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语世界而言，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在动荡和忧患中开始。首要问题仍是由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自2022年2月开始的俄乌冲突亦引发了普遍的地缘政治紧张和能源危机。全球化格局之下，瘟疫和地区冲突带来了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能源短缺和食物危机，英美等发达国家被迫面对近二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除此之外，全球气候变暖、欧洲难民和极右翼势力崛起等隐忧未除。作为一种文化反映，英语语言机构柯林斯词典(Collins Dictionary)选择“permacrisis”（永久性危机）一词作为2022年度词汇，该词由“perma”(永久的、长期的)和“crisis”（危机）组成，旨在定义“长期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由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引发”。永久性危机并不单指新冠疫情大流行、俄乌冲突或任何单一事件，它也不能随着事件解决而消散，相反，这一新生词语反映出人们对普遍危机和动荡的预感：从科学技术、资源环境到世界秩序、社会文化，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正在各个层面经历动摇。 

　　 “永久性危机”也体现在英语世界当下的文学艺术中。从《饥饿游戏》系列电影到动作角色类游戏《赛博朋克2077》，敌托邦、后末日、废土（wasteland）、生物灾难和数字统治正在成为流行文化中反复出现的未来想象。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是僵尸、瘟疫、海啸还是生物灭绝，反复书写的灾难主题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症候之一：我们遭遇的不仅仅是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也不仅仅是石油或气候的单一灾难，而是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普遍性、根本性危机。这些未来想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种溃散的未来，“永久性危机”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彻底崩溃，而崩溃之后的世界尚无法想象。人文学科领域对“永久性危机”和它所造成的文化状态做出了反应，这些术语频繁出现在近期的文学及文化理论领域中：不稳定、感染、创伤、情动、转型、灾难……一定程度上，这些关键词脱离了文学批评的经典思路：比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而言，它们进一步远离了文学阐释的自足世界，并与社会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和文化理论年鉴》为例，2021年的理论热点被提炼为18个主题，在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和视觉文化理论等经典理论之外，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身心障碍研究（disability studies）、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媒介理论（media studies）、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s)、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s）、科学与医药研究（science and medicine）等新话题、新理论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正在形成的理论在思想倾向上有共通之处，即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经验的局限性，进一步质疑现代性的进步信念，并重写有关人类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诸多知识前提。一定程度上，这可被视为英美知识界对危机状况的反应：批判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尝试给出替代性知识方案。或许，在“永久性危机”到来之前，理论研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能成为预防危机的解药。 

　　在诸多新兴潮流和讨论中，本文主要选取三个热点话题进行观察和讨论：经历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生态紧急状况的频发，人类在物质层面上的不稳定性成为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切入点，借助生物学和环境学的知识，理论家呼唤一种相互建构、彼此共生的他者伦理；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持续成为热点，无论是从技术和非人哲学的角度对经典文学史和理论的重新解读，还是从数字媒介的角度反思主体性问题，都在积极地调整人文研究的基本参数和提问方法；经典文学批评并未衰退，相反，再历史化成为了激活经典理论的直接动力。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剑桥文学批评传统的最新阐释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百年诞辰纪念活动都确证了这一点：批判理论通过重回历史现场的方式同现实发生呼应，从而持续地焕发活力。 

　　一、不稳定性与共生伦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稳定/脆弱（precarity）状态及其衍生的不稳定性/脆弱性（precarious）开始被欧美社会科学界用来指称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工作和社会福利状况，如“（1）福利国家政策削减后的劳动；（2）间歇性和非物质劳动；（3）劳动力不断流动；（4）劳动和生活的女性化”等。不稳定意味着福利国家消退后对劳工的剥削加强，劳工阶级处于工作环境不稳定、失去群体团结和阶级尊严的状态，而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阶级认同，从而给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左翼斗争带来威胁。也有部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奈格里与哈特（Negri and Hardt）、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等人认为，“不稳定者”（precariat）虽然在阶级构成上相当破碎，聚集了相当不同的社会群体，但在劳动的具体诉求上有共同主张，这使得一些具体政治行动能汇聚更多数量的民众，正如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的口号“我们是99%”。伴随着诸多危机，“不稳定性”这一概念从政治经济领域中逐渐溢出，文化、哲学和伦理等领域对不稳定性的讨论也逐渐成为理论界一项值得关注的议题。 

　　 2021—2022年的诸多危机以世界为舞台，不稳定性/脆弱性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基本境况。美国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新作《何种世界？流行病现象学》（ What World Is This? A Pandemic Phenomenology ）以现象学为基本方法，通过对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女性主义现象学的阐释，提出了一种基于不稳定性的共生互助伦理。传染病大流行揭示出用传统视角理解世界的局限性：无论是民族国家的界限还是经济全球化，都将许多区域、人群和知识排斥在外。一方面，不同人群经历的脆弱程度并不均衡，而是随着阶级、性别、种族的歧视结构而加深，如贫困国家更难得到疫苗的保护；另一方面，阶级、性别、种族中的特权者并不能远离病毒，新冠疫情大流行迫使人们切身体验到极端基础的物质性问题：人类存在于同一个物质世界上。人在物质层面上不享有特权，必须呼吸相同的空气，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表面，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一旦发生危机，也必定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该如何思考这种无奈的脆弱性？从现象学的层面，巴特勒认为，此次危机正是时候让我们更新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重新理解一个陌生、普遍联结又充满痛苦的世界，“世界不仅仅是人类行动的背景或人类干涉的领域，每天，世界的碎片都被融入身体本身，提醒我们身体和世界的重要联系。……关键不是否定外部环境，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清除空气和水中的毒素，以便生物能依赖环境，而无须担心致命后果”。巴特勒虽然以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而闻名，但这种印象并不确切，她在传统政治哲学、精神分析和现象学领域都有相当多的工作。本书以现实热点为引，汇集了巴特勒近三十年来理论工作的主要概念：《身体至关重要》（ Bodies that Matter ,1993）里的身体物质性、《脆弱不安的生命》（ Precarious Life , 2004）里对社会性哀悼和共同记忆的讨论、《非暴力的力量》（ The Force of Nonviolence , 2020）里的绝对他者和非暴力伦理。这些思想共同导向了巴特勒近年来持续阐释的政治哲学主张：在承认和保留他人异质性的基础上，找寻主体之间的基本关联，开启朝向平等的政治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巴特勒的讨论以哲学思辨为主，仍是以我们熟悉的思想工具（现象学）来分析和讨论脆弱性，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脆弱性的诱因并无学理性的关注。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暴露出一种全球尺度上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许多论者将视角超越人文知识，指出这种不稳定性植根于物质基础上人类与环境、其他物种的相互依存。过去两年内，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关注人文知识、环境知识和生物学知识的交叉点，形成了包括生态批评、环境人文学科、批判科学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实践。《文化、理论和批评》（ Culture，Theory and Critique ）杂志在2022年（总第62卷）集中刊载了有关非人生命、物种交互、生物物质性的理论新声。其中，苏珊·哈里斯（Susan Haris）的论文《人类世的新冠病毒、微生命政治和物种脆弱性》（“COVID19, Microbiopolitics and Species Precarity in the Anthropocene”）讨论了“不稳定性”在生物层面的理论基础，即病毒这类微生物通过感染与宿主共享遗传物质——这使得物种（species）概念不再坚不可破，物种关联的分类学知识（尤其是人与非人、动物与非动物、生物与环境等基础界限）也随之产生不稳定性危机。受启示于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学教授希瑟·帕克森（Heather Paxson）对微生物的文化研究，她将“生命政治”（biopolitics）挪用为“微生命政治”（microbiopolitics），由此延伸，像微生物那样，生命之间的相互纠缠、相互建构是人类世（anthropocene）时期的生命政治。在此，脆弱性不再只有消极影响，而是被理论家们赋予了启发思考的积极意义，生命由人类和非人类、人类和微生物相混合的知识被强调，物种分类的脆弱性提供给我们重新思考身份政治、他者经验的契机。 

　　 如果说病毒造成人类在生物层面的普遍脆弱，那么全球生态系统的频频示警，则再度印证了生态层面的脆弱与不稳定，随之而来的是生态批评对不稳定性的讨论。2022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最终达成协议，为遭受全球气候灾难的脆弱国家提供援建资金。然而本届大会也传递出许多不容乐观的信息：全球减排计划远远落后，控制升温15摄氏度的目标宣告失败；清洁能源转型缓慢；温室气体的浓度再创新高。从生态危机到生态灾难，人们必须反思：气候正义并非只是政府、国际组织和专家的专职，普遍性的危机要求民众的普遍参与。在文化研究界颇为活跃的、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美国知识界左翼意见的学术刊物《社会文本》（ Social Text ）在2022年特设“都市气候反叛”（Urban Climate Insurgency）专刊，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理解气候、生态和物种变迁等主题，并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广泛参与的生态正义。“气候反叛”指的是人们以气候问题为切入口，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开展的全面反思和否定，它往往是自下而上、广泛参与和政治激进的，以广泛的公平和正义为追求，尤其关注第三世界和底层群体的气候权益。《社会文本》的作者们认为，随着全球生态系统状况的持续恶化，底层社群受环境威胁的可能性加剧(如严重依赖当地生态环境的农民)，气候正义正日益成为普遍的斗争目标。该专刊从多种角度考察了全球性的草根生态斗争，如印度都市贫民窟的低收入阶层如何结成多达十万人的气候抗议联盟；美洲历史上的能源采掘范式如何在能源转型后重塑尊重土地权的新方式；那不勒斯的城市垃圾危机与气候正义之间的交叉斗争；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造林计划……分析指出，不仅仅是土地、降雨量和物种多样性等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领域”在经历脆弱，在已经降临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中，不稳定收入者（precariat）和大众将越来越多地承受伤害，解决方案则是社区行动和交叉气候政治（intersectional climate politics）。交叉气候政治来自对“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的引申，最早来自美国黑人妇女权益运动，用以描述诸多权力体系交叉影响，形成更坚固、更复杂的系统不公。在生态批判里，交叉气候政治关注国别、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导致的气候正义问题，并主张整体性的社区联合。应当看到，交叉气候政治与传统的再现论式批评方式有根本不同，它主张的妇女运动、反种族歧视和移民保护运动等都与生态正义相关，并且侧重于民间、社区自下而上的能动性，这使得交叉气候政治成为批判性文化理论里值得关注的一支。 

　　二、批判性后人文主义 

　　 过去二十年间，“后人文主义”成为争议频出的理论热点。后人文理论很难被视为某一专业领域的独属，因其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成为理解当下科技生活的一条知识线索。作为思想流派和文化主题的后人文主义，一方面努力跟进基因工程、虚拟现实、元宇宙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脚步，另一方面在哲学、伦理学和文学上试图阐明人类身份、非人类能动性、人文知识特异性的根本变革。虽然流行的后人文主义倾向于关注技术，将 “人类 ”转变为某种“后人”甚至“超人”，但人文学界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与此不同，一方面它对技术变革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更关心人文主义不断崩解的知识过程，尤其是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例外主义。它对“人文主义元叙事”，即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人男性为样本的人类享有某种基本人性，自然地高于其他生命和机械的想法提出质疑，并批评自然与文明、自我与他者、身体与环境等二元结构的知识有效性。 

　　 当代后人文理论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是《帕尔格雷夫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手册》（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Posthumanism ），这是目前批判性后人文理论领域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本论文集，手册分为“跨时代的后人文主义”“后人文的技术和形象”“后人文主义实践和方法论”“后人文主义转型”“后人文主义发明（干涉）”共五个单元，共收录54篇论文，覆盖了人文主义时期后人文主义的知识基础、后人文批判的对象和方法、批判性后人文理论实践、后人文理论与人文学转型、后人文哲学等内容。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本书在知识史上追溯了后人文主义的史前史，即在新技术革命远未发生的18、19世纪甚至是更早的欧洲历史中，技术性哲学和对启蒙认识论的反拨是如何进行的。通过对《贝奥武夫》中的怪物书写和残疾隐喻的研究，艾伦·莫斯特索(Alan S. Monstroso)讨论了等级和分类的观念如何在人文主义诞生之前的中世纪运作。埃德加·兰德格拉夫（Edgar Landgraf）则勾勒出启蒙思想和后人文主义的复杂图谱。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巅峰，兰德格拉夫却认为，康德哲学提出了今天在身体理论中被称为具身化（embodiment）的早期概念，重新思考了人类的能动性，激发了环境意识，并重新划定了人与动物、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为后世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提供了基本知识；伊丽莎白·艾芬格（Elizabeth Effinger）的《浪漫主义与批判性后人文主义》从情感研究和技术研究的角度解读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珀西·比希·雪莱的《勃朗峰》和约翰·济慈的《致秋天》，溯源了电力技术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批判性后人文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后结构主义者们，如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和瓜塔里，然而，对人文主义之“大写的人”进行怀疑的历史更悠久，可以追溯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使意识和思维变得不再可靠。对此，理论研究在现代甚至是更早期的思想史中挖掘线索，如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dkins）在现代主义思想中寻觅后人文的线索，他认为，通过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现代主义者开始全面地重新构想人类；乔纳森·博尔特（Jonathan Boulter）则从德勒兹和哈拉维的乌托邦冲动入手，发现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批判性后人文主义的相似之处，即对永远无法到来的乌托邦的渴望，这是批判理论本身在失败后的写照。 

　　 在提出“后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著名文章中，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曾指出，未来人文学科将在“维特鲁威人的未来”与“地球的警告”两大主题上讨论科技与人的关系，前者将讨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取代人类的劳动甚至是思维的可能性，后者则对污染、人口和资源枯竭表示忧虑。数字批判是批判性后人文领域的重要内容，2022年，《理论、文化与社会》（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杂志以“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特刊的形式持续关注着这一议题。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特刊文章的共同焦虑仍是数字媒体技术的压迫结构，以及它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联系。论者集中的忧虑在于，数字媒体由“加剧不平等的利润算法”所驱动，这是否从根本上决定了数字媒体的属性，并在事实上将人类贬低为数字性存在。西尔格和瑟维纳尼（Martin Seeliger and Sebastian Sevignani）认为，数字化、商品化和全球化将导致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发生根本变化，公共领域面临解体和极端化的风险。表面上看起来，数字媒体方便公众访问，可以轻松实现双向通信，进行公共交流更加容易，但与此同时，数字平台以算法为方法、以商业价值为导向来管理新闻，完全服从于控制论的正反馈逻辑。这种技术促使用户挑选自己喜欢的观点，用简单的“赞”和“踩”取代复杂的交流，最终使得公共领域碎裂为各个同温层和回音室。正是数字媒介的技术和形式（算法控制、分布式管理、社交网络）决定了用户的参与方式，继而形成了内容上的同质性，用户沉浸其中而不自知。在另一篇文章《可分体：数字实践和生物技术》中，作者重新考察了德勒兹的“可分体”（the dividual）概念，它不仅是控制社会和算法治理的产物，也可以成为新的个体经验（比如人机复合体）的理论出发点。在写于1990年的《附文：关于控制的社会》中，德勒兹首次将可分体同数字技术联系起来：“数字构成了控制的数字语言，数字表示存取信息或是弃绝信息。人们不再面对整体—个体这一对称结构，个体变成了‘可分体’，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德勒兹没有继续阐释源于“个体”（individual）的“可分体”究竟如何运作，我们知道的是，“可分体”同控制社会和数字技术有关，它是控制社会的普遍状态。人们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类似经验：被数据算法捕捉的用户画像取代了真人，同一个人不同的社交账号类似于不同的人格碎片，甚至数据化的存在（身份编码、遗传信息数据）比身体性的存在更加重要。作者认为，“可分体”并不一定指向意义的碎裂，它的价值依旧要在数字技术的继续发展中得到检验。 

　　三、批判理论的再历史化 

　　 英国著名的批评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笔力不减，于2022年推出新书《批判性革命者：五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理论家》（ Critical Revolutionaries: Five Critics Who Changed the Way We Read ），以经典文学批评的方式勾勒出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的社会介入传统。在文学批评日趋多元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他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激昂人心的图景：批评并不仅仅是学院内的精致功课，更是影响力广阔的社会参与。伊格尔顿在本书中选取艾略特（T. S. Eliot）、瑞恰兹（I. 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利维斯（F.R. Leavis）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这五位巨匠，他们将文学批评固定为学科范式的同时，也将文学批评作为诊断社会症候、介入社会讨论的方式。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文化认同并不一致，其中只有威廉斯是坚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即使是趋于保守和精英化的艾略特、利维斯，也认为在任何文本中使用语言的方式与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专注文本内部、语言分析的批评并不是排斥外部的，相反，它本身就是对基于语言而产生的社会的追问，如伊格尔顿对瑞恰兹的点评，将细读文本作为一种道德活动。文学批评家们对阅读寄予很高的社会期待，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任何个体创作者的感受，而同时成为每个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冲击时的解药。 

　　 《批判性革命者》的问题意识与今天欧美的文学教育困境相关。一方面，理论成为文学研究者人人掌握的必备武器，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时髦知识；另一方面，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教育面临经费和人员上的严峻危机，即使引入新兴话题也难免颓势。一定程度上，这同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的高度自我封闭有关，复杂理论使得批评变成只有少数人能参与的智识游戏，而与文学、文化的社会功用无关。伊格尔顿选取这几位批评家，着力点并不在于梳理文学批评的学科确立史，而在于讨论文学批评如何成为一种社会介入的范式。其中不乏有与今日欧美的“政治正确”相悖之处，如在书中，伊格尔顿为这些批评家对帝国和性别问题的相对忽视而辩驳。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问题在文学批评中地位越发重要，然而，伊格尔顿对这些批评家的高度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直接的政治态度，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批评实践。这与英美学院内部当下的文学政治化方式拉开了距离。伊格尔顿并不因为作者的特权身份，或其对种族或性的看法而否定经典，而是大力褒扬他们创造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倡导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在重要性上，批评的公共性要远超作家本人所持的具体政治观点，五位评论家捕捉到同一社群、同一国家甚至是同一语言群体的意识、思想和精神，将文学理论发展为社会的心灵史，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伊格尔顿对于人文批评的抱负。 

　　 2021年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诞辰百年，一系列学术纪念活动陆续展开。2022年4月，由雷蒙德·威廉斯协会主办的百年纪念学术会议在曼彻斯特举办，从感觉结构、知识社群、唯物主义、乡村与城市等12个“关键词”（威廉斯本人重要著作《关键词》）出发，全面讨论他的理论及影响。该协会所辖杂志《关键词：文化唯物主义期刊》（Key Words: 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也在2022年推出了“雷蒙德·威廉斯和世界文学”特刊，集中讨论了威廉斯的文化观念。作为纪念，威廉斯的文集《文化与政治：阶级、写作、社会主义》( Culture and Politics: Class, Writing, Socialism )于2022年1月出版。在这些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我们能看到《文化与社会》的遗失章节《赫伯特·里德：弗洛伊德、艺术和工业》，和威廉斯重要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始版本，这些材料对于威廉斯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而言意义重大。威廉斯是中文语境里最常被提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同时也是最容易遭到误读的学者，许多基本概念如“感觉结构”“文化唯物论”等使用情况复杂，在百年之际重读威廉斯，并不是要巩固已经典化的理论框架，相反，在新的观念、叙述里回归威廉斯，并激活新的文化形式，才是“威廉斯在著作中总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 

　　 面对连续出现的灾难和人文学自身的学科危机，英美文论界展现出了自我更新的勇气和新意。纵观20世纪的学科历史，文学理论成为20世纪最有活力的人文学科之一，其原因离不开文学理论同现实的紧密互动，批判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叶欧陆哲学以文化政治介入现实的学术冲动，也不能脱离这种冲动而存在。然而，种种围绕热点的激烈讨论也暴露出英美人文批评性理论的弱点，首要的困境是，面对越发复杂的批评对象（无论是科技状况、环境状况还是因“后真相”而越发扭曲的媒介表达环境），批评家越来越难以把握对象本身，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辨。这导致了批评很容易滑入语言游戏的陷阱，一方面是思辨越发复杂精致，新的方法论层见叠出，另一方面是难以把握基本事实，如生态批评的研究者们甚少直接掌握环境资料，或后人文研究者对新技术只有表面、间接的了解。批判理论必须回到认识论、认识框架的问题上重新出发，完成自己在技术时代的重新组装，这之中或许有克服危机的可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