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关于启蒙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一方面，他极力反对工具理性式的启蒙观念，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着一种启蒙人民的理想。在托尔斯泰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启蒙的悖论，即抗拒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与坚持启蒙大众理想的共存。俄裔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他著名的论文《托尔斯泰与启蒙》中曾这样说道：“尽管他（托尔斯泰）会极力拒绝，但他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殉道者与英雄——也许是其中最具天赋的一位。这似乎是一个悖论（paradox）。”本文为伯林所论述的这一悖论提供一种新的解析路径，我们试图将抽象的启蒙（Enlightenment）观念与纷繁复杂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精神区分开来，通过这种区分来重新审视托尔斯泰与启蒙的关系，从而拆解这一悖论。通过对托尔斯泰的史诗型代表作《战争与和平》的解析，我们将会指出，托尔斯泰所批判的抽象理性方法属于工具理性式的启蒙观念，而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启蒙人民的精神则继承自纷繁复杂的启蒙运动，是一种贴近民间理想的成长教育（Bildung）式启蒙，这与当时俄国的时代精神——通过树立民间理想、以成长教育启蒙人民——相呼应。 

　　与此同时，通过对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晚期代表作《复活》，本文还会进一步说明，尽管极力避免工具理性式的抽象方法，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启蒙人民的理想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困境，它们使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维度过于单一。托尔斯泰本人与他想要启蒙的俄国人民之间始终呈现出错位的主体间性关系，而这一关系又导致托尔斯泰通过他与人民之间不对等的权力持续推进着启蒙事业，维度的单一化构成了托尔斯泰启蒙思想乃至19世纪后半叶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困境。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庄园中创建的启蒙思想构成了一首精妙史诗，而他启蒙事业所遭遇的困境则映照出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性命运，俄国启蒙道路最终在历史的动荡中戛然而止，托尔斯泰的波良纳史诗也成了回响在这一道路尽头的绝唱。 

　　文艺水彩风格批判工具理性：启蒙的谎言与真实 

　　 反对乃至嘲讽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核心之一，而在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将其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的反对乃至嘲讽发挥到了极致。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通过描绘俄法战争中的生动情景来说明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解释历史现象时的荒谬。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学家往往运用工具理性将俄法战争的历史境况抽象为因果链条上的一个个单位，进而对其进行从原因到结果的分析，然而这是一种历史叙述与启蒙的谎言。亲身参与过战争的托尔斯泰指出，真实发生的历史是事件中每个人不同情感、思想、看法与立场的集合，将它们抽象化就等同于抽空了当下的现场，仅取走一个个躯壳来进行理性分析。因而伯林指出，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只有历史，只有时间与空间内具体事件的集合——真实的男人与女人们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和一个真实三维的（three-dimensional）、亲身体验的、具体环境的关系相加的真实经验的集合——才是真理所在。”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对“俄法战争爆发”与“拿破仑某次战役失败”这两个事件之原因的理性分析提出了质疑。托尔斯泰指出，历史学家时常将具体事件抽象化，进而以一种数学建模的方式来分析历史事件的成因，这种工具理性式的“谎言”往往与事情的真相背道而驰，使得诸多个体的自由意愿在历史叙事中完全被湮没。 

　　 在探讨俄法战争爆发的原因时，托尔斯泰反对一种因果律式的历史分析，指出整个事件的爆发从宏观上是极其离谱的，历史学家的理性解释均为无效。在他看来，俄法战争的爆发是一次荒谬的、惨无人道的事件，而当时的人们对此却毫无察觉：“从一八一一年底起，西欧军队开始加强军备，集中兵力，一八一二年，西欧数百万之众的大军（包括运送给养和军队的人员）由西而东向俄国边境推进，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样地向边境集结……几百万人彼此实施不可胜计的暴行、欺骗、背叛、盗窃、制造并发行假币、抢劫、纵火和杀戮……参与其事的人们却并不认为这是在犯罪。”随后托尔斯泰指出，历史学家们却以一种整全抽象的理性机制来分析这一事件，他们将战争的爆发归结于某一因素，进而运用因果规律来分析真实事件，这是何其可笑：“这个非常事件是由什么引起的？它的原因何在？历史学家天真地断言，这个事件的起因在于对奥尔登堡大公的欺凌、大陆封锁令没有得到遵守、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官们的错误等等。”在服过兵役的托尔斯泰眼中，学者们的因果律理性分析均是无力进入战争场景的体现，战争是众多不同个体共同参与的一场事件，他们每个人持有各自的角度、立场、观点与看法，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进着作为事件的战争之爆发，一旦进入战争场景，参与者就会发现一个多视角的集合体：“可以理解，拿破仑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就是这样说的）；可以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可以理解，奥尔登堡大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对他所施加的暴力；商人们认为……老兵和将军们认为……当时的正统派认为……而当时的外交官们认为……”这些参与者的视角都是片面的，又都是具体而真实的，任何人无法以某种单一因素为准绳，而这个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便是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的盲区。托尔斯泰对历史学家们发出质疑：为何大陆封锁令的破坏、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大公受辱就能引发数百万基督教徒互相残杀？大陆封锁令、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与奥尔登堡大公的情况与杀戮和暴力有何因果关系？为何这些单一的个体状况就能使千万人从欧洲的一端跑到另一端来进行屠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持质疑与嘲讽的态度。他在极力反对一种以工具性因果律为要旨统摄万事万物的方法，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的质疑是一种方法层面的抗拒，他所抗拒的对象便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伯林对这种方法的内核进行过总结：“首先，所有真问题均能得到解答，若不能它便不是一个问题。”“第二点是所有这些答案均是可被发现的（can be discovered）。”“第三点是所有这些答案必均是彼此兼容的。”而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便是这套方法的科学化版本，它以因果律为这套方法的主要工具，试图解释生活中的一切规律。这种运用一套抽象逻辑来解释世间万事万物的方法忽略了事件发生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的现场感受、看法以及观点，将一个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简化为一个推理模型，个体的自由意愿在这种抽象逻辑中被扼杀，观察者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经不起推敲。 

　　因而托尔斯泰对启蒙的反对是方法层面的质疑，而非彻底颠覆启蒙理想。他反对部分启蒙思想家的工具理性方法，这种方法将人等同于完全遵循工具理性的物品，进而可以通过科学规律来进行统筹、规划与设计，它的极端症候体现在拉·梅特里“人是机器”的口号之中。伯林曾对这部分启蒙思想家的方法要旨进行过说明：“进步的法国思想家们的中心信条……均基于以古典自然法（natural law）信条为根源的信念，人的本质（human nature）在何时何地基本一样……人类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种属（species），像动物、植物或矿物一样。”这样的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是托尔斯泰难以忍受的，它剥夺了人的灵魂、精神与情感，可以说，主体的自由意愿在进入逻辑链条的那一刻起便被杀死了。 

　　作为启蒙理想的成长教育 

　　尽管托尔斯泰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嘲讽，但他仍然坚守着启蒙运动的理想精神。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的狂轰滥炸时常导致人们将托尔斯泰视为启蒙的反对者，贵族文豪托尔斯泰自己也偶尔表露出对启蒙思想家的鄙夷，这显然属于作家的“信口开河”。实质上，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思想深处一直固守着启蒙运动的理想。这种启蒙理想便是通过树立成长教育（Bildung）的理想典型来解救俄国底层人民，使其摆脱愚蠢蒙昧所带来的痛苦与堕落。这种成长教育理想来自赫尔德和歌德的启示，体现为主体自由意愿的综合性成长，它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托尔斯泰这种作为启蒙理想的成长教育，与19世纪后半叶俄国的时代精神，即俄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启蒙意愿相吻合。因此，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成长教育便成为启蒙理想的核心。 

　　 如果不将启蒙局限于一种工具理性式的逻辑方法，而是追溯其理想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托尔斯泰的思想乃是启蒙精神的典范。在方法层面，他拒斥工具理性，在价值层面，则认同综合性的启蒙。启蒙哲学家康德在他著名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什么是启蒙？》中曾公开表达：“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包含聂赫留朵夫在内的一系列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均承载着这样一种启蒙理想，他们一方面反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另一方面则承担起为人民大众照亮未来的启蒙理想。两者看似构成了一个悖论，实则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这种启蒙理想强调健全人格的养成，它倡导运用更加多元的方式来提高民众的思想水平。托尔斯泰认为，每个人通过对自我意愿的不断开发，可以实现一种共同的思想培育，促使民众养成健全的人格，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启蒙理想。每个主体通过自由意愿的不断实践与生长，逐步进行一种自由的成长教育（Bildung），这种综合性的成长教育比抽象的工具理性更能体现启蒙理想的价值。托尔斯泰依托这种启蒙思想创作了许多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可以说，托尔斯泰正是通过成长教育小说的创作以及对成长教育思想的实践坚守着自己的启蒙理想。 

　　 托尔斯泰的成长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赫尔德与歌德的启发。一方面，赫尔德的理念对《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这一形象的塑造以及相关情节的构思起到了范本作用。赫尔德是欧洲最早践行成长教育思想的先驱，利纳·斯坦纳（Lina Steiner）认为，在赫尔德所构建的成长教育线索（chain of Bildung）中，“人占据了一个无生命的自然与终极精神（Spirit）之间的中介位置（intermediary position）”。而赫尔德的这些思想对《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主人公皮埃尔便占据着这样一个成长教育的中介位置，他试图通过不断的自我教育与学习，实践着从自然向真理的成长。伯林对这种成长教育思想有过准确的论述：“成长教育（Bildung）持续塑造人类是这个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德国人文主义团体（歌德、席勒、赫尔德、洪堡）的核心理念，它为人们公正地铭记着，这一理念着重于人格（personality）最充分的发展，以及各种才能和属性得到尽可能丰富与多元的无限发展。”这种思想对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影响巨大，作者将个体自由意愿的培育放在了小说的核心位置，主人公皮埃尔的种种实践探索便以主体自由意愿的人格培育为核心。同时，托尔斯泰成长教育思想的主体精神则继承自歌德。歌德对抽象理性的超越以及对个人创造性成长的探索充分展现在他的诸多创作（尤其是小说《威廉·麦斯特》）与论著中，托尔斯泰的成长教育小说从中受益良多。正如巴赫金所言：“他（歌德）摆脱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即抽象道德、唯理性和乌托邦性；另一方面，一种对人性创新作为必需、历史趋势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歌德对民众的言传身教理念深刻影响了《卢塞恩》的创作，在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对流浪歌手的同情、理解与启发之中始终折射着歌德的声音。因此，唐娜·忒馨·奥温（Donna Tussing Orwin）才说：“歌德在这里，‘生动而理智’的歌德也活在《卢塞恩》聂赫留朵夫最后充满激情的演说中。” 

　　 在彻底否定工具理性式的抽象逻辑后，托尔斯泰用一种基于个体自由意愿的综合性成长教育取而代之，并且尝试使启蒙摆脱资产阶级范畴，抵达俄国底层人民。成长教育的主体比工具理性的主体更加开放，充满好奇心，渴望学习完全陌生的事物，乐于倾听、学习、理解，而不会在遇到异己的事物与不同范式的思维时指责对方的非规范性，它倡导一种相互宽容、关怀与忍让的教育。利纳·斯坦纳这样论述托尔斯泰的成长教育思想：“因为没有普遍的规范（norms）与标准（criteria）用以指导人们智识的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每个个人必须开辟他自己通往成熟的道路。” 《战争与和平》中以皮埃尔为主线的故事情节便是托尔斯泰对取自德国的成长教育思想的实践，皮埃尔的自我成长式漫游完全是歌德笔下威廉·麦斯特的俄国版本。深受赫尔德与歌德启发的托尔斯泰没有将主人公的成长教育局限在中产阶级的交际圈内，而是更进一步，让其遭遇社会底层民众的具体处境，扩展了成长教育思想的启蒙意义。 

　　 托尔斯泰将成长教育式启蒙与俄国人民的境况相联结并非偶然，与他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一文学理想，从作品走向现实历史，在“大改革”时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聂赫留朵夫、皮埃尔等著名文学人物在托尔斯泰笔下诞生的时代，也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轰轰烈烈的“大改革”时代，农奴制改革使时代风潮偏向“人民问题”及相应措施，激进知识分子关于启蒙人民的思想与实践是当时的主流之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协社”（артель，artel）为核心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影响下，19世纪后半叶俄国知识分子从文学创作走向了社会实践：“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们迅速开始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式协社的模仿，诸多知识分子小组在这一时期建立……平民知识分子们生活在一起，怀揣对人民与社会福利的热情想象，用共同劳动的方式践行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若干章程，一时之间俄国涌现出诸多类似的知识分子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舒金’小组。” 

　　皮埃尔的成长教育之路 

　　托尔斯泰解救俄国人民的成长教育理想出自他敏锐的时代现实感，可以说此乃托翁同时代人共同的美好愿望。其他知识分子的成长教育式启蒙甚至更加激进，他们往往以社会运动的形式直接参与民间教育，招致民众的反感也在所不惜。相比之下，《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的成长教育之路则少了些许急功近利且附带几分贵族气。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身世复杂的皮埃尔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通过皮埃尔的成长教育故事鼓励俄国人民进行一种自由的自我教育。我们将通过对皮埃尔成长教育旅程中的两大关键转折点进行文本分析，来详细展现托尔斯泰的启蒙教育思想。皮埃尔的第一次关键性的成长并未使他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去理解俄国人民，而第二次关键性的成长即在莫斯科大火后结识“理想的”农民普拉东则使皮埃尔彻底脱胎换骨。 

　　皮埃尔的身世设定异常复杂且具有跨阶层属性。他是一位俄国伯爵的私生子，作者暗示其母亲很可能是一位农民。这样的设定使皮埃尔的身份处于一种混乱之中，他既荣耀又屈辱、既高贵又低下，在并不富有的状况下意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样的主人公天生具备跨越阶层的典型性。而在托尔斯泰的成长教育思想中存在一种从个体经验到一般公理的推进趋向，皮埃尔便发挥着这种从具体到一般过程中的枢纽作用。唐娜·忒馨·奥温总结道：“托尔斯泰的艺术是从底部（bottom）向上、从细节（details）到一般（generalization），而非相反。”因此，通过对皮埃尔这类人物的心路历程进行重点分析，便可从核心处理解托尔斯泰的启蒙思想。 

　　在皮埃尔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共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决定了其整个心路历程的走向，每个转折点又围绕着两个事件展开。第一个转折点，是皮埃尔妻子出轨而引发的决斗以及事后反思并加入共济会；第二个转折点，是莫斯科大火后的精神危机以及与理想农民普拉东的结识，最终彻悟并皈依自然生活。 

　　 首先，皮埃尔要求决斗并非仅因为多洛霍夫与自己的妻子通奸，更重要的是自己对多洛霍夫的帮助反而为其提供了方便，他客观上不断帮衬着自己妻子的奸夫，这之于皮埃尔简直是奇耻大辱。在皮埃尔看来，这种境况使他成为贵族圈里的笑柄，在羞辱感的驱动下，皮埃尔要求决斗。在决斗中，多洛霍夫被皮埃尔击中，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悲惨的情景促使皮埃尔第一次对道德产生了怀疑，自己与海伦之间没有爱情，却因虚荣而迎娶了她，多洛霍夫只是插足了这样一场虚伪的婚姻，自己有何理由杀死对方？皮埃尔神情恍惚，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忘却眼前的烦恼。然而，皮埃尔的身心开始陷入了长久的道德困境，从社会层面讲，自己为尊严与奸夫决斗是正当的，但在社会规则表面下的心灵世界中，自己的行为正当吗？他心怀自责：“我向多洛霍夫开枪，因为我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路易十六被处死，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叛徒，一年后那些处死他的人，也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杀害。什么是坏？什么是好？什么该爱，什么该恨？人为什么而生……什么力量在主宰一切？”正当皮埃尔困惑不已时，他偶遇了俄国知名的共济会员巴兹杰耶夫。巴兹杰耶夫教导皮埃尔向共济会信仰靠拢，他告诉对方理性无法分辨道德上的善恶，只有借助我们内在的良心领悟上帝之善，才能获取行善除恶的真理。巴兹杰耶夫说：“他（上帝）不是智力所能理解的，而是通过生活去理解……最高的智慧不只是以理智为基础，不只是以知性认识分解而成的世俗科学……必须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净化和更新，因此在认识之前先要有信仰，先要自我完善。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的心灵被赋予神性之光，即所谓的良心。巴兹杰耶夫教导皮埃尔，改变困局的前提是良心的净化，进而得以在上帝的指引下行善除恶。于是，皮埃尔加入了共济会，从此按照共济会的信仰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然而，共济会的信仰教给皮埃尔的只是生硬的教条，并没有真正帮助皮埃尔深入社会规范表层之下的具体境况中去。最典型的例子是皮埃尔解放农民的行动，由于共济会信仰的教导，皮埃尔决定解放自己庄园的农民，但他并没有真正尝试去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进而制定详细而合理的解放计划。皮埃尔几乎将所有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管家，结果解放行动注定浮于表面，反而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管家为了迎合老爷的特殊癖好，以半强迫的手段要求农民配合自己表演了一场闹剧，使得皮埃尔误以为农民过得足够幸福，根本没有解放他们的必要。 

　　 其次，持续沉迷于共济会信仰的皮埃尔在目睹了莫斯科大火中法国军队的暴行之后，又一次陷入了对于人世道德的怀疑之中。法国军队入侵俄国首都，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此情此景使皮埃尔忍无可忍，与对方发生了冲突，最终被俘。皮埃尔目睹了战俘营中惨绝人寰的枪决，人间地狱似的场面让皮埃尔再次陷入了道德困境之中，而且较上次更加绝望：“从皮埃尔看到那些人违心地进行可怕的屠杀那一刻起，在他心里支撑着一切并使一切富于生气的那根弹簧仿佛突然被抽掉，于是一切都倒塌了，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物。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对世界的美好、对人类和自己的良心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已经破灭。这种心情皮埃尔过去也曾有过，但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强烈……现在他觉得，世界在他的心目中崩溃，只剩下毫无意义的一片废墟。” 正当皮埃尔走投无路之际，他在战俘营遇到了质朴的俄国农民普拉东，从普拉东自然乐天的人生态度中，皮埃尔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他丢弃了贵族气的共济会信仰，转而学习普拉东质朴的“人生哲学”。托尔斯泰如此形容：“只有在这里，只是现在，皮埃尔才第一次充分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快乐：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主要的是心灵的完全平静、内心的全然自由。”皮埃尔开始明白，自然的善发生在情感充沛的行动中。这种自然活在自由意愿与肉身世界的触摸之中，失去肉身感的自然只会沦为外在法则，成为一种理论虚构与肉身的枷锁。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了皮埃尔的自我启蒙之路，他立足于自然世界与终极真理之间，通过一种成长式自我教育，在普拉东那里逐渐领悟到了自然生活的真谛，最终抵达人生幸福。这种成长教育思想是托尔斯泰为人类启蒙事业所探寻到的全新路径，它体现了托尔斯泰对启蒙精神的坚守。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的抗拒之下掩藏着的是托尔斯泰顾虑周全的成长教育式启蒙。从这个角度讲，托尔斯泰的确是启蒙精神的俄国传人。托尔斯泰所反对的是抽象的启蒙观念，他所继承的则是启蒙运动丰富多彩的精神遗产。在此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伯林所提出的托尔斯泰的启蒙悖论：在方法层面，托尔斯泰极力反对以建模逻辑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在价值层面，托尔斯泰则充分认同思想家照亮大众智慧生活的精神，他以一种成长教育的方式来充分实现这种价值。 

　　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单一维度及其困境 

　　尽管托尔斯泰极度抗拒工具理性式的启蒙观念，同时建构了自己的启蒙方案，但就在他论述成长教育理想的时候，这种方案的局限性也逐步显露了出来。它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启蒙困境，当托尔斯泰试图将启蒙理念从贵族推广至平民阶层时，它单一维度的缺点便会暴露出来，固执于自身“独白话语”的启蒙者（贵族）与被启蒙者（平民）之间形成了一种错位的主体间性关系，双方在权力层面并不对等，进而致使启蒙事业遭遇困境。经历自我启蒙的贵族知识分子往往无力将启蒙事业推广至其他平民，这便使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此局限性也映衬着俄国知识分子启蒙事业的共同命运。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永远处于一种错位的主体间性关系之中。由于阶层差异与话语壁垒，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精神交流时常展现为前者的一厢情愿，他们倾向于将人民神圣化，却无法进入人民内部与之达成真正的思想交流。显然，托尔斯泰热切地盼望自己的启蒙思想可以惠及所有人民。皮埃尔跨阶层的身份远远不够，如果没能与众人分享知识与真理，那么启蒙的意义终究有限。然而仔细阅读《战争与和平》，皮埃尔的成长教育始终局限于自我世界，他与普拉东的精神交流相当匮乏，叙述者所有的感悟均出自皮埃尔的内心世界，普拉东始终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神秘之物。利纳·斯坦纳指出：“皮埃尔从来没有充分理解普拉东或者其他士兵，他们也从来没有全面理解他。即使他身在营中，皮埃尔与俄国人民的交往关系（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中依然飘荡着（prevails）一定程度的差异甚至疏离（alienation）。”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卢塞恩》中的聂赫留朵夫与流浪歌手之间。聂赫留朵夫试图唤起流浪歌手对上流社会的反抗意识，歌手却根本听不懂对面这位老爷究竟在说什么，于是屡次会错意，两人最终也没能达成思想交流。归根结底，无论是皮埃尔还是聂赫留朵夫，他们说话时所运用的语言都是贵族式的，他们口中的道德、正派、自由这些词对底层民众相当陌生。于是，语言与精神的壁垒塑造了托尔斯泰笔下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尴尬处境，带有托尔斯泰性格特点的启蒙者往往无法深入被启蒙者的内心世界，他们热爱甚至美化民众，却无法成为民众，最终将民众视为神秘圣物，顶礼膜拜却无能为力。 

　　这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错位的主体间性关系，展现了托尔斯泰乃至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终极困境。无论托尔斯泰如何同情底层民众，他的一言一行在民众眼中永远是老爷做派，顶多算是个行事古怪的老爷。托尔斯泰无法像农民那样看待问题，更无法用相同的口吻说出他们的话语。俄国巡回画派大师列宾曾亲眼目睹托尔斯泰耕田而遭受农民嘲笑一事，并以此作画：在农民眼中，这位细皮嫩肉的贵族老爷种地的手法竟像模像样，不禁有几分荒谬与滑稽。这幅画面便是启蒙者托尔斯泰与被启蒙民众之间真实关系的写照，在农民眼中，这种启蒙永远是高高在上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维度凸显了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反衬出俄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历史悲剧。 

　　 托尔斯泰对启蒙人民的描写始终摇摆于“平等交流”与“一意孤行”的两极之间，最终呈现出滑向后者的危险。《战争与和平》中的启蒙困境虽未解决，但仍得到了真诚的展现，而在晚期作品《复活》中，托尔斯泰却草率地处理了人民的个人意愿，强行使其与启蒙者的意见相一致。在《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没有耐心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作者根本无力揭开皮埃尔精神成长故事背后的一地鸡毛，那些琐碎的民众意愿沦为了故事主线的背景。最终在管家的强迫下，农民们上演了一场糊弄老爷的好戏。托尔斯泰此处的情节设计多少有些自嘲的成分，他深知自己启蒙事业的困境，然而也只能点到为止。直到晚年，托尔斯泰始终为这一困境所苦。《复活》中聂赫留朵夫与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情节便是在完成皮埃尔未能实现的愿景。晚年托尔斯泰最终用一种略显草率的创作手法从表面上解决了这一困境，而这种草率背后显现出的便是托尔斯泰滑向一意孤行的危险。《复活》中的贵族聂赫留朵夫来到乡下，想要与农民平分自己的土地。他希望签订一份协议，但农民们根本无法听懂这位老爷究竟在说些什么，甚至有人怀疑这是聂赫留朵夫的阴谋。在遭遇初次失败后，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设置了几位农民代表，这些从天而降的农民代表竟然能理解聂赫留朵夫的意思，聂赫留朵夫只需与他们达成一致，再由代表们劝说民众，协议便最终得以签订。这样的情节设计使得托尔斯泰避免触碰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壁垒困境，同时又达成了最终目标。然而，这样的草率处理却让托尔斯泰的启蒙困境显得更加突出与棘手。 

　　具体过程如下： 

　　聂赫留朵夫红着脸说，“不种地的人不应该占有土地，我认为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是明摆着的事嘛。这话说到节骨眼儿上啦。”有几个农民附和说。 

　　聂赫留朵夫接着说，土地的收益应该由大家分享，所以他建议他们把土地接收下来，付出一定的价钱，价钱由他们来定，这笔钱作为公积金，以后归他们自己享用……可是农民们那一张张板着的面孔却板得越来越紧了，原来看着东家的一双双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大家都看穿了他的诡计…… 

　　聂赫留朵夫说得非常明白，农民们也都是善于听话的人，可是他们没有听懂他的话……如果地主把他们召集起来，提出什么新办法，那显然是想用什么更狡猾的办法来欺骗他们。 

　　…… 

　　“不，这些钱将来都是你们自己用，用在村社的事情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社是一回事，这又是一回事。” 

　　…… 

　　“这一套用不着。我们还是照老办法好些。”…… 

　　等到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契约，他要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的时候，农民们反对得更加激烈了。 

　　“签什么字？我们原来怎么干活儿，以后还是怎么干活儿。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种事儿没见过。以前怎样，今后还怎样吧……”有的人说。 

　　…… 

　　“这么说，你们不肯，不想要土地啦？”…… 

　　“是，老爷。”这个显然还没有摆脱军营魔力的农民说。 

　　“这么说，你们的土地够用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老兵装着愉快的神气回答说…… 

　　 聂赫留朵夫的这段话语经历了一种风格的转变：起初他说土地应该交给在土地上干活的耕种者，这种日常话语深得农民的认可，可是当他推出公积金制度时，话语的抽象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可以想象，将这种话语置入上文的对话段落中是异常突兀和尴尬的，因此托尔斯泰甚至没有直接陈述它们，改用了说明性文字。农民们只能听懂贴近肉体的日常话语，无法理解抽象的概念，最终造成了一种荒谬的矛盾：农民们不肯要土地，但他们的土地不够用。《复活》创作于托尔斯泰晚年，此时老迈的托翁已愈发固执，其思想也更加尖锐而严苛，《托尔斯泰大传》的作者罗莎蒙德·巴特利特称这部作品为“极具感染力的说教”。《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奸诈狡猾的管家展现了托尔斯泰对俄国日常生活的体察入微，但类似的情节出现在《复活》中时，托尔斯泰已经放弃了进行更为真实而具体的思想探索。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手下也有一个管家，但他是如此言听计从且善解人意，顺利帮助聂赫留朵夫完成了平分土地的计划。两部作品中承担类似功能的两位管家形象如此不同，强烈的对比所显示的恰恰是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局限，他已经无力应对这种复杂而困难的挑战，转而开始主动运用功能性人物“搪塞”剧情中可预料到的困难。 

　　 对比《战争与和平》中对复杂生活的自觉揭露与《复活》中对复杂生活的主动遮蔽，人们得以发现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困境、迷惘与逃避。在接下来的剧情中，聂赫留朵夫手下的管家帮他召集了多位通晓事理的农民代表，促使聂赫留朵夫与农民代表们达成一致，再由他们去劝服其他民众。因而聂赫留朵夫与真实民众的绝对矛盾被转化为他与通晓事理的农民代表之间的有效沟通，最终问题得以解决。然而，这些农民代表又是如何从天而降的呢？他们为何能如此顺畅地理解聂赫留朵夫抽象的话语呢？这些问题在小说中并没有交代。托尔斯泰甚至完全没有描写农民代表如何劝服无法理解公积金制度的农民们的场景，这一幕被聂赫留朵夫的个人生活所遮盖。晚年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局限性愈发明显，这种单维度的启蒙无力面对千变万化的日常生活。聂赫留朵夫向农民代表们详细阐述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他提议用此方案来解决当下的土地分配问题，并最终取得了农民代表们的一致同意。整个过程中，农民代表们均表现得像是聂赫留朵夫木讷的学生，听从他的一步步教导，逐渐变得明白事理。在此过程中，农民代表们简直像没有灵魂的工具人，他们主动丢弃了自己的个人自由意愿，以一种“信号发射—信号解读”的方式完成了这次有效的沟通。托尔斯泰的成长教育思想最终以这样一种单调的方式得到践行，构成了对其早期初衷莫大的反讽。我们仅选取这一过程中农民代表们对这位老爷话语的反应，来说明这种成长启蒙的单一性： 

　　“这话对。”说话瓮声瓮气的长鼻子老汉说。 

　　“是。”那个老兵说。 

　　…… 

　　“好的，这也是好事。”留着摩西式鬈曲大胡子的老汉说。 

　　…… 

　　“是。”老兵连忙附和说。 

　　…… 

　　“是。”那个老兵说。 

　　…… 

　　“这话很对。一点不错。”好几个人附和说。 

　　…… 

　　“这个乔治倒是挺有头脑 。”留着鬈曲大胡子的仪表堂堂的老汉说。 

　　最终，农民代表们集体被聂赫留朵夫说服，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这样一种启蒙教育建立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上。整个过程聂赫留朵夫充分发挥着自己的自由意愿，而农民代表们却只是被动接受、拍手称快，他们根本谈不上是拥有自由意愿的主体。这种启蒙教育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效的，它并没有真正促进所有参与者的智识发展。在《战争与和平》与《复活》中，皮埃尔和聂赫留朵夫均持续践行着基于自由意愿的启蒙教育，他们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幸福生活与精神救赎；然而，两部小说中的农民均是缺乏自由意愿的人物，根本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精神的发展。 

　　 当托尔斯泰想要将启蒙教育从贵族个体推广至底层民众时，其相关思想的局限性就会暴露无遗。自上而下的单维度教育无法将底层民众视为平等的自由个体，启蒙者与人民之间始终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这套启蒙话语中，贵族是自由的，但民众却是木讷而迟钝的，他们根本无法参与进来，或只能以一种形神不符的假象被收编。托尔斯泰的启蒙教育思想始终局限于上流阶层，它无法切实扎根于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之上进而促成人民大众的思想成长，只能由启蒙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假托“理想的人民代表”来完成启蒙任务。这种境况与托尔斯泰启蒙思想的初衷是矛盾的，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然而均无功而返，直至晚年只能在《复活》中以这样一种虚构的方法来安慰自己的无能为力。总览托尔斯泰的创作史，他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互不理解方面着墨甚多，但人民却始终被其视为一种神秘之物，作者很少能体察人民的内心状况，人民的启蒙教育成了托尔斯泰的终极局限。 

　　综上所述，托尔斯泰是欧洲启蒙精神在俄国的杰出继承者，然而其启蒙思想也带有维度单一的局限性。一方面，托尔斯泰极力反对工具理性式的启蒙观念，提倡一种基于主体自由意愿的成长教育式启蒙，这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这种启蒙教育内部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单一维度局限，使得托尔斯泰启蒙大众的理想无法真正扎根于底层人民之中。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须重新看待伯林所提出的托尔斯泰悖论，托尔斯泰所反对的是部分启蒙思想家狭隘的工具理性方法，但在价值层面他却是启蒙精神最坚定、最伟大的继承者。因此，伯林称这位俄国思想家为欧洲启蒙运动伟大的殉道者与英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作品、行动乃至生命来捍卫启蒙运动的遗产。 

　　然而，这种反对工具理性、倡导自由意愿教育的启蒙思想却持续受困于单维度的思维局限，使得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无法正确处理走出自我意识、启蒙民众智慧的难题。反对工具理性式启蒙观念的成长教育思想最终不得不再次演变为单维度的强制性启蒙，在物化人民方面，强制性启蒙较工具理性式启蒙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托尔斯泰通过天才的文学创作探索到了俄国历史悲剧之必然性，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也确实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这种启蒙事业难以为继，在历史的动荡中戛然而止。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