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国产刑侦剧，既有电视剧《无证之罪》《破冰行动》《扫黑风暴》《警察荣誉》《狂飙》，也有网络剧《白夜追凶》《沉默的真相》《猎罪图鉴》《漫长的季节》等。它们在延续了新时期以来“风霜雪雨搏激流，危难之处显身手”的英雄主义气质之外，也增添了不少新的内涵，开拓了不少新的视角，引入了不少新的表达方式，在与时俱进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外延，适应人们日益精细的审美趣味，开辟新的审美空间，生成新的公共话语。

　　英雄主义是刑侦剧的精神内核。当然，英雄主义不是封闭的和静止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涵及其表达。

　　一、近年来刑侦剧呈现英雄主义精神的新内涵、新视角

　　近年来国产刑侦剧在表现“英雄主义”这一核心题材和人物精神时，呈现出很多新颖的内涵和视角，令这一传统的影视剧主题表现得更加立体和多样。通过心理、专业、境况、身份等方面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刻画，“英雄”不再是单一类型的、扁平式的人物。

　　（一）心灵世界的英雄主义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心理障碍问题不再成为禁忌，并在影视中得到一定呈现。而处于高危高压的刑侦一线，警察的心理世界作为一个独特的表意空间，呈现了更加立体而富有层次的人民警察形象，也承载了对于人民警察这一职业更深层的人文关怀。近年许多荧幕刑侦英雄，往往同时也是与心理障碍作斗争的心路英雄。《白夜追凶》中刑侦队长关宏峰患有“黑夜恐惧症”，以至于夜间不得不与孪生弟弟变装交接，但最终弟弟入狱，关宏峰也不得不“趟一趟晚上的路”，与不可抗拒的自然黑暗作斗争。《破冰行动》中李飞因原生家庭缺陷，性格偏执孤僻，而在缉毒斗争中逐渐学会与战友并肩作战，摆脱了刚愎自用的个人英雄主义。《重生》中副支队长秦驰因执行任务时受到重创而失忆，在工作中一直与失忆作斗争，最终找到真凶。《谁是凶手》中青年警察夏木因母亲和外祖父被杀而两次罹患创伤性应激反应，但在病发之际依然苦苦坚持追凶。《猎狼者》中魏疆因战友牺牲而愧疚，一度脱下警服沉沦于市井之中，但是在新的案情发生，杀害战友的凶手出现之际又重新投入战斗。《猎罪图鉴》中的画像师沈翊，一直处于为凶手提供警察画像导致警察牺牲的愧疚感以及画不出凶手画像的挫败感之中，他为了画出凶手画像，甚至试图通过人为制造濒死感来获得灵感。《心理罪》中的方木，在选择职业的时期，也一直在克服未能阻止女朋友被害的消沉和追悔，最终决定通过人民警察的职业来消除犯罪。《狂飙》中的刑警安欣，在与黑恶势力斗争中一度因对方保护伞过于强大，自己被打压排挤而焦虑消沉，以至于一头白发，最后因扫黑除恶行动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而重建对同志的信任，振作起来与黑恶势力展开斗争……在这些剧中，警察办案的过程同时也是和恐惧、遗忘、焦虑、追悔、消沉作斗争的过程，而正义的来临往往同样意味着心理障碍的结束。与香港电影热衷于通过神经质的“神探”“盲探”来书写人性寓言不同，国产刑侦剧表现的心理障碍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是源于巨大的工作压力。然而，正如傅雷所言：“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心理障碍作为一种考验和淬炼，使得警察在与之斗争中获得成长，成为英雄。

　　（二）专门领域的英雄主义

　　近年来刑侦剧的表现领域，除了传统的冲锋陷阵的一线干警之外，还涌现出许多观众并不熟悉的专门领域的专业英雄，如《法医秦明》《骨语者》中通过尸检破案的法医，《猎罪图鉴》中通过对犯人画像来研究犯罪心理、复原犯罪细节的画像师。高超的专业素养已然转化为直觉和本能，使他们从千头万绪的细节中将一个个疑难案件复盘并侦破。他们身上的专业光环和个人魅力，大大提升了观众对人民警察的审美认同感。除此之外，一些荧幕上罕见的警种及工作领域，在近几年的刑侦剧中也多有反映，如《三叉戟》中的“经侦”警察，《猎狐》《刑警之海外行动》中的海外追逃刑警，《猎狼者》中的森林警察，《对手》《风暴眼》中的国安警察等。这些专门领域的呈现，既反映了警察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的时代特点，又呈现了新时代人民警察从精神气质到专业素养、从职业情操到个人魅力的方方面面的形象，使得观众对于人民警察的职业特征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三）极端状态的英雄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犯罪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状态，而打击犯罪也就是在极端状态中的斗争。但是，处理极端状态的方式仍然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分。近几年的刑侦剧，除了常规的侦破方式，也呈现了不少非常规的斗争。《扫黑风暴》中的李成阳，主动脱去警服到黑恶势力马帅的公司工作，伺机调查取证——他并不是带着组织的任务去卧底，而恰恰是基于对队伍里的人的不信任而孤身行动；《沉默的真相》中前检察官江阳为了引起全社会对涉黑案件的关注，竟以绝症之身录制自杀视频，前刑警朱伟更是不惜通过捡垃圾的方式暗中观察等待。这类极端状态多在扫黑除恶题材剧中，当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一手遮天，正义在正常渠道下无法伸张之际，有正义感的警察和司法工作者便选择了“剑走偏锋”的方式与之斗争。这从反面证明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必要性，也从正面体现了人民警察和司法工作者坚持正义、坚守信念、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崇高精神。

　　（四）错位身份的英雄主义

　　电视剧《营盘镇警事》中派出所所长范党育有一句台词：“穿上警服是警察，脱下警服还是警察。”警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近年来，许多刑侦剧都成功塑造了“脱下警服”的警察形象：《刑警队长》中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德强因家属误收礼金被解职入狱，出狱后路遇歹徒时出于警察的本能进行追击，英勇牺牲；《警察荣誉》中警察曹建军因酒驾被开除后依然心系旧业，不顾派出所所长阻止多次参与行动，最终被持枪歹徒杀害；《猎狼者》中森林警察魏疆因战友牺牲的愧疚而脱下警服，后歹徒出现而振作奋起；《扫黑风暴》中李成阳主动脱下警服卧底黑帮；等等。

　　近年刑侦剧还成功地塑造了不少边缘的英雄：《三叉戟》中三位老警察已退居二线，等待退休，但在警情出现时，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投入战斗，“大棍子”甚至英勇负伤；《心理罪》中大学生方木是个刑侦天才，在校期间多次协助警察办案；《无证之罪》中警察严良的儿子东子一直怀有刑警梦，但在遇到歹徒李丰田并与之斗争中不幸牺牲；《阳光之下》中的社会混混小武被警察的正义感染，作为线人深入虎穴，协助警察将黑恶势力铲除；《重生之门》中的大学生庄文杰，一方面是个侦查天才，一方面又为探究父亲死因而在歧路徘徊，是刑警队长罗坚的引导让其最终“站在有光的一边”；《漫长的季节》中因怒打恶人而脱掉警服的刑警队长马德胜，离职后以年迈之躯参与侦破，最终在中风状态下将案情厘清。这些错位角色、边缘角色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一种生动诠释，大大拓宽了警察文化的内涵，将其由一种职业升华为一种弥漫人间的正气。

　　二、近年刑侦剧在表现手法上的新特点

　　如果说英雄主义是近些年刑侦剧的表现核心，那么，与之相关，在表现手法上的若干新特点恰恰在这一核心之中加入许多或构成张力或起到映衬作用的元素。这些特点集中于氛围、人文、社会、逻辑和时间等范畴之中。

　　（一）烟火气的弥散

　　文艺源于生活，刑侦剧也不例外。近几年的刑侦剧除了聚焦一线办案人员火热的侦破工作之外，还把镜头对准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社会生活：《警察荣誉》中八里河的街头巷尾、社区民房；《双探》中充满市井趣味的北京胡同、极富生活气息的早餐店、东北边陲小镇的土味霓虹灯；《隐秘的角落》里南方海滨小镇的市民家庭、街道小店；《对手》中极具厦门地方特色的海滨夜市……与人物、故事一样，影视剧中的空间同样具有强大的表意功能。

　　这些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空间打破了传统刑侦剧聚焦于阴暗恐怖的案发现场，千篇一律的案情分析会或紧张刺激的追凶现场，而将视角扩散到了更接地气也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而这正是人民警察所守护的一方平安的体现，是人民警察事业的价值所在，是“母亲的微笑，大地的丰收”的新的诠释。它并不是悬浮于故事之外的背景，而是生产和承载故事意义的空间场域，极大地开拓了影片在精神内核和情感认同方面的纵深。朱光潜曾认为侦探故事是“文学上的低级趣味”，因为它缺乏“具体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但是刑侦剧是可以通过场景、氛围、镜头语言、人物形象等一系列视听要素，将类似“侦探小说”的文本转化成具有审美意味的文艺作品，这就更需要借重“烟火气”的现实主义风格，更好地唤起观众的带入和共情。

　　（二）文艺范的加持

　　刑侦剧虽然是一种作为大众文化的类型剧，但是在近年的艺术探索中也借鉴了许多电影视听语言的表现手法，增加了一些文艺色彩较浓的表意元素。如《沉默的真相》借鉴了黑色电影的拍摄手法，除了体现悬疑感之外，也更好地揭示了黑恶势力盘踞下“长夜难明”的意涵。《白夜追凶》《双探》《冰雨火》等剧也在追凶探案场景中大量引入黑色电影元素，当然，其意图并不像西方黑色电影一样制造压抑、绝望氛围，而是更好地体现了人民警察肉搏黑暗、追求光明的英雄主义精神。《警察荣誉》中，开场三分钟从八里河街道直到派出所办公室的一段长镜头颇受观众青睐。

　　根据安德烈·巴赞的理论，“只要有一个合适的镜头能够将之前被蒙太奇手法分解的各个要素融合到一起，那也足以重建叙事的真实性”。长镜头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再现现实生活，体现电影的纪实性。而《警察荣誉》正是一部具有纪实风格的电视剧，长镜头的使用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当然，剧中长镜头配上富于生活气息的声音和台词，避免了文艺片中长镜头的冗长沉闷感。国安剧《对手》淡化了情节的紧张，而试图通过叙述台湾间谍日常生活的艰辛和不幸，及其上级克扣工资和不择手段的控制，揭示其失败的必然性。影片似乎借鉴了《美国谍梦》《史密斯夫妇》中对间谍日常生活的呈现，以及新写实主义电影《万箭穿心》中“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基调，通过缓慢的节奏、压抑的画面、凝固的镜头揭示间谍的生存处境，并通过片尾曲《像鸟儿一样》的呼告，隐约传递了其对自身工作的虚无体会以及渴望挣脱的感情。

　　《漫长的季节》如导演辛爽所言“用拉斯·冯·提尔（丹麦电影导演，代表作《狗镇》）的调调拍《马大帅》”，将“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悲剧美学发挥到极致。剧作以下岗工人王响、龚彪和退休刑警马德胜看似充满东北式幽默的民间破案故事，体现了老东北工业基地由中心滑向边缘的一群人苍凉的生存状态。而作家班宇借王阳之口创作的诗句“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俨然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群的精神隐喻。《平原上的摩西》以缓慢的节奏、压抑的镜头语言，特别是障碍物夹缝中的人物等构图，呈现了东北下岗潮下小人物的艰辛。这类剧作虽然属于悬疑剧类型，但隐含着一种淡化情节的实践、“去类型化”的趣味和艺术剧集的追求，在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思考人性问题方面作了更富于艺术追求的尝试。此外，一些文化符号的引入也使得近年刑侦剧充满或雅致或奇诡的文艺情趣，如《猎罪图鉴》中用沈翊赏析的世界名画来提示案情，《八角亭谜雾》中的昆曲与潮湿的江南相映成趣，《尘封十三载》中被摆放成世界名画《人间乐园》的受害者尸体……这些文化符号的引入打破了人们对刑侦剧一味追求惊险刺激的刻板印象，在与情节的水乳交融中丰富了刑侦剧的人文内涵。

　　（三）“社会派”的借鉴

　　“社会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个派别，其特点是在推理破案过程中探询犯罪动机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反映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刑侦剧特别是网络剧吸收了不少“社会派推理”的因素，这一方面是借鉴国外同类剧集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也是对新旧犯罪形态背后的社会议题作出回应。

　　《隐秘的角落》中的“坏小孩”朱朝阳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原本朴素的正义感缺乏理性的守护，于不知不觉中嬗变为罪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畸形的原生家庭——强势专制的单亲母亲、庸俗寡情的离异父亲对其幼小心灵的扭曲，导致其潜意识地在犯罪中寻求反抗。影片引发了对原生家庭这一社会议题的思考。《沉默的真相》《阳光之下》《扫黑风暴》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牵出的罪案，揭露了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累累罪恶，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及公序良俗的追求，体现了人民警察及司法工作者使命的光荣。《猎罪图鉴》中的整容毁容复仇案、盗用用户信息犯罪案等案件，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型案件，影片对这类犯罪现象背后的市场道德失范、资本无序扩张、技术理性泛滥等深层次问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追问。《摩天大楼》《阳光之下》《谁是凶手》的案情均贯穿了罪犯对女性的精神控制和猥亵侵凌，体现了对女性权利及境遇的关怀。《消失的孩子》由儿童失踪案引出对亲子教育模式的反思。而承担这类社会问题的关怀和破解的，毫无疑问是人民警察。《隐秘的角落》里正是派出所片警陈冠声对严良成长的默默监护，才使得他在“坏小孩”群体中保存了善良；《摩天大楼》中钟美宝姐弟遭遇之惨及案情的复杂阴暗，竟使警察杨蕊森一度因无法直视而退缩，最后还是凭借信念迎来了正义。正如雷蒙德·钱德勒著名的侦探小说《漫长的告别》所说：“犯罪不是疾病，它只是症状”，“社会派”的旨趣就在于透过犯罪的症候性现象，追问和揭示犯罪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四）辩论性的引入

　　在一段时间内刑侦剧的创作中，为了使犯罪分子形象更加“立体”，主创者不惜给犯罪分子“加戏”，分析其心路历程和犯罪原因，从而给人以“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印象。如2001年的《黑冰》，毒贩郭小鹏在最后时刻的长独白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文革”伤痕史以及他心灵扭曲的原因，而人民警察却陷入失语，最后仅以“一个复杂的人”对郭小鹏作出草率而模糊的评价；2002年《黑洞》中聂明宇对病床上父亲的一通长台词责备，将自己犯罪归因于父亲对自己的漠视，但剧中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应。这种只有独白没有对话的形态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话语不平衡。人民警察形象的单薄曾是一段时间内刑侦剧的表达症候，而形象的单薄往往由于台词的单薄。近几年的一些刑侦剧，通过长台词、大辩论的形式，让人民警察旗帜鲜明地对犯罪行为进行令人信服的批判驳斥——哪怕犯罪分子也有同样貌似令人信服的理由。《巡回检察组》在米振东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之后，通过检察官冯森的一段长台词，道出了法律的“公私之辨”，并借助对战国时期豫让故事的不同解释，最终征服了“私设公堂”的血腥复仇者米振东；《底线》通过法官方远等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对各个案件的道德意义予以进一步揭示，体现了法律作为道德的底线的道德性；《猎罪图鉴》中技术理性及资本—权力的人格化身陈舟在新品发布会上魅力四射的演讲之后，沈翊通过一段长台词的质问和批驳，特别是抓住其没有给用户拒绝的权利这一要害，对其进行了有力审判。诚然，近年来的刑侦剧在对犯罪原因、犯罪心理的揭示上，更加敢于追问其社会深层次原因，但并没有过分渲染其“情有可原”，而是一方面揭露犯罪的反社会性，一方面通过人民警察的英雄形象和职业魅力，“压倒”了观众对于罪犯的共情。这种基于二元对立的“压倒性”态势一方面避免了过去英雄主义脸谱化、概念化的书写，让犯人也同样真实可信，从而在一种复调性辩论的氛围中召唤观众作出选择，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秉持了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进一步询唤观众作出真正正确的选择，让真善美的价值获得最后的胜利。

　　（五）历史感的呈现

　　近年许多刑侦剧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较大的时间跨度上进行多线平行叙事，从而更好地注入了历史的意识，展现了时代的变迁。作为现实主义题材重要载体的刑侦剧，本身便承担了记录时代的重大使命。而一些案件时间跨度长、人物关系复杂，也使得刑侦剧得天独厚地具有了记录时代、见证历史、深挖社会的优势。

　　《狂飙》的故事从2000年开始，直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全面展开，历时近20年，警察安欣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干警熬成了白头，高启强从鱼贩“华丽转身”为京海黑恶头子，京海一系列深层问题如公权力腐败、官商勾结、黑恶势力横行、基层秩序恶化等纷纷暴露，转型时期社会活力的释放伴随着罪恶的滋生，思想的多元也黏连着价值的失序。而新时代作为重建秩序的时代，历史遗留的罪恶在扫黑除恶狂飙下被一扫而尽。《尘封十三载》以1997年连环杀人案在尘封十三载之后告破，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0年的世纪之交小城的变迁，和《狂飙》类似的夜总会，一时间也成了活力和罪恶的空间，而“杀二代”13年间的人格扭曲蜕变，也回应着日趋冷漠缺爱的社会现实。《漫长的季节》讲述了东北老钢厂职工王响从下岗丧子到儿子死因查明的20年“漫长的季节”中下岗一代的心路历程，从“共和国长子”的无上荣光，到下岗与丧子并至的绝望挣扎，再到为求真相而苟活的“从头再来”，直至真相昭雪之后那句包含了祝福、宽解、了断、遗忘甚至濒死感的“向前看，莫回头”。如同导演辛爽所言，该剧表现的是“时间是怎么平等地穿过每一个人，怎么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最终又怎么把这些痕迹都抹掉的”。案件的悬疑已不再重要，下岗一代的怕与爱、笑与泪、绝望与反抗、苟且与坚守，才是《漫长的季节》的灵魂。

　　三、近几年刑侦剧的新表达对刑侦剧创作的启示

　　无论是从英雄主义的角度进行题材的组织，还是从烟火气、文艺范、社会性、辩论力、历史感等表现手法来营造环境和塑造人物，我们都应该坚持刑侦剧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原则和精神恰恰也是刑侦剧所要宣传和鼓励的。

　　（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人民警察正是“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反映人民警察一线斗争的刑侦剧更应该坚守人民立场，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

　　在一段时间内，有的刑侦剧存在美化犯罪分子的现象，将犯罪分子塑造得有情有义、大义凛然，甚至仅凭肉身魅力获得观众的欣赏和“共情”，以至于网络弹幕上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犯罪分子。诚然，人的性格是多样的、复杂的，而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理论里的“天生杀人狂”几乎是不存在的，犯罪一定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心理原因，优秀的刑侦剧也必然要在揭示犯罪原因方面立得住脚。但“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并不是同情犯罪分子的理由，“盗亦有道”也丝毫不能改变犯罪分子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本质。刑侦剧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在揭示犯罪行为深层次原因、认识其发展逻辑、反思其血泪教训的同时，对其反社会、反人民的本质予以坚决否定。当然，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影视中，确实有许多犯罪行为较为复杂且“情有可原”，如《漫长的季节》中沈墨对所受侵害的复仇，就需要创作者更好地辩证“罪”与“恶”、“公”与“私”的关系。犯罪者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恶人，甚至可能是道德上的善人，但罪是法律概念，是由法律的公共性判定的，私人领域的善恶无法改变犯罪的公共危害性。即便再有理由的犯罪，只要是绕开法律的程序正义私设公堂，推演下去就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导致社会的彻底失序。创作者应该在这方面予以一定的思考和阐发。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诺认为犯罪片的流行将产生教唆犯罪的效果，而国外层出不穷的“模仿犯”如美国丹佛影院枪击案则确是不幸言中。

　　2004年4月1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指出刑侦剧过多地展示暴力凶杀场景，从而勒令其退出黄金档播出。这一局面直到2014年《湄公河大案》的播出才得到改变。其实，即便是作为大众文艺的侦探小说，在我国也有着惩恶劝善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刘半农也曾担心侦探小说会产生模仿犯罪的消极作用：“这种奇妙的犯罪方法一批露，作奸犯科的凶徒们，便多了个‘义务顾问’。”因而主张侦探小说等通俗小说应“纪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羡慕心，模仿心”。民国侦探小说家俞天愤也说：“读余此篇者……其人必须注重道德，其人必须契合良心。”作为大众文艺的刑侦剧，更应该通过传递积极的价值观、树立英雄的好形象，从而抵消其潜在的消极影响。

　　（二）必须扎根于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特点

　　刑侦剧是一种与现实社会高度关联的类型剧，创作者必须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特点有着深刻把握、真实反映。当下的时代当然不同于《便衣警察》当年所处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侦破手段的进步，警察工作的方式与过往自然有所不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过去不可能存在的业务如海外追逃、维和警察也纷纷涌现。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一些过去关注度不够的相关警察种类和工作领域，如经侦警察、国安警察、森林警察、海警等也应得到关注和表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天网行动”等新时代的重大行动，为刑侦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随着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和完善，基层警察日常工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而社会的变革也导致新的社会问题、新型犯罪手段不断出现，人民警察面临着全新考验。

　　这些新时代下人民警察的新特点，都是刑侦剧应该发力的地方。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的刑侦剧在扎根现实、反映时代方面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如《扫黑风暴》《猎狐》《刑警之海外行动》《猎罪图鉴》《底线》等剧中的案件大多取材于真实案件，反映了新时代在打击犯罪、维护安全、守护正义方面的伟大成果，而这也应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刑侦剧创作的有益经验。

　　（三）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不可否认，刑侦剧作为一种大众文艺自带较大的娱乐性，且和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及其改编剧有着亲缘关系。但刑侦剧最本质的地方是它的人民性，不同于西方社会拿钱办案的私家侦探或因朴素正义感和高智商而自发做出“烧脑”推理的“神探”，人民警察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刑侦剧可以借鉴侦探文艺严谨的本格推理、惊险的追凶现场甚至迷人的传奇色彩，但其宗旨却是体现人民警察于刑侦一线服务人民、为人民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收割流量，更不应一味追求卖点而堕入朱光潜批评侦探小说时所说的“低级趣味”。

　　近几年的刑侦剧在商业运作模式上更加成熟，如卫视与网络同期上线、网络付费播放或以小成本网络剧的形式“赚吆喝不赔钱”，同时在社会影响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近些年刑侦剧不再以枪战、肉搏等暴力因素作为噱头，而是以公平正义的精神内核和多元化的叙事技巧取胜。以获奖为例：《刑警队长》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飞天奖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破冰行动》获得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称号，《警察荣誉》获得CMG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电视剧”荣誉……以豆瓣网10分制评分为例，《白夜追凶》《沉默的真相》9分、《警察荣誉》85分、《刑警队长》《无证之罪》《摩天大楼》8分……在“文艺范”的豆瓣网已属难得。许多网络刑侦剧或电视剧网络版的屏幕上均被弹幕布满，而弹幕内容几乎都是欣赏、崇拜、赞美警察及司法工作者角色（与一些旧剧恰恰相反），甚至还为警察角色取昵称。而在豆瓣平台小组自发举办的“《警察荣誉》十级学者考试”中，该剧结束不久便有14000余人参与，网友纷纷通过答题体现对剧作的熟悉和喜爱。这说明了“警察荣誉”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青少年网友的心中，它不再是一个抽象而隔阂的概念，而是体现在追剧热情、话题参与等日常生活中的深层认同感。

　　（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新时期以来的刑侦剧有着歌颂英雄、揭露犯罪、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便衣警察》《刑警本色》《重案六组》等优秀剧作构成了刑侦剧的“正”的传统，这是刑侦剧创作必须坚守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刑侦剧创作也必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可否认，一段时间内探案类美剧、日漫对国产刑侦剧形成一定冲击，但国产刑侦剧在应对冲击下成功地借鉴其有益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如借鉴悬疑剧氛围、电影质感、本格推理、变格推理模式，甚至直接改编翻拍国外作品如《十日游戏》《时空来电》等。同时，国产刑侦剧也尝试了不少具有一定原创性的创新，除了在题材上拓宽领域之外，在形式上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沉默的真相》《漫长的季节》中的多时间轴平行叙事，《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中的开放性结尾，《隐秘的角落》《摩天大楼》中引入动漫提示情节，《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每集不同的片尾曲，《对手》淡化情节深挖心理，等等。当然，有些成功只是难以复制的个例，有些尝试也未必得到观众认可，但在不违背刑侦剧“正”的传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鼓励刑侦剧的创新甚至“试错”，这样才能不断充实刑侦剧的内涵，丰富刑侦剧的形式。

　　结语

　　人民警察是和平时期为国家和人民牺牲最多的职业。公安干警以其一腔热血铸就金色盾牌，赓续红色基因。作为人民警察的生动写照，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民性”表达的重要阵地，刑侦剧更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和人民的立场讲好警察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让英雄主义精神在荧幕上发扬光大。近年的刑侦剧在内涵的丰富、形式的探索、深度的挖掘、制作的优化上均有较大突破，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守正创新，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警察荣誉、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何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