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主办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百余位中外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主题进行了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的研讨。

　　这次论坛既是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议，又是思想交锋论坛。通过论坛，我们领略了学术思想与文化交流、对话、互鉴的无限魅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场有关文明发展的思想与文化盛会。与会专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了众多原创性理论和观点。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文明形成的灵魂，是社会前行的灯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原创性的思想。理论需要思想的迸发和创新，而思想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交流和碰撞。思想及文化主体、现代化发展的行为主体和多样现代性呈现的行为主体的自我反思特性由此得以显现。

　　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赋予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内涵与底蕴。

　　文明新形态告诉我们，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单一的、刻板的。通过交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可消除误解，逐步接近或达到真理。真理从来不惧怕辩论，总是愈辩愈明。当今世界各国休戚与共，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大家有着共同的向往，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解决这些共同问题，既需要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合作，也需要各国思想家、学者的合作。而对话则是合作的前提。对话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共同发展。坦诚、善意、理性的对话，不仅是思想、文化主体成熟的重要内涵，也是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

　　这次论坛也是一次文明的互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外学者基本上采取了线上的方式参与，不同国度、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围绕共同的话题研讨交流，这何尝不是不同文明行为主体的互学互鉴之旅呢？其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论坛本身。历史上，人类曾经遭受过太多的劫难。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对话，乃至积怨日久，冲突频发，是造成这些劫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屠杀、殖民与难民问题、环境与生态灾难是现代性内在冲突与困境的极化。今天，有理性、有格局、有作为的思想家所面临的责任，是深化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互鉴、融合的理论研究和学理思考。

　　会后，我们邀请国外学者根据其视频发言内容和相关讨论以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做了扩展，也邀请个别学者做了学术专访。根据本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主题，修订后的论文内容和国际化的作者群体构成，区别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刊发学者发言和本土学者论文的其他报刊采编侧重内容，我们从思想及文化主体反思、对话视角聚焦现代化、现代性与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因此确定《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1期的主题为“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二

　　在论坛上，比扬·维特罗克梳理了社会科学的起源及其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及特点。他指出，社会科学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运行的，通过研究社会科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所作出的贡献。全世界的学者都应努力排除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至关重要。

　　大卫·麦克莱伦谈到了需要观对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它有助于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单线论走到多线论的，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是如何缺乏平等概念的，因为它强调的是需要，而不是欲求。进而，作者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危机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马克思后期的著述当中，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包含着遭到资本主义日益破坏的有价值的要素。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前危机的解决办法并不只在于财富的再分配。不如说，这种办法就在人们能过上得到满足和不异化的生活的社会形态当中。

　　黄平对社区理论和社区治理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因此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整合与秩序。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应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发传统资源，保障更多的社区公共性，以人民整体的、长远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目标，从而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社区。中国的乡村治理思路基本属于发展主义范畴，仅仅（或者说主要）强调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乡村公共性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也是如何重建社区的问题。

　　西原春夫简要回顾了他与中国学界长达40年的学术交往，他认为，正是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使他感受到历史上中国人在创造辉煌古代文明过程中展现的力量，今时今日依旧被继续传承，成为中国建设理想型社会的基础。中国实际上是以朝向最终目标的“发展”为前提，以“改革、增长”为主旨的。同时，西原春夫特别关注了人工智能在不同制度下的政府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几乎不能消除民主主义自身存在的弱点。相反，这种技术的成熟，将促使社会主义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高畅认为，打造全新未来，需要实现民族、文化的连通。当前，人类的物质水平和人类间的连通性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多极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型态和组织文化。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辩证过程当中。不过，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兴趣领域，那就是人民与文化。文化和人民的连通性越强，就越能为达成和平关系和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支持，而和平关系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则是构建人类全新未来的良策。未来的人类世界是一个和平的、可持续的、消除了战争的世界；为建设这样的世界，需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来引领、实践上述的新方向；在此方面，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从未来的视角讨论中国对于总体史的贡献。她认为，世界似乎正在分裂为两个阵营。未来必须克服这两个阵营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对未来有着某种清晰且令人激动的愿景的国家。鉴于中国在过去尤其是最近40年难以置信的成功记录，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体系的支持者将中国模式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自己模式的敌对方，并且决意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解决当前战略困境的至关重要的关键之一，是围绕不同文化的文化传统的精髓进行一场文化对话，这将让人类的发展更进一步。

　　三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认为中国已成功地应对了疫情和经济增长放缓两方面的挑战。中国的成功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原因。“大变局”观念及时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了深刻变化即将到来的警示，它呼吁中国社会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式积极适应世界的变化。这样，对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心理应对能力得到提高，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处理可能发生的危机。当代的逆全球化潮流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一种短视行为，但目前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十年，甚至更长。国际“大变局”迫使中国去改变，这些变化反过来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切实的影响。

　　张翼梳理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总体目标不断发展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对总体目标做了详细的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小康社会”从提出到形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分阶段奋斗，持续推进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世界上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设计了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3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的发展奇迹。他总结了12条原则，认为世界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中国发展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党的稳健性取决于其适应性、自律性及严格管理。

　　高文勇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探索。他认为“现代化新道路”是指中国通过主权选择的现代化进程，指的是既不盲目引进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经济模式，也不采用多边金融机构规定的经济方案。总的来说，中国为其现代化建设建立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模式，这一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显示了其有效性。绝对贫困的消除表明，中国实现了共和制原则，即国家是为保障公民的普遍利益而成立的。共和政体以公共利益和普遍利益作为国家的运作原则。相反，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不断加剧。

　　江小涓与孟丽君撰文论证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特色与理论构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了一条既符合国情又遵循规律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的经验既具有独特性，也具有普遍性。总之，中国的开放过程有着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应当在这个框架中分析中国未来开放的关键问题与恰当选项。她们认为，未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当尤其重视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开放的部署，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郝福满从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就入手，阐述了中国的减贫工作的全球意义。虽然中国独特的历史、初始条件和政治制度都是其减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经验。针对在特定时间节点面临的特定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并未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认真予以鉴别和反思。虽然完全复制中国模式没有任何意义，但学习中国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却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应该承担的一项重任。

　　谢尔盖· Y.格拉济耶夫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推进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创建了一个新的治理体制。这种全新治理体制的有效性，不仅超越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跨国垄断金融体制。可以将其称为“混合式体制”，之所以是“混合式”，体现在中国建设了一个结合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战略规划与市场的自组织机制。

　　卡琳娜·巴特雅尼比较了拉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存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我们必须研究拉美地区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而“现代化”一词在拉美的含义，可能与今天在中国的含义有着区别。中国和拉美之间在这方面形成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拉美实施了由“华盛顿共识”强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现代化计划”，却经历了一个外围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使8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四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波多·洪姆巴赫谈到了国际交流加深理解与支持的重要性。他认为，聚会和沟通可以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也会让我们反思。科技界和政界的交流对交流双方都非常重要。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表态也赢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在解决地区冲突、欧债危机等问题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展示出其未来的地位。欧洲应该再成熟一些。一味顾及自己的利益，最终伤害的也必定是自己。如果无法认识到或无法接受“双赢才是真正的诉求”这一点，那么世界将步入险途。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指出，“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单极世界模式、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也已破产。幸运的是，我们仍有积极的选择，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理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与支持。黑格尔曾提出 “时代精神”的概念，即主导世界历史某一时代特征的无形力量，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在今天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卜松山论中国美学的发展深化了跨文化视角。他认为，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有一个全球公认的假设，即西方研究模式下的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复杂性水平将作为普遍规范得以应用。在这条人文学科跨文化交流的单行道上，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代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解读为中国与西方思想的斗争史。现代中国美学是这场与西方思想的历史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对话发生的首要前提是，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得到认真对待。现在是开展对话的时候了，成功对话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双方能够通过翻译相互了解。

　　约翰·安东尼·卡蒂认为，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是理解中国与西方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巨大分歧的关键切入点。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关系意识的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崩溃。这种秩序只会导致心血来潮的单边主义。个人主义关系意识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极端主观个人主义。中国的阴阳互补二元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多样性途径。互补二元论承认，社会各有不同，不可能完全被彼此同化，而互谅互让和持续多样性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张力。

　　在论坛结束后，由我们的同事姜红根据贝淡宁的会议发言所做的“理解儒学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发展”学术专访中，谈到了他的社群主义到儒学研究的转向，以及儒学的当代发展与和谐价值，并认为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繁荣的关键。总之，儒学思想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它可以有多重解释，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与交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五

　　本专辑的组稿依托“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召开，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领导和同事的全力支持。在编辑组稿过程中，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在短时间内对发言进行了扩充，有学者还按照发言内容与讨论重新修订成文，另一些学者单独重新提交了论文替代发言稿。深为感动的是，比杨·维特罗克接到我们扩充会议发言的邀请后推掉了手头的其他工作，埋头写作，在截稿的最后一刻给我们提交了一份惊喜；他的专论完全超过了最初我们要求的篇幅，论题的宏阔和前沿性给本期专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略有遗憾的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高文勇、郝福满、谢尔盖·Y.格拉济耶夫、波多·洪姆巴赫、尤里·塔夫罗夫斯基、约翰·安东尼·卡蒂因故未扩展发言稿。为方便读者了解这次论坛的海外专家论述全景，我们仍然收录了这七位专家的发言内容。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所有的会议发言文本均经过本社同仁译校、编校，我们也提前参与了这次论坛的译校、编校流程，这些前期工作对本期专刊的编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此，我们对上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