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印度洋一直是全球环境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孟加拉湾地区为重点，本文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联系起来，探讨“季风亚洲”气候和移民活动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移民史与环境史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今后的研究提出方向。本文所述与我写的《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和《不羁之水：移民、环境与近现代南亚的诞生》两本书有关。这两本书的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将印度洋视为人与环境的互动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将环境史和移民史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季风亚洲”

　　我本人是研究移民史出身。大概在15年前，我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关注从印度向东南亚的移民。那时，移民史的研究正蓬勃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方法和史料。特别是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的一篇文章使人深受启发。2004年，他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全球移民：1846—1940》的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移民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挑战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亚洲移民的一些假说，如亚洲社会是静态的农耕社会、亚洲移民不是自由移民、亚洲移民不是定居型移民，等等。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展示了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全球出现的三大移民浪潮，指出除了学者们所熟知的跨大西洋移民潮，同时间段还有另外两个移民潮，一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前往东南亚的移民，二是东北亚的移民即所谓的“闯关东”。过去的研究更关注跨大西洋移民，研究南亚历史的学者则很少关注移民问题，他们更关注民族主义、大众政治和农村社区等问题。总的来说，15年前的这篇文章和其他研究使我意识到移民史研究需要全球视角，而亚洲会取代欧洲、印度洋会取代大西洋，成为研究的重心。当时我对环境史不感兴趣，只是努力避免自己的移民研究陷入“环境决定论”。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移民的影响。不仅是我，当时许多移民史著作都不会专门列出气候、自然灾害或环境相关的条目。尽管许多研究移民的学者使用了自然隐喻，如“移民洪流”和“移民潮”，但是他们没有将环境因素纳入移民史叙事当中。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注意到环境因素对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2007—2008年，我开始做口述史的工作，采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民到东南亚的劳工。令我意外的是，他们讲的故事都是关于种植园的、关于树的、关于景观的，却没有关于航海的。其中一位我采访的老人当时已经80岁，他的一生都在种植园里度过。他在讲述自己的移民经历时，特别关心种植园里的树，告诉我这棵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或者回忆那棵树有怎样的故事。移民史的学术传统，使我在讨论移民时常常忽略环境因素，可我在这里听到的故事都与土地或景观密切相关。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之前我表示怀疑的概念，如“季风亚洲”（Monsoon Asia）。殖民时期的地理学家以及在越南工作的法国人类学家使用过这一概念。“季风亚洲”意味着许多亚洲国家共享季风这一气候要素，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种植水稻。“季风亚洲”本身不涉及移民，但我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联系。20世纪初，从华南穿过东南亚一直延伸到印度南部的整个地区正在被移民的流动所改变。例如，如今去马来西亚旅行的人会看到种植园里的神龛，它们是信奉印度教的移民劳工建造的。显然，移民只会在某些赋予他们精神力量的地方建造神龛。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或许某棵树会让他们想起家乡，或许某棵树与他们熟悉的东西很像。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有意识的决定，移民赋予这种景观独特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问题转向了从移民的角度来看“季风亚洲”。从移民的角度来看，“季风亚洲”不是由气候决定的静态空间，而是一个充满剥削和苦难的动态空间。这就是为何环境维度对我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重要。

　　“大加速”与印度洋环境史

　　与“季风亚洲”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国家试图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自然的变幻莫测，因此“季风亚洲”等环境因素如今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印度过去建造的大型水坝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征服自然的观念并不只是尼赫鲁的个人创造，而是当时亚洲国家的普遍想法。20世纪40年代以后，印度和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数量大幅下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南部的家庭可能会前往马来西亚，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更有可能搭乘铁路在印度国内迁移，而不是到海外寻找工作。上述印度水坝与移民的另一个联系是，印度第一批建设水坝的工人是从缅甸逃回国的印度难民。二战期间日本入侵英属缅甸，一些印度难民从缅甸回国，其中很多人徒步走回了印度。二战后，政治上的变化让这些移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回到缅甸，于是便在印度国内从事工程建设，服务于征服自然的国家目标。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是移民史与环境史的联系所在，这也是我的著作《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不羁之水：移民、环境与近现代南亚的诞生》的真正旨趣。

　　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这一时间节点，对于移民史与环境史而言也有着不同的时代意义。对许多地区的移民史，特别是印度洋的移民史来说，20世纪中叶几乎是一个终点，印度与东南亚的大规模跨洋人口流动走向终结。而对环境史来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则被视为“大加速”（Acceleration）的起点。到1950年，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开始急剧上升，而这些影响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工业国家。既有的环境史研究往往忽视去殖民化过程，只是从宏观的全球环境变化来解释大加速为何发生在这一时间点。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考虑新独立的亚洲国家在“大加速”中的具体位置。代表性研究是伊丽莎白·查特吉（Elizabeth Chatterjee）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章《亚洲人新世：电力和化石能源的发展论》。她认为，印度和中国等新兴亚洲国家的“大加速”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这种“延迟加速”（delayed acceleration）的驱动力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她指出，印度的能源消费量增长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使用电力是一种权利，主张一个自由国家应该保障公民的用电。事实上，印度政府失败了，在印度，今天仍有1亿多人缺少电力。查特吉的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印度及东南亚来说，1950年并不是“大加速”的起点，类似的转变发生得更晚，而这一转变是因为这些新兴民族国家急于摆脱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总之，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去殖民化与“大加速”之间的关系。

　　城市化在“大加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移民、城市化与环境转型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边界的调整导致大批难民的流动， 1947年印巴分治就曾导致大批难民涌入德里、孟买及卡拉奇等城市。有研究推测了20世纪70年代受气候影响人数最多的20个城市（如下图），其中前10个有9个在亚洲，它们大多在印度洋和中国的沿海地带，有的曾经是殖民时期的港口城市，或者移民潮的入境点和过境点。城市化不仅需要宏观的描述，更需要从文化上进行理解。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在他的非虚构作品《大紊乱：气候变迁与不可思议》中写道，在17、18世纪之前，亚洲和欧洲的大部分港口都与海洋有一定的距离。但18世纪以来，欧洲人直接将孟买、马德拉斯（1996年更名“金奈”）等城市建立在海岸边。以殖民者的世界观来看，近海意味着权力和安全，象征着掌控和征服。从历史上看，这些沿海城市塑造了后殖民时代国家的自我认知。以孟买为例，孟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是印度的“梦想之城”，因为许多人的海外移民梦想破灭，转而将抱负指向了孟买。这在当时印度的电影和诗歌中多有体现。阿伦·科拉特卡（Arun Kolatkar）是孟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境要素在他的诗歌中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他用“下沉”等表述提醒人们，孟买有着潜在的环境风险。

　　关于“气候移民”的思考

　　在当今有关“气候移民”的新闻和政策辩论中，历史学家能做些什么呢？我以一篇2020年7月发表在《纽约时报》，名为《气候大迁徙》的报道为例说明。我并不是全盘否定这篇文章，但它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历史学家在当前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中的失声。这篇文章基于一个统计模型，尝试评估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危机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拉丁美洲的移民，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气候变化将成为21世纪移民的巨大推动力。文中谈及南亚的段落表示，南亚坐拥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粮食不安全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许多人正在逃往波斯湾地区，否则到21世纪末南亚的热浪将造成灭顶之灾。

　　从历史学家的视角看，这样的观点问题重重。首先，从印度向波斯湾的移民并不新奇，这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也是印度洋移民在经历了20年的低谷后开始再次增长的时段。移民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奔赴波斯湾地区，形成了非常有规律的庞大移民潮。文章中使用“逃离”（fled）一词，非常具有误导性。这些人不是逃离家园，他们只是正常的移民劳工。其次，将气候变化作为移民的主要原因也站不住脚。早在人们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前，移民就已经出现。人们选择移民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如印度各地区机会不平等。当然，喀拉拉邦确实饱受洪灾困扰,这里也是印度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但因此就将所有的移民描述为“气候移民”，就有失偏颇了。最后，文章认为大部分印度移民已经在海湾地区“重新安家”（resettling），也是错误的。海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公民身份限制，所以大部分劳工几年后不得不回到印度。

　　我要表达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会警示我们一些重大的论断是复杂的，需要谨慎对待。地理学家乔纳森·里格（Jonathan Rigg）和梅森（Lisa Reyes Mason）合写的文章《气候科学还原论的五个维度》注意到，如今的决策者存在过度简单化的想法，认为气候变化是一切问题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无知。上面谈到的那篇文章极度依赖统计模型，但作者也承认“很难对个人的想法进行建模”。移民史研究使我认识到，流动性与固定性是相互联系的。随着气候变化对南亚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人们也可能被困原地，无法迁移。乔伊亚·查特吉（Joya Chatterji）的著作《困在孟加拉：移民时代的停滞》表达了这种观点。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阅读这本书，会让许多人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问题在于，被困住的人并不是随机的，那些无法进入移民网络并在其中移动的人，可能是因为患病、残疾或者需要承担某些责任。所以我认为，在我们想象整个世界都在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时，从移民史和环境史的角度看，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在对印度沿海的农村和渔业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历史如何以另一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选择。那里的生计选择非常丰富，气候变化只是影响人们选择的其中一个因素。我在询问当地人靠什么为生的时候，他们突然开始谈及移民问题，使我意识到除了最贫穷的家庭外，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身处海外，其中大多数在东南亚，还有的在海湾地区。这些家庭都与东南亚或西亚存在长久的联系，关系网的存在是移民的前提。相反，贫穷的家庭就没有关系网，他们最多不过是前往印度南部最大的城市金奈。可见，古老的移民模式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厘清移民史和环境史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环境挑战。需要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人们背井离乡，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移民，有时移民甚至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如果我们不了解20世纪的印度历史，不注意关于公民身份的政治辩论，不知道哪些人能够移民，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印度洋的移民。这就是移民史与环境史的人文价值所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