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使用“流散”作为一个包括朝鲜族群移民并定居海外其他国家的历史经历的各个方面及解释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概念。海外朝鲜族社区目前正经历被称为“增长模式终结”的过渡时期。一些在朝鲜族社区增长时期被认为重要的观念，比如适应、定居和民族认同，似乎变得不太重要了。随着新移民停止流入，第二代和第三代韩国移民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对他们来说，在移居国的通婚、多元文化家庭、多种族身份和主流化等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重要。随着移民人口停止增长、移民人口融入主流社会，海外的朝鲜族社群正在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他们的主流化将削弱韩民族认同以及与母国的联系，而跨国主义则会反过来加强民族联系和团结。

　　作者：尹麟镇（In-Jin Yoon），高丽大学社会学教授、韩国移民学会会长，研究兴趣包括国际移民、多元文化、海外韩国人和社会心理学，著有《形单影只：美国的韩国企业和种族关系》《朝鲜族群大流散》《东北亚的国际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等。Email: yoonin@korea.ac.kr

　　杜梅 译

　　引言

　　流散（diaspora），原意为大规模的人口分散，最初指古犹太王国灭亡后，犹太人被驱逐出以色列并被俘往巴比伦。这一概念尤其被用来指代罗马帝国摧毁耶路撒冷后，犹太人被迫流亡世界各地的状况。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概念的使用愈加广泛，被用来指代源于不同背景、各种不同性质的移民。早在19世纪中叶，朝鲜族群开始大规模迁移，当时的迁入地是中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从历史角度来说，他们的迁移和定居足可以被称为族群流散。朝鲜人被斯大林从苏联境内驱逐到中亚，是族群流散的一个典型表现。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韩国人移民到中美洲、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主意志的结果而非被迫，所以很难称其为流散。因此，任何类型的流散都是以极端民族主义的视角来定义的。然而，移居海外的朝鲜族群备受歧视和排斥，在移入国社会是不被重视的群体，甚至直至如今依然如此。在日本，保守右翼人士的反韩示威和他们对韩国人的仇恨言论，揭示出散居在海外成为少数的朝鲜族群的现实：尽管他们已经是第四代或第五代朝鲜族移民，却永远被当作陌生人或外来人口对待。冒着生命危险逃至韩国寻求自由的“脱北者”却发现在新的祖国成了二等公民，他们中约10%的人最后声称是难民而移居西方国家。因此，海外的朝鲜难民也成为了流散朝鲜族群的一部分。

　　本文中的“流散”概念，包括朝鲜族群移民并定居海外其他国家的历史经历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因此，韩民族的族群流散（Korean diaspora）被定义为“离开祖国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朝鲜族人或其同根同源的人的分散化”。

　　韩国外务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150年来共有7493587名朝鲜族移民并定居于世界193个国家。这一人口约是当下韩国和朝鲜总人口的10%。就地区而言，朝鲜族侨民及其后裔分布很广，3286732人在东北亚，592441人在南亚和太平洋地区，2788732人在北美，103617人在中南美洲，687059人在欧洲，10877人在非洲，24498人在中东。就国家而言，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2546982人）、中国（2461386人）、日本（824977人）、加拿大（241750人）、乌兹别克斯坦（177270人）、越南（172684人）、俄罗斯（169933人）、澳大利亚（167331人）、哈萨克斯坦（109923人）和菲律宾（85125人）等国家（见下表）。

　　下表数据显示，朝鲜族移民在中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北美洲增长明显，而在东北亚、中南美洲、欧洲和非洲则有所下降。在南亚（韩国人概念中南亚包括东南亚——译者注）和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朝鲜族移民人口增长尤为突出。在这些国家，作为永久居民和拥有公民身份的韩裔变少，而拥有长期居留和学生身份的人则为数众多。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越来越多韩国人为了做生意、找工作、参访或学习而移居南亚国家。在南亚的朝鲜族群发展出一种新的定居模式，被称为“长期定居的旅居者共同体”：由于一些国家的政策不允许自由移民，朝鲜族人通过延长临时签证而长期居住在这些国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如果说现代韩国人的移民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候的移民人口为二三十岁，那么他们目前应该在七八十岁的年纪。韩国正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上一些典型的老龄化国家，移居海外的韩国人也不会摆脱这一趋势。

　　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移民增长，在南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朝鲜族社群数量不断增长，但似乎在21世纪头十年出现停滞。其原因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后移居别国的韩国人减少，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更多在海外的朝鲜族人开始回乡。一些在朝鲜族社区增长时期被认为重要的观念，比如适应、定居和民族认同，似乎变得不太重要了。海外朝鲜族社区目前正经历被称为“增长模式终结”的过渡时期。随着新移民停止流入，第二代和第三代韩国移民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对他们来说，在移居国的通婚、多元文化家庭、多种族身份和主流化等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重要。随着移民人口停止增长、移民人口融入主流社会，海外的朝鲜族社群正在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

　　韩民族族群大流散的历史

　　和犹太人、华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等相比，朝鲜族人的移居史相对较短，但朝鲜族人迁入和定居的领土范围非常广泛，遍布世界各地。朝鲜族人的移民史大体分为三部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老移民，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新移民，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回流移民。更具体地说，它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在这一时期，为逃避饥荒、贫困和统治阶级的压迫，朝鲜半岛上的农民和工人移居到中国、俄罗斯、夏威夷、墨西哥和古巴。19世纪晚期，西方列强在朝鲜王朝的土地上攫取利益，朝鲜半岛经历严重社会动荡，人们的生活也因干旱频发而饱受苦难。此外，由于日本大肆掠夺大米和谷物，粮食短缺迅速升级。朝鲜王朝后期迁往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身份上都漂泊无依，不得不开垦农田以维持生计。这些移民最初是源于经济考虑，为了改善生活，但独立活动家的移民则是为了国家独立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因此，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在当时是朝鲜人独立运动的中心。

　　第一批成规模的朝鲜移民在1903年抵达夏威夷的一个甘蔗种植园。随后的1905年，日本开始禁止朝鲜族移居夏威夷，以保护当地日本工人的利益。自1903年1月到1905年8月，7291名朝鲜移民抵达夏威夷，其中多数为20来岁的单身汉。1924年，约1000名朝鲜族女性移居夏威夷，并通过拍照结婚（photographic marriages）的方式与单身汉组成家庭（Yoon 2003）。第一批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朝鲜移民于1905年作为契约仆人抵达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一个龙舌兰植物农场，他们中的约300人后来于1921年迁到古巴（K. Lee 2007）。尽管这些移民及其后裔一直维持着小规模的社区，但由于与祖国的联系被切断，他们很快融入当地社会，被当地文化所同化。

　　第二个时期是日本殖民时代（1910—1945）。在此期间，朝鲜半岛的农民和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移民到中国东北和日本。此外，政治难民和独立活动家也迁往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以继续独立运动。日本为了开发中国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朝鲜族移民活动，为后续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创造契机。日本还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日本帝国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总人口在20世纪30年代末达到约50万，其中约25万是通过朝鲜半岛大规模移民而来（Kwon 199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吸引朝鲜人移居来务工。20世纪20年代末，在日本的朝鲜人数量接近30万。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量朝鲜人被带到了矿区或战场。一系列动荡之后，在日朝鲜人迅速增加，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在日朝鲜人总数约230万。此后，大量朝鲜人返回故里，在日朝鲜人迅速减少，在1947年仅剩98507人（M. Lee 1996）。

　　1939—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后半期，被强行征入日本军队的朝鲜人迁往当时的日本领土南库页岛。这批朝鲜人及其部分后裔在20世纪90年代返回原籍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一些朝鲜人就自愿移民南库页岛从事农业劳动，但根据1897年俄罗斯政府的人口普查，自愿迁移的人数不超过67人（Cho 2009）。在日本殖民时期，随着朝鲜农民移民库页岛，当地的朝鲜人口持续增加。1937年，在苏联的驱逐政策下，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和北库页岛的大约1000名朝鲜人被驱逐到中亚。从那时起，只有南库页岛还有朝鲜人居住。1938年，日本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将朝鲜人强征到库页岛，在近30个矿场、贮木场、机场建筑工地、公路和铁路充当苦力。被强征的朝鲜人数量据估为6万—15万人（Cho 2009）。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占领库页岛南部，朝鲜人原指望可以回到祖国，但苏联却禁止大约43000名拥有日本国籍的朝鲜人离开库页岛。这些被迫留下的人在日本战败后被苏联政府剥夺了日本国籍，并被授予俄罗斯国籍。战后30多年来，库页岛的朝鲜人未能返回祖国。值得庆幸的是，1988年，苏联政府终于允许该地区的第一代朝鲜族移民永久回归故乡；至1990年，他们全部回归故里。

　　第三个时期是从1945年到1962年。正是在1962年，韩国制定了海外移民法。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后，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朝鲜族人回到半岛，在海外的朝鲜族人规模暂时减少。据估算，70万朝鲜族人在光复后立即回国，占当时在中国朝鲜族人总人口的40%。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1945年8月至1950年间，有104万朝鲜族人回国；然而，这一数据不包括自费回国的人口，因此实际回国人数更多（Yoon 2003）。

　　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人口继续移居海外。朝鲜战争造成的战争孤儿、与美国士兵结婚的朝鲜妇女以及混血儿童移居到美国和加拿大。同时，相当数量的赴美学生在美国定居，无论获得学位与否。像与美国大兵结婚的妇女一样，这些朝鲜族侨胞为后来的移民铺平了道路。1965年，美国政府通过新的移民法，鼓励海外人才赴美，朝鲜族侨胞的家人也移民美国（Yoon 2003）。

　　冷战体制下，在日朝鲜人社群主要分为两大团体：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和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简称“韩民团”）。朝鲜实施了积极政策，意欲接收在日朝鲜人回国，为战后恢复准备劳动力，而日本则正希望将朝鲜人遣送回国。两国政府基于共同利益考量，启动了在日朝鲜人遣返项目。1959—1984年期间，9.3万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被遣返回朝鲜。在回国之前，这些人认为朝鲜是一个天堂。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当作“不纯分子”关进政治犯集中营，在那里悲惨度日，直到死亡（Oh 2010）。

　　第四个时期是1962—1990年，在此期间韩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自那时以来，移民主要以定居为目的。除了移居中国、日本和独联体国家之外，大多数韩国人及其后裔的移民都发生在这一时期。1962年起，韩国政府开始向南美、西欧、中东和北美进行集体或契约移民。这一移民政策的目的是降低国内人口压力，并通过海外韩裔侨胞将钱寄回国而增加外汇。1963年，第一批集体移民是迁往巴西的103名农民。此后，以农田开垦为由，韩国人被派遣到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到迁入国后立即转移到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因为他们并没有农业经验，而且荒地开垦并非易事（Son 2007）。1963年，一批韩裔矿工和护士作为契约移民被送到西德。到1977年，共有5323名韩裔矿工被派往西德，首批为1963年的247人；至1976年，共10032名护士被派往西德，首批为1966年的128人（Korea-Europe Society 2003）。

　　1965年，美国颁布了《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修正了之前对北欧和西欧移民的偏好。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人正式开启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历程，其中白领和高学历的中产阶级积极性最高（Yoon 2003）。1985—1987年间，每年约有3.5万韩国人移居美国。至此，韩国成为继墨西哥、菲律宾之后的第三大移民国家。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移民美国的人数开始减少，而返回韩国的人数开始增加。

　　修订后的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为以定居为目的的家庭移民铺平了道路，而1955—1975年的越南战争则推动了韩国向越南派遣技术人员。战争结束后，这些韩裔技术专家移民到中东、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为这些地区的韩裔社群奠定了基础。从1965年到1973年，即从战争最激烈阶段到美国与越南签署和平条约，韩国共派遣312853名士兵和约2000名技术人员进行军事援助。这些技术人员隶属于韩进、现代、三环等韩国公司和文纳尔、PA&E等美国公司。在获得个人经济利益的同时，他们还通过开展辅助性军事经济活动为韩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越南战争结束后，紧随而来的1973年石油危机不仅将西方国家也将韩国拖入了经济危机。根据向西德派遣矿工和护士的经验，韩国政府向中东派遣建筑工人，以解决本国失业问题。1985年，建筑业需求达到高潮，120245名韩裔建筑工人被派往中东。建筑业发展受到抑制后，这些韩裔工人移居到其他国家寻求新机会。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原本在德国、越南和中东地区的合同工移居澳大利亚，韩国移民来到新的转折点。多达500名之前被派遣到越南的技术人员及退伍士兵移居澳大利亚，目的是寻求因矿山资源开发热潮带来的工作机会。他们持短期旅行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在那里非法逗留和工作。后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大赦令，他们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并邀请其在韩国的家人与之团圆。此举吸引了留在伊朗和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南美国家的韩国人，以及西德的矿工和护士来到澳大利亚。

　　1980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第二次大赦，在澳非法移民得以合法定居下来。随着韩国人与家人团聚，澳大利亚的韩裔社群开始发展。1986年，一些韩国人通过投资移民而进入澳大利亚，他们在特性上与之前的韩裔社群成员截然不同。由于拥有资本，他们生活较为富裕，社会地位较高。新老移民在背景、移民方式和定居过程方面的差异，导致对抗和冲突的产生，两个群体之间产生了裂痕。

　　第五个时期的特征是重新融合苏联和中国的朝鲜族同胞，原因是1990年和1992年韩国分别与苏联和中国建交。冷战体制下，韩国对共产主义集团的韩裔不重视，但与苏联和中国建交后，他们开始被纳入统计数据。根据韩国外务部发布的海外韩裔现状数据（截至2017年），海外韩国（朝鲜）人的数量从1991年的232万人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554万人。在这一时期，更多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人到韩国找工作、结婚、学习或访问，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

　　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一些30来岁的韩国人失业，担心找不到稳定工作，开始寻求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1999年，5267人为工作目的而移民，到2000年这一数字增长至8369人（Yoon 2013）。这些30来岁、高学历且有专业背景的人通过移民获得稳定生活。由于加拿大之前颁布政策欢迎高学历专业技术人员的移民，它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移民的新目的地。

　　在英语国家韩裔社群的大量人口中，部分是早年前去留学的韩国学生及20世纪90年代末参加语言课程的学生。特别是，加拿大在1994年与韩国签订免签协定，接收了许多韩国学生。之后2008年美国对韩国学生实施了免签计划，学习语言课程的学生更多转而去了美国。但由于停留时间较短，他们通常不被纳入海外韩国人统计，跟其他的海外韩裔同胞也没有情感连结。虽然与同胞接触不多，但他们是当地韩国商店、寄宿家庭和语言培训机构的主要客户，其购买力不容忽视。另外，一些学生通过就业和婚姻获得永久居留权，成为韩国人社群的一员。

　　韩民族族群大流散的现状

　　如上所述，各时期的朝鲜族移民都受原籍国和移入国的不同因素影响，在移民动机、移民主体的个人背景和在移入国从事的行业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海外朝鲜族人已经定居迁入国，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朝鲜族

　　非移民的中国朝鲜族的部分人口，像其他民族人口一样面临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如外出就业，人口因流动而减少，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人口流动和出生率下降而出现的衰退（Han and Kwon 1993; Jung 2009; Kim and Huh 2001）。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人口减少导致的危机包括人才流失、国民教育水平下降等。同时，由于该地区的汉族人口增加，朝鲜族成了当地社会的一部分。然而，移居到北京、沈阳、上海和青岛等大城市的朝鲜族，从事商业、销售、服务业和生产工作等，适应了当地的经济环境。他们通过自发的组织和民族新闻媒体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城市共同体（Yoon 2003）。因此，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农业劳动者共同体已经被解构和削弱，而城市朝鲜族共同体则活跃了起来。在北京的望京、沈阳的西塔街和青岛的城阳区，老一辈的朝鲜族和韩国新移民正在形成朝鲜族社群。

　　独联体国家的高丽人

　　苏联解体后，在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朝鲜族人（称为高丽人）面临的问题包括苏联解体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1991年中亚各国独立后产生的民族主义带来的歧视、母语的失去以及民族文化的消亡。移民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伏尔加格勒的高丽人在职业、住房、收入和教育方面都面临困难（Yoon 2003）。现阶段，高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教育和移民劳工方面（Sung 2018）。在苏联体制下，高丽人曾设法晋升到需要高学历的专业工作，但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急剧减少，免费教育被取消，公共教育也已经崩溃。在教育和就业政策优先考虑本土公民的情况下，高丽人的后裔缺少受教育机会，未来前景渺茫。因此，越来越多原本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移民到韩国。然而，由于他们的法律地位不稳定，签证逗留时间有限，在韩国定居也面临困难。此外，他们也很难摆脱因语言、儿童教育和家庭分离等问题而产生的复杂境遇。

　　在日韩裔

　　在日韩国人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工作场所、公共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的歧视；更多的人与日本公民结婚，迅速被日本社会和文化所同化；国民教育的削弱（Han 2002）。结果是，初代和二代移民数量逐渐减少，更多的三代和四代移民由于出生在日本或者获得了日本国籍而被日本社会同化。在日本的韩国人社群主要由这些移民的后裔组成，他们与祖国联系较少，感情连结也较淡薄。与此相反，在1989年韩国政府放开海外旅行后来到日本的韩国人被称为“新移民”。他们的职业、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不同于老一辈移民，为日本的韩国人社区注入了活力。

　　在融入日本主流社会方面，韩国人仍受限制，比如受日本社会在新世纪的右倾化和沙文主义影响，韩国人的一些基本人权如选举权还未得到保障。除非日本给予永久外籍居民投票权，否则他们的政治权利将永远受限。此外，某日本沙文主义团体鼓动驱逐在日韩裔并发表对在日韩裔的仇恨言论，在日韩国人的生命、安全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持续受到严重威胁。

　　在美韩裔移民

　　与移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韩国人相比，在美国的韩国人生活相对富足，面临的环境更加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克服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也不在法律和制度层面面临种族歧视。相反，在美国的韩国人社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种族认同、异族通婚、代际冲突和政治参与（Hurh 1998）。1992年洛杉矶暴动以来，韩裔与美国黑人的关系有所改善，但28年后，这两个群体对此事的看法仍存在差异。韩裔移民认为他们与美国黑人的关系并不稳定，双方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接触。专家甚至警告此类事件还会重演，目前只处于暂时休战状态。韩裔雇主与拉丁裔雇员之间也有矛盾，如在雇佣非法移民、低工资、工时过长和侵犯人权等方面，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种族冲突。

　　在美韩裔社群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异族通婚，即与其他种族或社会群体结婚。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70万在美韩国裔中的大约17%，即28万人，具有多种族背景。同时，由于54%在美出生的韩裔美国人是与其他种族而非韩国人结婚，具有多种族背景的韩裔人口将不断增加（Min and Kim 2009）。

　　另一个明显趋势是老龄化。如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初开创移民先河的第一代韩国移民现在已处于七八十岁的年纪。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在美韩裔老龄人口已达9%，这一数字在1990年仅为5%，增长迅速（Min and Kim 2009）。截至2018年，韩国的老龄化指数为14%，预计韩裔美国人也将朝着这一趋势发展。随着美国的韩国新移民数量减少，老移民占比稳步增长，在美韩裔社群将与美国主流社会融合，不再增长。这一前景也适用于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和中南美洲国家的韩裔社群。

　　加拿大韩裔移民

　　韩国人往加拿大的移民和定居史较美国短，可以说还处于早期阶段。与移民有关的问题仍然是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最近移民到加拿大的韩国人大多是高学历、有专业能力的白领，年龄为三四十岁。由于加拿大雇主通常要求有工作经验，韩国人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开始自主创业或转向技术工作。许多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为了学业而留了下来，但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由于成绩下滑、情绪不稳定和家庭教育原因而难以适应新环境。

　　中南美洲韩裔移民

　　中南美洲的韩裔移民之间存在很大代沟。20世纪初到墨西哥的早期移民的后代已被当地社会和文化同化，在他们身上已很难找到韩裔身份的影子。但20世纪60年代初到墨西哥的农业移民，以及80年代因为家庭邀请和为了投资的移民，还保留着明显的韩裔身份特征，拥有作为韩裔的自豪感。这样一来，早期移民后裔社群与后期移民社群之间实际上没有交流，而墨西哥的韩裔社群主要由后期移民主导（J. Lee 2007）。中南美洲的韩裔移民主要通过服装业奠定了经济基础，他们关注子女教育，但他们在移入国定居的意愿不强，主要是由于移入国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性。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是韩裔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其他问题包括韩裔之间的剧烈竞争，原因是他们可从事的商业类型有限。同时，韩裔商人因违反当地法律而引起的反对情绪也是一个问题。

　　在巴西和阿根廷，许多韩裔移民通过时装业，尤其是女装，奠定了经济基础，但自2013年以来，由于南美国家经济衰退，时装业陷入严重危机。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被赦免的玻利维亚和中国的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女装领域的有力竞争者。很多年轻韩裔移民找不到工作，经济状况因此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再次移民到北美或永久返回原籍国（Choi 2018）。

　　欧洲韩裔移民

　　相比亚洲和美洲，欧洲的韩裔移民历史较短，人数较少，且以短期居住为主。欧洲的韩裔移民原因因时期而异：朝鲜战争后被收养的孤儿、移民西德的矿工和女护士、学生移民和常驻雇员移民。其中最主要的是前往西德的矿工和护士、学生和常驻雇员。到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韩裔大多是矿工和护士，而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则多是学生和韩国贸易公司分支机构的旅居雇员。20世纪80年代之前，移民欧洲的韩裔主要目的地为德国，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一直是移民中心。不同于美洲各国，欧洲国家对韩裔移民的接纳并不积极，所以在欧洲的韩裔社群没有发展壮大。但是，随着韩国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双方贸易量将不断增长，因此赴欧的游客、学生和旅居雇员及家属也将增加。他们有些人会定居欧洲，在欧的韩裔社群也将逐步壮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韩裔移民

　　在澳大利亚的韩裔社群中曾发生新老移民的严重冲突。所谓老移民，是指20世纪60—80年代期间持旅游签证入境、非法居留在该国，但后来被澳大利亚政府赦免的移民。新移民是在1986年开始以投资或商业移民的形式进入该国。与美国一样，在澳大利亚的大量韩裔移民是个体经营者。他们收入很低，客户多为韩裔同胞，而且从事的业务类型有限。他们的旅游相关业务严重依赖同胞游客，因此韩国的经济波动对他们影响很大。

　　与澳大利亚相比，新西兰的韩裔移民社群历史较短，人口较少。由于国内需求减少，新西兰经济长期萧条，越来越多韩裔移民未能从萧条中解脱出来，他们重新移民到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新西兰的韩裔移民社群正面临困境，因为很多人为子女大学教育问题重新移居澳大利亚。

　　韩民族族群大流散的演化

　　如上所述，19世纪中叶以来，朝鲜族群大流散在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在移民方向、移民主体和模式上一直在变化。首先，就方向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末，朝鲜族群是“外迁”，即从朝鲜半岛迁居国外。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朝鲜族移民开始回国；同时，外国人也开始因为工作、婚姻或留学来到韩国，韩国既作为移民输出国也成为移民接收国，形成双向移民。

　　其次，就移民主体而言，大流散最初指的是朝鲜族群的移民，但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转变为外国人向韩国的移民，流散的主要角色发生变化。截至2020年1月，在韩的外国居民超过240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5%。2018年，通过韩国人与其他国籍人结婚组成的多文化家庭在韩国超过了100万，通过国际婚姻形式入籍的外国人累计超过20万。随着韩国从一个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社会，朝鲜族大流散的概念已经转为指代移居到国外的韩国人的生活以及移民到韩国的外国人的生活经历。

　　最后，就形式而言，由于在母国的悲惨遭遇，早期呈现出的是被迫的民族流散。接下来的一步，是把那些已经在海外定居的韩国人与不断迁徙散落在世界各地途经国和目的地国的韩国人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关系网”。在这一阶段，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韩民族网络型共同体“和“全球韩国人网络”的概念，利用海外韩国人与他们侨居国的关系网，达到互惠互利和共同繁荣的目标。就下一步发展，尹麟镇（Yoon 2019）引入“平台”的概念，为流散的韩国人创造一个双赢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为旅居海外和在本土的韩国人提供交流互动的跨国网络平台，以产生新机遇、创造新价值。同时，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韩国崛起为世界领袖也将加速此类平台产业的发展。最好的例证是“世界韩商合作大会”，它让世界范围内的韩国企业家有机会接触到各国买家和卖家，开展生意往来和拓展经济活动。自2002年建立以来，大会的参加人数和贸易量持续增长。因此，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朝鲜族移民从民族流散扩展为社会网络，然后再扩展成平台。

　　连续迁移和多边同族关系

　　朝鲜民族移民史并非单线发展，移民人口也并非在第一个侨居国就永久定居。相反，朝鲜族侨民为了寻求更好机会而不断移民，定居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通过这种连续迁移，海外朝鲜族侨民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不断得到加强。拉丁美洲的韩裔移民就是很好例证。在政府规划下，20世纪60年代，韩国人向拉丁美洲国家集体移民。尽管这次集体移民最初着眼于农田开垦，但韩裔移民随后很快移居到大城市，如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亚松森。最初他们从事小摊贩经营，后来一些人做起了服装生意，并将此变成基本谋生手段（Son 2007）。随着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得动荡不安，大批韩国人转而移居美国和加拿大。他们在拉丁美洲服装业积累的工作经验，足以支撑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经营服装制造公司。洛杉矶的Java Market，就是美国最成功的韩国时装区（Yoon 2017）。

　　这种连续迁移的模式在其他国家也有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被派遣到西德的矿工和护士都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在为这些国家的韩裔社群奠定经济文化基础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克服了早期在海外遇到的困难，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学者和牧师，显示出强大的生存能力及团结本族人群的能力，振兴了当地的韩民族社区。另外，1965—1973年间被派往越南战争的士兵和技术人员在战争结束后都再移居到中东、东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为这些国家的韩民族社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具有连续迁移的特性，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移民背景的朝鲜族人口在母国、过渡国和侨居国之间建立起了跨国网络，并且海外的朝鲜族社区的新旧成员之间也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朝鲜族、独联体国家的高丽人、朝鲜叛逃者和韩国公民的移民速度加快，来自不同国籍的朝鲜族人口在海外社区共存，形成多边同族关系（multilateral co-ethnic relations）。虽然有着同样的种族渊源，但由于在原籍国、生活经历和法律地位上的差异，他们不再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同质民族群体。他们的民族认同以及他们适应和融入社会的模式也有明显差异。这一现象在21世纪变得尤其突出，用传统的种族的概念已很难解释，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是以人们在语言、祖先、历史、文化和身份上的相似性来分类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外的朝鲜族社区中存在着根据原籍国和国籍划分的多个子群体，以及在同一民族中形成的多边关系。

　　结论

　　朝鲜族大流散，历经不同时期，通过连续几轮的移民，迁移到不同地区，在母国、过渡国和侨居国之间建立了“超国家网络”（supernational network），这一过程并非刻意为之。当代的海外韩裔人口生活不断变化，身份更具弹性、更多重。同时，由于交通、信息和通讯的发展，在超国家空间内，他们的联系依然很密集。

　　第二代及之后的海外韩裔，是在第一代人用血汗和泪水奠定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已经成为侨居国的中坚力量。在大多数国家，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侨居国接受到良好教育，已达到至少中产阶级的地位。然而，随着下一代移民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被削弱，加速了其与主流文化的同化。在后来的几代人中，跨种族或跨民族的婚姻相当普遍，混合血统的孩子更倾向于认同侨居国的主导民族的文化和身份。

　　然而，20世纪末以来，一些新情况可能会延缓这一普遍趋势。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韩裔侨民已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障碍，过起了跨国生活。他们的身份也变得灵活多元，非仅局限于原籍国或居住国。如上所述，韩裔中国人的移居、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发生在东北亚这个跨国空间，而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韩裔美国人则在韩国的跨国公司工作。因此，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跨国网络可以唤起年轻一代加强与母国联系的愿望，并利用其与母国的连接促进他们自身事业的发展。

　　我们很难预测韩裔侨民的未来发展方向，因为有一些反作用力在起作用。他们的主流化将削弱韩民族认同以及与母国的联系，而跨国主义则会反过来加强民族联系和团结。另外，母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人们的移民动机，而韩国年轻人目前的惨淡处境可能会鼓励他们追随20世纪60和70年代前辈的步伐。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韩国移民在方向、形式和主体方面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一趋势也将对母国和侨居国产生重大影响，有一些人将积极利用这一趋势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1世纪，从族群分散、无处栖身和断联（disconnectedness），到跨国网络、发展、合作、多元文化和创造力，我们需要改变对大流散的习惯看法。对大流散的研究，也需揭示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制定利用其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和策略，以发掘和扩大其积极的方面。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