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地面积多达63.5万平方千米的我国黄土高原之上，分布着晋陕甘宁数省区上百个县级政区，“面朝黄土背朝天”曾经是过去人们对于当地民众生活状态的经典描述。

　　甘肃省庄浪县于明洪武八年（1375）降庄浪州设县而来，几经撤立，早已成为一个独立门户的县级政区。关于历史上的庄浪县，还需要着力挖掘。本文论述的是进入1949年后的庄浪县，它走出了一条以“梯田立县”改变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路径，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社会的关注。出于探讨黄土高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关系的考虑，并面对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笔者确定本主题，试图作一次有意义的区域社会寻求自身发展之路的研究。

　　庄浪县和庄浪人 

　　庄浪县的历史是很有说法的。当地的柳家村、徐家碾，在1949年后有过新石器时代先民活动遗迹的发现，主要是陶罐、陶鬲等生活用具。

　　元代以前，庄浪一地未设过独立的县级政区。当时曾设过庄浪路、庄浪州。如上所说，明洪武八年降庄浪州为庄浪县。其后，1778年、1958年曾裁撤过庄浪县，后来又予以恢复，说明该县已有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可以作为一个独立门户的县份。

　　据有关资料，新中国成立初期庄浪人口19万。1953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庄浪人口超过21万；1964年为214179人，增长速度大为减慢；1982年达到325768人；1992年达到了362260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后，人口超过44万。人口不断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该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处于上升状态。

　　庄浪县水土流失的形成，以水蚀为主，兼有重力与风力侵蚀。境内面蚀发生最广，占水土流失面积的92%（面蚀，又称片蚀，是水力侵蚀中一种最基本的形式，指片状水流或雨滴对地表的一种比较均匀的侵蚀，引起的地表变化是渐进的，不易为人们觉察，但影响地力减退的速度是惊人的，涉及的土地面积往往较大）。坡耕地被称为“三跑田”，即跑水、跑土、跑肥。而且土层越种越薄，产量越种越少，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往往形成广种薄收、边种边丢的耕作习惯，导致“越种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其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不合理利用土地—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下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庄浪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已经很严重，粮食产量很低。解决这种症结的关键，是防止水土流失现象的继续恶化。

　　本文按照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不同，对庄浪县的干部群众进行细致的划分。不过，鉴于本文的写作意图是了解该县如何破解发展难题，走上一条符合自身条件的区域社会发展之路，因此在涉及兴修梯田这件事情时，了解和考察该县干部群众的态度，就成为最为重要的考察内容。由于该县95%以上的住户都属于农村人口，兴修梯田与所有农民的关系至为紧密。对于鼓励、号召所有干部群众都参加兴修梯田的劳动活动而言，县委县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具体措施相当重要。

　　庄浪人自觉自愿修梯田 

　　庄浪县域海拔高度在1405—2857米之间。县府所在城关镇称为水洛镇，位于该县中部偏南的位置，海拔高度为1613米，年均降雨量489毫米，年平均气温8.1℃，无霜期142天，属温凉半干旱农业气候区。土地是黄土厚层覆盖区。人多地少、天气冷凉、干旱多灾、资源贫乏，均为本县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省就有修建梯田的事例，并非在全国树立“大寨红旗”以后才开始。1953年甘肃省遭遇大旱，次年省委就提出“改变干旱面貌”的口号，号召全省人民与干旱作艰苦的斗争，发起了建设“一万个邓家堡”的群众运动。当年7月底，全省就涌现出4个“梯田化”、13个“田埂化”、20个“绿化”的县市。1958年的一篇文章提到，去冬今春以来，原华池县动员了13000多人，苦战6天，修成简易梯田23.1万多亩。文章说，到了1958年，水利、水土保持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全省还有一半以上的水土流失面积没有控制，三分之二的坡地还未修成梯田；发展还不平衡，从点扩大到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大流域治理还未普遍开展，植物被覆赶不上工程措施的要求。文章还谈到1959年的工作安排，当时省委的意见是明确的，即“第三方面”是要“抓紧缓坡梯田化，突击修建山上灌溉设备，特别要抓紧引洮上山等大中工程两岸的水土保持工作。梯田明年要求完成1000万亩以上，首先着重缓坡地的改造，同时抓紧坡地川台化，上山渠道沿线，特别是关键工程和工程的关键部分的水土保持必须首先做好，达到确实控制山洪为害和泥沙流失，以保证工程安全”。

　　20世纪50年代初的庄浪县，主要是在抓粮食生产。但对于如何提高粮食产量这个难题，一直在摸索。这里面，有天水水土保持推广站的指导参与，采取的是垄作区田方式，实验田就在庄浪县一区的义泉乡。有人撰文提到，当时对于顺沟壑、沿山坡一带的较陡田地，用犁将土翻成一道一道的土埂和犁沟，在沟楞的半坡上将田禾的种子撒上，天下了雨，水就会存留在沟里，冲不走肥料，蓄水保墒，收获量多。这就是“垄作区田”方式。据说，在35%以下的坡地上，这是很有效的耕作方法。在同样的条件下，大葱比常作增产35%，玉米增产10%，洋芋（土豆）增产20%。在今天看来，垄作区田方式是很粗简的，顺沟壑沿山坡来做，拦蓄的是降雨量不大的雨水，可以保证作物的墒情。

　　让人有些吃惊的是，1953年5月，由8人组成的陇南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庄浪工作组来到了庄浪县，技术人员在水洛乡一边讲解一边进行实际操作，前来观摩水土保持具体做法、观看田间作业实际效果的干部和群众，对培地埂、做梯田方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接受速度。工作组成员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　

　　维新区文安邦区长回区后采用了重点试办、观摩推广新的领导方法，一月多培地埂五五七亩，修梯田七三亩，受到县上的通报表扬。 

　　……观摩的人回去宣传以后，柳梁区秦梁乡的四个农民从九十里路上跑到区政府要参观修下的梯田。新泰区互助组长代表张世信观摩后，在自己的地里做了八亩，带动了张义堂等跟着做了十七亩，通化互助组长史万选和苏效廷在水洛观摩回去后，都以身带头做了十九亩，所有这些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工作组成员还注意到，“县委书记唐笃友亲自领导马延禄互助组培地埂二亩，带动群众又培了十八亩，副书记陈添祥在生产会议上提出水土保持要真正做到‘水不下塬，泥不出沟’。县长郭文在新泰区领导生产时深入田间做出样子，组织干部、互助组长、党团员观摩，因而推动了该区的工作”。唐笃友、陈添祥、郭文几位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庄浪县县级干部，主动配合陇南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庄浪工作组八位成员的实际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带头作用，值得后人铭记。

　　1955年6月15—26日，当时的庄浪县人民委员会很有远见，分两批组织训练了1509名水土保持技术干部，他们的身份有区委书记、区长、乡支书、乡长、农业社主任、互助组长等。据文件透露，这批技术干部“经过学习讨论，大家明确认识到必须要在‘综合开发、大力开展、稳步前进’的方针下，以田间工程为主，结合沟壑治理，主要是培地埂、挖坎沟、山地小道集流地区挖小涝池、沟壑植树造林、疏生作物推广串堆子、天旱土干时培软地埂；新陇、通化山林区做好排水护林工作。”我们注意到，1955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中，大都是水土保持方面的内容，并没有修梯田的任务，也许这是按照先做好水土保持的基础工作来考虑的。

　　根据1956年3月发出的一份《庄浪县水利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得知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响应省委号召，为“改变干旱面貌”，组织群众，进入“高山找水”的工作中去：

　　一、由于我们对全县水利进行了规划排队，使领导上心中有数，按地区特点，除在山区兴修费省效宏的灌溉工程外，而主要的是在山区找寻水眼，并掀起一个高山找水的群众性热潮。 

　　二、（略） 

　　三、根据各地水源情况，迅速具体给各区、乡社分配了任务，各级领导同志克服了保守思想，把这项任务都能看作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今年我县最初提出旱田变水地四万亩，以后又增加到八万亩。由于在去冬合作化高潮的鼓舞下，掀起了一个找水眼和冬灌热潮，打破了常规，高庙乡高山找水源的实际事例，这样在（再）三增加灌溉任务数字，显然是太加保守，又评判了部分地区行动缓慢，消极应付的态度，各区乡又迫切要求增加灌溉任务，便确定为十二万亩…… 

　　水土保持在目前也已经动起来了，但还没有进入紧张阶段，现在完成培地更（埂）17924.06亩，修梯田35.61亩，挖地坎沟8804.43亩。 

　　这份报告所透露的水土保持内容，重点放在培地埂上，应该说是属于实事求是的工作内容，当时劳动力缺乏，生产水平不高，多做力所能及的田间作业，也是为以后的提高奠定基础。

　　在1998年版的《庄浪县志》中，我们看到庄浪县梯田面积飞速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1952—1958年，修成坡式梯田6.5万亩。 

　　1958年10月，首次修成水平梯田68亩（水洛二郎山）。 

　　1964年，修成水平梯田2927亩。 

　　1969年，修成水平梯田3.35万亩。 

　　1974年，修成水平梯田9.64万亩。 

　　1979年底，累计修成水平梯田34.75万亩。 

　　1990年底，累计修成水平梯田65.46万亩。 

　　应该说，这些年份均有其特殊性，其中每一项内容，或为从无到有的第一次，或为数字上的一个飞跃。水平梯田是为保持水土、种植作物或树木而将缓坡地（一般小于15°）改成水平的台阶式田地，不同于以前的简易梯田。这种梯田工程的实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工作计划，即从原田面的勘测和设计，对田面的具体规划及其施工，最后还有验收环节。下面，谨以1990年《大湾水平梯田工程验收设计书》为例来说明：

　　一、社经现状 

　　水平梯田工程规划区位于庄浪县赵墩乡（镇）五堡村，全村辖6社，190户，1017人，494个劳动力，耕地4312亩，人均4.2亩，现有梯田面积4109亩，人均4.1亩，是计划1992年实现梯田化的村。 

　　二、勘测 

　　（一）踏勘选点：该工程在该村的北侧，分布在一道湾坡上，坡度在8-21o，面积131亩。区内土质为黄绵土，无明显的陷穴、断层、溶洞等侵蚀现象，适宜于梯田工程的建设。 

　　（二）现状平面图测绘：1）根据工程区轮廓，利用指南针测出其正北方向，并假定某一固定点的高程为500米、或1000米标在图上。2）根据工程规模选用1/1000的比例尺，打闭合导线平差消除误差。其次是碎部测量，选择特征地物点，将工程区的居民点、道路、渠道及各田块原田面的边埂，靠埂线用经纬仪测绘在图上，并标明特征点的高程。3）在各田块内至少设置一条基线，测出其坡度和长度，并用水准仪测出一条穿过基线的水平线，作为准等高线绘在图上。 

　　三、工程设计 

　　（一）设计的原则：梯田工程以集中连片、规模治理、便利机耕和生产利用为原则，以基线定田块，以居民点、地物、田决定道路，做到田、路、渠、林配套，并能满足拦蓄二十年一遇24小时最大降水的要求。 

　　按照1990年的验收条件，庄浪县的梯田建设已进入到一个设计建造技术水准较高的阶段。而在庄浪县的整个梯田修建史里，有两个时间节点最为重要。

　　一是1964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许多农业干部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和取经，不少地方将大寨大队修建山区梯田的经验带回来，应用到本地区的生产实际之中。这一年，庄浪县修成水平梯田2927亩。1969年，又将这种水平梯田推进到3.35万亩。就是说，五年内平均每年新修梯田6000余亩。1974年、1990年的统计数字又上新高，可见全县的工作力度均大幅度提高。从数字上看，1964年全国开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个时间节点及其历史内涵，应该是庄浪县找到和明确改造自然面貌之路的时候，尽管这一年仅修成2927亩水平梯田，但这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庄浪县的梯田是否还有修下去的必要，是对全县干部群众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有人用笔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到户，有些人认为梯田建设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瞎指挥”。时任县委书记李文清、县长程振华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风险大胆决策，主持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将梯田建设与救济款、回销粮挂钩，重新调动起了群众大搞梯田建设的积极性。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继续修建梯田不止。从1993 年水利部批准庄浪县为全国梯田化建设试点县，到1998年水利部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庄浪县获得水利部授予的首个“全国梯田化模范县”称号，这可以视为庄浪县立县以后获得的最大荣誉。

　　1998年以后，庄浪县仍在修建梯田，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梯田等级和标准上。在人力修建的同时，机器修建的比例不断扩大，修建的速度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从2013年的县府政府工作报告里可以看到，当年又新修梯田3.7万亩，整理土地7200亩，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亩，治理河堤57公里，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28平方公里。表1—表3列出更多翔实的内容，供读者了解和分析。

　　从表1可见，甘肃省政府对于农业生产领域兴修梯田的工作一直重视，而且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作用，这也是庄浪县坚持不懈兴修梯田的重要推动力。

　　表2反映的惩罚事例则很具有代表性。根据《庄浪县水土保持志》资料的记载，对于不符合标准或不参与修梯田的现象，在惩罚时间上主要见于1983年以后。惩罚方式更多是利用经济方式进行惩处。在惩罚力度上，惩罚资金是补助的5—6倍，按1989年庄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7元，针对有劳不“改土”的现象，处罚措施在当时的农民看来是一种很难承受的力度。

　　表3中的词语使用实例，表明由于梯田兴建已跨越了半个世纪，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到两三代人，梯田与当地干部群众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许多联系。

　　研究小组在庄浪的考察及初步研究 

　　表4介绍了写作本研究报告的研究小组（侯甬坚小组）近十年来在庄浪县考察梯田建设的基本情况。

　　笔者撰写的论文《庄浪群众烧柴小史——对当地植被生存状况的初步揭示》，叙述的是20世纪50—80年代的许多年头，庄浪群众烧柴遇到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当时连做饭、煨炕这样的日常生活活动也难以为继。这类研究题目实际上还有广阔的拓展探讨空间。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来切入环境变迁的主题，需要从细节上进一步认识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涉及庄浪县政府组织群众兴修梯田的动机、组织方式和持续过程、梯田对于民生的实际作用、黄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采取将实际工作联系并结合理论的分析方法，判断庄浪县兴修梯田的当代意义，即积极改善家园环境，因地制宜开展改土实践活动，认为这种活动应得到外界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2014年，吴成杰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庄浪县梯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环境效益分析》，并发表了论文《黄土高原上的发奋之作——甘肃省庄浪县梯土建设技术的历史考察》，为这一研究作出了贡献。他的看法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梯田作为一项水保技术引入庄浪，当地干部和群众迅速将其作为主要的农田建设手段加以推广。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规格较高的水平梯田已广布庄浪大地，原有的丘陵沟壑区环境条件为之一变，所取得的社会和环境效益极为明显。该文认为，梯田建设技术的采纳和运用，已发展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改造之路，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当地环境条件的认识得到深化的必然结果。

　　面临的质疑 

　　自1980年全国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后，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发起的土地承包实施责任田做法已在全国推广，人民公社体制由于失去了土地的依托而迅速废除；1982年环境保护思想被列为基本国策后，过去所习见的战天斗地、重整山河的群众运动也已渐行渐远，而身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庄浪县，在1998年7月被水利部授予“全国梯田模范县”的称号。当第一次看到上述新闻，笔者内心曾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个不解的念头。

　　随之而出现的疑问有：庄浪县为什么要不停地修建梯田？结合现行的各项国家政策，该怎样评价这种做法？这种做法与“农业学大寨”时期大寨大队的做法有哪些不同？除了修建梯田，庄浪县有没有其他农业生产的发展路子？甚至要追问一下：庄浪县修建梯田的必然性在哪里？旱作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在哪里？在持续50年的梯田兴修工作中，庄浪县政府是如何反映和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或意见的？

　　中国的梯田有着历史上的起源并由此发展演进而来，甚至很有可能是梯田的诞生地。1980年7月21—25日，国际水土保持学术会议在英国锡尔索（Silsoe）国立农业工程学院举行，中国学者方正三、刘百合等合著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梯田》一文，由方正三在大会上宣读后，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会议组织秘书莫尔根（R.P.C. Morgan）专门负责论文审查与论文集的编辑工作，他结合与会代表的反应及个人的认识，对《中国黄土高原的梯田》一文作出了如下评语：

　　我对此文很感兴趣，它是1980年国际水土保持学术会议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在古代文明中，梯田已被认为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方法。那时，人们耕垦陡坡，但对坡地设计却很少注意。诚然，过去也缺乏标准的设计方法。这也许是由于美国对软埝的研究工作虽做得很多，却少用于梯田。　 

　　很明显，这次学术会议对于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中国黄土高原的梯田》是欢迎和肯定的。时至今日，庄浪县长期修建梯田这样的大规模人类活动，其结果对全县域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生态体系产生了何种影响？我想，影响可能有两点，突出体现在对山上林草及沟道的改变上。

　　一是大面积修建梯田，对山上的林草生长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1983年12月，甘肃省委召开的党代会上，确定了“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近期奋斗目标。见诸行动的是，省委抽调部分专业人员和干部，组成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前往中部地区的十八个“干旱县”展开详细调查。派往庄浪县的调查组，很快写成了《庄浪县“三年停止破坏”调查报告》，在第一部分“基本情况”叙述之后，第二部分即为“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文章说：“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县在农业生态上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水土流失严重，二是燃料奇缺，铲草皮，烧畜粪，乱砍乱伐等不良现象普遍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文章作出的具体论述如下：

　　据四个点和面上调查推算，1983年全县做饭、煨炕共需燃料67823万斤，其中做饭35588万斤，占52.5%，煨炕32235万斤，占47.5%。这些燃料的来源，全县年产农作物秸秆用作燃料的约占19.8%，计4753万斤，占年需燃料的7%；改灶节约410万斤，占年需燃料的0.6%；采集农田杂草和高秆作物根柴8491万斤，占年需燃料的12.5%；全县农村购煤约14450吨，折薪草4335万斤，占年需燃料的6.4%。上述几项燃料合计17989万斤，占年需燃料的26.5%。其余49834万斤，占年需燃料的73.5%，（不足部分）靠烧畜粪、铲草皮和掠夺性的采樵弥补。 

　　全县的注意力放在了大面积修建梯田上，占用了许多地方的林业生产用地，满山都是梯田的分布，林草植物失去了生长环境，普通群众没有了柴火来源，自然影响到日常做饭、煨炕的生活需求。这一点，在笔者撰写的《庄浪群众烧柴小史——对当地植被生存状况的初步揭示》一文里已有一定的论述和分析。

　　二是大面积修建梯田，对全县的水文产流产生不利的影响。

　　2009年，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王辉、张钰、刘光生等，针对渭河源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大规模梯田建设的环境效应，发表了《渭河源区1970—2006年梯田开发对水文产流的影响》一文。论文对土地覆盖变化、降水条件和梯田面积变化3个因素进行分析，按年度、最丰3个月（7—9月）、最枯3个月（12月至次年2月）3个不同时段，探讨研究区域内产流效率持续递减的根本原因。作者基于流域降水—产流—梯田面积的变化趋势分析，以及显著的统计回归关系，建立了基于降水和梯田面积两种因素的产流统计模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梯田开发是造成渭河源区产流效率降低的根本原因，并且随着梯田面积的增加对枯水期产流影响最为剧烈、对丰水期产流影响相对较弱。该文对于合理规划开发利用土地，实现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平衡，的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论文虽然不是就庄浪县梯田分布区展开的研究，但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情形是一样的，而且可能通过在庄浪县的针对性研究，会有更为明显的结果被揭示出来（尤其是在梯田修建初期）。

　　基于人地关系史的考察和判断 

　　至此，关于本文所思索的兴修黄土区梯田的当代意义，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证和认识。

　　不理想的自然条件：人地关系史之根源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庄浪县在黄土地上立足，民众在黄土地上生存，在解决生活出路的问题上，只能依赖农业。

　　甘肃省的黄土分布面积很大，土层也很厚，所以，防止水土流失的工作任务也很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静宁、天水等县积极落实省委的号召，在生产条件里查找落后的原因，曾采用“诉四苦，挖六根，算五账”的办法来教育群众，其具体内容极为深刻和生动：

　　诉四苦：诉造成粮食减产、耕地减少的苦；诉山高沟深、土薄、道路难走的苦；诉木料、燃料、肥料、水缺少的苦；诉山洪暴发淹没良田、村庄、道路，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苦。  

　　挖六根：挖山为什么高的根；挖沟为什么深的根；挖路为什么窄的根；挖土为什么薄的根；挖风为什么大的根；挖雨为什么少的根。  

　　算五账：算水土流失粮食减产账；算人畜死亡财产损失账；算保持水土农业增长账；算植树种草增加饲料账；算打坝蓄水扩大水地账。 

　　这应该是1955年甘肃省农业战线上批判“甘肃落后论”中的一项内容，大多数内容是把生产落后的原因直接指向自然条件。这样批评的结果，所产生的作用，就只能是怒视和责怪大自然，依靠政府组织起来的集体生产制，向大自然宣战和开战了！同时，人们也体会到对大自然的态度还应有善待和顺应的一面，那就是“算五账”后面的“算保持水土农业增长账；算植树种草增加饲料账；算打坝蓄水扩大水地账”三个方面，都具有水土保持方面的积极意义。所以，在庄浪县，在黄土高原上，开展任何一种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劳作方式，都离不开水土保持工作，这是当地群众所熟知的。

　　土地集体经营带来的劳动方式 

　　从互助组到初高级农业社，农民入社的条件是须将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交纳，归合作社统一经营。合作社越来越壮大，最终体现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合作社内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分为三级，即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队是基层劳动组织，公社统一负责生产盈亏。

　　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次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管理等事项。其中，对生产队的要求有：“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还有“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对于男女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要根据生产活动的需要和个人的不同情况，经过民主评议，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在规定女社员的基本劳动日数的时候，要照顾到她们的生理特点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生产队还要组织一切能够从事辅助劳动的人，参加适合他们情况的劳动，并且按劳付酬。”对社员的基本要求是，“每一个社员都必须爱护集体，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同损害集体经济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也就是说，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于这项制度规定之外。

　　就梯田修建的要求而言，一是需要达到一定的田地面宽边长，二是劳动人手充足，可以在上面展开作业，否则难以修建起大块的水平梯田。仅此一点，也就制约了过去的时代里，是很难自发产生梯田这种土地经营方式的。

　　根据修建梯田的基本要求，每名劳动者掌握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将一个坡上的地改成梯田，需要上下一起动手，如果仅为局部修建，建起来的部分很容易被山水冲坏；

　　（2）修建时必须上坡先筑，由上而下，否则下面建好的梯田很容易被山水冲坏；

　　（3）修建梯田必须结合保土植物来固定田埂，不然很容易被山水冲坏。

　　修建梯田的手册也在提醒大家，如果劳动力不够或山坡太陡的地方，就不应该推行。因此，生产队派活、集体出工，就成为农田改造中必须得到保证的劳动方式。

　　政府组织生产的责任和方式 

　　1949年是一个时代象征，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实现自己对新中国的领导。依据各种资料，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关心程度和具体环节的保证力度，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条件下，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期望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项首要工作，当然是保证人民群众的温饱需要。2019年7月8日，我们在庄浪县赵墩乡大庄村采访82岁的程振忠老人，他细致入微地讲道：

　　这个山没修之前就是自然山，这个全部都是陡坡。为啥要修梯田呢？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修梯田。啥逼得没办法哩？那就是六十年代，这个山区就是靠天吃饭，种地种庄稼，就是天上有了雨水，还多少收一点粮食。遇到干旱，基本上不得见（粮食）。没做地之前，一年下来收的，是五谷杂粮，糜子、谷子、玉米、高粱，这个地方大面积是小麦。基本上没做地的时候，天干旱，旱一年下来，亩产50斤到100斤，一百斤那还挺好的。如果遇不上雨，严重的情况下，每亩就不到一百斤。农民老百姓肚子吃不饱，饿得没办法，靠国家吃那个回销粮，供应着吃。供应也还不满足，一个人一天吃个八两粮食。吃个稠的揪个片片，不敢吃馍馍，就是做个汤汤，放点面，少得很！和着点菜，就是菜汤汤。生活这么艰苦，饿得没办法。 

　　老人习惯的“做地”一词，是指改土造地这件事，有时也指修建梯田。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延续着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就是怎样才能多打粮食，大家能够吃饱肚子。可是到地里一看，一个是陡坡地，一个是天旱少雨，“多打粮食”的希望就难以实现。这里，我们有必要将50年代水土保持工作组对庄浪县的真实感受再体会一遍：

　　庄浪县是多山地区。陡峻的山坡是农民主要耕作地。由于地陡、土松、蓄水能力差，加之雨量集中，暴雨多，以及土地利用的不合理，天旱了田苗干枯，天涝了庄稼又冲光，所以有“旱涝两不收”和“春盼秋怕”（春天盼雨，秋天又怕雨）的说法。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群众进行了各种生产和防旱抗旱工作，获得很大成绩。但山洪仍然威胁着农民的生产，遇暴雨、山地挂椽（冲刷），川地被漫。 

　　以1955年庄浪县政府的工作安排为例，列出的工作方式和要求有：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必须依靠互助合作才能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根据互利原则，贯彻水土保持政策，消除群众顾虑，提高做水土保持的积极性；在完成任务上要采取“一槎（茬）赶一槎，槎槎订计划，一季跟一季，季季作检查”的方法，按耕作季节、作物槎口定出计划，全年开展；重视发挥妇女力量；在水土保持工作大力开展中，必须贯彻质量第一，接受过去失败教训；建立月报表、季检查的制度；为使水土保持工作顺利进行，在开展中不断提高技术和鼓舞情绪；等等。

　　各级地方政府还有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到准备开展的生产活动中，要求大家积极参与，精神饱满。正如甘肃省委书记冼恒汉讲话所说：

　　学大寨，还要与自然作斗争，在大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甘当大自然的奴隶，这也是右倾保守思想。自然条件你不改变它，它多少年还是那个样子。你改变它，一年它总要变一些，两年就变得多一些，三年五年就会大变，如果你不改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那个老样子。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老样子，解放20多年是变了一些，但我们变得太慢了。陈永贵同志说，自然条件不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才是决定一切的，自然条件好，我们要利用它；自然条件不好，我们就要改造它。绝不能用自然条件的好坏来掩盖路线斗争问题。学大寨，就要彻底改变生产条件，我们革命几十年，都是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那种气魄，有没有那种决心…… 

　　这是具有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的讲话内容，因为人多地少吃不饱，田地产量总不高，不如此去做，就过不了人民群众温饱需求这一关。

　　结语：改善家园环境无穷期 

　　庄浪县兴修梯田的必要性，乃至修建的技术方式和难度，或许远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县域干部和群众所能了解的。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战线一强调平整土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会有人说将有利于机械化的推行。其实，最需要甚至梦想土地变平的是山区的人民群众。说到山区的人民群众，也许会有人觉得，经过世世代代的人类生殖繁衍和文化传承，当地的人民群众早已习惯了那里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他们很有理由在先人熟悉的地方继续熟悉下去，而无须做出有所改变的努力。依据调查事实可以看到，这是一种缺乏人文关怀的感受和看法，应当有所改变。

　　庄浪县的干部和群众试图有所作为的主要原因（为自然条件所允许的可能性），还是在于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其地质条件是上千万年来逐渐飘落和堆积形成的风成黄土地貌，而不是基岩密布的岩石山地。黄土地貌的外形呈现着高台、圆峁、长梁、缓坡等自然景观，尤其适宜于修筑层层梯田。这是自然方面的有利条件。从合作化时代以来，庄浪县级领导班子看重群众的力量，长期坚持兴修梯田不动摇，“文革”结束后又减少了政治运动的干扰，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有利时机和不断积累的财政力量，运用政策的威力，将全县的梯田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这是社会方面的有利因素。所以，庄浪县率先成为全国首个梯田化模范县，是有其原因的。

　　人类生存于地球表面，依靠植物的光合作用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早已突破或改变了某些地区单一经营粮食作物的轨道。庄浪县的梯田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走上了综合利用的道路。也许，日益发展的技术进步还会对各地的土地利用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各地的“改土”内容会因时而异，变得愈来愈丰富多样。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断定，类似庄浪县以兴修梯田为主要内容的“改土”活动，将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总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规定和赋予地方政府以很明确的领导、组织生产的职责。于是，各级政府以发展生产作为自身的主要工作目标。庄浪县人民群众长期生活于此，改变生产条件，改变生活面貌，一直是大家的理想。在大家共同经历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年代，选择梯田生产方式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从1964年以来，组织领导和积极推动全县梯田生产的中心，是庄浪县人民政府，而从政治上负有领导职责的中共庄浪县党委，一直配合县政府的各项行政工作，可以说是密切协作，配合默契。颇为不易的是，在随后迎接改革开放的时代、全国推行退耕还林工程的阶段，庄浪县的梯田建设工作并没有停止，甚至以更加强劲的势头、更加多样化的方案向前推进。首先受益的自然是本县的劳动大军——人民群众。他们祖祖辈辈生长于斯的土地——生活家园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些事例和经验，为我国半干旱地区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在环境与发展关系上如何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思考，值得社会各界予以更多关注。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