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全球历史文化反思”，聚焦国际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社会文化反思。

　　在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上，个体化和主体性社会行为促进了复合的行为主体形象的产生。行为主体形象有助于在主体身上同时观照行为及其意义，有助于自社会行为指涉文化现象，也有助于自文化现象具体指向人的行为。因此，不论是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的，还是人文学的历史研究，其对文化的理解都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落实到社会行为与文化现象的理解上。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偏向行为主体的背景下，涵盖行为及其意义的历史研究，无论是从行为角度理解文化还是从文化角度理解行为，其对行为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将统合于经历认同的行为主体。统一于行为主体且经历个体化和主体性复活的行为和文化其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并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和意义。

　　在行为主体的观照下，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历史学家对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文化范畴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J.H.罗宾逊推出了名为“新史学”的论著。当时中国历史学家梁启超也发表了名为新史学的相关论文。这一波为历史学确立主客体层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潮流蔚为大观者当属德国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知识界在专题讨论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特性时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有关古代社会特性以及文化科学的价值与意义等主题的争论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们所熟悉的罗马史、古代城市、原始社会的特性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主题，就是那个时候众多著名学者参与讨论然后流传下来的遗产。它们一直启发着历史学发展对于人类行为的价值和意义认知的专门知识。

　　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层面都发展了自己的专门认识。首先，对于历史的社会科学化研究贯穿了古代和当代。关于古代社会的专门研究替代了对上古历史或者古代史的研究，而且这种社会科学化的倾向从上古一直贯穿到当代。其次，历史学的人文属性并没有削弱，民俗、宗教等文化象征体系塑造上的实践经验激发了有关传统社会礼仪、信仰体系以及节日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在20世纪上半期，新史学名副其实，众多学派鼎立，有关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的专门认识不断地推出。只是这里面对于过去的社会或者当下的社会的认识，还缺乏从行为主体的发现和确立层面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遵循科学和知识的认识论、现代性时间观以及民族国家的空间观，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剥离主体行为及其意义的危害，如客体化他者的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暴行，以及文化原教旨主义等剥离主体行为及其意义所产生的对于个体和社会的损害。身份政治崛起后，种族、移民结合的他者问题以及个体化社会仍受到民粹主义的威胁。

　　在史学史上，可以明确的是，新史学的实践重在探索历史的社会文化范畴。欧美新史学面对西方各民族国家经历18世纪中后期现代性转型之后的整体社会危机，全球“新史学”受到现代性转型的目的论与决断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方面，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新史学有关社会文化范畴的探索有待重新认识。如果要正确评估全球范围内的新史学实践，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社会的结构、行为、文化现象的探讨，是开风气之先的，而且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深入挖掘其对于社会范畴和文化范畴的专门认识并检讨其得失，同时也需进一步思考这些探索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呈现历史学身处各个时代在社会文化理论不平衡发展方面的内在紧张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的新史学对于社会文化范畴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例如年鉴学派早期开创者的新史学实践。新史学终于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国际性史学潮流。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以“过去与现在”协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及美国的历史社会科学化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经济社会史研究是主流。从认识论来看，结构功能论和整体论较为流行。这股新史学潮流未明确意识到社会行为的总体与一般意义与能动主体的统合关系，在缺乏行为主体观照的情况下将文化现象作为孤立的意识和象征体系与行为主体分离开来。经济社会史从笼统的意义上认识人类行为活动的意义，文化史与社会行为的意义观照脱节。将经济社会行为以及文化象征体系纳入历史编撰之中，行为和文化都被客体化，因此过去人类留下的文献和实物等都被看成认识过去社会的一种客观的证据曰史料，研究就是将过去的社会和人类行为看成研究者拿着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的生物样本，而不是行为主体的文化实践。客体化研究对象价值和意义的认识缺乏从文化现象的概念认识等一般层面指向具体社会行为的自觉，社会行为及其意义被割裂开来。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也缺乏行为主体的观照。例如，讨论社会行为，缺乏一般意识层面的认识，讨论行为及其意义只能就事论事。社会文化范畴在行为主体的变化、内容和价值意义上的认识等难以凸显。

　　在语言学转向的社会理论的推动下，互动反思、阐释、建构的方法论与社会主体的认识论逐渐走到一起。观念、意识和理念能动性结构化或建构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被纳入研究视野，人类行为的能动性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进一步凸显，语言、行为、文化统合于行为及其意义的主体行为。史料变为文本再被确立为文化现象，在很多时候被解读为一种人为制作行动过程与结果，同时有关记忆的一整套规范性认识也得以形成。历史叙事从总体、一般认识论和语体学上改变了历史编撰和历史研究。叙事与主体观照紧密联系在一起。叙事与文本，文本与写作、阅读、传播、公众舆论、媒介社会联系在一起。同样，文本与图像、视觉、声音等媒介一起改变了文化史研究。历史学对于文化现象的研究得到充分的体认。历史的社会文化内涵逐渐丰富。这些变动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的，直到今天，文化现象研究还在不断壮大之中。社会文化范畴是行为主体的本质属性，其凸显有助于促进历史学的主体性实践活动。

　　因此，新史学之名已经不足以概括历史学的实践，因为这些研究创新已经是全球范围内历史学的主体性行为。只有历史学的主体性实践这一名号才能最终把握这些变化，只是有关过去的社会的研究的所有前提假设都发生了彻底的转换。这一点，对于任何历史学的从业者来说都将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觉。

　　那么，中国的历史学的实践是否与全球的这一史学实践同步呢？20世纪上半期，新史学实践包括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环境、城市、乡村、军事等专门领域，因此两者是同步的。同时，新史学实践还包括文化范畴的独立的探索，这一点也是同步的。但所有这些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方面的拓展有限。这种研究的断层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学还难以区分作为整体与一般意义的社会史、侧重行为关系的社会史、历史社会学以及这三者对于理解社会文化范畴的不同功能和意义。这三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史研究也没有从内部方法论的讨论上明确结构、行动、制度、生活等方面驱动的概念、命题、理论认识。但是在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由于所谓的史料充足，以及新发现的“史料”集中的缘故，已经产生一些替代朝代史的一般认识，包括社会行为和文化现象。而且一些研究者也已经认识到社会文化范畴的那些存在的内容，在对其不断反思的研究过程中，能够统合社会行为和文化现象。很多学者在某一专题的长期研究基础上明确了社会范畴，所以他们发展了较为成熟的社会行为的认知。这些社会范畴概念的获得体现了具体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方法论。所以，中国历史学的当代实践，可以明确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史研究（社会行为研究）和文化的社会史研究（文化现象）相结合的综合范式。社会行为史的研究，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宗教等专门领域上的研究和界定能够做到比较精确，同时对于其意义的揭示，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的特定认识；因为事先都对研究对象、学术史以及问题本身做过充分的探讨，方法论上的主客体二分法的内在紧张也有所消解。社会文化史的综合研究，充分认识到兼具结构能动和象征符号特性的实践活动。对于历史上的象征文化体系，研究者将其看做人类行为的文化实践活动，因此对文化范畴的挖掘既充分又具有深度，再现了这些文化象征体系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能动性。

　　未来中国历史学的创新是否能够充实历史的社会文化范畴，最终在社会理论上产生原创的学说，与全球各地的历史学研究互动，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历史的认识，还需要在求新上着力。例如我们所谈及的社会范畴暨社会理论，是将文化放到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环境等一样的专门领域中的。文化也是社会实践的具体体现，这是早期社会理论对于文化现象的经典定位。如今这一社会理论发生了变动。文化不再是人类行为活动的反映而是具体指向行为的社会主体行为。这种文化实践论不仅有来自社会理论方面的助力，也有来自历史学的新研究实践的推动。历史学在社会文化范畴的探索上，需要推动全球历史学主体性实践在社会理论更新上有一席之地。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