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著名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于2018年3月5日辞世。为了纪念怀特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历史与理论》杂志在同年5月发布了一期主题为“《历史与理论》中的海登·怀特”互联网虚拟特刊。特刊将《历史与理论》中所有怀特曾发表过的文章和关于怀特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清晰的编辑整理，这为学界重新回顾怀特的思想及其曲折的学术接受史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契机。本文以特刊中的内容为基础，一方面着重分析怀特本人学术写作背后的思想倾向、风格特征及理论诉求；另一方面则基于学界对怀特的研究与怀特引发的争论，梳理出变动多元的接受情况。最后，笔者建议当下对怀特思想的研究模式或许应尝试转变，研究者不应再沉浸于用“专业的”方法获取“真实的怀特”形象，而应行动地将怀特视为对现实有价值的“实践的过去”。只有如此，怀特自身才有可能摆脱成为“历史的重负”的命运，并真正开启他所希冀的史学革命。

　　作者：李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Email: lili980731@126.com

　　前 言

　　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历史理论家之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于2018年3月5日辞世。其在世时革命性地推动了对史学性质认知的转向。当代史学思想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曾不无夸张地形容他的贡献：自怀特的巨著（《元史学》）出版以来，史学理论已然转变为一门截然不同的学科，多亏了怀特，被上一代史学理论家视为典范的那种历史书写已转变为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Ankersmit 2001, p.29）。而如今，这位对制度化历史学猛烈抨击的“变革者”已然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作为“过去”的怀特，其影响力在当下远未消退。阿根廷史学理论家玛丽亚·伊内斯·拉·格雷卡问出了后怀特时代人们心中的疑惑：我们怎样才能理解怀特对人文学科的要求？我们怎样才能接受针对怀特的多元批评？以及我们如何评估怀特的影响？（La Greca 2019, p.535）。

　　近期，史学理论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刊物之一《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发布了一期主题为“《历史与理论》中的海登·怀特”的网上虚拟特刊，缅怀这位学术巨匠。特刊的发布最初有两个直接目的：一方面，通过陈列刊物中全部与怀特相关的学术内容，为学者检索和查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是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设置的“海登·怀特捐赠教席”筹集捐助资金。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它的发表恰如其时，为我们回顾怀特复杂的理论思想及其曲折的学术接受史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契机。

　　总的来说，这期特刊具有很强的典范性。这一方面源于《历史与理论》杂志自身的“正典”属性。初创于1960年的《历史与理论》，在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领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事实上，1960年之前，并没有专门的历史哲学研究杂志，只有零星的历史哲学论文发表在其他哲学刊物上（参见Vann 1995, pp.40-41）。《历史与理论》的草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并在随后半个多世纪始终站在理论前沿，引领史学研究者和理论家的研究。另一方面，网上虚拟特刊模式是《历史与理论》杂志在新媒体时代的一项创新性尝试。时至笔者落笔之日，《历史与理论》已发表3期虚拟特刊，除本文介绍的这一期外，讨论莱恩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理论的“时间的新形而上学”（The New Metaphysics of Time）特刊于2012年8月发表。2020年2月，面对当下美国愈演愈烈的民族分裂现状，该刊又顺势推出了主题为“将种族问题理论化，过去与现在”（Theorizing Race, Past and Present）的特刊。因此可以认为，这期特刊的发布，既符合严肃的理论传统，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趋势。

　　另需说明的是，本质上，虚拟特刊（virtual issue）的性质是汇总性的，它区别于刊物中通常发布的“专刊”（Beiheft）。“专刊”通常以学术前沿问题为主题，发布与之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而虚拟特刊中的文章则没有任何一篇是学术意义上的“新作”，只是把曾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中的文章进行分类编辑，并制成网页超链接的格式。

　　这份特刊共收录了《历史与理论》中与怀特相关的37篇文章，并依据文体形式编辑为6类。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笔者不会基于这种既有分类介绍，而是根据内容与思想间的联系，将它们重新组合。总的来说，这些文章可以简单地分成“怀特本人曾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中的文字”与“《历史与理论》中其他学者对怀特的接受与阐释”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怀特本人的主题论文、书评和说明文；后者则囊括了相关学者的专题论文、期刊论文、讲座论文、会议论文、采访稿和书评等多种研究成果。以上述两种划分为基础，本文将围绕虚拟特刊中的文章，一方面着重关注怀特本人的学术思想倾向、风格特征及理论诉求；另一方面基于对怀特的过往研究成果，梳理其中呈现的变动多元的接受情况；最后，笔者将针对未来的怀特学术研究提出少许个人建议。

　　虚拟特刊中的怀特肖像

　　特刊中怀特思想的亲缘性

　　2007年9月，怀特在故地罗马接受了埃伦德·罗格纳的采访。访谈中，他回忆了自己早年访学欧洲的经历，直言不讳地表示欧洲文化相比肤浅的美国文化更使他感兴趣（White and Rogne 2009, pp.63-64）。同时，他感激了自己本科时的哲学老师威廉·博桑布鲁克（William J. Bossombrook），正是他使怀特初步了解了欧洲哲学。此外，怀特还特别强调自己对大陆哲学传统的接受，萨特是他思想中的英雄，而梅洛-庞蒂也深刻影响了其学术思想的形成（White and Rogne 2009, p.64）。从这些自述中，怀特思想源流的复杂性被初步勾勒出来。事实上，怀特的兴趣远不局限于他的自述。作为一名长期游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其视野遍及修辞学、文学与文学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故而他的理论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那些思想的痕迹。正如卡勒·皮赫莱宁（Kalle Pihlainen）指出：“怀特从不同方面表现为人文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等等。”因此，我们需承认怀特思想内在的多元化结构，以及它所呈现的广泛亲缘性。尽管如此，通过阅读特刊中怀特的文字，寻找他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有助于为后续的文本阐释打下基础。在本文中，所谓的亲缘性关系表现为：怀特基于个人的思想倾向反驳其他学者的评论观点，或针对某位思想家提出私人化的赞美与辩护性的解读。在特刊收录的10篇怀特文章中，可以发现三类主要的亲缘关系。

　　第一类是怀特与维柯之间的亲缘性。罗伯特·多兰曾指出：“怀特的理论源头不是索绪尔的符号学，而是维柯的修辞学”（Doran 2010, p.xvii）。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怀特也曾在受访时直言自己从维柯的修辞学那里学到了诗的逻辑并发展了自己的转义学理论。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怀特对维柯的态度自然也受到他个人理论构建的影响。这种私人导向，在怀特对莱昂·庞帕（Leon Pompa）的著作《维柯：一项对〈新科学〉的研究》（Vico: A Study of the “New Science”）的批评中展现得十分清晰。他认为，庞帕的研究目的是为维柯的理论寻找一个“单一、自洽的原则”，一个完全整合的“系统”（White 1976, p.190）。在他看来，庞帕通过裁剪维柯思想中的非理性部分，将维柯规驯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先驱（pp.187-188）。怀特明确地反对这种片面排除维柯思想中诗性成分的做法。他认为，在本质上，维柯的兴趣是追求“调停”，而非建立“宗派”。维柯所秉持的是一种超越科学与宗教二元对立的立场，他通过自疑（self-doubt）的方式承认对立双方的共同有效性（pp.201-202）。因此，身处“旧制度” 中的维柯，其真正的“现代性”并非庞帕所言的科学进步，而是一种在矛盾中发掘连续性的思维（p.202）。怀特的态度十分明确，即为维柯思想中独立于他者的部分作辩护。而如若了解怀特，便会发现他所构想的维柯实则也投映着其自身思考世界的方式。这表现在如前文般对现代性思维规训的鲜明抵制，而在面对后现代的影响时亦然。在另一篇比较维柯与后结构主义者关系的文章中，怀特提到，维柯的思想虽然能同情和包容后结构主义的世俗构想，但他会将这些构想视为伦理意识与智力双重匮乏的证据（White 2010a, p.207）。这很难不使人联想到，虽然怀特本人亲近后现代理论，然而当其听到自己被定性为后现代主义者时，他坚定地予以否认。

　　第二类是怀特与黑格尔及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三人间的亲缘性。怀特本人很敬仰黑格尔，同时也承认柯林武德和克罗齐的理论影响了自己。因此，看待这三位学者的史学理论时，怀特并不拘泥于他人的论断，而是通常借助评论的形式阐发自己的见解。以怀特对艾伦·多纳根（Alan Donagan）的著作《柯林武德的晚期哲学》（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的评论为例，怀特并非像其他学者一样，将笔墨用于概述原文的论点。相反，他主要从多纳根的疏忽之处入手，关注柯林武德晚期哲学思考中的政治、语言及伦理价值（White 1965, p.251）。他肯定柯林武德反思史学的行动，强调了柯林武德历史观的首创性与承前启后性（pp.245-246）。通过将之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运动”比对（p.247），怀特认为柯林武德的历史观既表现出对传统哲学认知的批判，又为实现维特根斯坦所追求的作为未来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基础的“生活形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发点（pp.251-252）。事实上，这并不是怀特第一次赞许柯林伍德的思想，文中的许多观点早在他1957的论文《柯林伍德和汤因比：英国历史思想的转型》（White 1957）中就已初现端倪。与此同时，这种批评方式也并不单一，它还出现在怀特关于乔治·凯利（George Armstrong Kelly）著作的书评中；以及怀特与切斯特·德斯特勒（Chester McArthur Destler）的商榷论文中，在那两篇文章中，怀特提出了自己对黑格尔、克罗齐的独到见解（参见White 1970; 1971）。

　　第三类是怀特与福柯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两位大陆哲学家之间的亲缘性。一方面，作为自称的“结构主义者”，怀特对欧洲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而兴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一直抱持极大兴趣。他曾公开表示，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是自己亲近和为之着迷的思想家（参见Doran 2010, p.xvi）。从某种程度上看，怀特可以称为“福柯专家”。早在1969年发表的文章《思想史的任务》（The Task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中，他就对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两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有所涉猎（White 2010b, pp.93-94）。此后，他还执笔了由英国哲学家约翰·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主编的《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一书中介绍福柯的章节。这些行动都可以说明怀特对福柯思想的熟知与亲密。回到虚拟特刊，以福柯的思想史写作为主题的论文《解码福柯——地下笔记》，可以视为表明二人亲缘关系的实例。怀特在文中对待福柯理论的态度是明确的，他直接宣称《词与物》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且富有启发性（White 1973, p.45）。此外，在这篇以福柯理论思想为中心的文章中，怀特在介绍的同时还创新性地提出一些新解读，诸如他将福柯定义为“反历史的历史学家”（p.26）和“末世论结构主义者”（p.52），这些也可以作为两者亲缘性的旁证。

　　另一方面，虽然怀特对待利科的态度并不比对待福柯更正面，但从特刊中有关利科的评论文章中我们依然可以明晰地了解怀特的亲近立场。在评论利科晚年的著作《记忆、历史与遗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时，怀特总体上将之视为一部伟大作品，即使它存在缺陷，也仅仅是因为这部著作不够激进，远不能被当作“救世主”（White 2007, p.249）。这里还需强调二者间存在着的一种特殊亲缘性。在此文的结语部分，怀特基于一些批评利科的声音为他辩护：并不需要将利科所有论文著作中的观点整合为一种“利科主义”式的观念来阐释利科，如果利科的理论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优雅有分寸，只是因为他的兴趣太过广泛，触及太广，思维太过活跃（p.251）。这里怀特所表达的情绪是通感式的。也就是说，这段看似为利科辩护的文字，实则也是怀特自我辩护的独白，也许他希望读者可以理解他早年那些同样“不优雅”的文字背后的真正动机，而不仅仅将他视为狂热的煽动者。正如怀特在接受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的采访时谈到的那样，他有一副加缪式反叛者的面孔——拒绝追求永恒的哲学，而是回应自己时代的挑战，充分意识到未来难测。

　　事实上，与怀特产生亲缘关系的思想家远多于特刊中展示的内容，并且在不同学术时期其思想构成也多有差异。此处仅仅列举与特刊文章关系密切的几类。如果需要，我们完全可以从大量相关论文和采访中发掘更多的亲缘关系，但这或许值得另写一篇论文，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此。这个不全面的小章节，目的仅是帮助读者构建对特刊中怀特形象的初步认识。接下来，笔者将视线移回至具体的文本。

　　特刊中怀特的写作特征

　　怀特的写作有鲜明的个性化追求。一方面，在体例选择上，不同于其他人文学者凭借专著获取晋升与名望，除著名的《元史学》一书外，怀特更偏爱用论说文（essay）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参见Doran 2010, p.xiv）。另一方面，在写作风格上，怀特论说文的运用方式，与论说文发明者蒙田（Montaigne）采用的方式相同。相比于提供信息和挑起争端，怀特的论说文更追求对事物的尝试或试探（参见Vann 1998, p.144）。他的批评者往往不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风格，他们指责这种书写方式不够清晰和规范，使用的语言也过于私人化，令人费解（p.150）。不过，大多数学者对其写作方法还是给予积极评价。理查德·万恩称赞怀特是我们时代首屈一指的学术论文家（p.144），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也曾作出如下评论：论说文是考察历史编纂学中有争议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最佳形式，显而易见，怀特是运用这种形式的大师（Lacapra 1988, p.1007）。

　　如果暂时抛却尚未定论的争议，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怀特有着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特刊中，怀特的书写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史写作与文学批评式写作。

　　思想史写作

　　早年怀特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兴趣（Domanska 1998, p.175）。依据他的说法，这种兴趣可以追溯至1953—1955年，那段时期他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来到罗马撰写博士论文，当时存在主义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兴趣（White and Rogne 2009, pp.63,65）。在那篇以讨论1130年教会分裂为主题的毕业论文中，比起使用传统历史分析方法，他更感兴趣通过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考察来透视历史中交错的现象（Paul 2011, p.18），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怀特思想史写作雏形的初现。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相继发表了（但不限于）以下论著：几篇基于博士论文中内容拓展的教会思想史论文；与同事威尔森·科茨（Willson H. Coates）等人合著了一套关于“自由人文主义”的两卷本思想史丛书等。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将怀特关注思想史的时期定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她称之为“思辨—观念论时期”，这一时期怀特的写作是“隐喻性”的。而随着70年代《元史学》（White 1973）和《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White 1978）两部作品的发表，标志着其走出了思想史的范式，步入一个成熟的“转喻”时期。

　　《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中收录怀特的文章，大多发表于1978年以前。如果按照其思想成熟期的时间下限计算，它们都可以被广义地视为怀特的思想史写作。这些写作按内容可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某种与历史或历史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入手，对思想的形成与演进作历时性的梳理；另一类则是围绕某一位特定理论家的思想开展批评剖析。

　　发表于1966年的《历史的重负》，是前者中的一个典例。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与理论》为了解决订阅用户中历史学家比例较低的问题，尝试推出一系列论辩性文章，以使历史学家注意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其中《历史的重负》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参见Vann 1995, pp.60-61）。不过，历史学家通常只是激愤地注意到怀特对历史学“诋毁”的部分（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说明），而忽视他本人的说法：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就人们对历史的各种态度的又一份概览而已。在这篇没有任何脚注的论文中，怀特表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殊荣的现象，是一系列可以确定的文化力量的结果，而当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情境不再出现时，历史学也就失去了它的自主地位（White 1966, p.113）。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考察了自19世纪以来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对历史学广泛的敌意态度的形成过程与表现形态。一方面，科学通过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当时在各学科之间的霸权地位，导致了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的轻视与敌意不断加深，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家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通常认为历史学要么是一门关联社会科学的三级学科，要么是一门美学价值不稳定的二级艺术，对于构建科学的“共同世界”贡献甚微（pp.113-114）。另一方面，怀特认为，现代文学中最根本的信念就是抹除历史意识（p.115）。在论证该论点时，他展现出的思想史研究特征尤为显著。首先，怀特追溯了各类文艺中的反历史思想源流，将这种敌意态度的来源归诸尼采；其次，他按时间线索举证了自19世纪以来一系列现代作家的反历史文学创作，这些创作塑造了大量作为负面形象出场的历史学家：他们沉溺于历史研究，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负重之苦（pp.115-119）；最后，他采用将思想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相结合的分析方式。例如，他认为，一战的爆发是导致历史学家声誉锐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此事件中历史似乎对现实毫无帮助。历史学家既无法预言战争的爆发，也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经验教训，于是导致多数欧洲知识分子变成了更加极端的反历史决定论者（p.120）；又如，他认为，反历史的态度也构成了纳粹主义与存在主义两种后续思潮的基础，被囊括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与实践之中（pp.121-123）。基于上述论证，笔者认为可以将《历史的重负》看作怀特标志性的思想史作品，这不仅仅因为它关注的历史意识问题，同时还在于它鲜明地采用思想史的历时性研究方法。

　　在晚近写成的《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White 1984）中，怀特也采用了相似的写作模式。为了分析当代学者对叙事概念问题认知中的缺陷，他从20世纪50—80年代的讨论中梳理出五类持有不同叙事理念的学者群体：以沃尔什、丹图等人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家；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化倾向的历史学家；以罗兰·巴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以伽达默尔、利科为代表的阐释学家；以埃尔顿、赫克斯特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家（pp.7-8）。他分别介绍了每个群体的思想源流及各自对叙事问题的看法，同时基于他们思想中的悖论和不足之处给予了相应的评判。

　　《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中其余的怀特论文，大多属于思想史分类中的后一类。在这些文章中，怀特致力于为思想家的理论世界赋予意义。例如，在《解码福柯》中，他将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三部具体著作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考察三部作品中“反思想史的思想史”这一共同主题，详细阐释了福柯不同时期思想中蕴含的相互继承关系、性质特征和行动方式，意图启发历史学家产生新的实践（White 1973, pp.23-54）。相似的思想史模式也出现在评论论文《对历史负疚吗？保罗·利科的长时段》中，在那里，怀特采用整体性视野关注哲学家利科的学术生涯，这使他能够建立起利科《记忆、历史与遗忘》与《时间与叙事》《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由此赋予了“利科三部曲”一个明确的共同主题：过去如何影响现在，过去如何负责任地被现在铭记，以及记忆是否可以证明对美好未来信念的正当性（White 2007, p.233）。而在对德国历史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经典著作《历史知识理论》的书评中，怀特则通过考察当时（20世纪70—80年代）联邦德国学术环境以及德罗伊森复杂的学术主张，梳理出德罗伊森的历史阅读主观现象学理论，指出了这一理论的独到之处，即史学话语的“内容”并不被视为由指称的事实和事件构成，而是由对事实的理解和沉思获得的道德内涵构成（White 1980, p.81）。

　　从上述举证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哪种类型的思想史中，怀特都十分擅长从纷繁的现象中抽象提取共性的意义或价值。正如他能从19世纪的知识王国中发掘出一种敌意历史的意识，从某位思想家杂乱的思想呈现中整理出一条主题线索，甚至面对严肃的英国历史学家群体，他也可以提炼出“自认为‘无学派’的英国史学家实际上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宏大学派”（White 1965, p.244）这样高度形式化的归纳。

　　这就是怀特思考世界的方式：喜欢从连续性的角度看待世界。为此，他主张用部分—整体式的理解关系来取代二元对立式的有限理解关系，在人类意识理论中认知想象对发现真理的重要贡献（Domanska 1998, p.177）。就像他的老师博桑布鲁克教导的那样：历史是一个关于思想、价值观和梦想发生冲突的故事，也是一个定义自己的故事，因此它的内容远不能在有限的对立辩证法中理解（White 2014, pp.ix-x）。

　　文学批评化写作

　　怀特另一个写作特色是其论文兼具文学批评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徘徊在历史学与文学的边界处。正如保罗·罗斯所言，怀特对在传统历史学系教学的兴趣不大（Roth 2019, p.542）。统观其学术生涯，他在70年代曾担任卫斯理安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1978年至退休前长期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任教于意识史系，这是一个跨学科性综合研究部门。退休后的怀特又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系和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工作。从这些工作经历中不难看出，怀特的研究与文学领域关联紧密，赫尔曼·保罗甚至直接将“文学理论家”视为怀特的七种职业姿态之一。因而，怀特的学术书写自然也间接受到了影响，他的论文往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文学批评色彩。不过，笔者认为怀特的作品不等同于文学批评，因为其中涉及复杂的定义问题。应强调的是，在广义上，怀特因个人学术经历影响而导致在写作中时常会运用带有文学批评特征的方法。这种文学批评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怀特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文学作品纳入历史批评的文本之中。他对现代文学颇为熟知，时常在论文中引用它们作为论据或补充说明。以《历史的重负》一文为例，撰写此文的目标，是致力于讨论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对史学产生的敌意，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实际上怀特仅用了一个小节讨论前者，而将剩余的笔墨基本都放置在概述后者对历史学的态度上。在这篇文章里，怀特较为详细介绍的文学作品不少于8部，其中既包括《海达·高布乐》这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包括《恶心》《局外人》等存在主义经典，文中仅提及名字的现代文学家或艺术家更是多达30余位。这种情况很难不让阅读者一时恍惚，怀疑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篇由文学批评家撰写的文学评论。习惯性地提及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情况，在《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另外几篇文章中也较为常见。另需说明的是，虽然该特刊中怀特的文字以讨论现代文学作品为主，但这主要是由于这几篇论文发布年代较早，并不代表怀特的视野仅仅局限于此。在晚年发表的《实践的过去》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品钦（Thomas Pynchon）、德里罗（Don DeLillo）此类后现代文学家也已出现在怀特的视域之中（White 2014, p.7）。

　　第二，怀特借用文学批评理论推动论证。在构建个人的观点时，他擅长借鉴来自不同学术流派的理论体系。人们比较熟知的是，《元史学》中“历史作品构成的三种理论”和“转义理论”并非是怀特的原创，而是参照了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多位学者的理论建构。《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中的文章也呈现了相似的一面。以《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象》一文为例，怀特试图说明的论题是：传统观念下对“历史”（history）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两个概念的区分其实并无意义，实际上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任何一种“历史性的”再现模式，都包含传统理论中称为“历史主义”的大部分因素（White 1975a, p.49）。为达成这一目的，他需要论证历史学真正的本质是诗性的，以证明史学家构想的客观性实际上并不牢靠。为此，他选择了列维-斯特劳斯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支持自己的论点。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借助结构主义文论为历史定性。他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由它们自身所占据的场域构成，场域的一极是微观的个体事物，另一极则是宏观的神话式总体经验。在“历史场域”（historical field）中，可传达的信息量（微观层面）与我们对该场域的理解（宏观层面）之间存在悖论。我们对场域中信息记录得越多，我们能提供的理解就越少；相反，我们宣称的理解越多，解释背后涵盖的信息就越少。史学企图占据场域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但这个地带并非如设想的那样能够被纯然地从客观的过去中提取。相反，它本质上只是被概念策略建构出来的神话（White 1975a, pp.50-51）。因此，历史永远不仅是“是某事”（history of）的历史，更是“为某事”（history for）的历史（pp.50-51）。另一方面，雅各布森则在诗学中为历史定性。他通过文体学（stylistics）观念表达了与列维-斯特劳斯相似的态度。在他看来，诗歌与散文之间是内在一致的，因此散文话语实际上也是诗歌话语。分析每一种散文话语背后的诗歌维度，是必要的（pp.52-53）。正是基于对上述这类抽象理论的运用，怀特的论述才能够在多维度展开，同时构成文学批评的样式。

　　“形式的内容”，是怀特笔下表达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间具有一致性的概念。或许，这同样可以适用于理解怀特自身的写作风格。就是说，怀特写作的方式与他写作的意图是密不可分的。他借用特殊的文体风格、私人化的表达形式写作时，总是在这些形式背后隐喻地传达他所呼吁的内容。读者在阅读上述介绍时也会思考，试图将怀特的形式与他的内容截然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历史与理论》这些虚拟特刊的文章中，怀特在呼吁什么？其“形式的内容”中的内容部分究竟是如何表达的？下面，笔者将从怀特对传统历史学科的批评、其史学诗学思想以及对“实践的过去”的希冀这三个方面作出具体说明。

　　怀特的理论构建

　　走出历史学

　　对怀特而言，问题从来不是如何走进历史学，而是如何走出历史学，这是其史学理论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点。这里，怀特所指的历史学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以实证主义为原则的学科化历史学。它将研究过去作为“其目的本身”。事实上，早在1965年，怀特就在对约翰·希格姆（John Higham）、伦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和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发表的《历史》（History）一书的书评中发表了这样的论断：“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问题不是应该如何研究历史，而是是否应该研究历史”（参见Domanska 1998, p.180）。可见，在那时，怀特就已敏锐察觉到历史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功能出现了危机，并流露出超越传统的思想倾向。《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中怀特的几篇文章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他考察了历史学自身矛盾的定位、错误的认知以及窘迫的遭遇，并以这些内容为前提对历史学的解放提出了个人的诉求。

　　首先，怀特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地位的定义都处在一种悖论之中。他们既要求得到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特权，又拒绝服从当前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批判标准（White 1966, p.112）。历史学家自诩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调解人，他们熟练地运用“费边战术”（Fabian tactics）回应质疑，即当社会科学批评历史学家的方法不够科学化时，他们就强调历史学艺术性的一面；而当文学艺术家谴责他们的写作缺乏现代文学方法时，他们又转而宣称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半科学”（p.111）。这种“不倒翁”式的立场，使历史学沉迷于“古代概念”的窠臼之中，无法意识到现代艺术与现代科学已然分化的当代趋势，而继续使用19世纪末的科学和19世纪中叶的艺术概念，传达一种试图将分析与表达综合在一起的过时追求（p.127）。同时，历史学科呈现出明确的反理论倾向。一般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只需要被“训练”掌握几门基本的经验性技能就已足够（p.124），因此他们通常拒斥使用或借鉴特殊的理论方法，并满足于对个别事实的获取。就像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G. N. Clark）表述的那样：我们的工作目标有限，我们试图找到关于这个或那个的真相，而不是关于一般事物的真相（参见White 1965, p.244）。

　　自身定位的模糊，也导致了传统历史学在一些概念认知上存在偏差。例如，传统史学对历史与历史主义二者的区分，在怀特看来就并不成立。这是由于，历史学家建构的历史话语并非是对事实有选择地“还原”，相反，它实际上是由事实（显示在意义层）和比喻性故事结构（深层意义层）两个层次组合成的对事实的“曲解”（White 1975a, pp.59-60）。因此，历史学家与历史主义者之间并无二致，他们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实践着历史主义而已，怀特将他们称为“比喻的历史主义者”（p.53）。又如，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叙事话题的讨论也存有一些观念谬误。一方面，在叙事性质的定义问题上，19世纪专业的历史研究通常将叙事仅仅视为一种话语的形式（White 1984, p.2）。怀特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对“历史”概念本身认知的“含混”所导致的。这种“含混”试图通过特定的话语将人类的过去拆解为“历史性的”和“非历史性的”两个部分。然而，这种模糊的建构背后反映出的实质，是对区分和确定“客体的过去”与“客体的话语”两者差异性的无力，因为在怀特看来，叙事话语模式中那些使“历史性”文化成为可能的话语，必然也可以作用于“非历史”文化（pp.30-32）。因此他认为，叙事不仅是一种话语模式，还是这种模式的产物（p.32），或者说“形式”作为“内容”。另一方面，在对叙事理论的态度上，历史学家大部分像传统历史学者那样置身事外，秉持折衷主义理念，将理论视为历史实践研究的障碍（p.8）。少部分则像早期年鉴学派学者那样过于积极和无理地介入这场讨论，对叙事性的历史进行严厉的批判（pp.8-10）。

　　在怀特的论述中，历史学本身种种保守的立场和理念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而它们也自然成了同时代学者质疑与攻击的目标。尼采就认为，历史必须被“严肃地痛恨”，它助长了人们的窥视癖，使我们自卑地感受到自己是世界的后来者，从而导致我们丧失能为荒诞的世界带来意义的英雄主义冲动（White 1966, p.116）。现代文学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种近乎复仇的方式继承了尼采对19世纪学院派历史的敌意（p.116）。同时，20世纪初欧洲社会的现实也从侧面加剧了历史学面对的非议。在很多学者看来，历史研究似乎是一种对现实几乎毫无意义的活动，它不仅将过时的过去作为一种负担强加给现在，同时还为这些过去赋予了看似可信的权威性（p.123）。为此，怀特殷切期望历史学家承认这些批评声音的正当性，增强自身研究回应当下现实问题的能力。

　　上述种种，皆可视为怀特呼吁走出历史学的动因。对他而言，走出历史学并非将历史学抛弃一旁，更非破坏或摧毁历史学，而是以拯救的姿态对历史学进行积极的重塑。他认为，只有肩负起自身的道德责任，通过让人们感受到变化的必然性和现时的动态性，历史学才能重获新生（p.133）。但是，这一要求并非仅仅通过简单的口号就能做到。故而，下文笔者将就怀特为实现自身期望而提出的部分指导性理论作出说明。

　　历史诗学的要求

　　关于历史的诗学特征，怀特在著名的《元史学》一书中有细致入微的探讨。在那里，他试图确立历史作品不可避免的诗学本质（White 1975b, p.xi）。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形式主义特征鲜明的著作中，怀特虽然剖析了史学中诗性预设的结构，但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讨论历史学家如何能在实践中自主地运用与效仿。因此，笔者将基于对怀特观点的提炼，简要地说明其针对历史学家的诗性写作如何可能提出的三点要求。

　　首先，怀特要求历史学家转变审视文学艺术的方式和态度。在他看来，历史学家脑海中的艺术形态只有19世纪小说这样一种过时的范式（White 1966, p.126）。由于客观性观念的约束，历史学家很难在叙事中摆脱编年史的叙述框架，这种叙述要求历史记录必须是“讲故事”（p.127）。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没有为现代艺术留下位置，最终只会导致历史学艺术性的持续衰退。因此，怀特希望历史学家不再将叙事作为一种以对应原始事实为目的行动，而是应该像艺术家一样，用隐喻的方法构筑历史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p.131）。

　　其次，怀特为历史的诗性书写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技术手段。反历史（anti-history）的历史书写是其中一种方式。怀特以诺曼·布朗的著作《生与死的对抗》（Brown 1970）为例，在这部著作中，布朗采用了现实的态度而非历史的态度，他以使用当下材料的精神来使用史料，并且从不假定历史具有有效性，也不以这种有效性展开历史书写（White 1966, p.129）。而福柯的几部反思想史的思想史作品也符合怀特的要求，因为这些作品颂扬创造性中的无序化（disordering）、解构（destructuration）与非命名化（unnaming）的精神（White 1973, p.26）。它们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可参考的典范。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则是怀特提及的另一种方法。该概念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初创并运用于诗歌批评当中。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将事物转变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艺术的手法就是将事物“陌生化”的手法，它将事物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本质上，艺术是对事物制作的一种体验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中并不重要。深受雅各布森影响的怀特显然继承了这种形式主义观念，但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个人化的阐发。他认为，诗歌应同时兼具“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和“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两重任务，但实证历史学家只关注后者而忽视前者。而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Jacques Lacan）等几位处在末世论一端的思想家则恰好相反，他们通过“陌生化”的方式构建一种“诗学”概念，将一切意义还原为“文本”本身并对其“转录”（transcription），使散文最终变为诗歌（White 1973, pp.50-54）。历史学家可以实现这种“陌生化”吗？虽然他们当下对此兴趣甚微，但怀特已然从历史学关注怪诞的主题倾向中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就像怀特所希冀的那样，陌生化使语言成为音乐，其结构比任何通过逻辑分析提取的命题内容更重要（p.52）。

　　最后，怀特鼓励我们从伟大历史著作中发掘其蕴含的诗性并将之视为榜样。在《元史学》中，他对8位伟大学者的分析秉持了这一原则。对他而言，一部历史作品具有“文学性”或“艺术性”，并不会影响其地位。从任何一本历史著作截取任何一个段落，我们都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分析其背后蕴含的比喻修辞。这说明，即使在只是表述事实的散文话语中，语言使用本身也投射出潜在的诗性意义（White 1975a, p.58）。因此，一部经典的历史作品之所以在其记述的内容已不再具有事实性时依旧被视为经典，正是依靠其话语中蕴含的艺术和文学成分。正如怀特借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所表述的那样：当一个诗人年迈，他在哲学中消亡；当一部伟大的历史学或历史哲学作品过时，它于艺术中重生（pp.63-67）。

　　真实性的乌托邦

　　历史学家通常不会接受怀特激进的宣示：历史叙事是语言的虚构，其在形式上与文学相同（White 1978, p.82）。他们将这种理论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历史学的入侵，认为它危险地破坏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参见Marwick 1995, pp.5-35）。事实上，怀特从未否认“过去”（the past）曾确然发生，他也绝非以虚构之名为修正主义史观摇旗呐喊。在回应伊格尔斯时他不无抱怨地谈到：他总是被误会为不清楚现代历史学是处理“事实”的学科而非“虚构”的学科，历史写作是一项“学术”而非“文学”。然而，怀特所真正批判的恰是这种自兰克时代以来形成的陈旧的“事实—虚构二分法”（fact-fiction dichotomy）构想。这种构想将“虚构”视为历史叙事中的错误策略或装饰性元素，将其排斥于史学之外，并基于事实基础使“历史”（history）与“过去”（the past）同质化，从而满足历史学家对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幻想（White 2000）。怀特并不认同史学意识内部的两极失衡，为此他强调，具体的历史调查并非为了确定事件是否发生，而是为了探究事件对群体、社会或文化的当前任务和未来前景的意义（White 2010c, p.230）。历史通过讲述内含有情节结构的故事解释作为其假定主题的一系列事件。对任何真实事件叙述的合理性，都不受科学标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约束，而是取决于故事的构造是否充分合理（pp.229-231）。也就是说，对怀特而言，在历史书写语境中虚构，与真实性并不再构成对立；历史学既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它结合了科学的字面真实与文学小说的比喻真实。不过，历史学家很难理解怀特这种文本多元主义的主张，因此，他们责难的角度还是长期集中在诸如“激进相对主义会造成的危险性或大屠杀的真实性是否会被破坏”此类较为实际的问题。长期以来，怀特一直积极地回应历史学家的质疑，同时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他开始逐步将视域转向更具现实观照的伦理话题。换言之，他开始尝试通过实践性的理论话语阐释自身广受误解的历史学性质主张。借用多曼斯卡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至其去世，是怀特的“伦理与比喻”时期，他走出了反讽阶段，开始重新反思西方文化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价值。

　　《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中的一些文字，可以部分地反映这种倾向。在关于《记忆、历史与遗忘》的书评中，怀特对利科在“后论”中提出的一种有关“宽恕”的历史意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理论认为，历史意识中既需要一种记忆理论，也需要一种用以区分原谅合法性的遗忘理论（White 2007, p.238）。历史中的每个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历史学家在证据收集上多么自信，道德评判上多么公正，他都要使自己的著作保持开放的可补充状态（p.239）。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并不能为历史“定罪”。怀特肯定地认为，利科的主张并非一种相对主义，而是一种对“忘却遗忘”（forgotten forgetting）的诉求。以纳粹大屠杀为例，如果大屠杀通过与其他罪孽相对比的方式，被定性为“它就是/就如同某种罪恶一样是有罪的”，那么其自身另一部分罪行就被自动抹除（pp.240-241）。换句话说，对其定罪亦即为其脱罪。因此，利科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保持记忆的鲜活性，大屠杀作为“我们”历史中的事件，需要在西方公众中呈现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我们不仅仅要记住大屠杀，并有义务“承诺其不再复发”（pp.240-241）。

　　显然，怀特与利科对历史意义的探求产生了共鸣。不过，他对此保有个人的见解。借用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提出的“历史的过去”（the historical past）和“实践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这组概念，怀特重新定义了对过去的认知方式。所谓“历史的过去”，就是指由专业历史学家构建的过去，它没有被人生活或经历过，对于理解和解释现在毫无价值；而“实践的过去”则不同，它是个体和群体在生活中被压抑的记忆、梦想和欲望的混合，是可以被利用的、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并提供生活策略的过去（White 2007, p.249; 另见White 2014, p.9）。专业历史学家以“客观性”为原则划定值得研究的过去的范围，将“实践的过去”的内容排除在外。然而怀特认为，这恰恰曲解了历史真实与历史虚构的联系，因为历史写作的实质应是虚构性“文学写作”，它是一种基于假设的编造或构建，而所谓“客观性”则会在这个构建过程中遭到不可避免的违背。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的过去”仅仅是过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过去的全部。我们还需要的是一种对“实践的过去”的历史书写，它服从于文学并采用诗性的方式对待过去（pp.xi-xv）。

　　这就是怀特为历史的真实性构筑的乌托邦。在那里，虚构不再与真实对立，而是为历史获取真实提供帮助。在怀特的设想下，认识到历史的虚构，就反向地构成了历史真实本身，而历史也在相对化的参照中解放了自我，实现了绝对的真实。这并非怀特的初次尝试，只是他对早年思想的一次螺旋式发展。在1969年对凯利著作的评论中，怀特就展露出对乌托邦的希冀。在那篇评论中，他支持构建一种“合法的乌托邦梦想”。他借用萨特的观点表示，如果匮乏的状况不再是“自然条件”，而是处在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关系当中，那么乌托邦的梦想也许比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更现实（White 1970, p.361）。确实，历史学面对的问题不正是如此吗？历史学家错误地将一种自我宣称（客观性）当作自然的本质，从而使自身陷入分裂的中间地带之中。因此，就像罗兰·巴特宣称“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那样，怀特同样认为文学应成为历史学语言的乌托邦。对他而言，这是一个追逐自由的“梦”，它从其残酷的启示中引导我们更智慧地回归现实。

　　小 结

　　事实上，怀特发表在《历史与理论》杂志的文章仅有10篇，其许多代表作以及颇具争议性、论战性的文字往往发表在当时新兴的刊物上，如《克莱奥》（Clio）、《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究》（Critical Inquiry）等（参见Vann 1995, p.61）。究其背后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这些刊物鼓励学科交叉，同时对严谨性的要求相对较低，风格上也追求轻松明快，因此更与怀特的研究兴趣和写作习惯相契合。在这一客观前提下，围绕《历史与理论》特刊对怀特思想的介绍实则只包含了怀特思想的部分内容，其后期思想中比较重要的两个观念（“形式的内容”以及“比喻实在论”）发表在其他书刊。但在该虚拟特刊中的怀特论文同样不可轻视。一方面，它们各具典型地代表了怀特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有助于读者初步构建起对其理论的整体认识；另一方面，虽然在不同时期怀特文章的主题与风格各异，但思考的基点与理论的核心却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即使在该特刊有限的文章中，我们依旧可以发掘到怀特思想的真正关切。

　　　怀特的接受情况

　　专题讨论背后的怀特接受史

　　在本节中，笔者将着重介绍《历史与理论》杂志针对怀特的两次专题讨论事件：1980年第4期“《元史学》：六项批评”（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专刊和1998年第2期“海登·怀特：《元史学》二十五周年之后”（Hayden White: Twenty-Five Years On）专栏。通过概述这两次专题讨论中不同学者对怀特思想的评价，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西方学界对怀特理论的接受曾发生过的显著变动。下文笔者将对这种变化加以详述。

　　前奏：早期《历史与理论》中关于叙事问题的讨论

　　事实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并非不关心历史叙事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亚瑟·丹图（Arthur Danto）、莫顿·怀特（Morton White）、加利（W.B. Gallie）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史学理论家就已经陆续开始发现叙事是历史写作的特有形式，并且就这一问题在《历史与理论》杂志相继发表了许多原创性论文（参见Vann 1995, p.43）。但彼时的情况是，《历史与理论》中的大部分文章仍在讨论诸如历史解释、因果关系和覆盖律此类实质上已经被挖掘枯竭的主题，导致该杂志主编后来不得不发布了一则暂缓此类讨论的声明。不过，虽然丹图等人后来将兴趣从叙事问题转移到别处，但关于历史叙事问题的讨论依旧被成功保留并延续了下来（p.48）。

　　早期叙事主义者的论点在主流学界中往往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在1967年，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 1967）在《历史与理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作为叙事的历史的说明》的文章，认为莫顿·怀特、丹图、加利等假设历史写作本质上是构建故事和叙述的论点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将历史学描述为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式；另一方面，历史在本质上是探究的而不是叙事的，因此，过于强调叙事性将导致对历史学家事业中最为重要特征的忽视。1969年，针对曼德尔鲍姆的观点，《历史与理论》组织理查德·埃利、罗尔夫·格鲁纳和威廉·德雷（Ely, Gruner and Dray 1969）三位学者开展讨论，并将三人的观点合成一篇题为《曼德尔鲍姆关于历史的叙事：一场讨论》的文章。从文章中展露的态度看，三位学者基本上都站在叙事主义的对立面。埃利认同曼德尔鲍姆对叙事主义的批评，称赞他提供的思路对重新思考历史学性质具有借鉴意义。但与曼德尔鲍姆的不同之处在于，埃利认为叙事主义者的立场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对叙事进行考察认识历史学；另一种则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对叙事的考察认识历史学，曼德尔鲍姆只论证了后者的虚假性。实际上，只有丹图和莫顿·怀特两人属于后一种，而加利则应属于前一种。格鲁纳认为，需要纠正把历史视为叙事的倾向（Ely, Gruner and Dray 1969, p.283）。虽然从起源上看“历史”（history）和“故事”（story）中两个概念密不可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都是叙事性的，还有一种被格鲁纳称为“静态描述性”或“非叙事性”的作品（pp.284,286）。因此，“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on）仅仅是“历史描述”（historical description）中的一类，远不能以此说明“叙事性”（narrativeness）是历史学的本质特征（pp.284,287）；德雷则基本同意上述对叙事主义假设命题的批评，但他指出，这些批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叙事问题作出一定的让步（p.288）。同时他指出，虽然曼德尔鲍姆详尽分析了历史学的任务不应该是什么，但他并未就历史学具体任务是什么给出答案，这会导致新的争议（p.291）。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继承并超越了丹图等人关于叙事主义的论题，并在讨论中相对走得更远一些（参见Vann 1995, p.50）。弗雷德里克·奥拉夫森（Olafson 1970）的论文《叙事历史与行动概念》代表这种倾向。在文中，奥拉夫森区分了两类人群，一类以威廉·德雷和加利为代表，他们对历史叙事的讨论通常与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型相结合；另一类是以丹图和莫顿·怀特为代表，他们采用一般性的历史理论对历史叙事问题进行分析。然而奥拉夫森认为，由于他们并未认识到“行动概念”（action-concepts）在历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导致他们不能将叙事与规则性理论（regularity theory）有效地联系在一起（Olafson 1970, pp.288-289）。实质上，应当将历史解释问题视为一个解释行动的问题，因此，行动的前提不是为了表达普遍有效的法则，而是表达某些人实现特定目标的愿望。丹图和莫顿·怀特都以哲学演绎逻辑为基本前提，他们将解释行动还原为标准的解释模型。但这些假设必然会产生问题，只有把握历史叙事中焦点事件的行为特征，才能真正地抵制被规则性理论的同化（p.289）。

　　虽然上述几篇文章与怀特并不直接相关，但它们被收入到《历史与理论》讨论怀特的这一期虚拟特刊中，其意图是明确的，即帮助读者初步勾勒出《元史学》诞生前历史哲学领域的思想动态，并以此说明怀特的叙事理论并非脱离历史环境的凭空构建，相反，学界已然为其出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不过也需注意到，虽然都蕴含对叙事问题的关注，这些早期的讨论与怀特本人的理论相比，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当怀特1973年携其巨著《元史学》登场时，历史哲学内部的范式才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巨变。

　　初遇：“《元史学》：六项批评”

　　路易斯·明克曾在《元史学》仅出版一周后便断言：“所有的主流历史学家都必须围绕着这本书重思自己的史学思想”（Mink 1987, p.22）。但实际情况却是，这本书在出版的头几年并未获得应有的关注。据理查德·万恩统计，此书在1974年全年仅被引用一次，即使到1978年，引用次数也仅有可怜的18次（Vann 1998, p.146）。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到改观，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元史学》被引用量上升至每年近100次（p.146）。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也许与《历史与理论》1980年推出“《元史学》：六项批评”专刊直接相关。虽然当时该杂志的一些编委并不看好怀特的理论（参见Vann 1995, p.69），但基于卫斯理安大学人文中心与该杂志在1979年合作举办的“《元史学》谈论会”中的发言内容，该杂志最终还是选择推出这期专刊，这也是西方学术刊物中首次针对怀特理论的专题讨论。这期专刊共有六篇文章，笔者依据这些文章中针对《元史学》的态度，将它们分为三类：激进的反对派、温和批评派和支持派。下文分别介绍他们各自的观点。

　　激进的反对派从根本上批驳《元史学》提出的主张，他们认定怀特的理论在预设上无法成立，同时对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帮助。哲学家曼德尔鲍姆和修辞学家南希·施特吕弗（Nancy S. Struever）两人的论文属于这一类。

　　通过阅读上一节的内容，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曼德尔鲍姆对叙事主义由来已久的敌意。这位相对主义30多年的宿敌曾在《元史学》发表前建议霍普金斯出版社不要出版这部著作（参见Vann 1995, p.69），这份敌意也自然保留到其对《元史学》的批评文章之中。在文中，曼德尔鲍姆从《元史学》的预设入手，批驳了其理论构建的“荒谬之处”。首先，他驳斥了怀特所谓“正统的历史学”（history proper）也必定是“历史哲学”（philosophies of history）的预设。他认为，怀特并没有注意到两者在研究对象、预设构建及目的追求上均存在根本差别，有时可以认为部分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有“历史哲学”要素，但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历史学家在初始研究时面对的并非如怀特所言的内在无联系的未处理历史记录，而是一种早期讲述，它以原始资料的姿态独立于处理它们的方法之外（Mandelbaum 1980, pp.39-44）。其次，曼德尔鲍姆反驳了怀特关于历史诗性转义的预设，认为历史作品的真正意图应是发现、描绘和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叙事本身不能代表过去的结构和过程，因为那些结构已然存在于历史学家需要处理的要素之中（p.45）。同时，转义理论自身呈现出僵化的“非历史”特征，导致它无法考虑到时代、民族、群众和历史变迁等影响因素，缺乏有效性（pp.46-49）。最后，曼德尔鲍姆批判了怀特理论中蕴含的相对主义预设，认为将历史叙述视为一种语言结构混淆了不同类型历史叙述间的实际关系。同时，虽然怀特运用了语言学方法，但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而这些弊端都将导致其理论最终走向相对主义，不利于历史共识的形成（p.49）。文章的最后，曼德尔鲍姆强调自己将讨论局限在“元史学”上而选择性地忽视“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这一副标题，是由于怀特给19世纪思想范围设定得太过有限，并且他的具体论证也无法使人信服（p.54）。

　　南希·施特吕弗从修辞学角度论证了怀特诗性理论的错误。她认为，怀特的诗性修辞学在动机上是一种帝国主义霸权批评，扭曲地混淆了认识论与社会学论题，将修辞学简化为一种对“风格”思考和一种转义（tropes）方案。同时她发现，转义分析的内部是双重失调且截然反历史的，它只关注文本，导致历史叙事被“唯名化”地视为文学形式和文类惯例（generic convention）。然而实际上，历史学家应从文学研究的历史而非文学中获取养料。因此，从本质上看，怀特的计划来源于新康德主义，是一种诗意的认识论（Struever 1980, pp.66-68）。

　　施特吕弗以亚里士多德和昆体良主张的古典主题（topoi）修辞学为基点，提出了与转义修辞针锋相对的论题（topics）修辞。她将历史视为一门学科，它是一门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传统”学科，“论证”是其显著特征。通过假设修辞学、历史学和法学这三门传统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施特吕弗构建了一门“主题修辞学”（a topos of rhetorical discipline）。其中，主题（topoi/loci）既为论证提供了可理解的路径和话题的可展开之地（lines/places）,同时也培养“惯例研究”的“论证”能力，促使惯用语（commonplaces）的生成。而主题学内在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呼吁一种“普遍的人性”（common humanity），它使主题修辞对历史学具有特殊的道德价值。具体而言，它为历史学提供一系列运用关系的复杂、开放式的方法，使历史学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和空洞的形式化修辞，让历史学家能够正确认识到，在历史论证中，“线性”（linearity）与“政治性”（politicality）两个限定条件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甚至通过提升论证的质量来避免危险的政治行动，等等（Struever 1980, pp.68-79）。

　　第二类是温和的批评派。他们的态度在本质上与前一类学者并无不同，同样拒绝接受怀特革命性的叙事主义主张。不过，此类学者多采用商榷的口吻，虽然总体上，他们各自从不同视角批评怀特的构建，但偶尔也会“辩证地”指出怀特思想中的某些可取之处。菲利普·庞珀（Philip Pomper）、尤金·戈洛布（Eugene O. Golob）和约翰·尼尔森（John S. Nelson）三人的论文属于这一类。

　　庞珀将《元史学》中关于历史写作的四类形式主义构建视为“类型学”，它们反映了怀特试图将19世纪复杂的文化产物组织为连贯周期系统的努力。但庞珀认为，如果没有隐含的合成因素和动态因素的帮助，仅凭类型学既不能确定其内部的风格联系，也不能解释其连续性的继承关系（Pomper 1980, p.30）。一方面，怀特的类型学缺乏隐含的心理学条件。依据怀特的说法，四组类型学中的要素都以“结构的同质性”为前提，通过“可选择的亲和关系”的方式实现相互组合。但实际上，“可选择的亲和关系”本身是心理运作模式下的产物，蕴含着基本的心理学关系，但怀特未作出相应的阐明（pp.31-32）。同时，怀特在每一位大师身上都发现了一种非连贯性“辩证的张力”，但它与“可选择的亲和关系”间的关系是对立的（pp.32-33）。类型学牺牲了因果解释模式，使自身成为一种与追求精神相悖的狭隘语言决定论（p.33）。另一方面，庞珀认为，正是怀特为反讽（Irony）注入一种动态原则，才使风格间实现周期连续性成为可能。这种反讽是“元转义学”的，它采用“否定”策略打破转义的“游戏规则”。对怀特而言，反讽并非标志着终结，只是代表实证主义史学周期的结束，并为步入新的隐喻阶段做准备（pp.34-36）。因此，在庞珀看来，《元史学》的周期理论并不是进步论或循环论，而是一种左翼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将工业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阵痛当作它自身的临终之痛，并使反讽在其中扮演着消极的角色（p.36）。如果怀特可以放弃固定化的总体性构建，而只是在亚文化中分析重复出现的文学策略，也许会使他的论述更有说服力（p.38）。

　　作为一位深受柯林武德影响的哲学家，戈洛布主要关注《元史学》中潜在的虚无主义症候。他认为，《元史学》建立在一个不健全的理论结构之上，代表了我们处在思想史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下，反理性主义、尼采式的存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着元史学概念的形成。因而，在戈洛布看来，元史学是混杂、矛盾的，既是尼采式的，又是实证主义的，对自我而言是知识解放的反历史请求，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对结构语言学的臣服（Golob 1980, p.64）。戈洛布发现，怀特在面对实证主义的要求时采用一种“未证明”（not proven）的态度，既不同意理想主义对历史自主权的宣示，又隐含着采用实证主义预设来断定历史获取自主权的失败（Golob 1980, p.56）。但与柯林武德等人的思想相比，《元史学》内在缺少了对真理的追求，它的结论指向是虚无主义的。《元史学》试图说明，我们自身也正处在一种恶性的阐释循环之中，由于叙事的缘故，历史并不能讲述关于过去的真相。戈洛布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为此，他借用柯林武德的观点强调，真实性本身与情节化构建无关，它与虚构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是否有证据的约束（pp.60-61）。同时，历史必然具备实现真理的能力，即使对怀特而言，他书写《元史学》也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提出的理论是真的（p.61）。为此，戈洛布提醒我们注意怀特理论的破坏性与危险性。柯林武德的提议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可行的历史知识，然而怀特却陷入尼采撕裂式反讽的陷阱当中，对历史自由的追求实则是释放了不受限的历史相对主义，使历史成为无足轻重的审美产物，并摧毁一切真理标准和个人责任，最终摧毁自由本身（pp.62-65）。

　　尼尔森是此类学者中态度最友善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评论怀特。早在1975年，他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元史学》的书评。在那篇书评中，尼尔森展现出不同于早期评论者的综合性。首先，他没有孤立地看待《元史学》，而是注意到从《历史的重负》到《元史学》，怀特思考的主题呈现出内在连续性的继承关系。其次，他认为怀特试图超越反讽性的历史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努力，只是他论述的方式过于形式主义化，对反讽含义的具体解释也很含混。最后，尼尔森认为，诗性转义与具体内容间的关联似乎过于“两极化”，缺少“辩证性”。为此，他建议将反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那里它可以为美学、伦理学和真理间的辩证性互动提供舞台（Nelson 1975, pp.74-90）。尽管尼尔森对怀特的结论持有保留意见，但读者依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他对怀特构建的欣赏。他曾表示自己会向学生推荐《元史学》这部作品（p.91）。如果了解尼尔森的立场，那么读者就不会对其下述观点感到诧异。在专刊论文中，尼尔森主要反驳了施特吕弗提出的修辞理论。他认为，施特吕弗既没有提出划分“主题学”（topology）与“转义学”（tropology）两种修辞形式的理由，也没有对它们的关系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 “主题学”这一术语在概念上也含混不清。而且，尼尔森指出，这一修辞理论在实践中并未与怀特的理论产生直接冲突，相反，两者内在实质相同。它们都无法有效回应现实的政治问题，也都无法明确描述历史的动态特征。尼尔森还发现，施特吕弗误读了怀特的理论，转义其实并非语言性的，它更接近黑格尔的意识运动（movements of consciousness），是静态和动态的结合。此外，虽然两人都将历史视为“论证”（argument），但在具体的应用中，怀特将之展示为修辞形式，而施特吕弗则试图将其还原为纯粹理性的形式。不过，除了为怀特辩护外，尼尔森也表示，由于《元史学》自身的反讽性导致转义没有发展到应有的水准，未免令人遗憾（Nelson 1980, pp.80-88）。因而，尼尔森为转义学的发展提供了七个建议性的反思方向，包括：探究修辞学；转义；可选择的亲和关系；社会科学；历史哲学；反讽；以及政治。他希望，可以以此推进修辞学、历史与社会科学间的协同发展（pp.89-101）。

　　作为怀特的学生，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是那一期专刊中怀特的唯一坚定支持者，同时也可能是最早从人文主义视角解读怀特的学者。在文章的开篇，凯尔纳借用《奥德赛》中缪斯女神形容奥德修斯的词汇——Polytropos（全面的人）来赞美怀特。《元史学》也同样展现出“全面性”，它构建了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将未来所有可能的批评与阐释都预先设定在内容之中（Kellner 1980, pp.1-2）。凯尔纳的分析从历史传统和当下话语政治两条坐标轴出发。首先，他认为，《元史学》吸纳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方面，是怀特自己作品中存在的两个始终如一的主题：“一种传统如何可能”与“人的选择”。另一方面，是怀特对16世纪以来瓦拉、维柯和尼采等“语言学者—改革者”的修辞主张和人文批判传统的接受。在此过程中，怀特自身也成了“作为道德改革者的语言学者”（pp.3-8,28）。与此同时，怀特《元史学》的策略是自我拯救式的，他拒绝接受英美分析哲学的话语体系，并强调解释本身具有虚幻性。他从转义出发，还原了瓦拉所希冀的新秩序的基石，那是一种可以用来认知文化的纯粹形式语言。基于这种语言形式，事件与逻辑成为一种负担，而写作和修辞成了一种自由。凯尔纳强调，怀特的理论有一个“神圣的”起点，“转义”就像“迪士尼灰姑娘”的行动，是在内心许下的愿望。因此，不能通过其他后现代理论填补对《元史学》的认识，那样会使其“异教化”，而不再具有“神性”。可以看出，在凯尔纳的笔下，怀特被成功塑造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元史学》则成为重申“何为人类自由”的工具。显然，凯尔纳的解读在当时的学界是罕见且叛逆的。然而，随着研究者对早期怀特思想的深入发掘，凯尔纳的论断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此外，由于凯尔纳认为任何对怀特理论的批评文字都可以通过怀特自身的理论得到解释，所以他自己阐释怀特的文章也必定符合转义，为此他将自己的立场定义为“隐喻反讽者”（Kellner 1980, p.29）。

　　通过上述介绍，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这期专刊呈现的总体态度是否定式，正如主题中的用词一样，是一场“批评”。其次，迫于时代原因，除凯尔纳的观点外，这期专刊中的大部分观点在当代史学理论研究中似乎稍显过时，甚至许多评论话语与史学理论本身关联不大，只是评论者间接地对自身研究领域的阐发（如施特吕弗和庞珀）。最后，部分文章得出的结论也是有失公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学者仅从孤立的视角看待《元史学》，未能与怀特及其同时代作品相互结合。同时，即使是对《元史学》的阅读，关注的范围也过于有限。大部分学者只感兴趣这部书的“导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对正文具体内容置之不理，从而导致对怀特的认知过于形式化与符号化。笔者同意罗伯特·多兰的看法：理解怀特，需要细致入微的阅读。也许，这一要求在怀特孤立无援的那个时代属于奢望，但随着其理论影响力的提升，更多直接受益于怀特的史学理论家登上舞台，开始积极重塑怀特的形象，这正是下文所要介绍的内容。

　　重塑：“海登·怀特《元史学》25年以后”

　　1997年1月4日，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在纽约召开，期间举行了表彰海登·怀特贡献的研讨会，理查德·万恩、艾娃·多曼斯卡、南希·帕特纳（Nancy Partner）等四人在会上宣读了各自关于怀特的最新研究论文，怀特本人也出席了此次讨论。同年2月，在卫斯理安大学人文中心召开的研讨会上，南希·帕特纳宣读了一篇论文，后以《美国历史协会中的海登·怀特（以及内容、形式和所有人）》为题发表在《历史与理论》1997年年底的“生产过去：在学院内外制造历史”（Producing the Past: Making Histor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cademy）专刊之中。在此篇论文中，帕特纳尝试性地对美国历史协会会议当日的进程进行情节化的叙事，但她的主要意图并非为了还原当时情景，而是通过自我的叙事实践来对叙事行动进行“元叙事”分析。她认为，情节与梦的构造相同，都基于相同的材料与相近的符号化进程制作。这导致它们作为“被制成物”拥有着相同的感受获取能力。构建情节化的行动，似乎正好发生在无意识对现实的要求与对意义的控制力和约束性的交汇处——它既经常出现不可预知的失控，也蕴含着原创性、穿透性和精神纪律性（Partner 1997, p.109）。帕特纳的这篇论文，可以视为对怀特理论的实践尝试。

　　虽然帕特纳的叙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从论文中可以侧面了解到一个事实，即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的几篇论文与《历史与理论》1998年第2期“《元史学》25周年以后”专栏中的四篇论文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专栏中最终的成文就是以1997年的会议论文为底本修改而成的（Partner 1998, p.162）。与1980年的专刊相比，这四篇论文无论从选题、态度、论证方式以及结论上都发生的实质性的转变。如果说1980年的评论学者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相较于史学理论这个学科而言“不够专业”，那么参与1998年这场讨论的四人均是当代史学理论领域中代表性的学者，他们从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积极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这在其对待怀特的态度、研究怀特的视角与方法、对怀特思想的定位中都有体现。

　　首先，专栏中的几位学者倾向肯定怀特理论构建的积极价值，并为遭受质疑的怀特辩护。其中，安克斯密特的论文表现最为突出，他彻底颠倒了对怀特的批评话语。通过梳理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他发现，最令历史学家感到恼火的并不是就连历史哲学家也反对历史进行实践，而是他们居然使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实践方法（Ankersmit 1998, p.184）。特别是，以怀特为代表的历史理论步入“语言学转向”后，历史学家的敌意猛烈地增加了，他们谴责怀特的观点是对历史写作危险而不负责的滑稽描述（p.185）。然而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学家针对怀特的各类批评实则没有道理。例如，像亚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那样将怀特理论归结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想法，不过是空洞而愚蠢的长篇大论罢了（p.185）。不过，这些批评背后隐藏的一种倾向，即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及历史学家遭遇、描述和解释历史实在的方式，才是这些支持怀特的学者最担忧的（p.186）。安克斯密特别出心裁地指出，相比于历史学家，怀特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怀特承认获取历史实在的可能，并提醒我们要避免天真的实证主义对历史实在开放性的侵蚀。同时，在实在本身与思想建构之间，我们需要的是对历史实在的直接体验，而不是一个被规训的知识结构（pp.187-189）。因此，安克斯密特强调，真正损害历史学科和历史实在的人并不是怀特，而是那些批评怀特的历史学家。怀特真正使历史学成为我们的向导，指引我们获得思想的自由（p.192）。

　　其次，几位研究者的视域都超越了《元史学》的文本本身，开始呈现多元化、创新性的思考倾向。一方面，四篇论文选取的解读怀特视角各有不同：理查德·万恩的论文主要关注怀特理论在现实中的接受情况，通过历史考察不同学术群体对待怀特的态度，侧面分析了怀特思想的性质及其内部变动情况。帕特纳关注怀特在论文集《形式的内容》中提出的形式理论，并借此分析怀特理论的价值。多曼斯卡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元史学》方式，将其视为一个发现怀特真正思想的源头，以及超越当下后现代主义反讽的武器。之后，安克斯密特关注怀特构建历史实在的努力，特别强调怀特对文学中“中性语态”（middle voice）理论和“内心独白”（monologue intérieur）写作的青睐，怀特正是借助它们发现了重塑“现代主义事件”的可能。总之，他们发掘了怀特思想中独特的一面，并且之前历史学家很少关注这些特征。另一方面，他们论述的方法也各具特色。在此，以帕特纳的论文为例。在论文中，她使用了与前一篇论文相似“元叙事”分析方法，将怀特的文章中所举的一个关于《圣加尔年鉴》（Annals of St. Gall）的史学事例情节化地构建为一篇关于历史书写的“乏味笑话”。其中，《圣加尔年鉴》是笑话的主角。这篇没有任何叙事，只是由时间和陈述组成序列式年表，是笑话的内容。怀特认为，这种中世纪历史书写比现代叙事历史更具现实主义的结论，正是这篇笑话的笑点（Partner 1998, pp.164-165）。通过这篇笑话，帕特纳试图解释怀特揭示的一个事实：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历史总是不可抗拒地被一致性、联系性和意义吸引，并无可奈何地向叙事滑动（p.167）。除了论证技巧的创新外，研究手段的创新在这几篇专栏文章里也有体现。例如，万恩的论文就采用定量分析方式。在这篇工具性较强的论文中，万恩基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数据库的数据，就1973—1993年间外文期刊引用怀特著作的具体情况展开论述，通过描述数据所展示的现象，分析怀特研究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参见Vann 1998, p.145）。

　　最后，由于几位学者的论述各有侧重，导致他们在评估怀特的学术价值及学术地位时也形成不同看法。正如万恩所言，由于怀特自身理论的变动性，我们所接受的是“哪一个怀特”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Vann 1998, p.145）。但总体而言，几位学者都给予怀特很高的评价。他们甚至特别肯定了怀特理论对历史学应对后现代危机的帮助。例如，帕特纳将怀特与保罗·利科对比，认为二者都是形式主义理论家，他们的思想都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念，呈现一种心灵与世界间的对峙性（Partner 1998, p.169）。同时，帕特纳还指出，怀特“语言学转向”思想背后的谱系应该追溯至“新批评”（New Criticism）派，而非罗兰·巴特或德里达这类后结构主义者。怀特实际上是通过“文本意图”（textual intention）取代“作者意图”（authorial intention）在历史学的中心地位，为史学领域带来一场 “新批判”革命。她呼吁史学界接受怀特的形式理论和叙事理论，将之作为一种可以有效防御后现代主义冲击的武器。为此，历史学家需要放弃历史是对现实的先验反映的旧观念，将历史视为一种文化产物和文学形式，通过语言和文本意图获得稳定、可理解的真理宣示，以此抵御相对主义的入侵（pp.170-172）。

　　与之相比，多曼斯卡则发掘了怀特试图超越反讽的哲学立场。她认为，怀特思考的实质问题是：如何建构世界，以及如何为混乱的现实创造意义（Domanska 1998, p.174）。这也是当下急需从后现代中走出来的我们面对的问题。为此，怀特采用连续的角度观察世界，借鉴维柯的诗性理论将世界划分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个意识阶段，怀特本人的《元史学》就处在反讽阶段。当这个“循环”结束时，我们可以返回一个更高级的意识与存在和谐统一的“隐喻”阶段。同时，怀特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认为人类发现了想象的力量，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过去并构建自我的当下（pp.177-181）。那么，怀特的构想是否真正超越了反讽？多曼斯卡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至少在这篇文章中她的态度有些晦暗不清。她明确地提出为“后现代主义尸检”（p.173），但怀特思想中无疑也拥有后现代的特征。同时，多曼斯卡还隐约支持诗性历史写作的转向和人类自我认知的知识体系构建。也许，这就像多曼斯卡在自述中表露的那种矛盾情绪一样：

　　我热爱《蒙塔尤》，因为我有点儿喜欢比特丽思·德·普拉尼索，那是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人，从来没有忘怀过他心爱的人皮埃尔·克雷格，一个异端……

　　小 结

　　除《历史与理论》中的两次专题讨论外，还有两场以《元史学》为主题的讨论值得注意。2013年，《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杂志于《元史学》出版4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期特刊（主题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40年以后》”），桑迪·科恩（Sande Cohen）、彼得·伯克（Peter Burke）、罗伯特·多兰（Robert Doran）等8位知名学者针对怀特的理论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在这场讨论中，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甚至超过了理论本身，深入思考了理论能否具体对史学实践产生影响。而在随后的2014年，意大利刊物《史学史》（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也推出了“《元史学》出版40年后”主题专刊，收录了大量来自英语世界之外的怀特研究者的声音（Pihainen and Fogu 2014）。

　　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分析历史哲学的衰落，叙事主义已逐步从原先史学理论研究的敌人改变为这一领域的潮流，吸引着大批与怀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介入史学理论场域，而且这个群体如今仍在持续扩张。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怀特的形象开始不再以“扁平化”“漫画化”的方式示人。同时，随着怀特影响力的扩大和对其理解程度的提升，怀特思想中越来越多积极的价值也逐步为学者们发掘出来。在玛尔妮·休斯-沃灵顿的著作中，怀特甚至被提名为人类历史50位重要历史思想家中之一（Hughes-Warrington 2008, pp.388-394）。

　　不过，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却是，无论怀特的形象在理论研究中如何发生动态转变，似乎也只能对职业历史学家群体的认知产生微薄的影响。正如罗斯注意到的那样：谁注意到了怀特？谁又真正把他放在心中？显然，历史学家似乎并不是他的观众（Roth 2019, p.541）。历史学家确实不是怀特的关注对象，相反，他们从始至终将怀特视为自己的敌人，并与之展开论战。

　　历史学家与关于海登·怀特的争论

　　怀特在接受采访时曾直言：《元史学》不讨历史学家喜欢。如果简单回顾关于怀特的学术批评史，便会发现这显然不是谦辞。我们可以很容易列出一份长长的历史学家名单：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马维克（Arthur Marwick）、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夏蒂埃（Roger Chartier）、彼得·伯克（Peter Burke）、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伊恩·亨特（Ian Hunt）等。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探究领域，学术理念上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反对怀特的（部分）理论，并曾与怀特展开过公开的学术争论。

　　事实上，怀特本人喜欢学术争论，也擅于学术争论。例如，他著名的《当代历史哲学的政治》一文起初就是一篇有意挑起论战的会议演讲辞（参见Doran 2010, p.360）。《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收入的怀特早年短论文《克罗齐与贝克尔：关于影响证据的一份说明》，也是其积极进行学术论证的实例。在这篇文章中，怀特反驳了历史学家切斯特·德斯特勒（Chester Destler）提出的观点：贝克尔对克罗齐的思想犯有“意识形态剽窃罪”（参见Destler 1970, pp.335-336, 342）。怀特通过考据指出，德斯特勒错误地使用了部分与贝克尔有关的资料，同时在对克罗齐思想的理解也存在误读，因此这是一次考虑不周的尝试（参见White 1971, pp.223-267）。有趣的是，德斯特勒回应了怀特的批评，他并不认为怀特实质性地反驳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承认自己对贝克尔言论的一处引用错误（p.227）。

　　上述争论与怀特本人的理论无关，只是侧面反映了怀特思想具有的论战属性。因而，当怀特真正面对历史学家对其理论的责难时，他也往往能够积极回应。《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收录了怀特众多交锋中的一场，它由该杂志2005年第3期“论坛”栏目以“历史的公共角色”为主题的三篇文章组成。此次怀特的对手，是来自悉尼大学殖民史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德克·摩西。

　　摩西是率先发难的一方。在其论文《海登·怀特，创伤性民族主义与历史的公共角色》中，他通过梳理怀特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怀特应对种族争端事件时的观点后发现，“乌托邦主义”一直是怀特各个时期思想关注的核心（Moses 2005, p.319），怀特还试图培养他的读者，形成一种乌托邦式的主体性（p.323）。具体而言，怀特接受了诺斯普洛·弗莱关于批评的二元划分标准，它包括仅与过去相关的“历史性的批评”和仅与未来相关的“伦理性的批评”两部分，并且怀特本人选择接受后者（pp.319-320）。由是，怀特反对在乌托邦式思辨历史哲学和现实的历史研究之间设置错误的界限，转而希望历史学家从无意义中构建意义，用“我们如何建构未来”的追问来代替“我们从哪里来”或“为什么会发生”（pp.325-328）。因此，当处理具体民族冲突问题时，怀特支持民族对过去神话的合法使用，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打破真实性的“围城”，直面并驱散历史的恐惧（p.314）。在摩西看来，这种理论实则是在创伤的驱动下以“美好未来”的名义否定过去，其性质是后殖民的和反资产阶级的（pp.312-313）。与此同时，摩西认为怀特关于“历史的公共角色”问题的讨论值得关注，但摩西不同意怀特政治化地否认历史学的公共作用，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历史被极端民族主义利用。借助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中的论点，摩西反驳怀特“救赎叙事”的主张，强调历史性并非如怀特认识的那样与伦理性相对，相反“历史性的就是伦理性的”。历史学家作为清醒的主体，应该构建一种“弥合叙事”（bridging narrative），这种叙事能够将史学从相互对立竞争的民族叙事中解救出来。它要求我们承认其他民族的历史，理解其他民族的感受，批判地审视自身国家民族的起源，在澄清与再现令人不安的事实中实现善的普遍价值化（pp.328-332）。

　　面对摩西的批评，怀特通过《历史性研究的公共相关性：对德克·摩西的答复》一文作了回应。文章中，他首次借用 “实践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这组划分准则，揭示当代职业历史学研究背后的矛盾性：历史学家一方面自恃“实践的”历史的仲裁者，另一方面却无法摆脱自身的实践属性。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专业历史学家的工作失去兴趣，转而对“实践的”史学兴致盎然。基于如此图景，怀特认为，“职业历史学家”不具有“监管”任何事件的权威，甚至不能对历史的任何内容作出“道德上负责任”的判断（White 2005, pp.334-335）。而面对历史学家质疑其理论存在“道德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在区分历史与神话方面遭遇失败；使自身暴露在可疑的政治（法西斯主义）当中；无法维护大屠杀事实的完整性”等诸多弊病，怀特逐一给予回复。首先，怀特认为，文化相对主义虽然可能导致多元政治立场的冲突，但其最终目的是促使相互容忍和理解，而非仇外心理和法西斯主义。其次，他视自己不区分历史与神话的行动为一种荣誉，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现代历史概念只是压抑（而非消除）神话的思维与表达模式。再次，怀特承认，大屠杀是毋容置疑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但大屠杀的意义和重要性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采用多元的方式探讨大屠杀，并非为了证明其“事实性”，那恰是修正派（revisionists）玩的游戏，而是借助想象力和诗意的洞察力理解其意义（pp.336-338）。最后，怀特同意摩西“历史性的就是伦理性的”看法，但强调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怀特希望历史可以回归到它与艺术、诗歌、修辞和伦理反思之间密切关联的前职业化时代，以富有伦理色彩的文学表达方式为前提，追求一种更强烈的艺术和诗意叙事，从而促使我们在由伦理塑造的历史空间中，作出关于重大存在问题的个人选择（pp.335-336, 338）。

　　摩西对怀特的回复并不满意。他又在《历史性研究的公共相关性：对海登·怀特的反驳》一文中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怀特提出的“富有伦理色彩的文学表达传统”的主张并不能取得预想的成效，因为它将伦理与道德截然分开，从而使放纵的族群自恋主义获得许可。摩西强调，道德问题本身在评判种族隔绝和大屠杀问题时是不容忽视的，为此，他将自己先前的命题补充为“历史性的既是伦理的也是道德性的”。以韦伯“价值中立”原则和“终极价值”立场为前提，摩西坚信，人文科学中隐含的交流理性的确能为历史的道德使用提供规范。它激发历史学的主体间性制度化，在那里，对过去的使用将受到公正规范以及诚信的约束，历史也可以在互动性理解中消除对抗的暴力（Moses 2005, pp.339-347）。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尽管神魔并存，但对于那些致力于科学方法的人来说，知识是可能的（p.344）。

　　怀特此后没有再对摩西的反驳作出直接的回复。虽然这是一次没有达成共识的争论，但某种程度上，它促使怀特晚年对历史性质问题进行了又一次反思。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他在2014年出版了最后一部论文集《实践的过去》。在书中，他重新定义了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并再次强调历史学家对历史“真实”（true）的追问只是修辞的一种形式，我们真正要做的是选择怎样描述历史（参见White 2014, pp.27-29）。为此，他继续提倡采用“文学写作”的方式打破历史写作与“虚构”间的界限，以便把握一种实践的过去（pp.xi-xv）。这也许是怀特理论旅途中的最后一次“论证”，而其对历史的真正诉求也得到了最直观的展现。从本质上看，怀特和历史学家都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过去”（the real past），只是关键的分歧在于：历史学专家仅满足于自身专业的研究方法，怀特则认为这远远不够。

　　《历史与理论》虚拟特刊中对怀特的其他定位

　　在专题讨论之外，《历史与理论》这期虚拟特刊中还收录了另外一些学者评论怀特的论文。

　　大屠杀史研究专家伍尔夫·康斯坦纳和荷兰史学理论家克里斯·洛伦茨各自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展现出的观点都相对保守折衷。康斯坦纳将怀特与罗兰·巴特进行对比，认为怀特的理论既不是简单的相对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他始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虽然怀特的理论富有启发性，但其被应用于纳粹大屠杀问题的讨论时会引发令人不安的修正主义后果（Kansteiner 1993, pp.273-295）。洛伦茨则从新实证主义的视角审视了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将二者统称为“隐喻的叙事主义”。他认为，此类“隐喻转向”并非仅仅是对实证主义的前沿攻击，而且同时也是对大写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小写的实证主义（覆盖律）的颠倒（Lorenz 1998, pp.309-311）。洛伦茨反对这种倾向，强调“诉求真实”是历史学的显著标志，隐喻叙事主义在将视线聚焦至语言学层面时疏忽了“历史”一词本身的语言学词源。由于拉丁语“历史”（historia）的本意并不是指称“故事”而是指称“调查”（inquiry），因此无论如何历史叙事中的“真实性”都比故事叙述的形式都更值得我们关注（pp.324-329）。值得注意的是，洛伦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同样是1998年，但他却呈现出了与安克斯密特等人迥异的认知倾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史学理论界新旧交织的思想面貌。

　　进入20世纪后，与怀特相关的研究领域呈现日益多样化的态势。特别是近十年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解读方式。马丁·杰伊（Martin Jay）和阿德里安·威尔逊（Adrian Wilson）是其中的代表。杰伊创新性地将怀特的反讽理论与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文本意图理论相结合。他发现，两人的主张具有内在互补性。通过思考斯金纳对意图性进行价值重构的方式，也许可能构建一种更温和适度的反讽形式，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可以有意义地区分现象与现实的差异，将我们从悖论性和不稳固的后现代主义反讽形式中拯救出来（Jay 2013, pp.32-46）。杰伊将自己文章的草稿分别寄送给了怀特和斯金纳，两人都慷慨给予了回复。怀特在回复中认为，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行动并非意图的实现，而是由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动机构成的结果。因此，寻找激发某种活动的欲望与寻找它的意图完全不同。意图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意义指标，但认为意图和意义以逻辑或因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是具有欺骗性的（pp.46-47）。斯金纳在回复中赞扬了杰伊将自己与怀特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同时解释了自己与怀特在方法论、学术偶像以及修辞问题上的分歧与差异。他认为，反讽基本上是一种与所言之意有关的隐藏代码，因此只要结合语境，还是可以解读出其本来面目的（pp.47-48）。

　　威尔逊另辟蹊径，试图用怀特的理论来检验其自身。他将《元史学》中提出的一般性结构理论（历史作品构成的三种理论和转义理论）还原至这部描述19世纪“历史性意识”的“历史作品”中，借助“自反性测试”（reflexive test）的方法考察它们是否在怀特个人的历史书写中成立。威尔逊的结论是，最终只有“情节化”（emplotment）一种模式通过了自反性测试。基于上述事实，威尔逊认为，一方面，怀特构建的理论体系在外部和内部均存在缺陷。在外部，它过于诉求外部资源，导致缺乏历史学自身特有的时间性，从而在应用于现实问题时失灵；在内部，理论概念间内在蕴含的矛盾性也使其难以通过自反性测试。但另一方面，怀特对传统历史学写作的批评展现出深刻的洞见，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知识的相关问题进行重思（Wilson 2014, pp.1-23）。

　　然而，通过某些特定的学术研究，我们真的可以明确地获得关于怀特思想的定位吗？我们可以通过阐释怀特的理论，简单地将这位不安分的思想家规训至某个特定的谱系之中吗？保罗·罗斯对此表示质疑。在题为《拒绝规训与受到惩罚》的评论文章中，罗斯关注到罗伯特·多兰试图为怀特贴上“历史哲学家”的标签，并将之安置在清晰的哲学谱系之中。然而罗斯认为，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多兰并没有考虑到怀特本人对这一标签的拒绝，也忽视了怀特产生的影响与被接受的情况（Roth 2018, pp.121-136）。罗斯指出，怀特长期被“流放”在具体学科体系之外，他因企图为弱势论点争辩而受到惩罚，而他的学术成果也未能适应典型的学术分类。换言之，他遭到了“学科的放逐”（Roth 2019, pp.542-545）。因此，在罗斯看来，怀特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武断地定位怀特，而是正视其研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威胁性因素，并对此秉持开放和警戒的态度。只有真正发现怀特对学界的影响以及学界抵制怀特思想背后的动因，才能够实现认识的一致与协调（Roth 2019, p.545; 2018, p.136）。

　　结语：“实践的过去”中的行动者

　　2019年，荷兰史学理论家赫尔曼·保罗提出一个问题：海登·怀特在2018年3月的去世是否标志着历史哲学一个时代的结束（Paul 2019, p.4）？有些学者似乎相信历史哲学正在进入一个 “后阶段”——如果不是“后叙事主义”阶段，那么至少也是“后海登·怀特”阶段（p.4）。事实果真如此吗？保罗有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在历史哲学这个并非学科而只是松散的学术网络中，怀特的作品和遗产始终会占据主要的位置，成为其他历史哲学研究者重要的参照点（pp.19-20）。从已呈现的实际情况看，保罗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首先，2018年8月，第三届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ory of History）研讨会在瑞典索德特恩大学召开，会上多曼斯卡和拉·格雷卡组织了主题为“全球化的海登·怀特”的分会议，来自各地的学者共同分享了怀特在全球的接受情况。同年，由新里斯本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院（NOVA FCSH）创办的网络在线刊物《历史实践》（Práticas da História）为纪念怀特推出了主题为“海登·怀特的历史”特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刊物《世界历史评论》也在2020年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组“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意识”专论。可见，活跃的研究动态为怀特带来了良好“名誉”。在当下，他被主流理解为一位受到误解、用意良好的存在主义者。尽管其著作存在争议，但他从未真正想否认过去的存在和历史研究的价值（参见La Greca 2019, p.535）。

　　但如怀特尚然在世，会欣然接受这幅欣欣向荣的图景吗？也许，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回复阿伦·蒙斯洛（Alun Munslow）的邀请时曾谈到学者们对他的研究：

　　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阅读的不是“我的”书，而是一种被称为“怀特《元史学》”的事物，那是他们自己想法的产物。

　　（引自Munslow, 2013, p.1）

　　在这里，怀特运用了他批评专业历史研究的口吻批评了对他本人的专业研究，他不希望自己成为研究者笔下的“历史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当下对怀特思想的研究与专业的历史研究方法似乎并无不同，它们都将已发生之物视为研究对象，并想象地构建某种“真实的”解释。因此，当史学理论家沉溺于构建怀特“真实的”肖像时，当他们追求重塑怀特被误读的理论时，当他们把怀特视为过去的典范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间背负了“历史的重负”。

　　“历史的重负”是怀特终其一生都警觉抵制的敌人，他自然不希望自己亲手将之引来。对怀特而言，历史行动永远要比历史写作更重要，发现未来乌托邦要比沉溺在过去更美好。笔者认为，怀特会接受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的说法：

　　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

　　因此，怀特会希望我们怎样去认识作为“历史”的他呢？或许他期盼我们采用一种更诗意的方法，将其视为“实践的过去”中的一部分，有想象力地“发现”他。就像米什莱（Jules Michelet）为他的历史写作“发现”了维柯，怀特为他的思想史写作“发现”维柯与米什莱，我们则需为自己的生活，为我们自己试图构建更美好意义的理想去行动地“发现”怀特。如果我们企图用专业性的研究方法获得一个学术中“真实性的怀特”，那无异于宣布怀特真正的“死亡”。相反，“发现”怀特就是接受怀特的影响，接受他用相对主义看待世界的方式去相对主义地看待他本身。因此，尽管我们已拥有了针对怀特的多元认知，但我们尚谈不上“发现”怀特，更远远做不到为怀特的历史而行动。正如罗斯所强调的：怀特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始（Roth 2019, p.541）。

　　所以，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后怀特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怀特？笔者同意罗斯的看法：我们要抵制将怀特“正常化”的倾向。怀特始终是一位行动中的相对主义者，他生前持续提出并思考悖论性的问题，并拒绝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他死后仍借助“实践的过去”宣言接地赋予自身恒久的行动力及影响力，希冀改变我们认知过去的方式，推进“乌托邦”的到来。曾有一种戏谑的说法，形容怀特理论的破坏性：无论怀特之前的历史哲学是怎样的，怀特的历史哲学就如同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Roth 2018, p.125）。这是一句合理的“反讽”，但如果我们从行动中的视角看待这句话呢？它也许会超越“反讽”的含义，转而回归到积极的隐喻当中。在那里，看似“暴君”的言行将转变为一道“赦免令”，它传达着怀特对史学理论研究如此殷切的声音：大胆地行动，自由地行动，为行动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