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标准化与弹性化 

　　生命历程研究通常被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近60年的发展，如今成为社会学领域的重要主题之一。格伦·埃尔德将生命历程定义为“通过年龄区分的人生各阶段的轨迹，是在生命事件的时机点、转变时间、间隔和顺序中所呈现的社会模式”（Elder 1978, p.21）。目前，生命历程研究已形成两大范式。其中之一是北美的埃尔德范式，该范式侧重关注社会变动或历史事件对特定同期群的人生造成的影响。格伦·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Elder 1974）和塔玛拉·海尔文的《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Hareven 1982）为该范式的代表著作。另一范式是以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为核心的欧陆范式。该范式主要探讨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对国民生命历程整体的形塑，在西欧国家的生命历程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

　　欧陆范式的代表学者马丁·科利（Martin Kohli）认为，生命历程在现代社会得以被制度化，与以下5个要素密不可分：生命的时间化、时序化、个体化、劳动力市场主轴、常态生平的形成（郑作彧 2018, 第95—97页）。生命的时间化,指生命是一个能被时间测量的过程。时序化，指生命以年为单位被理性地计算、评估、规划、划分和排序。工业化过程中，人们从传统的约束中得以解放，个体能动性在生活史构筑方面所起的作用增大，此为个体化（Giddens 1991）。劳动力市场是安排生命历程的身份与权利、义务的主轴，其中与之相关的教育系统和退休系统尤为重要，将生命历程划分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年阶段”和“老年阶段”这种三分时序结构（郑作彧 2018, 第95—97页）。常态生平，是指人们根据生命历程制度构筑出的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生平（郑作彧 2018, 第95—97页）。科利指出，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被各种社会制度通过时间化、时序化、个体化这三种机制，构成了一个以儿童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阶段为理念型的结构性整体，这种结构性整体亦在行动者层面形成常态生平观念”（郑作彧 2018, 第99页）。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指“规范性、法律性或组织性的规则界定人生的社会与时间组织化的过程”（Bruckner and Mayer 2005, p.32）。它可以指生活的阶段或状态，比如婚姻、教育和退休；也可以指生命事件以及事件的转变，诸如毕业、签约或解约劳动合同、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等。生命历程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是指“对于人口总体来说，特定的状态或事件及其序列变得更加普遍的过程，或者它们发生的时机点变得更加一致的过程”（Bruckner and Mayer 2005, p.32）。例如，国民退休年龄逐渐接近65周岁等。与制度化、标准化相比，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则指制度性限制减弱，曾因制度而划分明显的人生阶段或角色转变过程变得模糊。例如，参加工作后再次返回大学接受高等教育（Shanahan 2000）。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de-standardization），是指生活状态、生命事件及其序列或是一小部分人口的特征，或是发生在更分散的年龄，持续时间更为分散（Bruckner and Mayer 2005, pp.32-33）。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和去标准化统称为“弹性化”。

　　文献回顾：战后日本生命历程研究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欧美的历史与经验研究。由于国情、社会制度及政策不同，东方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情况与西方不一样。目前中国生命历程的具体形态还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而邻国日本在“高度经济成长”期间（1955—1973）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型社会体系”（嶋崎尚子 2018），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研究领域提供一个东方范本。与中国类似，日本国内相关研究也偏向于北美的埃尔德范式，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学者的合作研究经历有关。少数日本学者致力于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研究。

　　安藤由美通过对比日本与欧美的研究，分析了二战后日本人向成年角色转变的过程和已婚女性的生命历程（安藤由美 2008）。该研究指出，与欧美不同，日本人在向成年角色转变期间，高中或大学毕业、就业、结婚等一系列生命事件区分明显，过渡时间并未缩短。与男性终身雇佣制相比，女性的职业参与则表现为典型的“M”字型。换言之，日本女性在完成学业后参与劳动力市场，随后伴随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的发生而辞职，育儿期结束后回归劳动力市场。

　　泽口惠一和嶋崎尚子以成年角色转变过程为焦点，考察了战后日本生命历程的标准化、共时化和平均化（澤口恵一、嶋崎尚子 2004）。该研究指出，日本人在向成年角色转变期间，毕业、就业、结婚等生命事件的发生呈现标准化与共时化的倾向，同时角色转变的时机点几乎不受出身阶层的影响。伴随女性的高学历化和婚前就业率的提高，成年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男女差异逐渐缩小。然而，与男性不同，女性婚后的就业率与最终学历的类型密切相关，两年制短期大学毕业者婚后往往选择做专业主妇。

　　嶋崎尚子指出，“高度经济成长”期间日本社会以企业为中心，“企业中心主义”与“家庭主义”、性别角色分担等要素保持极强的亲和力。在这样的社会原理下，日本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逐渐形成，同时产生两种标准的生命历程：工薪阶层男性类型和专业主妇类型（嶋崎尚子 2013）。宫本みち子认为，向成年期的转变类型由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习惯决定，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类型明显不同。“工业化时期，从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到成年阶段，存在着一种单一序列的连续性过渡路线。然而90年代以后，这种单一‘直线型转变’逐渐变得复杂化，转变类型呈现个体化、多样化、流动化”（宮本みち子 2016, p.5）。

　　以上研究均以毕业、就业、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的时序与间隔问题作为焦点，分析了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向成年阶段转变的过程。结合欧陆范式分析，日本生命历程的三分时序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又有哪些社会制度塑造了日本生命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社会制度和国民生活的变化，阐明战后日本生命历程制度化与标准化的形成机制。论文后半部分，也将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女性生命历程的弹性化现象进行分析。

　　战后日本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与标准化 

　　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与衔接

　　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基本法》。该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必须在6—15周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该法律实施第一年，日本的小学、初中升学率便接近100%。因此，在提及教育大众化时，日本学界一般关注的是高中升学率。“高度经济成长”期间，“大家都经历同样的人生”成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日本教育系统严格按照年龄决定学生的学业进程，禁止学校评优选拔和学生跳级。换言之，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战后日本在短时期内建立了一套“大家统一步调、共同长大成人”的社会体制（嶋崎尚子 2008, p.20）。1955年，高中升学率男生为55.5%，女生为47.4%。到1973年“高度经济成长”期结束时，男、女生均已超过90.0%。与高中相比，大学教育的普及进程虽然相对缓慢，但是1973年大学（不包含专科学校）升学率已高达32.7%，其中男生为38%，女生为27%。可以说，“高度经济成长”期间，日本实现了中高等教育大众化。身处学生角色期间，人们被社会期待的任务是储备知识，而非从事劳动生产。换言之，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日本社会以高中或大学毕业为分界点，将儿童和青少年阶段与成年阶段明确分隔开来。

　　高中与大学应届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

　　1947年，日本政府实施《职业安定法》，该法规定除征得劳动大臣的同意以外，学校不得直接与招聘单位接触，向其推荐毕业生。然而，当时日本劳动力市场流行“企业招聘—学校（以高中为主）推荐”的就业模式，相关法律规定随即遭到校方的反对。1949年，日本政府修改《职业安定法》，按照新规定，高中及以上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直接与招聘单位协商，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菅山真次 2000）。此后，经过数次修改，“企业招聘—学校推荐”的就业模式得以恢复，高中生在毕业前夕，经学校推荐直接与招聘单位洽谈，而无需公共职业安定所的介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高中升学率迅速上升，在此期间由学校和企业主导的高中生“定期录用”体制——毕业前夕通过“企业招聘—学校推荐”模式确定工作岗位——已经形成，该体制延续至今。

　　当代日本的大学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制度起源于1953年的大学生“就职协定”。1952年，日本社会迎来新制大学首届与旧制大学最后一届毕业生，就业市场紊乱，应届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难问题。在此情况下，文部省和劳动省共同发出通告，规定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统一求职时间和毕业后的企业录用日期，此为“就职协定”的核心内容（吉本隆男 2017, p.18）。1953年，“就职协定”正式生效，其最初目的在于“防止就业过早化”“保证大学教育的效果”“避免大学毕业生失业”（中村高康 1993, pp.115-116）。“就职协定”直接促生了应届毕业生的“预定录用制”。“预定录用制”是指每年10月大学应届毕业生统一与拟聘单位签订内定协议，待第二年3月毕业后正式入职的制度。统一招聘制度和“预定录用制”将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聘与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应聘程序区分开来，“高度经济成长”期间这两种制度在大学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迅速普及，延续至今。

　　如前所述，“高度经济成长”期结束时日本已经实现中高等教育大众化，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普及延长了人们的社会化时间。与此同时，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定期录用”体制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统一招聘与“预定录用制”在制度层面已接近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将青年人的毕业和就业两个生命事件紧密地衔接起来，促使他们从学校顺利地进入职场。截至1973年，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塑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部分人）→毕业后即刻入职”的单一历程已经形成，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已达到高度标准化。　　

　　成年阶段：形塑于日本型雇佣体系和福利制度

　　日本型雇佣体系下的“就社”男性

　　日本型雇佣体系通常指日本企业特有的三大经营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体系和企业内工会制。终身雇佣制指“一方面，被雇佣方入职后勤勉工作，不辞职。另一方面，只要被雇佣方无严重违纪行为或企业未陷入经营危机，雇佣单位不解雇被雇佣方”的人事体制（仁田道夫 2003, p.20）。年功工资体系是指以工龄和年龄为计算基准的薪酬制度，可理解为定期升薪制，具体表现为每年4月员工的基本工资均会增加一定的额度。企业内工会制是指以企业为基本单位，“工员”（蓝领阶层）与“职员”（白领阶层）加入同一个工会的制度。20世纪50年代，企业内工会在废除“工职身份差别”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自60年代起，“工员”和“职员”统称为“社员”，日本社会实现了劳动人口总体工薪阶层化。有研究指出，除以上三大制度外，日本型雇佣体系还应包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统一招聘制度（参照前文）和企业内部培训制度（吉本隆男 2017）。企业实施培训制度的目的，是在企业内部培养拥有必要技能的人才。日本的大中型企业每隔两三年便进行人事调整，通过让员工经历不同的职务来塑造其综合素质，培育人才（吉本隆男 2017, p.21）。综上分析，日本型雇佣体系意味着日本国民一旦入职，此后近40年的职业生活便有所保障，因此员工提高了劳动意识，同时也培养了对所属企业的忠诚（嶋崎尚子 2018, p.10）。“高度经济成长”期间，日本国民人均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阶层差距迅速缩小，日本社会实现了“国民总体中产化”（武川正吾 2020, p.82）。

　　日本型雇佣体系促生了日本社会特有的“就社”现象。所谓“就社”，是指男性毕业后即刻入职，并在同一家单位工作至退休的职业生涯模式（菅山真次 2011, p.445）。在日本，该模式被认为是标准的职业生涯类型，不论最终学历和阶层的高低，公共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的男性员工几乎均属于“就社”类型。伴随工龄和年龄的增加，男性员工经历多种内部培训后，最终晋升为领导阶层。当达到退休年龄时，不管愿意与否，他们均会选择退休。

　　面向员工家庭的福利制度与专业主妇

　　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女性在高中、专门学校或大学（包含短期大学）毕业后均顺利参与劳动力市场。然而，进入成年阶段以后，女性的生命历程则演变为两种类型：职业女性和专业主妇。职业女性指入职后不辞职，直至退休的少数女性，她们的职业生涯类似于同龄男性的“就社”模式。然而，与“就社”男性相比，职业女性在企业内部的人事调整、培训教育、职位晋升等方面往往受到不平等对待，很难实现地位的向上流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现象遭到日本社会的批判，受此影响，1986年日本政府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与少数职业女性相比，大部分女性伴随结婚或生育而选择辞职，进入专业主妇角色。她们的职业生涯总体上呈现“M”型，即完成学业后即入职，伴随结婚或生育而辞职，育儿期结束后以非正式雇员身份回归劳动力市场。“高度经济成长”期间，大部分女性之所以选择专业主妇角色，除受“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工薪阶层男性的主妇”“母亲负责培养子女”等强烈的性别角色分担规范约束外，主要与以下法定福利制度有关。第一，家庭生活补助制度。年功工资体系建立在“男性劳动者需要抚养专业主妇妻子和未成年子女”这一标准的家庭生产结构基础之上（嶋崎尚子 2013, p.11）。伴随年龄的增长，男性员工的家庭生活开支逐渐增大，而年功工资体系的定期加薪制度恰好保障了男性在不同生活阶段顺利地抚养家庭。例如，住房补贴、子女的养育费及教育经费等，均包含在年功工资体系之内。纵观日本男性的平均工资不难发现，自20岁左右入职起至55岁，工资呈现递增趋势，然而55岁以后工资明显下滑。换言之，大部分男性在55岁时已基本完成家庭抚养任务，不再需要年功工资体系的生活补贴支持。第二，“配偶控除”制度。“配偶控除”是日本自1961年起施行的一种减税制度，具体指家庭成员中收入较高的一方（通常为丈夫）可以申请“抚养”收入偏低的一方，从而较高收入者的收入纳税额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减免。第三，企业内部福利制度。其中“社宅”制度当属典型。“社宅”相当于中国的“职工宿舍”和“企业福利住宅”的总和（祖运奇 2017, 第17页）。除“社宅”福利外，雇佣单位甚至通过发放用水、用电、用气补贴来减少员工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

　　专业主妇一般在育儿期结束后以“非正规雇佣”（被聘用为临时工）的方式回归劳动力市场。由于女性在“配偶控除”制度下享受配偶的“抚养”，她们再次就业后的工作时间和年收入额度均受到严格限制，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至退休年龄。 

　　老年阶段：得益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日本未立法规定国民退休年龄，但早在1968年便有63.5%的企业将员工的退休年龄确定为55周岁；70年代以后，退休年龄逐渐延迟（浅尾裕 2014, p.22）。1986年，日本立法规定国民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退休制度将生命历程的成年和老年阶段客观地划分开来。日本国民退休后之所以能够享受“富裕的生活”，离不开以下三种制度。

　　第一，“国民皆保险”制度。1961年，日本政府实施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当年公共医疗保险便覆盖全民。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又细分为工薪阶层的社会保险制度、以无业者及自营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以75岁以上的高龄人群为对象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尾形裕也 2017, p.18）。其中，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是公共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全体国民必须首先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由于雇佣单位定期为员工及其“抚养”的家属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因此日本国民在正式就业期间会自动脱离国民健康保险。然而，伴随离职或退休，他们又会脱离社会保险而再次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第二，退职金制度。正式员工离职或退休时，一般从雇佣单位领取一次性退职金。退职金制度被称为日本特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高度经济成长”期间在日本普及（阿部公一 2013, p.34）。该制度鼓励员工在同一家单位长期任职，工龄越长，离职时所领取的退职金数额越高（大高直美 2016, p.99）。以下事例反映了终身雇佣员工退休时领取的退职金数额之高：某一工薪阶层男性（20世纪90年代末退休）使用退职金不仅还清了住房贷款，还购置了新的住房与田地（嶋崎尚子 2001, p.107）。退职金制度为日本国民平稳步入老年阶段奠定了生活基础。

　　第三，“国民皆年金”制度。1959年，日本政府实施《国民年金法》，该法规定所有国民达到相关年龄后均可领取年金。年金制度让日本国民退休后的生活有所保障，富裕的老年生活因年金制度而变成现实。

　　日本女性生命历程的弹性化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此后，终身雇佣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非正规雇佣”现象越来越普遍（大高直美 2016, p.99）。在此社会背景下，2000年以后，日本男性的生命历程表现出去制度化与去标准化的趋势。与男性不同，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女性的生命历程便出现明显的弹性化现象。本节以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女性为例，对其生命历程的弹性化进行分析。

　　首先，弹性化表现为与父母同住的时间延长。该现象在城市出生人群中尤为突出，可从“晚婚化”时代背景加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社会将女性的最佳结婚年龄限定为24—25岁，并将其比喻为“圣诞蛋糕”。换言之，女性处于该年龄时在结婚市场具有最大价值，因此一部分雇佣单位甚至将25岁作为女性的退休年龄（嶋崎尚子 2008, p.43）。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自1970年至1984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维持在24.2—25.4岁之间。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出生的女性完全符合该社会文化规范，她们在特定的年龄完成了向社会所期待的角色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渐增加，2000年突破27岁，2016年上升至29.4岁（厚生労働省政策統括官 2018, p.31）。晚婚导致一部分城市出生的女性与父母同住的时间过度延长，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的角色迟迟得不到改变。

　　其次，弹性化表现为终身不婚。此现象主要集中于高学历人群和贫困人群（Raymo 2003；宮本みち子 2016）。造成女性终身不婚的原因有多种，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可归结为升学与就业机会增大，女性经济自立能力提高（阿藤誠 1989）。实际上，截至1985年，日本民营企业并不招聘女性大学应届毕业生。据厚生劳动省统计，1980年毕业的女性大学生中，56%的职业集中于高度专业技术岗位（其中67%为教师），36.6%获聘公共机构的事务职岗位。1985年，这两种岗位仍占相当高的比例（分别为50.5%、39.1%）。1986年，日本政府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在制度上保障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该法律实施后，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女性的需求量增加。受此影响，女性大学升学率自20世纪90年代起迅速上升，截至2020年已达51.1%，接近男性水平。在经济独立的女性看来，结婚的经济性价值并不大。此外，在日本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式的性别角色分担观念依然十分强烈，女性如果婚后继续工作，就必须承担起职业女性和妻子的双重角色（伊東秀章 1997, p.92）。20世纪60年代出生人群又被称为“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世代”，自该同期群开始，一部分高学历或高阶层的女性选择终身不婚。尤其自1999年6月日本政府实施《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以后，此现象愈加突出。另一方面，《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以后，高学历女性的“正规雇佣”与低学历女性的“非正规雇佣”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女性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尤其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起，因“非正规雇佣”、低收入等原因陷入经济贫困状态而无法结婚的女性剧增，贫困成为女性选择终身不婚的另一主要因素（宮本みち子 2016, pp.8-9）。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日本，任何达到适婚年龄并有意结婚者均可获得结婚机会。如果已达适婚年龄而未结婚，便被视为背离社会规范（正岡寛司 1994, p.46）。因此，当时的日本社会又被称为全民“皆婚社会”。然而自90年代起，日本逐渐从“皆婚社会”进入“非皆婚社会”（阿藤誠 1994）。1995年，女性终身未婚率为5.1%，2015年上升至14.1%（大風薫 2021, p.18）。下图描绘了日本各年龄层女性劳动力人口比率，1970年25—29岁处于“M”字的低谷，说明女性在该年龄段进入结婚、育儿期而辞职。与之相比，2020年，女性在35—39岁时进入结婚、育儿高峰期。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以后，“M”字的低谷十分缓和，而已婚且被正式雇佣的职业女性整体上并未增加（中澤高志 2006, pp.144-145）。由此说明，除育儿期间一部分女性处于“非正规雇佣”就业形态外，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终身不婚或已婚不育（即“丁克”）。

　　最后，弹性化表现为选择“丁克”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生育率逐年下降。总和生育率表示平均每位女性一生所生子女的数量。197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2.13，1980年为1.75，此后持续下降，直至2005年的1.26。2010年以后有所回升，然而2019年又跌落至1.36。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女性就业机会增大，与此同时职业与家庭生活发生冲突的风险升高。与终身不婚化趋势一致，一部分已婚女性为了避免承担职业女性与母亲双重角色而专注职业生涯，选择了“丁克”生活方式。

　　此外，结婚和生育两个生命事件的间隔明显缩短。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奉子成婚”现象骤增。1980年，经父母“奉子成婚”后出生的婴儿占日本全国第一胎的12.6%，1990年上升为20.0%，2000年高达26.3%（嶋崎尚子 2008, p.88）。按照日本的婚姻制度，只有婚后出生的孩子才被认定为男方的子女。如果婚前生育，由于男女双方没有法定婚姻关系，男方不会被追究任何责任，此为日本的“嫡出制”（善積京子 2005, p.67）。日本社会注重“结婚→生育”的时序关系，未婚先育的女性及其婚外子女均可能长期遭受社会的歧视。然而，结婚与妊娠的时序关系却被忽略。在日本，涉及婚姻与生育的主要社会文化规范之一便是孩子必须在男女双方结婚后出生，而婚后生活期是否大于妊娠期并不重要。因此，未婚女性妊娠后往往选择堕胎或结婚。虽然“奉子成婚”遵循标准的“结婚→生育”时序关系，但两个生命事件的间隔出现弹性化。“妊娠→结婚→生育”成为越来越多日本女性的婚育模式。

　　结 语　　

　　二战结束后日本首先改革教育系统，在短期内实现了中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确立了由学校和企业主导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定期录用”体制、大学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制度和“预定录用制”。年轻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保障了日本国民在完成学业后能够立即参与劳动力市场。伴随毕业、就业、结婚、生育等间隔紧凑的生命事件的发生，日本国民由儿童和青少年阶段顺利地过渡到成年阶段。1954年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后，集中实施了“国民皆保险”制度、退职金制度、“国民皆年金”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日本国民的成年阶段与老年阶段明确区分开来，日本人的生命历程实现了高度制度化和标准化。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型雇佣体系、“配偶控除”等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内部福利制度等多重制度的相互作用下，“就社”男性和专业主妇等标准的日本生命历程应运而生。然而，自80年代后期起，伴随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服务业化、产业结构软化、经济衰退），尤其是女性的生命历程呈现明显的个体化和多样化趋势，专业主妇模式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今后日本社会的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日本人的生命历程将如何演变，值得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