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英帝国建立在获取和控制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初环境因素在英帝国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从物质和生态维度关注英帝国的扩张。我还将围绕森林保育、生态学和热带医学的出现，探讨欧洲科学与陌生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其中，将介绍英帝国及其利用环境的两百多年历史，阐释一些基本概念，分析包含殖民地在内的英帝国对自然造成的影响。总的来看，英国等国的工业化发展依赖于殖民地的资源，推动帝国发展的不仅有殖民扩张，还有对环境的控制和掠夺。 

　　　导  言 

　　1860年前后，欧洲在世界生产中的占比已经远超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由于被生物旧世界（biological old world）束缚，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薪柴、人力和畜力，而欧洲却通过使用化石能源突破了生物旧世界的局限。另外，帝国主义是欧洲能够超越中国和印度的第二个动力，使欧洲能够利用海外掠夺的资源。 

　　在生物旧世界中，人类能够利用的绝大部分能量都来自太阳辐射能。太阳辐射能被植物吸收，而植物又被动物和人类所食，或者当作薪柴燃烧。生物旧世界的能量转化效率并不高，而且70%的机械能来自人力和畜力，意味着搬运重物和生产食物主要依靠人类和动物。换句话说，这些前现代的帝国无法利用其他能源，只能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有两种方法可以突破生物旧世界的限制：增加土地面积和开采化石燃料。因此，欧洲国家通过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帝国主义掠夺获得了额外的能源，使欧洲制造业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的发展也得益于大量廉价契约劳工。总的来看，印度、非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洲等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推动了欧洲工业化的发展。 

　　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和掠夺植物、动物、劳动力和矿产资源，并不断扩张和巩固其权力。在欧洲的殖民势力逐渐扩张到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洲和亚洲时，中国的清王朝已经允许开发关外土地，华人的脚步迈向太平洋地区。但欧洲在获得资源方面总体上比中国更有优势。正如科里·罗斯（Corey Ross）在《生态与权力》（Ecology and Power）中说，重塑环境关系和改造生态系统是现代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引进了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从而改变了殖民地的生态体系构成。 

　　英帝国的发展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使英国循迹参与到东方既有的贸易网络之中。凭借一系列私人组织，英国建立了许多贸易口岸据点，这构成了英帝国的雏形。伴随着18世纪末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力量衰退，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并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起种植园。特许贸易公司在殖民地扮演着重要的统治角色，它们不仅仅是贸易者，同时还控制着生产活动。1800年前后，伴随着一系列征服活动和条约的签订，英帝国开始出现。1788年，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流放犯人的殖民地，1857年印度大起义表明英国政府已控制印度大部分的领土。19世纪末，英国参与“瓜分非洲”。到18世纪，英国已控制了世界上最大范围的领土，它由许多不同的区域组成，包括殖民统治的核心区域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半独立的移民殖民地，另有一些附属国、土邦等，还有像新加坡、香港等由英国建立并控制着的战略要地。 

　　1812—1914年，英帝国的领土不是由英国军队直接占领，就是由英国移民控制。700万英国移民移居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这仅是近代移民的冰山一角，还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向世界各大洲迁移。1840—1939年间，也有660万华人经香港向海外移民。19世纪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段都快，世界人口总数从1750年的7500万增长到1900年的16亿。20世纪后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现今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英帝国内部有许多自由移民，也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劳工。这些移民在帝国内部流动，开辟新的资源边疆。 

　　近代以来，蒸汽轮船和机械化农业等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全球的环境开发。同时，资源商业化的趋势也在全球扩散，地方生态与全球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上述变化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如物种灭绝、生态巨变等。人类、动植物的传播范围达到有史以来的新阶段。交通和通讯的革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蒸汽机应用于汽船和火车，以及跨洋电报网络在19世纪时形成，信息传递的时间因此得以节省。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革，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开发自然的问题。 

　　下图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扩张顶峰时期的领土，深颜色的部分代表1815年英国的领土，而虚线范围则是1901年英国扩张的领土。显然，从1815至1902年，英国的领土急剧扩张，特别是在亚洲、大洋洲、北美和东非。英帝国的规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顶峰，涵盖35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4580万，相当于当时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庞大帝国。英帝国掌控了大量资源，将其转化为商品，商品化成为帝国运作的核心理念。这一时期，英帝国内部联系的加强也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英帝国的资源开发 

　　英帝国拥有廉价且丰富的食物供应，还有廉价的劳动力。殖民地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英国借此获得高额利润，刺激其经济发展。基于全球人口的流动和对特定作物的需求，如新大陆的烟草、亚洲的鸦片、中国的茶和棉花等，英国建立起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正如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所言，从殖民地的生态体系中获取原材料，使殖民地环境单一化、简单化，是19世纪英帝国巩固和扩张的手段之一。英国能够从自然开发和生态系统单一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无疑得益于英帝国内部的联系。 

　　英帝国充分利用廉价劳工发展种植园经济。1600—1700年间，它控制了巴巴多斯岛，并建立起单一的种植园经济，生产蔗糖、烟草等。17世纪，巴巴多斯岛的开发依赖于海外物资供应，包括新大陆的牲畜、美洲的粮食、波罗的海的木材。英国人还把奴隶劳工运至巴巴多斯岛和其他小岛，约有1200—1500万非洲奴隶在美洲的种植园和其他行业从事劳动。巴巴多斯和其他岛屿被卷入生态帝国主义的体系当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由此在世界范围内调配动物、植物和人力资源。正如约翰·麦克尼尔在《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一书中指出，帝国的短期战略是尽快将阳光和养分转化成财富。由于蔗糖供应充足，欧洲人的卡路里摄入量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一些来自新大陆的食用作物，特别是马铃薯，为欧洲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保障。伴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环境问题也出现了。种植园创造了一种单一的生态体系，甘蔗、棉花、茶叶种植园会造成土壤退化、水源枯竭，炼制蔗糖也需大量薪材。种植单一作物，还导致当地生物多样性丧失。此外，种植园劳工长期处于赤贫和负债状态，被迫长时间工作却只能拿到微薄的薪资。显然，人和自然都是帝国资源开发的受害者。 

　　英帝国也在南太平洋地区留下了深刻的生态足迹。动植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重要内容。新西兰北岛超过60%的开花植物来自海外，在“草场革命”（Grassland Revolution）过程中，新西兰的原生森林和草原被牧场、绵羊和牛替代。它为英国供应羊毛和乳制品，英国则为其提供工业制成品。1871年，新西兰拥有超过50万英亩牧场，而到了1911年，牧场面积已将近600万英亩。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新西兰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40年，北岛的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外来物种替代了该岛东部沿海的原生草种。为了给牧场和农场建设开辟空间，英国移民砍伐和焚毁了数千万英亩森林。移民改造新西兰的关键，是从毛利人手中获得土地的所有权。1860—1939年间，北岛毛利人拥有的土地的比例从90%降至不超过10%。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农业产出，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巴西开采并使用磷酸盐肥料（phosphates），这种矿产在许多太平洋岛屿都有储备，特别是瑙鲁。瑙鲁的磷酸盐矿藏由土著劳工开采，被运输到其他地区用作肥料。如今，瑙鲁的土地因资源开发早已千疮百孔，岛上80%的土地已经废弃。 

　　英帝国的资源管理 

　　英帝国的广袤、复杂和多样，促进了现代技术官僚体制的发展。其中，环境保护科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都起到了推动作用。1918年顶峰时期的英帝国，涵盖沙漠、草原、热带雨林、湿地、高山等地貌，气候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移民在辽阔的印度和澳大利亚还面临一系列新的疾病，如疟疾、霍乱、昏睡病等。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和理解自然的变化。达尔文经过多年科学考察和样本搜集，让人们对物种起源及其多样性有了新的见解，由此创立了“物种进化”学说。因此，英帝国内部不同地区的交流，推动了科学的新发现和理解人类的新视角。 

　　植物园是英帝国改造自然的重要形式，隐含着人类能够通过科学的方式改造自然的观念。正如夏尔马（R.J. Sharma）指出，人类通过改造和管理自然将不同财富整合起来，最终服务于帝国的利益。植物园被视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新形式。通过实验、改造等科学手段，人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移植植物，如将热带植物移植进英国的温室，从而实现在温带气候区种植热带植物。这最终演变成所谓的经济植物学（Economic Botany）。经济植物学主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培育有用的植物，代表案例是1840年建立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邱园不仅是植物移植网络的核心，还是英帝国内部不同地区交流、共享信息的枢纽。它在世界范围内搜集植物标本，完善物种信息，把不同植物输送到帝国其他区域，丰富各地物种的多样性。经济植物学中的植物杂交，使作物更为高产，促进了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同时，人们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兴趣愈发浓厚，试图理解移民目的地和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复杂环境。 

　　伴随着英帝国的殖民开发，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促使人们认识到资源保育的必要性。这一观念在英属印度体现得尤为明显。1900年，印度森林署成立，负责管理印度境内25%的森林。该机构制定详细的规划，防止木材迅速耗尽。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森林保育。环境史学者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在《绿色帝国主义》（Green Imperialism）中指出，热带殖民地的森林滥伐推动了现代环保主义的建立。森林滥伐和种植园农业的引进对环境具有显著影响，土壤流失、肥力下降、水源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出现。由此，格罗夫向“环保主义完全起源于欧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殖民地孕育了环保主义的理念，并影响到欧洲。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帕拉维·达斯（Pallavi Das）和笔者本人都尝试挑战格罗夫的解释。我们认为，环保主义的确与殖民地的开发有关，但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森林保育是为了保证能够长期利用木材等资源，本质上也是一种开发。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森林保育是有益的，但有一份马里语的报纸批评森林保育措施的作用。对大部分马里人来说，森林保育意味着政府剥夺了马里人利用资源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自然资源开发背后的动态过程和语境。 

　　文献中的英帝国看起来十分宏伟壮阔，但帝国内部的力量并不均衡。特别是对大部分殖民者来说，帝国的热带地区意味着疾病。环境因素也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欧洲人将牛引入非洲后，昏睡病在牛群中肆虐。帝国面临的上述挑战，促进了新的科学研究，如热带医学和热带兽医学得到了发展。 

　　结  语 

　　生态—文化网络（eco-culture network）的概念，在艾米莉·奥戈尔曼（Emily O’Gorman）、泰德·梅洛（Ted Mello）和笔者的著作中均有所体现。我们对关于英帝国自然开发相关的既有历史研究作了回应。我们主张关注地区间的联系，而不是直接采用民族国家的视角。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的英帝国时期，民族主义尚未兴起，部分殖民地需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民族主义。 

　　简言之，本文关注生物旧世界的限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通过开采煤炭、使用蒸汽动力突破了该限制，结束了人类对太阳辐射能和土地资源的依赖，并通过殖民扩张获得了廉价的原料和工业品市场。最终，欧洲在工业制造方面超越了中国和印度。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