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艺术爆发式繁荣昌盛的背后往往都若隐若现着时代莫名的危机，清末民国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中国面临的重要思想议题就是，在新旧两种制度的更替下，中国发展应采取何种走向。社会制度的更迭使得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与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反比例状态，“环堵萧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书法艺术的发展反而劲头十足，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醉心翰墨、声名大噪的书家。山西书法家中，当首推赵铁山。

　　赵铁山，人称清末民初华北书坛第一名笔，其书法艺术水平受到书界的普遍赞誉，尤其是在三晋地区，时人称其为山西书坛继傅山后又一高山。然而，当时如此声名赫赫的书家，在当代除三晋地区外，其人其书少有人知，短短几十载，声名盛衰转变如此之快，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是时代对艺术家的选择所致，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形成的结局，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究竟赵铁山书法艺术水平如何？其书其名是否匹配？为何如今声名不显？前人给出的定位与评价是否准确？这就需要我们书法理论工作者对赵铁山书法艺术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才能给出合理的评价。

　　一、赵铁山其人及其地位

　　赵铁山（1877—1945）本名赵昌燮，字铁山，号心隐庵主人。铁山是宣统元年（1909）拔贡，属于封建科举制度走向消亡的最后一批士子，是标准的由清末到民国的读书人。与这一身份相联系，在其生平经历中，有四个方面决定了他在文化界和书法界的顺利发展和特殊地位。

　　　（一）商贾巨室，学书的优厚经济条件

　　赵铁山，山西太谷人。太谷作为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商业氛围浓厚，由明清始，便可谓“富豪巨室，望衡对宇”。赵氏有先祖永祥，明末由山西交城迁至太谷，家族从铁山祖父赵秉智开始经商，以经营银钱业与典当为主，至铁山历经七十八年，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优渥的家境为赵铁山的学书之路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使赵铁山大半生衣食无忧，方可一心专研书道。

　　　（二）学养有恃，家有三万六千册藏书

　　晋商在商业领域的驰骋，带来其特有的地域性的价值取向转变，即由中国古代传承多年的学而优则仕，转变为学而优则贾，三晋地区纷纷以经商为人生第一要旨，然太谷独独例外。《太谷县志》有云：“太谷之在曩昔，为殷箕子、晋处父故邑，忠孝义烈之流,科举第仕宦之盛,炳旗而光里闬者,于他邑为独著；至持筹握算,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 由此可知，太谷地区从商与从儒兼顾。赵铁山祖父秉智，赠朝议大夫，父维周，四品中宪大夫，兄桂山，光绪己丑举人，兄云山，光绪甲午举人，可见，赵氏一门确实是儒商并举的世家，此家风为赵氏学书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同时，赵家亦是藏书大家，有“絅斋藏书室”，藏书按四库分类，总计约有三万六千四百余册，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捐献给山西省图书馆，获政府奖励小米五万斤，合人民币旧币四千万元。

　　（三）醉心书道，穷其一生诸体求索

　　铁山自幼长于书香之家，幼时受业于私塾，经史子集、诗书画印无一不学，其中尤以字课最为超群。铁山醉心书道，无心仕途，后因家兄体弱多疾，为安慰亲友，无奈应试，成为了最后一次封建科举取仕的拔贡，致力科名实属无奈之举，有悖其一心书学之心，固书联语明志，“仅凭文字逢知己，聊借科名慰所亲”。此后从辛亥革命至其逝世，半生隐居，潜心书道，遍学诸家，闲时教导子侄后辈，与三晋书家相交相知，自得其乐。

　　赵铁山是碑帖共举的书家，其楷书早年从欧阳率更入手，后参北碑，由唐入晋，自成一家；隶书兼采众长，得张迁之厚，石门之古，曹全之秀，礼器之深，化古为我；行书自上而下，先学二王，后得虞、楚笔意；篆书则学吴大澂、杨沂孙，自出新貌，故而称其为四体皆精的大书家。

　　（四）家国大义，山西书界戛戛一人

　　山西书界有二山，傅山之后为铁山。赵铁山一生尤其敬仰傅青主人品气节,在近代三晋书界，人品书品俱佳当首推赵铁山。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心系家国的铁山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中国今日，惟你与我。

　　今日中国，亦惟你我。

　　以我保你，以你保我。

　　你我不分，中国一人。

　　中国有人，中国其存。

　　在赵氏心中，家国大义更甚书法，日军攻陷太谷，妄图利用铁山声望维持县事，铁山断然拒绝，又因赵氏商号受炮火牵连塌毁，传出铁山死难谣言。事后，铁山就势隐居，更名“赵諐”，留下了“不死且消闲岁月，藏身犹避旧名声”之语。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对赵铁山的基本论述，可以得知，赵氏其人其书都有超于三晋时人的高度。赵铁山一生兼具书学造诣与家国情怀于一体，是清末民国时期不可忽视的书家，以他的书名以及当时的声望，无论如何也不该仅剩故地微名，而在全国书界湮没无闻。因此，笔者对其书法艺术加以重新审视并解读其声名由盛转衰之因。

　　　二、从时局更迭看赵铁山学书三个阶段

　　清末民国时期文艺呈现出爆发式发展的局面，艺术主体的蒸蒸日上造就了艺术客体的繁荣局面，赵铁山就是这一时期催生出的众多杰出的书法家之一。铁山耳顺之年离世，短短一甲子所经历的世事变迁尤胜千年，看过数千年封建王朝的崩毁，历经划时代民主国家的新建，远避天下大乱、国将不国的乱世，辗转于三重时局的风云变幻，也使得其书法艺术一路高歌。

　　（一）清末民国时期三重时局变幻与铁山书艺

　　赵铁山生于光绪三年（1877），当时正值清王朝末期，举国可见风雨飘摇之态，此时入仕不是明智之举。但赵氏家族仍以太谷儒商的固有思维，秉承儒商共举的“概念”，希望赵氏子弟以商养儒，又因赵铁山两位兄长都有功名在身，故全家上下对他期望更高。唯有他本人，无心功名，他自己曾说：“话到功名心本淡，养成疏拙意能平。”

　　实则，此时的入仕之路与之前相比，已大不相同，由隋唐开始，至明清走向顶峰的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始走向了历史的终点。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就向皇帝递交了《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光绪二十八年，迫于时局的压力，清政府开始新政，新政延续戊戌变法，宣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此时清政府已有废除科举改换学堂制的想法，故光绪二十九、三十年依次呈递《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 和《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校折》。但是，旧制度的存在必然影响新制度的推行，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立停科举”。至此，活跃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退离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尽管还未在真正意义上消失。科举制度的突然废除，意味着大量的生员失去了入仕之路，清政府必须对有功名在身的旧士子妥善安置。因此，有两种途径：其一，参加新式师范学堂，“省级和州、县级初级师范学堂‘须选本省’、本州、县内之贡、廪、增、附、监生”， “此类学生毕业考试，考列优等者作为拔贡，以教授正先选用……，考列优等者作为优贡，以教谕尽先选用……。” 其二，年龄大者或不愿入学者，按传统方法选拔授予官职，“其旧无学堂之省份，优级师范学堂可精选本省举、贡、生员……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 赵铁山得选拔贡时为33岁，考前已过年龄，所以只能选取第二种途径，赶上清政府朝考的“末班车”。

　　得选拔贡并未给赵铁山生活带来太多变化，他只被委派吏部文选司录事一小官。他本不想就职，兄长力劝，方才赴任，又得文选司同僚建议，劝捐主事，后兄长云山也极力赞成，于是以白银百两捐六品庶务司主事。捐官一事更让赵铁山心灰意冷，无心官事，便整日沉迷于书法，游于书斋文肆收购书画碑帖，并亲身访碑拓碑，亲拓《李北海柱础云麾碑》。任期未满一年，铁山回乡探望患病伯兄，恰逢辛亥革命起事，短暂仕途就此结束。铁山心中甚喜，官事未有丝毫建树，书事却开始稳步提高，逐渐走向新境。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赵铁山也因此归家，不再复出。诚然，更大的原因是他心中早有此意，国事骤变只是一个契机。

　　铁山在世一甲子有余，弃官隐退至逝世还有30多年，此间全身心投入到书法的世界里，以书为友，笔耕不辍。其归家曾治印一方，以“半生白日此中颓”明志，其心中早已决定此生只在书法中“颓”下去。而立之年的赵铁山对待书法的心境表现得如同耄耋老者，他在书法上能获得“华北第一”的赞誉也就不难理解了。

　　短暂安逸的身心条件，使得铁山的书法迅速推进。他由唐率更法，上溯魏晋，于小篆、古隶、魏碑上都寻得妙法，自出新意，书体面貌皆从古帖出，也正是这一时期，1926年凭借挽孙中山先生的隶书长联而得康有为“大江以北，无出其右”网络上也有传是全祖望称赞傅山语，但据查，全氏原话为“故先生之家学, 大河以北, 莫能窥其藩者”，见《鲒埼亭集外编·阳曲傅先生事略》，所评也是傅山的学术造诣。的赞誉，名扬书坛。内局难稳，外局不安，中日战火席卷整个中国，赵氏家族开始一衰到底。

　　日军侵华，国将不国，又逢家族事业凋敝，赵铁山真正做到了遁隐“山中”，直到逝世。赵铁山先在乡下避世，后悄悄回返城中，住于坍塌的自家商号后院，又更名“赵諐”，隐于世人眼前却无人知。在这最后的八年里，铁山唯有笔墨相伴，每到病时，更加勤勉，曰：“书法能遣人杂念，除人病痛，增人意志。” 直到病逝之前，家人接其回家，无力起坐，仍作“仰面书”，正是这般穷尽一生心力求索，其书法方能更进一步，自出天趣，书史留名。

　　（二）与时局变幻相对应的学书三段式

　　赵铁山的书法之路，以甲子为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与他所历经的三次时局变幻相对，每个阶段其书法的发展较之于前都有极大的变化，第一阶段，宣统元年前，其楷法初成；第二阶段，到1926年，其名声大放；第三阶段，到1945年，其隐遁之际，人书俱老，接下来，笔者分而论之。

　　笔者将赵铁山学书第一阶段的时间定位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元年，由9岁到33岁考取宣统拔贡为一段，称筑基期。赵铁山5岁开始跟随兄弟入私塾，书法启蒙为塾师梁一斋先生，梁师深谙《九成宫醴泉铭》，技法理论皆倾囊相授，其言：“临欧要首重间架，求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用笔肥瘦适宜，不忙不缓，发点画之功，取险劲之势，渐可悟其真谛矣。”老师诚心教授，学生求学若渴，悟性非凡，两年时间，铁山日日不辍，欧楷已得秀丽之态，笔画精致，远超同辈人。

　　接下来几年，铁山都专心于《九成宫醴泉铭》，笔力愈加精深。光绪二十年，赵家又聘史卓如为塾师，史师开始教铁山临习《皇甫诞碑》。此碑亦是欧阳询所书，但较之《九成宫醴泉铭》更加险劲。史卓如师与大多塾师不同的是，他长于金石碑碣，故将篆、隶、北碑都纳入铁山学书体系，铁山书法日见大进。

　　赵铁山书法的第一阶段，虽兼习各体，但基本以楷书为主，这一时期，他的欧体楷书已经基本完备，光绪三十四年所书的《太谷县旧志辑略》就是以欧体为母本，字形优美温润，被作为学生的习字范本，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另有楷书《武育堂墓志》，此书结体已渐脱唐貌，趋于魏碑，字形偏扁，用笔瘦劲挺拔，但点划撇捺间仍有唐法，是赵铁山碑版楷书的早期面貌。

　　铁山学书的第二阶段，为宣统二年到1926年，34岁到50岁，称新变期。这一时期，50岁的赵铁山，书名享誉全国，大江以北，无出其右，“南吴北赵”之说开始流传，也直接说明了赵氏书法在这一阶段确实大进。

　　赵铁山书法发展的轨迹与往常书家略有不同。大多数书家属于“一专多能”型，精研一到两种书体，故而，不同时期，同一书体的发展嬗变规律容易寻找，且前后风格面貌差异较大。赵铁山不同的是，他的书法发展规律是在原有书体的基础上，笔力越加遒劲，同时面貌求变，但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且风格不固定，并非中期面貌就与早期截然不同，而是早期面貌加深，外加新面貌的拓展，他对不同书体均是如此。他是力求篆、隶、楷、行四体共同发展的书家，这就导致了“以驷同乘”的表现没有别的书家“以一带三”的表现更加有张力，但“以驷同乘”胜在稳，因而赵铁山的书法一直都是稳中求变，“守旧”还能“求新”，更加难能可贵。

　　首先是楷书，赵铁山在原有楷书基础上，不断进行深化，用功最深的当属魏碑，世人都认为赵铁山篆书为其代表书体，以篆书名世，殊不知其魏碑造诣毫不亚于篆书。赵铁山由唐法入魏，遍临北碑，于各种碑碣中探索，观其所书碑文，或圆或方，或长或扁，或姿态开张或姿态挺拔，或温润古朴或精紧俊秀，可谓一碑一体，各具姿态，楷书几近大成。

　　除楷书外，篆、隶、行三种书体也各具新貌。他曾在1919年书有《心隐庵四体书》，其中篆、隶、楷、行四体皆备，而此时距他新变期末期还有七年，七年间，四体书必然又有了极大的提高，也为其大成期的四体书法隐隐揭开一角。

　　铁山书艺的最后一阶段即大成期，为1927年到1945年，铁山51岁到69岁，这个时期铁山的书法真正称得上是人书俱老。四体书法大成，书写体量更多，篆书又出新貌，以汉六书之缪篆成书，别出新意；隶书由工而灵，颇具意趣；楷书古朴之意日趋浓厚，稚拙横生；行书由僵而灵，融碑入帖，可称雄秀；诸体跋文亦有不少，各成书迹，兹列表如下。

　　表中所见，为铁山大成期书法的典型代表，铁山凭借其对书法的执着热爱，勤勉的日课之功，十年如一日的隐世研习，终冶百家于一炉，四体书法齐头并进，共入化境，此非朝夕之功。但就是这般“名动大江以北”的书名，到今日书坛“无人问津”，中间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究其原因，既有社会因素，亦有其个人的“无奈”。

　　三、赵氏书名渐衰之因

　　站在艺术学原理的角度，艺术首先是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受经济基础影响的上层建筑。赵铁山书法传播的前后，正是晋商发展的转折点，晋商的没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晋地文化艺术的传播与发展。

　　　（一）基于地域性的商业模式变迁

　　晋商是依附于中国古代君主制度而兴起的，因此本身就具有很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中道”文化观念，晋商才能凭借良好的信誉迅速积累庞大的财富，成为明清商业文化的主流。赵铁山生长于晋商世家，赵家商号遍及南北，这对其书名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且整个三晋书法大家，只此一人有这样的商贾背景。无论是赵家抑或是其余晋商家族，在文化传播者这个角色上都对赵铁山书名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经历封建帝制和民国的衰亡，到新中国的成立，旧式的晋商走向没落。晋商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并非商业模式的变迁使然，也与市场竞争无关。作为封建政治的附庸，晋商一旦脱离了政商结合的局面，必然走向没落。新中国成立后，地域商业开始大规模变迁，由传统商业模式向第二、三产业模式转变，商业发展的重心也由内陆转向沿海，这给山西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山西从遍及四海、富可敌国的状态，直落为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原有的“晋商带文化”的模式消退，文化的传播力度急速下降，经济尚自顾不暇，文化艺术领域因不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赵铁山纵是书法艺术超绝，也不再有传统的传播渠道和空间，直至书名日渐隐去。

　　（二）“质朴”人格

　　如果说，商业模式的变迁，造成赵铁山书法传播环境的狭隘，那赵铁山本人的个性，则成为其书名传播的最大“阻碍”。

　　赵铁山从小受到的家族传统教育，造就了他不苟言笑的“内向型”性格。基于此性格，他向来不喜参加社会活动，亦不愿主动与人交往。赵铁山当年赴京代考，霎时间，全国各地考生汇聚一堂，众人无不是三两相邀，遍赏于京城歌楼酒旗之间。唯独他，白日不出，夜晚闭门，不与人同流，被众人称为“铁监督”。当然,与他有往来的书画家，也多为三晋名士（见表2），或是家族商业之人，他几乎不与当时全国著名书家交往。康有为也只是识其书，而不识其人。这些做法就阻断了其他书家为其正名的道路。他一生久居晋地（见图7），此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为底本，笔者根据赵铁山行踪轨迹标点作图。偶有远行，俱是杂务缠身。有资料可考的便是，其在北京、徐州、曲阜、杭州有过短暂停留，但都无书法活动，也就未有书名留下。其书名遍及晋地，然晋地之人自古遍喜故旧，不愿离乡，隔绝外界，久而久之，铁山声名的外传自然渐弱。

　　书家书名的传播既有故友门生的宣扬，还须有自己著书立传得以名传，而赵铁山不重名利的“质朴”人格，彻底将其书法带离了喧嚣的尘世。铁山晚年，家族弥散，兄弟离世，自身又病疾缠身，眼见国难家衰，心境由灭境转向超然，留下身后五点安排：第一，不准在家多停放；第二，穿曲阜谒圣古装入殓；第三，不准用神道念经；第四，不封不树，不留坟丘，不铺排丧事；第五，关于墓志铭，自己子弟能写则写，不加论断，一生事迹，如实即可。若自己不能写，不求他人，以免浮华不实之词。关于自己所作诗文，可以保存，但不得刊刻而流传。只此五条，叙尽了名动大江以北的书法家临走时的心境，脱去了名利的枷锁，“质朴”的人格却比传世的书名更值得人尊敬。

　　（三）被迫隐居的无奈

　　赵铁山在知天命之年，名传书坛，“大江以北，无出其右”。此后，原本其还有15年的时间，可在书坛再建“奇功”，但遭遇日军侵华，赵铁山不愿为侵略者服务，不敢有丝毫苟且，为保大义，毅然就势称死隐居避世，留下“藏身犹避旧名声”之语。

　　赵铁山本就无心名利，纵然隐居也难阻碍其寄身翰墨之心，避世八年，其书法日加精深，然书界诸家都以为他逝世，无缘目睹其大成的精彩书风，也就无法再在书坛上引起浪潮。

　　赵铁山在家国大义与“南吴北赵”的书名间作出了选择，以崇高的家国情怀，不慕名利的质朴人格，隐没在民国旧世的纷乱之中，也正是如此，方给予了我们重估其艺术价值的机会。

　　（四）书法传承断脉

　　下民从上，有同影响。以赵铁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必将直接或间接对周围以及后辈人产生影响，只是影响分大小、远近、深浅，赵铁山书法影响可说是既远且广，却不够深，这也导致其书名由盛转衰。

　　赵铁山一生人品与书名并重，民国时书名就遍传江北，谈及其书学影响，原则上应该是门徒故旧遍地，名传千里才对，但仔细看来，却并非如此。

　　艺术家的影响力普遍表现在艺术传播与艺术批评过程中，对周围群众的审美以及其他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否有着间接或无形的作用，而这一作用的时间长短，还需要有对艺术家艺术思想传承接续的人不断“摇旗呐喊”，而赵铁山的书法生命还未开始到摇旗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赵铁山在短暂的甲子生命中，几乎长居晋地。因此，其再传弟子都是晋人，有段学文、侯念祖、赵品三（赵振鑫）、郭伯英、阎俊、刘永德、孙东元等人，但这些人都只是随赵铁山学习过书法，却未能将其书学艺术与思想传承，未有承其书学之志，也就难传其书学之心。且赵铁山为人质朴，最厌鼓吹之事，其学生也是秉承其志，更何况晚年隐居避世，也不敢大肆扬其名。

　　赵铁山其人，太谷老幼，无人不知；三晋有识者，皆晓其事；然知其书名者，举国日少，知其书道精深者，晋人亦不多矣。因而谈其书法影响，可言广，不可言深，其书影响最大的书家，也就卫俊秀一人矣。卫俊秀为当代深荷硕望的学者型书法大家，公认的鲁迅、庄子研究专家。他在《关于“大师”》一文中曾说：“在民国年间，我就受过三位大家的影响。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于右任，一个是赵铁山。我琢磨这三个人的书法特色，觉得康有为的字元气十足；于右任的字有大人气态，其中美的因素很多；赵铁山的字一派君子气，无一笔苟且。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卫俊秀虽不是铁山弟子，但却受其书法影响很大，间接成为其书名的传播者。

　　赵铁山书名既广且远，广见于三晋之人对其的熟悉，远则见于他书学在日本的传播。日本著名书家近森孝恕，是赵铁山书法的忠实“追随者”。近森孝恕师从日本书家田内祥翠，从1957年设立龙祥书道会开始，便潜心研究赵铁山，他悉心临摹铁山墓志、碑碣、墨迹一百多册，并先后出版《赵昌燮碑铭集》四册，被日本书道联盟推荐为近世中国书法最佳楷隶范本。近森孝恕不仅自己学习赵铁山书法，同时在书道院大力推广，他把《赵昌燮碑铭集》作为龙祥书道会学生的必修课，他在龙祥书道会的60多名弟子，都是赵铁山书法的再传者，在其与弟子的不断推动下，赵铁山书法艺术在日本享有盛荣。

　　1984年太谷县召开赵铁山书法研讨会，近森孝恕应邀参加，并为赵铁山扫墓，其言及百年之后想把自己埋在赵铁山先生的墓旁，想做他身后的弟子，近森孝恕对铁山的崇拜之情，远超师徒意义。赵铁山的书法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直到1998年，近森孝恕离世，龙祥书道会走向消亡，赵铁山书法热潮也开始冷却下来。此后，虽然近森孝恕的弟子仍定期组织学习与研究，却再不复往日的隆重。

　　赵铁山与同侪相比，书法水平丝毫不弱，但其书法影响力确实远远不如同代书家，其书法的传播与影响总是阶段性的，持续力不足，从而导致了其书名的衰弱。

　　结论：艺术评价、文化地理与赵铁山现象

　　艺术家的声名与其艺术水平的高低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二者有着相对独立性，有时也会相互影响，赵铁山就是鲜活的例子。赵铁山书法诸体兼善，书法艺术超绝，民国时期便享誉书坛，然而到现在，在一个书法氛围日益浓厚、艺术生态环境达到极佳的时代，他却退缩到书法史话语的边缘，被大部分人遗忘，这种现象并非一例。明确“赵铁山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对书家走向边缘化加以思考，是我们研究赵铁山的又一重要意图。

　　从单一的书家身上不足以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艺术规律，因此笔者选取了与赵铁山书名境遇相似的蜀地书家包弼臣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合理把握“赵铁山现象”的普遍原因。

　　包弼臣，名汝谐，号谷叟，四川南溪人，他与赵铁山一般，均出生于书香之家，都是崇碑的书家，都历经清朝、民国两个时期，只是包弼臣早于赵铁山。包弼臣在书法上将北碑南帖融于一体，自成一家，号“包体字”，有人称之为“字妖”，为晚清三大碑派书家之一，名声亦是不小。但在其逝世后，书名也日渐衰弱。于右任抗战入蜀，得见包弼臣书法，曾言：“竟不知夔门之内，还有个书法家包弼臣。” 此言既有对包弼臣书法的赞叹之情，亦说明包弼臣书名隐弱，于右任身为当时书坛巨擘，尚且不知，更何况旁人。

　　书法家书名传世的过程就是其书法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书法家所生存的地域环境、书法接受、书法批评休戚相关，换言之，“赵铁山现象”的出现就是基于此三点。需要指出，我们不是说，这三点“外部原因”就可以取代艺术“内在规律”，而是强调，它们对于“评价现象”的产生是重要的“场域”推动力，这一现象当然不等于艺术本身，它关联着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史。

　　具体言之，这三点可以展开如下：第一，书法传播环境的不作为。赵铁山与包弼臣，前者居于山西，后者居于四川，两地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明清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明清书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江南史，二人所处的位置，本身对文化传播的力度就偏弱，且二人都属于久居故地不出之人，缺乏必要的艺术交流和主动传播，因而导致书名不显。第二，书法家的艺术传播需要有艺术接受的主要群体，要有弘扬该艺术风格的传承人和守护者，赵铁山与包弼臣书法都曾影响过诸多书家，但这二人都没有得意的门生和忠实的守护者，二人书法都以家学传之，但二人子弟在书法上都未有较高的建树，有守护之心，却无传承之力，反观与铁山“齐名”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故而能扬师名。第三，书法批评是书法家与大众建立良好沟通的必要手段，书法批评欲要引导大众接受书法家的艺术作品，除却让大家熟悉其艺术创作，还要有辅助大众理解的艺术论著。赵铁山一生著作颇丰，但大多均未付梓，偶有刊印，也具都遗失，凡存者，都在后人手中，不曾面世，公众亦不熟知，谈何书名？包弼臣遗作有《谷叟诗文稿》《南士遗吟录》，前者也未能刊印。

　　此外，旁人对书家的书法批评，也是其书名传播的重要途径，而未有论著存留，给后人研究评述造成很大困难。笔者整理了目前学界对赵铁山的研究成果，研究专著共七部（详情见表3），其中以书学研究为主的专著均出自郭齐文一人之手，另有四本是作品图集，一家之言的研究虽具有超前意识，但也容易造成思维固化。郭先生的四部书稿的研究思路颇为相近，尚需更新的学术探究才能凸显铁山的艺术价值，从而有助于他的声名传播。而研究文章寥寥无几（详情见表4），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多数为回忆类文章，不具有学术传播的价值。与之相比，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的扎实性学术研究与批评，则为傅山艺术的更广泛的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单单这一本大著就有助于其研究对象声名的传播。此外，就与赵铁山齐名的吴昌硕而言，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他的研究专著与文章数以千计。铁山的研究成果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均与傅山和吴昌硕有着天壤之别，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其人声名日渐衰弱的原因了。

　　探寻“赵铁山现象”的目的，不是单纯为赵铁山正名，更关键的是，为地域书家、书法的未来构建一条合理发展之路。各个地域书法、书家的发展演变史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书法地理学又是文化地理学的一部分，换言之，影响地域书法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地域文化景观。赵铁山与包弼臣的书法传播，除却个人动因，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地域未能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内推力。

　　书家与地域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地域是书法得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书家就是文化生态环境下的运动因子，书法传播就是文化生态环境与因子间的生态链，地域文化的不积极，就无法给予书家传播的动力，因此也无法反哺地域。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书法生态赖以生存和传播的基础。

　　再者，地域对书家的推动有着天然的心理优势。心理认同是审美认同的基础与核心。书法家的书法传播，首先要使自身书法作品被大众接受，也就是艺术作品要使大众获得感官的快适和满足，本土书家因为有着与审美大众相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精神认同感，即心理认同感，此时，地域若能给予一定的推动力，定会使得大众审美凝聚出一个共同的发声，从而推动书法家的书法艺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笔者通过对赵铁山书法艺术的研究，对其书学地位与价值进行了重估，这里的重估不是为了推翻以往的事实，而是为掀开历史掩埋的真相做一点努力。赵铁山其人其书，无论是对山西书法的发展，抑或是对民国书法史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诸多地域名家、书法，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无法全面地呈现在审美大众面前。察古而知今，继往以开来。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对其人其书的拾遗补缺，是书法日益繁荣的绝对营养，也是我们每个书法人的使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何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