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类社会进入了冠状病毒大流行时期，充满了困难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在此期间，全球化发展减缓，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段负增长时期。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有效防治新冠病毒的同时，保持足够的经济增长。

　　截至2021年年底，纵观全球发展的事态，客观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已成功地应对了这两方面的挑战。2021年4月的数据表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新冠病毒的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尽管在2020年有所放缓，但并未变成负增长，此后进入了快速复苏时期。

　　适应性调整中的中国发展战略

　　比较世界各国，包括拥有世界先进卫生系统的发达国家在内，在疫情所造成的困境中，中国在防治新冠病毒和保持积极的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其中，2018年夏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时，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全球新冠危机的出现。然而，通过“大变局”的观念，及时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了深刻变化即将到来的警示，它呼吁中国社会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式积极适应世界的变化。这样，对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心理应对能力得到提高，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处理可能发生的危机。这一能力在与新冠病毒进行积极斗争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正在面临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负面影响和西方威慑政策变本加厉而造成的外部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西方国家的战略竞争手段，是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和建立现代技术壁垒。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给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来发展本国经济的方针设置了障碍。

　　保护主义变成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因冠状病毒的流行而加速，世界的主要潮流已经不再是21世纪初那样的开放和包容。世界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况，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机会已经减少。

　　21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自身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出现了某些不利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是经济增长不可逆转地放缓，由粗放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高速发展模式向高质量的新型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已经势在必行。为了适应国内经济的“新常态”，中国政府最初的战略是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

　　世界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迫使中国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在2020年下半年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根据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国家发展政策有所改变。

　　自开始改革以来，中国一贯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谋求自身的发展。然而，对全球化的政策承诺，不应导致对世界趋势的视而不见，就是说不应使人们去寻求已经不复存在的全球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明显低于20—30年前。西方国家蓄谋利用保护主义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新冠病毒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对全球化的不信任在世界上更加广泛地蔓延开来。

　　可以断言，当代的逆全球化潮流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一种短视行为。然而，尽管如此，目前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十年，甚至更长。

　　在这种情况下，被动观望已经不能适应“大变局”时代的要求。中国不可能继续遵循旧的对外经济关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再能够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可持续的利益和收益。旧模式也无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地位。在此情况下，中国于2020年出台了“双循环”战略，既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恶化经济合作行为长期化的回应，也是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引起的全球经济变化的回应。

　　中国正在努力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努力提高应对外部不利因素的自我保护能力。适应“大变局”的挑战，必须将对外开放的政策承诺与加强国家创新能力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结合起来。中国不是要退出世界经济，而是要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质量。在内部变化（环境和人口增长限制日益明显）和外部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再也不可能仅仅作为“世界工厂”。只有把对全球化的承诺与国家研发、创新和工业能力的加速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变化面前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

　　中国具有高等教育的优势，拥有一大批合格的人才，正准备在世界创新和现代技术领域取得竞争优势。中国已经制定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025）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从长远来看，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生产商参与竞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在21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抗击外部冲击的自我保护能力将极大增强，那时西方经济施压和敲诈政策带来的负效应将明显减弱。国内需求的扩大，必将为中国生产出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大众商品和服务创造广阔的空间。中国生产商能够执行自己的长远规划，而无需担心由于国外政治或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出口收益突然下降。

　　国际“大变局”迫使中国去改变，这些变化反过来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切实的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和销售商来到中国，争夺中国消费者的竞争必将加剧。其后果必将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中外生产商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将促使中国成为高质量现代化产品的全球生产商，而高质量的现代化产品也必将向中国以外的市场寻找销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2021年，中国突出强调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这是中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外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中国来说，“共同富裕”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19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家们就提出了建设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的纲领，这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核心。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主要践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重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在改革的最初岁月中，“共同富裕”就成为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也认识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

　　尽管“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但直到2021年才被置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指导方针的关键位置。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在推进改革方面取得了长期的成功，为社会再分配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次，向“共同富裕”迈进，正在成为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的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过程本身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在宣布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家完全摆脱了绝对贫困。

　　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已经从未来的理想变为今天的现实要求。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将使中国社会更加稳定和团结。在社会内部，可能导致冲突的潜在不满因素将会减少。面对不可预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保中国社会的团结，将有助于中国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其中主要是西方的武力威慑和干涉内政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共同富裕”为扩大内需、不断扩大中国经济的“内循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将社会凝聚力与经济良性运行相结合，将使中国能够继续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保持内部稳定，更灵活、更及时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在外国学者关于促进“共同富裕”在中国发展政策中的地位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中国正在“回归过去”的观点。这种误解不是偶然的，它来自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市场调节和财富再分配是一种背离了资本规律的政策，不利于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

　　然而，中国不会返回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那种社会和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因为那个时代的教训尚未被遗忘。中国社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实施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中国领导层同样清楚，“共同富裕”不应当导致剥夺人们从事创造性工作动力的一种新的平均主义。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上的讲话值得关注。这位中国领导人强调了在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美国社会所固有的，在新冠病毒流行带来新的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如果中国社会出现类似的趋势，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将是非常有害的。为了成功实施“双循环”战略，中国需要不断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因财富分配不公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也有导致公众情感分裂和两极分化的危险，它们会从内部破坏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削弱“四个自信”。从长远来看，这种消极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削弱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能力。

　　在充分借鉴苏联发展方式的不足和苏联解体教训的同时，中国也应当对当今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冷战和两极格局结束后，资本主义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开始下降。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尽管使发达的西方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一些成功，但社会凝聚力正在开始减弱，这种状况不断削弱当局在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寻求公众支持那些不受欢迎的必要应对措施的能力。

　　西方“涓流经济学”的解释效力日益明显降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解决改善社会福利的问题。权威的中国经济学家蔡昉指出了“涓流经济学”的缺陷，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对解决社会问题更具有借鉴意义。

　　过去，由于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中国即使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日益强烈的抗衡，也能够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新时代，它有必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共享”大蛋糕，而不单单依靠市场机制的积极利用。为此，必须改进中国的发展战略。如果没有均衡和有针对性的财富再分配政策，财产分层问题就不会得到长期性解决。

　　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战略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中国不会不顾客观实际贸然地加速这一进程，以避免削弱和破坏人们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奋斗实现自我的动机。在谨慎地对过高收入加以限制的同时，还必须创造条件，使劳动者及其家庭能够以高效率、认真负责的劳动获得切实的收益。

　　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社会福利模式机械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壤当中，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差异，还因为不能削弱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动机，以及中国促进社会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也确实到了建立这样一种稳定机制的时候了：按照中国发展道路的要求，在不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以更加公平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实现财富再分配。

　　新自由主义模式不适合中国，这一模式下，普遍的竞争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下层群众的福利水平得不到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不论个人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如何，无原则地提高居民对社会福利的期许度也是同样危险的。创建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模式尚需时日，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不断加以改革完善。在这一过程中，“顶层设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顶层设计，就能使中国比20世纪的西方国家更快地走向“共同富裕”。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有效的公共行政制度，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谢伏瞻指出，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实现共同富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也将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过去，苏联在“共同富裕”的原则下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其经济增长受到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的限制。因此，苏联版的“共同富裕”是不可行的，它没有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动力和空间来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中国的市场改革为建设“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社会福利作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在那些多党竞争制度的国家中，政客们不断地向他们的选民作出提高社会福利的承诺以赢得选票，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兑现自己的诺言。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之高，完全可以创造出再分配所需的大量社会财富。然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大企业的特殊利益，使建立公正公平分配机制所需要的相关政策很难得以通过或施行。发达国家无力解决收入两极分化问题，也无力使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得到不断的改善。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痛苦挣扎，同样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对创造财富的真诚渴望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如果长期陶醉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而不能通过创新提高自己在世界高端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共同富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国家为了保持竞争力，就必须维持低工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机制，也需要一个可持续增长的经济，与此同时，再分配机制还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阻力。除了增加收入和完善再分配机制之外，扩大医疗和教育等服务领域完全免费政策的覆盖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新的、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消费的增长不能再以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为基础，这就需要较少的消费者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就是说，需要通过经济调控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一带一路”新倡议 

　　在世界和地区形势不断变化的状况下，中国出台的建设“一带一路”主张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重要倡议。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学者和媒体纷纷预言，中国面临太多不可预见的麻烦，“一带一路”倡议终将会因此而陷入停滞或无疾而终。

　　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机会，也是以一种惠及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为全球化所作出的新的实际贡献。2021年11月19日，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世界格局发展的战略态势，使“一带一路”倡议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他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他承诺，要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及时预警，定期评估。

　　中美对抗是目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它不仅影响“一带一路”的主动权，而且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因素。美国业已转向与中国全面竞争的战略，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对抗“一带一路”的全球计划，即所谓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重返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的倡议。

　　然而，美国并没有准备投入比中国“一带一路”更多的资金来实施“重返更好世界”的倡议。从其宣传的要点来看，美国的国际投资项目可能很少，但其质量将高于中国。美国将在财政上支持和推广的是那些职业安全标准高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同时这些项目也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

　　毫无疑问，“重返更好世界”倡议是用来对抗“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和宣传手段，美国为推广自己的项目所做的广告宣传，与诋毁中国的国际合作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满怀信心地迎接这一挑战，除了努力提高“一带一路”工程的质量外，还包括加强环境保护措施以及对接受中国基础设施贷款国家的金融风险进行评估等方面。中国与美国为提高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而展开的建设性竞争，将惠及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将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的国家。

　　回顾历史的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今天的问题。到2021年底，战后初期美国支持欧洲经济的计划已经过去70年，那个史称“马歇尔计划”的项目于1951年12月正式结束。从1948年4月到1951年12月，美国在这个计划上花费了大约130亿美元。有俄罗斯专家指出，中国正在扮演全球金融家的角色。根据最新数据，2013—2017年，中国每年向其他国家提供的经济支持超过850亿美元，而美国仅为37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2021年的价格计算，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援助总额约为1500亿美元，实际上每年370亿美元。

　　然而，当代美国对国际发展的援助并没有，也不会像马歇尔计划那样在历史上留下印记。2011—2021年这10年中的前5年，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不久，中外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其焦点是“一带一路”是否是“马歇尔计划”的现代版本。

　　中国学者拒绝承认“一带一路”存有削弱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意图，与二战后美国以马歇尔计划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显然，中国的这个倡议不存有使用经济和金融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完全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历史不会重演。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有理由质疑美国新出笼的“重返更好世界”计划能否成为扩大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就像20世纪中叶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这一新的美国计划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操弄为基调的。作为与中国进行全球竞争的一部分，美国企图以“重返更好世界”计划来对抗“一带一路”。美国的政策给那些寻求与美国和中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选择困难。

　　从长远来看，美国“重返更好世界”的计划能够像马歇尔计划那样取得巨大成功，进而载入史册吗？我们对此深感怀疑。怀疑源自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美国内部政治分歧严重。一旦下一任总统上台，拜登提出的这项建设国际基础设施计划很容易就会被废止或大幅削减。不过，考虑到与中国的竞争已经成为美国长期的优先选项，“重返更好世界”可能不会立即变得索然无趣。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如果需要选择资金使用的先后顺序，美国政治精英应该不会将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置于优先位置排在前几位的，依次应该是为美军制造新式武器、在中国附近建立军事基地、向那些为维护美国利益准备与中国对抗的国家提供武器，等等。

　　第二，既然美国投资的国际项目数量不多，那么“重返更好世界”的合作伙伴也就会很少。这些少数国家当中，最有可能的是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向美国承诺对西方民主制度效忠。少数刚刚开始与中国合作便“动摇”了的国家，或者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结果不满意的国家，也可能受到美国的诱惑。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合作伙伴不会很多，美国无法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有吸引力、足以替代“一带一路”的方案。

　　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性表现形式之一的，是西方国家对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密切跟进。继美国之后，欧洲联盟也提出了对抗“一带一路”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据称，在2021—2027年间，将为该计划投入的资金高达3000亿欧元，重点开发可持续和高质量的数字信息、气候和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并加强世界各地的卫生、教育和研究系统。在官方的宣传中，该计划不是为了与其他项目竞争，而是体现了欧盟确保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的愿望。

　　在欧盟的“全球门户”中，看不到美国那样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公开表达。但是，该计划宣称，将支持和促进“民主价值观和高标准、善政和透明度、公平伙伴关系、清洁和安全的基础设施，刺激私营部门投资”，等等。诸如此类的措辞表明，“全球门户”计划作为国际政治竞争的工具，旨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价值观。

　　美国的“重返更好世界”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于2021年同时抛出，并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想要与中国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

　　“一带一路”的实施，并不是为了削弱西方的影响力，尽管它的成功客观上将导致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增长。然而，上述两个西方计划的初衷却是与中国竞争，限制“一带一路”的活动范围。西方国家宣称，通过与它们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建设“高标准”项目，而这些项目据称不可能从其他合作伙伴那里获得。但是，如果西方的计划是以在宣传上战胜中国为目标，那么“重返更好世界”也好，“全球门户”也好，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将居于次要地位，其实际有效性和长期可持续性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度降低。

　　西方宣称，它们的计划体现出“可持续、包容性和基于规则的发展”原则、对环境的关切、反对腐败以及在世界各地支持民主等，尚未产生实际成果的西方计划的这些政治宣传无不暗含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和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炮制为时已晚的自己版本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需要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如果西方国家果真有这方面的兴趣，“重返更好世界”和“全球门户”这样的计划早就该提出了。毫无疑问，其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这两项西方计划都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最有可能的是，美国的“重返更好世界”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将在“民主共同体”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协调进行。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它们之间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然而，“一带一路”在外部世界当中不仅有竞争对手，也有盟友。俄罗斯坚持与中国相似的国际合作方针和原则，支持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在西方对俄中两国进行粗暴制裁和贸易禁令的压力面前，最好的应对措施是让两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确保共同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在2015年就提出了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战略构想。这是一个构建更加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国之间将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加强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的协调，将有助于密切欧亚之间的地域联系，促进俄罗斯、中国及其合作伙伴的经济发展，共同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俄罗斯一贯对吸引欧盟国家参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合作饶有兴趣。然而，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为合作设置了障碍，它们总是在本应互利互惠的合作中将西方的规则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在一些西方政客看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似乎是“软弱”的表现，是在“捍卫自由和民主”斗争中的让步。

　　俄罗斯和中国不寻求与西方对抗。两国之间积累了大量的政治信任，双方共同努力致力于在欧亚地区建立广泛的包容性伙伴关系的新模式。俄中两国所倡导的是开放的一体化模式，不将自己的准则强加于人，在经济合作的旗帜下达成政治谅解。这些恰恰是美国的“重返更好世界”和欧盟的“全球门户”所不具备的特点。

　　大欧亚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地区秩序的梦想，在这个秩序中，社会和经济发展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排除与西方计划的对话与互动，前提当然是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对中国战略的外部评说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迫切需要稳定因素，这样一些因素可以保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说服消费者不必担心未来，敢于消费，以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目前正在成为一个明显的稳定之源。然而，西方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目的是通过打压和制裁来阻碍中国的发展，这将损害整个全球经济。

　　在特朗普刚刚卸任总统的时候，美国学者普遍对遏华政策持乐观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Aron Friedberg）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持续打压，最终将导致中国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发生深刻变化。为此，该学者建议通过军事威胁迫使中国不得不对美国及其盟友对其构成直接威胁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如果中国开始担心西方的海上封锁，它将不得不投资于昂贵的陆上管道和运输基础设施。如果中国开始担心受到高精度导弹的打击，它将使大量资金用于构建安全的地下掩体、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上。不难看出，这一逻辑是建立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基础上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也将在全面军备竞赛中失败。

　　在经济领域，这位美国学者呼吁“民主国家”在中国没有采取令西方满意的改革政策之前，就坚决不要做出任何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行为。为此目的，该学者建议限制中国公司在西方市场的活动范围，减少西方对来自中国的重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依赖；为减缓中国的发展，限制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西方流向中国，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的成本；如果美国果然能够放弃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梦想，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有限制的自由贸易体系，最终的胜利者就一定是美国。其潜台词是号召西方国家通过“惩罚”中国、拒绝中国进入该体系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沿着这一逻辑，这位美国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持续对抗”，最终将迫使中国改变其发展道路。当然为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将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在西方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压力面前，中国已显示出其有能力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对此，美国学者视而不见，出人意料地作出了中国的“崛起”已经走到尽头的论断。2021年10月，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中国已经达到了其“发展顶峰”。据推测，属于中国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资源短缺，人口结构恶化，政府隐瞒了有关严重经济放缓的信息，中国正滑向极权主义，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已经大不如前，等等。有人认为，创新不会拯救中国经济，如果中国走上侵略之路，从前令人眼花缭乱的起飞，一定会落得硬着陆所带来的悲惨结局。

　　中国政府向社会隐瞒其经济真实状况的说法似乎很奇怪，也没有说服力。21世纪10年代中的前5年，关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话题，就已经成为热点。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积极讨论资源短缺和“人口红利”减少的问题，他们正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向当局提出建议。2020年8月，习近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独立、客观研究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实施应对“大变局”的发展战略中，遭遇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理由断言中国无法克服这些困难。促进经济增长的旧有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创新、深化改革和新的高水平的开放，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活力的新因素。

　　“中国发展到顶论”是一个新花样。长期以来，西方陆续抛出了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基于经济放缓可能引发“中国侵略”等奇谈怪论。可以断言，美国分析家之所以抛出这些理论，主要是为了凝聚西方学者的“反华共识”，其目的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前景进行清醒的评估。如果一些国家贸然把它们与中国合作的长期战略建立在“中国发展到顶论”之上，必然会造成严重误判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外国企业家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同样也会因为误判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外国专家很难正确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对于从外部观察中国的外国专家来说，它们很难理解中国发展中的变化是一种全面的“大变局”的一部分。外国专家所普遍采用的旧的评估标准已经失去效力，对新战略的理解还流于表面，于是就认为在总体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似乎不确定。他们质疑中国政府能否通过干预经济使之在不损害市场作用的情况下确保“共同富裕”。总的来说，在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是一系列重大议题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合乎实际的客观性研究，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一方面，即使乐观地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总是有助于伙伴关系的稳定。一些人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中国对稳定世界经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对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合作抱有积极的愿望，因没有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获益而感到沮丧。然而，应当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正是政治动机使他们失去机会从而产生挫折感。例如，我们可以引用参加“17+1合作”的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和专家的言论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所发表的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获益不足”的言论，往往掩饰着在威慑中国政策的基础上拥抱美国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对来自中国的高技术竞争不断加剧的担忧，也导致发达国家所散布的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等耸人听闻的言论甚嚣尘上。

　　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仅影响中国，也涉及所有国家。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项预测研究表明，2022年国际政策的实质，是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继续适应新的条件。与其奋力抵制外来因素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不如尽量减少为自身发展而适应这些因素的成本和损害，这就要求大家都有机会积极参与全球决策。2022年全球“新常态”的特点，是在国家和世界两个层次上均缺乏善治，国家内部（社会和权力部门之间），国家之间，甚至盟友和伙伴之间，都严重缺乏信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在我们身边，在世界经济、科技创新、国际关系和安全关系中无处不在。在一个深刻而全面的变革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人类将无法提升到平衡、协调和包容的全球发展的新水平。对全球发展涵义的整体理解，不能排除中国。为此，就有必要确保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不会受到人为的扭曲。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