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笔者所探讨的这个囊括非洲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宽广的。其走向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的行动持续保持并日益增多，使得学科间的边界愈加难以划清。于是，人们不得不依靠一个极简的操作定义。如此一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涵盖了一切致力于认识、解释人类状况的科学学科及哲学研究。有些学科——此处不妨称之为历史科学——比如古人类学、史前史、考古学、历史等，侧重于时间维度；另一些学科，如地理、生境研究、建筑等，则侧重于空间维度；还有一些学科，比如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主要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共时性动态类型和格局。 

　　在讨论之前，为便于说明，应当把人文学科里的创造性成分，比如绘画、雕塑、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等，与为了观察、研究、分析这些人类思维成果而开展的学术研究活动区分开来。那些研究固然重要，但笔者不能胜任。笔者最初研修历史学和人类学，后来转向人类考古学专业，至今好奇涉猎之心不减。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开头叙述关于非洲及非洲人民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及其强大复原能力的学术知识生产的系谱学（Nietzsche 2005; Mudimbe 1988）。而后，转向对人们基于解放的迫切必要性而提出的那些摆脱殖民遗产选择方案的探索，以及对打造新型伙伴关系的探索，重点尤其放在中非关系。第三部分着重研讨有助于形成中非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新型合作机制的项目，为和平及共同繁荣打下基础。 

　　关于非洲的学术知识的生产，可以追溯至法老时期的埃及、古希腊罗马时代（Bernal 1987, 1991, 2006; Mveng 2005）、阿拉伯穆斯林古典时期，还有中国的封建时代。文化的他异性（alterity，显著差异），正是由不同的认知、感知实践塑造的思维之间交流碰撞的基础。像行为模式、饮食习惯、服饰、家居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一望便知，可能受到了称赞，还有善良、简单朴素、友好、慷慨这些品质。像吃人、野蛮、愚昧这类现象，可能就受到了谴责。欧洲的探索者和冒险家所写的游记、报道，深刻影响了捐助国社会精英们的“他者”观念，左右了他们的态度。这类叙述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殖民资料库”（Colonial Library）。 

殖民资料库

　　就非洲而论，所有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本上都是由“殖民的”知识分子承担的。这些知识分子也基本上隶属于殖民机构，他们当中有行政人员，有士兵和军官，有医生、护士，有传教士，等等。有些人已经是所在领域的知名学者，也的确为欧美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开展的非洲研究项目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欧洲的柏林、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北美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均有学校、博物院、研究机构参与，也逐渐形成了当地非洲研究的学术流派。 

　　殖民时代，传播论（diffusionism）达到极盛（Hegel 1837; Ratzel 1882-1891）。人们眼中的非洲大陆接受了来自邻近地区（主要是近东地区）人口群体的各种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有人口迁移直接带来的，也有技术影响带来的。众多论者对此的叙述大同小异。这个殖民资料库的藏书有几个主题：种族等级秩序、文明和文化。最早对这些主题提出挑战、反驳的是散居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地区的非洲裔知识分子，如安特诺尔·菲尔曼（Antenor Firmin）、杜波伊斯（W.E.B. Du Bois）、西尔维斯特·威廉姆斯（Sylvester Williams）；后来，非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批判、反驳的行列，如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非洲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最初是欧洲的大学或基督教会的分校或者分会。黄金海岸的阿奇莫塔学院（Achimota College）、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和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Ibadan）是殖民时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办的第一批大专院校。其后创办的阿尔及尔大学（Algiers University）、达喀尔大学（Dakar University）和喀麦隆大学 （University of Cameroon，由法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喀麦隆分会创办，波尔多学院的分院），也都是法国在前殖民地的教育机构。 

　　以考古学为例，非洲最初创设考古学，是殖民地的技术结构内部经历了一系列矛盾、冲突、谈判的结果。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非洲没有一所学校正规开设考古学课程。不过，欧洲和非洲都有做考古研究的学者，他们睿智，敢想敢干。那时并没有规范的方法，也没有明确的目标，推动“史前”考古学取得进展的是大辩论。人类历史的世俗观、“自然选择”理论、圣经叙事的正确性、新兴的欧洲民族主义，还有根深蒂固的“原始与文明划分”，凡此种种，都是非洲历史叙事的核心驱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上述世界观深刻影响了当时在西非工作的几乎所有考古学者的思想。20世纪50 年代初创建了一些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专业考古学者，考古学的田野数据资料经历了一场巨变。西非的考古研究并未遭受非洲民族主义兴起和独立运动的影响，这一点看似不可思议，实则自有其道理。进入考古领域的非洲人多了，结果好坏参半：其一，非洲学者之间交流不畅；其二，有一种倾向，就是要依靠前殖民强国，因为这些国家把持着考古研究；其三，非洲本地对考古研究基本提供不了强有力的支持。 

　　研究议程一模一样。比如，达喀尔大学历史系的让·德维斯（Jean Devisse）和塞热·罗贝尔（Serge Robert）牵头的考察著名的古加纳遗址奥达戈斯特（Awdaghost）的田野考古项目“特格达乌斯特项目”（Mission Tegdaoust），着重考察、追踪阿拉伯及北非对西非出现城市化端倪的作用（Holl 2006a）。地中海和北非发现的釉面器皿得到了全面的分析（Robert-Chaleix 1985），而本地制造的陶器则遭到了忽略而未能加以考察。前殖民飞地也存在这类研究局限。比如东非的英国研究所，最初的考古研究议程就是东非斯瓦希里文明的近东源流（Holl 1995, 2006; Schmidt and Patterson 1995）。欧洲在非洲的考古研究构架显然是把国家（nation）当作研究基准，是欧洲外扩的延续，诸如“英国对……的作用/贡献”“法国在非洲考古50年”（Bazzana and Bocoum 2004）、“波兰对……的作用/贡献”“瑞士对……的作用/贡献”“比利时对……的作用/贡献”和“德国对……的作用/贡献”此类的文本副标题频繁出现（Holl 2006b）。这些研究实体宣传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宣传得恰到好处。选这种角度固然有其道理，但常常令人在理性上感觉别扭。有一篇讨论彼得·米切尔（Peter Mitchell）、安妮·豪尔（Anne Haour）、约翰·霍巴特（John Hobart）主编的《研究非洲的过去——英国考古学者的新贡献》的书评就表达了这种理性上的不舒服，文章写道： 

　　这个副标题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在开展非洲考古研究时（和别的学科的情况一样），我们通常会注意到同行的国籍和隶属关系，不过，理论上讲，我们不会让这一点影响我们对同行业绩的评价，影响我们辩论、分享知识、提出问题，不论是在考古现场、实验室里的正式合作，还是非正式交流。但是，现实常常与理想有差距，比如，研究机构之间、资助机构之间往往为场地使用权争得有失体统，为考古成果和宣传的“归属权”互相猜忌，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也许，国立的科研机构，还有掌管其经费的官僚、政客们，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搞一下自吹自擂；至于我们这些人，实实在在求知做学问的人，认为动辄来点民族感情不是好事。 

　　（Sutton 2005, p.55）        

　　开诚布公、不带偏见地开展辩论，自由且负责地评价研究成果，共同增进知识，这样的境界很崇高、令人向往，但却是一种有意义的迷思。学术机构里有真正的研究、热烈的辩论，也有偏见、对立和破坏。不承认学术社区有这种人类结构（demic structure），不承认学术社区里内嵌的学术权力关系网、学术特权关系网，对于适应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下策（Bourdieu 1984; Bude 1973）。如今的现实状况，与之前已大为不同（Holl 2009; Schmidt 2009; Stahl 2010; Karega and Schmidt 2010）。谁试图把现今仍旧困扰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的那些隐而未宣的套路摆在明面，就会遭到一顿口诛笔伐。P.施密特（P. Schmidt 2009）编写了《非洲后殖民时代的考古研究》一书，斯塔尔（Stahl 2010, p.167) 受托为这本书撰写评语，她用了111个单词做了概括。 

　　这篇书评被认为本应品评所选论文的优劣得失，例如撰稿者受教育经历不同，出身地域、文化不同，研究角度不同，所来自的机构不同，他们分享了各自在学术机构里的研究经历和科研生活。但是，斯塔尔不循常规，她在书评里对P.施密特撰写的引言部分迎头痛击。她认为，此书各章节“有些引人入胜，很有见地，有些则失于散乱。有的章节探讨权力/知识的结构与制度问题，颇具胆识，而有些则是把复杂的动态描述简化成一段英雄与恶棍的叙事”（Stahl 2010, p.167）。 

　　安妮·斯塔尔教授有误导带偏之嫌、倨傲不屑之意，令《非洲后殖民时代的考古研究》的作者们惊愕，他们共同写了一则简短声明，题为《非洲考古研究界的钳口息声术：作者声明》。这则声明大体呈现了当前思想状态的主要特征。打压持不同观点的非洲学者，比较常用的几个招术是：不予引用，同行评议带偏见，书评生硬粗暴。 

　　让不入西方主流的非洲学者喑然失声，是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的一个现象。当非洲学者提出的观点不符合西方学术界熟悉的观点时，当借同行评议之名打压非正统观点时，噤声就发生了。还有一种现象更令人忧心：有些人在有意识地压制敢于挑战既定范式的学者，迫使他们沉默，而那些范式则生根于殖民时代，并且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Karega-Munene and Schmidt 2010, p.327） 

另辟蹊径

　　倡导摒弃欧洲中心视角、另择视角来看待非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现象（Boddy-Evans 2020; Holl 1995; Schmidt and Patterson 1995）。19 世纪中叶，这类思想纷纷汇聚在泛非主义的旗帜下，它们反对将非洲人非人类化，反对奴役，力主把非洲大陆从殖民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代表性人物有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Blyden）、马尔库斯·加尔维（Marcus Garvey）、杜波伊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ck Douglass）、比尔·霍顿（J. A. Beale Horton）、格斯雷·海福德（J.E. Caselay Hayford）、罗宾逊·德拉尼（M. Robinson Delany）、西尔维斯特·威廉姆斯、帕德摩尔（G. Padmore）、希赛尔（A. Cesaire）、桑戈尔（L.S. Senghor）、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 等。他们力主改用新的眼光来看待黑人对世界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贡献。谢赫·安塔·迪奥普做了一辈子研究，当了一辈子政治激进派，始终在揭批对非洲历史的殖民建构 （Diop 1954）。还有一些不带泛非主义成分的学术倡议，赞同采用新视角来审视法老埃及时期的历史（Bernal 1987）。很多专事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的非洲学者和专业人士都在各自的领域另择研究议程，其所依据的就是很多具有感召力的思想理念，比如解放、反帝、反对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去殖民，等等。抱定某个思想流派，秉持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可能在学术界看来是很重要的，而实际上并不重要。根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一个务实、能有所作为的研究议程。 

　　非洲独立浪潮过去大约 60 年了，人们一定得停下来认真思考一番。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晚近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定下了规则，硬性地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规范。事实证明，减少监管、“放任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独立的非洲国家是个什么地位？有些国家，比如西非、中非的那些个法语系国家，至今还困在前殖民者布设下的新殖民网络当中不能自拔。它们的本国货币非洲法郎（CFA Franc）由法国政府操控，就是新殖民统治的象征。与前殖民强国的联系并非一定要割断，但是，是时候该探索同亚洲、南美洲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了。 

　　世界应对所有人开放，大家都有权利拥有各自的观点和世界观。以往的殖民统治、财富不平衡和制度失衡，造成了非洲学者今天的附庸地位，造成了他们不独立，但这决非把欧美学者摆上非洲社会科学研究把关人位置的理由。遗憾的是，非洲国家基本上都不愿意支持非洲的社会科学研究，而愿意依仗外国研究团队。不少国家担心批判性社会科学研究会使青年人群、学生人群的思想意识变得激进。还有的国家看重优先事项，排斥基础性和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多数国家认为有了外国研究团队，再录用一两个本国研究人员参与，就可以了，喀麦隆同行曾将此称为“捡渣政策”（policy of picking crumbs）。 

解放的迫切必要性和新型伙伴关系

　　现在该是寻求同南美洲国家、亚洲国家结成新型伙伴关系的时候了。巴西当前虽有政治危机，但它仍是非洲之外拥有非洲裔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现在是，未来几年将仍旧是非洲至关重要的天然伙伴。中国如今已是非洲的第一经济伙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可能是构建学术科研合作与交流模式的另一有效途径。2007年，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了非洲研究院，在启动仪式上，该校校长、新研究中心负责人梅新林教授报告称，中国高校中开设的非洲研究中心不足10个。梅教授说，近年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国人了解非洲的需求越来越多，该研究院应运而生。我的理解和建议是：中国大学的非洲研究一定要走向世界，包括所有学术主题和学术领域，一定要多多注重实地考察。 

　　从长期的观点看，中非交往历史悠久，成果惊人。这一历史之特别，之长久，足以说明在中国的顶尖高校里开设专业培训项目并为之提供充裕的资金，是必要的。有些培训方案已经全面实施，比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本文拟呈现一些中非交流史的例证，而后评述中国开展非洲研究的情况，讨论“新汉学计划”（New Chinese Studies Program），继而以厦门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培养方案为例，提出中国与非洲的研究机构之间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术伙伴关系，既着眼于全球，又求真务实。 

古代中国在非洲

　　古代中国的货物第一次抵达非洲是什么时候？目前尚无定论。考古研究不断获得令人兴奋的成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少线索。一支奥地利探险队在埃及的代尔麦地那（Deir el Madina）底比斯（Thebes）做考古发掘，在诸王的工匠墓里发现了一具30—50 岁的女性木乃伊，头发上有丝绸残存。墓葬可以追溯到希克索斯时期，属于第二十一王朝，即公元前1075—公元前945 年（Li Anshan 2005; Lubec et al. 1993; Renmin Ribao April 2, 1993）。丝绸业肯定起源于中国，考古学家“曾在江西东部的一座距今约 2500 年的神秘古墓里发现了织物，是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纺织品”（People’s Daily Online, August 26, 2007）。 

　　所以，丝绸、贸易、丝绸之路的历史远比人们的一般认识久远得多，它们可能经过波斯进入埃及。底比斯工匠墓里发现的丝绸，也许就是希克索斯人引入的。中国与埃及的贸易、文化交流早在汉朝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0 年）就成形了（Sun Tang 1979 in Li Anshan 2005）。李安山（Li Anshan 2005, p.60）说，唐朝（618—907）有一个叫杜环的中国人当了战俘，居巴格达数年，8 世纪时（约 762 年）他曾去过非洲，后来回到广州，撰写了《经行记》（已散佚，所述仅为其他书籍引文）。埃及和非洲的东北部当然是杜环最容易达到的地方，但他究竟去过非洲哪些地方，目前尚不知晓。 

　　15世纪上半叶，明朝决定把海军力量投射到印度洋。永乐皇帝（1403—1424）命郑和统领船队（即“郑和宝船队”），从1405 年到 1433 年进行了7次远航，史称“郑和下西洋”（Deng 2005; Dreyer 2006; Ferrand 1919, 1922; Filesi 1970; Levathes 1997; Vi-viano 2005）。郑和的“宝船队”第四次（1413—1415）、第五次（1416—1419）、第六次（1421—1422）远航时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停靠在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在今天的索马里）、马林迪和蒙巴萨（在今天的肯尼亚）等地。船队用中国货物换回非洲货物，比如斑马、长颈鹿等活物。20世纪30 年代，人们在曼布鲁伊山（Mapungubwe Hill） 的林波波谷地（Limpopo valley）发现了中国出产的龙泉青瓷，现已确认那里的青瓷可追溯到元朝（1271—1368）末年明朝（1368—1644）初年（Prinsloo et al. 2005）。这样的物证广泛散布在非洲东部，包括大津巴布韦、斯瓦希里城邦、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Beaujard 2007）。另外，郑和船队的中国水手的一些后裔后来居住在肯尼亚沿海的拉穆和佩特小岛上。在佩特岛的水手后裔还接受过《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托夫（Kristof 1999) 的采访。 

　　总之，证据虽然分散，但却一致证明：中国的物品和中国人曾到过非洲。中非交流在15世纪达到极盛，后因实行海禁，不允许从事对外贸易，禁止海军远航，才告中断。 

古代非洲在中国

　　到达中国的不只有非洲的斑马、长颈鹿等奇珍异兽（Chou Ju-Kua 1911; Ferrand 1919, 1922; Filesi 1970; Wheatley 1961; Talib and Samir 1988），早在 8 世纪上半叶，不少非洲人通过间接渠道也辗转来到中国生活。据《唐史》记载，苏门答腊巨港的斯里尼贾亚王曾在 724 年向唐朝皇帝纳贡，其中包括一名僧祗（黑人）女奴（Talib and Samir 1988, p.732; Ferrand 1922）。以后几百年里，又分别在813年、818年 和 976 年献过僧祗。813年、 818 年，印度尼西亚的噶林噶王国统治者曾连续三次向唐朝宪宗皇帝献了多名男女僧祗。公元976年，北宋朝廷从一名阿拉伯商人（Talib and Samir 1988, p.732）那里得到“一昆仑奴，深目色黑”（Chou Ju-Kua 1911）。 

　　买卖奴隶基本是由阿拉伯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作中间人，间接送达中国，广州当时是奴隶的主要入境口岸，也是奴隶分销的中心。被卖身为奴的非洲人“善泳，入水眼不眨，常驱使潜入水下，修堵船身漏缝”（Chou Ju-Kua 1911, pp.31-32; Talib and Samir 1988, p.732; Wheatley 1961, p.55）。其他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则委身于城市富裕人家，充当门房家仆。按赵汝适（Chou Ju-Kua 1911, p.32）所说，“富人多蓄黑奴，谓‘鬼奴’，或‘黑奴’‘黑仆’”（查《诸藩志》英文版引言，此语是引自北宋朱彧所著《萍州可谈》，非赵汝适原话——译者注）。如果能有计划地收集口述历史和家族档案，这个研究方向显然大有可为。 

　　14 世纪中叶，摩洛哥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伊本·白图泰（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Abdullah Al Lawat Al Tanji Ibn Battuta）到过中国。他1304 年 2 月 24 日出生于丹吉尔，1377 年在马拉喀什去世。伊本·白图泰遍游古代世界，历时29 年，行程约 12万公里。1345 年来到中国广州（Ibn Battuta 1982），他对当地的手工艺品、造船、瓷器制作特别感兴趣，游历多地。后来他北行至杭州，是他见过的最大城市。不过他没能到达北京。1346年，他返回广州，乘船去往印尼的苏门答腊。 

　　还有人说，当年郑和“宝船队”还将一些外国显贵带到中国，觐见明朝皇帝。是否确有木骨都束、马林迪、蒙巴萨等斯瓦希里城邦的非洲人随船来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目前尚不知晓，但可以说，早在公元 8 世纪，中国的宫廷和华南的一些富家大族就已经出现非洲人。 

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

　　2005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在《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发表《20世纪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考察》一文，颇具影响力。他把中国的非洲研究历史分为四个主要阶段（Li Anshan 2005, p.61）。 

　　第一阶段是“感受非洲（1900—1949）”，始于非洲和中国最久远的交往，至20世纪初即清朝末期形成规模。林则徐（1839年在广州虎门销烟，随后鸦片战争爆发）曾主持编纂《四洲志》，汇集了西方和非洲的地理、民族资料。殖民统治下非洲的命运，后来被陈天华、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和知识分子用作实例，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抗争（Li Anshan 2005, p.6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非洲研究重点是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65年，也就是“独立十年”，可称为“支持非洲（1949—1965）”阶段。1961年，中国设立了第一个亚非问题研究的研究所，隶属于中央外事组和中国科学院。 

　　1966 年至 1976 年这一时期——李安山称之为“了解非洲”阶段，在很多方面呈现反常状态，因为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71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世界舞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专设机构的努力，这个阶段的非洲研究不减反增，有很多地区历史的书籍、国别书籍被翻译成中文。李安山（Li Anshan 2005）提到，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非洲的图书有 117 种，其中 111种为译本。“尽管译著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中国学者们毕竟开始对这个远离中国的大陆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了该领域的一些领军学者的名字”（Li Anshan 2005, p.66）。“了解非洲”阶段，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非洲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世界舞台后，成立了多个从事非洲研究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术团体。李安山称这一时期是“研究非洲（1977—2000）”阶段，其间，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历史、法律、政治、经济等多个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主要高校设立了非洲研究中心，配备了专业研究人员。 

　　总的来看，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非关系发展迅速，形成稳固、可持续的科研学术合作与协作势在必行。非洲研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要涵盖所有学术领域。 

中国研究计划倡议

　　2012年6月8日，“欧洲孔子学院暨课堂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于6月8日在爱丁堡大学宗教学院普赖费尔图书馆（University of Edinburgh Old College Playfair Library）宣布，孔子学院总部将设立重点项目——“新汉学国际研修计划”。联席会议对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进行了研讨，来自欧洲多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参会者受邀提出了想法和建议。会议向参会者分发了该项目的草案《关于实施中国研究计划博士生培训奖学金试点方案（暂定）》。一些参会者提议使用“中国研究”一词来代替“汉学”。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借助具有竞争力且资助充裕的研修项目，吸引各国有潜质的青年学者到中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院深造，且不限学术领域，希望“这些学者能促进中国研究的国际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和繁荣，为增进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友谊作出贡献”（项目草案第1—2页）。有10所中国的顶尖大学被选中落实该计划，包括厦门大学，它们都已开始了宣传推介工作。 

　　这显然是一个里程碑，非常令人振奋。其前瞻令人激动，其视角的合理性令人跃跃欲试。该计划理当获得鼎力支持。为了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必须有相称的培养方案，培养来自中国高教机构，对研究其他国家、社会和文化感兴趣的中国研究生，资金也同样要充裕。 

　　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夏举行的“中非经济论坛”发出倡议。浙江师范大学的校长梅新林曾指出，2007年中国大学设立的非洲研究中心不到10个，强调了扩展中非学术交流合作的必要性。梅教授在演讲时还表示，浙江师范大学设立非洲研究院，主要动因是近年来中非关系发展迅速，中国人民越来越需要了解非洲。笔者的建议是，应当在这一新的、雄心勃勃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计划之内或之外，把更深入扎实地认识非洲这一需求考虑进去。 

　　这类计划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内实施时，不妨把面向教职员工、面向有意攻读非洲研究领域所有主题的硕博研究生的大额资助和科研激励措施也包括进去。非洲研究领域里出现的这个新的变化，也一定要把实地考察、让中国教师和学生深入接触实地产生的知识包括其中。此举很有力度，目的有三：一是培训一大批非洲研究专业的学生，培养新一代学者，以期将来在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里担任教职；二是提升非洲研究的诸多学术领域的卓越度，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三是发起国际合作和科研协作，让中外师生一同参与。 

厦门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议程

　　厦门大学的黑人文明博物馆加入了萨洛姆三角洲贝壳人类考古学研究项目（图1）。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是执行新学术研究议程的一个步骤，笔者一直在呼吁设定新的学术议程。形成该项目，靠的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除了日常教学，指导中国和塞内加尔的硕博研究生之外，厦门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非洲研究中心和一带一路研究院还开展了另外三个辅助项目。 

　　第一，建立一个人类学考古实验室，笔者将之前在非洲做实地考古项目时收集的研究藏品都捐赠给了厦门大学，其中包括有待分析的陶器、石头和金属制品、动物及人类遗骸。这些藏品将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科研和教学。建成后，该实验室将是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专注于非洲考古研究的实验室。 

　　第二，和第一个辅助项目有密切联系，是发起一项实地计划，设立两所田野学校：一所在非洲，地点在塞内冈比巨型石圈和萨洛姆河三角洲的贝壳沉积带（前文已提到）；另一所设在中国，主要是对“闽西古街艺术”进行考古研究和符号学研究，这项研究活动是2021年7月在福建连城县发起的（图2）。另外，还要组建几支创新型多学科研究团队，对之前非洲社会和亚洲社会的不同文化适应方式展开原创性比较研究。 

　　第三，创建一个多学科研究中心，即“非洲研究中心”，隶属于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该中心初创时，拟以年轻研究人员为主，共设6名研究人员。研究中心的学科方向选择，由该中心的研究人员选定，研究人员则从未来申请加入该中心的人员中择优录用。对于有些学科，像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经济学和管理学，还有流行病学、卫生科学及环境科学，将略作倾斜。一个关键的理念是，要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业人士的多学科联合研究，这就特别需要非洲研究中心的新任研究人员做好实地环境下进行的学生培训的设计工作。
 

　　从以上大致概述的核心项目看，与一些非洲、巴西、欧洲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交流、研究的机会还有很多。 

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自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虽然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情况差别很大，但是，某些人预测会袭击非洲的“大灾变”并未发生。这当然不是说非洲的卫生状况不严重。无论是从预防层面还是从治疗层面看，非洲情况都很严重，需要中非联合开展行动，为当前和未来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从预防方面看，世界多数国家都在大量生产各种新冠疫苗，而非洲总体上明显落后（图3）。根据 2022 年 4 月 12 日的记录，非洲国家完全或部分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埃及，为 43%，最低的是尼日利亚，为 10%。中国和埃及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知识产权转让，以大幅提高非洲新冠疫苗的产量。南非正在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想办法增加非洲的新冠疫苗产量。但总体看，非洲生产疫苗的制造商不到 10 家，且全都集中在埃及、摩洛哥、塞内加尔、南非和突尼斯这5个国家。 

　　从治疗方面看，非洲卫生专家正在采取多种开创性举措，对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草药开展研究（Fongnzossie Fedoneng et al. 2021）。新冠康（Corocur）是喀麦隆心脏病专家尤洛格·雅格尼尼·穆弗普（Euloge Yiagnini Mfopou）博士从百里香干叶粉中提取的新冠治疗药物，已经证明对新冠病毒感染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自2020年4月以来，这种药已经治疗了2000多名患者，有效率达97%，喀麦隆卫生管理部门已批准它使用3年。

　　另一种药物叫Ngul be Tara（先人之力）（图4），由生物化学家、雅温得大学医学及生物医学科学学院教授、里斯国际研究联合体（Reec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sortium）会长马里斯·培尤·恩迪·桑巴（Dr. Marlyse Peyou Ndi Samba）博士发明，该药已经获得尼日利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4年期许可证 （至 2025 年 7 月 1 日），将在尼日利亚生产。 

　　加快知识产权转让，减少低息贷款手续，创建中非合资企业，在非洲联盟的五个地区设立药物研究和药品生产中心，将是件大好事。冯左西·费多恩等人（Fongnzossie Fedoneng et al. 2021）对喀麦隆的草药研究现状做了评估，得到了明确、有益的观察结果。他们指出，“喀麦隆当地的药用植物固然潜力巨大，却仍旧被人们贬称为‘老太药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开展应用研究，为草药的功效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这样才能把标准配方确定下来……另外，要深入开展草药疗效的临床研究，把这种研究作为新冠肺炎防治策略的一环。”继而他们又补充说，“各个层面都必须进行能力建设和提供财政支持，这样才能激励当地对天然药物产品开展积极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要着力开展对自然产物的应用型研究并提供资助，发掘新药。按喀麦隆药用植物的资源潜力计算，草药发掘尚未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结  语

　　近期，中非合作的力度必定会持续增强。而合作应该是全球性的，要让人文交流的联系更加密切，在不同范围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意见、表达心声。各种集会上善意满满的演讲，表达了世间所有的良好意愿，只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一定要有人付诸行动。人民是地球的主人，一个平安和谐的未来世界要靠人民来建设。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