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主义国际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重要的一波先锋艺术思潮，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植基于日常生活的美学特色。其创始人居伊·德波往往和《景观社会》这本书捆绑在一起。然而，景观社会批判理论仅仅是德波的思想冰山露出海面的山峰，这座一心要撞沉资本主义巨轮的雄伟冰山，真正奇崛之处在于德波在1952—1958年间先后创立的字母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的先锋艺术实践及其理论。当代法国哲学家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曾称赞德波“骄傲的不妥协”恰恰在于他那“透彻的批判，美学—政治的激进性，无法被超越的分析的深度”。可惜在流俗的解读框架中，字母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的批判理论与先锋实践被简单地混同于一般的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艺术实践。其实，德波此时的先锋艺术活动，直接面对的历史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现代化城市改造和生活方式的平庸化。德波的建构情境、心理地理学、漂移等理论与实践，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实质上是对“理性规划”之不合理性的揭露和抵抗。为了狙击现代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微观统治，德波试图激活主体被资本压抑的欲望，激发其潜在的空间创造能力，让生活成为充满诗意和热情的审美场域，从而一举超越凝固的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由此，德波当仁不让地和列斐伏尔、福柯并肩而立，成为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位文学艺术理论大师。
一、什么是情境建构
德波创立并主导的字母主义国际和情境主义国际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重要艺术与政治活动。在1952—1958年间，字母主义国际与情境主义国际先后实践了“漂移”“心理地理学”“建构情境”等形式迥异的先锋艺术活动。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先锋艺术更注重于摧毁传统的艺术形式，然而作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继承者，德波却想要更进一步，在摧毁传统艺术形式之后，迈入“超越艺术”的更高阶段。德波提出的“超越艺术”类似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一方面要批判艺术本身，另一方面则要上升到决定艺术发展的社会层面，整体地超越和革新先锋艺术。也就是说，要突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彻底实现其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生活的本质，整体地超越当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作为先锋艺术的实践者，德波及其同伴此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压抑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自由发挥个体的创造力来追求真实且直接的体验，以便赋予生活以艺术的诗意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创造的新形式，德波及其同伴用一个全新的范畴来称呼它，这就是“情境”（situation）。
“情境”这一概念德波早在1952年就已提出。1952年字母主义国际成立伊始，德波便发表了《建构情境宣言》《关于情境构建和情境主义国际倾向的组织和行动之条件的报告》《建构情境的初步问题》等文章，专门阐述情境这一概念及其建构活动。1957年，字母主义国际和想象包豪斯等合并、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情境建构正式成为德波及其同伴的活动纲领。
简单说来，情境是指特定时空下的个体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环境的总体。具体说来，其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情境不是纯个体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共同决定的复杂综合体；第二，情境是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具体情境，是此时此刻、每时每刻，只有现象没有本体，只有实践没有主义；第三，情境是包含了特定情境的物质布置和身处其中的个体行为的统一体，并且物质布置和个体行为可以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德波多次批判萨特的架势来看，他很可能受到了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情境概念的影响，认为情境充满了有意识的个人选择、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个人行为。
所以，情境是被社会历史性决定的主客体统一，是个体、个体所处的环境、将个体和环境关联起来的事件这三者的共同存在，其中的客观和主观、物质和行为等元素都在相互影响。德波等人坚信，可以综合应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创造特定的情境氛围，以影响居于其中的个体的精神和行为。为了研究情境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德波发明了新的观察手段和理论，即漂移与心理地理学。
不过，这样定义的“情境建构”太过宽泛，容易变成超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艺术创作。德波始终强调，真正的情境建构必须具备对社会历史前提条件的认识，并非任何一种标新立异的艺术表现方式都可被看作在建构情境。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初，以沃尔特·奥尔莫（Walter Olmo）为首的情境主义国际意大利支部曾提出一种实验艺术的建构情境方式，叫做“有声的体验”。他倡议将小提琴音乐与不同磁带上的录音片段并置，为不同的地点（浴室、图书馆、厨房、街道）设置不同的音乐，这样就可使每个特定的日常生活环境各具特质，从而能在不打扰人们工作的前提下改变日常生活的总体环境。在此基础上，奥尔莫设想完成一种“有声的都市主义”的艺术，为人们提供在社会性和艺术性上都更为优质的生活方式。对此，德波在1957年10月给奥尔莫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写道：“这里附有你的文章的译文，以及很不幸但必然地对它的批判……我指责的是你接受了一些愚蠢的观念。”1958年1月，德波开除了奥尔莫等意大利实验主义者。究其原因，奥尔莫等人倡导的情境建构完全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对该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自己所背负的“前提条件”一无所知：“意大利实验主义者……不只将客体从围绕它的一切事物中孤立出来，他还对这样做会带来的后果漠不关心。他既不想了解我们生活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也不想了解我们如何作用于这些前提条件。”德波尖锐地指出，意大利实验主义者不仅对社会历史毫无认知，他们更加没有意识到，被他们拒绝的历史“本身是由关系构建起来的”。对历史和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忽视，使他们将问题原子化、孤立化，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既然并不是任何对环境的布置、对个体行为进行影响的活动都可被视为建构情境，那么，德波心目中的建构情境到底是什么呢？针对意大利实验主义者将情境主义活动与社会历史前提相割裂的做法，德波提出了建构情境的“统一性”原则。这种统一性，不仅倡导联合使用各种手段进行集体活动，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视角，将个体、事物或情境的存在看作在社会历史关系中生成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忽视其历史的起源、陷入无前提的抽象之中。
德波强调，情境之所以为情境，前提是认识到当前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即人所处的社会历史前提。而情境建构所要针对的社会历史前提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对人们的城市生活造成的种种禁锢：现代城市的建设规划完全服从于功能主义的目的，却丝毫不考虑个体居住条件的增益；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活动，正在把人们原本自由的创造欲望转变为对都市产品的肤浅需要；人们陷入家庭—工作—休闲娱乐的循环生活方式，象征着“人们的境遇、他们的欲望、他们的‘责任’，已经完全被生存的问题所规定了”。情境建构的核心任务便是要研究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德波在1957年发表的《如果你愿意成为情境主义者就再试一次》中指出：“我们被禁锢在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生产关系之中，文化领域中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打破这些传统的关系，它们所维系的这些争论与模式。我们应该通过对现存领域的批判，通过将它们统一整合到统一的时—空建构之中（情境——指由环境和嬉戏行为组成的动态体系）——这将会实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从而走向当下文化的彼岸。”
总之，在德波看来，既然资本主义带来了都市主义功能化、人们的欲望被生存问题统治等问题，那么建构情境的真正方向便是要选择特定的时空进行环境布置，营造特定的情境氛围，从内部影响居于其中的个体的精神与行动，从而引导人们打破被资本主义压抑的现实，引发与未来理想社会相匹配的新欲望。而心理地理学、漂移等临时的微环境的建构，为人们生活的瞬间赋予独特“质性”的活动，才是真正的情境建构。
二、心理地理学和漂移策略
如德波所言，情境建构并非毫无历史前提的抽象艺术创作，而是为了打破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禁锢。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德波等人坚信包含意识形态、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具有独立的发展逻辑和引发无产阶级解放的可能性。因而在建构情境时，德波等人选择了以个体的主体意识为根本动力的心理地理学与漂移活动。可以说，以城市空间为主要实验场地、以漂移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心理地理学，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组织的城市时空秩序和同质化生活方式的具体情境建构，也标志着情境主义国际的情境建构理论在50年代末的成熟。
心理地理学，最初是字母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成员阿卜德拉菲尔德·哈提卜（Abdelhafid Khatib）命名的概念。在哈提卜看来，心理地理学是建构情境的关键活动，能将城市环境的组织重新纳入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之中，这和德波向往的建构情境不谋而合。因此从1953年开始，德波等人围绕着心理地理学展开了许多活动，探索现代城市的空间改造及其带给人们情感、精神和行为上的影响。其间，吉尔·伊万（Gilles Ivain）的《新都市主义宣言》和德波的《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都对心理地理学做出了详细解释。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后，德波又通过《回忆录》总结了心理地理学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地理学研究的是人所在环境的客观条件，比如土壤、气候、植被等，那么心理地理学研究的是客观形成的和人为布置的环境，特别是不同环境对个体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因而，和地理学记录的是客观数据不同，心理地理学记录的是情绪氛围，是城市不同的环境和建筑氛围向人们传递的情绪，以及在其中自由穿行的人们向环境传递的情绪。“有些地方让人心情愉悦，而有些地方让人沮丧……事实上，不同环境的各种可能性的组合……能够唤起不同且复杂的感受。”在建筑中穿行，不可能只产生一种样式的感情。由于个体的主观因素和每天发生的事件不同，各种建筑总会展现出一种具体情境下的独特之美。这种美瞬息万变，是不被驯服的“灵韵”，是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的统一审美下的“遗忘”。所以，心理地理学的基本要求，便是要在城市中不断穿越的过程中捕捉所处环境施加在个体心理上的影响，同时为环境标上具体的情感基调。
据此，德波曾指出，可以依据在穿越城市中感受到的不同情绪来绘制巴黎的心理地理学地图。德波的《赤裸城市》（异轨自朱尔斯·达辛1948年的同名电影《赤裸城市》）、《巴黎心理地理学指导手册：爱的热情絮语》、《回忆录》都是这样的作品。在这些心理地理学的地图上，原先巴黎的不同区域都被撕裂得支离破碎，中间通过红色的箭头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些箭头代表的是主体在穿越这些空间时的主动意识，红色象征的是主导情境建构的人的根本状态：热情。与用数理方式测量和展示世界的地理学不同，心理地理学正是想要重新生产一种以主体的认知和感受为坐标轴的空间，“雄巴尔·德洛夫在他的《巴黎及巴黎大区》一书中指出，‘城市地区并不只由地理和经济因素所决定，也由这里及其它地区的居民的再现所决定。’”“建筑群将会是可调整的，可以随着居民的意愿进行部分或整体的调整。”不是资本主义划定的城市空间布局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路线和方式，而是人们在城市中的穿移成行决定了不同地点之间的联结，决定了城市空间承载的意义。
为了进行心理地理学的非功利性的主体探索，德波等人提出了“漂移”的实践方法。漂移，作为心理地理学的研究工具，是一种毫无目的的穿行和移动，主体从“不同的环境之间快速通过”，从主体感受到的不同情感来认识城市空间。漂移的组织是，两三个具有共同意识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反复确认不同的感觉，以便得出更客观的漂移内容；但如果超过四个人，漂移的独特性就会大大地降低，因而十人以上应该分成几个漂移小组。漂移活动的时间从一两个小时到两三天皆可。除了连续的暴雨，其他的气候变化都不会影响漂移活动。至于漂移的场地，根据是记录环境本身还是记录个体的情感反应来确定是事先选定某个地方、还是未先确定的场所。因而，“漂移”被情境主义国际视为探索另一种解放的生活方式的手段，据此能够认识和引导被特定建构的环境对人的精神所带来的效果。
如此，人们便可通过漂移绘制城市的心理地理学地图。“除了能够发现环境的统一体及其内部构成、空间位置，人们还能开始认识主干道、出口和防卫设施。也就是来到了心理地理学核心的关键设定。人们可以丈量将城市的两个区域有效分隔开来的距离……在以前的地图、航拍照片、漂移体验的帮助下，人们可以绘制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地图，这是至今仍缺的东西……这不再是要精确地描摹各大洲的边界，而是要改变建筑和都市主义。”
不过，以漂移为主开展的心理地理学研究，不仅是在记录城市空间给主体带来的不同情感、鼓励主体自主定义城市空间，更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城市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地理学的定义中，空间与建筑并不是中立的物理环境。相反，空间与建筑本身就具有属人的性质，是能够对人的情感和精神产生影响的结构，甚至能够向人植入某种生活方式。正如德波欣赏的建筑师约恩在《图像与形式》中所说，“建筑永远是精神和艺术发展的最终实现；它也是经济发展阶段的物质化产物。建筑是所有艺术活动实现的最后阶段，因为创造一个建筑意味着建构一种氛围，并且固定一种生活方式。”而德波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现代城市空间、日常生活都为了服务于资本而被组织起来。为了消除时空阻碍、加速资本流通，现代城市空间在大量的交通网建设、功能区划分中被分散、再组织起来。现代城市空间的改造，不仅向人植入了“家庭—工作—娱乐”三点一线的标准生活方式，而且将人在城市中的活动简化为从起点到终点的高效路线，极大地压缩了个体对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私人体验。这种对城市和空间的原创性理解，便打开了情境主义国际的一个乌托邦计划：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活模式相决裂，将本该属人的时间致力于漂移的冒险之中，来建构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其中建筑应对在其中活动的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从而能够引发充满“诗意”与“情感”的多种相遇。
因此，对德波来说，心理地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人从资本主义规范化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让生活成为人自主创造的诗意瞬间。心理地理学期望通过改造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与建筑、创造新的空间结构与生活情境，“将大量欲望推向大众市场……欲望的丰富性不会超出人当前作用于物质世界的行动方式，而是超出陈旧的社会组织”，使属人的诗意生活变得可能。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现代空间与建筑变成了服从经济理性的量化存在，建筑师们采用整齐划一的工业化设计统一建筑风格和空间规划，那么心理地理学和漂移就是要彻底消除这些设定好的建筑参数和区域界限，打开一种“异托邦”的空间，在那里“人们……丢掉了他们的关系，丢掉了他们的工作和娱乐，任由自己被场所及其中的相遇所吸引”。城市中的建筑不只是供人居住和娱乐的物理场所，它更是解域化的流动过程，可以依照人自由的欲望不断调整，“未来的建筑将会是一种改变当前时空概念的方法，将会是一种‘认识的方法和行动的方法’。”
总之，德波等人凭借心理地理学对空间与建筑的重新解读，打开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用漂移的偶然性和主体性来狙击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赋予日常生活以丰富的诗意与想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情境建构。这是作为先锋艺术家的德波所能想象的、摆脱资本主义“规定人们日常行为的现实架构”的方法，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波为实现马克思向往的理想生活的尝试：“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而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是令人羡慕的。但愿这是我们的命运。”
三、新都市主义空间的批判
德波主导的字母主义国际和情境主义国际，通过情境建构、漂移、心理地理学等先锋艺术活动，对城市空间开展了一系列极具创造性的主体实践活动。建构情境是依据人的真实欲望创造属人的空间与生活，漂移与心理地理学则是具体的情境建构，前者是在不同环境间快速通过、以便真实感知不同空间布置引发的生命体验，后者侧重探索现代城市的空间布置对人的情感、精神和行为上的影响。这些形式迥异的活动并不仅仅是先锋艺术实践，更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城市规划，旨在突破发达资本主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训，反对城市规划的过度功能主义与打碎建筑空间压抑个体欲望的同一性等。因此，这些关于城市空间的先锋活动建立在德波等人的现代城市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只有在德波等人对新都市主义空间的批判理论中，才能准确把握以心理地理学、漂移为代表的情境建构活动的理论价值：这是面对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以感性的身体活动来突破资本幻象，实现人的自由存在。
最直接的事实便是，德波、伊万、约恩等在建构情境之时发起了新都市主义空间的批判理论，其攻击的现实目标就是二战后巴黎的现代城市规划与改造，建筑师勒·柯布西耶、马克斯·比尔作为其中的执牛耳者，也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战之后，法国社会迈上了以福特制为标志的发达资本主义进程，全面采纳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特征是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大众消费的普及化、贸易活动的国际化等。而由于现代化进程在法国的快速兴起，从中世纪时期发展起来的巴黎，在交通运输、居住环境、空间配置等各个方面，都已大大落后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继19世纪奥斯曼伯爵指导的巴黎城市改造之后，巴黎的空间、建筑、道路、交通等再次经历了全新的规划与改造。这次城市改造计划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功能主义，即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城市空间，最大限度地开发巴黎城市的空间可利用性（特别是垂直发展），提高居住密度，同时配以现代城市道路系统的建设，根据不同的运输需要和车行速度分类设计，加速城市各个区域之间的流通。马克斯·比尔在乌尔姆设计学院中推崇艺术—科技—技术之间的融合、抽象而标准的几何建筑形式，以及勒·柯布西耶在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上提出的“居住、工作和娱乐三大功能分区”和“集体住宅”计划，都是这次巴黎城市改造遵循的理论基础。
在这场巴黎城市的规划与改造中，最能体现其功能主义原则的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实施的集体住宅和低租金住房制度。这些建筑坐落在巴黎郊区，建筑风格都是整齐划一的几何形式，总是以最低的造价和最快的速度完成，以便让更多的工人入驻。这种密集建造的大型建筑，使大量的工人被隔离在城市中心地带之外，资本却可借此快速且低成本地再生产出劳动力。巴黎的萨塞勒区的建设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例子，那里的建筑都像是统一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道路也是宽阔笔直到一览无余。所以，当德波等人试图在新建的萨塞勒进行心理地理学活动时，发现这里简直如地狱一般；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他们感受到的只有冷冰冰的工业化线条，建筑好似垂直发展的居住机器，看不到任何属人的惊喜与诗意：“当人们觉察到柯布西耶想要的是消灭街道，就发现当前监狱成了住宅的统一风格……随着柯布西耶先生，我们本来应该从真正震撼人心的建筑中获得的游戏和认知……都被牺牲在垃圾桶里。”
在德波看来，这些集体建筑及其代表的现代城市规划，不仅摧毁了老巴黎诗意的空间，更是执行着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如前所述，城市空间与建筑的改造，是资本快速且低成本地再生产劳动力的症候；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城市规划的是“平庸化”的生活方式的成功植入，它使人自动臣服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所有后果而放弃追求自身的欲望，是消解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新方法。
比如，对巴黎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说，1852—1870年间奥斯曼伯爵指导的巴黎城市改造，根本上是一项杜绝无产阶级运动的治安计划。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那样的宽阔马路上，无产阶级很难再次进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巷战和路障，却便于军队和大炮的快速移动。而在德波他们看来，眼前这场现代化的城市改造是一场新奥斯曼主义的规划，“奥斯曼只给了我们容易架起大炮的林荫大道……当前监狱成了住宅的统一风格……生活最终被分割为封闭的岛屿，在被监控下的社会；再也没有解放与相遇的机会；这是一种自动的臣服。”
与奥斯曼将住在巴黎城中心的居民赶走的做法不同，新奥斯曼主义的现代城市规划是通过让人们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而自动地臣服。人们沉浸在发达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便利中，先进的交通、汽车、下水道系统等将人们组织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但德波指出，这些城市设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统治扩散所需的物质材料，其背后是资本主义设定的一整套需求链条，将人们对“幸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链接到对汽车、电视、别墅等商品的需求上。“所有都市主义者的错误是本质上把私人汽车（及其副产品，小型摩托车）看作是交通工具。这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试图在社会总体中扩散的幸福观念的主要物质化结果。汽车，是异化生活的至上财富，也不可避免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产品”。这样，每件客观的物品同时也是一种资本再现的符号，它既指向人对幸福的生活方式的欲望，也指向符合资本主义市场所需的人的伪需求。它将人对生活方式的理解与实现，都转变成了对资本主义提供的商品的欲望；人的热情、自由、生活方式，都根据他们购买和消费的产品而定。
这一过程在德波看来，根本上是消解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过程。因为生活方式的成功植入，让人们彻底抛弃了自由、热情和诗意，陷入了“平庸化”之中。平庸化即你我皆一样，无一例外都选择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消费产品、生活方式、娱乐活动来填补欲望的缺口，放弃了自由创造生活的热情与能力。这是资本主义消解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新方式，它通过制造商品生产所需的人的伪需要，既对无趣的劳动过程进行补偿，也取代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欲求和对自由的本原欲望。对此，德波等人调侃：欧洲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在热爱与回收垃圾桶中选择了后者，所谓的热爱正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追求自由存在的主体性。
正是面对资本主义以都市生活之名实施的软性统治，德波才将现代城市批判的最终归宿定位在了建构情境、心理地理学、漂移等实践行动中，希望从中找到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从资本主义同质化的生活方式中逃离出去。这正如德波在电影作品中写下的台词：“街道被认为是通向工作和家，通向他们可预见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义务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习惯也成了一种义务……我们想要从这种前提条件中逃离出去，寻找另一种对城市面貌的使用方式，以及新的热情。”
可以说，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扫平了一切时空障碍，使城市空间、都市生活成为资本理性规划的囊中之物。城市不只是供人居住和娱乐的物理空间，通过区域划分和建筑设计，它成了资本主义加速资本流通、塑造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被精确划分的功能区域、交通线路及其匹配的生活方式，已然构成了资本主义加强统治的抽象体系，使人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和认识被固定在单一但利于资本增殖的框架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德波更加强调日常生活中主体的创造能力，并以此拓展美学维度的自由解放路径。他相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动力，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与人的主体性——自由创造并实现自己真正的欲望——之间的根本对立。而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粗糙的伪需求，归根结底无法与人真正的欲望相抗衡。因此，德波及其同伴对现代城市空间的理论批判和情境建构，本身就是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巨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将被资本压抑的欲望全盘托出而成的乌托邦城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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