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编者前言 

　　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

　　社会科学与现代世界 

　　作者：比扬·维特罗克（ Wittrock），瑞典高等研究院创立人、前任主席，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全球历史研究。代表研究成果：《十字路口的社会科学》《轴心文明与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起与现代性的形成》《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Email: bjorn.wittrock@swedishcollegium.se

　　内容提要：从长期的观点看，社会科学构成了人类自我反思性的特殊形式，这种自我反思性广义上可以称为现代世界的社会的特征。社会科学在一个复杂的进程中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欧洲。其兴起经历了一个从道德和政治哲学到社会科学的过程。1890—1930年间，社会科学的焦点是理解一个不平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二战结束之后，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建立和复兴社会科学的时期。1971—1992年，是一个断裂和重新起动的年代。从1991年后，社会科学家思考如何理解一个霸权之后的世界。今天，他们正处在十字路口。

　　张静  译

　　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三点看法 

　　作者：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英国肯特大学政治理论名誉教授，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Email: davidmclellan@live.co.uk

　　内容提要：在这篇短文中，我的目的是做三件事。首先，我想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单线论走到多线论的。其次，我讨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它是如何缺乏平等概念的，它强调的是需要，而不是欲求。再次，我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危机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马克思后期的著述当中，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包含着遭到资本主义日益破坏的有价值的要素。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前危机的解决办法并不只在于财富的再分配。不如说，这种办法就在人们能过上得到满足和不异化的生活的社会形态当中。

　　邹珺  译

　　公共性的追寻——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黄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被选举为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副理事长、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曾担任主编：《读书》（执行主编，1996—2006）、《美国研究》（主编,2006—2014）、《欧洲研究》（主编，2014—2019）。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台港澳问题。主要著作：《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Email: huangping@cass.org.cn

　　内容提要：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因此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的整合与秩序。可以认为，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应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发传统资源，保障更多的社区公共性，以人民整体的、长远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目标，从而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社区。中国的乡村治理思路基本属于发展主义范畴，仅仅（或者说主要）强调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乡村公共性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也是如何重建社区的问题。

　　中国有建设理想型社会的能力 

　　作者：西原春夫（Nishihara Haruo），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前校长。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第12任校长。西原春夫是当今日本刑法学的泰斗，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对犯罪论体系、过失犯论、犯罪实行行为论等刑法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著名的“交通事故中的信赖原则”理论，在全球刑法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代表作有《间接正犯的理论》《刑事法研究》《刑法总论》《交通事故与信赖原则》《犯罪各论》《21世纪的亚洲与日本》和《我的刑法研究》等。Email: haruo.nishihara@gmail.com

　　内容提要：我之所以产生中国有建设理想型社会的能力这种感想，是因为我将今日中国迅猛发展的态势看成既往光辉历史的延长线。通过阅读历史，让我感受到创造辉煌古代文明的、历史上中国人的力量，今时今日依旧被继续传承着。中国实际上是以朝向最终目标的“发展”为前提，以“改革、增长”为主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几乎不能消除民主主义自身存在的弱点。相反，这种技术的成熟，将促使社会主义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秘秋桐  译

　　实现民族间、文化间连通，打造全新未来 

　　作者：高畅（Augustin Holl），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非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史前考古、博物馆学、非洲考古等。新近著作有：《巨石、文化景观和祖先的产生》《非洲：考古学背景》《西非土丘群的考古学》等。Email: gaochang@xmu. edu.cn

　　内容提要：当前，人类的物质水平和人类间的连通性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多极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型态和组织文化。这些事物始终都是处于动态的辩证过程，不过，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兴趣领域，那就是人民与文化。文化和人民的连通性越强，就越能为达成和平关系并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支持，而和平关系和可持续经济发展是构建人类全新未来的良策。未来的人类世界是一个和平的、可持续的、消除了战争的世界；为建设这样的世界，需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来引领、实践上述的新方向；在此方面，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张大川  译

　　从未来的视角看中国对总体史的贡献 

　　作者：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德国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后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她建立了生活俱乐部和国际席勒学会，同时担任民权运动团结工会主席。她研究过尼古拉的库萨、弗里德里希·席勒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有《从“一带一路”到世界大陆桥》（与威廉·琼斯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Email: HZ.Zepp@schiller-institut.de

　　内容提要：世界似乎正在分裂为两个阵营。如果世界将按照习近平主席已经清晰定义的那种未来观，在未来要变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就必须克服这两个阵营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对未来有着某种清晰且令人激动的愿景的国家。鉴于中国在过去尤其是最近40年难以置信的成功记录，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体系的支持者将中国模式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自己模式的敌对方，并且决意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解决当前战略困境的至关重要的关键之一，是围绕不同文化的文化传统高深精髓进行一场文化对话，这将让人类的发展更进一步。

　　刘晖  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战略 

　　作者：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博士，俄罗斯科学院教授，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中俄关系。代表成果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Email: a_lomanov@hotmail.com

　　内容提要：中国已成功地应对了疫情和经济增长放缓两方面的挑战。中国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和因素，其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大变局”的观念，及时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了深刻变化即将到来的警示，它呼吁中国社会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式积极适应世界的变化。这样，对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心理应对能力得到提高，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处理可能发生的危机。当代的逆全球化潮流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一种短视行为，但目前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十年，甚至更长。国际“大变局”迫使中国去改变，这些变化反过来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切实的影响。

　　韩志平  译

　　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者：张翼，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农民工、家庭社会学、社会流动、社会治理。著有《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Email: zhangyi1988@sina.com.cn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小康社会”从提出到形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分阶段奋斗，持续推进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世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设计了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发展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通过撰写专栏、出版书籍、制作纪录片等方式，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一个全面、真实的当代中国。他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2005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透过传主的人生历程勾画出沧桑巨变的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复兴的长篇史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深刻描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被认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他主持并撰稿的《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纪录片，在美国主流媒体——美国公共电视网（PBS）210家电视台播出，以外国人的视角、贴近海外受众的叙事方式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参与撰稿和主持的《中国面临的挑战》系列纪录片，获得美国艾美奖和中国新闻奖。Email: rlkuhn@me.com

　　内容提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的发展奇迹。我总结出了12条原则。世界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换而言之，首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中国发展的最佳选择？其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党的强而有力取决于其适应性、自律性及严格管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探索 

　　作者：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 valho)，国际法教授，巴西里约热内卢 瓦加斯基金会法律系巴西—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兼任巴西弗卢米嫩塞联邦 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副教授、巴西中国 研究网络 (RBChina) 的创始成员。2012—2014 年，在美洲国家组织和中 国奖学金理事会项目 (OAS-CSC 计划) 的支持下，成为上海财经大学 (SUFE) 的高级学者。2014—2015 年，任复旦 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的高级外国专 家。他发表论文若干并出版专著 《国际法符号学:贸易和翻译》等。Email: evandro.carvalho@gmail.com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指中国通过主权选择的现代化进程，指的是既不盲目引进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经济模式，也不采用多边金融机构规定的经济方案。总的来说，中国为其现代化建设建立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模式，这一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显示了其有效性。极端贫困的消除表明，中国实现了共和制原则，即国家是为保障公民的普遍利益而成立的。共和政体以公共利益和普遍利益作为国家的运作原则。相反，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不断加剧。

　　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特色与理论构建 

　　作者：江小涓，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咨询委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软科学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网络时代的服务型经济：中国迈进发展新阶段》《服务经济——理论演进与产业分析》。

　　孟丽君，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代表作：《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舆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美国进口贸易为例》（《世界经济》2019 年第8期）。Email: menglijun8@126.com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了一条既符合国情又遵循规律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的经验既具有独特性，也具有普遍性。总之，中国的开放过程有着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应当在这个框架中分析中国未来开放的关键问题与恰当选项。最后，对于未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当尤其重视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开放的部署，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中国扶贫经验的有益启示 

　　作者：郝福满（Bert Hofman），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教授，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印尼首席经济学家、蒙古和纳米比亚的国别经济学家，早期还从事巴西、南非、蒙古国、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等国的有关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亚太经济、新兴经济体发展。近期会议论文有：“The World Economy and World Trade after COVID-19”。Email: spphob@nus.edu.sg

　　内容提要：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减贫工作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虽然中国独特的历史、初始条件和政治制度都是其减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经验。针对在特定时间节点面临的特定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并未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认真予以鉴别和反思。虽然完全复制中国模式没有任何意义，但学习中国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却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应该承担的一项任务。

　　构建欧亚大陆经济新秩序的中国路径 

　　作者：谢尔盖· Y. 格拉济耶夫（Sergey Y. Glazyev），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与宏观经济委员。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代表作包括《长时段经济技术发展理论》《全球危机背景下俄罗斯超前发展战略》《争夺21世纪领导权》等。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过去30年来，中国同时推进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创建了一个新的治理体制。这种全新治理体制的有效性，不仅超越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明显优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跨国垄断金融体制。可以将其称为“混合式体制”，之所以是“混合式”，体现在中国建设了一个结合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战略规划与市场的自组织机制的治理体制。

　　现代化进程：拉美与中国的经验对比 

　　作者：卡琳娜·巴特雅尼（Karina Batthyány），社会学博士，共和国大学（乌拉圭）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秘书长，国际科学理事会（ISC）理事会成员。她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福利、性别、公共政策、非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等方面的著作，代表作有《拉丁美洲对家务劳动的思考》（Miradas latinoamericanas a los cuidados）和《家务劳动政策》（Políticas del cuidado）等。她还担任乌拉圭国家科研系统的研究员。Email: karina.batthyany@cienciassociales.edu.uy

　　内容提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存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我们必须研究拉美地区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而“现代化”一词在拉美的含义，可能与在今天中国的含义有着云泥之别。中国和拉美之间在这方面形成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拉美实施了由“华盛顿共识”强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现代化计划”，却经历了一个外围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使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温大琳  译

　　国际交流加深理解与相互支持 

　　作者：波多·洪姆巴赫（Bodo Hombach），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院长，联邦特别事务部前部长。近年来，洪姆巴赫教授任教于波恩大学和波恩-莱茵-齐格应用技术大学，主要从事政治学、媒介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出版著作有《新冠大流行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能源变化实用手册》《“区域结构变化中的经济支持”——经济促进未来选集》《新中心的政治》等。

　　内容提要：在当今风云变幻的时代中，聚会和沟通可以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也会让我们反思。科技界和政界的交流对交流双方都非常重要。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表态也赢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在解决地区冲突、欧债危机等问题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展示出其未来的地位。欧洲应该再成熟一些，一味顾及自己的利益，最终伤害的也必定是自己。如果无法认识到或无法接受“双赢才是真正的诉求”这一点，那么世界将步入险途。

　　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i Tavrovsky），欧亚电视广播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专家理事会俄方主席。研究方向：中国问题、中俄关系。代表作有俄文版《中国奇迹：不久前的天朝游历》《中国、俄罗斯与邻居》《习近平：新时代》等。

　　内容提要：“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是显而易见的。单极世界模式、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也已终结。幸运的是，我们仍有积极的选择，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理念十年前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与支持。黑格尔曾提出 “时代精神”的概念，即主导世界历史某一时代的特征的无形力量，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在今天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美学的跨文化视角 

　　作者：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国著名汉学家，特里尔大学（Trier University）教授，曾任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古代、近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等。著有《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2006）、《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2016）等学术专著。Email: pohlk@uni-trier.de

　　内容提要：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有一个全球公认的假设，即西方研究模式下的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复杂性水平将作为普遍规范得以应用。在这条人文学科跨文化交流的单行道上，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代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解读为中国与西方思想的斗争史。现代中国美学是这场与西方思想的历史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对话发生的首要前提是，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得到认真对待。现在是在西方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区域之间开展对话的时候了。然而，成功对话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双方能够通过翻译相互了解。

　　邵文实 译

　　中国的阴阳互补论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启迪 

　　作者：约翰·安东尼·卡蒂（John Anthony Carty），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曾执教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阿伯丁大学等。主要研究兴趣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哲学与历史，具体方向包括经济发展和文明间对话的法律和实践。代表作有《国际法的衰落》（1986/2019）、《国际法哲学》（2007/2017）等。Email: atcarty@hotmail.com

　　内容提要：“不同形式的现代性”这个主题是理解中国与西方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存在巨大分歧的关键切入点。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关系意识的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崩溃。这种秩序只会导致心血来潮的单边主义。个人主义关系意识植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极端主观个人主义。中国的阴阳互补二元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尊重国家和个人多样性的途径。互补二元论承认，社会各有不同，不可能完全彼此同化，而互谅互让和持续多样性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紧张张力。

　　理解儒家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发展——对话加拿大哲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贝淡宁教授 

　　作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加拿大人，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著有多部关于儒家文化、中国政治的学术专著，代表作包括：《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中国新儒家》（China’s New Confucianism）、《超越自由民主》（Beyond Liberal Democracy）、《东方遭遇西方》（East Meets West），还有合著《城市的精神》(The Spirit of Cities）、《正义层秩论：为何社会层秩对中国和世界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2019年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内容提要：贝淡宁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认为，儒家与社群主义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他因此而对儒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指出了中国的贤能政治模式，认为它可以弥补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而且，他强调和谐相比于自由的重要性。这些论点都在国际上引起热议。他认为，在儒学发展和现代化的语境下，需要重新思考儒学的有益价值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