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普拉托是意大利最为种族多元的城市，居民20%为外国人。它是欧洲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这些华人专营纺织业。然而，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学生来说，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转化为教育上的成功。辍学是普拉托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紧迫问题，在高中毕业之前，16.2%的学生已辍学。在外国学生中，这一问题更令人吃惊，比例高达50%。其中，华人学生的辍学率最高。本文考察了普拉托华人社区的辍学现象，对教育政策、当地统计数据和民族志研究结果进行了批判性评估，这些结果，来源于相关人士的参与性观察和对普拉托一所中学、三所高中、一所华人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深度访谈。本文旨在探讨和分析华人社区的辍学原因，如意大利立法的缺陷、学校长期缺乏资金、教育方式的冲突，以及缺乏家长的参与。最后，本文考察了普拉托学校为纠正这一现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教育参与度低如何影响到华人学生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符号资本。 

　　作者：皮耶罗·兰尼埃洛（Piero Ianniello），硕士，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外国语言和文学（英语和法语）专业，在罗马大学获得向外国学生讲授意大利语言和文化的硕士学位。他是纽黑文大学海外留学项目的意大利语言和文化教授。其博士研究（安特卫普大学）专注于教育背景和移民身份问题。Email: pianniello@newhaven.edu王爱松译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4期P119——P132 

　　导言：普拉托市与教育环境 

　　如今，普拉托有20695名华人合法居留（Comune di Prato statistics, Dec. 31, 2017），是“意大利最大的华人聚居地，欧洲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之一”（Raffaetà et al. 2015, p.4）（见图1）。这一数字既不包括无证移民，也不包括无证移民的孩子，根据意大利的法律 （jus sanguinis），即使出生于意大利，他们也不是意大利公民。大多数由非意大利裔父母所生、与意大利儿童一起上学的孩子，因此按意大利法律被认为是移民，即使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或在很小的年龄就来到这个国家。 

　　移民到该市的人，一直都伴随着当地人的担忧。普拉托省的一位前议长透露： 

　　随着移民潮开始影响普拉托，我们区发现自己处于紧急状态：没有人准备好与移民打交道，无论是学校，还是当地公司，抑或是城市本身。然而，普拉托社区早已见证了移民流动的巨大影响：工业区的诞生，就可以界定为移民的产物。当然，那时的移民是意大利移民，他们说的是我们的语言，信奉的是和我们同样的宗教。 

　　（Ferrara 2015，p.13）        

　　普拉托是拥有欧洲较大华人社区的城市之一。这种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其人数之多，还因为其发展速度之快（见图2）。如果再计入非法居留的华人，在普拉托居住的华人数量要大得多。各种估算相差很大，从3.5万到5万人不等，后一数字由皮埃拉奇尼（Pieraccini 2010）在《中国围城》一书中提供，指的是整个普拉托区的数字（这一估算，是根据警方在各工厂搜查中发现的工作台数量得出的）。如此多外国人选择在普拉托居留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纺织业提供的工作机会。自中世纪以来，纺织业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主要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拉托开始成为许多人的客居地，这些人主要来自托斯卡纳乡村和意大利南部；后来，外国移民开始在普拉托居留。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第一批华人在普拉托居留，在纺织区工作：“（华人移民）愿意在服装分包公司中从事长时间的繁重工作”（Bracci 2015, p.85）。他们最初是充当意大利厂商的供货商，但在10年之内就开办了自己的制造公司。普拉托是意大利“在几乎不需要特定技能和有限投资的领域为华人移民提供了大量创业机会”的地区之一（Marsden 2015, p.104）。新的纺织业吸引来了新移民，并在普拉托集中开办移民经营的车间。20世纪初10年，普拉托的产业形象发生了深刻变化。 　　 

　　华人移民已经把一个相对较小的省级城镇变成他们在欧洲的企业和工厂的最大集中地。普拉托确实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华人移民制造的中低端“意大利制造”时装出口地。 

　　（Zhang 2015, p.2）        

　　对移民的态度与超级多样化城市 

　　除了媒体对移民的描述，有关普拉托民众对移民态度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研究，是由普拉托社会学家法比奥·布拉奇（Fabio Bracci）于2011年所做的。这是基于对500名普拉托居民的一次调查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研。研究结果显示，在普拉托民众中，存在着一种“对移民的总体上相当否定的态度”（Bracci 2011，p.75），而这种态度受到居民教育程度的很大影响，表明： 

　　就业状况和职业水平等变量的重要性：工人、家庭主妇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受访者对移民的态度，比学生、大学毕业生和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人所抱的态度要更趋负面。 

　　（Bracci 2011, p.75）        

　　该研究集中关注几个导致这种态度的领域：移民和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影响该城市经济的移民（他们“偷”走了当地人的工作，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公民参与（获得公民权利，如投票、福利、医疗保健等）；文化适应和同化。最后一点被普拉托的民众解释为“外国人应该适应我们文化的原则”（Bracci 2011），88.3%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布拉奇将其定义为普拉托人对待移民的同化主义态度。 

　　按照维尔托维奇关于种族和多样性的研究，尽管程度比伦敦更小，但也可以将普拉托的特点描述为： 

　　在过去十多年抵达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小而分散的、多来源的、具有跨国联系的、发生了社会经济分化并按法律进行分层的新移民当中……（存在）各种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Vertovec 2007, p.1024）        

　　在这种背景下，简单的、以种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不能为人们提供对多种族社会复杂性的理解： 

　　用传统多元文化主义之内的模式与政策来处理个体移民的需要，或是了解他们的包容与排斥的动态，既不充分且往往不恰当。 

　　（Vertovec 2007, p.1039）       

　　从维尔托维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该城市中移民的存在，你可能会意识到普拉托是一个具有超级多样性的城市。所有的变量都在这种移民的环境中起作用，出于本文的目的，这种复杂性导致笔者将华人移民定义为到国外寻找更好生活的劳工移民。此外，这些华人是可见的移民。这些标记和特征，对他们的分类有很大影响。 　 

　　普拉托的教育概况 

　　在普拉托的人口中，有17.9%处于学龄的年纪（就托斯卡纳大区而言，平均为16.1%）（见图3和图4）。 

　　普拉托是意大利人口较年轻的城市之一，这反映在学生群体上（见图5）。在过去的15年里，这一群体由于移民的流入持续增长（La Scuola Pratese. Rapporto 2016）。在该区的学生中，24.9%是外国人；然而，有趣的是，80%被意大利法律认定是外国人的学生实际上出生在意大利。 

　　在普拉托的公立学校，有26655名学生。分析普拉托的学校构成，不能把华人的私立学校排除在外。私立学校在华人社区广泛存在，为学生和普通人提供必要服务：例如语言课程和课外辅导。许多离开正规公立学校的学生，流入到华人的私立学校。不幸的是，没有这类学校人数和出勤率的数据可用。当然，由于这些学校在华人学生中的重要性，其中一所学校被纳入本研究项目之中：这所学校即普拉托教育与传媒文化国际学院。除了公共学校和华人学校之外，如前所述，普拉托是佛罗伦萨大学（PIN）一个分部的所在地，那里已经成为一些国际机构少量外国留学项目的据点，这些机构包括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美国的纽黑文大学，还有最近设立的另一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比肯学院。 

　　笔者的研究 

　　以大致描述2017—2018年华人学生早早辍学情况为特定目的，笔者在普拉托的五所当地学校进行了实地调研：一所中学（Scuola Mazzoni），三所高中（Liceo Scientifico Coopernico, Istituto professionale Datini, and Istituto Tecnico e Professionale），还有一所是华人经营的私立语言学校——教育与传媒文化国际学院（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Educazione e Mediazione Culturale）。学校都是精心挑选的，以便对普拉托教育环境中的差异化作出最佳的区分，因为在一种学校和另一种学校之间，各种因素可能有所变化。教育与传媒文化国际学院没有提供有关辍学的数据，但它的存在本身，证明它是起作用的，许多辍学的华人学生流入这一学校。笔者综合了自己实地调查的实证数据和从当地政府报告收集来的数据（因此，大多数时候这些数据是汇总数据，而不是单个学校的细分数据）。 

　　笔者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巴斯（Barth）的边界概念和跨国主义与超级多样性的观念。1999年，波特斯（Portes）指出，移民不会自动流入同化过程，国际移民很少将他们的原籍社区留在身后。相反，按波特斯的说法，移民会通过同时生活在（并在随后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甚至是在不同的国家），创造新的社会和经济适应模式，绕开原籍社区。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成功： 

　　对参与跨国活动的移民及他们的本国同类而言，成功并不那么依赖于放弃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来接纳另一个社会的文化和语言，而是依赖于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禀赋的同时，在工具层面适应第二种文化。   

　　（Portes et al. 1999, p.226）        

　　对于近来的情况，仅仅从种族方面是不可能看清多样性的。这是因为，“各种变量的新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已经通过各种移民模式而兴起”（Vertovec 2007, p.1025)。克鲁尔、施耐德和莱莉（Crul, Schneider and Lelie 2013）也启用了这一概念，注意到人们对多样性的态度可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分组情况可能有： 

　　1.对立性的多样性：“来自上述两个群体的年轻人，会通过使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族群之中而将自己边缘化”（Crul 2013, p.75）； 

　　2.选择性的多样性：其中，年轻人体验到某种对多样性的开放性，并将来自不同族群的群体成员包容到自己的群体之中； 

　　3.务实的多样性：其中，年轻人“对于这一超级多样性城市并不是怀有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情感。他们仅仅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环境和工作中的现实来接受”（Crul et al. 2013, p.81）。 

　　“移民”（migration）概念如今已经受到“流动性”（mobility）观念的挑战（Salazar 2010），因为自新千年之交以来，移民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人们总是在移动当中，新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大大增加了移动，扩大了人们迁移的原因（旅游、经济移民、学习研究、逃离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人们认为当代社会享受着不断增大的流动性，并且认为这种流动性是一个会带来变革的不言自明的现象（Salazar 2010），从这种认识入手，诺埃尔·萨拉查强调以下想法：流动性并不单纯是一个地点变化问题（而是包含了与之相关的种种结构和关系）。流动性（或者说甚至是不流动性，即不从自己的地方搬离）会影响人们如何感知自我，乃至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自我。 

　　文化人类学对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以人种学方式详细描述了流动性如何成为一种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建构，涉及的远不只是移动，而是从文化上嵌入元文化的（metacultural）话语和想象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话语和想象展现。例如，它可以评估与流动性有关的想象和社会关系是如何物化、付诸实践并灌输的。将移民理解为文化流动的研究方法，不是追问移民做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或它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关注个人的迁徙经历是如何与关于归属、分离以及成就、权力、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的持续话语的文化网络联结在一起的。 

　　（Salazar 2010, p.64）        

　　萨拉查的理论超越了传统的人种学。传统的人种学通常专注于一种固定的方法，按人们的居住地研究人。这种单一场所的方法在今天已经失去意义，因为社会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流动性增加了。在这一背景下，巴斯的“边界”可能提供了一种保护性的避难所，它可能对强化一个人在变化（和移动）十分迅速的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是有用的。 

　　笔者对22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和50名华人学校的学生进行了采访和非正式交谈。笔者和他们度过了课堂时光之后，走近他们，观察班级的动态，由老师将笔者介绍给他们。他们的年龄，初中生在11—13岁之间，高中生在14—18岁之间。 

　　笔者邀请意大利的5位公立学校校长、华人学校的校长、4位负责跨文化交流的员工参与。8名意大利学校的老师参与了深度访谈，还有更多的人参加了简短的聊天，并且访问了华人学校的3位老师。 

　　意外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涉及许多华人父母。老师和校长并不经常与他们见面，因此不可能充当联络人。笔者问过一些学生，是否可以和他们的父母谈谈，但回答往往是“他们太忙了”。为了确定父母的参与程度，笔者后来依靠教师和学生透露的信息，并将其与从两个有私交的华人家庭收集来的数据加以比较。 

　　辍  学 

　　在实地研究工作中，学业成绩作为一个前后一贯的主题出现。大多数接受采访的老师和校长报告说，华人学生的参与度低，这被认为是直接导致辍学的原因： 

　　已经有人建议将“在校参与”（school engagement）的概念——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有学习的决心和动力、为他们的学术和职业生涯而努力——作为一种工具，用它来评估年轻人早早抛下学业的概率（参见Andreas Hadjar and Tina Hascher在“减少辍学”研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未刊论文，安特卫普大学，2018年1月）。 

　　正如“减少辍学”（Reducing Early School Leaving, RESL）项目最后一次会议所确认的，过早辍学在欧洲是一个问题，因为欧洲的毕业人数远低于欧盟委员会在“里斯本2020”战略中所宣布的目标： 

　　辍学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障碍。它妨碍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且助长贫困和社会排斥。随着劳动队伍的萎缩，欧洲必须充分利用其人力资源。过早离开教育和培训的年轻人，早早地注定缺乏技能和资格，并面临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困的风险。这在“欧洲2020”战略中得到了确认，该战略设定了目标——将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人群过早离开教育和培训的比例份额控制在10%以下。然而，2015年，整个欧洲的辍学人数超过400万，其中40% 获得就业。而外国出生的孩子，其辍学的可能性是欧洲本地人所生孩子的两倍以上。 

　　（《过早退出教育和培训的人》）        

　　在意大利的外国学生中，辍学也很普遍。根据达拉·祖安娜及其同事2009年的研究，在学龄前（因此，这些移民理论上能更好地调整以适应东道主社会）抵达意大利的年轻移民中，有关辍学的数据如下： 

　　到14岁时，这些年轻的意大利人（移民）中只有90% 还在上学。这比意大利孩子少大约5%。到16岁时，上学率下降到略高于70%，差距扩大了10个百分点，而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到18岁时扩大到超过20个百分点。到18岁时，在13岁之前抵达意大利的外国儿童，仍在上学的不足50%。  

　　（Dalla Zuanna et al. 2009, p.124）        

　　在普拉托，这一现象甚至更为严重，本地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差距更大。辍学影响到17.8%的普通学生和52.5%的外国学生。这促使该区的校长走到了一起，共同编写了一个名为《退学》（2016）的特殊文件。该文件提供了关于退学问题的数据，并首先提请人们注意普拉托教育系统的特定需要。 

　　为了更好地将这一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有必要看看相关的立法。在注意到学生的不定期出勤时，意大利的立法规定，校长必须向学生的家人报告缺勤情况，并与学生的家人见面。了解学生缺席的原因，是校长的责任。在这次会面之后，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于学生辍学或有时“失踪”，要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市政厅。一些校长曾使用“失踪”一词来描述学生的情况，此类学生大多是华人，他们突然不再上学，并且不跟学校交流和沟通，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市长有责任向地区学校办公室（Ufficio Scolastico Regionale）原原本本地报告。地方警察然后负责调查，找出辍学的原因，市政厅则设法将辍学学生带回学校。 

　　然而，发生在中学毕业后的辍学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尽管《意大利法案》 第53/03号将义务学校教育年龄延长到15岁，但它没有规定惩罚那些藐视这一规定的人。校长们认为这是意大利教育立法的一个重大缺陷。 

　　普拉托的辍学率高于意大利或托斯卡纳大区的平均水平：普拉托的辍学率为17.8%，意大利和托斯卡纳分别为14.7%和13.4%（见表1）。所有的校长都认为必须确定解决方案，由此导致当地“校长网络”（RISPO）的建立，并编写了《退学》（2016），它堪称普拉托校长们的大声疾呼。 

　　从特别关注华人学生情况的当时看，由《退学》给出的辍学数显著增加了（77%）。 

　　华人学生的高辍学率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全国性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点（Il Sole 24ore，2018年2月22日），而在2006年，一家全国性日报报道称：“（普拉托）许多华人学生在高中待了一年或两年后就离开了学校”（Fabiani 2006）。 

　　一个学生，在接受他最后一年的义务教育时，这样解释他对教育的兴趣： 

　　我想，今年以后我不会继续读书了。我对学校没兴趣。我父母想让我上学，但我不想。我认为读书没用。即使没有接受任何教育，我也能找到工作。就算我上学并拿到学位，我也找不到比我不上学也能找到的更好工作。华人是很实际的，他们对教育水平不感兴趣。他们对一个人工作得如何感兴趣。 

　　（华人男生，15岁）        

　　法比亚尼的文章包括了那时对普拉托公共教育专员的一个访谈，该专员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华人年轻人根深蒂固的实践：“那些年幼的孩子在家族的公司工作，因此让他们留在学校要困难得多”（Fabiani 2006）。工作的吸引力，被普遍认为是“与辍学相关的外部因素”之一（Leaving Education Early, p.106）。 

　　在有些情况下，辍学的责任落在父母身上，“尤其是，如果华人学生父母为了有利于家庭预算，会让他们的孩子在学龄期去工作”（Rinaldi 2013, p.179）。特斯塔（Testa 2009）注意到与意大利社区的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他说：“就像二战之后的普拉特人一样，（华人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在他们的公司工作，不重视学校教育”（Testa 2009, p.151）。 

　　从为了写作本文所进行的观察来看，我们不可能弄清有多少学生辍学是为了工作，还是仅仅因为他们低估了学校对他们人生的贡献。有几位老师以及一些学生确实在非正式交谈中透露，他们是在“上班”或“在家”帮助父母，代替（在其他地方忙着的）成年人履行家庭的日常职责，如做饭或照顾弟弟妹妹。这可能是下午提供的课外语言课程出勤率低的原因（如达戈玛瑞高中学生的情况）。要深入了解这个具体主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学生没有表现出愿意透露家庭私事的意愿。在观察过程中，一些华人学生看上去很累，有的甚至在课堂上睡觉。然而，很难说这类态度是由于夜间睡眠不足，还是因为在课堂上无聊、缺乏动力或听不懂造成的。这一点在对华人学校的观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在华人学校，经常用中文与学生互动的老师也解释说，他们在晚上工作；然而，这可能只是经常与学生互动的老师的一种假设，他们看到同样的学生总是疲惫不堪。在这项研究中，没有和这些学生聊天，因为他们正在睡觉，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 

　　如果这种情况是真的，那么这就不只是普拉托的问题。许多学者在其他社会环境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景。他们注意到了这些习惯，比如贝尔托齐（Bertozzi 2002）、卡内瓦（Caneva 2011）、科隆和布雷维格列里（Cologne and Breveglieri 2007）、达拉·祖安娜等人（Dalla Zuanna et al. 2009）的研究。此外，非政府组织“拯救儿童”在网站（www.savethechildren）的《青少年研究者关于未成年人的研究》（2007）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记者乔治·伯纳蒂尼（Giorgio Bernardini 2014）在他的书《陈对抗陈》中也作了报告。研究发现，在所有案例中，工作时间影响到学校成绩，进而影响到社会包容（Leonini and Rebughini 2010）。彭林春（音译）发现，“大力使用童工，涉及儿童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儿童对家族企业的贡献”（Pang 2003, p.89）。这位学者还指出，“这种‘帮忙’的做法，侵占了大量的做功课、发展平衡生活能力等等的时间和精力”（Pang 2003, p.89）。 

　　相反，蒙卡里尼发现，两种情况（学业成功和融入社会）是互为因果的。正是由于不能融入社会，加上不利的经济条件，促使年轻移民“优先考虑就业，而不是在义务教育结束后继续学习”（Mencarini 2008, p.23）。当然，这两方面可能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并且无论最初的原因是什么，最终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高中第一年就离开了学校。我离开学校没有具体的理由。我只是想工作。我不后悔做了这件事。只是，我现在得把意大利语学得更好。 

　　（教育与传媒文化国际学院华人学生，18岁） 

　　从前人所进行的观察，更重要的是从为了进行本项研究而与教师和学生进行的交谈中得来的观察结果来看，不难看出工作会占用学习的时间，或者逐利的需求会使学生远离教育。许多学生似乎不相信教育可以带来更好的经济地位，因为未来的就业将最有可能通过家庭或朋友的关系得到解决（Ceccagno 2004, 2008）。  

　　在这方面，一个学生说： 

　　我将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我的家人都在那里工作，我们不需要在别处找工作。 

　　（华人男生，16岁）        

　　学生们被明确问到他们将如何找工作。这些问题不容易得到明确答复，但总的来说，往往与以下回答大同小异： 

　　我需要工作时，我会问我的父母。他们在华人社区有很多朋友。我认为这不会很难。不，我认为我不会去政府就业中心（Centro per l’Impiego），我不需要。  

　　（华人男生，17岁）       

　　一个已经在工作的学生跟我说： 

　　我从一则公告中找到了我的工作。它是在唐人街中心广场的屏幕上发布的。许多华人会关注它，它每天都有新的工作机会更新。我不知道是谁经营的。 

　　（华人学生，18岁）       

　　关于这项服务的更多信息难以获得，但这项服务似乎是非正式的，尽管它是由公共商铺展示的。此类招聘广告的存在，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在许多方面，华人社区是自给自足的，很少依赖意大利政府的服务，这可能对学校教育也有潜在影响。 

　　普拉托区所发行的一份报告《普拉托的学校》提供了普拉托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数据。该报告指出，华人学生在高中辍学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家庭的高流动性（第43页）。根据普拉托就业中心的说法，这也是为何不可能提供有关有多少华人学生在高中辍学后流入专业培训的数据的原因（专业培训是完成义务教育或在15岁之后培训的另一个选择）。罗贝塔·里库奇（Roberta Ricucci）认为，在许多年轻移民中，“选择专业培训是唯一的可能之路，这既因为语言问题，也因为它是进入劳务市场的必要条件”（Ricucci 2010, p.154）。 

　　缺乏对语言的熟练掌握，也会使学习变得十分困难和累人： 

　　我在学校的问题在于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足以理解（口头）意大利语，但书本太难了，不懂。我在学校能够看书，但在家里却感到懵懂。 

　　（华人女生，14岁）       

　　有人看到，有些华人学生在课堂中采用一种有用的策略。当老师开始一个话题时， 他们便浏览网络，以找到其中文解释。少数其他学生在课堂中则看似茫然不解，显然难以跟上老师的讲解。他们大多数也无法参与访谈。 

　　这种语言熟练掌握方面的弱点，增加了不及格的机率，再加上在该城的族群经济体系中存在可供选择的学习和工作渠道，导致华人学生较少致力于教育的成功。在某些情况下，唯一留在课堂之中的动力可能是还不到工作的年龄。马里戈和奥莫迪奥在他们对华人社区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当中，注意到了这一点的一个可能结果： 

　　他们的孩子在意大利面对在取得教育成功方面的种种困难，正导致（负担得起的）众多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学习。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回到意大利时，中国的资格证书将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不存在任何对等的认证体系。  

　　（Marigo and Omodeo 2009, p.184）（参见表2） 

　　在某些情况下，缺乏成功的机会早在小学时就显而易见。在与学校老师和华人学生的一些谈话中，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将不可能取得教育的成功。结果，尽管他们也上学，但他们自早年起就没有有效地学习。为数众多有这种经历的学生，并没有给老师机会去指导和鼓励自己。这在《退学》中得到了确认，关于为数众多的非意大利学生和“随之而来的将自己融入教育体系的各种困难”，《退学》作出了评论（Dispersione Scolastica 2016, p.2）。 

　　达戈玛瑞高中与全国平均数相比，其学校教育不及格率可参见表2。 

　　有关高中二年级的情况，当经过首轮遴选程序时不及格率百分比的减少情况，参见表3。 

　　在该校的商业职业部（华人学生更多），不及格率甚至更为触目，参见表4。

　　一般来说，最有不及格风险的学生是那些在意大利居留时间较短的学生，这证实了前文已经提到的达拉·祖安娜等人的观察结果：教育的成功与抵达意大利的年龄成反比（Dalla Zuanna et al. 2009, p.2）。主要的不及格风险是与那些“在13岁以内抵达意大利的人”联系在一起的（p.123）。在某些情况下，会看到与第一代华人学生相比，第二代华人学生的辍学程度较低。

　　结  语 

　　普拉托的教育系统认识到学业成功“是有助于外国学生融入新的客居环境的基本因素之一”（Dispersione Scolastica, p.20）。在这方面，当地“校长网络”（RISPO）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措施： 

　　1.将所有外国学生纳入普通班级，包括那些在学年之中来到意大利的外国学生，并且避免采取“合班”的紧急策略； 

　　2.为每个班的外国学生人数确立一个界限（50%），以确保真正的融合和具体的学业成功机会（对意大利学生和外国学生均是如此）； 

　　3.增加融合活动次数，例如在普通教学日期间的语言实验室和教学课； 

　　4.提供更多的音乐选项，以增加对意大利学生的吸引力； 

　　5.在高中的前两年提供共同的基础科目，以为转学提供便利。 

　　乍一看，普拉托学校的观点可能是一种基于同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多样性的”学生应当调整，以适应按照某种“标准”学生的抽象理念量身定制的教育计划。然而，更深入地看，这种方法暴露出一种基本的缺陷。在种族混杂、技能低下的人数较多的班级，例如由普拉托华人学生组成的班级，教学质量会不可避免地被拉低。 

　　华人学生辍学的倾向，似乎明显跟他们与原籍社区有很强的联系这一点有关。固执于保持“文化上的东西”，不仅使他们与其他群体（如占多数的意大利人群体）区隔开，而且使他们将自己与他人分开。语言、仪式、亲属关系、经济水平、生活方式会顽固地延续下去，而且只是受到周边社会的轻微影响。华人学生更多地依赖自己的族群，而不是东道主的族群，因此限制了他们表现意大利特质的机会。华人学校高度注意意大利语言，但只是将意大利语当作商业的工具，没有开设任何文化课。随之，由波特斯（Portes 1985）从理论上总结的跨国民族主义失去了平衡，归属感还是与原籍族群紧密联系在一起。 

　　按《退学》的说法，学校教育方面会直接影响社会方面的整合： 

　　很多意大利语非母语的学生在有些基层学校中超过了每个班级外国学生不超过30%的上限，有时达到了不正常的峰值，例如有一个班85%是外国学生的情况，这对学校的整合来说，更普遍地说对学生的教育成败来说，是一种至为关键的流动状况。 

　　（Dispersione Scolastica, p.20）         

　　因此，华人学生的低参与度是他们未来低融合度的一个信号。按照布尔迪厄（Bordieu 1986）的分类，普拉托华人学生的文化资本主要是在原籍社区之内获得并加以表现的。这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取得与表现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随之，在未来职场中，经济资本及随之而来的符号资本，也只有在华人社区中才有发展之路。不幸的是，我们难以获得与华人社区就业市场相关的数据。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分离主义”策略挥之不去，并不是某种单边动力造成的结果，而是受到了当地社区态度的影响。考察普拉托社区在华人年轻学生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角色，并不是本文的目标之一。贝里（Berry 2001）对东道国文化进行了以下划分：“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看重和培育多样性）、“熔炉”（社会寻求同化）、“隔离”（社会强制分隔）、“排斥”（社会强加边缘化）。佛罗伦萨学校所做的努力和所开展的众多活动，造成了一种处于“多元文化主义”与“熔炉”之间停留在半路的类别。 

　　因此，这是一个从学校转向政治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在公共资金提供方面的转向。对移民这个课题的社会和教育政策进行反思，需要作出某种努力，承认单个移民群体和个体环境的异质性：“一种旨在促进差异却不能倾听单个个体声音的政策，也许是产生大有问题的状况的根源”（Palmas 2006, p.82）。风险就在于，年轻移民可能会获得这样的信息：“无论他们做什么或想什么，他们都将永远与另一个文化向度联系（或绑）在一起。因此，他们以公民身份居留是不值得的”（Palmas 2006, p.82）。这段引语中的“公民身份”，表示的是要有效地参与意大利社会，不是指其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定义。 

　　按接受访谈的校长们的说法，并且像《退学》所确认的那样，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意大利政府需要将普拉托视为一个不同的、独特的实体，这一实体需要特殊照顾和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采取具体的策略去面对和管理其地域之内的大量外国人。“普拉托学校的环境，如今是融合和整合外国学生的最重要实验室之一”（Dispersione Scolastica，p.16）。提出并实行更多的整合计划，也需要资金。在当下，学校声称缺乏对普拉托学校的资金支持，而这似乎是意大利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问题。里库奇指出，“鲜有资金分配给学校系统的整合项目，尽管这是社会融合的一个基本方面”（Ricucci 2010, p.196）。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