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21年10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我有幸作为外国研究者的代表之一通过在线方式作15分钟的发言。我事先将演讲的录像寄给了主办方，主办方似乎认为相比分学科演讲来说，这一录像更适合放到主旨演讲的部分，所以在14日中午的开幕式上，主办方发布了4位研究者的致辞录像，我的发言也在其中。 

　　令人欣慰的是，与会学者对我演讲的反馈似乎还不错。演讲结束后，论坛承办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邀我在演讲稿的基础上增补一些内容作成一篇新的文章，他们认为演讲的内容很适合作为公共话题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认为如果真能对中国的发展尽些许微薄之力的话，那将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接受了杂志社的写作邀请。这就是本文撰写成文的过程。 

　　本文保留了2021年10月份演讲时使用的题目——“中国有建设理想型社会的能力”。演讲时因有时间限制，我没能把自己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完全讲清楚。很高兴这篇文章允许我使用更多的笔墨进行陈述，让我能够更加深入地介绍自己的观点。本文将主要围绕“为何我认为中国有建设理想型社会的能力”展开论述。 

　　　我与中国 

　　1982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访学。当时，我作为所任教的早稻田大学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与北京大学学术交流协议的签约仪式。此后的40年间，我前往中国的次数达到89次，参访城市的数目也增加到34座。 

　　40年来，我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就是从这些普通的学术交流开始的，主要包括签订中日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协议，以及前往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做讲座。在各大学所做的讲座不计其数，授予我名誉教授、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研究所达到了两位数。其中令我感到惊喜的是，较为封闭的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也邀请我演讲（包括浙江省检察院、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然而，我在中国开展访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从1988年持续至今的中日刑事法学术交流。具体而言，以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两国轮流举办的“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为中心，我确实创立和承办了不少此类学术交流活动。 

　　举办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的同时，我也努力推进日本学术书籍的中译事业。另外，希望前往日本留学的青年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当时，某日本企业创立了亚洲青少年交流基金，我正好担任这个基金的运营委员会会长，所以就支持了25名中国青年刑法研究者前往日本留学。这是值得特别强调的事迹。 

　　中方为了表达对我的谢意和敬意，2018年，正好是我与中国学术交流的第36个年头，中国学者邀请10位日本学者前往学术交流的起点上海，召开了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不仅如此，在我即将迎来90岁生日之际，25位中国学者出版了一部660页的论文集，作为贺礼赠予。这不仅在法律界前所未有，在参与中日交流的学者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这使我感到万分荣幸。 

　　尽管我是日本人，但我能始终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受到朋友们的礼遇，原因在于我一直秉持“站在中国立场”的方针和原则。 

　　类似欧美和日本的民主国家，常自觉本国所秉持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所以容易认为其他国家也该遵循同样的思维方式。然而，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民族性和其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自然有的国家不会接受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各国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也是如此。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民主国家仅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批判其他国家的行为，那么其他国家不仅不会接受，反而容易引起反弹，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在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始终严禁日本同事摆出这样的态度，同时劝说：“即便如此，我们今天不是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吗？有些事情现在不能实现，但也可能今后几年就实现了，不是吗？”这是维持多年友好关系的秘诀，延伸开来，我认为这个从发展角度看问题的原则放到中日两国的交往之中也是适用的。 

　　在历史中发现的建设理想型社会的力量 

　　远古时代，中国是当时日本和欧洲远远无法匹敌的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发展到唐朝（618—907年），其首都长安是举世瞩目向往的大都市，被日本人视为最好的留学地。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绝对是制度、汉字和艺术方面的引路人。 

　　然而，直至近代，中国数度重复着盛衰兴亡的轮回。在日本人看来，这种（王朝兴替导致的）社会震荡之大，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因此，我们无法单从光辉的中国历史中看到建设理想型社会的力量。 

　　我之所以产生中国有建设理想型社会的力量这种感想，是因为我将今日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势看成既往光辉历史的延长线。换言之，通过阅读历史，我感受到创造辉煌古代文明的、历史上中国人的力量，今时今日依旧被继续传承着。 

　　然而，多数日本人的想法大概与我不同。他们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出了震惊世界的事情。最近获得的发展也是如此，因为发展而让不少外国人意识到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存在一些令人忧虑的紧张关系。在属于民主主义国家阵营的日本人看来，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所带来的后果，并不觉得这是建设理想型社会的力量。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所以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因为40年来我与中国的往来，产生了与普通日本人完全不同的视角。 

　　第一，即使我们把过去发生的大事都归于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提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发生，将来却不容易发生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就可以支持我关于中国能够建设理想型社会的观点。例如，过去所发生的事是因为当时人类的认知不足所导致的，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达，人类可以正确地预测所有方案的可能性的话，这些事就不会再发生了。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一点的话，那么建设理想型社会也就不会有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文作出说明。 

　　第二，此后中国共产党也始终维持了一党执政的统治形态，但在党内也产生了对这些情况的反思，建设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体制。近3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上维持平稳的状态。人民群众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不满现象，但只限于在民主主义国家也是同样会发生的程度。过去发生的事，对判断中国是否有能力创建理想型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第三，如果我们暂时把以上的负面影响放到一边，从“中国人民的幸福度”“中国的国际地位”“对未来的进取心”等角度出发，观察1949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和现在做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其发展成果之惊人、发展势头之猛烈。 

　　持有民主主义立场的人可能会提出一种观点，即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存在缺陷，所以应该实行民主化改革。我既是日本人又是法学专家，所以我特别理解这种观点。然而，今时今日的中国真的能够废除这种制度吗？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完全没有西欧市民社会经验积累，同时富有地域多样性特色的国家。民主如不能得到法治的支撑，把直选权交给人民，同时赋予他们作为选举权先行条件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那么这个想法等于是在引发社会失序，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实施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的条件并不存在。我认为，纵观全球，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制度虽然并不普遍，但当我们评价中国的国情时，也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认同不得不实施这种制度的原因。 

　　　社会主义中国是以“改革、增长”为宗旨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原本就是具有以“改革、增长”为宗旨这一特征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民主主义国家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性的，并不持有以“改革”为前提的发展目标，因此容易认为其他国家也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认为中国会一直带着今天所存在的问题停滞下去。 

　　不少日本人总觉得“中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这其实是一个误解。2021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并没有出现“共产主义”这个词。如果说为何要叫“共产党”，只能理解为“共产党是以建设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 

　　原本，马克思主义就将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即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形态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认为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存在国家和法律”，因此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立刻能实现的。共产主义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是以此为前提（开展各项工作）的，然而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后，才开始明确地强调这一点。习主席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及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间，将2035年设置为节点，指出到此时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之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否将此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不得而知，但可以认为这是较为接近理想的一个阶段。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历史决议”。该决议强调共产党始终秉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在此基础上，该决议明确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由此可知，中国实际上是以朝向最终目标的“发展”为前提，以“改革、增长”为主旨的。就我所见范围内，这是唯一一个元首可以如此堂堂正正作出宣誓的国家。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社会主义还是民主主义更为有利 

　　2021年10月的论坛，我在演讲末尾说了这么一段话：“当我们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把人工智能发展到超越人类能力时的经济、政治机构将如何变化这一视角带入其中，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认为，这是整篇演讲受到好评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此略陈所见。为方便起见，我想从人工智能到底更加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还是更加促进民主主义发展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探讨。 

　　就像中国自身所主张的“中国也是民主国家”一样，“民主主义”的概念具有多重意涵。如果我们梳理一下“民主主义”的概念便会发现，广义上说，这个概念可以指代“倾听民众意见，并将其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狭义上说，在内阁等行政机关之外，还存在着诸如国会等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议员所组成的立法机构，能够反映此类思想的制度便可称为“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 

　　原本，民主主义是通过批判与克服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世袭制、封建制为基础产生的。其思想体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启蒙运动，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确定了具体的政治制度。 

　　如今，日本人都觉得民主主义是将民众的意见、诉求和利益反映在国家政策中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然而，民主主义也有其天生的弱点。 

　　民主主义的根本是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其理论基础在于“人人生而平等，都被赋予了‘理性’，并遵从‘理性’而正确地行动”。正是基于这个理念，人们才能够否定容忍歧视的世袭和封建制度。然而，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想要正确地决定国家政策和基本方针，就需要考虑很多要素。然而，普通民众不具备进行如此综合性、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由这类民众来决定国家政策和基本方针的话，国家就有误入歧途的风险。 

　　纵观历史，纳粹并非依靠武力夺取政权，而根据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魏玛宪法》，德国创立了反映国民意见的政权。当时的普通民众是不了解纳粹思想本质的，所以非常欢迎纳粹。近年，随着传媒社会的发展，逐渐有人指出民粹主义的弊端。正是民主主义的根本——民粹主义——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崩溃。 

　　民主主义是由多数人决定国家意志，获得超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可以当选国会议员。假设投票率达到了50%，那么获得票数超过一半，即25%的（党派），就将担任执政党。由执政党中选举出内阁成员，而内阁所发出的提案原则上只要获得超半数的同意票，也就是有选举权的12.5%的民众同意，就可以被采纳。那么，相对其他制度来说，（民主主义制度）到底是否可以说是能够反映“民众意志”的政治制度呢？ 

　　为了在国家政治中反映民众的意见、诉求和利益，选民才选举出国会议员。因此，国会议员有义务倾听选民的意见和诉求。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这个制度本身就有产生利益纠葛的可能，因而容易成为各种形式的贪腐的温床。现实中，令人不忍直视的违法行为也屡禁不止。 

　　尽管民主主义制度面临诸多问题，但人们仍然拥护这项制度，因为相比没有采用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府采取非理性行动的危险性比较低。这或许是很多国家仍在坚持使用（该制度）的原因吧。这是走钢丝般在极限状态下追求正当性判断。 

　　我最近正在埋头研究的课题，正是从治理效率、速度的角度出发，将民主主义与其他制度进行比较。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暂时还不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病毒是最先在武汉暴发的。中国政府封锁了武汉，彻底实施了防止全国性感染的政策。这个政策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经济也完全恢复正常。2021年12月3日当天，从各国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来看，美国4860万，印度3860万，英国1133万，德国599万，日本172万，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只有11万。统计结果根据不同方法可能有差异，但中国的人口大约是日本的10倍，中日两国之间感染者数量差距之大，令我感到十分震惊。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数量差别之中显示的是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但是，如果从民主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管理方式中存在很多民主主义框架内无法认可的手段。不过，在国家政策中最优先考虑的应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能无视民主主义国家在结果层面的失败。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几乎不能消除民主主义自身存在的弱点。与之相反，倒不如说历史本身就是向着弱化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理论基础的方向发展。选举制度之所以会成为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根本，是因为只有通过选举才能确认国家政策中需要反映的国民意见、诉求和利益。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比选举，可能人工智能更容易获取这些信息。当然，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止于此，所以倒不至于因此而放弃民主主义制度，只是历史至少不会朝着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用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 

　　反过来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将促使社会主义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过去依靠俄国革命获得政权的旧式社会主义，在1990年东西方冷战格局中彻底落败，输给了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尚不完备，从效率上说没法战胜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 

　　这同时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跃进”没能成功的原因。反过来说，现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想原因正在于不再仅仅执着于旧的计划经济的方针政策。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超过人类能力的程度时，也许企业盈利等方面的趋势是可以几乎毫无差错地预测出来的。这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是成立的，然而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是以个人活动的自由和独立为前提而成立的，因此容易发生诸如破坏地球和破坏环境之类的灾害。可以预见，这些问题也将会由人工智能来进行治理，由此，资本主义将越来越接近于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正是因为人类的认知还不够完备和高效，所以才允许个别的企业开展自由的经济活动，借此提升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然而，这就必然导致社会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由此受到强烈质疑。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未来这种不良趋势有可能会被纠正过来，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结  语 

　　我不仅相信中国有建设理想型社会的力量，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也希望中国一定要实现这个梦想。实现梦想不必太过心急，只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达成目标。 

　　站在外国人的立场来说，我特别希望不仅是在国内，而是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也要树立朝着理想型社会迈进的国家形象。 

　　有志于领先世界、创造理想社会的国家，至少应该培养出基本的自制力，例如不要霸权，也不要战争（这里指的是不主动发起战争），等等。中国如果将此类方针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公之于世，那么全世界都会放下无谓的紧张情绪。 

　　对于国际社会一直提出的“人权问题”，没有必要勉强摆出“今后将重视人权问题”的姿态。与之相反，只要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以“人民的幸福”为最高目标的大政方针，而此处“人民”中也包含本国的少数民族，等等，在考虑各方面情况、做好充足准备后发表宣言的话，那么国际社会的态度也将更为缓和。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模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假设未来出现了类似“东亚共同体”的组织的话，那么东海和南海也会变成同一片领海。考虑到此种未来形势，那么围绕某些岛屿或台湾发生流血冲突便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了。如果我们能将“未来优先”，只要将这个关键词变成大家的共识，那么不需要谁让一步便可以避免战争。 

　　在亚洲的历史舞台上，如果有国家能够面对日本扮演以上我所说的角色，那么也许就可以避免那场残酷的战争了。在反思那段历史的基础上，我在此提及这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