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功夫”已因其出众的文化传播力、高度的象征性以及深刻的哲理性成为中华文化举世闻名的标志性符号，甚至使很多外国友人产生了中国人人会功夫的印象。然而，在中文语境中，“功夫”并不仅仅指武术，而是包含一切身心修炼的生命实践，是传统文化之核心反映于现代生活的鲜活写照。 

　　生活中处处见功夫，是日用常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会功夫”也确实不虚。正如倪培民所说：“任何来自实践和修养的技能，如绘画、写作、舞蹈、烹饪，甚至待人接物、齐家治国等，都可以说是功夫。”功夫浸透着人对自身和世界的体悟，凝聚着心力、物力，也集中贯注着个体生命自我塑造、自我安顿的精神诉求。可见，功夫与“艺”存在着深刻关联。一方面，人生在世所欲求的各项技艺，包括实用性及美学性的技艺，均须用功方能掌握，在与事物交涉时展现功力；另一方面，人们也将本己生命作为功夫践履的对象，在领会如何生活的同时实践着自我革新的创造性活动。内在的性情慧命与外在的宇宙万物在功夫修养中相交，形成我之身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生养共畅，是为中国功夫哲学的内外交养之道。 

　　一、从“艺”到“养”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艺”原初都指一门技艺。在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中的“艺”（原字为“埶”）字就作一人手执草木之形，取种植之象。因此，《说文解字》释“埶”为：“种也。从坴丮。持而种之。《诗》曰：‘我执黍稷。’”进而引申为各种才能、技术。显然，“艺”字来自先民鲜活的农耕劳作，并且在源头上就烙印着一层“养”的隐含之义。种植草木就意味着培养蕴育，农事之艺的成功运用能实现民众安养，衣食富足。同时，要想农事取得成效，必须“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礼记·中庸》）。农艺经验让先民深切地领略到天地“生生之大德”，宇宙自然生养万物的造化之功体现为生气盎然充沛，亨通统贯，而人托身其中，与万物同生同养，“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自然赞同并遵循天地人和之道。因此，儒家尤其喜欢以植物生长为譬喻来阐述“仁”。如程颐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 朱熹说：“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作为生之性的仁既然是生命内在本具的，“非由外铄我也”，那么修身功夫的重点自然就落在观照内在生命的“养”之上了。可见，“艺”之为字，从文明发源处就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事逻辑和社会理想指引了方向。 

　　恰恰是在技术统治的当下社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一古典命题愈加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了。在“志据依游”的整全图景中，“求道之志”遵循天人一贯的仁，肯定人与万物生生滋养的气运条理，以“游于艺”的方式涵泳浸润于日用常行的社会生活。游艺有道，“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具体现实的技艺实践，承载着对目标（道）和尺度（德、仁）的统一规定，就被纳入“率性修道”的教化之中。社会形态的变迁使艺的内容相应发生改变，各行各业需要不同的艺能，“志道游艺”的功夫哲学正可大显身手：因“变化气质”而带来个体的全面革新，并通过“内外交养”或功夫的“外体化”来推动当下社会制度、公序良俗的改善，形成群众自然而然遵循公德、提高觉悟的社会效应，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任何技艺本身都是针对某一个别事物的，因而是囿于一隅的，正所谓“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庄子·天下》）。若无“大全一体”的观念，就极易执于一端，“得一察焉以自好”。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在“求真意志”支配下片面追求技术进步的弊端，已在古人对技艺的思考中有所体现。“游于艺”是以道的“大全”“该遍”为前提的，由对经典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乃至美学性“四艺”（琴棋书画）、实用性百工技艺等的操习上升为宇宙维度的求学兼审美活动，蕲向于“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庄子·天下》）。如此，游艺功夫方能进达“健全”。健为天行之德，全乃大道之本，由天道而言人道，赞颂生命人格之健全。在儒家看来，生命内在本性就是仁，人与万物本具的生命力或曰“生意”“生机”“生气”，即源于“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这种生命当然是昭昭灵灵的。“此心光明”既是生命原初的尽善尽美，也是功夫修养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宇宙论的独特图景与本体论的价值趋向，决定了功夫哲学注重“养”的特质。养既规定了个体生命功夫操运的实践方法，如培养谷种一般养人性固有的生生之意（仁），即“养生”“养吾浩然之气”，也规定了人对待天地人伦的基本态度，养护万物生长、社会和谐，令“并育而不相害”。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同样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成就，自有其宝贵价值，但对技术近乎偏执的片面追求，反而塑造了一种颇具威胁性与压抑性的社会控制形式，并不利于整体生命的畅遂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当我们再次回忆起功夫哲学，从“志道游艺”出发，或能别开生面地为反思技术、安顿生命找到另一种可能性，即构建一种“以游以养”的生活方式。求真，不仅意味着探求自然物理的真理，也注重内在德性的反其天真。后者既是本体论层面性理的真，又是境界论层面天人合一的真。 

　　“求道之志”与“游艺”“养生”的融合，顺应了天地和乐的精神和生命自然生长的节奏，使人在通向自我完满、成己成物的人生旅途上优游适意，日用常行合乎中和之节，健全条畅，涵泳性情。因此，从先秦士人通学的礼乐射御书数，到凝聚文化精神的琴棋书画，再到现代的学科体系及产业分工，技艺修习的内容虽然因时而转、因人而异，但“以游以养”的功夫实践方式，依然能使人借助具体的艺事操习通达天命人性的大全。 

　　二、作为内外枢机的游艺 

　　功夫哲学有成己、成物的内外两个维度，而“游于艺”既能促成内养又能促成外养，更能会通内外，实现内外交养。从上文可知，汉字“艺”本身在字源上就与“养”的观念有深度关联，而“游于艺”则更鲜明地将这层关联展现了出来。“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礼记·学记》）古人的治学理念是“兴艺乐学”，以“藏修息游”的方式展开。因此，鼓瑟鼓琴、舞雩咏归的风致总在经典中闪耀，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旷达长驻国人心胸。这种充溢着审美韵味的广大气象，往往在艺术活动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并且，中国哲人的道说方式也受此滋养而富有诗意。 

　　朱熹就把握住了“志据依游”与“养”的关联。依于仁、不违仁，“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于艺正是适于物、适于事的。“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可见，正心养性与应务任事两不偏废，无论从事何种技艺，都能怡然自乐，“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朱熹认为，这便是儒家的为学之道： 

　　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长期以来，游艺与志道、据德、依仁之间，总被理解为存在轻重之分，但“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恰恰彰显了游艺的重要意义。因为志道、据德、依仁，均只言及道心德性之大者，而只有通过游艺方能不遗“小物”而融贯本末、内外。因此，将艺视作末技而加以轻视的做法深可怀疑。从“本末”隐喻来看，本指树的根部与主干，末指树的枝杈及树冠。显然，本末相依而成，孤本无末则黯然无光，光辉、茂盛、神采均有待于末而成。从“艺”培植草木的原义也可见，只有“本末兼该”才是养育的目标，君子进德修业正是全面的事。 

　　将艺作为君子务本之外的“余事”，乃至相对轻视百工技艺的理解，容易滑向空言道德，实则道德亦不可成。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立身成德的途径正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易于调动情感、兴发志趣，能借弦歌、讽咏、赞颂等感动人进而引导人，故说“修身当先学《诗》”；礼是立身的关键，“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只有学礼方能卓然而立；乐易于陶冶情操，可以“养人之情性，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说“乐所以成性”。三艺还是互相成就、环环相扣的，如“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如此看来，《诗》、礼、乐三艺之学，不仅不是轻者、末者、余事，反倒是成德成性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正如元代许谦所说：“游艺即志道据德之方。” 

　　 由此可知，游心于艺事，本是君子内养之事。同时，外养也是游艺自然的趋向。如《诗》、礼、乐三艺，不仅是君子立身成性必备的功课，也是“以政教养天下”的始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诗》、礼、乐是三艺也是三教，正是儒家设想治国平天下之政教秩序的核心。毕竟《礼记·经解》也引述了孔子之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个人之修养与天下之教化并行不悖，均仰仗于艺事之成就。正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礼记·乐记》）。对这段话，人们习惯于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单拎出来，将德与艺分为高下有别的两段，这种理解或许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从整段看，德、艺、行、事，均是圣王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有上有下，有先有后”不过是表明实践的条理，并无价值评判的贵贱。 

　　 艺之所及，天文地理、礼乐典章、名物度数以及百工技艺，皆是国家兴盛必不可缺的，中华文明的繁荣是全面发展的繁荣。直到宋明，中国的技术水平仍普遍领先于世界，这与强调“德艺双成”的政治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落实到个人身上，就必然强调“德艺双馨”“德才兼备”，同时也一并批判“德不配位”“才不堪任”。周公“多材多艺”，韩愈说君子追慕效法周公，应当“责己也重以周”：“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可见，“艺人”是需要勉力为之的。孔子之多能，令太宰感叹：“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对于通常士人不屑为之的“鄙事”，孔子并无贬低之意，而是郑重其事，也希望求学掌握。周孔给君子积极学艺树立了表率。三国时，徐干曾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艺的价值： 

　　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圣人之所不能已也。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故君子非仁不立，非义不行，非艺不治，非容不庄，四者无愆，而圣贤之器就矣……君子者，表里称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称乎心志，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纯粹内实，光辉外著……故宝玉之山，土木必润；盛德之士，文艺必众。昔在周公，尝犹豫于斯矣。孔子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与论道；识乎群艺之华饰者，可与讲事。 

　　技艺均与“事”相关，是君子必修、圣贤必备的。通艺、识艺一方面能够“以事成德”，导人恭恪廉让、中和平直，因而可上达“论道”，突出内养之义；另一方面能够“统事、御群”，如以礼乐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因而可下贯“讲事”，突出外养之义。立身成德、陶铸器识乃至治国理政、礼乐教化、任职处事，均依赖于艺能，故说“盛德之士，文艺必众”。内外交养的游艺活动，具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积极功效。“盛德”必须借“文艺”来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安上治民、移风易俗，这正是功夫“外体化”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氛围的表现。 

　　 因此，只有内外交养，方能通达内圣外王之道，而“游艺”正是交汇内外、融贯上下、会通道器、兼该本末的枢机。“游（遊）”之为字，本身就带有超越边界、往返游弋之意，故古人常说“游于方外”“游于物外”等。内外、上下、道器、本末，从来不是隔绝的，而是始终在运动中彼此交汇，以成天地之大和。对立范畴的相辅相成及沟通转化，是中国人从宇宙论图景中凝练而成的思维方式。“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不反则不能成其大、成其远。所谓“周行而不殆”，天运循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游”即是对这种“周行”运动的形象表达。《庄子》内篇起于《逍遥游》，大鹏从北溟南游，外篇终于《知北游》，隐喻大道周行往返之全体。游的运动还响应天地气运的韵律，带有音乐般的美学特征。宗白华、徐复观均认为，人们从宇宙自然领会的音乐性节奏、旋律，那种生机勃勃、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绵绵不绝的自由之美，构成了中国哲学、美学、艺术的灵魂。“游”体现了中国人对“大全一体”的领会和追求。 

　　游艺功夫的实践，可令人“纯粹内实，光辉外著”，既具有渊渟岳峙般健全挺立的人格，同时又广博多能、才堪大任。如此，方能言及内圣外王之道。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游艺”的缺环，似乎就是内圣外王之间难以贯通的问题所在。无论良知“扩充”还是“坎陷”，外王所必需的治国、外交、军事等才能都必须借助因时而转的游艺功夫来养成。正是在当下社会，容纳传统与现代、致力于内外交养的游艺功夫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它连接着生命的健全与社会机制的健全，自我革新与社会环境的革新相互促进、两全其美，从而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三、游艺与内外两忘 

　　“游”的内涵及引申之义十分丰富，包含着流动、无住、自由等意象，具有活化固态、定式的力量。“游”自古以来就与学习或功夫方法联系在一起，如人们惯称“游学”“从游”“交游”等。这显示出中国人面对学习、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从容不迫、快然自适的。梅贻琦曾在《大学一解》中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游艺正是这种“大学之道”在事上的展开，在与具体事物的照面中、在技艺实践中领悟天地之大道。受“游”的心态所规定的求知活动，是顺应生命之坦荡畅遂的。 

　　 游艺并不仅是内外交养之枢机，更是内外两忘的妙门。虽处事物之网中，而能游于物外，与物俱化，嗒然遗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这种郁勃浩荡的天地境界中，内外、上下、本末、道器皆浑融为一。程颢在《定性书》中说：“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在天人合一中，天命之性本来无内外之别，分内心、外物是表层权宜的说法。交养本就内蕴着交汇浑融之义，因此，内外两方面的践履若功夫纯青、任运自适，则精神上实已超越内外而两忘了。“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而这种超越应物之累的上佳途径，便是“游于艺”，以纵横跌宕、神气爽朗之“游”的方式来与物相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乃至“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 

　　朱熹解“游”为“玩物适情”，玩物不碍志道，适情本合天理。“玩物”是超功利之审美心灵的呈现，而“适情”是对此心灵中充沛情感的疏导。“物”本身均因某些功能而为人发现、创造和利用，在此过程中，对物的过分依赖容易导致“心为物役”，从而使人之性灵不得舒展。“玩物”的态度则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开创了道路，同时，志道据德依仁的规范性要求又保证了玩物不至于丧志。艺事仿佛水流，可于其中自在优游，也会令人沉溺。这并非艺本身的问题，而是人善不善游的问题。游溺之间，即是志道据德依仁之功夫的用力处。 

　　在“志据依游”全方位功夫方法的引导下，生命情感涌向志道的正途，不仅获得了道德性的净化，也领受美学性的滋养与神圣性的超拔。心灵在“性无内外”“万物一体”的体验中融入自然，领略到宇宙人性之美。如《周易·坤·文言》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北宋朱长文就解释“敬义立”为“内外交养”。坤之道积善积厚，包容并顺应万物，君子海涵地负，与万物同游，身心美畅，自然外发于事业。 

　　由此可见，“游艺”作为一种进德修业的功夫，也妥帖地将中国人的美学观与人生观抟揉在一起。个人的才情、性格、领悟，可经由某种艺术形式如诗词琴棋书画来获得绚烂之极的表达。在解衣盘礴、从容酣适的游艺活动中，臻于物我两忘、内外俱泯的境界。玩物有道，游于器而悟之道，桓谭称“琴道”，卫夫人、颜真卿、张怀瓘称“书道”。与事物相交之际，即便是最原始的劳作，如担水挑柴，已是妙道所在。而源自六艺、富有表现力的琴书等，便更能引人照见道之妙谛了。下面，我们尝试以琴为例来展开说明功夫哲学重在内外交养、内外两忘的特点。 

　　 琴音的太朴、中和、雅正，最适宜士君子宣情养性、修德正心，故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以琴养心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禁邪，即“御邪辟，防心淫”；二是正心，即“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值得注意的是，琴学长期是一项经学课题。明代以前，琴书基本被归入经部乐类。在传统儒学中，琴与诗、礼、乐均有密切关联，是士人修德养心的代表性器具，无故不去身。同时，琴也寄寓着“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礼乐政教理念，鼓琴不仅是一种个体性生活方式，更影响着社会治理及文化，所谓舜歌《南风》而天下治。故孔子遭厄，弦歌不辍。“续杏坛之音，鼓宣尼之操，吾徒之修养也。珑玲其声，龙吟凤鸣。妙契大造，发越七情，猗欤琴哉。”琴乐感于事、发乎心而作，能够为身处困厄的人宣导情思、力守原则，寄寓了士君子砥节砺行的信念及天下清明的理想。故而，古传琴曲曰“畅”与“操”： 

　　其道行和乐而作者，命其曲曰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犹不敢自安，不骄不溢，好礼不以畅其意也。其遇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 

　　琴中畅操之曲，表达着士君子渊渟岳峙般的操持和行道淑世的志向，具体显现了游艺之内外交养的意蕴，也为领会“内外两忘”“万物一体”打开了通道。朱熹对此就有亲切的体悟，他曾为老师刘屏山的复斋、蒙斋二琴作琴铭，留下自己抚琴操缦的感悟：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其神兮。砰然一作，万物皆春兮。我觌器宝，怀若人兮。主静观复，修厥身兮。与时偕诎，而不及其伸兮。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险而止；写之泠然者，若导其出山之泉。盖先生之言，不可得而闻矣。若其亨贞之意，则托兹器而犹传。 

　　字里行间流露着儒者优哉游哉、澄然两忘的神情，令人领略大道之可爱可乐，圣贤之可慕可学。“砰然一作，万物皆春”，有孔子天下归仁之意，廓然大公而万物非外也。取复、蒙二卦作琴名，道出“主静观复”“亨贞之意”，又从琴器琴乐上达广大精微的《周易》之理。主音的往而复回，节奏的抑扬顿挫，音乐的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之和，泛散按三种音色对天地人和的象征，都凝聚着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审美态度。朱熹所说“盖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寓于琴而得到生动彰显。众琴人对此均有真切领悟，如《五知斋琴谱》有序说：“自太极蕴理，一气中通，而天地复姤之机，日星海岳、神人草木昆虫之变化，五行四序八风之迭运乘除，罔不六气所布而七声以宣。” 

　　陆游的话“工夫在诗外”，点出学艺的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技术的工巧狡狯，而在于对恢宏博大的宇宙造化之道的领会与把握。同理，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人们也常常称“功夫在琴外”“功夫在书外”，甚至在武术练功时还说“功夫在功外”。这种或可称之为“功夫在艺外”的表达式，正表明了中国功夫哲学中对技与道周洽圆融的追求。在传统文化脉络中，天地复姤之机、阴阳造化之理，几乎在所有技艺门类中均是形而上的根据，为技术实践提供范导性原则。 

　　这里虽然以古琴为例，但是内外两忘、臻于道的高境界与大格局，显然并非古琴等艺术的专属，而是一切劳作技艺均能达至的，如庄子的“庖丁解牛”所示一般。功夫践履在游心寓目、知几其神的状态中进行，人生境界展现为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盛美气象。由此，从功夫哲学也可自然开出一种与生命实践通流的功夫美学。这种天地境界并非纯粹个人的感悟，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似可称之为境界上“德不孤”式的“共在”。同时，此境界也展现着雄厚的德性外化的力量，不仅引人希慕、效法，也对社会规范及文化施加着无法估量的正面影响。 

　　结语 

　　游艺体现出功夫哲学不局限于心性修养，而是关涉广泛多样的生活技艺。从“事上磨炼”到“事理一致”，游艺不仅是内外交养的枢机，也是内外两忘的妙门。将进德修业的功夫涵泳浸润于日常妙用之间，成德与成才兼备，始能蕴养生命之健全，契合内圣外王的整体需求。道与器、道与技、内与外、德与艺等范畴本具一种周洽的圆满，个人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环境协调互动，经由以游以养的功夫哲学得到了贯通。 

　　游艺操习突出了劳动与百工技艺的价值，实用性、美学性技艺均可实现内外交养及内外两忘，因而可以平滑地衔接当下分工细化的经济结构，响应群众对美好生活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向往，促进社会制度、公序良俗及文化氛围的完善。王阳明指出“人要随才成就”，“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技艺才能的成就与领悟道之大全一体并行，于是而能“不器”，从片面的“一曲之士”超拔为全面发展的人。 

　　功夫哲学蕴含着自我滋养、自我革新、自我解放之意，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生命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功夫这一文化象征不仅易于引发人的情感共鸣，激活伦理与美育实践，从而唤起文化自信自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因其广泛知名度和强大传播力而成为与世界各大文明交流的通道。只要人们仍然追求美好生活，关怀生命的终极意义，那么功夫哲学就始终具有常青不衰的活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