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跟一切相比……我最爱的始终是梦想。 

　　——司汤达 

　　1953年1月15日，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了题为《哲学赞词》的就职演讲，并开启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生涯。在这一年，他开设了题为“可感的世界与表达的世界”和“关于语言之文学运用的研究”两门课。关于司汤达的专题研究就出现在第二门课——“关于语言之文学运用的研究” 中。通观梅洛-庞蒂的著作，司汤达尽管也是一个频频出现的名字，但是相比于塞尚、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和瓦莱里，他似乎并不是哲学家始终保持关注的人物。如果不把这一1953年的课程考虑在内的话，单从梅洛-庞蒂发表的著作与文章看，关于司汤达的讨论是相对分散的，所占的篇幅也不大。然而在这一课程中，我们却不难注意到，司汤达成为整个课程的核心人物，是梅洛-庞蒂这一时期所关注的典型。为什么梅洛-庞蒂独独在这一时期、这一主题上给予了司汤达如此分量的关注？司汤达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本文拟重点考察的问题。

一、司汤达研究作为个案的特殊性 

　　艾德蒙·伯格勒（Edmund Bergler）说：“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像一个谜。” 而茨威格在《司汤达传》的开篇也说：“说谎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多；说真话，同样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好，更彻底。”对于这位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笔名司汤达（Stendhal）、却又写作了《亨利·布吕拉传》（Vie de Henry Brulard）和《自我主义者的回忆录》、留下了大量具体但却真假难辨的信息的日记的作家，我们要如何去展开研究？他留下了大量的具体信息，然而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却往往是东拼西凑、甚至可能直接是杜撰的，如果想要借此去研究这个人的生活细节，怕是愈发荒唐与困难。而另一方面，在这些具体却不可靠的信息之外，比对司汤达的《日记》《亨利·布吕拉传》以及大量的作品，我们又并非完全不能发现他生活的轨迹与其对生活、对文学的强烈的感受和极富感染力的思考。因此如何处理这些材料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他的生活与创作间的关系，便成为这项研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塞尚的怀疑》中，梅洛-庞蒂曾经谈到过对艺术家的生活与其创作间关系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画家的）创作并不是由他的生活决定的”，一个人生就的性情和他的生活经历并不必然地决定他的创作。然而从另一面看，“尽管生活不能说明作品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也同样是毫无疑问的。” 看到生活与创作间的密切联系，但却不要将一方视作另一方的必然原因或结果，这是梅洛-庞蒂在对一个画家或一个作家的具体个案进行研究时所持的基本态度。 

　　同时，梅洛-庞蒂并不希望就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做“概观式”的评论，而是恰恰相反，他主张“深入感性事物、深入时间、深入历史，走向它们的连接点”。在文学语言的研究上，他也希望可以不要只是去把握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真正与之相会”，希望可以超出理论与作品的框架而真正去追问文学的意义和文学表达的形态。故而在司汤达研究中，他并不希望只是从理论到个案展示，而是试图通过深入司汤达来实际地探索文学语言。在如何深入司汤达这个人的研究上，我们看到一种非常接近他在塞尚研究中曾做过的探索。即，一方面，梅洛-庞蒂尝试了精神分析的进路；另一方面，他指出精神分析止步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向前推进，去追问使得司汤达成为作家的东西是什么，而这又带来了什么变化。  

　　司汤达的生活看起来有许多适合于精神分析方法的特征。贝艾特里斯·迪迪埃（Béatrice Didier）在法文版《亨利·布吕拉传》序言开头说：“如果想要证明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之前已经存在，不妨读一读《亨利·布吕拉传》。”  

　　司汤达真实的名字叫作亨利·贝尔，1783年生于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位贵族出身的议会律师——谢吕班-约瑟夫·贝尔，母亲则是一位意大利裔的女子——亨利埃特·加尼翁夫人。亨利·贝尔自小更亲近母亲的家族，对这个家族所带有的优雅而不羁的气质有更深的归属感，而对父亲的守旧粗俗十分厌恶。茨威格认为他从父母身上承袭了一种“创造性的矛盾性格”——来自父亲的“顽强、吝啬、精明”以及“浸入头脑和血液的利己主义”与来自母亲的“耽于幻想”“感伤”“温柔而有音乐感”“感情饱满的南方人的特性”。亨利7岁的时候，他深爱的母亲去世了，他嫉妒、鄙视父亲，直到16岁时离开格勒诺布尔，这种对于父亲的憎恨与鄙视才转而埋藏在心底，以沉默的方式伴随了他的一生。 

　　针对这样的生活经历与性格特征，梅洛-庞蒂尝试根据精神分析的方法寻求解释。他的主要参考对象是艾德蒙·伯格勒。在伯格勒看来，司汤达身上有一种无意识的同性恋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他对母亲的爱与对父亲的恨中，而他对于女人的喜爱则是这种同性恋的伪装。这种倾向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在诸多细节上，譬如对于他所青睐的主人公，往往赋予女人一般的肌肤（如亨利·布吕拉）、女性的气质（如于连·索雷尔，住在小男孩身体中的女人）；又如他对于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描述中，包含着“对引诱者与失身者的双重认同”，即既爱引诱者，又爱被引诱者。这种同性恋的倾向受到了压抑，这种压抑消极地表现为受虐，借着对外的侵犯来抵抗死亡的侵袭，以及最终抵抗对自己的侵袭（罪、焦虑），如“于连只在死亡的呈现中感受到幸福”，这种“理想的我的受虐”与司汤达自身所带有的那种女性性质形成了对抗，被看作对同性恋倾向的一种压抑。与此同时，这种同性恋倾向还表现为一种自恋，一种对自我的探究，或自我主义。这种探究既表现在司汤达笔下的、也表现在司汤达本人的爱情中，在伯格勒看来，司汤达式的爱情往往与对象无关，或者说被爱的对象仍然是自己。因此对女人的爱只是一种伪装，“女人对他而言有如催化剂，让他感受到自身中的双性的情感。” "对他而言，爱情把他的理想自我投射在女人身上，又让他从女人那里感受到自我”。这种自恋或者说对自我的探究成就了作家司汤达。他“让他的英雄去思考如何建构他们的理想的我”，“对自我的认识是他们存在的理由”。这样，“最终，写作对司汤达而言成为一种对自身领会的窥探，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消遣”。借着这样的解释，司汤达在《亨利·布吕拉传》提出的问题——“我是谁？我曾经是谁？”就变成了“对一个秘密的前意识”，这个秘密就是“无意识的同性恋”。 

　　对于伯格勒的解释，梅洛-庞蒂持有许多质疑。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在于，他认为，“精神分析唯有在自我与自我形成实际的分离时才是、且才能是解释性的，否则就是武断的：……精神分析无法将一个个体在其生活中只是作为幻想说出来的东西转化为主题——除非他的实际行为来自于他的幻想并被阻止”。亦即精神分析只能将幻想转化为现实的表征，才能够对幻想形成解释。而这无异于为幻想预设了一种依据于现实的标准，以其所代表的现实的意义来理解幻想，而无法通向幻想自身，无法对幻想自身的语言、意义和运作方式构成解释。幻想因而只能被看作脱离现实的、不正常的、带有症状意义的东西。而幻想本身是否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正常人的行为而被正面看待呢？这恰恰引出了梅洛-庞蒂所关注的文学的意义问题。 

　　在关于绘画的研究中，梅洛-庞蒂曾经指出，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的研究恰恰“止步在绘画开始之处”。无论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达·芬奇性格中的那些特征，还是对于塞尚的犹疑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都在描述使画家的创作无法顺利进行的原因，而恰恰不是导致他们获得成功表达的原因。在梅洛-庞蒂看来，“如果没有表达的活动，单凭遗传特性，人们是不能创造出任何艺术作品的。那些特性既不能说明塞尚的疑惑，也不能说明其创作行动的意义”。而此刻，在对司汤达的研究上，梅洛-庞蒂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述精神分析式解释的问题，那样的解释只能将司汤达转化为一个有着矛盾性格的普通人，而无法解释作家司汤达的独特之处，无法进入文学的世界、解释文学的真实，只能将文学的写作拉回到某种预设的平庸的“正常的”俗见中去。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仿照前面的引文说，这种解释也恰恰止步在文学开始之处。

二、爱的绝境 

　　如同在《塞尚的怀疑》中一样，梅洛-庞蒂选择从司汤达的核心困难出发来进入关于这个人的研究。 

　　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强调那些关联于人的中心冲突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然而这些冲突“并非仅仅决定于儿童时期”，也是“在成人的形式下由成人的方式所决定的”。因而他并不打算像其他学者那样选取司汤达对童年的情感记忆的陈述为核心线索来进入司汤达，而是聚焦于司汤达生命中和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即其所谓“梅兰妮时期”，由此来揭示对司汤达的生活和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中心难题，即爱的绝境。 

　　亨利·贝尔在1804年（21岁）遇到了梅兰妮（Mélanie Guilbert），并迅速与之坠入爱河。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是极为特殊的，梅洛-庞蒂称之为“绝境”。在爱恋之中，二者充满了嫉妒与猜疑。亨利·贝尔很快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这场让我爱上卢阿宋（Louason）又几乎恨上她的激情之战，使我的存在成为负担；我厌倦了思考和感受，我习惯性地头痛，我需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效果。” 他不知道该如何超越这种紧张的关系。他总是凭借着他对于激情的“认识”来行动，即在现实的爱情中，他采取各种“手段”，以故意冷漠的方式、以使她嫉妒的方式去诱惑她或博取她的爱情。而对于梅兰妮来说，这一切让她感到可怕，她对这种被故意冷漠对待、被当作可怕和危险的人来疏远的做法感到恐惧，也因而感到猜疑。司汤达在陷入爱情的时刻想着“我将和我的小卢阿宋享受所有幸福的爱情和欢乐的甜蜜，直到我离开去格勒诺布尔；但为此她必须有一个灵魂。” 而这恰恰是使梅兰妮感到恐惧的东西：“太多灵魂了！”对亨利·贝尔而言，爱恋中的嫉妒与猜疑是感觉的最主要的特质，它是即刻的、当下的，是直接的，是一种投入其中的、沉醉的状态。而在别人的眼中，这种即刻的感受性也是“毁灭性的”，是一种自恋或受虐。梅兰妮所感受到的是伤害、轻视、冷漠，而不是像亨利所希望的那样用“头脑”去理解他通过这种手段表达出来的爱的感受与激情。 

　　在梅洛-庞蒂看来，“精神分析将嫉妒、猜疑、对各种可能性的设想关联于偏执和同性恋——总之， 关联于非对象性的态度——这一切都没有错”，但是“这样理解，是将这一切的形成都看作是偶然的，而没有看到它们的根源在于人及其内在的悖论，在于这样的事实：意识是自我批评、自我对象化的，它是对无能为力的恐惧，是儿童的梦想，它同时是受虐的，也是自恋的，是对我们（能）有意识（觉察）的东西的全能，没有人能夺走我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对他者的敌意，是围绕着他者的嫉妒与内投射。” 在亨利与梅兰妮的爱的绝境中，梅洛-庞蒂看到的不单纯是偶然发生在两人间的不幸，而是一种人的内在悖论。归根结底，人的感受性具有即刻性与无与伦比的真实性，而同时，作为一种内在的领会，它也陷入交流和表达的困境。亨利从自己激荡的情感中真实地感受着他对梅兰妮的爱，而当他回避在现实中去回应梅兰妮的爱、去迎合她，这种爱终究不曾真正抵达爱情中的另一个主体，而只是单方面的，是亨利凭借着自己的感受和想象展开的爱恋。而梅兰妮也是同样的。当她陷入猜疑与不安，实际上这一切也仅仅是关乎于亨利才发生的。而她却不想要迎合亨利，用他所希望的灵魂的方式去爱，这也便同样地封闭了通向两个人相爱的路径。 

　　这样一种爱的绝境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对于作家司汤达而言，这是他现实生活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爱恋。在这段爱情中，他认识到，“对女人的了解可能导致的最糟糕的欺骗就是因为害怕被欺骗而从不去爱。” 而他终究决定去爱。这种爱既在他的生活中，也更多在他的作品中发生。在梅洛-庞蒂看来，司汤达没有被这段爱情困住，他在面临这种爱的绝境时找到了突破的办法，就是去尝试创造角色，以此来研究和摆脱那些“人对人造成的困扰”。 

　　梅洛-庞蒂把司汤达《日记》、致梅兰妮的书信和致宝琳娜（Pauline）的信中对这段爱情的描述看作他最初的爱情小说。在常人看来，这三种文本具有不同的性质。通常大家会认为《日记》和书信作为一种私人的书写，更多地是记录现实生活的片段。而司汤达的独特之处却在于，他并不对写实与虚构的文字做实质性的区分。这三个文本在梅洛-庞蒂看来，是具有文学作品特征的，《日记》记录了他每日的印象、各种感觉的片段；致宝琳娜的信坦率地谈论他对梅兰妮的整体印象，评论她、也评论她与他的爱情；而致梅兰妮的信则充满着折磨与痛苦。通过这些写作，司汤达与其说是在记录和反思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如说是在观察和创造角色——“认识自己，即是预见自己，预见自己使自己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我的角色”。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角色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影子，而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哪怕这个角色是自我。对司汤达而言，真正的自然恰恰来自这样的自我创造，他反而认为那种刻意地忠于自己（现实的我）、忠于自然（事实）是一种做作，而在文学创作中，“真正的真实是‘无或者无形，一般说来，是不清楚分明的’”，“在文学中，真实是不可构想的”（Valéry语）。即所谓自然的、真实的东西并不是预先摆在那里、已经确定好的东西，似乎每个人都已经了解它，并力争让自己的创作朝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艺术创作中，还是在人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中，人们实际上都是在朝向一个他寻求达到/成为、却始终尚未达到/成为的自我去创作、去存在。在此意义上，“角色是在扮演的过程中创造的，是即兴的，而不是预先确定好的。忠实不是对角色的顺应，而是由自我创造自我。”与梅兰妮的恋情让司汤达发现了自己的角色。爱情的折磨让他无法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之中，有一种来自他人的侵犯迫使他与自我产生了距离：他从他人的“面容上”“腔调中”“姿态中”感受到他人的激情，他于这种真切的感觉中“感受到”幸福；也恰恰是通过他者感受到活不下去的痛苦与恐惧。在这样的解释下，所谓的受虐与自恋其实更像是人们基于普通现象所做出的归纳式的结论，而梅洛-庞蒂（借瓦莱里的研究）所看到的，则是在他人—自我争执中所激发的对于“自我的角色”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与梅兰妮的爱情使亨利发现了爱情，也是这段爱情促使他成为作家司汤达。

三、筑造梦想 

　　与梅兰妮短暂的爱情对于司汤达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他后来的轶事和创作来看，他显然并没有困顿于其中形成症结。爱情没有终止在初始的地方。梅洛-庞蒂参考普雷沃（J.Prévost）的分析，在与司汤达有关的其他女人以及其作品中几个女人的典型形象中考察了他对女人与爱情的理想形态的刻画。在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形象被称作“女英雄”形象。对“女英雄”的爱体现的是一种“对女人的头脑的爱”，女英雄的形象则体现为既有“女人的身体与优雅”，又兼具“阳刚的精神与勇气”，是“像战友一般的伴侣”。这种女英雄典型是一种幻想，表明他所希望的是“女人积极地要求的爱，同他的一样”。“女英雄使得爱情最终不是孤单的、个人的梦想——她成为司汤达积极态度的一部分，战争、进攻性的筹划，激发了这个想象中的同伴。她与司汤达并肩作战。”现实生活中的梅兰妮、作品中的马蒂尔德·德·拉穆尔小姐（《红与黑》中的人物）扮演的就是这样的女英雄角色。他向往这样的爱情。他爱这样的女人。只不过他所爱的女人，却往往并不能真正拥有。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的构想中，与女战士轰轰烈烈的爱情都并没有呈现为一种通常所见的长久稳定的爱情生活。梅洛-庞蒂指出，“司汤达长久地维持着一种幻想，被爱的敌人，用战斗的方式去爱，‘用脑子去爱多过用心去爱’”，这是“一种并非独自（实现）的爱，它不应该是梦想，而是真正的两个人的生活”。向往，却不曾现实地拥有，这使得他对爱情的追求与探究终究陷入独自一个人的梦想。梅洛-庞蒂认为，“恰恰是这种一个人的爱情成就了作家的事业。他成为作家，为的是制造出一个与他一致的世界。” 正是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特别指出：“追求幸福曾经是他的基本目标”，而“最终，他选择了梦想”。可以说，亨利·贝尔对爱情的渴望、对幸福的追求，并没有终止，只是作家司汤达找到了去实现这种追求的方法，那就是文学的写作。 

　　对梅洛-庞蒂而言，与其说要“让文学成为生活”，不如说，“文学从未脱离生活，却也从非等同于生活”。之所以他要在萨特之后重新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正是因为他还想要就文学自身的特质，或者说就文学之于生活的意义加以阐发。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司汤达为他带来一种极致的示范，他让梅洛-庞蒂看到，这种文学的创作既完全与生活纠缠在一起，却又同时以远离（现实）生活的形态表现出来。就像瓦莱里在达·芬奇的工作中发现了一种“方法”，一种“中心态度”，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司汤达找到了他的“方法”，即“梦想”（rêverie）。“他以发梦、想象的方式生活，也通过发梦与想象书写他的生活”, “他躲进不可能的地方——骑士精神。”这是一种非常放浪不羁的选择，对司汤达自己而言却又是非常真实和忠于他的真实感觉和情感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在成熟时期所做出的慎重的选择。当梅洛-庞蒂批评精神分析无法将梦想当作正题、主题来阐释，他想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司汤达躲进梦想，这并不是一种病态的表征，反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上的积极的转变与构建。如果按照精神分析惯用的方式将这种梦想当作诳语，从中翻译出一套现实的可能病症，不但根本无法捕捉到作家司汤达及其文学创作最精彩的贡献，反而会把一个伟大的作家曲解为一个不正常的普通人。在梅洛-庞蒂看来，当司汤达说“我发现，跟一切相比……我最爱的始终是梦想”， 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超越了野心与爱情”，“形成了其性格中高贵的部分”。 

　　选择梦想，使司汤达进入一种既信马由缰、又苛求真实的写作。梅洛-庞蒂在《小说与形而上学》中说支撑司汤达创作的观念在于“自我”与“自由”，便在于此。对司汤达而言，文学的真实性与忠实性从来就是生活本身的真实性与忠实性的问题。他寄寓于文学创作的，正是为这种生活的真实找到一种忠实的表达。他本人对文学的语言表达有着深刻的反省和积极的练习。由于认识到文学的真实与忠实并不在于与现实生活的毫厘不差的贴合，文学的真实并非预先确定好的东西，而是在创作之中形成，他更积极地投入即兴的创作。这种即兴创作的手法与其小说虚构的理念、与他对自我的观察与探究有着一致的追求。在《亨利·布吕拉传》中，他不断地在问：“我是谁？”在他看来，“没有对于现实自我的认识，只有对经验自我的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经验的自我，唯有在自我的经验中才有可能。这意味着在写作中，他不是去勾画出一个已经构想好的完整的形象，而是投入到自我的演历之中去。这使得他写下许多碎片式的感觉，写下许多似乎过于放大的细节，且投入更多第一人称式的独白，而较少客观的概括式的陈述。对他来说，“一气呵成的文字是最不即兴的，那是大脑的工作，被抹去的文字是最即兴的”；“夸张是对他者忠实的模仿”，因为一个人在声明自己的看法时并不需要夸张，而唯有在从外部感受其所不能通透地把握的他者的时候才会留下那些夸张（不合理）的描述；“在现实中没有真正的细节，只有在虚构中才有细节”；角色不需要发表对事情的看法（譬如于连认为之类的），他只需要去观察、去行动、去交谈或对话，便会让他的思想自然地流露出来。正是这些考虑使得他认识到，文学中的真实与忠实在虚构与想象之中，于是他极尽所能地去发展各种轶事和细节，写下各种瞬刻的感受。对他来说，那些“小小的真实”（petits faits vrais）凝结着生命最真实的、最不容置疑的感受。这种感受的真实性是不可剥夺的，它不接受任何验证，也无须验证。这些小小的片段呈现出来，不需要作者或读者刻意去承认或评价，却带来灿烂的感性的真实。透过这些“小小的真实”，司汤达也在用瞬刻的片段和即兴的写作改造我们的时间性意识。瞬刻性将我们拉入到一种角色的现—在中去，不给我们留下喘息的机会去对发生的事情形成反思或总结，而只是拉着我们投入到现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去，使我们跟随角色的感官与感受，随着他紧张、激动、喜悦、恐惧，随着他去扮演一个自我的角色。这种独特的时间性表现，一方面固然的确可能与亨利·贝尔本人的病症有关——据说他似乎患有某种疾病，导致记忆受损，这使得他总是要把感受到的片段记录下来，而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可以维持长久的记忆，甚至窜改或塑造长久的记忆；另一方面却也同他追求经验与感受性的真实体验是一致的。在对自我与真实的体验中，我们始终只是处于一个具体的、正在改变和形成中的局部上，还没有形成整体的概观、达到结论。对于司汤达的这种瞬刻性所揭示的现-在的投入，对于小小的真实的感受，往往使得人们暂时忽略了客观的时间，这使得司汤达凭借着这种当下即刻的经验而获得某种永恒——“我为将来的公民写作”，“他完全离开了他的时代”，“既生活在十九世纪，又生活在二十世纪”。而在这种真实性和永恒中，我们看到了能够使得文学坚实地成其为自身的东西。

结语：文学的意义 

　　司汤达通过小说去观察和塑造爱情，去追随一个个角色的自我的生成与变化，去感受心灵每一个颤动的瞬间。在梦想的塑造中，他可以恣意地幻化成想象中的英雄，拥有柔美的外貌（尽管他本人总是因为肥胖和粗俗的外表而遭受挖苦），成功的机遇，在光荣与梦想间徘徊，赢得不同类型的女性的青睐，乃至为光荣、为爱情而死。他的英雄可以在每一个扣人心弦的时刻自己决断，在生命的演历中锻造为理想的自我。梅洛-庞蒂说，“在司汤达小说中，作者让一个生命自由地生活。虚构正是这个现-在的自我的演练，这是自我唯一的真相。” 司汤达的一生正是这样的像在发梦一样地去爱，像人们生活一般地去写作。梦想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也是他赖以为生的方式。他甚至用虚构的方式杜撰了他的一生，掩去自己真实的姓名，顶着一个不知在何时何地突发奇想采用的地名演历了一个作家的生涯，却也把全部的敏感和真实的感受，亦即他穷其一生所能把握住的最珍贵的真实感受，奉献给了他的创作。茨威格称：“他的自传有点像小说，他的小说有点像自传”。正是这样在各种亦真亦假的写作中，他演绎了自己现实的生命，也演绎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他极致地、不落俗套地演绎了生活与文学间的关联。对他而言，写作、生活、思想都是同一回事。亨利·贝尔，就是司汤达。或者说，亨利·贝尔，成为司汤达。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成就在于，在司汤达的生活与创作中凝结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些印象与感受的片段。梅洛-庞蒂认识到：“作者不是一个单独的思想者，不是仅仅（像面对一个对象那样）面对他所写下的东西，而是一个谈论其自身也身处其自身生活中的人。他构建了生活的想象模型，并通过谈论这些模型使其他人接受它们，即通过映射我们和谈论我们来实现。”亦即是说，梅洛-庞蒂在司汤达的创作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想象或梦想的世界的筑造，而且是一个期待着乃至实际地与读者有所呼应有所对话的梦想世界。一部作品的意义不在于成为物质的书籍，也不单纯是属于作家个人的筑梦工程，而是它从一开始就要求和期待着读者的“反应”。相比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司汤达应该算是最不迎合读者的，他在创作时不预设读者的存在，不为了读者而写作，但这不妨碍他相信自己将会发现读者，甚至我们可以说他能够培养读者。在司汤达的文学世界里，“英雄、作者和读者在同一个冲动中融为一体” ——通过成为角色，角色、作者和读者在同一个自我的角色中成为彼此、理解彼此、通向彼此。文学的魔力便在于此，它不需要说教，不需要证明或验证，不需要借助思想的清楚陈述，却可以于无声中，让人们不着一词却彼此相通。正因如此，梅洛-庞蒂寄希望于通过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研究，为一种在其历史性之中的主体间的或者个体与公众间的联系提供一种解释。梅洛-庞蒂通过司汤达研究所展示的这一文学的现象学的进路值得跟进，我们仍可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挖掘各种渗透在文学写作中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困扰或相互交流的关系的更加具体的阐释。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