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美学家、环境美学创始人之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哲学系荣休教授卡尔松(Allen Arvid Carlson，1943-2025)对当代美学的发展卓有贡献。除相关学术论文外，卡尔松已出版的著作有《美学与环境：对自然、艺术与建筑的欣赏》（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2000）、《自然与景观：环境美学导论》（Nature and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2008）和《功能之美》（Functional Beauty,2008,与格林·帕森斯合著）。此外，他还与其他学者合作编辑了《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1982，与巴利·山德勒合编）、《自然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2004，与阿诺德·伯林特合编）、《人类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Environments,2007，与阿诺德·伯林特合编）和《自然、美学与环境保护论：从美到责任》（Nature,Aesthetics,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Beauty to Duty,2008，与西拉·林托特合编）等。目前，他本人独著的所有学术著作在我国均出版了中译本。21世纪以来，卡尔松在我国环境美学界和生态美学界已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一、作为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典范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 

　　艾伦·阿维德·卡尔松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创立者和拓展者之一。在这一美学的新兴领域，他辛勤耕耘了50多年，作为“环境美学”这一学科的命名者，他为环境美学学科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提出了许多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为环境美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卡尔松最重要的学术创新是他关于环境美学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Scientific Cognitivist Theory）。 

　　 2007年11月至2008年10月，在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下，笔者到阿尔伯塔大学哲学系访学，跟随卡尔松教授学习环境美学。这段时间卡尔松正处在学术鼎盛期——他所创立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核心框架已然完成，正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将环境美学这个新兴领域带入开疆拓土的新阶段——从自然环境美学到人文环境美学，从环境美学到日常生活美学，乃至功能美学。对于自己的环境美学，卡尔松既善于自我辩护，也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质疑，尽量吸纳不同意见。在笔者与卡尔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除了编译他的两本文集与著作，以及本人撰写的一本集中研究其环境美学理论的专著外，最重要的是笔者通过网络对他进行了两次学术采访，请他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我则代表中国学者向他提出一系列感兴趣的问题，他一一作了回应。这两次采访对当代中国环境美学界的学者们较确切、全面地了解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理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研究视为当代环境美学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因为它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当代环境美学建构与展开的基本历程。早在1974年，卡尔松就正式提出“环境美学”这一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其“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创建期。在这一时期，他为环境美学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首先，他认真反思西方自然审美传统中种种“不恰当的”欣赏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关于环境美学的核心观念，即欣赏自然的正确方法，他称之为“环境模式”（Environmental Model）。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两大理论要点：一是客观地对待自然的哲学立场，二是在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下正确地欣赏自然的可操作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卡尔松将环境美学论域分别拓展到自然环境、人类影响环境和人类环境三个方向，进而他又将其心目中的环境美学转化为一种“功能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退休后，卡尔松的美学理论进入自我超越的新境界。一方面，他积极地将环境伦理学说引入环境美学，使自己的环境美学理论更为丰满、厚实，因而也更具阐释性；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地与中国从事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代表学者进行对话，承认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对当代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观念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界极为突出，因而更见其可贵。 

　　二、“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价值：从特殊性模型到普遍性模型 

　　笔者对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最初接触这一理论的几年里，笔者对该理论的判断是：这是一种很独特、很有趣的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阐释模型。众所周知，美学自创立之初即被其创立者界定为“感性学”，因而美学所研究的审美活动属于人类的感性的精神生活。对于人类审美活动的这种感性特征，康德曾给出非常严格的界定： 

　　鉴赏判断却根本不是建立在概念上的，它任何时候都不是认识判断，而只是一个审美判断。 

　　可是，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却偏偏强调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重要性： 

　　就像“严肃的”或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要求有关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一样，对于自然的此类欣赏也要求关于自然史的知识——即自然科学，特别是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之类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 

　　 卡尔松的核心的观点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能够揭示自然对象和环境真实的审美特性。对于大部分中国学者来说，无论是面对近代以来西方的美学传统，还是中国自身的古代文化传统，要接受卡尔松的理论都很不容易。就笔者自身的自然审美经验而言，这种理论似乎也很奇怪。作为一个文科生，笔者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性知识很少，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欣赏自然的审美雅兴，怎么能说“知识”对自然审美很重要呢？这是我心中的疑惑。也正是这种疑惑，让我发现了卡尔松环境美学与现代美学传统以及大众自然审美直觉很不一致的观念与立场，这一理论的独特性深深地吸引了笔者。笔者认为，对中国当代环境美学而言，“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应当成为一个十分珍贵、功能独特的参照系。当笔者把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引入中国美学史研究后，笔者对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产生了全新认识，笔者意识到，从当代中国人反思自身的自然审美传统的角度看，确实需要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审美活动的支撑。因此，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是反思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的一种十分必要的理论参照。 

　　随着对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把“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仅仅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在审美感性中强调科学认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此一来会大大地削弱这一理论应有的普遍性及其理论潜能。相反，它应当成为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所必需的一种基础性的理论要素。因为无论对一个自然审美欣赏者而言，还是对一位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家而言，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客观地对待自然的立场，没有对所欣赏或反思的自然对象清晰的、正确的、细致的和深入的科学性认知，要想真正环境地或生态地欣赏和理解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应当成为当代自然审美欣赏，以及当代环境或生态美学理论必要的、基础性的理论原则。 

　　一方面，“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对象导向”（Object-Oriented),即客观地认知自然对象的原则，为整个自然美学，包括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确立与拓展，奠定了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因此，它应当成为自然美学第一性的哲学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必须忠于自然，尊重自然，必须欣赏自然对象与环境自身确实具有的特性与价值，而不能在自然欣赏中张冠李戴或指鹿为马。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中充斥着“以物比德”“借景抒情”与“以物自适”之类的“涂抹”自然的趣味与惯性，这与当代环境审美和生态审美所要求的“自然对象与环境自身确实具有的特性与价值”存在巨大的差距，其症结在于持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观念的自然欣赏者与自然艺术家们总是“主观地”对待自然。 

　　另一方面，“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为传统的自然审美成功转化为环境审美和生态审美提供了可操作路径，那就是自觉地借助自然科学知识，积极地将环境科学与生态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对社会公众而言，就是关于无机界的地质学、天文学和有机界的动物和植物学等方面的博物学知识）引入自然审美之中，以便欣赏者能够在清晰地认知环境、深入地理解生态的基础上去审美地欣赏自然。如果有人怀疑这种环境或生态知识对环境与生态审美欣赏的必要性，那么不妨如此自问：既然在艺术审美欣赏中人们乐于承认“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么，在审美地欣赏自然环境与生态的活动中，人们为什么却可以容忍甚至炫耀自己对自然的无知呢？ 

　　所以，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只有将“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核心立场（客观地对待自然，并强调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作为自身的一种基础性和普遍性原则，而非其中一种很有个性的理论分支或学派，才能成功地将自己区别于传统的自然美学，从而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当代性的“新美学”。可喜的是，在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界，有学者已然在其生态美学基础理论中欣然接受了卡尔松的核心观念：将生态知识视为生态审美的要点之一，同时视为生态美学反思传统美学的工具。 

　　 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不仅对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十分必要，同时也为当代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教育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支撑。立足于环境美学，我们发现了博物学与自然审美之“视界融合”：此二者共享对自然的好奇心、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自由精神，以及对自然之真和自然之美的赞赏。博物学对自然之测量、命名与分类可理解为深度欣赏自然所需的前期功课。在环境美学的视野下，我们可将博物学理解为恰当的自然审美的必要基础和理想范式，因而我们可以提倡一种以博物学为基础的自然审美。由此，博物学与自然审美的融合拓展了博物学的文化功能。由于该理论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的重要性，这便为当代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教育提供了可行路径。具体而言，这一立场可转化为社会大众自然美育的一条具体有效的路径——博物学与自然审美教育的联合，让博物学（至少包括生物学、地质学和生态学等）这一面向普通大众的自然科学知识系统成为自然美育的强有力盟友，通过向社会大众大力宣传博物学，在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中培育新趣味、新感性，从而告别仅强调审美趣味的传统自然美育观念。 

　　 笔者将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与中国美学相结合，主要表现在用该理论反思中国自然审美传统。如果说卡尔松发现了西方人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容易犯的两种错误——“对象模式”（Object Model）与“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l)，那么借用卡尔松的理论，笔者发现了中国人在欣赏自然美时容易犯的另外两种错误，即“以物比德”与“借景抒情”。从逻辑上说，这两种错误与上述西方人所犯错误本质相同——都是因为主观地对待自然而成为“不恰当”自然审美的典范。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存在着一个很深刻的悖论：一方面，与西方自然审美传统相比，我们的古代文化史上存在着一个极为久远而普遍且深厚的自然审美传统，描摹并称颂天地间的各类生物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本能，以至于离开了刻画与歌颂自然，中国人似乎都无法独立地表达自我，这有力地证明着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真挚深情；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当我们想如实地欣赏自然时，似乎只能停留于赞美与描摹各类自然对象外在的形色声味等方面的魅力，即肤浅地、形式主义地欣赏自然。当我们欲深刻地表现自然时，却又往往不得要领，从而陷入主观地想象自然、随意地涂抹自然，以及追求适性于自然，即在自然中休闲与自娱。对所欣赏的自然对象与环境自身的内在特性则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进一步，也缺少做此种了解的文化热情。 

　　 如果“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在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领域的核心观念是有价值的，即我们认可“客观地对待自然”的理念，从而应当尽可能正确、丰富和深入地了解自然，那么，对于当代的自然艺术，即以自然对象与环境为题材与主题的艺术，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山水艺术（山水画、花鸟画与山水诗文）透露出对待自然的五种态度：以物娱目、以物比德、以物兴情、以物启智和以物畅怀，这有突出的人化自然和功利地利用自然的痕迹，不利于独立、深入地呈现自然。当代中国的自然审美与山水艺术需要引入客观地对待自然的态度，以自然科学知识深化对各类自然对象及环境的认识，确立自然内在的价值观念，培育尊重自然、平等地对待自然的环境伦理，养成深入、细致地探究自然生命秘密之新趣味。当代自然艺术家们需要自觉地超越主观对待自然、人为涂抹自然，以物比德、借景抒情和以物自适的传统思维惯性，需以自然为道场，虔诚地“外师造化”，做深入、细致了解自然的“格物致知”的功课。自然艺术家们首先要做自然的知音，方可恰当地刻画与传达自然之真与自然之美，开启呈现当代山水艺术之新境界。 

　　三、“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薄弱环节 

　　在充分肯定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之于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独特性及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对理想的环境美学而言，它是一个尚未完善的理论模型。为完善该理论，笔者近年来做了一些拓展性的工作。 

　　 首先，关于“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卡尔松只提出了“环境模式”这一核心概念。但是，关于“环境模式”的具体内涵，他语焉不详。在对“环境模式”的论述中，卡尔松提出“自然是环境的”这一论断。但这一论断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关注自然与环境的人，至少对一般的欣赏者而言，自然不一定是环境的。自然能否是环境的，这取决于欣赏者的视野与态度，当我们欣赏的是个体的自然对象时，自然就不是环境的，而是对象性的；当我们欣赏的是一组自然对象，即群体自然时，自然便可以是环境的，这时欣赏者需要关注不同个体自然对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我们通常会面向三种不同的“自然”概念：其一，作为个体对象的自然，这是传统自然审美的主要领域，即欣赏单个的、特定的自然对象的审美价值，如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之美；其二，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然，这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所提倡的自然审美层次，比如对一片景观或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审美欣赏；其三，作为整体的自然，如庄子所言的“天地之大美”中的“天地”，或今天所言之“宇宙”。据此，笔者将卡尔松的自然欣赏理论拓展为两个系统——个体自然欣赏系统与环境自然欣赏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下分别回答“自然欣赏到底欣赏什么”这一问题。依笔者看来，当我们欣赏个体的自然对象时，“自然美”的具体内涵应当包括以下四个要素：物相、物性、物功与物史；当我们欣赏群体自然时，“自然美”或“环境自然美”的具体内涵应当包括以下三个要素：多样性、有机性与互依共生。关于卡尔松提出的对待自然的客观性原则，笔者将它细化为“两种客观性”：“认识论客观性”与“环境伦理客观性”，为这一理论补充了环境伦理的维度。实际上，正是环境伦理学首次提出关于大地的“整体主义”（Holism）立场，这为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强调环境地而非个体地欣赏自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于环境伦理学提出新的美德伦理，即强调当代人类应当具备关爱、尊重和敬畏的环境伦理，对环境美学而言更是一种崭新而又十分必要的文化维度。卡尔松在后来的文章中对此有所回应，承认了这种补充的必要性。 

　　 其次，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最大逻辑缺陷或理论弱点是未能回答理性的科学认知因素在自然审美这一感性精神活动中如何被运用，即自然审美欣赏中认知理性与审美感性的合作机制问题。康德曾明确提出，审美欣赏不依赖于概念，而科学知识则由概念构成。人们也普遍地感受到，审美与科学分属于感性与理性两个不同的领域。据此而言，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还需要最后一块合龙石，以标志该理论逻辑建构的完成，从而成为一种完善的环境美学理论。可惜，卡尔松未能完成此项工作。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佛教唯识宗的“转识成智”命题来处理“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困境。我们可以将认知理性在自然审美经验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细节性的科学知识细化既有的自然审美经验；二是范导性知识——范畴引导和规范自然审美经验产生的基本方向；三是认知理性的理解功能深化欣赏者对所欣赏对象内外在特性、功能，以及对象间互依共存功能合作关系的认识与体验，提升自然审美经验的内涵；四是认知理性及其成果——知识积极参与自然审美活动，长期薰习审美感性、积淀于审美感性，最终二者融合，转化为一种新型审美直觉。上述四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认知理性在审美经验产生中发挥作用的“转识成智”过程。“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不仅是有效阐释自然审美欣赏的一种独特路径，同时也是一种有力地解决自然审美经验古今之别和雅俗文化分层的普遍性理论模式。由此，我们便可为该理论补上最后一块“合龙石”。 

　　 最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最易遭受异议之处莫过于其关于“恰当自然审美”的观念。他认为，凡是未能自觉接受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只是外在地欣赏自然对象诸外在形式特征的自然审美均可斥之为“肤浅的”审美，因而是“不恰当的”欣赏，唯有自觉地接受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的自然欣赏才是“恰当的”。卡尔松据此提出了他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这种“恰当自然审美”则是该理论的必然要求。然而，笔者以为，从定性研究的角度将所有不具备专业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参与的自然审美均定位为“不恰当的”，即“错误的”欣赏，也许用力过猛，有苛责之嫌。众所周知，在19世纪以来近现代科学技术昌明之前，人类极为漫长的自然审美历史都是没有专业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知识参与的，但我们不能将此种语境下的所有自然审美欣赏判定为“不恰当的”。也许，我们可以将有科学知识参与和没有科学知识参与的自然欣赏做一种更智慧的划分，而不去强调二者孰更“恰当”、孰不“恰当”：无论古今，没有专业性自然知识参与的自然欣赏可理解为一种对自然的基础性欣赏，这种欣赏主要以欣赏诸自然对象外在最显著的各种感性特征为主要内容；而在现代语境下，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与原理不同程度地参与的自然欣赏可被理解为一种更高层次或专业性质的自然欣赏，它是现代自然审美的一种精致化形态。就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而言，一方面，由于自然审美的具体对象发生了转换——从个体的自然对象转换为群体的自然对象；另一方面，自然审美的焦点也发生了转移——从对自然对象的内在特性的欣赏转换为对群体自然内部诸自然要素之间内在功能性生态关系的清晰认识与深度理解。这样一来，当代自然审美，特别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意义上的自然审美，从本质上看，只能是一种严肃的、有深度的、专业性的高层次审美，即各类自然科学知识与原理深度参与的自然欣赏，此之谓当代自然审美的“精致化”。 

　　四、互鉴与相融：全球化时代学术演进的典型个案 

　　 卡尔松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自2009年退休之后，他仍笔耕不辍，毕生致力于环境美学的不断推进。他始终拥有开放的学术心态，能够不断地超越自我。这种理论上的自我超越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自觉地将环境伦理学说引入环境美学，以至于对后期的卡尔松环境美学，即退休之后的卡尔松提出的环境美学理论来说，再用“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来命名多少有些不恰当了。因为“科学认知”已经不再是卡尔松环境美学的唯一关键词、唯一理论视野了，在“科学认知”之外，还包括了环境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其二，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卡尔松退休后怀着巨大的学术热情，密切关注来自中国的学术信息，积极地与从事生态美学研究的曾繁仁教授和程相占教授等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互动。在这一次次学术交流中，卡尔松热忱地接纳了来自中国的“生态美学”这一关键词，而且，在中国学者的影响下，他真诚地认为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对当代环境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因此，卡尔松在当代中国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界颇受敬仰。 

　　 如果说卡尔松晚年致力于研究来自中国古代与当代的相关学术思想，那么笔者近二十年来则进行着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工作：积极地将卡尔松的环境美学思想融入当代中国的环境美学研究之中，让它成为中国学者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的重要参照系，谋求中国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卡尔松是对笔者学术研究影响较大的学者之一。因为笔者的研究领域最初是中国美学史，但自从接触了环境美学后，便自觉地将研究领域转到了环境美学。这二十多年来，环境美学成了笔者用力最勤的学术领域，并最终实现了环境美学与中国美学研究的某种程度上的融合。近年来，笔者一方面致力于拓展和完善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谋求此理论与中国美学语境的融合，期望在以此理论反思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的同时，又用中国古代审美资源丰富和充实该理论，从而实现环境美学理论的长足发展。 

　　总之，作为分别来自西方和中国的学者，卡尔松与笔者都有着共同的学术理想，都想真诚地走向对方，努力地理解对方，都想成为对方文化的知音。这大概是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对话、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从某种程度上说，笔者和卡尔松的个人友谊与个性化的学术工作对当代环境美学的国际性价值正在于此。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