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或城市规划研究中，一种常见的倾向，是从文本出发，即以《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描述作为理想城市形制，努力从各城市中寻找它的影子。实则《考工记》产生于战国时期，也未必符合周代都城的建设实践。三千年来，按照既定规划在生地上建造（包括未建成）的都城，也即最接近《匠人营国》理想形制的城市，不过寥寥几座，大量的城市建设与规划实践，另有其渊源脉络，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当然，伴随着儒学在社会思想文化中地位的隆升，被神化了的“理想形制”对城市规划理念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就城市建设的实践而言，“理想形制”毕竟也只是多元中的一元。方正规整是一种美，自然赋形同样也是一种美。 

　　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城市形态亦是产生于居民生存与发展的功能需求，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影响，而非出于某种先验理念。正是先民的建设实践，产生了最初的城市规范，此后才逐渐升华为理论。大量城市，包括多数都城，都没有按照《匠人营国》的理念另辟生地、全新建构，而是在承续原有自然发展的居民聚落或旧城的基础上，依功能需要和环境条件进行扩建或改建，各有自己的成长路径。这同样应该是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对象。 

　　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独特地位。中国四大古都中，唯有南京地处南方，域内丘陵、水网密集，不同于北方的平原环境。吴越文化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吴文化长期以南京为中心，南京现在仍是“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近年考古发现的长干古城，表明商代初期已有人生活于此，商代晚期建城，由此生发成长为今天的南京城。三千多年绵延不断，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至今仍位于大都市主城区内，这在国内是孤例。南京又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因此，南京足以作为一种城市典型被深入探讨研究。 

　　本文即以笔者对南京城市发展的探索与思考为基础，试图说明城市发展的实践先于理论；城市建设与环境生态和谐平衡是值得弘扬的文化传统；城市形态不仅是文脉的载体，其本身即是城市文脉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当代城市更新中应做好保护传承工作。  

　　城市形态产生于居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南京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始于新石器时代。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北阴阳营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同功能的分区结构，大体是东部为居住区，西部为墓葬区。当时的墓葬形式十分简单，不见墓坑，也没有棺椁，尸体直接置于地面上略加掩埋，头向一律朝东北，身边有简单的随葬品，多为石器和陶制用具，偶有玉质饰品，是我们所知南京人最早的礼俗。墓葬密集成群，上下叠压多达四层，可见延续时期长久。很可能正是由于祖先亲属埋葬于此，才吸引着先民们长期生活于此，或不断返回此地。 

　　南京地区夏季多东南风，而冬季才有西北风。墓葬区在夏季难免有不洁的气味，所以必须处于下风。居住区在东而墓葬区在西的布局，因此产生。居住区内有一块供公共聚会活动的中心场地，居民的住所环绕在中心场地周围，这可以算是南京最早的建筑秩序。这一秩序体现出先民对于交流的重视。城市学家将这种礼仪性汇聚场所视为城市空间最初的胚胎，其处于原始村落的中心位置，不但具有优良的自然条件，还具有一种精神的、超自然的魅力，吸引、召唤着家族和氏族的成员。 

　　家族成员的住房处于地面之上，底部呈长方形，最大的住房面积达35平方米。居室内的地面不但用掺沙拌草的白泥抹平拍实，而且经过火焙，变得极其干燥而坚硬，能有效防潮，是南京先民最早的“住宅装修”活动。因江南气候温暖，灶室另建在住房之外，或圆形或方形，也是其空间布局的一个特征。室外还有用于储藏的窖穴。按照西方人类学家的理论，贮藏和定居，是原始人类的重要属性。在村落南边稍低一级的台地上，有种植稻谷等作物的农业用地，有畜牧场地，还有磨制石器、制陶的场所。 

　　综上所述，在城市远未形成之前，类似后世城市的功能分区就已经出现。20世纪美国城市规划师凯文·林奇提出界定城市空间特征的五要素，即边界、路径、节点、区域和标志物。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至少已经出现了区域、路径和节点的雏形。 

　　 青铜时代的长干古城遗址，在已发掘的12000平方米范围内，考古人员前后发现并清理了近二百个灰坑、近百口水井、十三道水沟、八处墓葬、五座窑址，以及沟渠、道路、墙基等各类遗址共五百余处，证明人们居住、饮食、仓储、交通、器物制造等需求已能得到满足。出土石器、骨角器、陶器、青瓷器、金属器等六百余件，陶瓦、砖瓦等遗物标本多达上万件，其中有较为丰富的商、周遗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居民聚落中心台地东缘的环状壕沟保存较好，已发现至少四道商、周不同时期的环壕，作为抵御外部侵扰、守护内部成员生命财产的屏障。不仅如此，台地东北部一段城墙基槽遗迹清晰可见，在墙基东侧约10米处，还发现了与墙基走向相同的壕沟局部，成为此处曾经筑城的实证。外围环壕、城墙基槽与门道、水井、猪祭祀坑等遗迹，都证明这一环壕聚落在商代晚期已发展为城。长干古城外部有明确边界，内部有功能分区、道路和空间节点，即具备了城市空间特征的四要素。至于标志物，尚不能断定其有无，或许只是于今还没被发现。此时周王朝尚未建立，所有城市形态和秩序，只能产生于先民基于生存需要的建设实践。 

　　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之后，袭用了长干古城。因为长干古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越城长期被认为是南京的始建城，旧说南京近二千五百年的建城史，就是从越城起算。三国东吴建都之前，越城周边已形成繁华的居民区与商业区，也就是晋人所说的长干里。故而孙权立国不久，就在长干里北部设“大市”，作为都城地区最大商市的管理与税务机构。 

　　孙权定都建业，没有干扰居民区，而是选择在越城东北、相距七里之处（今新街口、大行宫一带）建造都城，这是南京城市的第一次跨越式发展。同时东吴又在都城西边长江沿岸制高点、今清凉山一带建造石头城作为军事基地。这样建业就有了三个明确的功能区。在居民商业区外另择新址建设政治中心区，城市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区域的划分长期稳定，延续近二千年。 

　　史称东吴“草创”，都城布局承续汉代多宫制，最早的太初宫偏于都城西南，其南是太子居住的南宫，南宫西侧有皇家园林西苑。太初宫东有废帝孙亮所建太庙，又有末帝孙皓所建昭明宫，东北有用于储藏粮草兵器的苑城，其面积最大，亦称仓城。由此可见，建业城是逐渐拓展，因需要而建设，并未依据礼制规范作规划布局。其四周主要依赖自然山水及人工运河屏护，只在交通道口或军事要地设类似路障的竹篱。都城南门世称白门，到东晋改称宣阳门，位置不变，始终是一个明确的城市空间地标。白门北对苑城南门，南对秦淮河上南津大桥，其间御街是建业城最早的南北主干道，也是中国都城在宫城前设御街为城市中轴线、两旁排列官署之肇端。御街正对苑城门而非宫门，显然为了物资运输的便利，可见功能需要重于礼仪规范。 

　　东晋衣冠南渡，元帝、明帝两朝因外患内乱、经济艰难，因陋就简，沿用东吴旧宫，但为了表明自己是晋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司马睿在建武元年（317）即晋王位之际，就在宣阳门外左、右分设宗庙、社稷。宣阳门亦沿用洛阳南门名。紧接着立太学、作南郊，又作北郊，说明东晋在建都之始即将中原旧有礼制规范应用于都城建设。建筑和秩序对于统治者行使权力而言必不可少，而礼制建筑正好是二者理想结合的典范。 

　　 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年间才在东吴苑城基础上兴建新宫。咸和七年（332）建康宫落成，亦称台城。台城周长八里，每边长约二里，呈方形，筑有两重土墙，辟有五门：南面正中大司马门，即原东吴苑城南门位置，正当南北中轴线北端点；其东开阊阖门，后改称南掖门；台城正东开东掖门，正西开西掖门，正北开平昌门。建康都城仍然没有城墙，只有竹篱，在宣阳门之外新设五门，所以史书上只说“修六门”。南面三门，宣阳门居中，其西广阳门，其东开阳门；东面两门，正东建阳门，其南清明门；西面西明门；都城与宫城共用北墙，也共用平昌门。所以史称“六门”的建康城，实际上四面共有七门。宫城与都城门都沿用了西晋洛阳城门名。建康城大体呈长方形，南北较东西稍长。东、南、西三面，宫城各门与方位相近的都城门之间皆有道路相通。建康城第一次有了外郭的设置，即在都城外围设立五十六所篱门，构成一道新防线，以加强对都城外围的控制，但居民区长干里与军事区石头城仍在外郭之外。 

　　建康都城建设明确以魏、晋洛阳为范本，初步形成主要建筑依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也奠定了宫城、都城、外郭三重城垣的基本规制和格局。外郭形制对东魏、北齐邺城及隋、唐长安城的规划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司马门前的东西轴线，首次将都城明确划分为南、北两个功能区，北为宫城区，南为官署、住宅区，开创了中国都城布局的新风格，也影响了后世都城规制。直到南朝末年，建康城的建设都没有超越这个范围。 

　　不过，建康城在承袭中原都城规范的同时，也不能不受江南地理的限制，并未成为“中规中矩”的理想都城形制。史称东晋都城“本吴旧址”，就是因为不能突破四周的河流。这体现了南京城市发展的又一个特点，即与自然的和谐交融。 

　　城市与自然的和谐交融 

　　据考古发现，台城的中轴线并不是正南北方向，而是北偏东25°。从复原的南京水道图上，可以清楚看出造成这个偏斜的原因，即受到当时南京地区水道走向的影响。都城东边的青溪和西边的潮沟、运渎，都是北偏东的走向，它们既是都城的屏障，同时也限定了都城的外沿和方位。 

　　古代相关典籍中，不乏六朝都城东有青溪、西有运渎和潮沟、北有城北堑、南有秦淮河的记载，只是由于青溪和运渎水道在后世发生了较大变化，才使这一范畴变得模糊起来。尤其是古代的地图，都把王朝都城画成正南北方向，对后人也是一种误导。前人研究中曾经注意到南京城区的古水道，却没有意识到古水道与城市方位的关系。 

　　东吴建业城有大范围的自然屏障，东有钟山，西有长江和石头山（今清凉山），北有玄武湖和钟山余脉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冈，南有秦淮河。但是，成为都城边界的，东边是源于钟山的青溪，流向北偏东。运渎是东吴为将长干里物资运往苑城而开挖的运河，所以也呈西南—东北走向。都城的方位由此决定。此后，为补充运渎水源开挖了沟通玄武湖与运渎的潮沟，即今进香河一线。北边开挖城北堑贯通青溪与潮沟，成为都城北界。今建邺路、白下路南侧的秦淮中支，也是东吴运河，连通青溪与运渎，使全域水网贯通，成为都城的南界，宣阳门即在其北岸。东晋南朝建康城同样位于这四面环水的范围内。自然成“V”形的秦淮河作为都城外郭，位于V形南端的朱雀门成为国门。南朝梁武帝在越城之南建造规模宏伟的新国门，延展了前代的御道，强化了国都的威仪。 

　　由此，城市与山水和谐交融，成为南京的一个传统。 

　　南唐定都金陵，是南京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金陵城自六朝都城向西、向南拓展，改变了六朝都城只包含宫殿衙署的旧格局，首次将宫城区、石头城军事区、长干里居民区都包容在内，初步形成政治、经济、军事相结合的城、市统一体。金陵城被规划成一个较为方正的形态。城中以秦淮中支为南北分界线，北部居中是皇宫区；东、西是官署区与军事区；南部是居民商业区。这是南京城最接近理想城市形制的阶段，但因沿用六朝御街，都城中轴线仍不是正南北方向，皇宫轴线也呈北偏东。 

　　南唐都城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城垣。六朝都城以水为屏障，金陵城垣建设中又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山体。《景定建康志》中说金陵城“夹淮带江，以尽地利。城西隅据石头冈阜之脊，其南接长干山势”，将秦淮河下游包入城内，西以长江为城壕。都城西北立基于石头山余脉，西南踞凤台山南麓，东南踞赤石矶。都城的三个角都以山体为城基，不但可以节省大量建材与人工，更重要的是，当时南京水面广阔，秦淮河宽约百米，长江近在石头山、凤台山西麓，水患频仍，城砖不耐水蚀，而山体可保无虞。正因为如此，金陵城不得不将凤台山以南的部分居民区留在城外。不过这一地区并未就此衰落，直至当代城市改造前，中华门外西街仍不失其繁荣。 

　　江河水运是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南唐金陵城设八座城门，陆门五座：东、南、北各开一门，西边在大西门（今汉西门）之外又开龙光门（今水西门）。水门三座：东门（今大中桥西）南侧秦淮河入城处设上水门（今东水关），西门南侧秦淮河出城处设下水门（今西水关），秦淮中支出城处设栅寨门（今涵洞口）。因沿用了六朝南北中轴线，南门（今中华门）位置设在秦淮河V形尖端之南。秦淮河从都城的外郭变成内河，在保障城市供水功能之外，宽约百米的秦淮河也成为三座城门之间的一条快速通路。 

　　在清仿《宋院本金陵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南门、龙光门和栅寨门。值得注意的是南门的外瓮城，可能是现在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瓮城直观形象。同时，秦淮河在上水门被分流，进入城内的一支，即今“十里秦淮”，城外一支沿环城向南转西的运河入江，成为都城东垣南段和南垣城外城壕，今称外秦淮河。东垣北段改造青溪为城壕。西北以乌龙潭为城壕，乌龙潭东至青溪的北城壕也是人工运河。城市与山水交织成一种密不可分的组合。 

　　东门与大西门之间的东西干道，即由六朝都城大司马门前道路向西延展（今白下路、建邺路一线）。东门与龙光门之间形成新的东西干道（今建康路、升州路一线）。这两条干道至今仍是南京主城区内重要道路。 

　　南唐金陵城延续至宋、元。南宋以建康为留都，将南唐旧宫作为行宫，仍保持原有的城市格局。至元代，行宫被烧毁，城南百姓向北开拓建设。明初定都南京之际，金陵城中已无建造皇宫的空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将金陵城留给百姓，自己去东郊新建皇宫。皇城与宫城的规划是遵从礼制规范的，后来成为永乐年间修建北京皇宫的蓝图。都城则不同，尽管扩建的都城城垣将皇宫环护在内，但皇宫仍偏于城东一隅，与理想都城形制大相径庭，成为礼制规范为城市现状让步的典型。 

　　新建的明都城城垣，在环绕皇宫后沿玄武湖西岸向北推进到长江边，沿江岸西进，将狮子山包入城内后南下，在金陵城西门处与旧城垣相接,金陵城北部城垣被拆除，南部城垣被沿用，都城的平面图成了一个难以言说的怪模样。既有关于理想都城形制的话语全都显得苍白无力，强作解人的专家为此煞费苦心，甚至有人幻想这似朱元璋的脸。其实，明都城就是在金陵城和皇宫两个方块之外，加上北部沿江新辟的军事控制区。纵贯明皇宫的中轴线，成为南京城内六朝中轴线之外的第二条中轴线。 

　　明都城有十三座城门：两座朝东，三座朝南，五座朝西，三座朝北，这一分布也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实则城门的设置，一是沿用了金陵城的两座西门（今汉西门、水西门）与南门（今中华门），二是环绕皇宫城垣开设南（今光华门）、东（今中山门）、北（今太平门）三门作为出城通道，光华门与中华门间辟通济门以便利民间出城南行。北面江防重地开神策门、金川门，西北江岸制高点狮子山东开钟阜门、西开仪凤门。仪凤门与汉西门间增开定淮门、清凉门，仍因为水运交通的需要。由此可见城门布局多半出于实用，仅与皇宫相关的三座城门顾及礼制规范，且太平门又因富贵山影响不在皇宫正北(见下图)。 

　　有趣的是，明都城内的三大功能区，依然保持着此前的方位。明皇宫与六朝台城只隔一条青溪，可说是六朝政治中心区的东向延展。南京作为十朝都会，政治中心区始终稳定在这一区域，与西安的都城区不断变迁完全不同。城南的居民商业区则是向北拓展，渐抵今中山东路、汉中路一线。军事区同样大大向北推进。因宋、元之际北半球气候极寒，江河水位降低，长江中近岸沙洲渐涨成陆（即今河西新城区），石头城离江既远，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渐转化为文化区，但清凉山至鼓楼一线以北直至长江南岸的广阔空间，成为新的驻军和军垦之地。 

　　明都城城垣不仅形状奇特，而且多有曲折，摒弃虚幻传说，可以看出这些曲折大体遵从一个原则，即将山包在城内而水留在城外，成易守难攻之势。对于未能包进都城的大山水，洪武年间又续建周长60公里的外郭城，将钟山、雨花台及玄武湖、莫愁湖等都包进城中。其初衷固然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但也为当代南京的“山水城林”格局、“人文绿都”气象、生态城市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就当代城市发展趋势而言，与自然生态和谐平衡的都城建设经验，似比“理想都城形制”更值得传承弘扬。 

　　明代定都南京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在长江北岸修建浦口城作为南京的卫城，将六合县划归应天府，从行政建置上确立了南京跨江发展的态势。此前定都南京的王朝，虽然也都视淮南地区为都城屏障，失淮南则亡国不远，但主要是出于军事角度的权衡，未有将淮南与都城一体化的明确举措。对于今日南京的跨江发展、拥江发展，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导。 

　　明代南京都城城垣周长超过35公里，号称“世界第一大城”，不但为此后六百年的城市发展预留了空间，也成为一种文脉要素，影响着南京的城市文化与市民精神。 

　　城市更新与文脉传承 

　　说起城市文脉，人们容易想到的是文字表述。南京历来人文荟萃，史志诗文不胜枚举，而且不因王朝更迭而衰减。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南京文化和经济脉络绵延不断，新的王朝才会一次又一次选择南京。南京建都史总计不过四百五十年，但分为六段，前后跨越一千七八百年，也是中国古都中的一个特例。即如唐代，是南京遭受政治贬抑、行政建置最低谷的时期，但唐代重要的诗人几乎都到过南京、写过南京。“金陵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母题。许多历史地标经诗人的吟咏成为文学地标，吸引更多的人前往游赏。石头城、凤凰台、乌衣巷、杏花村……即使沧桑巨变，诗化的文学地标却能替代现实景观，成为一种永恒意象，也成为后世文人游客的一种镜像，让人们借此投映自己的追求、情怀和审美。时至今日，论城市研究与写作，南京在全国各城市中仍名列前茅。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不仅是文脉的载体，本身也是文脉的重要构成部分。今天常说的城市文化、市民精神，其实就是城市成长过程中，主流意识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集体记忆”。市民精神是对城市人文的集体记忆，城市文化则是对城市本体的集体记忆，两者密切相关。一座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基本环境，也是一种文化模板、一种强制的话语方式、一种近乎天然的学习机制。于此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每时每刻都在接受这种空间关系的熏陶，也会将这种空间关系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审美经验视为理所当然。城市文脉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市和市民。传承城市文脉，决不能只留下一个纸上的城市，满足于文献、图画、老照片、口述实录之类，而更应该注重城市形态本体的保护。 

　　就南京而言，自东吴肇建即开始的渡海越洋活动，东晋南朝频繁的中外交往，直至明代郑和下西洋、利玛窦三访南京、清代洋务运动，成就了南京在四大古都中独有的海洋文化因素。明都城大城区为市民提供了充裕的发展空间，也使新移民易于被接纳和包容，城内长期稳定的三大功能分区，各有特色又交相融汇，形成南京多层面、多中心的多元文化。南京人宽容宽厚、开放开明、兼收并蓄的精神正是由此得以孕育。 

　　明代建都承袭南京城市跨越式发展的传统，不在老城区内进行大规模更新建设，成为其文脉得以保存的有利条件。明亡清兴，仅将明故宫改建为驻防城，政府机构多沿用前代衙署。太平天国时期城中建筑毁损严重，但城市格局没有大变化，战后得以依原街巷体系复建，风貌依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京被列为开放口岸。19世纪末，清两江总督以远离城南居民区的城北下关沿江作为开放区，中资与外资共同经营，现代交通、金融、商贸、邮政、工业、教育等都得到迅疾发展，下关地区成为南京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区，而且没有沦为租界。这一举措大大拉伸了城市的骨架，形成城市南、北双向发展的态势，又一次显示了跨越式发展的优越性。 

　　 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之后的一百年中，人们对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有多方面的思考与尝试。从1920年编制的《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1925年的《市政计划》，1928年的《首都大计划》，到1929年底公布的《首都计划》，对于南京城市空间布局有许多美好的设想，然而由于主观、客观诸方面因素，都未能真正付诸实施。干道建设是有效落实的一项，因为工业革命与新科技成果对城市基本建设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道路上。1929年建成的中山大道包括今中山北路（中山码头至鼓楼）、中山路（鼓楼至新街口）与中山东路（新街口至中山门），贯通城北、城中、城东，永久改变了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成为民国时期的城市中轴线，也是南京继六朝、明代中轴线后的第三条都城中轴线。中山东路与明代中轴线十字相交，将明故宫遗址切分为南、北两片。中山大道成为南京现代交通干线，对城市原有三大功能区的发展影响甚大。同时设计的子午线干道（今中央路）按正南北方向开辟，自神策门沿玄武湖西岸南抵鼓楼。城北地区的地位大为提高，对城市建设有相当重要的引导作用。 

　　1930年10月公布的《首都干路定名图》，将全城干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中山大道一样路幅宽40米的主干道，有中央路、中山路、汉中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北段）等。第二类位于中山路、中央路以西，汉中路以北，多为新建次干道，大致以北平路（今北京西路）为界。第三类是中山东路、汉中路以南的老城区旧式道路，经整修后，东西方向主要以南京旧称命名，如秣陵路、建邺路、白下路、升州路、建康路、集庆路等。南北方向或依胜景地标，或取旧有地名，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城南地区的街巷建筑仍保持明清传统风貌，城北新区为满足现代城市功能需要，多为以新观念、新设计、新技术、新材料建造的新式建筑，最为人所重的是一批“新民族风格建筑”。这同样显示着南京兼收并蓄、文化多元的特色。 

　　 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城仍较好地保存着历史脉络清晰的古城格局。20世纪末，在一度风行的地毯式大拆大建中，南京未能遵照国务院对《总体规划》批复意见中“将城市建设重点有计划地向外围地区转移”的要求，放弃了城市跨越性发展的传统，多处人文遗产与自然景观以至成片历史街区遭到毁坏，文物古迹、历史街区所在的环境破坏更为严重，范围逐年缩小，历史与自然景观天际线多被切断。满城只见新造的高楼大厦，从空间维度看，南京是大大地“长高”了，可从历史维度看，城市则被大大地压扁了，仿佛是一座一二十年间建起的新城。南京的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特色，2010年，南京着手制定《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是反思后的实际进步。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随之逐渐提高，在新城区、新市区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规划、建设部门努力整合历史街区，调理天际线，重现名都风貌。历史街巷复兴工作也拉开序幕。 

　　2019年秋，南捕厅街区大板巷开街，迅速成为游客尤其是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实现盈收，是历史街巷复兴的一次成功实践。当年专家和政府曾为当地究竟有多少文物和历史建筑值得保护争执不下，在复兴工作中，所有尚存建筑，从明清传统建筑到民国新式建筑，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多层楼房都被修复利用，呈现了街巷成长的自然生态，本地人看着像“老南京”，外地游客也觉得是老街区，而不是新造的仿古旅游区，这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其中关键就在于，是把城市文脉、城市既有形态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障碍，还是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认知转变，难题迎刃而解。 

　　 南京在新思路下继续探索。2021年春，以“共生、共建、共享、共处”为宗旨更新的门东小西湖片区开放，在保护街区历史风貌、活化形成新景观的同时，第一次保留了原居民，成为老城区改造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如果说历史街区、街巷建筑是城市文脉的一种“硬件”，原居民则相当于“软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小西湖项目从过去“拆、改、留”转变为“留、改、拆”，历史风貌区规划设计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建设资金从过去“就地平衡”转变为新城反哺老城，以推动多元产权主体参与的小尺度、渐进式更新。在保留历史文化遗存和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对现存建筑结构和公共空间进行修复，活化利用，让原居民与新业态共生共荣，小西湖更新因而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这一项目，2022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是江苏省首次获此荣誉的项目；2024年入选住建部“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第一批）”，成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示范。由此可见，南京在城市发展与文脉传承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不仅仅对南京人有意义，也不仅仅对南京一座城市有意义。

原文责任编辑：蒋净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