制，而统治本身也是嵌入社会制度中的一种权力”（第8页）。

　　关于权力的非绝对性与弥散性，卡斯特认为，“权力拥有者永远霸占权力位置的可能性为零，总是存在对现有权力关系的抵抗和质疑”（卡斯特 2018, 第8页）。而且，权力“并不位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或机构内，而是在整个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中分配”（第12页）。

　　关于权力的形式，卡斯特认为，权力形成的方式“要么通过强制，要么通过意义建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卡斯特 2018, 第154页）。暴力和话语，作为权力形成的两种主要机制，存在着互补和相互支持。在一个国家中，“正是为建构意义而进行的文化生产，替诉诸暴力的制度及其衍生物搭建起统治的背景”（第9页）。但是，最基本的权力形式在于塑造人类心灵的能力，“制造同意，或至少相对于现有秩序灌输恐惧和服从的能力，对于执行管理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规则至关重要”（第3页）。

　　权力关系是会改变的。在任何权力关系中，“拥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从臣服者处获得一定程度的服从和接受。但是，当抵抗和排斥变得明显强于服从和接受时，权力关系就会改变”（卡斯特 2018, 第8—9页）。

　　关于影响权力建构的因素，卡斯特认为，暴力、威胁使用暴力、规训话语、威胁行使规训、统治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价值和规则被相关主体接受的合法化过程，都是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影响因素（卡斯特 2018, 第10页）。

　　权力的网络理论

　　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

　　卡斯特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无需过度关注领土边界，网络没有固定边界，“国家只是某特定网络的一个节点（不论多么重要），只是一个政治性的、体制性的、军事性的网络，并在社会实践中与其他重要网络交织”（卡斯特 2018, 第15—16页）。所以他说，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场中，“我们必须从网络开始了解体制”（第15页）。在全球网络社会中，我们只需要确定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因为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的交集构成社会。

　　权力的时空来源

　　在全球网络社会中，权力关系运作的领域在两个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它主要围绕全球和地方之间的联系来建构；并且它主要围绕网络而不是某个单元来组织”（卡斯特 2018, 第40页）。又因网络社会中的空间是围绕流动空间（全球）和当地空间（地方）的对立而配置的，所以“社会的空间结构是权力关系结构的主要来源”（第40页）。除了权力的空间来源，权力也有时间形式，“投射自己当前时间的能力，从而拒绝整个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是网络社会中通过建构永恒时间作为权力声明的另一种形式”（第41页）。

　　全球网络社会中权力的行使形式

　　卡斯特认为，“切换并编制全球网络是全球网络社会中行使权力的形式”（卡斯特 2018, 第42页）。切换和编制的具体方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社会中权力和反权力的形式。切换不同的网络，需要构建文化和组织接口的能力，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媒介，以及对普遍接受的价值——交换价值的支持”（第42页）。权力的第二个来源是网络的编制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产生、扩散和影响构成人类活动的话语能力”（第42页）。编制权力影响切换权力，因为网络的编制决定了切换过程中可能的接口。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就是传播权力。在网络社会的传播中，“话语得以生成、扩散、争斗、内化，并最终体现在人类行动中。因此，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就是传播权力”（卡斯特 2018, 第43页）。

　　全球网络社会中的几种主要权力类型

　　卡斯特认为，“必须首先区分四种不同形式的权力：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网络建构权”（卡斯特 2018, 第34页）。网络准入权“包括让媒体或消息通过网络把关人的审核程序，进入网络的能力”（第329页）。每个传播网络的编程者作为把关人拥有网络规范权，通过禁止或允许某则消息介入其网络来行使网络准入权。网络控制权“是一种由网络内部的某特定节点向其他节点所行使的权力”，在传播网络中，网络控制权表现为运作多媒体传播网络组织内部的议程设置、管理和编辑决策权（第329页）。网络建构权“是指建立和编制网络的能力”，主要掌握在媒体公司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手中（第330页）。多媒体企业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会塑造网络建构权。

　　除了上述四种权力，还有一种网络切换权。卡斯特将对接两个或多个网络界面的管理机制称为“网络切换”。“对切换能力的把握，决定了权力在网络社会中的一种基本形态：切换权力”，持有切换权力的人被称为“切换人”（卡斯特 2018, 第333页）。切换权力在制造权力的过程中形成，同时又联结两到三个领域分明的网络。所以，切换权力能使权力网络在相互联结的同时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第336页）。在不同网络间自如切换，是权力的一个基本来源。编程者和切换人都是网络社会中的掌权者，他们本身就是“网络”（第337页）。

　　全球网络社会中权力的制定

　　卡斯特认为，如果权力的运用要依靠编制、切换网络、反权力，那么权力的制定就要对网络进行重新编制。这一过程需要考虑新网络的利益和价值，而且“需要在社会阻力的变换以及社会本身的变动中切换网络。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干扰原有的、处于主流地位的权力切换机制”（卡斯特 2018, 第338页）。

　　全球网络社会中的这些权力从哪里来呢？卡斯特认为，“全球多媒体商业网络的所有者，必然是网络社会的掌权者”，他们编制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网络，他们通过向普通人兜售生活形象而将普通人变成受众（卡斯特 2018, 第331页）。卡斯特还提出，任何网络的权力制造过程都无法绕过处于整个网络中心的传播网络。

　　最后，卡斯特对其网络社会的权力理论作了总结。其一，权力是多维的，“围绕着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内的网络而构建，这些网络根据被赋予权力的行为体的利益和价值来编制”。其二，各领域的权力网络彼此联网，“他们并不合并，相反，他们亦敌亦友……并根据其在每个情境和每个时刻的利益来变更合作伙伴” （卡斯特 2018, 第335页）。其三，“围绕国家和政治制度建立的权力网络，在权力的整体联网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即便权力“有赖于媒体的意义建构活动，但国家是一切权力网络得以运作的默认条件”（第335页）。

　　结 语

　　以上是对卡斯特网络社会与权力理论的简要概括。下面，我们对卡斯特的权力理论作一个简短的评价。

　　首先，正如卡斯特自己所言，权力是多维的，所以卡斯特关于权力的论述也是多维的。仅从其对网络社会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卡斯特对网络经济中的权力关系、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网络社会中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传播权力等所做的多维分析。在研究网络社会之前，他还研究过城市中的权力关系。在以上每一个维度的分析中，权力关系都有所不同，或者说权力关系都具有各具体领域的独特表征。

　　其次，从卡斯特的权力理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福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影子。从卡斯特对权力的结构维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的影子；从他对权力的心灵基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韦伯的影子；从他对国家权力的强调和对网络社会阶层分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影子；从他对文化权力、符号权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布迪厄的影子；从他对权力的相对性与弥散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福柯的影子。由此可见，卡斯特很好地继承了上述社会学大家的权力理论，并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的和当代新出现的权力理论来分析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再次，卡斯特的权力理论有碎片化之嫌。如上面两点所论，他的权力分析面向是多维的，而他的权力理论的基础又是多元的。于是，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这些多维面向的权力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尽管卡斯特声明各领域的权力网络彼此联网，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如何联网？其二，这些多元的权力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整合？或者说，以结构为基础的权力和以心灵为基础的权力是什么样的关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何种关系？实体性权力与相对性权力是何种关系？文化（符号）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何种关系？对这些问题，卡斯特或者只是作了简单描述，缺乏系统化的论证，或者语焉不详。这就使得他的权力理论有碎片化的嫌疑。

　　最后，对微观权力的论述不足。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和权力理论的分析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展开的，给读者很好地呈现了网络社会及其权力关系的宏大图景、主要特点及发展脉络。但是，他对于网络社会权力微观层面的分析则稍嫌不足。例如，对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弥散性的微观分析不够；对网络社会中社会成员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微观权力运作分析不够。另外，网络社会是一个高度监控的社会，而福柯所论的监控权力在卡斯特的分析中似乎分量不足。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