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照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首先分析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下文简称拉美或拉美地区）社会的状况和主要问题，进而就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展开论述。拉美地区何以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简单，回答起来也不容易。社会不平等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造成的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产物。

　　拉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拉美社会生产结构特点的异质性是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最近发布的《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告》，拉美国家中10%最富裕人口占有总财富的77%，而50%最贫困人口仅占有总财富的1%。如果进一步聚焦最富有人群，我们会发现1%最富裕的人口占有总财富的比例达到46%，贫富差距十分惊人（WIL 2021）。

　　这种与结构异质性相关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因其他与种族和族裔相关的不平等而被强化。后者从殖民统治时期就一直存在，与收入一样，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能否获得医疗、教育、就业和法律制度保障。

　　拉美是世界上种族和文化多元性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其原住民族群和非洲裔群体在享受包括一般社会福利在内的经济发展红利方面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平均而言，43%的原住民族群人口和25%的非洲裔人口都属于穷人群体，与其他人口群体相比，工资收入差距巨大：按受教育程度调整后，非洲裔人口的工资平均要比其他人口群体低约17%，而原住民族群的工资相比要低27%（BID 2020a）。另一方面，近年来，拉美地区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移民引人瞩目，这些移民活动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目前，在许多国家盛行排外的移民立法，拒斥移民获得许多基本权利的机会，排斥移民的法律占主导地位，不允许外来移民享有许多基本权利。在所有居住在城市内临时定居点的人口中，外来移民占49%，他们通常参与非正规就业或低技能就业（BID 2020b）。

　　社会不平等现象成为社会顽疾并不断恶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问题。毫无疑问，这也始终影响着社会的福祉。不仅如此，它同时还是阻碍我们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关系解体和腐蚀政治制度的背后原因。

　　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经历一波波的政治暴力和城市暴力，或二者兼而有之。目前，拉丁美洲每10万人中有接近22人被谋杀，谋杀率高居世界第一（UNDOC 2019）。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公民安全已经成为决定社会福祉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世界上针对妇女犯罪率最高的25个国家中，拉美国家就占了14个。拉美地区还是全球第二个对妇女最危险的地区，仅次于非洲（UNDOC 2019）。

　　最后，如果不突出强调性别不平等在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就无法分析拉美地区产生不平等的诸多原因。在拉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制度，使妇女在家庭内部和外部的性别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拉美地区，社会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和社会在解决家庭劳动负担方面的差异（Batthyány 2021）。

　　最近20年来，上述不平等有所减弱，但程度依旧令人咋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开始大幅下降。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社会经济数据库（SEDLAC）收集并进行同质化处理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的不平等都在上升：1992—2002年，平均基尼系数从0.501上升到0.527；接下来的十年不平等大幅下降，2002—2012年，基尼系数从0.527下降至0.471，平均每年下降0.0056。2012年开始的数据显示，不平等继续下降，但速度有所放缓。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平均基尼系数为0.462，年下降率为0.0018（Gasparini 2019）。

　　不平等程度下降，并不是因为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比降低了，而是因为较低阶层的人口在收入等级上有所提升。随着大量人口跻身中产阶层，拉美地区的贫困率从2002年的45.4%下降到2018年的平均29.6%（CEPAL 2021）。这种收入不均现象的改善，主要是由于工资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一趋势从2019年起发生逆转，由于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变得愈加复杂。

　　拉美地区的不平等还具有地方性和结构性特征：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它就已经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地区。在区域性经济危机（如2001—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或2007—2008年令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严重衰退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也是如此。政府不断更迭，不同地区或者同时采取进步主义措施，或者政治上转向自由主义，均无济于事，不平等现象仍大行其道，难以撼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从医疗角度而言，拉美是受这一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8.4%，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却占了全球的29%。拉美也是受居家隔离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0年该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下降了7.0%，是190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降幅。拉美可以说是2020年经济跌幅最大的地区，并与欧元区一道，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2021年经济无法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地区（FMI 2021）。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对拉美这个受疫情打击最大的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和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2008年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变化趋势：不平等加剧，财富集中，新创造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有限，工资拖欠，国家和私营部门债务加重（UNCTAD 2020），等等。在拉美地区，疫情前业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使各国制定应对大流行病冲击的医疗卫生政策和社会投资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拉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在一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的报告中指出，在疫情发生前的六年间，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为0.3%，是有记录以来最低增长时期之一，“（增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大萧条时期不相上下”（CEPAL 2021a）。

　　拉美地区经济的结构异质性催生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中非雇佣就业、非正规就业和低生产率就业占很大比例，而这些经济部门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居家隔离政策影响非常严重。在主要发达国家，自主创业者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14%和6%，而在拉美地区，这一比例高达40%，其中80%为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自谋职业者（self-employed）（Maurizio 2021）。疫情前的2018年，拉美地区57.5%的工薪族在仅有1—5名工人的微型企业工作；58.4%的雇员从事非正规工作，而在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一比例更分别高达80.5%、79.7%、64%和62.1%（BID 2021）。

　　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0年，全球共损失14亿个工作岗位，与2019年相比，工作时间下降了约8.9%。根据该组织的统计，拉美地区是工作时间减少最多的地区，减幅为15.1%，相当于损失了3600万个工作岗位（OIT 2021）。根据拉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拉美地区有270万家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到10.7%；相比2019年，失业率提高了2.6%（CEPAL 2021b）。

　　危机以不同方式对女性就业的主要行业产生了冲击。2019年，61%的旅游业岗位由妇女担任，她们还承担了91%的有偿家务工作。由于失业和家务劳动负担过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从52%下降到45%，跌落到了十年前的水平（CEPAL 2021c）。拉美地区很大一部分妇女收入无着，从而扩大了男女之间的经济差距。

　　这些生活条件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抹去了近年来取得的减贫成果。世界银行估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又有1.19亿至1.24亿人跌落到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以下（BM 2021）。同样，拉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估计，2020年期间拉丁美地区的贫困率达到33.7%，创12年来新高（CEPAL 2021b）。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披露，在2019年和2020年期间，拉美地区饥饿人数的增幅高于其他任何地区。2020年，该地区的饥饿发生率为9.1%，达到过去15年的峰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仅仅一年时间，该地区的饥饿人口就增加了1380万人，增长了30%，使拉美地区遭受饥饿的人数接近5970万人（FAO 2021）。新增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程度已经很严重的国家，导致其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复苏势必延迟。原因很简单，如果在比较有利的大环境下尚不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广大民众（主要是城市人口）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由这场疫情引发的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持久的。而对于经济复苏的任何分析，都必须首先了解该地区反复出现的独特脆弱性。

　　拉美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拉中对比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必须研究拉美地区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而“现代化”一词在拉美地区的含义，可能与今天在中国的含义有着云泥之别。

　　过去30年里，“现代化”一词在拉美被技术官僚垄断，以推动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施。然而，其实践结果却更像中国经历过的百年屈辱。在这一百年中，这个亚洲大国在部分西方帝国主义强国眼中不过是一块半殖民地。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概念通常是通过一些计划来标榜的，但这些计划强化了该地区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地的外围地位，阻止了其自主发展的步伐，并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换句话说，拉美现代化外生动力强、依赖程度高、以欧洲为中心，与拉美民众现实问题和实际需求相去甚远，每当出现危机时，其释放出的动力反而加剧了本地区的不发达。（可以这么说）拉丁美洲 “现代化计划”的历史，也正是我们如何以及为何成为全球最不平等地区的历史。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和拉美之间在这方面形成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拉美实施了由“华盛顿共识”强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 “现代化计划”，却经历了一个外围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使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国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劳动力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9.4亿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以每年9.5%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不过3%（Merino 2021a）。

　　虽说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始于1911年，1949年的民族和社会革命是当家作主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关键节点，但是，在中国，谈到现代化这个概念，人们一般会将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与 “华盛顿共识”中所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处方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在推进自由化进程时，走的是渐进式道路，鼓励资本家和国有企业相互竞争。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两方之间也出现过关系紧张和矛盾，但政府制订政策时，并未把以牺牲福利来提高效益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奉为圭臬。

　　通过五年计划来发展生产力的国家规划，仍是中国协调积累与发展的最主要工具。而在拉美，国家能力遭到了摧毁。另一方面，与拉美地区的私有化相比，中国的战略性国有企业和关键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得以保留和现代化，（由此形成的）95家国有企业集团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农业领域市场改革的目的是让居民能够获得基本的食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得以维持，并通过改革允许私人进行开发。吸引外国投资是通过为跨国公司制定一些游戏规则来实现的，同时寻求技术转让或利润再投资。国家也继续对货币和信息流动以及资本账户进行控制（Merino 2021b）。

　　在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中，中国将深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及这一经济模式具备的资源配置能力和价格确定能力，与国家和地方的战略规划能力，及其依照生产力和就业的发展目标进行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相结合，同时还与地区经济及其自身具备的、依据地区社会福利水平配置资源的能力相结合。

　　这些要素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大矛盾，且还将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解决不平等、环境问题，等等，但它们无疑是理解中国近年来发展成就的关键所在。

　　任何（发展）道路都是独特的，不可能被复制，但它确实留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诸多启示。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发展和 “现代化”进程应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非外部强加，其核心指导思想应是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而非只顾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

　　在拉美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拉美各国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今天，克服不平等现象的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和具体的方案予以应对。深陷迷茫中的百姓们正翘首以待。

　　新的“社会契约”与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性 

　　必须把发展战略设计当作一项需要各国通力合作的任务来完成。各自为战是没有出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完成这种转型。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人类都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全球越来越相互依赖的社会当中。疫情期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地看到，面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寻找解决方法或替代方案：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政体或国家，都无法独自前行。

　　拉美地区危机的严重性，重新引发了关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公共政策该扮演何种角色（其中又以如何消除贫困的政策为甚）的讨论。新冠肺炎疫情似乎在证明，国家并未死去，它在实施能够有效改变现实的政策方面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些公共政策应当解决全民保护体系建设长期滞后的问题，将关注点从市场转移到民众身上，生命第一，以人为本。

　　在这方面，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协作与合作。拉美地区能够同心协力，重新定义一种新型的社会—国家关系，凭借丰富的人力、科学、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能力，立于将影响世界的变革潮头。

　　现在是着手全盘考虑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时候了。我们正处于在中、短期内进行重新配置的社会转型之中。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要在我们的社会内部建立一种新 “社会契约 ”的问题，其基础是承认团结互助、相互依赖、共担责任和民主是建设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的关键价值，这些价值与“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是并立共存的。

　　为此，我们至少需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1. 重新筹划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债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现在将历史经验与全球新挑战联系起来适逢其时，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财富集中，加大再分配力度，保护资源和平衡生产与环境关系，谋求建立各国自己的工业化和本土增值模式。为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拉美地区国家与外债之间的关系，因为外债减少了经济和社会复苏的可能性，恶化了复苏条件。这样，才有可能保障公民的收入。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激发了关于这项权利的讨论，该权利基于以下前提：民众可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然后，保障每个公民平等和尊严的民主社会才能存在。

　　2.巩固我们国家的民主质量。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危机开启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使我们能够谋划和设计基于参与式民主并由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解决方案。因此，有必要促进不同组织、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对话交流，以社区层面的参与式民主和以团结与合作为导向的公民教育为基础，整体制定解决方案。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保证行动的规模，以确保生命、必需品和安全等需要与全体人民的努力相一致。

　　3.巩固全民医疗服务。拉美地区不同国家卫生系统发生崩溃，甚至那些被外界认为医疗卫生条件“良好”的国家也不堪重负，这突出表明我们需要朝着巩固全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方向发展。这一体系应当保证能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拥有必要的资源来应对危机，并对医疗问题进行通盘考虑，关注群众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

　　4. 缩小和消除性别鸿沟。当前，扩大公共议程，思考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适逢其时。在这种新的社会组织中，作为性别不平等的关键要素，家务劳动应受到高度重视，现有的不平等的、足以让人付出生命代价的性别关系应得到改善。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会致人死亡的。重视家务劳动，意味着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角度考量，认可和尊重他人，反思人类相互依存、互惠互补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将照顾家庭和家务劳动的性质与日常工作等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劳动，生命才得以继续和繁衍，而长期以来，这些劳动受到了忽视。

　　5.建立与环境的全新关系。冠状病毒传播造成的危机表明，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质疑“（人类）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观念，改变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地球观，重拾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人类生命只占地球生命总和的万分之一。保卫整个地球的生命，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时不我待，我们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认真思考新的经济模式，其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组织方式和技术发展形式应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并最大限度降低环境污染。

　　6.重新审视人口流动问题。拉美地区经历了严重的移民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又使这一危机进一步深化。边境关闭、边境安全政策趋紧，以及这些政策对移民产生的影响，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移民问题。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移民。从长远角度重新审视移民现象，需要着手解决至少两个问题：一是要摒弃对移民污名化的传统做法，重点关注迫使人们迁徙的、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无论他们是为了寻找工作机会或改善生活质量移民，抑或是因为战争、种族和宗教冲突背井离乡；二是要承认移民和人口流动是一项基本人权。

　　7.重新确定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有必要对研究、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出考量，以便在面对不同社会现实带来挑战时采取最优决策。必须注意片面的论述，因为虽然这种做法可能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但如果我们不接纳其他观点和想法，也会产生 “认知盲区”。现在应当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依赖、彼此促进和互为补充的关系，但这种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打破重复生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的传统，鼓励批判性思维，善于自我调节，适应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范式、概念和思想。这些范式、概念和思想应当结合本地历史和实际问题，能够促进和有助于解决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知识的生产。

　　8.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当前国际和地区关系的动态显示，现有秩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化，这造成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但这一过程蕴含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推进构建一个更加民主、包含更广泛的合作形式的全球化。

　　上述诸方面，使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分析具备合作体系的全球框架，以全新的角度来处理国际参与和国际合作。

　　中国一直是国际减贫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举例来说，拉丁美洲在21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崛起和拉丁美洲对中国出口增加有关。拉美的这种经济增长，一方面促进了对能源和运输等战略领域的投资，获得了更多的收益，从而使社会保障计划得以加强，但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南美诸经济体的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

　　我们认为，工业、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拉美地区所有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发展至关重要。拉美地区可以在出口原材料的同时，在生产结构方面完成质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地区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了学习借鉴、相互合作和交流的可能性。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