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并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不断推动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在这一进程中，艺术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乡村的建设和发展中，并因此催生出了“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热潮。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经历了从“对话式的关系构建”到“视觉化理念的介入”，再到“文化元素的现代发展”的核心主题的嬗变，同时这也反映出其向国家治理靠拢、融合的内在理路。就艺术介入的价值导向而言，其重心不在意志表达，也不在视觉审美，而是在修复物理空间的同时，构建乡村社会的文化场域，更新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构成，艺术乡建旨在扬弃现代城市治理的逻辑，以艺术元素为媒介复兴乡村生活的文化样式，也即乡村的礼俗传统、行为习惯，以及传统建造、历史遗产、民艺百工等所彰显的符号性意义。因此可以说，艺术是接续乡村文明的重要媒介。在促进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构建的行动中，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落脚点是接续被现代化进程割裂而几近坍塌的乡村文明和价值观念。艺术以温和的方式将其自身的思维和价值观念融入乡村，并以此为根基推动乡村建设，接续断裂的乡村信仰体系和精神传统，实现乡村文明和信仰的现代构建。

　　基于此，本文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青田村的烧奔塔民俗活动为例，分析在艺术介入的背景下乡村民俗活动的柔性活化及其文化价值。青田村是笔者参与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案例之一，这是由当代艺术家渠岩发起、持续了五年多的在地乡建实践。青田村是与安徽碧山、甘肃石节子、贵州羊磴等齐名的国内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实践样本。渠岩将青田村的乡建方案概括为“青田范式：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这是包括乡村调研、规划以及物质环境改造和非物质性形态文化修复在内的乡建方案，而烧奔塔民俗活动的活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以青田村烧奔塔民俗活动的活化为例，大致呈现目前在艺术介入背景下乡村民俗活化的方式、思路以及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一、当前乡村民俗活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民俗活动的境遇有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及其空间的挤压，民俗活动及其形式逐渐被经济理性裹挟，在各种各样的活化中偏离乡土的现实和历史情境，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中抽离出来，并实质地改变着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成，瓦解着乡村的礼俗价值体系。具体来讲，当前乡村民俗活化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缺失

　　由外来主体占主导的乡村民俗活化往往以强势的现代城市价值观念“将农村和农民放置于压迫性的结构”，忽视了对乡村文化及价值体系的具身性思考，也对“在地人”的情感诉求置之不理。刘姝曼在青田村“烧奔塔”活化之前曾做过关于村民对活化项目态度的问卷调查，其结果表明，村民往往会把政府、艺术家或企业家等拥有权力或资本的外来者排在乡村民俗活化参与主体的前面，自己则被置于其后。青田村的问题普遍出现在今天的乡村民俗活化中，比如安徽乡建中的“碧山丰年祭”等就是因为缺少乡村生活的经验以及对村民需求的了解，从而使丰年祭沦为知识分子的“桃花源”。在类似的民俗活化中，农民大多处于弱势地位，在活化项目中丧失应有的话语权、主体权益，或缺乏和乡建者的沟通，或一味顺从外来者的做法，久而久之，对乡村活化采取不置可否的旁观者态度，放任外来“精英”改造乡土文化价值体系。

　　（二）民俗资源开发的“景观化”倾向

　　在市场经济造就的消费环境下，乡村民俗活动逐渐成为稀缺的地方性文化资源，从而成为乡村旅游和商业化开发中资本力量“瞄中”的标靶。由此，“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民俗活化成为一时的风潮。在这一语境下，乡村民俗活动及其形式往往被异化为可视化的“景观”及符号体系。其遵循的思路是，依据市场和消费的逻辑快速营造出时髦、耀眼的景观式体验“界面”，从而满足观者表面化、浅显化的消费体验和感官享受。而观者对市场化民俗“产品”的反馈，又促动市场不断地做出调整以更好的视觉形式呈现民俗“景观”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市场对民俗的异化和观众对民俗景观的需求相互刺激，相互成就，这也是以资源开发的方式对乡村民俗进行活化的重要特征。在此，乡村民俗被扁平化地认知和理解，成为符号性的存在和地域文化的简单象征物，从而失去了深层的内涵。这与“在地性”乡村民俗的历史和现实是脱节的，离乡村的“本真”越来越远，实质上是对乡村民俗文化内涵的淡化乃至“消解”。由此，在发展主义的逻辑支撑下，乡村民俗被不断解构，并从属于商业化的市场行为，逐渐丧失与乡村的内在联系。

　　（三）偏离乡村的礼俗价值观念

　　中国的乡村是礼俗社会，乡村中的民俗活动及其形式体现的也是礼俗的观念及其价值体系。礼俗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以活动形式呈现的民俗是礼俗的物态化形态，是看得见的乡村价值；而看不见的则是作为观念形态和精神信仰的情感共同体，这是基于伦理本位的乡村中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关联。然而，在外来主体强势介入和资源开发景观化趋势的合力下，乡村民俗逐渐偏离礼俗的隐性内涵，演变为“他者”视域中的消费对象或诗意家园。套用渠岩的说法，乡村民俗的活化“不但能满足城市休闲阶层的消费需要，还能满足城市‘小资’群体日渐增长的乡愁情思”。乡村建设中类似的情形也有很多，王竹团队通过总结江南地区十多年的乡建经验发现，目前的乡村民俗“活化”项目，往往追求对乡村旧时风貌、地域特征、生活场景的完全复制，以移植传统乡村生活形态和礼仪习俗的方法实现乡土性，并不直面时代变迁对乡村的影响。尽管这些活化模式在客观上表达了乡村建设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些外在化、模仿化的表达方式却演变成了一种宏大的叙事或精英个人情怀的自我表现，从而忽略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偏离了乡村本有的价值和信仰体系。

　　二、艺术介入下青田烧奔塔民俗活动的柔性活化

　　与一般类型的民俗活化不同，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活化是以艺术介入的“温和”方式来促成的。由艺术家（以渠岩为代表）、评论家（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新闻总监王洪波等）、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等）以及高校（广东工业大学）、官方组织（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政府）、社会力量（佛山市顺德区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榕树头基金会”）等多元主体，在尊重青田地域性风气和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借助艺术化的媒介和手段唤醒村民的自觉意识，“复活”并创造性地“新变”青田烧奔塔民俗活动。

　　（一）烧奔塔的由来暨青田烧奔塔的衍变

　　烧奔塔是流行于中国南方乡村的中秋传统民俗活动，也称作“烧塔”“烧塔仔”“烧番塔”“烧梵塔”等。烧奔塔最基本的呈现是以砖头或瓦片等堆砌成中空的圆塔，塔高不等，塔基下留一小洞，在中秋节夜晚放入干草、树枝等燃烧成花火景象，作为游戏或欢度节日、祈求吉祥的活动。不同地域的乡村在堆砌奔塔和烧塔的材料、工序上不尽相同，奔塔的形制也有所区别，但烧奔塔作为中秋节固定的民俗活动，其对美好寓意的希求是一致的。烧奔塔兴盛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从何时开始此项活动则不得而知。而关于烧奔塔的起源，民间有很多传说，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讲元末时期，为了反抗蒙古政权的残酷压迫，民众约定在中秋节起事，传递消息的就是点燃奔塔所冒出的火光，此说流传最广，常见于南方各地；二是讲清代时期，为了纪念太平天国解救农民于饥荒之中，民众用碎瓷片和窑砖堆砌成瓷窑状的塔，并填入干草、谷壳等燃烧，意在与太平农民村欢庆同乐，此传说多见于江西景德镇、九江地域，烧奔塔在这些地方也多被称为“烧太平窑”；三是讲清末时期，抗法将领刘永福为抵抗侵略，用火来烧躲藏在塔中的番兵（也被称为“番鬼仔”），取得胜利，民众为纪念刘永福的英勇事迹，遂在每年的中秋夜晚举办烧番塔活动，此说多流传于广西、广东等地。以上种种传说多依赖于口口相传，同时也包含着不少附会和臆想的成分，但烧奔塔活动能延续至今，起关键作用的是其所蕴含的美好象征和寓意，而且是多重的，这也是烧奔塔作为中秋节庆民俗的核心要素。

　　地处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的青田村，是属于龙潭行政村下的一个自然村，村中民众皆为刘姓宗族的子孙。据该村村民讲，青田烧奔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与周边区域以及肇庆等地将这一项活动称之为“烧番塔”不同，在青田村民的记忆里，一直称其为“烧奔塔”。据笔者调研，青田村民以“奔”来命名“塔”源自对烧塔时火苗不断攀升的形象和动势的直接感知。关于青田传统烧奔塔的准备工作和仪式过程，据村民瑞叔的回忆和讲述，每年中秋节前，村中的少年都会找寻废弃的砖头和瓦片作为砌奔塔的材料，并捡拾树枝或找村民家讨要干柴以用作烧塔的燃料，而且，少年们还要潜入河底挖淤泥作为堆砌奔塔的黏合材料，这其中包含着“成人礼”的仪式内容和象征意义。随后，村中的大人们堆砌奔塔，并在中秋节的夜晚点燃奔塔，将从村民家中收集来的柴火燃烧，并不断从奔塔的上口投入木屑、松枝、谷壳等，再以竹竿伸入下端的炉口搅动塔内的火苗，火花便从塔口奔腾而出，愈来愈高。村民便在这漫天的星火中祈求来年吉祥安康、风调雨顺。（见图1）

　　而近几十年顺德乡村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改造，乡村中的民俗活动逐渐抽离其文化内涵，青田烧奔塔活动也中断过许久，前些年才重新开始举办。但是，在乡村改造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烧奔塔及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被逐渐遗忘，并慢慢衍变成村民中秋节日的自娱和消遣。在前几年恢复的烧奔塔活动中，挖河泥以及堆砌、点燃奔塔等工作只有留守的中老年人在坚持做，村中的年轻人常年在外，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热情参与进来，即便在中秋节当晚回乡也是作为旁观者凑热闹的，而少年儿童则多是聚集在燃烧的奔塔周围嬉戏打闹。在这一情景中，烧奔塔庄重、温馨的仪式感大大减弱，其所蕴含的祈福和成人礼仪荡然无存。如此一来，作为节日民俗的烧奔塔失却了原有的文化意蕴，令人惋惜。有感于此，在青田进行乡建探索的多元主体对青田烧奔塔活动的过程和程序进行了更新、活化，既实现了其与现代生活的衔接，又不失这一地方传统的精髓和魅力。

　　（二）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柔性活化及其表现

　　艺术介入下的青田烧奔塔民俗活化采用的是“柔性”的方式。所谓“柔性”有三层内涵。

　　一是外来主体以谦虚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势意志来使村民“受迫性”地接受。在2017年青田中秋节烧奔塔活动的准备过程中，渠岩注意到青田长者（以瑞叔为代表）的艰辛和无奈，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对参与烧奔塔活动有兴趣的年轻人更少，所以只能依赖老年人和中年人来苦苦支撑这一延续了上百年的民俗。有感于此，他决定联合榕树头基金会“复活”这一颇具岭南特色的另人激情澎湃的传统民俗节庆。他们首先的想法和做法不是“我”或者“我们”要在这项活动中实现什么样的意图，而是如何吸引更多的村民来参与这项活动，以及在这一节庆中村民有什么样的情感与信仰需求。因此，他们在与青田村民充分沟通并了解村民的想法后，才开始烧奔塔民俗节庆的组织和准备工作，榕树头基金会等外来主体和村民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任何关于烧奔塔的细节准备，都不是由外来主体说了算，而是在包括村民等“多主体联动”的协商中一一敲定的。对话、协商和合作既是对待青田村民的基本态度，也是避免任何单一主体挤压村民话语权的有效方式。

　　二是艺术化理念和手段的运用以尊重青田的地方性知识经验和传统为前提。这里讲的艺术化，不是直接以当代艺术或者其他更为时髦的艺术元素来“装点”烧奔塔活动，而是在艺术朝向真理、本源的观念的引导下，将本真化的思维化用为具有艺术性特点的手法来修复、接续民俗活动的仪式。在烧奔塔之前的“挖河泥仪式”中，十四位身着粉色和藏青色岭南传统服装的及冠少男少女手拿写有“青田”二字的竹篓和簸箕，进入水塘中挖河泥，并以河泥建立奔塔的塔基，在村民和游客的注视下完成砌奔塔的准备工作（见图2）。在此过程中，有地域特点的专门性服装、有秩序的“礼仪”化流程都是发掘和传承乡村地方传统的表现，同时也是以艺术化的理念和方式对乡村价值的复归和重塑。此外，另一细节的处理更能彰显青田烧奔塔民俗的“艺术性”。以前奔塔的塔身是用砖头来堆砌的，而且必须用河泥，如今建造技术进步了，建筑材料也更新了，就有人建议用水泥来砌奔塔，但组织者拒绝了这一建议。以砖头砌塔是几百年来青田烧奔塔遗留下的地方传统，尤其是在经历过时间和历史的冲刷后，在烧奔塔民俗活动的特定语境中，砖塔本身就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它是青田村民集体记忆的见证物，也是以艺术化手段营造青田烧奔塔民俗节庆氛围的重要元素之一。

　　三是以“润物细无声”的行为和方式，而非商业化、娱乐化的套路来“点化”、更新民俗的活动形式。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民俗活化采取标准化、同质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乡村民俗活动逐渐演变为市场盈利的手段和居民娱乐消遣的媒介。而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活化则没有随波逐流，以市场化的行为来“蚕食”其文化内涵。近三年来的青田烧奔塔活动都保留了这一地方传统节庆的精髓和魅力，无论是烧奔塔纪念衫、节庆活动LOGO的创意和设计，还是对烧奔塔活动的新闻推介、网络传播，都没有以“网红化”的急功近利方式来打造，其遵循的还是艺术介入的逻辑，从其 “本身”的节庆性、礼仪性来活化、推广烧奔塔，以重塑烧奔塔本有的成人礼和祈福仪式来丰富、渲染烧奔塔民俗“本身”的叙事。其实最初也有一家投资公司想介入青田烧奔塔的活化中，他们的想法是把烧奔塔纳入城市居民来乡村消费的商业模式中，但这种将乡村看作城市后花园的思路与艺术介入乡村的理念明显冲突，也与乡村本身的价值显现相悖。所以，组织者们没有采纳这一提议，而是以贴近乡村地域和现实特征的艺术化手法来赓续烧奔塔的节庆活动。经过活化后，青田烧奔塔活动既保留了其原真的“有意味的形式”，又根据现实条件和要求与现代生活相衔接，成为现代青田人乃至顺德人中秋节庆团聚、欢庆的保留节目。

　　（三）青田烧奔塔民俗中成人礼和祈福仪式的艺术化重塑

　　在对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柔性活化中，除了以现代媒介和艺术设计手法丰富和更新其外在形式，更为重要的是以贴近乡土乡情的艺术化手法恢复了“成人礼”和祈福仪式的礼仪化内容。首先来看对祈福仪式的重塑。在前些年，烧奔塔活动的仪式感被严重地弱化，明显缺少节庆礼仪的庄重与神圣，演变为青田村民茶余饭后的娱乐和消遣，就连其承载的祈福仪式也被抽离了。在被活化后，青田烧奔塔活动增加了投炮、点火、续柴等庄严隆重的仪式。不论是竞争得到投炮资格的人，还是参与点火的外来主体和青田村民，抑或往奔塔里不断续柴的村民，他们都在这一带有神圣性的仪式中祈求得到福报，获得祝福。与此同时，举办烧奔塔活动的青田村民广场周边也挂满了彩灯，组织者在奔塔旁边设置了“捐赠柴火灯笼认领处”，村民只要任其心意捐赠一些柴火钱，就可以领到一盏彩灯并悬挂在广场上，还可以将祈福的话语写在彩灯上。在烧奔塔活动中，恢复的不仅是对村民世世代代繁衍不息、开枝散叶、风调雨顺等美好愿望的祈求，更重要的是使其复归到原初的形态，重新确定其作为祈福仪式的民俗节庆定位。进一步，在重塑祈福仪式之外，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活化接续了中断了几十年的“成人礼”仪式，实现了其作为民俗节庆的意义升华。

　　成人礼是我国自西周以来就有的古老仪式，是少年在即将步入成年时举行的重要礼仪。在礼俗观念极盛的时期，成人礼是青田烧奔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介入下，青田开始恢复成人礼的仪式，重塑成人礼的盛况。在尊重青田村民关于成人礼的回忆和认知的基础上，渠岩和榕树头基金会依据现实条件对成人礼活动的规则和形式做出了创造性、艺术性的调整和改变。首先是针对青田人口外流、村中青少年较少的局面，组织者与青田村民协商，扩大选材的范围，在青田所属行政村龙潭乃至杏坛镇的中学里招募青少年，吸引对成人礼有热情和兴趣的少男少女来参与此项活动。

　　在青田烧奔塔活化的新形式中，成人礼仪式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阶段是挖河泥，这也是烧奔塔的前奏。按过往的乡风民俗讲，初秋之时，潜入冰冷的河水中挖淤泥是对少年的考验和磨砺。不过，最近几年在举办挖河泥的仪式时，地处南方的顺德天气都比较热。相比略带凉意的冰冷，中秋时节的酷热更能磨炼少年的品性和心气。在挖河泥时，少男少女进入烈日下的河水中，与自然亲密接触，以不太熟练的手法挖掘河池中的淤泥，并快速运送到青田的篮球场，之后再由村里的青壮年来堆砌奔塔。不论是午后滚烫炽热的石板路，还是夹杂着尖锐石子或垃圾的河底，抑或不太干净的河水，都是对他们身体和意志的考验，也是在考验他们能否在未来承担起作为成人的责任与勇气。第二阶段是成人礼宣誓仪式。在奔塔点燃之前，通过挖河泥测试的少年们在主持人粤语乡音的召唤下依次上台，并一起宣读庄严的成年誓词：“今天……时值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五，成人之礼在顺德，风俗活化于青田，激扬青春，记录成长。由此触摸到生命的温暖与庄严，我为之高兴，为之激动，为之感恩。步入成年，意味着更加独立，更大责任，更多坚强。我将不断澡身浴德，勤勉精进，诚实而明辨是非，善良而勇敢担当。做一个阳光健康、正直快乐、眼界开阔、有所作为的人。有益于家庭，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世界。礼成人立，不负自我，不负他人，不负人生。”（见图3）宣誓后，少男少女分别行冠、笄之礼，正式宣告成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随后，少年们领取成人礼证书，并与上台的父母紧紧拥抱，感恩父母的付出并以新的身份走向社会。正如誓词所讲“礼成人立”，透过成人礼的仪式，彰显出的是少年的主体性确立的开始。最后，在投炮、点火后，少年们与村民代表一同点燃奔塔，整个成人礼仪式达到高潮。随着少年们不断将柴草投入奔塔中，黑烟慢慢变成逐渐向上攀升的熊熊火焰，象征着少年们成年后人生节节高升的美好愿望，也在提醒着他们绚丽的火焰需要不断地积累燃料和足够的耐心。相较于挖河泥对少年们身体承受力和意志品质的提升，成人礼宣誓仪式则凸显了少年们精神气质的突破和升华。

　　三、青田烧奔塔民俗活化体现的文化价值

　　烧奔塔民俗活化的内在实质是重构“礼俗”的内涵，冀以实现文化的迭代或赓续。所谓礼俗即以礼化俗，为民俗注入文化的内涵，将礼仪的价值理念和象征意义渗透到民俗活动的仪式空间和行为过程中。具体来讲，青田烧奔塔的柔性活化所展现出的文化层面的价值大致有三个维度。

　　（一）基于身体行为的乡村主体性生成

　　在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活化中，作为基础构造的是参与者的身体行为。将已经呈现出娱乐化趋向的烧奔塔活动“礼仪化”的是艺术化的柔性活化，而实施这种“温和”手段的是多元主体的行动，也即建基于身体的行为艺术。

　　概括地讲，身体不同于肉体，肉体是纯粹物质性的，也是与精神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中的要素之一，而身体是与精神密切关联的存在。身体不仅包含肉体性的欲望，还有感性（审美）、精神意义（价值）等方面的内涵，因此，它可以被理解为“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成为了自然和文化相互生成的本原性的场所。”可以说，身体作为主体（人）最基本的生命结构，不仅具有先天生成的动物性构造，还在与他者身体或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文化性、社会性的内涵。基于此，人的身体行为就不纯是自然性的，而是被特定意识引导的，由此，其指向的目标就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主体性（文化性、社会性）的养成与更新。

　　对于参与烧奔塔活动的多重主体尤其是村民和青少年来讲，身体性的投入和沉浸是首要和关键的层面。首先，对于参与成人礼仪式的青少年来说，无论是挖河泥还是宣誓仪式中的身体行动，都是对主体性的发掘和塑造。在挖河泥活动中，青少年们与自然（大地）的亲密接触打破了肉体的自然性，将身体从欲望的惯性中开掘出来，直面污浊的河水、脏乱的河床，拓展身体的感受域。在宣誓仪式环节，成年誓词的宣读也不仅仅是言语性的，而且是对经历挖河泥、堆砌奔塔的身体行动的回馈和升华。宣读誓词的身体行为是对挖河泥活动的延续，并借此实现对挖河泥日常意义的超越，赋予其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属性，建构出文化的身体。其次，对于参与烧奔塔的青田成年村民来讲，切身的行动也唤醒了身体的肌肉记忆，重塑了身体的价值域。在艺术化理念的柔性活化中，村民自发地参与奔塔的堆砌、点燃以及整个活动中的团聚、欢庆和祈福仪式，是身体意识的觉醒与复苏。近几十年烧奔塔活动的中断以及仪式感的丧失，使得村民逐渐忘却了奔塔及其象征意蕴，而身体也不断地被工具化，变为经济理性的中介，其本身的独特性被遮蔽了。而近几年来的烧奔塔活化则使得村民的身体感觉、意识和语言凸显了出来。身体作为乡村社会中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其与乡土民俗及其历史的勾连在烧奔塔节庆民俗的新形式中被激活了，因此，村民有机会再以其身体行动与乡村的自然、文化打交道，从而使身体在本真的境域中显示其自身，并将乡村的价值彰显出来。

　　不仅仅局限于青田村民和青少年们，对于参与烧奔塔活化的其他主体来说，身体行为的生成和建构也贯穿在这一节庆民俗的过程中。因此，参与烧奔塔活动就意味着被带入这一行动的场域中，并与村民和青少年们一同被塑造为兼具文化性与社会性的主体。而主体性的养成是奠基性的，它使身体作为自身有了充足的依据，同时也使烧奔塔民俗活动有了感情的基础。这就意味着烧奔塔走向礼仪化，演变为艺术性的民俗节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身体的行为艺术。身体不仅是感性的呈现，它还在烧奔塔活动仪式空间的建构中呈现出文明的姿态，并因此被审美化地对待。更重要的是，身体被赋予了成人等社会人伦的价值和意义。身体被构建为蕴含行动、审美和社会的完整结构，并以坚实的主体性引导烧奔塔节庆民俗衍变为“典礼化”的艺术活动。

　　（二）建构节庆民俗的“典礼化”艺术

　　以上是从身体行为的层面讨论烧奔塔活化对个体的意义，而基于此，从个体扩展到群体，作为一项具有代表性的节庆民俗，烧奔塔有着更为典型的公共性价值。通过打破旧有的固定程序，确立新的典礼程式，重塑民俗节庆的仪式空间和审美性，从而改变当前乡村民俗活化中以资源开发方式将其异化为视觉化景观的不利局面。这是现代境域中对节庆民俗的“典礼化”建构，并以“演剧”的行为方式来彰显其公共意义。

　　首先，这一柔性活化赋予了烧奔塔的仪式空间以超越性的意义。在活化前后，举办烧奔塔民俗活动的物理空间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组织者将举办烧奔塔的地点从千石长街迁移到村口的篮球场。千石长街不仅场地局促，而且之前在此举办的烧奔塔活动较为随意，多停留在村民自娱自乐的层面，这与烧奔塔呈现的象征意蕴是格格不入的。而村口的篮球场则具备了举办礼仪活动的基本空间。当然这只是前提条件，关键的是以艺术化的手段对烧奔塔空间进行的微改造使得其更加庄严肃穆，同时又不失温馨典雅的氛围。一是通过场地的布局和设置，使其区别于日常空间。活化后，堆砌的奔塔比以往都要高大、坚实，其形象也更有象征的寓意，而且村民又搭建了往塔口填放燃料的完整构件，准备了充足的燃料和助燃的工具。此外，舞台、祈福彩灯等附属构件的设置也使这一场地具备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因此，整套烧奔塔设施的完善不仅使参与烧奔塔的主体的身体行为得以充分实现，还使村口篮球场这一普通的空间具备了节庆的特殊意味。二是仪式的举行使这一实体性的物理空间转变为超越性的价值空间。活化后的烧奔塔暨成人礼仪式举行的当下切断了村口篮球场与周围空间的物理性关联，使其自身从实体的存在域中抽离开来，进入与日常生活无涉的意义和价值域中，也即超越性的价值空间。虽然这一超越性空间的生成和延续是暂时的，但其价值却是持久的。它将以集体记忆的形式长久地存留于村民以及其他参与者的意识中，并可能随时被激发、重现，或以拓展的方式助推社会性意识的形成。

　　其次，这一柔性活化赋予了烧奔塔的仪式“典礼化”艺术的特征。在最近几年的烧奔塔活化中，组织者革新了活动的“程式”，将原本已经模糊化甚至是接近消逝的旧有程序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灌注其精神和活力。一方面，完整、统一的礼仪新程式将烧奔塔活动典礼化，使其成为艺术性的表达。这里的典礼化主要是将整个烧奔塔（包括成人礼）活动从日常生活的视域中区分出来，使其超越日常行为的基本属性，从而升华为表意中秋的特定节庆活动。在新程式的引导下，身体行为、节庆器物和空间环境都以感性的形式显现出来，并在礼仪的规制下演绎出现代视域下的典礼化艺术。另一方面，仪式过程的演剧性以叙事的方式将烧奔塔的意蕴和价值揭示出来。在烧奔塔活动中，村口篮球场衍化为相对独立的“剧场”，而整个典礼化的仪式过程则具有了演剧的属性。作为一种典礼化的艺术，烧奔塔活动不仅仅是视觉化和审美化的，它还以独特的叙事展现节庆中的礼仪。参与活动的主体沉浸于烧奔塔的整体氛围中，以完形的身体和充盈的姿态投入仪式的过程中，在时空一体化的剧场中演绎出烧奔塔的成人和祈福礼仪。

　　（三）塑造乡村“礼俗”秩序的新形态

　　在青田烧奔塔民俗的活化中，将原本近乎消逝的礼仪内涵重新注入这一传统的节庆中，盘活民俗资源，唤醒民间记忆，这就是对乡村礼俗的重塑。在农耕文明系统已经断裂、传统礼俗体系几近解体的今天，如何恢复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构建乡村社会的新秩序，是发掘乡村价值、促进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提出，乡村治理愈来愈受重视，而烧奔塔的活化作为乡村自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新的形式推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乡村“礼俗”秩序的重构。

　　具体来说，作为基础的身体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形成。如上所述，身体的结构包含行动、审美和社会等层面，就其价值来讲，身体的行动层面对应着主体性的养成，审美层面对应着“典礼化”艺术的建构，而身体的社会层面则对应着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在举办烧奔塔活动的公共空间中，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与他者的身体接触，尤其是在节庆的浓厚氛围中，身体间的不断互动打破了主体间的距离。不同主体的身心共振、同感，其内在实质就是基于身体（感性）的情感互通，村民以及其他参与的主体将身体从各种欲望和工具化的语境中抽离出来，以自身作为自身显示出来的姿态与他者的身体共处、共在。所以，这里讲的情感互通就不局限于爱情、亲情、友情等具象化的形式，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性共鸣。它是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关键，村民在这种精神性的共鸣中会逐渐形成共同的观念，促进情感共同体的塑造。这反映在乡村治理的层面就是社会结构的建构，更准确地说是礼俗秩序的重构。现代乡村已基本不具备传统的道德规范、精神信仰，作为完整体系的乡村传统礼俗几乎也已演变为乡村中的历史性沉淀，从而与现代乡村的生活样态逐渐疏离。因此，若要使乡村中的传统礼俗恢复活力，就不能以简单的复制或“博物馆式”来打造和展示，而是要以适应现代乡村生活节奏的方式来激活旧有的礼俗，保留其精髓和实质，更新其表现形式和规范程式，塑造出乡村礼俗秩序的新形态。从这个角度看，复活成人礼的青田烧奔塔民俗节庆仪式是极具文化价值的，它作为建构乡村礼俗新形态的积极和有效的尝试，具有典范性和示范性的意义。

　　青田烧奔塔活化展现出的对礼俗新秩序的探索与梁漱溟先生提出的“建设新的礼俗”也是不谋而合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潮流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中的传统社会组织构造和秩序业已崩解，而对于如何复兴乡村，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的主张，即建立新的礼俗，意图建立一套新的礼俗秩序。不过，在当时的特殊形势和社会条件下，梁漱溟的乡建愿景是难以实现的。而在当下，全面推动乡村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探讨如何建构乡村礼俗秩序的新形态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青田烧奔塔的活化是在接续梁漱溟先生建设新礼俗的乡建实践，也是对如何塑造现代乡村新形态礼俗的时代回应。而且，现实层面的进展也在支持着这一应答，自2018年起，烧奔塔活化被纳入青田乡建的总体统筹中，并与在端午节举行的“当代艺术龙舟活动”一同被列为“岭南乡村艺术季”的固定项目。2020年9月底，青田中秋烧奔塔（成人礼）民俗活动被列为佛山市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使烧奔塔焕发了活力，体现出挖掘与复兴传统礼俗文化的重要社会意义，也在事实上支撑着对乡村礼俗秩序新形态的塑造，促进了青田烧奔塔民俗活动的礼仪化和制度化进程。

　　结语

　　以上是笔者从青田烧奔塔出发对当前艺术介入背景下乡村民俗活化作的简要分析。民俗活动是蕴含礼俗传统的乡村生活基本事象，在乡村民俗礼俗内涵弱化的当下，以艺术化的温和手段对民俗加以修复、赓续、更新，重塑礼俗的个体性观念、群体性内涵和社会性价值，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包括民间记忆、民间资源等在内的一切民间的精神遗留都是对乡村礼俗价值的彰显与见证，它们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党和国家提出要深入挖掘乡村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艺术介入下乡村民俗的活化正是以具体的切入点重塑乡村情感共同体、建构乡村礼俗新形态的尝试。这一路径对于传承、活化乡村礼俗传统，弘扬乡村价值与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和阐释。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