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约前425）与雅典肃剧（又称“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前480—前406）处于同一时代，比谐剧（又称“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46—前385）略早。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在政治和智识上达到顶峰的时代，尽管顶峰同时意味着由盛转衰。希罗多德的《原史》（‘Iστορη）， 作为一项对当时雅典人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探究”，自然也引起同时代那些著名智识人的注意。从这几位雅典戏剧诗人与希罗多德的互文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雅典智识氛围之一隅，也可对希罗多德的写作特点有所把握。

　　一、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

　　古代流传下来的希罗多德传记，主要有两份，一份出自他的老乡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盛年在公元前20年左右）之手，另一份见于10世纪末由拜占庭学者编纂的《苏达辞书》。这位狄奥尼修斯在《论修昔底德的风格》中写道：

　　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在波斯战争前不久降生，一直活到佩洛璞斯岛战争之时。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出色。他并非旨在写某一个城邦或部落的历史；他想在一部著作里记述欧罗巴和亚细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件……

　　希罗多德的一生正好处于公元前5世纪的两次大战之间：他出生时，希波战争（前499—前449）已经开打；他去世前，佩洛璞斯岛战争（前431—前404）正打得如火如荼。这是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大背景。

　　《苏达辞书》“希罗多德”词条的记载更为详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出身名门，父亲叫吕克瑟斯（Lyxes），母亲叫德律欧（Dryo），还有个名叫忒俄多罗斯（Theodorus）的兄弟。由于哈利卡尔纳索斯僭主吕戈达米斯（Lygdamis）的缘故，希罗多德移居萨摩斯（Samos），并在那里学会伊奥尼亚方言。他从流亡中返回哈利卡尔纳索斯，赶走僭主。但此后，他看到本邦人不喜欢他，就自愿来到雅典人建立的殖民地图里澳（Thourion）。希罗多德在这里去世，死后埋葬在广场上。但还有一些人说希罗多德死于马其顿的佩拉（Pella）。据“赫拉尼科斯”词条记载，在欧里庇德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时代，密提勒涅（Mytilene）人赫拉尼科斯曾偕同希罗多德来到马其顿国王阿密恩塔斯（Amyntas）的宫中。

　　除了这两份传记，革利乌斯（Gellius，约125—180）在《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523）中记载，史家赫拉尼科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大约同时取得巨大的声名；他们年龄上也相仿，因为佩洛璞斯岛战争爆发时，赫拉尼科斯大约是65岁，希罗多德是53岁，修昔底德是40岁。我们知道佩洛璞斯岛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由此可推出希罗多德生于公元前484年。

　　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古人把40岁视为一个人的盛年，并通常把这个人最突出的一件事视为盛年所为。希罗多德也是图里澳的建立者，既然图里澳建于公元前443年，那么佩洛璞斯岛战争爆发时，希罗多德大约是53岁。

　　根据今天能看到的资料，我们只能暂时认为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84年出生在哈利卡尔纳索斯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与当地僭主吕戈达米斯有何过节，以至于移居萨摩斯，已不得而知。他流亡归来赶走僭主时，大概不超过30岁，因为公元前454年向雅典纳贡的城市名单中，已看不到吕戈达米斯的名字。

　　在这之后至殖民图里澳之前，希罗多德大概在周游各地。他的旅行轨迹已无法复原。不过从他本人的记述可知，他去过西亚细亚，直至巴比伦；他到过小亚细亚的各个城邦和附近的岛屿，以及腓尼基、叙利亚、赫勒海（又译“赫勒斯滂”）、黑海西岸；他还远游埃及，沿着尼罗河一直来到象城（又译“埃烈旁提涅”）。他几乎游遍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至于他到不了的地方，他会到处向人打听，如他可能未曾深入斯基泰（Scythia）的内地，相关情况都是他打听得来。

　　希罗多德对德尔菲特别熟悉，可能他曾在德尔菲长住。在公元前447年左右，希罗多德来到雅典。此前，雅典与波斯已经缔结“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约前449年），希波战争正式结束。但此时所谓的“第一次佩洛璞斯岛战争”（前460—前445）还未结束，雅典与佩洛璞斯岛人之间的这场战争要到一两年之后签订“三十年和约”才告一段落。

　　希罗多德来到雅典的时候，领导雅典文化生活的是著名的伯利克勒斯（Pericles,约前495—前429）小圈子。圈子里除了伯利克勒斯本人，还有智术师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和肃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毋庸置疑，希罗多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在雅典的具体活动已不可考，不过或许正是在这里，他把兴趣从漫游时代对人种志和地理志的爱好，转向研究战争和政治。

　　图里澳建于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作为建立者之一，当于此时从雅典来到图里澳。图里澳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叙巴里斯（Sybaris），叙巴里斯人因受到邻人排挤，请求雅典帮助，伯利克勒斯便趁机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以加强雅典在意大利的影响。领导这一殖民地的是普罗塔戈拉和米利都人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后者是著名的城市规划师。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希波达莫斯是城市规划术的发明者，佩莱坞港（Piraeus，今比雷埃夫斯）的设计建造者。亚里士多德还调侃地提到，希波达莫斯行为怪诞、矫揉造作，既渴望熟悉自然知识，也是第一位探究最佳政制的非政治家；他把人口、土地和法律都分成三部分或三类，亚里士多德逐条反驳之。

　　我们有理由假定，希罗多德在图里澳完成自己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又译《修辞学》）中引用的“图里澳人希罗多德”或许无误，倒是我们看到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原史》“序”）可能是后人所改，因为《苏达辞书》曾记载，希罗多德自称图里澳人。

　　希罗多德是否终老于图里澳，还是如《苏达辞书》的另一处记载所言，死于马其顿的佩拉？据考证，他确有可能到过马其顿，但应该在他到图里澳之前。希罗多德对亚历山大一世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兴趣，这或许表明希罗多德与马其顿王室交情不差。

　　因此，可以认为希罗多德死于图里澳。《苏达辞书》“图里澳”词条下载有希罗多德的墓志铭：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斯之子希罗多德的骸骨。

　　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史家中最优秀的，

　　他在多里斯（Doris）的故乡长大，为了躲避流言蜚语，

　　他把图里澳当成新的故乡。

　　从后人的角度看，希罗多德不仅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史家中最优秀的，而且是整个西方的“史学之父”。这一称号最早由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加之于希罗多德：

　　历史要求一切真实，而诗则大部分在给人以愉悦。不过尽管如此，在史学之父（patrem historiae）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以及在特奥蓬波斯（Theopompus）的著作中，都有数不清的传说。（《论法律》1.5）

　　西塞罗对历史与诗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诗术》1451a38b11），作为希罗多德作品标题的‘Iστορη 才开始有了“历史”之义。尽管亚里士多德刻意把史与诗（尤其肃剧诗）区分开来，但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肃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以及稍后的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都与希罗多德存在某种互文关系。

　　二、索福克勒斯

　　据说索福克勒斯与希罗多德交情甚笃。据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记载，索福克勒斯曾为希罗多德写过一首双行诗：

　　此歌献给希罗多德，索福克勒斯制于年

　　五十又五。

　　索福克勒斯出生于公元前496年，比伯利克勒斯大一岁，比希罗多德大十来岁。这首短诗写于索福克勒斯55岁那年，即公元前441年，他的名作《安提戈涅》（Antigone）也大概在这一年上演。

　　在《安提戈涅》第四场，即将赴死的安提戈涅这样为自己冒死埋葬兄弟的行为辩护：

　　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作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原史》中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在《原史》第3卷，波斯王大流士怀疑殷塔璞热内斯谋反，就把他全家抓起来投入监狱，打算处死。殷塔璞热内斯的妻子天天哭喊悲戚，终于引起大流士的同情。大流士便派人告诉她，说可以赦免她最想保全的一个人。她选了自己的兄弟。大流士万分惊讶，又派人询问原因。她这样答复：

　　王啊，我夫会再有，只要神灵愿意，子亦可再生，即使我丧子；但我父母已亡，无由再有兄弟。我持此看法，故有此言。（《原史》3.119.6）

　　大流士为这番话所折服，不仅放走她的兄弟，还赦免了她的长子。

　　细究起来，安提戈涅口中的那番话略显怪异，因为她既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许多校订者因而怀疑这几行并非出自索福克勒斯之手。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引用过《安提戈涅》的第911—912行，这表明至少他看到的版本中就有这些话。索福克勒斯把这番话放在安提戈涅口中，并非全无道理。诚然，安提戈涅不曾有过丈夫和孩子，但她的兄弟此时已死去。她的意思是，她可以为死去的兄弟做对抗城邦的事，但如果是为了死去的丈夫和孩子，她未必会这么做。安提戈涅可以为死去的兄弟赴汤蹈火，就像殷塔璞热内斯的妻子把保全活着的兄弟看得比保全丈夫和孩子更重要。两人的理由完全相同：丈夫和孩子可以再有，但父母去世后，就不会再有兄弟。

　　索福克勒斯的另一部剧作《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The Oedipus Coloneus），可能化用过《原史》中的内容。这部剧写于公元前411年，10年后才上演，彼时索福克勒斯已经去世。在本剧第一场，安提戈涅陪着俄狄浦斯来到雅典城郊的科洛诺斯。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Ismene）从忒拜前来报信。俄狄浦斯看到她，问起自己的两个儿子，然后说：

　　他们的性情和生活完全沾染了埃及习气！那里男人坐在家里织布，妻子却出外谋生。孩子们啊，你们两个也是这样。应当担负这种辛苦的人像女孩子一样待在家里，你们两个女孩子却代替他们，为我这不幸的人分担苦难。

　　俄狄浦斯把两个儿子待在家里而两个女儿在外奔波比作埃及习气，也不是特别恰切，极有可能是索福克勒斯在向他的朋友希罗多德“致敬”。《原史》的第2卷一般称作“埃及故事”。希罗多德讲完埃及的天与河跟别处不同后，又说埃及人的“习俗和礼法大多与其他人相反”，还举了许多例子：

　　在他们当中，女人出入广场做买卖，但男人宅着搞纺织。其他人纺织时将羊毛往上推，但埃及人往下。男人用头负重，但女人用肩。至于尿尿，女人站着，但男人蹲着。他们在家中排便，而在外面路上进食，说羞耻而必要的事得藏着做，但不羞耻的事得公开做。没有一个女人担任男神或女神的祭司，但所有男神和所有女神的祭司都由男人担任。儿子没有任何必要赡养双亲，如果不愿意；但女儿绝对必须如此，哪怕不愿意……（《原史》2.35.2.4）

　　索福克勒斯写《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时，化用的不只是上述第一个例子，还有最后一个例子。研究者已经提出，希罗多德在此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埃及人并非全然如此。希罗多德为了凸显埃及人在习俗和礼法方面的“相反”，故意夸张和戏剧化，而这正好为索福克勒斯所用。

　　三、欧里庇德斯

　　欧里庇德斯与希罗多德年龄相仿，两者之间也有某种互文关系。

　　我们知道，海伦故事大致有两个版本，“海伦在特洛伊”和“海伦在埃及”。在荷马的《伊利昂纪》（又译《伊利亚特》）中，帕里斯把海伦拐到特洛伊，引发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但在希罗多德的版本中，海伦根本没到过特洛伊，而滞留在埃及国王普罗透斯（Proteus）那里（《原史》2112120）。尽管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荷马其实同时了解两个版本的海伦故事，只不过“海伦在特洛伊”这个版本更适合他的叙事诗（《原史》2.116.1）。

　　海伦也出现在欧里庇德斯的肃剧中。在《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中，海伦也在特洛伊的女俘之列，且据她自述，帕里斯死后，她还被迫做过普里阿摩斯的另一个儿子得伊福波斯的妻子。在《奥瑞斯特斯》（Orestes）中，墨涅拉奥斯说自己把海伦从弗里吉亚（特洛伊所在地区）带回来，尽管最后阿波罗又把海伦送往宙斯的宫殿。在这两部剧中，欧里庇德斯用的也是“海伦在特洛伊”的版本。

　　不过，在上演日期介于两者之间的《海伦》（公元前412年，佩洛璞斯岛战争开始后的第20年）一剧中，欧里庇德斯用了另一个版本的海伦故事。海伦在这部剧的开场说，去特洛伊的只是赫拉制造的海伦的“幻影”和“名字”，海伦本身则由赫耳墨斯安顿在普罗透斯家里。真假海伦构成这部剧前半部分的戏剧张力，直至墨涅拉奥斯与真海伦相认。

　　同样，在欧里庇德斯的《厄勒克特拉》（约上演于公元前414年）中，卡斯托尔告诉奥瑞斯特斯，墨涅拉奥斯已经从埃及的普罗透斯家里把海伦接回来，因为宙斯送去伊利昂的只是海伦的幻影。

　　一般认为，《厄勒克特拉》和《海伦》中的“海伦在埃及”的故事，源于斯忒西科若斯（Stesichorus，约前610—约前540）的《悔罪诗》（Palinode）。斯忒西科若斯据传是赫西俄德之子，在他的《悔罪诗》中，去特洛伊的只是海伦的幻影。不过他一开始唱的也是海伦去特洛伊的故事，但遭到海伦的惩罚，双目失明，唱完《悔罪诗》后又立刻恢复视力（柏拉图《理想国》586c；《斐德若》243a）。然而，欧里庇德斯为何偏偏在这两部剧中用“海伦在埃及”这个不那么传统的版本，而在别的剧中仍使用“海伦在特洛伊”的说法？查尔斯·福尔纳拉认为，这与希罗多德作品的发表有关。对欧里庇德斯来说，斯忒西科若斯的故事并不新鲜，随时可以调用；新鲜的是希罗多德对这个故事的“理性化”，即去掉幻影这个因素而直接把海伦放在埃及而非特洛伊。因此，欧里庇德斯在这两部剧中化用的其实是新近出现的希罗多德的版本，只不过他为了戏剧效果又把海伦的幻影招了回来。

　　欧里庇德斯可能也借用过《原史》中的观念。他的《克热斯彭忒斯》（Cresphontes）大约上演于公元前425年，情节与三大肃剧诗人都写过的奥瑞斯特斯的故事相似，梗概如下：

　　美塞尼亚（Messenia）国王珀吕丰忒斯（Polyphontes）杀死阿瑞斯托玛科斯（Aristomachus）之子克热斯彭忒斯，并将他的王国和妻子美若佩（Merope）据为己有。然而，美若佩秘密地把自己为克热斯彭忒斯所生的男婴托付给埃托利亚（Aetolia）的一位世交。珀吕丰忒斯极力寻找这个孩子，许诺给任何杀死这个孩子的人以重金。这个也叫克热斯彭忒斯的孩子长大后，计划为父亲及诸位兄长报仇。因此，他来到国王珀吕丰忒斯这里，声称已经杀死克热斯彭忒斯和美若佩的儿子并要求得到赏金。国王让他暂时待在会客室，以便进一步询问他。克热斯彭忒斯因疲乏而入睡，与此同时，过去在母子之间传信的那位老人来到美若佩这里，哭诉克热斯彭忒斯已经失踪。美若佩断定那个正在睡觉的人就是杀死她儿子的凶手，就拿着斧子来到那个房间，不知情地想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幸亏老人认出他来并制止住母亲的罪行。意识到她的敌人给了她为自己报仇的机会，美若佩便设法让珀吕丰忒斯开心。放松的国王在主持宗教仪式的时候，他的客人杀死珀吕丰忒斯，重掌父亲的王国。

　　亚里士多德把这部剧视为善加利用传说故事的典范，说美若佩意图杀死自己的儿子却在行动之前恍悟，这种恍悟最好（《诗术》1454a4.6）。可惜这部剧如今只剩残篇，上述梗概取自古罗马作家伽尤斯·尤利乌斯·绪吉努斯（Gaius Julius Hyginus，前64—17）的《传说集》（Fabulae, 137）。在保留下来的某条残篇中，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应当聚在一起

　　悲叹出生之人将要踏入的不幸，

　　至于停止受苦的死人

　　我们应当去他家欢声高歌。（残篇449）

　　由于缺少语境，无法确定这话是谁针对什么而发。而在《原史》中，这是特饶索依人的独特礼法。特饶索依人是忒腊克人（又译“色雷斯人”）的一支，他们在一切礼法上与其他忒腊克人都一样，唯独在对待出生和死去之人时与众不同：

　　有人出生时，在场的人围坐一圈，哀悼他出生之后必须经历的大量不幸，历数属人的一切遭际；但有人死去时，他们在葬他时欢然庆贺，说他已经解脱大量不幸，处于完满的幸福之中。（《原史》5.4.2）

　　这与一般人对待生死的态度正好相反，倒颇像看透生死的哲人眼光。而在《克热斯彭忒斯》一剧中，欧里庇德斯似乎有把希罗多德在忒腊克人中发现的独特礼法普遍化的倾向。公元前425年左右，希罗多德去世，我们不妨猜测这也有可能是欧里庇德斯为了纪念希罗多德而发，是在为死去的希罗多德“欢声高歌”，毕竟哲人死后“处于完满的幸福之中”。

　　与生死相关的另一观念，见于《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安德洛玛刻在这部剧的开场悲叹自己的苦难时说：

　　决不可称那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你看见他死的末日，看见他怎么地经过，将往地下去了之前。（行100—102）赫卡柏在《特洛伊妇女》中说过类似的话（行509—510）。

　　死后方可判断一个人幸福与否，这正是希罗多德笔下的梭伦对克洛伊索斯的忠告。志得意满的克洛伊索斯问梭伦谁“最有福气”，满以为“自己就是人间最有福气的”，没想到在梭伦眼里，他不仅算不上最有福气，甚至连第二都排不上。梭伦给出的理由之一便是一个人活着时不可称之为幸福：

　　对我而言，你显得极为富有，且是众民之王；但你问我的那件事，我无法告诉你，在我得知你高贵地了结此生之前。因为，巨富者并不比仅得度日者更有福气，除非机运眷顾他，\[让他\]善终时仍拥有一切美物。（《原史》1.32.5）

　　克洛伊索斯后来的境遇也证明梭伦所言不虚。

　　四、阿里斯托芬

　　不仅肃剧诗人化用《原史》，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也曾向希罗多德这位前辈“致敬”。在上演于公元前414年的《鸟》（Birds）中，报信员甲对“云中咕咕城”（Cloudcuckooland）的城墙的描述，在用词和表达上让人想起希罗多德对巴比伦城墙的描述（《原史》1178179）。

　　但阿里斯托芬对《原史》更明显的化用，见于同样上演于公元前425年的《阿卡奈人》（Acharnians）一剧。本剧开场后不久，从波斯回来的使节甲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谈起他们出使波斯的见闻。他说他们直到第4年才到达波斯的王宫，可波斯国王带着远征军“出恭”去了：

　　他在金山上拉了八个月。（《阿卡奈人》，行82）

　　希罗多德曾提到吕底亚的特莫洛斯山，从山上会滚下金砂（《原史》1.93.1、5.101.2）。当年波斯人正是从正对此山的那一面卫城爬上去，才终于攻克撒尔迪斯（《原史》1.84）。阿里斯托芬此处的化用并不明显，他可能只是在夸张地搞笑。这里的金山，可能就是影射粪便而已。

　　随后的一处化用则非常明显。使节甲继续说到，波斯国王回来后：

　　开始设宴款待我们，总是在我们身旁摆出整只

　　出炉的烤牛。（《阿卡奈人》，行85—86）

　　雅典人只在重大的公共场合用牛来献祭。据希罗多德记载，烤全牛正是波斯人的习俗。波斯人在生日当天会享用比平常更多的食物：

　　他们中的好运道者安排牛、马、骆驼、驴整只在火炉里烤熟。（《原史》1.133.1）

　　所谓的“好运道者”，其实就是富人。阿里斯托芬让雅典使节在波斯国王那儿享用烤全牛，显然受到希罗多德的启发。

　　更富趣味和教益的是，在第三场，阿里斯托芬借谐剧主人公狄开俄波利斯（Dikaiopolis，字面义为“正义之城”）之口，把佩洛璞斯岛战争的起因也归结为抢女人：

　　偏偏一些年轻人玩酒戏喝醉了，

　　跑到麦加拉去，拐走了一个名叫西迈塔的妓女。

　　麦加拉人便苦恼而动了大蒜劲儿，

　　他们反过来拐走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

　　于是，一场战争就开始降落到

　　整个希腊，就为了三个娼妇。（《阿卡奈人》，行524—529）

　　据说绑架西迈塔是阿尔喀比亚德指使的。但不管互拐妓女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狄开俄波利斯的意思是，这场降临到整个希腊的战争的起因，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想起，希罗多德在探究希波战争的原因时，先从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意见说起。按波斯人的说法，最初不过是互相抢女人，后来希腊人为了海伦远征特洛伊，波斯人才开始敌视希腊人（《原史》1.1.4）。

　　阿里斯托芬在此借用《原史》中的说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夸张。毕竟，亚细亚人和希腊人互相抢的是公主和王后，而到了阿里斯托芬笔下，抢夺的对象成了妓女，这让战争的起源显得更加微不足道和可笑。

　　结语

　　希罗多德从未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一部史书，而所谓的“史学之父”本人也未必就是一位史家。后人习惯于把希罗多德放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去看，更看重他与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的异同。但如果放眼当时的整个希腊智识界，则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和阿里斯托芬等诗人也在回应希罗多德的文本，借鉴过他的“探究”带给希腊人的新事物、新观念，与他共同思考过当时希腊面临的新问题。在这一互动中，我们得以拓宽对当时希腊智识语境的认识，也可借助这些诗人的“引用”加深对希罗多德文本的理解。

　　作为希罗多德的好朋友，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让安提戈涅说出那番略显怪异的话，把兄弟看得比她本就没有的丈夫和孩子更重要，显然与希罗多德讲过的波斯故事有关；《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俄狄浦斯对他两个儿子的埃及习气的责备，也来自希罗多德的埃及故事。欧里庇德斯与希罗多德年龄相仿，两人都反思过荷马笔下的海伦故事，且欧里庇德斯在《厄勒克特拉》和《海伦》中采用的“海伦在埃及”版本，乃因希罗多德而发；《克热斯彭忒斯》一剧中喜死恶生的态度，也与希罗多德发现的某些忒腊克人的生死观类似；《安德洛玛刻》中死前不可称人幸福的观念，同样与希罗多德讲述的梭伦对克洛伊索斯的著名劝诫类似。比希罗多德小一辈的阿里斯托芬，则以谐剧诗人的方式化用希罗多德的内容，比如《鸟》中的城墙以及《阿卡奈人》中的金山和烤全牛；阿里斯托芬也思考严肃的问题，尽管是以逗趣的方式，他把佩洛璞斯岛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互抢妓女，就像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人把希波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互抢女人。

　　希罗多德的《原史》带给这些戏剧诗人的，不仅是希腊世界之外的故事、习俗，还有非希腊的观念。希罗多德也与他们共同思考严肃的问题，如战争的起因，从当时的佩洛璞斯岛战争到开始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希波战争，乃至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但反过来说，既然无论肃剧诗人还是谐剧诗人都引用希罗多德，这或许能印证瑟特·伯纳德特的判断，即希罗多德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加严肃、更加戏谑”。

　　本文的梳理并未穷尽这三位雅典戏剧诗人与希罗多德的互文关系，必然尚有一些隐秘的文本关联不为我们所知。但他们对希罗多德文本的化用至少表明，《原史》曾在当时雅典的智识圈中引起广泛关注。这些诗人的身份则表明，《原史》既有肃剧色彩，也有谐剧色彩。希罗多德就像柏拉图《会饮》中的苏格拉底，同时擅长这两类诗。

　　与希罗多德形成互文的，当然不止这些戏剧诗人。他的晚辈修昔底德的《战争志》（又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显然从希罗多德停笔之处开始自己的纪事写作。色诺芬的《希腊志》（又译《希腊史》），则又接续修昔底德之书而写。柏拉图曾在《理想国》里暗中指出希罗多德笔下的巨吉斯故事和阿瑞翁故事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则以希罗多德为靶子提出诗与史之争。《原史》中还包含医学方面的内容，希罗多德由此介入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争论。

　　由此可见，互文现象广泛存在于古希腊文献中。现代的文史哲学科划分，并不完全适用于古典作品。从希罗多德与诗人、史家、哲人甚至医家的互文来看，古典作品构成了一个充满互动和张力的文本世界。从这一整全的视野而非现代学科划分的角度去理解古典作品，或许更能加深对某一古典作家的理解。比如，通过雅典戏剧诗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希罗多德，反之亦然。不同古典作家之间的互文，可揭示出古典文本背后的精神世界之一隅。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