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21岁的鲍姆嘉通（A.Baumgarten）在其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提出了用“美学”这一术语来指称一门“关于事物是如何通过感官而被认知的科学”的构想。15年后，他发表《美学》（Aesthetica）第一卷，并根据先前的定义，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通因此被称为“美学之父”。此后，美学介入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成为重要的知识依据，也逐渐形成了文学和艺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新范式，即审美经验描述的意义解读方法和审美价值评判的学术立场。以美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艺术研究赋予了研究对象以自为的知识边界、专属的阐释技术和独立的价值准则。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以及埃米尔·乌提兹(Emil Utitz)等人发起的“一般艺术学运动”，向美学纵横于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看来，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绝不仅仅是因为审美经验的考量，美学和艺术科学不是重合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此后，由杜尚等前卫艺术家所倡导的艺术理念及其“反美学”的艺术实践，持续地对传统美学的解释效力发起了冲击，以至于出现了“美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耸人听闻的“终结性话语”。

　　对于美学面临的这种状况，有人忧心忡忡，另外一些人则从中看到了复兴和新生的可能性。如果将美学放置于整个人类知识生产的演进中来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因为知识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学的知识生产正根据迥异于传统的新规则予以展开。

　　一、美学作为学科话语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有关美的思考一直没有间断，也孕育了非常丰厚的美学思想。但为什么直到18世纪才确立一门学科性的美学来研究跟人类的情感、感知相关联的要素？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学科性美学的建立，是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建构现代性事业的主要方案之一。启蒙哲学家们“按照其内在逻辑努力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自律性艺术，同时还要把这些领域中的认知潜能从其奥秘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用专门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合理安排日常生活。

　　伊格尔顿指出，美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范畴的美学的出现与物质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文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通过物质的生产成为‘自律的’——自律于传统上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一旦艺术品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它们也就不再专为人或物而存在，随后它们便能被理性化，用意识形态的话说，也就是成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新的美学话语想要详细论述的就是这种自律性或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的概念……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物质性运作所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美学话语要论证的就是“自律性”或“自指性”的观念，也恰恰是这种自律性，使得一门学科性的美学独立起来。

　　伊格尔顿还进一步提出，美学在现代思想中之所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一与其概念的含混、多义性有关；其二则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从前者来看，鲍姆嘉通为美学所下的定义为：“Aesthetica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类理性（analogi rationis）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Aesthetica至少涉及了三个领域：首先，作为哲学认识论中的一种思维学说，它涉及了感性认识，成为感性学；其次，作为研究美的本质认识和一般规律的学说，它是美学；再次，作为一般艺术理论的学说，它研究了艺术美的构成、创造、欣赏，成为艺术哲学。因为定义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就“允许美学形成于各种成见中：自由和法律、自发性和必然性、自我决定、自律、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其他”。就后者来看，则是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的中心问题。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伊格尔顿的解释部分说明了启蒙哲学家在建构现代性方案时，何以对美学的独立、艺术的自律这么上心的原因。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与身体话语相关的“感性学”（或者说“美学”）话语自身具有何种特性，这种特性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启蒙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话语又关涉怎样的物质发展状况、国家权力形式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等社会学机制？也是需要我们考量的问题。

　　名称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所讨论的问题域。在18世纪美学学科获得其合法性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分别是：艺术概念的确立；崇高和天才概念的确立；主体性和个体性观念的确立；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等等。这其中，康德的贡献尤其重要，他首先确定了美感经验的先验原则，从而弥补了经验性的描述所带来的非普遍性。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的首要特点是无利害性，这也就是美的质的规定性，他说：“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 “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做美”。即，美感是在无利害关系的状态下所产生的一种主观的自由的愉悦。其次，从量的方面来说，“凡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再次，从关系的角度来看，“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也就是说，审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最后，从模态来看，“凡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就是美的。”总之，在康德看来，“美是……无利益兴趣的，对于一切人，单经由它的形式，必然地产生快感的对象。”这就从先验的层面确立了美的普适性及审美的自律性，从而使美学成为人类知识序列中一个独立的领域，跟研究真的逻辑学、研究善的伦理学一样，作为哲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

　　此后，谢林在《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体系纲领》中宣称：“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它涵盖所有的理念。只有在美之中，真与善才会亲如姐妹，因此，哲学家必须像诗人那样具有更多的审美的力量。没有审美感的哲学家是掉书袋哲学家。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没有审美感，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富有精神的人，也根本无权充满人的精神去谈论历史。”在谢林这里，原初只涉及低级认识论的“感性认识的科学”登上了哲学的顶峰。因此，正如肖鹰所评论的：“自康德以来，在现代性前提下，美学的人文精神建构，把审美——艺术活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基本形式，即把美的本质设定为人自我本质性的对象化，主体性、自由精神和独创性观念等则成为美学的基本要素。”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美学自诞生起，论证、阐释和指向的就是人的自由、主体性的原则以及现代艺术精神。“本质上是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现代主义艺术生产和文化现代性、艺术和文化的自主性、审美判断、审美价值、创造力、艺术家、艺术作品、形式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20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学的知识生产也面临重要的挑战，比如艺术领域，如何解释摄影技术出现后绘画艺术的变化，特别是现成品堂而皇之地进入艺术馆之后，美学理论在解释这些艺术现象时捉襟见肘，在面对新的世界情境时，美学的提问方式、话语方式也需要相应作出改变。

　　二、模式-2知识生产

　　随着社会的巨变，新的知识生产观念、标准、规范以及价值等开始形成，并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一场剧烈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或转型运动正在发生。1994年，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的著作，其主要目标在于探讨当代社会中知识生产模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提出，在传统的、我们所熟知的知识模式之外，正浮现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知识如何生产、知识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识组织的方式、知识的奖励体制、知识的质量监控机制等等。”他们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命名为模式-1（Mode-1），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命名为模式-2（Mode-2）。模式-1的知识生产主要是在一种学科的、认知的语境中进行的，而模式-2的知识，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尽管吉本斯等人关于模式-1与模式-2知识生产的区分尚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确实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以至于7年之后，吉本斯等人又出版了一本著作，命名为《反思科学：不确定性时代的知识与公众》，进一步延伸了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中的观点，认为“模式-2科学是在模式-2社会的情境中发展起来的，模式-2社会已经超越了现代性的分类方式，进入了包括政治、文化、市场，当然也包括科学和社会在内的各自独立的领域；因此，在模式-2条件下，科学和社会已成为越界的舞台，相互融合并受制于相同的协同演化趋势”。

　　对于吉本斯等人来说，模式-1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这种模式的知识生产，“掌控着牛顿学说所确立的典范在越来越多领域的传播，并且确保其遵循所谓的‘良好的科学实践’。模式-1旨在以一个单一的术语来概括知识生产所必须遵循的认知和社会的规范，使这种知识合法化并得以传播。很多情况下，模式-1等同于所谓的科学，其认知和社会的规范决定了什么将被视为重要问题，谁可以被允许从事科学工作，以及什么构成了好的科学。”在模式-1中，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context）主要由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而模式-2中，知识生产则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模式-1的知识生产是基于学科的，而模式-2则是跨学科或者说超学科的。模式-1以同质性为特征，模式-2则是异质性的。在组织上，模式-1是等级制的，而且倾向于维持这一形式，而模式-2则是非等级化的异质性的、多变的。两种模式也有不同的质量控制方式，与模式-1相比，模式-2的知识生产担当了更多社会责任且更加具有反思性。模式-2 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性的、混杂的从业者，他们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语境所定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关于模式-1知识生产与模式-2 知识生产之间的差异，以表格的形式可以更直观地呈现出来：

　　为了清晰呈现模式-2知识生产的特性，我们可以进一步陈述吉本斯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模式-2中，至少有五个显著特征区别于模式-1，分别如下。

　　第一，模式-2知识生产是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在吉本斯等人看来，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是区分不同模式知识生产的最重要区别。如果是按照某个特定学科的操作规则来设置和解决问题，其情境是由统治着基础研究或学科的认知及社会规范所规定的，缺少实用目的，就是模式-1知识生产，在这种模式之下生产的知识意味着与社会需求无关，只关注知识本身，是“为科学而科学”。如果“知识的生产是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种知识希望对工业、政府，或更广泛地，对社会中的某些人有用……这种知识始终面临不断的谈判、协商，除非而且直到各个参与者的利益都被兼顾为止”。即，知识在“应用情境”中被生产出来就是模式-2 的知识生产。按照他们的看法，模式-2知识生产也受到供需因素影响，但供应的来源极大分化了，同样其需求也指向分化了的多种专家知识，所以模式-2知识生产是在整个社会扩散的。他们更进一步强调，模式-2的“应用情境”不能仅仅等同于应用科学或工程科学（如航空工程等）学科的特点，它的“情境”更复杂，“是由一系列比很多应用性科学更加分化的知识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而同时又可能促使纯粹的基础研究的进行。”

　　第二，模式-2知识生产具有跨学科性。吉本斯等人指出，两种知识生产的模式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即“知识探究由具有相关恰当的认知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可以指明的共识所引导”，但由于模式-2知识生产是在具体的应用情境中产生的，就决定了它与模式-1局限于单一学科内部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在模式-2中，因为应用情境的复杂性，所以知识生产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超出了学科的界限，“对于一个潜在解决办法，其决定性因素是在一个行动框架中不同技巧的综合，但是这种共识可能仅仅暂时依赖于其对特定的应用情境所设定的需求的符合程度。在模式-2中，最终解决办法的形成通常会超越任一单一的学科。它将是跨学科性的。”而这种跨学科性又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建立起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又是在应用情境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说，这种框架不是依据既定的知识被构造出来去解决问题，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其次，跨学科所产生的知识不一定对某一个学科有贡献，无法在当前的学科版图上进行定位，但它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再次，知识生产成果的传播不是通过体制上的渠道（如专业期刊或学术会议等）传播的，其传播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实现了。最后，跨学科性还是动态的，它是在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某一个特定问题的解决能够成为一个认知点，并由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知识下一步将会运用在何处，以及它将如何发展是很难预测的。所以吉本斯等人总结说：“以这种方式生产出的知识可能很难与对这一成果有贡献的某一个学科相符合，也很难确认其与某一个学科机构相关联或者作为学科的贡献被记录下来。在模式-2 中，至关重要的是，成果的传播永远可以在新的配置中进行。”在模式-1的知识生产中，某一个发现、某一种理论的建立，可能是建立在另一个发现、另一个理论基础上的，而在模式-2中，由于跨学科性，发现或理论的建立，可能存在于任何特定学科的限制之外，而参与者不需要回归到学科之中来确认其价值。

　　第三，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从人们所贡献的技能和经验方面来说，模式-2的知识生产是异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框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解决问题的团队成员也是根据应用情境而不断改变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也不是由某一个中心主体来规划或协调的。此外，模式-2知识还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可能进行知识生产的场所数量大大增加，在模式-1知识生产中，大学和科研院所承担了其中的主要职责，而在模式-2中，非大学机构、研究中心、政府的专门部门、企业的实验室、智囊团以及咨询机构等，都可以作为知识生产的力量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场所之间的联系方式也变得多样。然而，由于研究领域越来越分化为各种子领域或亚系统，它们之间再结合或重新布局，又构成了新形式的知识的根据。最终，知识生产越来越快地由传统的学科活动转移到新的社会情境之中。特别典型的是，模式-2的研究团队不像模式-1那样以稳固的制度化的方式呈现，团队成员加入某些项目，围绕项目形成了各种网络，但是当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这些研究团队和网络也就解散了，成员们可能与不同的人，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围绕不同的问题，重新组合成新的团队。就像吉本斯等人所说：“在这个过程中所汇集的经验创造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非常宝贵且被转移到新的语境之中。尽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团队都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这种组织和沟通的形式却作为一个矩阵持续存在，从中将会形成针对不同问题的团队和网络。”因此，模式-2的知识是由多种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模式-1知识的同质性和层级组织的特点相比，它更具异质性，组织层级更少。

　　第四，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社会问责与反思性。吉本斯等人指出，模式-2知识生产的另一个特征与研究的社会责任和反思性相关。近年来，持续增长的有关环境、健康等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而公众的关注则刺激了模式-2知识生产。因为不断意识到科技发展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团体对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一些甚至影响了研究的结果。吉本斯等人认为：“在模式-2中，关于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敏感从最开始就内嵌入其中了，这也构成了应用情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应用的情境下工作会使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于其工作产生的广泛的牵连更为敏感”。因此，在模式-2中，所有参与者都更具反思性。之所以要有这种反思性的立场，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生产内部（科学和技术）与外部（具有独立价值观和偏好的个人与群体）间的传统界限被打破了，引起予以研究的问题难以仅仅从知识生产内部，即用科学和技术术语来回答，还需要考量知识生产外部因素的评估。吉本斯等人认为，这样一些外部因素的介入，会对研究本身的结构带来影响，比如哪些研究值得做、有什么意义等。事实上，这是传统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随着研究进程中反思性的扩散，也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提出挑战，即人文学科要提供相应种类的知识。

　　第五，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评估与质量控制也有别于模式-1。在模式-1中，研究成果的质量从根本上是依靠同行评议来对个人所作的贡献进行评价。研究质量能否保证，依赖能力卓著的评议人，而评议人的评选，又是根据其先前对这个学科所作的贡献来决定。由于模式-1从根本上说还是学科化的知识生产，因此同行评议引导着个人或团体去研究那些被认为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前沿问题，定义这些问题的标准反映了学科及学科“守门人”的学术兴趣和关注重点。而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中，光有同行评议还不够，还必须在评估和质量控制过程中添加另外的标准，其关键就是包含了不同范围的学术兴趣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应用情境。比如，解决某个问题时，仅仅满足了智力和科学的兴趣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追问诸如“它能否被社会接受”“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等问题。因此，对知识生产的评价标准更加复杂、多元，质量控制也在一种更综合的、多维度的层面上进行。

　　从知识生产的来源等层面，可以看到模式-1知识生产，更多的是局限于学科内部，受学术研究兴趣的引导，在这种模式之下的知识生产的成果，可以不与知识之外的社会生活发生任何关联。而模式-2知识生产，是在具体的应用情境中发生的，不再是自主的、自足的和自律的，而是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受到市场、商业、文化、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事实上，这与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判断基本一致，在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拉图尔描述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对科学进步的认识的巨大变化，他称之为由“科学”的文化（the culture of “science”）转向了“研究”的文化（the culture of “research”）。他写道：“科学是确定的，而研究是不确定的。科学应该是冷酷的、直接的、超然的；研究则是温和的、有牵涉性的，以及有风险的。科学终结了人类纷争的变幻莫测；研究则引起争议。科学尽可能地摆脱意识形态、激情和情感的束缚而产生客观性；研究则以所有这些为基础，进而使研究对象变得熟悉。”他接着指出，社会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依赖同样的基础，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上，科学是外在于社会的；而当代社会中，科学则是内在于社会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共谋关系。

　　模式-2知识生产，看起来似乎指向自然科学，但正如吉本斯等人指出的，人文学科的最近进展和趋势与科学具有深入的一致性。“这些趋势包括：产品激增，也许是在以加速度增加；学科边界的模糊，具体表现为跨学科性、不可变更的知识定义的消亡、专家权威的衰退；知识的商品化——或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情境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生产的异质性，或者大学、科学系统与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三、美学作为模式-2知识生产

　　虽然吉本斯等人区分了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但模式-2所生产的知识到底是什么样形态的知识（如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等），他们并未明确予以说明。有人以现代知识与后现代知识区分模式-1和模式-2，因为看起来模式-1是现代性工程展开后，分科立学、形成体制化知识系统的结果，而模式-2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学科化的趋势，因而是后现代的。然而，亨利·爱特兹科维特兹（Henry Etzkowitz）和罗伊特·利德斯（Loet Leydes）指出：“所谓的模式-2，并不新鲜；它是科学在19世纪形成学术体制化之前的原初形式。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模式-1会在模式-2之后出现……把科学家看作孤立的个体，把科学看作与社会利益相分离的观念从何而来？模式-2代表了科学的物质基础，以及它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模式-1只是一个构造物，建立在那个基础上，以便证明科学自律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模式-2实际上是与模式-1之前的科学具有同样的结构，所以恩斯特·琴科（Ernest Ženko）认为，模式-2的知识生产是一种“非现代”或“去现代”的形式（non- or un-modern form），而不是后现代的。

　　从模式-2知识生产来看美学，也可以看到美学的知识生产、话语方式等都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不妨称之为模式-2美学。模式-2美学与模式-1美学最大的区别也应该是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吉本斯等人曾列举过一组数据，以美国为例，1945年，纽约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画廊，在这些画廊中经常性地展出画作的艺术家不超过20人。到了1985年，艺术画廊的数量已经增加至700家，专业的艺术家人数增加到150000人。艺术作品的生产达到了每10年1500万的惊人速度，在19世纪末的巴黎，每10年生产的艺术品数量为20万幅。这是艺术品在数量上的激增。在艺术表现形态上，整个20世纪出现了浩如烟海的艺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派、抽象派、波普艺术、偶发艺术、大地艺术，等等。日常生活领域，也已经全面的审美化，按照沃尔夫冈·威尔施的说法，“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首要策略”。这些艺术现象、审美现象构成了应用情境，需要新的美学知识来予以解释。当然，美学对象本身就构成应用情境，叶秀山先生指出：“‘美学’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不像‘物理学’的‘对象’那样‘确定’，因而也就很难为这些‘对象’来设定一套可靠的、似乎一劳永逸的‘规范’和‘方法’。不错，西方的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材料，甚至有过不少‘体系’……但这些大家们所写出的书、所提的‘体系’，仔细想来，都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体系’，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或一些‘系统’的‘问题’。”因此，模式-2美学要解决的是涉及艺术和审美的一个个问题。

　　既然是解决应用情境的问题，单一的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知识（模式-1美学）恐怕就难以胜任。因为艺术的诸多“问题”、日常生活的诸多审美现象，是与人的精神、心理、情感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紧密联系的，所以很难受到任何学科体制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甚至是一种“前学科”性质的知识对象。这种“前学科性”，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艺术问题、解释审美现象时，不能仅凭靠一种学科知识视野，而是要超越学科界限，以一种“兼性”的思维方式建构一种全新的模式-2美学。这种“兼性”的知识生产体制“在思想资源层面上超越审美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的‘众声喧哗’，在知识依据层面上摆脱现代学科家族的影响，在阐释技术层面上将实证、批判、分析、描述汇为一体”。模式-2美学应当成为一种超越于单一学科视界的学科，彭锋称之为“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这种超学科研究，建立在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的基础上。”就像朱丽·汤普森·克莱恩所言，任何一种理论，其“结构空间是一个社会表现领域，在这里，来自不同历史阵营和文化阵营、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认识论态度的知识分子，相逢交错。知识分子不只是简单地共存，他们的差异也不会简单地融合为一种单纯的总和或一门新学科，他们保持着能动的张力”。就是因为有这种张力的存在，才能够形成广泛的交叉、合作，从而成就一个超越于单一知识视野的“超学科”的模式-2美学。

　　作为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反思性也是模式-2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照孙正聿的说法，所谓反思，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是“对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反思思想”。既然有反思，就存在着反思主体，即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的主体。哈贝马斯说：“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做客体。”也就是说，反思哲学不仅确证了主体的存在，主体也应该是被反思的对象。对应于美学这种知识生产活动，由于涉及艺术感受和审美经验，毫无疑问会带上知识生产者的主观性和个人性，因而难以达到现代性工程所要求的客观化、实证化。因此，从知识学属性上看，美学也应该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利奥塔尔在阐释现代知识合法化的叙事时也指出，知识首先是在自身找到了合法性，正是知识自己才能说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但是为了充当这一角色，知识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即不再是关于自己的指谓（包括自然、社会、国家等）的实证知识，而成为关于这些知识的知识，即成为思辨的知识。而这种思辨的机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这个元叙事保证了知识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知识活动，美学的知识生产，与其说是在对艺术现象、审美现象的研究、考察，倒不如说是在揭示艺术欣赏和审美经验者的意识活动内涵、是主体关于自身的审美观念、价值追求等的元叙事，而这种元叙事保证了美学知识的合法性。因此，这种反思性，使得美学的知识生产成了知识立场、审美观念、价值判断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不同的理论主体，因其知识立场等的差异建构起不同乃至冲突的美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模式-2美学不是一种“静观”的知识, 而是 “介入”的知识。

　　正因为模式-2美学是一种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活动，它一定不再是学院派的专利，展现出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的特性，对其予以评价的标准也不再仅仅是学科的标准，而是与应用情境紧密相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结语

　　综合起来看，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1向模式-2的转型，美学也应该实现由“意味着艺术性，解释艺术的概念，且特别关注美”的学科性的模式-1美学向“与应用情境相关的，关注并解释具体问题”的超学科的模式-2美学转变。模式-2美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实际上具有“索引性”特征，它是由学术共同体通过辩论构造和商谈出来的相对性共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一种美学知识只是揭露出了一个真相，但是并不一定就是真相本身。可能存在着各种样态的具体的美学知识，而事实上大多数都只是部分的真实，当艺术的、审美的某一维度被照亮时，其他的部分就被遮蔽了，建构起的美学知识只是在某个时间段、某种情景之下才是具有解释效力的。

　　这样看来，在模式-2美学知识生产的视角之下，当下的很多美学话语和美学观念，比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环境美学的问题等，都能得到更新。正如琴科所指出的，美学必须超越于此前的话语方式和观念模式，“超越它的模式-1前身所建立的边界。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学必须对超出其传统范围的异质话语和知识生产开放。……这并不意味着模式-2的美学家必须是生物学家、政治学家、环境学家、神经学家等等，这只是意味着，如果艺术品的情境需要，他们将不得不为与这些领域相关的问题开放概念空间。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规范美学，因为美学要么是规范的，要么根本不存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的规范来评判什么是好的艺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苑仲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