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琼，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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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杂志是英国最具权威的史学刊物之一，1952年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道布（M. H．Dobb)、希尔顿（R．H．Hilton）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等人创办，由过去与现在学会（Past and Present Society）组织编辑。刊物为季刊，在有重要专题策划时偶尔发行增刊。2019年，《过去与现在》组织“全球史和微观史”（Global History and Microhistory）专刊，作为当年的增刊（第242卷，增刊第14号）发表。专刊中的文章是一系列研讨会的成果。2016年，华威大学全球历史与文化中心和弗里茨-蒂森基金会资助了一次关于此主题的研讨会，在威尼斯召开。2018年和2019年，在华威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和牛津大学又举行了三次关于这个主题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中产生的主要成果收入此专刊，包括导言和12篇研究性文章。论文从不同角度说明和展示全球史和微观史研究如何互相补益，增进人类对历史的了解，尤其关注微观史研究方法对全球史研究的启发。

　　概念与历史

　　一般认为，全球史的概念是在美国最先提出的，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此后，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得到了发展，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全球史的期刊、课程、讲座和研究中心数量不断增长。有论者将全球史40余年发展中的主要突破和进展总结为：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即在认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综合考虑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上述评价针对全球史的主要理论诉求和政治视野，指出了其作为史学领域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的主要创新之处。但是，全球史研究领域的观念和方法十分多样化，内在理论取向和具体研究实践多有不同，具体而论，可讨论之处颇多。

　　尤其是从21世纪初开始，全球史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2006年，《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创刊，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展望全球史研究的未来，希望“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可协商的元叙事，使之成为世界性的视角，满足我们全球化的需要”（O’Brien 2016, p.3）。这一愿景展示了全球史研究的一种乐观主义视野。夏多明（Sachsenmaier 2007）很快发表文章回应，提出普世历史如何才成为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全球史的研究确实与全球化观念关系密切，但是，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谁有权和有能力书写全球史？使用怎样的材料和研究方法？全球史与国别史的联系是怎样的？更为根本的是，什么是“全球”？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史研究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目前，全球史还缺乏得到广泛认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Conrad 2018, p.5）将全球史研究分为如下三个阵营：“作为万物历史的全球史；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integration）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并认为第三类全球史路径对于追求关联性（connectivity）的研究来说最具前景。康拉德用一整部著作详述了不同类型的全球史研究的由来、方法和政治取向，认为全球史不是终极的历史，也不是高于其他历史研究的元历史，而只适合用于研究特定的问题。

　　不论对全球史的理解具体如何，由于其中带有的跨国性、关联性等含义，全球史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宏大叙事的特征。与此相对，微观史则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路径。微观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兴起于意大利，代表人物是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这些历史学家提出“微观史”（microstoria）概念，用来界定“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Levi 2001，p.99）。针对以往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的倾向，转而从微观的个人、组织、时间、时段和地点等出发，研究历史的细节，从中展示个体尤其是弱势的个体在面对各种具体抉择时的考虑和行动，以此折射历史的细微和非确定之处。在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同时，微观史同样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尽管大多数微观史研究并非直接与全球史研究进行对话，或者是对后者的反驳，但微观史的发展确实提示了许多全球史发展引出的问题。

　　全球史与微观史的联系

　　牛津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约翰-保罗·贾布里勒为《过去与现在》专刊撰写了题为《像一个微观历史学家一样看世界》（Ghobrial 2019a）的导言。在讨论全球史的发展历史及其理论困境之后，贾布里勒简要介绍了微观史学的发展历史和不同定义，意大利、法国微观史学的两种不同传统，以及微观史学家对于全球史研究的思考和评论。以专刊中的文章为例，导言说明了如何将微观史学与全球史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微观史的理论和方法如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全球史的困境，使全球史向一种“更严格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全球历史形式”发展。

　　专刊中两篇旨在厘清全球史和微观史概念、方法和旨归的文章，则从不同立场阐述二者的关系。在《玩转尺度：全球与微观，宏观与纳米》一文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扬·德弗里斯（de Vries 2019）提出，全球史和微观史可以联合起来，加强总体历史研究。他认为，微观史的主要方法论是减少分析的重点，从一个人或团体，一个地方或地区，以及一个短暂的时间段来观察事件和关系，以求重建历史发展的脉络，研究个体在规范性现实之下的行为，对社会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形成启示。不过，他认为，推动微观史学发展的一个更强大力量，是人文研究中的文化或语言转向，或称“新文化史”。这一方向的微观史研究致力于在历史研究中推进后现代主义思想，用历史中小人物、小对象的个人化遭遇和选择来对抗宏大叙事。文化转向虽然也被认为是叙事的复兴，但同时也是对宏大叙事的拒绝。但是，与这两种理论立场明晰的方向不同，微观历史研究的主流更专注于对档案材料的爬梳和富有同情心的叙事，关注历史中的弱势群体，以期赋予当代弱势群体以权力。

　　但德弗里斯同时提出，微观历史研究仍然需要具有更多的理论意识，因为虽然历史缝隙中的特殊案例有其研究意义，但单个案例与全球历史之间的具体关系却必须注意，它们对于大群体趋势的解释力是不同的。也即，微观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叠加为全球历史，它需要努力回应全球史的理论追求。德弗里斯认为，不同于通常的理解，全球史的抱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相反，其中蕴含着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反全球化的目标，其未来走向尚不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史与微观史的关系不是将不同规模尺度和使用不同方法的研究总合到一起。也就是说，微观史的目的不是最终被全球史收编。它们是不同的研究，在方法上有联系。

　　针对德弗里斯对微观史研究提出的缺乏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批评，微观史开创者之一、威尼斯大学荣休教授乔万尼·列维（Levi 2019）在《“脆弱的前沿”？》一文中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微观史致力于“创建生产程序，这些程序可以利用某个特定的一般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下，在各种条件下，测试多种可能的结果；然后这些程序可以提出新的问题……”（Levi 2019, p.45）。如果说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提出了一般性的问题，那么其答案却不应该是同一的。微观史对于具备统一性的问题提供了不同条件下的具体答案，这更值得参考。

　　列维认为，全球史和微观史两种研究思路同样是对打破两极世界平衡的回应，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因此互相间的关联非常密切。他总结说，全球史研究出现了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研究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现象，强调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一般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但否认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批评了第一种倾向。他指出，全球史和微观史关注的空间联系不同，时间性也不同。出于政治立场等原因，全球史关注的时间往往是同一的、线性的，因而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特征，而微观史所关注的时间是非线性的，过去与现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全球史研究往往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微观史研究则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并且，全球史研究更重视经济因素，低估民族国家的作用，这样做蕴含着将全球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危险。

　　列维所说的全球史的第二种方法着眼于连接不同文化和实践的网络，他认为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年鉴派的“总体史”概念。这种方法以全球史为线索，以人们与远方交往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属于“关联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的范畴，则类似于微观史。不论怎样，历史学应当依据基本的历史文本、档案、图像等，产生关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论述。

　　全球与地方的关系

　　作为具体研究实例，《过去与现在》“全球史和微观史”专刊中其他作者的文章提供了全球史与微观史方法结合的实验成果。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5—18世纪这一近现代早期，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出现之初。一些研究文章回应了列维的倡议，在对地方特殊性的微观史研究中来重新评估一般历史问题。

　　华威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辛·伯格（Berg 2019）《海獭与铁：在努特卡湾发生的全球价值与交换的微观史，1774—1792年》一文研究了海獭和铁的交易，但其研究眼光并没有随着货币和货物的流动而转换，而是只集中选取努特卡湾（Nootka Sound）港口作为研究地点，研究货物的价值在这里是如何确定的，具体交换行为是怎样发生的。

　　努特卡湾是摩玛赫特人的季节性居住地，并且是一个重要贸易节点。作为海獭皮贸易中心，它连接了英国、印度、中国以及俄国、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由于在1774—1792年的时候贸易的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每种物品的具体价格、可以交换其他物品的数量成了衡量其等价性的标志。在不同贸易习惯和商业文化的交汇点上，努特卡湾不仅见证了交易的发生和趋势的变化，也见证了不同文化间误解的产生、谈判策略的制定以及一致意见的最终达成。利用欧洲商人和探险家在此期间用海獭皮交换铁和铜的记录，尤其是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1786年的详细记录，这篇文章从本地化的调查入手，讲述了一段全球视野的历史。这一项集中于具备重要连接性的地点的研究，加深了读者对于18世纪世界广泛的全球商品流动的理解。

　　同样作为微观史研究的范例，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菲利普·德维沃（de Vivo 2019）的《长距离信息的微观史：早期现代新闻中的空间、运动和动因》一文，研究了一场小战役的新闻是如何从当地传播到遥远地区的。1617年，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在南亚得里亚海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二者在后来的官方报道中均宣称获胜的是己方。战役虽小，但被赋予了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互相矛盾的报道借助官方力量的推动，通过口口相传、印刷物传播等途径，在地中海地区广泛传播，不仅在威尼斯、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消息，而且远传到克罗地亚、英国和土耳其。德维沃的研究考察相对小的消息是如何在地区性传播中获得传播的动力、行动者和路径并且成为一个超越地区性事件的。他指出，这种微观的研究能增进人们对全球性接触（global contacts）的理解。

　　从世界的广泛连接性这一假设出发，华威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里埃洛（Riello 2019）《一本书中的世界：16世纪欧洲服装书全球性的创造》对欧洲独有的“服装书”（costume book）进行了研究。这一流行于16世纪法国、意大利、德国的书籍类型，由对不同国家人们的衣着打扮的绘画构成。里埃洛认为，这种书籍的出版具有“再现整个世界的野心”，几乎与当代历史学家的目的相同。它们“要求我们反思诸如‘近处’和‘远方’之类的概念……并思考‘微观和宏观’以及‘全球和地方’是如何相互作用的”（Riello 2019, p.284）。他认为，服装书是展现16世纪欧洲人如何理解全球性这个概念的一个装置，其中对文化差异的描绘以及对时间、空间概念的建构尤其值得关注。这一研究属于微观史的范畴，但对全球史研究构成了重要的参考：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服装、习俗及不同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进行展示的过程中，服装书所表达的是一个缺乏关联性的世界，它对于全球性的想象是非常割裂的。

　　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佐尔坦·比德尔曼（Biedermann 2019）《对于全球性的三种定位：早期跨大陆外交研究的微观史学挑战》一文，则以葡萄牙、伊比利亚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等不同地区的全球概念形成为例，描述想象全球与本地关系的三种不同方式。第一种是将“全球”视为可以根据多个相距遥远但可以互相比较的“本地”，通过外交关系联系而形成的更高“空间”。第二种是在本地权力斗争中，对于远距离外交中蕴含的象征性和物质收益的寻求而产生对“全球”概念的追寻。第三种则是不同地区对全球性的想象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同，都与本地的现实紧密相关。文章论证说，在具体案例中，三种理解方式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对于第三种，即全球想象的本地性，则必须时刻牢记。

　　微观个例的一般解释力

　　德弗里斯提出的单个案例研究的历史解释力问题，无疑是每个微观史研究者都会面对的。虽然并不是每项此类研究都将它作为目的和出发点，但那些确实更为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会着意利用具体案例对此作出回答。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RI-Sciences Po）教授罗曼·伯特兰（Bertrand 2019）《魔鬼所在之处：对作为多重道德世界的帝国的微观史解读（马尼拉-墨西哥，1755—1580）》一文，展示了带有全球史视野的微观史研究如何扰乱关于一个同一“帝国”的叙事。这篇论文从思考“帝国政治”（imperial polities）概念的有效性出发，对16世纪马尼拉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记录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尼拉被视为一个帝国城市，文章以审判记录中记载和折射出的不同的人、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为例，论证即便在一个小社会空间中，也存在道德世界的强烈冲突以及生活经验的迥然不同，因而统摄社会生活的唯一“帝国政治”这一宏大叙事，其理论有效性值得深入考察。

　　巴黎第一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纪尧姆·卡拉法特（Calafat 2019）在《诉讼海洋中的管辖权多元化（1590—1630）：北非与意大利之间的疑难案件、多地点审判和法律执行》中讨论了一起17世纪民事经济案件在不同地点得到多次审判的过程，因为涉及不同的国籍、宗教、文化和法律制度，这些审判结果大为不同。案件处理者个人感情因素的加入，更使案件复杂化，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疑难案件。卡拉法特对此案的研究和讨论借鉴了微观史的方法，从“多地点”的特征出发，考察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情感、人际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最终论证了不同法律、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协商互动的过程。

　　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莎拉·伊斯特比-史密斯（Easterby-Smith 2019）《难以驯服的种子：物质文化与全球科学史》一文，从科学史角度讨论全球与在地的关系。以18世纪法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植物种子的人为传播为例，这篇文章突破了既有的“殖民地植物学”（colonial botany）或“生物勘探”（bioprospecting）等强调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权力关系的研究框架，指出全球科学史应当关注当地环境的细节，更不应忽视物质流动中涉及的具体个人。在文章列举的案例中，植物种子的流动（实际上也是知识的流动）受到采集者、传递者等的个人判断和偏好的影响，他们的贡献在一个全球知识网络的形成中不可小觑。文章突破了在殖民地历史研究中常见的对殖民政府和个人行为之间张力的并置，提出至少在科学史研究中，应当注意全球科学发展史中各个社会层面的个人行为，并进行详细分析。

　　理论反思

　　上述研究中含有一种将全球历史等同于规模较大的历史，而将地方历史视为微观历史的倾向。波恩大学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德维托（de Vito 2019）在《无规模的历史：微观空间的视角》一文中，对这种这种宏观/微观、全球/地方的二分法乃至“长时段”与“短时段”的二分法提出质疑。德维托认为，所谓历史的“规模”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历史并非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展开。文章提出以“微观空间视角”（micro-spatial perspective）作为结合全球史研究和微观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分析的类别、空间单元和时间单位应当是流动而非固定的，研究者应针对不同的项目，从材料中涉及的社会实践、研究者自身的假设和使用的方法，以及既有研究中的知识三者出发，决定每项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德维托对于“全球史与微观史”专刊的一些其他文章进行了方法论上的评述，认为好的“空间史”研究在对地区和文化之间联系的重视上与全球史相通，同时又强调空间性在历史建构中的重要性，比如马克辛·伯格、莎拉·伊斯特比-史密斯和乔治·里埃洛的研究，作者认为可以视为优秀的微观空间研究例子。

　　《过去与现在》这一期专刊导言的作者约翰-保罗·贾布里勒（Ghobrial 2019b）研究了一个更有特殊性的案例：“流动”的人。在题为《移动的故事以及它们告诉我们什么：微观史与全球史之间的近现代早期流动性》中，贾布里勒考察了一次沉船事件的当事人面对的流动性和认同考验。这次事故发生于17世纪末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遭遇沉船的希腊萨摩斯岛主教被迫留在当地，其身份和经历引起了当地人的质疑，作为外乡人的当地身份认同问题成了这位旅行者的困境。通过对流动性、异国性和外来人的身份等问题的分析，作者提出“移动的故事”这类“全球性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必须结合当地情况进行研究，但无论微观史还是全球史研究方法均无法完全阐明此类案例的意义本身，因为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塑造的力量，流动的过程也是主体塑造的过程。贾布里勒的研究还指出了全球史/微观史两分法的缺陷，提示流动性研究的特殊之处。

　　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杰伦·杜因达姆（Duindam 2019）《对全球比较的呼吁：重新定义朝代》一文，则对两种主要的全球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两种历史是比较史和连接的历史。作者指出，比较全球史倾向于考察大趋势，主要依赖二手研究资料；关于连接的历史则规模小，集中于个人经验和一手材料。但是，这两种研究方法属于两个极端。杜因达姆提出了一条中间路线，结合全球性的视角和具体案例中的个人声音，以便对全球性问题提出具体而不失全局视野的观点。文章对全球背景下的朝代研究进行了梳理，提出全球历史的写作方式不妨主要依靠比较历史的方法，但不能局限于二手研究材料，而是要对一手材料合理地加以运用。在全球视野下，这种强调本地情况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跨领域、跨地区的合作，因为没有研究者可以掌握关于全球各地当地情况的具体知识。

　　“全球史和微观史”专刊中的文章在观点和方法上并不一致，有的甚至互相冲突，但这些文章思考的共同问题是：如果承认全球史可以从微观史中得到启发，那么这种启发意味着什么？具体又如何得到？这使得这一期专刊带有某种方法论实验的意义。在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视角的移动、对历史细节的观察、对历史规模的重新定义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不仅对全球史研究是如此，对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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