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决定宽度，格局决定高度，观念决定未来!

　　一、“商业文明”对设计理念的扭曲

　　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从来都是通过政治、经济、战争、革命等手段和形式不断调整的。自然科学的试错可以在实验室里受到控制，而人文科学则像人生一样无法试错，一旦错了往往是无法反悔的。当前，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试错”的代价甚至将会毁灭人类自身。

　　数千年来，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无论是上古时代的工具石斧，还是当今人类遨游太空的穿梭机，都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改造自然而在创造今天，设计明天。从人类最幼稚的设计动机——为了生存、温饱，到有计划地探索宇宙的奥秘，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宏图大略，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在观念上的反映，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如果没有人类积极主动进行创造的观念，而仅仅是像生物界的动植物那样适应自然的进化，则人类不可能从动物中分化出来，更不可能有今天人类文明的出现。如果不以观念为主导，也就没有人类与动物的分野，当然也就没有创造。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的设计观念与创造过程。

　　人类在社会进化从“格物”到“致知”，又从“致知”到“致志”，而后再“格物”的循环上升中，逐渐懂得社会价值观和生存战略——“方法论”的重要，即“目的”—“路径”—“策略”—“方法与技术”—“工具”之间的认知逻辑。然而，由于“寿命”的局限，人类又历来将追逐功利和眼前效率作为“生存目的”，所以会在追求长远、可持续生存目标的道路上迷失于“技术与工具”的立竿见影之中，从而忘掉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的目的。人类经常会追求“功利”，视金钱、商业利润、金融资本为“上帝”，只重“养眼”，不顾“养心”，而忘记了公平、道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为未来投资的共同价值观。

　　人类的生产活动无非是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循环。制造、流通都不是目的，使用似乎是目的，但如果不能回收进行再循环利用，则人类社会将不可持续。所以，正如自然界的食物链一样，四个要素组成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闭环，否则，哪怕再强大的物种也会被“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所淘汰。自然的规律自然会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也都在此循环上升中不断演进，然而却始终统一在社会分工合作的社会产业链中。

　　要形成人类社会公平、共生、包容、共享、共赢的局面，必须学会在协商、协调诸多利益关系博弈的过程中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唯一路径。工业设计诞生于大生产的工业革命中，与生俱来就是要协调各工种、各利益方的“生产关系”。工业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梯中“观念”革命的成果，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工业设计就是一种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工业设计作为一门学科虽只存在了百年，然而作为人类谋生存的创造，设计的智慧却一直是与人类改造生存条件的实践和对世界的认识相伴发展的。工业革命是靠“蒸汽机”衍生出“流水线”，而其本质却是“分工前提下的合作”。其实，这是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功劳。为何精美绝伦的漆屏只能在博物馆里被欣赏，或只能被少数权贵所占有；而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却能被千家万户所拥有？“标准化”“大批量”革了“精美绝伦”手工艺的命；“分工合作”的“事前干预”之“图纸就是命令”——设计机制革了“随机应变”的命。工业革命第一次在“资源分配”的机制上打破了“帝王将相”独享人类劳动成果的垄断，让广大平民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

　　可是，按照习惯于依附权势和地位的“文人雅士”们的“艺术观念”，大批量粗制滥造、无奢华装饰的低俗工业产品，怎能进入贵族的大雅之堂？所以，面对眼前工业革命这个人类进步的“新生儿”，他们百般挑剔，进而祭起了所谓“人类”情感需求的“旗帜”——“手工艺运动”“新艺术运动”，其实质只是贵族价值观对欧洲工业革命激发的“人文精神运动”高举“把艺术还给人民”理想旗帜的顽抗。

　　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工业设计正是这个大生产革命性创新时代“生产关系”的结晶。但另一面，功利化的市场经济迅速地被个体的人追求物欲满足的消费市场所拥抱，从而孕育了人类新的价值观——为推销、逐利、霸占资源而生产。这种“商业文明”似乎已成为当今世界一切领域发展的动力！但是，工业设计的客观本质——“创造人类公平地生存”，却被这商业文明“一枝独秀”地异化了！

　　工业设计的本质和理念之所以难以被大多数人理解，而容易被曲解为“造型”“美化”“时尚”等等，皆因大批量生产出的东西虽然不能高雅奢华，却可以刺激感官，是被用于牟取利益、彰显虚荣的大好机会！商业正是攥住了这个“法宝”，用广告、包装等一切视觉手段鼓吹“有计划废止”“以旧换新”“流行”“时尚”“炫”“酷”“爆品”等消费模式，制造所谓“眼球经济”“节假日商机”“品牌效益”等销售奇迹。这些消费狂欢下的现象不是社会和设计真正希望看到的。利益是商家追逐的最终目的，刺激消费，抛却社会责任和环境意识，使设计沦为商业的奴隶。商业唯利是图的诱惑太让人难以抗拒，这个商业文明的世界到处醉心于“商业模式”，一切具有生命力的设计创新都被利润扭曲了，在诱惑之下，人类无休止地消费、挥霍、占有。工业化初期商品经济异化的消费导向所带来的机械流水线奴役人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现象，都是将科学与文化对立的恶性循环。

　　二、时代呼唤工业设计

　　我们知道，人类80%以上的信息靠眼睛获得，但是眼睛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人们看到的一切，包括阿房宫、卢浮宫、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都是过去的帝王或宗教留下来的，真正民间的东西却逐渐消失了。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人类几千年文明，几乎全是这样的东西。难道我们未来就只能认为这些东西才是“美”的吗？

　　若有机会到芬兰博物馆去参观，可以看到芬兰的设计博物馆里摆放着20世纪30年代小学生书包里放的东西，40年代士兵背包里放的东西，50年代家庭妇女抽屉里放的东西，60年代超市里的东西，70年代办公室里的东西。这似乎才是设计应该传递的，即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所沉淀下来的、被大家接受了的、影响人们行为的“物系统”。这才是设计，既不是炫，更不是作秀。如果把设计当成作秀、做爆品，那无疑是对世风的扭曲、对设计观念和生活观念的腐蚀。

　　这个世界是系统性的，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绝不可能存在孤立的现象。而由于职业或学科的分工，人们对“全流程”的设计本质之认知往往有失偏狭，如同“瞎子摸象”一般。所谓“分类”，只是人类为了便于认识世界，人为地将世界上的事物分成若干类别。随着分类认识的细化和深化，人类逐渐明白了“元素”与“系统”的关系。1955年，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ly）在他的《一般系统论》中早就揭示出：“离开系统结构的元素是毫无意义的”。

　　人类要学会用“脑”思考，还要用“心”——良知去反思！

　　要知道，社会的任何进步，首先是品行道德、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的进步，这都属于科学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范畴。关心自然的存在就是关心人类本身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观、人文观和技术发展的目标。不能站在巨人肩上，眼睛却只看脚下！

　　只懂得应用科学和技术是不够的。要保证科学思想的成就能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就必须在赞颂人类过去与现在的同时，审视人类的责任感以面向未来，如此才能从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将更为珍贵的“精神”而不是“符号”加以升华。这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它能激起我们对人类追求单纯、和谐、美好的智慧，在人类继续进化过程中陶冶我们内在的潜能，创造未曾有过的“生存方式”，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

　　“大数据时代”的经济结构将会如何？未来的国际战略布局和社会形态将给我国什么启示？未来的制造业制造出来的机器会“思考”，会“说话”，会“交流”。我们绝不能把互联网仅仅当成一种“工具”，否则我们会重复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发明了火药，却用来制作娱乐庆典的鞭炮、焰火，而西方人却把火药做成枪弹和炮火，强行打开了我们的国门。别忘了，置身数据海洋之中仍然要识别方向，选择得当的求生工具，否则就会被淹死。所以，即便有了大数据，仍然需要有目标，以便选择工具、组织技术，而其永远需要的是“设计逻辑”。

　　理解并掌握本质上全流程、综合性、系统协调的设计会有一个过程，所以设计虽然已经诞生100多年，而中外设计界至今仍囿于“功能+形式”的误区。纠正这个顽固的偏见十分必要。人们应该仔细想想，没有形式，哪有功能？没有功能，何谈形式？不仅对人类而言是这样，其实动植物界也是如此，所谓的“美丽”是为适应生存，其形式与功能是不可分割的客观存在。世界上所有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动物形态，与它们生存的运动、捕食、繁殖方式是完全一致的，绝对没有脱离功能而孤立存在的形态。

　　创造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出路不仅在于发明新技术、新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善用新技术、新工具，带来人类视野和能力维度的改变，调整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开发我们的理想，提出新的观念和新的理论。理科发现并解释真理；工科是解构和建构的技术；文科作出是非与道德的判断；艺术是品鉴自然、人生、社会的途径。这四个学科是人类进步的支柱，这四个支柱撑起的、人类为之共同生存的工作平台就是“设计”，即整合上述所有因素，去创造人类更健康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当然，这个设计目标不应仅是人类感觉器官能感知的“物”即产品，而且应是人类需要技术、工具的目的即生存的真正需求——衣、食、住、行、用、交流等永恒的初心。它能激发人类可持续创新的动力，不断朝着人类健康、合理、公平、共享的社会，创造人类更辉煌的未来，而不至于追逐占有、享受，沉溺于奢侈、腐化、堕落以致毁灭人类自身。

　　在当今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中，“社会服务形态”正在生成，在这种未来国际战略布局和社会形态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应该以“分享性的服务设计”的创新理念，迎接“分享性服务经济”社会创新的挑战。早在1985年我就说过：“工业设计是工业文明的掘墓人，因为工业设计的宗旨是创造更健康、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大工业社会分工的细化，在大批量生产前，要求横向协调各工种之间的矛盾，整合需求、制造、流通、使用各社会环节的关系——合作。这种考虑系统整体利益的理论、方法、程序、技术和管理以及社会机制的活动，统称“工业设计”。

　　三、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70年代末导入发展至今，中国工业设计的“产业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1.推广阶段——以促进工业设计职业化为中心

　　终于，“职业设计师”在中国出现了，并开始逐步代替工艺美术师，成为工业设计的主导力量。雨后春笋般的设计公司、设计工作室是工业设计的主力军。但是，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几天至几月接单式的节奏，以技巧型的效果图、建模渲染图的外观造型美化的成果，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短平快的“游击战”的方式从业。这正迎合了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引进型关注销量和市场开拓的加工企业的需要。

　　应当说，此时仍处于设计的“工业美术”阶段，以包装、美化、装饰、奢侈品为主要工作领域；抑或设计开始进入商品经济初期，在广告、时尚等领域里将品牌降维作为促销手段。这个阶段普遍关注“工业设计职业资格认证”“工业设计机构资质认证”“工业设计竞赛”“示范基地”“设计服务人才从业能力培训及资格认定”等的实施，以促使我国这支庞大的设计生力军有望尽快与国际设计水平比肩。

　　2.结构化阶段——以构建工业设计行业结构为中心

　　21世纪初前后，转型期的企业发展需求开始主导工业设计的主体，制造业逐渐成为工业设计的主战场。企业的需求引导设计公司从单纯“输血式”服务，转型为深入企业、行业这个主战场，以捆绑式的合作方式，与企业协同构筑“阵地战”，从用户需求研究入手，与制造技术工艺深入合作，并且结合市场机制，共同研究开发具有原创性的产品设计，从产品品牌的打造开始，逐步开始理解行业品牌战略。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专业化的工业设计”，但社会对工业设计的偏见致使企业仍关注产品的外观美化。于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重申：“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这一要求的贯彻落实对一部分制造业企业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推动这些企业从以往的“销售驱动”“技术驱动”模式，逐渐转到以设计参与企业的全流程管理之中，设计评价开始与市场部、技术部对话了。国内工业设计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工信部连续多年开展“工业设计领军人才培训”工作，为中国工业设计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人才。在此期间，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连续主办了三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并首次提出了“设计产业”的概念，得到与会国家的积极响应。在此基础上，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支持工业设计中心建设”，“设立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旨在研究制定我国区域、行业、产业的创新发展战略。强调设计基础研究要重视“人的潜在需求”，提出的技术“性能参数”要适应需求“功能参数”，以推进技术的创新、转移、迭代和社会进步，从而定义消费、引领需求、创造市场。

　　连续三次将工业设计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充分彰显出国家对工业设计的重视。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制造2025之目标，工业设计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正确认识、全面把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的消费升级急需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新时代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样需要以具有先导作用的工业设计思维为指引。同时，未来的产业结构必须适应个性化、定制化、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需要。这对工业设计提出了更高、更普遍的要求。

　　3.国家战略化阶段——以工业设计创新拉动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社会创新

　　这一阶段开始进入以生态、社会为本的境界，强调绿色、服务、分享的产业链创新的基础研究。工业设计需要一种社会化、循环性的产业结构机制。工业设计诞生于工业社会萌生和发展进程中，是在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机制下对资金、资源、市场、技术、环境、价值、社会结构、文化和人类理想的协调与修正，也是能够整合、集成极具潜力新产业的机制和社会化平台。

　　当今时代，企业的新陈代谢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更快。如果说当年企业的新陈代谢是按一种线性的速度进行，现在企业的新陈代谢则是一种指数级的狂飙突进！

　　柯达胶卷被数码相机消灭了；索尼随身听被CD机消灭了；数码相机又被手机替代了；地图被GPS系统消灭了；出租车正在被“滴滴”消灭……

　　机场不可以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化社交中心吗？书店就只能卖书吗？咖啡厅还喝咖啡吗？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吗？餐厅就是用来吃饭,不可以变成亲友的社交中心吗？美容业就靠折腾那张脸吗？

　　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创新层次，首先需要打破“小而全”的纵向产品制造链体系，而提倡“隐形冠军”，着力于跨界的分工合作，将产业链社会化，以推动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工业设计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整合性系统设计思维以及协同创新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社会。

　　社会发展的需求主导工业设计的产业创新及其衍生和发展，社会创新已不仅仅停留在创造新物种。以政产学研商为主力军的“大资本、大设计、大孵化”的服务型社会产业链，将形成“研究、设计、开发、营销、服务”一体化的新型跨界设计产业链机制，犹如“运动战”一样多兵种集团联合作战。近年来国内的各种“园区”和“设计城”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服务经济，成为孕育新产业的设计平台，具备了创新性的产业结构，且又将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赋予了“社会设计”的概念。在这一阶段萌发的新产业将是设计的“主战场”。

　　人口老龄化，资源、能源与环境污染，新材料、新技术、生物工程、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出的挑战，将促使“分享式服务型社会设计”的“中国方案”诞生于全球化视角下和国家战略指导下的“设计战略化”阶段。这个阶段的设计目标不仅仅是人类感觉器官能感知的“物”即产品，而是应将技术、工具等实实在在地服务于衣、食、住、行、用、交流等人类永恒的“初心”。这个以“工业设计国家战略”为中心的阶段正在悄悄地显现于中国社会之中。

　　工业设计不只是创造“交换价值”，而是创造用户的精神体验价值；工业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技能，而且是一种创新模式，是跨界创新、集成创新、引领性创新，要逐渐实现产品设计的“分享型服务设计”。设计创新就是一种突破性的系统创新，也是“社会创新”的必由之路。

　　四、无言的服务，无声的命令

　　“真相”并不能被人轻易得见，所以要依赖于能看到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实”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真相”，只能从某些角度上反映出“真相”。要善于从一些尚且能够看得到的“事实”中寻找“真相”，而不是只盯着眼前能够看到的部分“事实”，以偏概全。因为有些片面的“事实”很可能会把你引入歧途。甚至，你看到的“事实”，很可能只是你感官“看”——“感觉”到的。对“真相”的判断，往往依赖于我们的认知水平。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建立起独立且深入思考的习惯。

　　2010年，某知名品牌为某“明星”搭建时装表演T台，花了1周时间装修，耗费800万元，只表演了20分钟就拆除了。如今，这样的表演形式在世界上几乎天天都在上演！规模要比这个时装发布会大得多的诸多“国际汽车博览会”，其奢华的场面则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遗弃，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倡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吗？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引进、学习、推广的“商业文明”吗？

　　当今世界，不少设计就像水面上的“油花”，阳光照在油花上五彩斑斓，又酷又炫，但却无根。我们所能看到的设计现象或设计作品、风格或流派、新理论或新方法，都是对资本或商业和技术羞答答的臣服，仅仅关注于式样、时尚、流行的设计，或是只作无力的抗争，漠视了关于环境与人性的思考。“时尚”等于设计吗？能成为时尚一定是短命的，评价设计的标准绝对不是短命的“时尚”！

　　不是去听个音乐会、看个博物馆就叫美。在秋天的夕阳下看一片树叶同样是美，为什么一定要到豪华的殿堂中去才叫美？我们的审美观错了。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不能都是帝王文化吧？但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几乎全是这个。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将“大唐盛世”或“四合院”作为民族文化自信的符号。再过几百年，中华民族的自信必须要靠我们这一代所创造的新的载体去体现。我们不能一直躺在祖先留下的安乐窝里而难以自拔！

　　不能让感官刺激取代精神反馈的审美。乌兰诺娃的小天鹅服装在舞台上很美，但在办公室里就会让同事们嗤之以鼻了。美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馈”，是由不同人、在不同时空对某一客观存在的精神反映，也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的。pretty不等于beautiful，漂亮、酷、炫、爆品不一定是好的用品，不应该是设计的评价标准，更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

　　月亮很美，但毫无生活经历的儿童与历经沧桑的老人观看月亮的感受会截然不同！“感官”所感受的现象是同样的，但由于人生经历的催化，所衍生的“感知”“感动”“感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审美“意境”——外因的存在造就了审美“意识”，造就了从“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升华。要努力让人们学会拥有一双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东西的“眼睛”，有节制、理智地消费，在理智地挑选适合自己生活物品的过程中，体味生活过程的丰富性和充实感。时间终会将产品表面的修饰逐渐打磨而去，在无多余形式添加的质朴生活方式里，更能让人们在花花世界的舟车劳顿之后去审视内心。社会中有很多人试图利用某些产品作为“符号”来给自己贴上标签，但当我们有足够自信的时候，再也不会需要利用无品之“牌”来装点、矫饰、提升自己所谓的身份。

　　人类毕竟不只有肉体奢求，人类还有大脑和良心。当今世界，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分化、霸权横行等现象愈演愈烈。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潜伏的灾难。人类未来难道要蜕变成只有脑袋和手指吗？我们常常会在追求“目的”的途中被“手段”俘虏。科技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整合的手段。自从有了人类，物质不灭定律的真理就被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所取代，因为人类等不及几千万年或几亿年物质可以再利用。人类寿命即便百年，人类的活动仍需要额外的能源。要在理想的时间强制物质变化，就会制造大量的垃圾，并污染环境，而人类贪图享受的欲念既无限又不会回头。

　　随着高科技、智能化的迅猛发展，人类往往来不及察觉科技异化的陷阱，欲望早已驱使人类奔向新的技术旋涡……设计不能跟随市场、迎合市场，而是要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需求，从而定义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节制欲望敬畏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仅三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知足常乐，适可而止；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横跨欧亚非、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后期沉溺于贪图享乐，角斗场、浴池、淫乱、酗酒等成为帝国日常生活的标识，却最终被所谓的“蛮族”日耳曼人灭掉。躺在安乐窝里算GDP，是要亡国灭种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奢华不是中华文化传统，换不来世界的敬慕，对此我们应深深地反思！

　　中国真正强大的标志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能够摆在全球超市的货架上，或是挂在“亚马逊网站”“阿里巴巴网站”上，更不是表现在“网红”打卡上，而应是在德国、美国的实验室里有我们的知识产权。每一个卡脖子的技术都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是我们必须要有“0—1”的原始创新，而不能仅仅跟着外国人已经做到了“0—1”基础上做 “1—100、1—1000”的引进、仿造。我们天天都利用引进的技术在市场里追求利润！若再不强调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知识创新”，中国就产生不了代表中国基础科学对世界贡献水平的发明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激发探索未知领域的“初心”，激励“原始创新”的毅力。

　　“大象无形”，不为“牟利”的“非应用”往往是真正的实力。

　　当中国的大妈们在巴黎的奢侈品商店排长队，像买大白菜一样买奢侈品、包包、手表和高档化妆品时，巴黎的妇人们至多是嫉妒，而西方的政客和战略智库该如何想？清华大学钱易教授曾披露：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可持续发展顾问访华时说到，美国每4个人就有3辆车，如果中国的消费也按美国人的标准，中国将会有11亿辆汽车，每天将耗费全世界汽油产量的13倍。紧接着他拿出了大数据：11亿辆汽车需要的停车场、道路所占有的土地是2900万公顷，相当于中国现在水稻田总面积。说到此，他停住了。按照他们的逻辑，这样大力发展汽车，中国的粮食种在哪儿？根据这一逻辑，奥巴马曾经穷凶极恶地说：决不能让中国14亿人过美国人的生活，否则美国人就要吃草！

　　我们真正要实现的“梦”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不是14亿人的“发财梦”！更不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资源和财富的“盛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中国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都知道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但是，何谓“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方案”？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1年9月21日）》，《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五千年前我们和古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我们没有躲进方舟而是疏导洪水；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铸造青铜器；三千年前我们和古希腊人一样思考着哲学；两千年前我们和古罗马人一样为平定疆域而战；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五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世界棋盘”上对弈，而面对的棋手早已换了好几轮。

　　如果去读一下中国神话，你会觉得我们的神话故事很不可思议，抛开故事情节，找到神话里表现的文化核心，你就会发现，只有两个字：抗争！钻木取火、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这样的精神内核，西方的神话里却不存在，西方的神话是听从神的安排。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可以输，但不能屈服。中国人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遗传基因。我们自己往往还意识不到，但到了民族存亡之际，想想中国人倔强的不服输精神，就容易理解多了，我们就会像祖先一样坚强！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屹立至今的原因。

　　我们从小听到大，并口口相传给下一代的这些神话故事，体现的绝不仅是故事那么简单。每个文明在初期都是有神论，但唯独中国的文明不畏惧神，所以中国的祖先从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但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勇于抗争，不怕输，更不会屈服，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的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具有非凡远见卓识的目标！对于中国“设计”来说，我们有责任对“中国方案”作出诠释。如果仍然跟在外国的理论和逻辑后面徘徊，那是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

　　丹麦的生活水平几乎是世界水平的顶端，然而他们才550万人，要让全世界75亿人都过上丹麦人的生活，需要4个地球的资源，这不是我们的梦！西方的所谓成功，靠的是海盗红利、殖民红利、战争红利、霸权红利，靠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一次又一次的“割韭菜”！有着14亿多人口的中国不可能走那条路！14亿人如果成功走出一条健康、合理、公平 ——“提倡使用，不鼓励占有”的“分享型社会”的建设之路，那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对世界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能激起我们追求单纯、和谐、美好的智慧，在人类继续进化过程中陶冶我们内在的潜能，而不至于追逐占有、享受，沉溺于奢侈、腐化、堕落以致毁灭人类自身。14亿人的中国必须要创造还未曾有过的“生存方式”，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中国设计的方向。

　　工业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是解决今天的问题，二是提出未来的愿景。决定我们国家归宿的，一定是我们的观念、理想、文化、制度和能力综合而成的那个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体量大于美国，制造业体系最全，道德善于美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带着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理想，“中国方案”一定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榜样。人类自开天辟地起就具有衣、食、住、行、用、交流的需求，这才是人类永恒的“初心”，而绝不是锦衣玉食、豪宅靓车！尽管解决这些需求的载体由于资源、技术等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解决方案，即便再过千年，人类衣、食、住、行、用、交流的解决方案再先进，其需求的本质也不会改变。如上所述，设计解决的是问题，人类的创造不应该被“载体”——具体的工具或物所限制！中国先哲早就提出“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这不是保守，而恰恰是不拘泥于“术”而明白了“道”。若以此中国传统精神引领中国的设计，“中国方案”的设计之路也就呼之欲出了！

　　历史离我们远去，旧技术、旧产品必定被新技术、新产品所替代，但设计文化却可以沉淀，可以被再开发。在全球设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重新审视中国设计，注重的是中国设计文化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发现未来中国设计的曙光。研究中国设计的宗旨就是：不仅是回顾，更是发现；不仅为怀旧，更期待超越。

　　“生产方式”为什么要变革 ？是因为“价值意识”发生了革命。譬如，“共享”“使用而不是占有”等，都属于“价值意识”范畴。实现从“谋事”到“制度优化”的突破，才能更好地“谋事”。“创新”要以优化的“制度”为基础，而比好的“制度”更要紧的是好的“思想”与“观念”。我们必须认清中国的资源现状，审时度势，去重新定义、引领、创造中国特有的“模式”。要实现从“造物”到“谋事”，再到“制度优化”的突破。这样，我们就能发展出中国的新思维、节制力与设计价值观。

　　科技创新只能靠自己，祈求别人施舍是不可能赢得领先地位的。面对美欧的霸凌态度，中国只有举起“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着力“产业创新”，建构“共享价值观”，主动把握机遇，坚持自力更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设计的认知逻辑

　　应该看到，我国设计仍然偏经济效益、轻基础研究，而属于大生产机制的产业设计的创新，被“酷”“炫”“爆品”等所淹没；中国设计系统的顶层对未来战略的规划仍相对模糊；弱小的学科“未来理论”与强势的“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作为一级学科的设计学的理论体系和结构层次不够清晰，许多方面仍跟在西方理论后面亦步亦趋。在设计上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弱化了该学科顶层战略的建树。设计学旨在创造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方法论，而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知识体系是其基础所在。但是，在设计学学科建设中，这一基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且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在，由于“分类学”的局限，各学科或各专业都有各自的“史”。考古史、朝代更替史、科技史、建筑史、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等，乃至汽车史、家具史、服装史、陶瓷史、插图史等更细化的“分类史”。如果有人告诉你，历史上有些事是同时发生的，你可能会无法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而我们至今没有一部完整体现人类全面发展的文明进化的系统史。作为综合交叉学科的“设计学”是为创造人类可持续生存而创立的，其基础就应该是研究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

　　不应仅仅从政权更替视角比较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同时还要将人类的天文、地质、地理发现，自然界的洋流、气候变化、天灾，科学、技术的发明，文化、艺术、考古成就，乃至战争、动乱、革命，以及资源、经济、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变化、进步、发展、创新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在此基础上，再将纵向、横向的各专业学科研究领域的历史沿革、发展脉络综合在一个“三维网状系统”之中，以便提供一个能够非常全面地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云平台”。

　　高尔基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写道：“比起大自然来，历史对人类的感情更严酷，更残暴。大自然要求人们仅仅满足于天赋的本能，而历史却要强制人的理智。”

　　试比较一下：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亚山举行，中国正处于周朝共和行政时期；牛津大学成立的那一年，距离岳飞出生还有7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那一年，清朝刚废除了“科举”制度；慈禧太后28岁的时候，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伦敦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可口可乐和强生公司成立……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完整体现人类发展的“文明进化”的“系统史”，把人类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由于地域、地理、气候的区别，而遭遇的天灾人祸、战争瘟疫，以及迁徙交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化艺术、民风民俗等现象置于同一维度上进行观察。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一部揭示人类不断调整经济、技术、商业、财富、分配与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关系，以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演进过程的历史，可作为探索“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书”。这能引导我们系统地看待某一事物或现象的“语境”——时代、环境、条件等“外因”，从而能系统地、比较地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不至于只是孤立地从表面现象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不仅对学科领域拓展和科研创新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认知思维逻辑的熏陶以及培养全面发展、面向未来挑战的人才也十分重要。

　　这个创新的系统工程，对建设“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具有深远意义，可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个划时代的历史重任，也是身为交叉、综合学科的设计学科既可为也能为的大事。

　　世界同处一个地球，东西方在竞争博弈中有无可能共谋未来发展，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憧憬的是建设人类的“设计认知逻辑”。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基础，有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又有坚实的社会组织保障，所以，14亿人口大国的发展模式，将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必将影响世界健康发展的方向。这也是设计学的历史责任，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世纪性的系统工程。因此，要整合我国教育界各学科资源，组织国内外优势力量，与设计学领域的学者们一起前赴后继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六、设计事理学——从物到事的思维方式转变

　　设计事理学引导我们系统地看待某一事物或现象的“语境”——“外因”（社会组织意义上的“人”、时代、环境、条件等），从而能系统地、比较地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不至于只是孤立地从表面结果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

　　设计事理学是我尝试理解中国哲学的“道”而从中引申出来的中国设计方法论。我从事工业设计教育、实践和研究近50年，主持清华大学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工作有十几年。几十年来，在设计领域除了进行理论、实践和产业探索外，还集中于设计的基础研究。这些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产品设计创新领域的推进，更在于产业、学科维度上的思考，以及基础研究成果所升华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认知思维逻辑。设计学不仅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涉及“事理学”“认识论”的科学。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三个层次和过程中的不断升华：其一，是感官观察、感觉现象，在头脑中再现客观；其二，在头脑中比较、回忆、分析现象，并在积淀中融会贯通后理解，归纳出规律，这是格物致知的阶段；其三，面对所处的现实状况，在肢体的条件反射中同时搜索大脑中储存的以往的经验，做出反应（负反馈）以“应对”；当这个“应对”达不到主观意愿时，有时就会“弯道”乃至“换道”探索。这个“创意”就是人类精神变物质的反作用——“再格式化”地改造客观世界。这种主观能动地表达意志的创造正是人类进化的阶梯，即致知—致志—再格物的过程。这也恰恰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全过程——“事”——在“实事求是”过程中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设计事理学提倡“实事求是”。设计首先要探索不同人(或同一人)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抽象的本质需求。设计是在讲述故事，在编辑一幕一幕的生活剧。“物”只是故事之中的“道具”，采用这些“道具”是为了让故事更顺畅，更有趣，更合理，更有意义。设计看起来是在“造物”，其实是在进行“祈使性叙事”，在讲理，也在抒情。

　　“事”意指在某一特定时空下，人与人、人与物或作为特定的社会人与社会意义下的环境之间发生的行为互动或信息交换。在此过程中，人的意识中有一定的“意义”生成，而物和社会发生了状态的“变化”。“事”的结构包括以下部分：时间、空间、人、物、行为、信息、意义、习惯。任何一件事都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 “时间流”中才具有确定的意义。“事”在时间中展现着过去，也预示了未来。在事理学中，“时间流”的本质是“发现过去，塑造未来”。空间亦非仅仅是“事”发生的物理场所。在“事”的结构里，空间有着超越其物理层面的意义。特定的人物、布景、道具、氛围构成了不同的空间，人们的行为亦被空间所规范。人们需要在空间与行为之间找到适合的关系。空间如磁场，我们的行为、心理与意识被“磁化”。

　　“时间流”与“空间场”是事与物存在的两个维度，是“事”发生的背景。人与物对应着“事”结构内的主语或宾语，施动与受动，信息发出与信息接收。物是人精神的投射，但物反过来也影响着人。在“事”的结构里，“人”也应该是具体的——是谁，是男性还是女性，是老人、青年还是儿童，从事什么职业，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经济状况如何，分属哪个社会阶层，社会角色、身份与地位如何，地域文化内化了怎样的观念与思维习惯，等等。这些都是具体人的属性，只有确定了这些具体的内容，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他是谁，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是怎样行为的。

　　行为与信息是联结人与物、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纽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沿着时间轴从我们眼前流动而过的外部世界是一系列人、物、事件、话语、行为、意义等。“意识里的世界”与“环境中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信息的交换、打散、重组、混合，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适应性的选择、决策、行动。在“事”的结构内，主体内在的意识世界通过行为影响、改变外部世界，外部环境世界通过信息进入人的意识世界。我们正是通过行为互动与信息交流才与物、他人或外部环境发生特定关系的。

　　“意义”指主体意识下行为的原因与目的。事是意义的载体，因此，不同的事却可能有相同的意义；相同的事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在行事过程中主体意识沿着时间流动，意义随之产生。这样的意识还会在“事”结束后的反思性关注中产生“情感”与“价值”的判断。事件总是蕴含着意义的。为了强化“意义”，人们可能把“事”的过程复杂化、精细化或神圣化，比如庆典、宗教、仪式等。相反，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发生了，但并未进入我们的意识，因此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或是无意义的事。这样的“事”被称为传统行为，或因是条件反射被称为“习惯”。尽管“习惯”在意识之外，但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统观念认为设计创造的是有形的“物”，但是，更重要的则是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物的复杂性，其实是由物背后“事”的复杂所导致的。因此，作为设计师，就不应该仅仅看到物的不同，还要思考为什么不同，也就是物之外的、物背后的相关因素，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时间、地点，什么社会环境下，与这个物发生了怎样的关系，这就是“事”。

　　通过“事”可以看到其背后人的动机、目的、情感、价值等意义丛。因此，“事”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在具体的“事”里，动态地反映着人、物之间的“显性关系”与“隐藏的逻辑”。不仅仅是人与物之间，在“事”的内部诸元素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物是人的目的的投射，物是人的行为的对象，人的行为蕴含了意义，人与物进行了信息交换，行为被空间所限定，空间与物要和谐，意义沿时间流动，过去的行为会成为现在的习惯，往事成为现在意义的来源……。我们最好把“事”看作一个“关系场”，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因为与其他元素的“关系”才被确定下来的。“关系”既是被选择者又是选择者，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同样的道理，此物也是因为它与人、时间、空间、行为、信息与意义的关系才被确定的。“物”反射了“事”的结构信息。“物”的具体形式，恰恰是“事”的塑造。那么反过来，在设计创造“物”应该如何的时候，就应该把物放在那个特定的关系场中去考察。要探求物，就应该去看人、时间、空间、行为、信息与意义，也就是去探求“事”。

　　“事”是“物”存在合理性的关系脉络。因此，设计方法的本质也就是在“事”的关系脉络里去研究、发现、理解，才能创造出合情合理的“物”。中国的传统民居四合院，是宗亲血缘的人际关系脉络的物化。每日上演各类人为的家庭“事件”，中国的传统伦理便深藏其中。器物—社会组织—观念，这三个层次交织于此，这就是“事”。生成了文化三层次之间的“结构关系”形态：层层形塑、正负反馈、交感互动。“事”与“物”构成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部可见部分，加上不可见的观念、意义、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构成了“设计的全部意义”。

　　事是塑造、限定、制约物的外部因素，因此设计的过程应该是“实事—求是”。设计首先要研究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需求，从人的使用状态、使用过程中确立设计的目的，这一过程叫作实“事”；然后选择造“物”的原理、材料、工艺、设备、形态、色彩等内部因素，这一过程叫作求“是”。“实事”是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求是”是解决问题；“实事”是望闻问切，“求是”是对症下药。

　　在体验经济、服务经济、信息经济时代，更多的设计是在创造“事”，而不仅仅是创造“物”。提供的商品是“体验”，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设计不仅仅是对环境、产品等有形物质的创制，而且创造了一件事，在这里面，物是道具，消费者是主角，消费者的心理体验是最终的目的。主题餐厅、主题公园，甚至办公室，设计都在讲述故事，设计师则是编剧、导演、舞美。一件件具体的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时，生活方式的样态就得以显现出来。生活方式是“类型化”了的人群惯常经历的、特殊的“事系统”与“意义丛”。一个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位置中的人总会有特定的行为方式与价值系统，这样的人就构成了“类型化”的人群。

　　类型化的人群、一件件微观的事被有结构地组织在一起，就成了宏观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说，如果要确定一个人在社会、文化中的具体位置、他所归属的群体类型，最好的方式是看他周围的“物”，他经常经历的“事”，也就是看他的“生活方式”。宏观层次的事理研究即在整体的“事系统”——生活形态——中去确定目标人群，了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什么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的希望与梦想是什么，从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创造全新的经济，提供“新物种”以满足其需求。

　　适度、适宜即“适可而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也是“事理学”实事求是理念的核心所在。先确定“目标系统”的抽象目的，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梳理实现此抽象目的的“外因”限制后，“目标系统”——“实事”就明确了，这是“适”——对外因系统限制的认识；“合”——在外因系统限制的前提下，选择和组织内因系统，也就是“求是”。这个确立“目标系统”前提下选择、组织“内因”的思维逻辑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也是创造性提出研究课题、设计概念和协调重组资源的系统设计方法。

　　“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在分析认识事与物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找出矛盾、限制与问题，以确定“目标系统”，从而选择与组织实现目标系统的“内部因素”，提出概念设计方案，并以目标系统评价设计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提出原创性的新知识体系的过程。培养这种认知逻辑、知识整合与知识创新的能力，即是“事理学”的认知逻辑所在。

　　“外部因素”决定事物的“性质”，“内部因素”决定事物的“程度”，应以此理解设计活动的本质。

　　设计是知识结构的创新。跨学科知识体系在设计上融会贯通，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市场学、心理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知识有机地纳入设计科学的视野范围之内。这是知识结构的创新，为设计科学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事理学方法论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特点基础上，更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精神——师法造化、物竞天择、适可而止和“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等哲理，进而提出了事理学方法论体系。它也是结合中外先进思想的理论创新，是对当今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设计学领域的具体诠释，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也是“中国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设计领域中的践行！

　　设计事理学理论与方法是将设计艺术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有效途径，它纠正了被客观“工具”约束了的创新思维逻辑。这是对人类意志即对设计本质的表达。设计是人类健康、合理的生存方式的不断创新的过程。对人类已创造的文明历史之观念、机制、现象的认识、理解和继承，离不开对彼时彼地的“事”的研究。因此，设计人类当今和未来的“新物种”，必须研究挖掘人类真正的需求和了解实现这种需求的限制条件，而这必然要对设计的本源、本质、方法，设计对象与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以及实现的方法、手段等作统一协调。设计事理学主张，研究设计“事”是设计“物”的依据，基于这个平台上的学科观念、内容和方法，能够培养出具有原创性、整合知识和资源的结构系统的综合型、研究型、实践型设计艺术人才。

　　设计学是一门典型的边缘交叉极宽泛的综合学科，它既古老又还在不断发展扩延中。成于中者形于外，观念大于技能，无形大于有形，系统大于个体。在改变与适应自然的劳动实践中积累知识，又在改变与适应的博弈过程中认识人类自身。我早在1985年就说过，设计是生活方式的设计，其含义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一面，它还是精神世界的反映。工业时代的设计必定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与以往时代的传统，既是人类迄今为止技术、文化发展的结果，又矛盾于工业时代与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然属性之间。这些成果与矛盾，就是设计新的生活方式。设计是创造未来的“能源”与动机。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是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社会意识、文化艺术的集中反映。它是传统即在它之前的经济基础、社会意识、文化艺术必然的延续。继承传统是顺乎“自然”，然而为明天创造新的传统又是历史的必然。改变旧价值观念后形成的新价值观念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这是改革“自然”，是对人的智能、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个方面的人类文化活动促进了历史的延续、进步，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未来。

　　七、名词思维与动词思维

　　我们总在争论，设计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是方法的还是经验的，是分析的还是直觉的，是逻辑的还是形象的，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这些都是无谓的争论，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科学发现告诉我们，人的右脑是主形象思维的，左脑是主逻辑思维的。但是，谁第一秒用形象思维，第二秒用逻辑思维？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个可能。这个结论混淆了人类思想的综合能力。难道人类在思考时，“逻辑”或“形象”会有先有后？科学并没有告诉我们左右脑之间有一块钢板屏蔽了左右脑的沟通，人们不可能第一秒用形象思维思考，第二秒形象思维就死了，只用左脑思考！人类从来就是左、右脑一起并行地进行思考的。综合交叉的设计学科，其思维逻辑正是印证、运用了人类思考的规律，矫正了传统的“功能决定形式”或“形式决定功能”的割裂“事物”本质的机械唯物论僵化的思维方式。

　　科学是关于发现、解释自然、社会的知识，是关于“是什么样”的知识。而“设计”是应用那些知识去创造未来，是关于“可以还是怎样”的知识。具备抽象思维能力才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风马牛效应”的创新基础。科学与艺术不是同类，怎么能相加？犹如物质如何能加精神？只有将物质的本质抽象出来才有可能与抽象的精神相加。为此，我引申出一个思考方法：设计师头脑中少用“名词”多用“动词”思考。“动词”必须有“主语”和限定“行为”的“状语”——时间、地点、条件等，用“动词”思考会引导我们研究使用者、使用的环境（场域）、时间（历史背景）以及动作与行为的原因，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系统。用“动词”思考，会引导我们联想到是谁（主语）做的动作，为何（目的）做着动作，在何场合（地点状语）、时间（时间状语）做的动作，还有何状况（条件状语）等。这一生动的“事件”自然而然地呈现于头脑中，在这“事”中所用的工具或物（宾语）就会有明确的指向，能启迪我们认识到这个“物”或“工具”是特定人，在特定的“外因”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所用的“物”或“工具”，而不会被作为“名词”的“物”或“工具”束缚了想象力。例如，在田间劳动渴了，我们会拿大碗喝水解渴；在办公桌前渴了，我们会用瓷质盖杯喝水解渴；行走在闹市，我们会买一瓶矿泉水解渴；在荒郊野外，我们会用手捧着清泉水解渴；在国宴上不可能举着可乐罐敬宾客……。用动词思考能使我们清醒地展开事物的全流程，引导我们在清晰的逻辑铺垫下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在准确地判断存在的问题后形成正确的思路。

　　思考的起点不是“物”，不是名词，而是“事”。由动词引发对特定人的动作、行为所处的物境、情境、意境的思考。设计的智慧就在于打破艺术与实用之间过于简单的对立关系。如此，就会实事求是地发现新问题，创造新概念，开发“新物种”。

　　设计不只是一种专业，也不只是一种知识和技巧，它是一种智慧。科学、艺术了不起，但是在科学、艺术还没有诞生之前早就有设计了。也就是说，设计的存在要比科学技术早得多。它是一门最古老又最年轻的学科，也是一个最有生命力的学科。

　　其实，中国传统精神早就将设计思维的本质揭示出来了。“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绝不是抱残守缺，而是明确地告知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需求是永恒不变的，变的只是解决衣、食、住、行、用、交流的载体。即便科技再发展一万年，人类的这个本质需求也是不变的，人类仍会遵循这个不变的生存目的，会随“外因”即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创造新载体、新工具、新方式、“新物种”。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事理学”。

　　例如，建筑中的“墙”是名词，但是如果设计仅仅用“墙”思考，至多是毛石墙、砖墙、大理石墙、轻钢龙骨墙、壁画的墙……，这样的创意永远被局限于材料、工艺、技术的堆砌，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在人类的创举中，有万里长城、护城河、保险箱、镂花窗长廊、博古架、幔帐、绿植……，还可以采取改变墙体表面处理、抬高地面、提升吊顶、变化空间风格等手法来分隔空间，制造氛围以达到“墙”的抽象目的——或抵御、隔绝、保护、保密；或纪念、象征、庇护、依靠；或引导、交流、沟通、借景；或温暖、愉悦、提示、乡愁等。这就是设计为了达到认知的目的所必须具备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唯独人类才具有的思维能力，也是人类能在劳动中创造工具进化至今的原因。有了名词的“墙”，人类就会把它当成阻碍而突破它，也能将意念寄托于全新的载体。设计只有具备了抽象思维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今天的问题，因而也才能不断地创造性地解决明天的问题。

　　抽象思维是解决设计永恒的“初心”问题——即“事理学”的目的，这是设计思维逻辑的前提，能够激发我们“举一反三”“风马牛效应”的联想能力。但是，我们也要阐述清楚，在目的明确的基础上，如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又实事求是地创新，而不至于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动词”思考方式——在目的确定后，要研究“外因”即特定时间、环境、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这样的设计思维逻辑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至于陷入脱离实际的空想之中。

　　试想白垩纪恐龙遍布天上、地下、水中，而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的气候巨变，使恐龙家族很快就被“外因”所灭绝。因此，任何物种或人造物若不能适应“外因”的变化，只能被淘汰。但为了适应“外因”，改变“内因”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师法造化”“物竞天择”“审时度势”的自然规律。任何生物的进化或突变都是为了提升适应度。适应、适度、适可而止不仅仅是“天道”，也是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逻辑。设计的认知逻辑必须建立在“目标系统”与“外因”统一的基础上。之所以说“内因”是主导因素，恰恰是因为“外因”变化了，若“内因”不接受改变，就适应不了时代、环境，就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或淘汰。

　　设计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设计活动总是在某些特定的限制下进行的，在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文脉或特定技术条件，甚至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局限下，设计活动表现为一种为适应外部环境（外因）而采取的有限合理的选择。设计合理性其实就表现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这就是设计认知的逻辑。研究、认识并建立这个“实事求是”的思维过程，就是建立在观察、分析、归纳、联想、创造、评价的基础上的“事理学”的“目标系统法”。

　　以上谈的是科学的认知过程，但何为设计创新呢？设计创新就是方式、范式的创新，产业、社会、理论的创新。如此不断循环往复，就是设计的思维逻辑。然而，中国工业设计人才的培育需要有人默默地耕耘。只有土壤改良好了，认知逻辑清晰了，工业设计才能在中国深深扎根。只有坚持、坚持、再坚持，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出“中国方案”的硕果！水面平静后才能映射风景，心灵平静后才能反思人生，进而鉴别真伪、明辨是非。只有能在噪音纷呈的环境里辨别天籁之音者，才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在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势必要创造出有特色的“中国方案”。而中国设计则是通过设计的思维逻辑推理出未来发展之路，创造出未曾有过的生存方式，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八、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认识论

　　学习继承中国文化精神不能停留在“符号”“元素”“器物”上。这些传统形式皆是彼时彼地先人们为了生存繁衍所创造的成果，而且从未停止过创新。石器、陶器、青铜器、漆器、瓷器、木器、纸张、丝绸等从未停止过创新！而其民族精神却一脉相承延续至今仍熠熠生辉。我们的祖先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融化在我们血液里，镌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如今，我们作为后来者，头脑中的这些记忆还需不断地揭示、强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设计方法论。

　　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告诉我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顺其自然，师法造化，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物竞天择，适应外部因素；要因人而异，因材致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时而作，与时俱进，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留有余地，适者生存，各得其所，一叶知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天人合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同时也告诫我们，要恰如其分，适可而止，过犹不及，适得其反；切忌节外生枝，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弄巧成拙，不为已甚，无病呻吟，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穷奢极侈……

　　中国的文字象形会意，最典型地映射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中国的成语中更有许多意蕴深邃的哲理。学习汉语不仅仅为了识字、造句和撰文，也许更重要的是深挖、领悟、继承古代先民处世为人之“道”。这样我们才不会牵强附会地滥用传统文化中的元素、符号，以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姿态，传承并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自信。

　　民间有句谚语：“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句谚语意味深长，其实就是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中国认识论三部曲。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步，看山是“山”，即凭感官感觉山的形体状态，并且用肢体攀爬体验感受。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二步，看山不是“山”，即用头脑感知山势，思考、比较其他山脉，研究分析山脉的形成原因，研究组成山体岩石的成分、元素，以抽象出规律，进而推理以形成概念和理论。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三步，看山还是“山”，即运用头脑中认知的规律、概念和理论观察其他山脉，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地感悟、破译乃至预测其他山脉的成因、年龄、构造、质地等，提出创新的认知。有诗为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格物—致知—致志—“再格物”的这个认知逻辑，早就被民间的智慧掌握了，并在传承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若我们继承并掌握了这个认知逻辑，我们就明白14 亿国人或 75 亿世界人口的需求，绝对不是“物欲”之“看山是山”，而是“看山还是山”之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求”之“山”了！

　　这就是设计的思维逻辑，也是积淀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认识论。

　　结语

　　“中国方案”的设计战略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不是只看表面的现象。

　　遵循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着力探索“提倡使用，不鼓励占有”的“服务设计”——设计产业创新！这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也是设计界践行“中国方案”的战略目标、实践路径和认知逻辑。

　　艺术家，见自己；科学家，见天地；设计师，见众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决定我们国家归宿的，一定是我们的愿望和能力综合而成的那个民族智慧。

　　责任编辑：赵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