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何朴斋在《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一文中提道：“我国既有了三个亚森·罗苹，不料同时又产生了三个福尔摩斯，真可说无独有偶。如果请这三位福尔摩斯，和这三位亚森·罗苹，勾心斗角，较量一下，那倒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呢”。早期中国侦探小说的模仿特质以及游戏属性表现明显。一方面，来自欧洲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被中国作家复刻，产生了中国本土的“福尔摩斯”以及“亚森·罗苹”。另一方面，作者期待着侦探与侠盗“较量”，凸显侦探小说竞争游戏的特质，也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情节范例，促进中国本土“侦探—侠盗斗智”书写产生与发展。 

　　 追溯“侦探—侠盗斗智”模式渊源，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布朗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姗姗来迟》《亚森·罗苹智斗福尔摩斯》等篇目引入大侦探福尔摩斯，作为与文本主人公亚森·罗苹势均力敌的对手，以二人的智力对决构成小说主要内容。1912年，《小说时报》刊登由杨心一翻译的《福尔摩斯之劲敌》，首度将双方“智力对决”情节模式引入中国。受此影响，中国作家开始了对这种模式的续写、仿写与改写。程小青在《角智记》中续写了莫里斯·勒布朗原作里二人的斗智故事；东方民以《窃珠记》想象披着“东方色彩的绣花梳洗袍”的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在伦敦面对面对决；周瘦鹃通过《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将西方侦探与侠盗的活动空间置换为中国社会；杨时中的《神州亚森罗苹》为抵达上海的福尔摩斯，安排了与神州亚森罗苹——九连环的角逐经历。较之于上述文本的零散“中国化”因素设置，张碧梧、何朴斋、孙了红、朱、赵苕狂等人的作品，如《双雄斗智记》《地窟藏妻》《木偶的戏剧》《蛇誓》《鲁平的劲敌》《鲁平的胜利》等，在人物身份处理以及叙事空间建构方面，完成了本土化的尝试。作品实现了何朴斋对小说情节的预想，充分展现出“东方福尔摩斯”（包括霍桑、杨芷芳、卢伦等人）与“东方亚森·罗苹”（以鲁平、罗平、江南燕等为代表）之间的智力斗争。 

　　以上述作品为代表的部分侦探小说，依循“侠盗发起挑战—侦探介入调查—双方展开较量”的情节发展轨迹，关注存在于两个人物群体之间的智力斗争，使“侦探—侠盗斗智”书写成一种情节模式。鉴于写作者的不同创作意图，诸如以游戏态度解构权威叙述，抑或用戏谑笔法展示社会现实，再如秉持严肃观念传达特定价值追求等。文本中的双方智力对决呈现出此消彼长、各有胜负乃至输赢难明的复杂态势。但文本对两个群体人物行为的处理和价值观念的凸显，却具备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情节模式获得了阐释分析的价值意义。 

　　公开与隐匿的侠盗形象特征 

　　 “侦探—侠盗斗智”书写，在关键人物形象塑造特别是侠盗形象处理方面，迥异于一般侦探作品。作为具备“双重博弈结构”的文本游戏，侦探小说的外部涉及读者与侦探的潜在角逐，内部亦呈现为典型的斗争态势——“侦探与凶手构成一重智力竞争，结果生死攸关”。案件的凶手/罪犯，往往以隐身的方式存在，需要侦探借助证据调查、线索探究、逻辑推理以及真相还原等环节，锁定其真实身份。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也凸显了侦探小说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某一具体罪行的凶手并且加以定罪”。与一般侦探小说不同，首先，“侦探—侠盗斗智”情节模式对侠盗的身份进行了明确界定，即人物不再是侠盗系列作品中解决事端和案件的“潜在”侦探，因有悖于社会法律的行为，成为被侦探追踪与调查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罪犯角色。其次，在情节设置上突破已有模式，开篇即点明“罪犯”——侠盗的真实身份。《角智记》以英国公爵的钻石项圈被盗案件为引，提及“案发两日，忽有一简至苏格兰场，简自法国巴黎邮来，寄者即亚森·罗苹也”。以此为例证，该模式中的侠盗本人，常会在情节开端部分向侦探/警方/财物主人寄送信件，将末尾署名作为个人身份的有效证明，完成在侦探、警务人员乃至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 

　　与此同时，他们在信件中对犯罪时间、地点进行预告式的宣布，并以多重复杂意味的表述，直指侦探。人物在字里行间以看似恭谨的态度，对侦探的才智、声名以及品格进行褒扬。但在表面客气的“仰慕”“佩服”背后，侠盗们或者单刀直入“邀请”侦探们入局，“请遣福尔摩斯”“还请先生们前往指教”，或者以退为进对侦探采取激将法，“君如明达，幸勿预闻此与己无关之事……若必欲自诩聪明……请各聚精会神，一决雌雄可也？”“希望你来显些特别的捕鼠技能，给大家赏识赏识！倘你没有勇气前来，那你就是能说而不能行。我要劝你，以后还以少发议论为宜！”恭敬有礼的笔墨文字，本身却带有明显的挑战意味，是侠盗向侦探所下的“战书”，无形中强化了侦探小说内部具备的竞争游戏属性。 

　　 侠盗这种通过公开个人身份以对侦探进行“邀约”的举动，看似背离了传统罪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免受既定的社会公共秩序束缚所秉持的秘密原则”，却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挑战意味。一方面，侠盗挑战了社会权威。以往侠盗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窃取不义权贵、富商的财物，用于济贫、扶弱行动，以个人的行为“转移”财富，并瓦解了社会“权威人士”的“权势以及财富意味着一切”的认知。他们这种有失社会秩序的举动，使自身成为具有叛逆特质的浪漫主义英雄代表。“侦探—侠盗斗智”写作，以知名侦探取代了无力破解侠盗计谋的警务人员。由此，侠盗所挑战的对象，在既有的权势以及财富权威的基础上，增加了侦探这一在智力范畴中堪称“权威”的角色。侠盗出其不意地在侦探面前获得财物并成功离开，从而展示个人胜过侦探的胆识和智谋，也戏谑性地解构了侦探所象征的智识存在以及理性精神。更有意味的是，部分受到中国传统侠义精神影响的侠盗，还“通过调皮捣蛋行为象征性地颠覆了（侦探所代表的）西方”，与试图挑战英国侦探福尔摩斯的法国侠盗亚森·罗苹不谋而合，在文本中体现出强烈的身份观念。 

　　另一方面，侠盗挑战了自身能力。人物通过预告，将行动时间、地点公之于众，面临着“如何从众人的严防死守中逃脱”的现实问题。同时，具备智性特征的侦探被“邀请”作为对手，使人物计划的实施难度直线上升，变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侠盗在面临上述层层自我加码的考验时，既深信自身能力必将导向最终胜利，也试图采取有效手段保障挑战成功。所以他们在案件起始时所公开的个人身份，并不意味着人物已经失去先机，反而成为人物自认为掌握主动权的体现，恰恰对应福尔摩斯的“游戏开始了”的表述，预示着他们与侦探智力对决游戏的开局。 

　　在其后的具体行动中，侠盗仍实施着展示自我的特别行动：或在案发现场遗留个人身份的信物，或通过个人的标志性印记引发目击者的注意。人物取得胜利后，会借助信件、电话等多种通信方式，向侦探或失主传达重要信息——本人成功实施此前“预告”的窃盗行为，较之侦探更胜一筹，从而完成确证自我的最终目的。而部分案件中的侠盗成为侦探的手下败将，未能实现其彰显个人才智的目标，仍在逃逸的状态下修书一封，以“将来再见”的期许为其后可能的交锋埋下伏笔，再次强调了个人的真实身份，对个人声名的宣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尽管他们试图通过公开的身份展示，达到看似扬名实则挑战的目的，但细究人物具体行动中的身份处理，却具备极强的隐匿性，直接提升了双方斗智游戏的复杂程度以及侦探破解活动的困难程度。 

　　首先，人物面目“模糊”，不以真实样貌出现在公开场合乃至日常场景，导致众人无法通过相貌识别他的身份。《木偶的戏剧》中的鲁平，被称为“看不见的人”，与他有所接触的人，甚至是他手下的一千羽党都未曾目睹过他的真面目。《双雄斗智记》中的鲁平，即使在自己的大本营中擒获霍桑，仍戴着面具出现在对手面前。鉴于人物对自己真实面目的遮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改换为其他人的相貌、身份，难以被人戳穿。在作品中，他们会假扮失主在外留学多年的儿子，“久别归家”后盗走珍贵古画；会伪装成警局侦探长，“守卫”古玩商人的鹤顶红宝石；甚至摇身一变成为知名大侦探霍桑，假借“保护”名义从收藏家面前带走古董名画。基于隐秘相貌而产生的身份变换，是侠盗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其次，人物行踪不定，行为呈现出难以捉摸的神秘特质。在文本所表述的内容中，他人对侠盗的认知即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状态，侠盗往往在众人毫无防备时采取行动，又在防备甚严时销声匿迹，采取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个人的行动。因行为神秘人物的来处以及去向也不得而知。除此之外，多数作家将笔下的侠盗人物设置为党派首领。他们不需事必躬亲，部分情况下可以借助手下人物的力量，由手下人物乔装混进警方内部，或化身为其他人物接近侦探/物主，获取关键信息，或干扰调查方向。出现在台前的只是党派中的成员，侠盗本人只需隐身幕后，担任一切行动的指挥者，操控事态发展，同时又完美隐藏了自己的行迹。 

　　 身体意义上的伪造容貌以及社会意义上的假扮身份，兼之人物的隐匿行踪，是中国本土侠盗们对亚森·罗苹重要特质的“继承”。此外，人物对不义权贵、富商的财物劫掠，重现了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劫富济贫”行为，获得了市井民众的情感支持，无形中为个人的隐遁提供了机会。较之于“19世纪常见的侦探以精心的、夸张的方式伪装”境况，他们“通过身体的、社会的，当然还有道德的方式隐藏自己”，与西方侠盗一起，使“20世纪的罪犯伪装变得普遍”。借助上述三重方式，侠盗隐藏了个人核心信息，消灭了自身存留在“大城市人群中的个人痕迹”，化身为“人群中的人”，进而变为“伪装大师以及难对付的逃脱艺术家”。但结合前述的个人身份彰显，侠盗成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人物在追求公开的声名来确证自身的同时，仍需要以隐匿的方式保障个人的安全以及自由。他们的行动意图与行动方式出现偏差，直接反映出其所生活的近现代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人物的合理诉求难以依靠法律等正规途径保障，反而要借助来自民间传统的个人化的、非正式的甚至隐秘的“侠”的行为实现。 

　　除此之外，身份公开与相貌、行踪隐匿，作为侠盗的典型特征，无形中为人物自身以及侦探设置了“不可能”的挑战任务。面向公众宣布的身份，既是侠盗考验自身的“不可能”任务标识，也是人物向侦探发起的“不可能”挑战“宣言”。侠盗以缺乏明确样貌的状态隐于人群之中，为本已掌握罪犯身份的侦探设置了新的难题——如何根据人物千变万化的形象特征以及神出鬼没的行为特征，锁定侠盗真身。侦探的调查难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物的“不可能”程度。 

　　基于这种带有“不可能”意味的人物设置挑战行为，文本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司空见惯的“案件发生—侦探调查”情节开端，被“侠盗预告—侦探预防”取代。侦探小说的悬疑特质虽得到保留，但文本初始预留的“空白”却由“凶手是谁”“真相如何”等开放性谜题，置换为“侠盗如何采取行动”“侦探能否擒获侠盗”等预设性问题。同时，常规作品中完成时的静态案件存在，转换为“侦探—侠盗斗智”书写里进行时/未来时的动态事件发展。受这一“未完成”态势影响，文本后续情节没有按照“探寻线索—还原真相”的固定模式推进，而侠盗打破多种“不可能”的行为，获得了不确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迥异于常规侦探小说的神秘美感。 

　　计谋加机关的智力对决方式 

　　 “侠盗—侦探斗智”书写，颇为重视两个人物群体之间发生的智力对决，毕竟“在侦探小说中智力体验高于一切”。在谈及侠盗亚森·罗苹系列作品时，现代时期知名侦探小说译者周瘦鹃最为推崇展示侦探与侠盗斗智的《双雄斗智录》。因为“两雄相遇，各出奇智相角，掷笔空中，栩栩欲活，令读其书者如见字里行间跃跃然有一福尔摩斯，并有一亚森·罗苹在也”。包天笑则强调“福尔摩斯藉其智慧，使人无遁形。而亚森·罗苹亦藉其智慧，遁人于无形”，一语道出二人对决关系中的决定因素——智力。对照中国现代时期的同类作品，智力因素仍是写作者强调对阵决胜的关键，《角智记》以及《双雄斗智记》等作品命名已可见一斑。“那个号称东方福尔摩斯的霍桑，他机警多谋……真是我们首领的对手”“凭着我的聪明才智，或能偷进屋去，探明包朗的生死……我不信我既戴着‘东方福尔摩斯’的头衔，竟失败在这蓝三星党手中”等表述也一再强调智力因素的重要性。 

　　 致力于双方智力对决关系书写的文本，在对二者的智力因素进行处理时，没有聚焦于人物的专业知识、科学素养摹写，而更注重人物在思维层面的计谋运用和技术层面的机关设置表现。因为依循“侠盗—侦探斗智”情节模式的文本，多数颠倒了“案件发生—侦探出场”的顺序，将侦探的介入作为案件开始的标志，无形中应和了后续在美国出现的硬汉派作品规程——“侦探不仅是解决办法，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其对案件的介入如同催化剂”。侦探不再是此前置身事外的“旁观”破局者，而成为跻身其中的参与者，侠盗也摒除了罪犯隐身蛰伏的存在状态，将侦探一人完成的“独角戏”调查转换为双方的“面对面”智力交锋。人物前置于即将发生事件的状态，使得双方，特别是侦探，无法针对已成定局的境况，运用专业知识以及逻辑推理能力还原事实，只能预先筹划，准备虚化的计谋和实体的机关应对来自敌对方的可能“进攻”。 

　　在较量过程中，伪饰或假托的化身/化名策略被双方不断使用，成为侦探与侠盗你来我往交锋计谋的“法宝”。他们都借助“假”的存在，实现自身抓捕或盗窃“真”的意图，触及侦探小说深层的“真—假”二元对立关系。在常规侦探小说中，侦探最终还原的事情真相，呈现为“真”的存在状态。但来自不同人物的证词以及相关物证，提供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线索，反而可能将侦探导向各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象，需要侦探进行严谨逻辑推理。因此侦探小说的常规情节发展逻辑，是通过对大量假象的祛蔽，还原最终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假”作为“真”的阻遏，影响着“真”的实现。“侠盗—侦探斗智”书写却把“假”作为促成“真”的有效手段，对该类型小说深层的“真—假”二元对立关系，进行创造性运用。 

　　文本中的侠盗，为了实施盗窃行为，往往会故意制造假象，伪装成物主亲人、警局人士乃至侦探本人，其党羽则化身为仆佣、司机、秘书、警士等身份各异的角色，出现在与案件相关的不同场所。作为伪装策略的忠实拥趸者，他们并未拘泥于一次“假”的处理，反而多次对“假”的身份、名义以及意图加以利用。《木偶的戏剧》中的鲁平，“抄袭‘定军山’里老黄忠所用的陈旧的战略”，“杀一阵，败一阵”，安排木制的人偶以及人扮的木偶交错出现在霍桑面前，吸引大侦探注意。随后自己假扮“复活的木偶”，将侦探引入圈套，在囚禁大侦探的同时，自己又扮作大侦探的相貌，轻松从物主手中取走古画。这种层出不穷的“假”的处理，化用了连环、反间等传统计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蒙蔽了案件相关人物的耳目，帮助侠盗取得了部分胜利。 

　　与之相比，侦探虽是“真”的发掘者和捍卫者，在斗智过程中也会基于案件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假扮侠盗形象、假借侠盗身份甚至假托侠盗名义，实现目的。诸如霍桑扮成了鲁平曾装扮过的木偶，出现在鲁平家中，追讨被后者骗走的古画；侦探按照东方亚森·罗苹的预告，抵达案发现场，借助侠盗的身份对卖国求荣者进行了惩戒；杨芷芳以鲁平的名义，从为富不仁者手中获取十万元支票，并将计就计，捐献给当地红十字会用于公益事业。常规侦探小说中被侦探所摒除掉的“假”的存在（人、事、物），正好成为他们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促使案件最终达成了“真”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人物所运用的化身以及化名等以假乱真的计谋，实现了化假为真的效果。 

　　 侠盗还使用机关陷阱，作为与侦探斗智的辅助工具。文本中的机关陷阱描写，存在实体与虚拟两种情况。《双雄斗智记》中的霍桑，在蓝三星党的大本营经历了多重有形机关的考验：甫一进门，翻板倾覆，助手包朗直接坠入陷阱；深入敌窟拯救助手的侦探，不幸中招被单独关押，亲身体验了满墙机关置人死地的威力，凭借机警侥幸躲过；误信罗平已死的侦探，在罗平房中，被“金钟罩”扣住，丧失行动自由……“一处有一处的陷阱，一步有一步的机关”，对侦探的智勇形成巨大挑战。至于虚拟的机关，则体现为斗智双方的心理层面较量。在《木偶的戏剧》中，进入鲁平家中的霍桑，以门外大批警察驻守的谎言，要求鲁平交出骗取到手的古画，后者适时提醒前者：手边圆桌上的凸起，正是自己通知羽党的电钮，轻轻按下即可命令他们烧毁古画。这一子虚乌有的机关对侦探产生震慑作用，帮助侠盗在与侦探的面对面交锋中，获得心理上的优势，从而为最终“光荣的失败”埋下伏笔。虽然姚赓夔认为“侦探小说而说及机关，虽是动人之目，然毫无侦探之价值”，但对比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双雄对决故事，这些文本里具备现代技术样貌的机关陷阱，仍沿用中国古典文学中即已出现的“机关术”，让主人公的经历也染上中国本土的特色风味。 

　　 虽然较之进行严谨逻辑推理的古典侦探们，借用计谋以及机关斗智的侦探与侠盗们，较少获得“公开言说”的机会，将推理过程或行动流程娓娓道来，凸显个人的知识理性闪光。但随着“进行中”的事态发展，人物面临着“局势还须随时变换，随处悬疑”的动态化挑战，他们使用计谋以及机关，把人物智力这种抽象精神能力，转化为真假虚实的身份、工具、手段乃至行动，用来预判问题、化解挑战并完成斗智行动，具体可感且清晰可信。更重要的是，侦探与侠盗们运用个人智识，将上文分析的“不可能”挑战任务，转化为确凿无误的现实，诸如侦探出人意料地揭穿侠盗假面并破坏其原有计划，或是侠盗在众人面前完成窃盗并全身而退等。上述结局虽存在差异，却都导向于对人物智力的肯定，也通过相应内容处理，凸显了侦探小说“变不可能为可能，化不可解为可解，由超自然到自然，远比揭露罪犯重要”的游戏意旨，使文本具备了智性的特征。 

　　对应于“不可能”以及“未完成”行为导致的神秘美感，人物依凭个人智力实现的“可能”以及“完成”境况，通过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了人物面对的问题，使文本产生了一种神奇的美感，激发了读者“原来如此”“竟然可以这样”的惊奇感受。但仔细分析“问题解决”这一结果的实质，它并未让小说继续向神秘、神奇维度发展，而是将小说拉回了秩序感以及逻辑力构建的理性轨道，印证了博尔赫斯所说的侦探小说“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这种处理，赋予作品以确定性的美学风味，也满足了读者对于确定态势的心理追求。 

　　迥异且对立的价值观念反映 

　　“侦探—侠盗斗智”书写，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展示了两个对立群体的行为轨迹。双方你来我往的精彩斗智过程，隐藏着侦探和侠盗迥异的价值观念及行为逻辑。现代时期的侦探们，秉持着公义观念，致力于对犯罪谜题的破解以及对犯罪行为的终结。霍桑在践行儒家“格物致知”的同时，“受到墨子的那一种仗义行侠的熏陶”，“痛恨罪恶，痛恨为非作歹”；杨芷芳“侠骨柔肠，料事如神”且倾尽全力“扶助失意的人”。他们以侦探为职业乃至事业，努力探究罪恶秘密背后的真相，促成凶犯接受应有惩罚，维护社会安宁，并试图在是非颠倒的“大混乱的时代”，“表示一些合乎理智的行为……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能有一个合理的光明社会”。 

　　 侠盗们也具备一套独特价值观念表述：面对贫富差异悬殊以及无良权势当道的社会现实，张碧梧笔下的罗平，沿袭了传统绿林好汉的作风，秉承了“劫富济贫，抑强扶弱”的八字信条，自认无愧于社会，算是“侠义的强盗”；何朴斋描写的鲁宾，恪守的“三戒”之一即是“戒劫掠穷苦的人”，“有时还要赒济人家”。即使专注于塑造侦探人物的程小青以及朱等作家，表现笔下的侠盗如江南燕时，也通过人物谋杀绑匪以拯救被拐骗的孤女等行为，暗示他们的价值观念。诚然，《鲁宾入狱》中的鲁宾为了高额报酬拯救监狱中被关押的犯人，《木偶的戏剧》中的鲁平也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窃盗行为，看似有违人物的“侠盗”声名，但人物仍遵从救济穷苦民众的行为目的。除此之外，在侠盗的认知中，“整半个世界的人们都在做窃盗”，且“天天在实行窃盗的工作”，“却不愿承受窃盗的名义”，相较之下，自己对窃盗行为的承认正是“有勇气”的证明。 

　　这些人物特性，都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侠盗鼻祖亚森·罗苹的特质——“以其热肠侠骨，冲决网罗，剪除凶残，使彼神奸巨憝，不能以法律自屏蔽之为愈也”，因此，包天笑将侠盗与“计虽工，奴隶于不平等之法律，而专为资本家之猎狗”的侦探进行比较，强调前者较之后者更胜一筹。同时，在部分评论家看来，他们的行为“绝不是让人唾弃的犯罪，它们其实伪装为犯罪，并不是当真堕入其中，它们是在未获许可之地的智力游戏”。因为人物试图以激进的方式挑战是看似合理实则不义的规范、机构乃至体系，其目的不在于个人利益的保障，而是对既有问题的纠偏以及调整。 

　　一定意义上，侦探与侠盗基于相似的“除暴扶弱”观念行事，却在具体认知上产生明显偏差——一个坚持公义处理，一个崇尚私力解决，导致行为方式截然相反，最终发展趋向殊途，身份归属迥异，处于案件的两极地位。小说中的部分侠盗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知，鲁宾当面告诉侦探鲍尔文：“我做的事同你的职业恰在反对的地位，所以常常像水火般的不相容了”；江南燕则在写给侦探杨芷芳的多封信件中，屡屡强调自己与对方“处在相反的地位”，不管相隔万里还是近在咫尺都难以改变，道出两种人物身份的现实隔阂。 

　　颇有意味的是，小说在表现思想观念导致二者的身份对立问题时，并未简单地将情况归于“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种状态，反而在部分文本中借助特殊境况的处理，反映出存在于“对立斗争”主体关系中的“裂隙”。《蛇誓》中的侦探凌石博士与侠盗鲁平，由于都有惩治恶人的意图而实现了和解。《鲁平的胜利》中“失败的侦探”胡闲在鲁平的指引下直抵案件真相。在朱写作的侦探系列作品中，杨芷芳于《真凶》里查清江南燕杀死拐匪的事实后，将“团伙内讧杀人”的结论告知警方，为侠盗隐瞒真相，并在其后的《恐怖的春季》《惊雷》等作品中延续了这一做法。即使不以“侦探对阵侠盗”书写为主线内容的“霍桑探案”部分作品，也设置了侠盗江南燕的几次短暂出场。他为了感谢霍桑帮助自己洗刷冤情，曾数次出手救助侦探摆脱盗匪的死亡威胁。 

　　细究上述作品，侠盗们的特定举动体现出对侦探的认可、支持而非挑战。反观侦探，在霍桑等侦探保持沉默的同时，杨芷芳则直接替侠盗掩饰。二者之间不再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似乎变成一种惺惺相惜的“共谋”关系，也让问题变得含混且复杂起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态势，一定程度上源自社会现实的影响，即当时实施的法律制度，与惩治犯罪的现实需要存在错位关系。侦探霍桑的助手包朗，曾替人物代言：“在这以物质为重心的社会之中, 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 细弱平民，受冤蒙屈, 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恰可成为上述侦探们特殊行为的注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处理并未消弭二者之间的差异，使侦探与侠盗殊途同归。尽管双方可能因法律缺失导致的民众冤屈、民族危亡影响的群体生计等现实问题，暂时达成“和解”，留存在各自思想深层的核心价值观念却难以撼动，行事方式也难以趋同。本着公义、良心行事的侦探，力图凭借个人智识和努力，恢复纷乱社会的短暂平静，崇实、求真的价值追求赋予人物典型的理性主义特质。宣扬劫富济贫的侠盗，则以报复式/毁灭式犯罪行为，冲击既有的“死水”式社会规范，颇有些“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的意味，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反叛思想践行无疑。较之晚清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合流”的清官与侠客人物，二者的关系远未亲近到足以将对社会正义的“肯定性叙事”和“批评性叙事”糅合起来。毕竟不同于公案作品中捍卫家国权力以及现存秩序的清官，侦探清醒意识到自身所处社会的现实境况并试图加以纠偏，对既有秩序的理性认知亦如上文包朗的表述所言。而侠盗也无法如白玉堂等侠客之流，牺牲个人的价值观念以求被统治阶层收编。在这个意义上，两个人物群体都比看似具有对应关系的清官以及侠客走得更远。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侦探—侠盗斗智”书写，由模仿而起，以游戏为表，内里却逸出了双方竞争游戏的范畴，直接关涉其背后隐藏的不同人物群体价值观念冲突。立足于观念冲突，文本对特定时代对立人物群体的复杂关系进行处理，指涉近现代中国现实，成为以潜隐方式记录社会境况的严肃存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